作者：祝勇


一
　　
　　1972年，著名画家陈衍宁把他两年前完成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重画了一遍。这幅画参加了该年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国美术展览”，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对开画页，从此轰动一时，给陈衍宁带来了极大声誉。此后两年，陈衍宁放弃了宏大视角，开始关注普通人，于1974年完成了油画《渔港新医》。这幅画上的普通人已不再像《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那样以人民的名义集体亮相，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个富于青春活力的赤脚医生。她倾斜着身体，提着一只洋皮铁桶，在为渔民送药。作为疾病的抵抗者，她有着与身份相符的健康的体魄，透过她穿着的广东渔民的宽松服装，可以感受到她身体内部的力度和肌肤的弹性。作为她身份的象征，那只踩踏在船帮上的赤脚格外引人注目。那是经过海水浸泡并被南国充沛的紫外线照得通红的赤脚，上面记载着一个年轻的赤脚医生的全部履历。
　　我熟悉这幅画是因为它曾经被印刷成年历，很长时间贴在我家墙上。那时我的腿部刚刚做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腿被石膏固定成一个姿势，并且要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维持这个姿势，即使睡觉也不例外。那段日子里，那个健壮的女孩是我唯一的朋友——我甚至企图与她对话。她的嘴唇微张，正是想要说话的样子。在阴郁的北国冬季，这幅具有强烈的户外光影效果的油画照亮了我的整个房间。我坐在床上不能动，常常望着她的那只脚发呆，想象着行走和奔跑的感觉。脚、船、大海，这些意象既对我形成蛊惑也对我构成伤害。成年以后，我长期在南方游走，或许就是为了完成当年那个病童心中曾经许下的诺言。
　　赤脚的女孩给我某种安全感，因为她是医生，并且拥有健康的青春。她为我提供了完美的身体范例，为我多病的躯体指明了方向。她部分地缓解了我伤口的疼痛，并对自己成长中的身体满怀憧憬。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当时所有的美术作品中，赤脚医生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少女的形象出现。这标明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一个年老的中医出现在我们面前，会让我们备感信赖，但在绘画上却恰好相反。我猜想画家们在潜意识中赋予赤脚医生以欧洲古典绘画中女神的职能，她们对于生命的诠释不仅来自她们的职业，更来自她们的躯体本身。
　　我能够脚踏实地之后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描写赤脚医生的，叫《春苗》（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年摄制，导演：谢晋等)。这是一部用以证实“文化大革命”正确性的影片，因为在春苗眼中，医疗系统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黑线，只顾研究脱离实际的“尖端课题”，根本不管贫下中农的死活，必须对它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赋予赤脚医生田春苗以无所不能的超人本领。在以“巫”的面目出现的贾月仙衬托下，田春苗的“神”的功能得以强化——她兼具了神的仁慈和业务技能，这一德艺双馨的角色不仅使老贫农水昌伯的腰腿病得以痊愈，而且使他的身体被派上更大的用场——亲自参与到同卫生院院长杜文杰的斗争中去。撇开本片的政治含义不谈，这部影片让我目睹了疾病对于生命的蚕食过程，和人们对于疾病的艰辛反抗。这对于生来就多病的我来说无疑更有现实意义。春苗手中银针法力无边，它用最小的接触点激活了身体内部最大的潜能，那些在人体解剖图上根本看不见的穴位，像密布的奇兵，随时等待着神针的调遣。
　　
　　二
　　
　　疾病是作为身体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拿枪的敌人，总是蠢蠢欲动，亡我之心不死。无论贫下中农，还是伟大领袖，都不是它的对手。它有着毋庸置疑的攻击力，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过，克伦威尔威风凛凛，王室和基督世界都在他脚下战栗。然而，一块尿沙在他的输尿管里面形成，并且要了他的命。于是，他的王朝垮台了。疾病不仅毒辣，随时可能击倒一个强者，而且十分阴险——它总是埋伏在暗处，在不知不觉中向人发起攻击。一个健康的身体对疾病往往没有任何防备，桑塔格把它形容为“冷酷、秘密的侵入者”。生病对于许多健康人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对医院和药物不屑一顾，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疾病的赦免。可能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他们会遭到疾病的突然袭击。卡夫卡讲过一个简短的寓言：“猎犬们还在庭院里嬉耍，但那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尽管它们正在飞速地穿过一片片树林。”猎犬和猎物的关系刚好隐喻了疾病和身体的关系。一旦人们被病魔选中，他们的世界会迅速变小，由整个世界缩减为一张病床。发烧、溃烂、消瘦、疼痛，整个身体变得不可收拾，像棋盘上一个无解的残局，企望着高手起死回生。
　　2003年中国暴发的SARS危机是疾病对人们的一次严正警告，许多人至今仍谈之色变。在那次事件中，病魔已不像从前那样深居简出，而是四面出击。每个人都受到它的胁迫，退出正常的生活秩序，把身体置于最严格的保护之下，却仍无法阻拦疾病日益迫近的脚步。“疾病可能隐藏在任何一个地方，隐藏在森林里，下水道里，餐馆里，电影院里，超级市场里，甚至隐藏在炎热的空气、阳光和哗哗的流水里——谁能够用双手把无形的疾病拦住呢？”（南帆：《循环的链条》)这使人们陷入空前的恐怖之中。“人，不单单是某个个体，而是整个的人群组织，历经了一次巨大的心理震荡，这个震荡不仅仅是对死之恐惧，而且还是对一个罕见处境的茫然经验。”（汪民安：《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第25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今天看来，这种极端处境并不是一场意外，它是一则寓言，讲述了我们身体的正常处境。对病菌的漠视显示了身体的傲慢，但实际上，身体从来都不是病菌的对手。
　　生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上帝为人事先设定的程序，是人类对健康支付的成本，是人生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它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为一种简单的关系：医生和病人。所有的社会身份都被这层简单的关系所覆盖。无论水昌伯多么急切地向医生表白，自己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现在，他的身份只有一个：病人。他卧床不起，剥夺他劳动权利的既不是像钱济仁这样的阶级敌人，不是像杜文杰这样的“走资派”，而是他的身体本身。当我们去医院诊疗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律师还是工人，在医生面前都毫无意义。我们所有的人生努力和社会积累都被归零。病人在床上被当作一个肌体，一个床号，一个仅有病历而没有其他履历的人。医生通常只能记住病人的病情而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意识形态退居二线，我们只剩下一个躯体，被送到各种仪器的流水线上，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疾病使我们的生命被数据化。心律、血糖浓度、血小板含量……成为我们身体状况的标志。医学通过对这些数值的限定，实现它对我们身体的干预。只有经过科学仪器的检验，我们的身体才能被确认为合格产品，自命的健康，随时可能被宣布为伪劣产品。所以福柯认为，疾病是被规定出来的。他说：“对于分类学者来说，医学认识的基本活动就是建立‘坐标’：把一种症状安置在一种疾病中，把一种疾病安置在一种类型的集合体中，把这种集合体安置在疾病世界的总体图案中。”（[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下文所引福柯言论均出自该书——编者注)我的一个朋友做了一次例行体检。他在上午还是一个健康人，下午就变成了一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医生面前，身体恢复了它的物理本性——它只是一架等待修理的机器，而医生则是身体的修理工，他们会根据某些固定的程序对那些损坏的零件进行修理，至于患者是谁，那并不重要。所谓医术只是一项技术，我们说一个人医术高明并不是因为他多么仁慈，而是因为他能对疾病做出准确而有效的处理。在手术室经常用一块布挡住患者的脸，对于病者而言，那块布遮住了他的伤口；对于医生而言，它挡住了病人的脸——那张脸（以及脸上的表情)对他们毫无意义，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与患病前的盲目自信相反，患病后人们经常跌入自卑的深渊。病人通常以厌恶自身的方式表达对医生充满崇敬。前面谈到，患病是人生的一种正常现象，而医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即通过花钱来购买服务的行为，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总是倾向于迷信医生，把他看作是死神之前的阻挡者。我们明知无望，仍执迷不悟地在最后一刻把盼望奇迹降临的目光投向医生，这是为什么呢？医生是掌握着生存签署权的人呢？还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看护人，而他自己同样拥有一具会患病的身躯？”（吴亮：《医院简略图》)与一般消费场所（比如餐馆、电影院)不同，医院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地方，这把医生托举到权力至高点上。为此，吴亮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意象：医院的转门——它通向两个世界：生与死，它时而转向人生，时而转向死神。没有厨师我们照常可以吃饭，没有司机我们照样可以通行，但没有医生我们会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因而，医患关系不仅仅表现为手术刀与肌体之间的物质关系，而且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关系。
　　一个医生不可能记住他的病人，而一个病人将永远牢记他的医生，这表明了双方的不平等。福柯认为，医学院把知识变成一种社会特权。双方在数量上的不均衡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归因于医生是诊疗技术的垄断者，“从口罩上端露出两只眼睛的医生是令人畏惧的（手里拿着听诊器，或者，以化验室的试管、放射科的灯光和理疗室不知名的新式器械为背景)。那些冷森森的物体（病人既不会操作它，甚至不清楚它们的用途和功能)，是医生权威形象的道具和装置吗？”（吴亮：《医院简略图》)没有医生的明确告知，一个病人甚至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病情。病人的苦苦追问和医生的不耐烦，是医院里最司空见惯的图景。另一方面，医学的真正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人。医学是依赖群体病况的积累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人想认识自己所患的疾病，他就必须抹去个人以及他的特质。”（[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齐默尔曼说：“造物主通过不可变更的法则规定了大多数疾病的历程。如果疾病的过程不被病人干扰或打断的话，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法则。”（齐默尔曼：《论医学经验》法译本)福柯进一步解释说：“在这种层面上，个人不过是一个负面因素。”“分类医学把疾病置于同系的领域，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正面的地位。”病人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他们拥堵在医院大厅里，然后根据病情而被归了类，分别被输送到不同的科室；而医生则以个体形式出现，专家的名字甚至直接被悬挂在挂号室的窗口，供病人们反复阅读。一位资深的医生一天可能做十台手术。他像明星走穴一样，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手术室里。他出现的时候，麻醉师已完成第一道工序，助手会给他戴上长长的消毒手套，他会完成手术中的关键步骤，然后离开，奔赴下一台手术，把术后缝合这类杂活儿交给助手们。公元2006年3月，跟腱意外断裂的我趴在手术台上，心里计算着自己是第几台，觉得自己有点像屠宰场里的羔羊。麻药对我始终不起作用，这令主刀医生感到扫兴，显然，这耽搁了他宝贵的时间。他不认识我，只认识我的伤腿。他想的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完成手术，我想的是我是否能够像往常那样站立起来。一个人的病痛可能牵动一个家庭的情感和命运，但这些都消隐在病历报告的后面，变得无足轻重。
　　
　　三
　　
　　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生是疾病的唯一克星，对于我们的病弱的身体，只有医生具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即使不考虑春苗所担负的阶级斗争重任，她的形象在广大贫下中农当中仍然是无比高大，只因为她是医生，即使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春苗曾经对医生方明说：解放前，水灾年年遭，瘟疫年年闹，可是谁吃过一片药？我们贫下中农盼望自己的医生，盼了多少年，望了多少代！)医生不仅仅是具有除病技术的人，他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仿佛他们的身躯具有排斥病魔的先天能力。即使存在着误诊的可能性，即使尚有许多顽症无法被克服，我们对医生仍然充满依赖。福柯曾经对医院的功能有如下怀疑：“医院不仅由于自身构成一个封闭、污染的领域而制造出疾病，而且在它身处的社会空间里制造出更多的疾病。这种隔离原本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却使疾病易于交流，使之无限地繁衍。反之，如果让疾病留在其诞生和发展的自由天地里，它绝不会超出自身，而是会自生自灭；在家庭里接受救助，还会弥补因疾病造成的贫困。”有时我觉得，就医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场域中，按照固定的程式完成固定的动作，就会得到一个被许诺的结果。即使医生给我们服用的是维生素，我们也会把痊愈的功劳记在医生账上。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和药物，是否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表达过他对医生的怀疑：“不晓得医生有什么用：他们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不能预防，这会损失很多时间。”（见[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为自己的病症四处寻医，而针对相同的症状，不同的医生作出的诊断竟然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但没有人因此而放弃就医，相反，这更加坚定了他们投奔医院的决心。
　　我们不可能像这样服从一个人：在他的口令下脱光衣服、出示隐私部位、做出难堪的动作，只有医生例外。在美国电影《极度危机》中，恐怖分子用一种神秘的病毒控制了美国总统。主治医生在面见总统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把你的衣服脱了。”在医生面前我们放弃了自己最后一道防线，那是因为我们把捍卫生命的重任托付给了医生。医生代替我们履行着管理身体的职能，他们是现实生活中最高的神，任何人必须绝对服从。
　　对医生的崇拜几乎是与医学史同步开始的。中国的文明始祖，诸如神农、伏羲、轩辕，都是兼职医生。一般认为，“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辞海》中亦说神农氏是“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轩辕即黄帝，据说是《黄帝内经》的作者。医学家岐伯和雷公曾和黄帝一起讨论医学，并以问答形式完成一部医书，就是后人托名成书的《黄帝内经》。中国人从来不曾中止过对医生的迷信，即使身为万民之主的皇帝也不例外。尽管某些巫医不啻于职业杀手，但他们历来以正面形象出没于历史。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可以被视为这种巫医崇拜的典型案例。据患者薛宝钗介绍，这种“海上方”“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哪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上十二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而这一偏方的制造者，便是那个并无行医执照的神秘和尚。这一略带抒情色彩的药方无异于摆在现实面前的一道五级方程。难怪周瑞家的控诉道：“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的呢。”它实际上是对病者弱势地位的形象表达，作为被支配者，薛宝钗在现实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已被化解得无影无踪。
　　八岁的时候，我在医院度过了整整一年的时光。我的学历中小学二年级的学习纪录为零，我每天面对的是洁白的医生。白色是对死亡的祭奠，它令我恐怖和绝望。我的支气管似乎丧失了捕捉空气的能力，深度的哮喘病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只有在艺术作品里，疾病才具有一种忧郁浪漫的色彩，比如《茶花女》中的肺结核，或者《血疑》中的白血病)。我的身体像是一道运行遇阻的数学题，纷乱、无序，去向不明。根据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她们要在我的胸口、胸部两臂间的骨骼缝隙等处（我忘记了穴位的名字)注射针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受这样的刑罚。我的母亲不断掉泪，但她对医生们没有丝毫不满，相反，她充满感激，至少她比《春苗》里那个看着孩子在卫生院里死去的母亲更加幸运。一年的徒刑并未使我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它的心理意义似乎更大。但我的母亲没有气馁。她坚持不懈地寻找着那剂神奇的良药。我仍然记得她拉着我穿越长长的走廊去见一名中医。只有在梦境中，我才穿越过那么长的走廊。我们推开一扇门，走进一个巨大的房间。原来是一个阶梯教室，那位中医正给学生们上课。当我母亲说明来意时，一阵响亮的笑声将我吞没——几十位工农兵学员爆出哄堂大笑。那是我生命中最尴尬的一瞬，母亲的爱第一次伤害了我的自尊。
　　

　　在偏方的要求下，我必须在每年冬至吃下一个不加任何佐料的烤白萝卜。那真是令人作呕的食物。它不如“冷香丸”高贵，却可能关乎我的未来。我在母亲近乎乞求的目光下将它吞食下去。治疗过程加重了我的身体苦难，我们试图通过折磨身体的方式来解救身体。我们对医生的诺言深信不疑。
　　这提醒我们关注医疗中的权利关系。那就是，患者永远处于被支配、被规训的地位上。像薛宝钗那样，在医生的指点下亦步亦趋，在等待和煎熬中苦寻生命的解药。做出妥协的永远是病人而不是医生。那位中医高高在上的讲台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处于我们视线的上方，和所有视线的焦点上，那刚好是一个适于被参拜的位置。我只记得他的位置，而早已忘却了他的面庞。
　　医院实际上就是医生对患者进行规训的场所——病人必须遵循医嘱打针和服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起床和休息，必须根据医生的指示而出现在各个检查科室，而且，必须服从若干医疗禁忌——不许吸烟、不许喝酒、不许打牌、不许说笑……他们像病理切片一样，被医生们从原有的生活秩序中截取出来，放置在一个统一管理的系统中，被分析、监视和控制。“他们的原有生活告一段落，时间停顿下来（现在他们按照医院的时间表过另一种生活了)，环境也彻底改观了。他们和另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临时居住在一起，有固定的医生和值班护士治疗、护理和监管他们。这是根据医院的法则和生活的偶然性建立起来的群居集体，有些像收费低廉的旅店或拘留所、收容站，许多毫不相干的人呆在一起，天天相处，却同各自的历史和环境阻隔开来。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他们是病人。”（吴亮：《医院简略图》)我的跟腱断裂是运动不慎所致。在那场足球赛中，我打进了三个球，身体的欲望和能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现在，我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朋友照常发来邀我踢球的短信，奔跑的足球成为对我目前处境的莫大嘲讽。烟花三月，窗外春花怒放，女孩子都换上了裙子——这是射进室内的一米阳光给我带来的推测。我像是被囚禁在一个漆黑而狭小的电影放映室内，透过闪烁的光线来想象春天那浩大汹涌的投影。我每天都在期盼医生前来查看病情，等待他根据病情来宣判自己的刑期。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狱进行重点研究，实际上，医院和监狱有着相似之处——它们有着类似的监控系统，这种监控是通过规章、建筑和看护者共同完成的；连它们的功能都颇为相似——它们都以“治病救人”为目标，只不过医院治疗的是身体上的病，而监狱治疗的是心灵和行为上的病而已。
　　尽管有些医院开始实行人性化管理，在环境布置上与家庭接近，病房内有电视、微波炉和浴室，但这无法更改它的性质。病床与我们的卧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休憩之所，而是疾病的陈列场。医生每天的查房不是对病人的访问而是对疾病的探寻。医学对身体的救援是通过摆布、奴役甚至惩罚实现的。它企图取代疾病，成为我们身体的新的控制者。在拯救身体的名义下，医学对身体形成了新的专制。
　　疾病是来自身体内部的叛乱，但它却引发了我们对于身体外部的兴趣。治病也不再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甚至政治意义的事件。在此我们不得不抛弃基础主义论点而趋同于反基础主义论点，后者“将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或者将身体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或者试图理解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或者他们将身体理解为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某种社会建构，或者将身体看作是社会话语的某个效应”（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身体不再是一套时而正常运转时而出毛病的物质系统，而是一套社会系统，它包含着以现代医学为代言人的工业社会对身体的孤立和控制：“关于生命基因学、健康、生存必需品、家庭条件、学习能力等的科学话语的膨胀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入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
　　
　　四
　　
　　如果我们把“赤脚医生运动”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剥离出来（《春苗》一片以阶级斗争理论诠释医疗战线的矛盾显得十分牵强，钱济仁医生准备给水昌伯注射毒药的情节十分荒谬)，理解为一场反对知识特权和医学专制的运动，或者一场轰轰烈烈的身体解放运动，那么，它就是一场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运动。如同中国历次革命一样，它是由底层农村发起的，主旨就是打破医生对于医学的垄断，从而建立一种将劳动者与治疗者合二为一的体制。它一方面表达了无产阶级对于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的不信任（水昌伯曾经愤怒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同时表达了作为劳动主体的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春苗：“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针头！”)。
　　“赤脚医生运动”的起源地是上海郊区。是一支既参加生产劳动，又防病治病的医疗基层医疗队伍。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对“赤脚医生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回顾：
　　
　　1958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1960年6月统计，全市10个县2500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3900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落后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61年8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3900多人只留下300多人。
　　1963—1964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300多人增加到2300多人。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4500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18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29000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见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
　　
　　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言人，田春苗始终如一地进行着争取治疗权的斗争，尽管钱济仁医生已经宣布：“粗瓷碗雕不出细花来，你看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杜文杰也再三告诫：“拿锄头和拿针头不是一码事。”但这部影片的意义，正在于让拿锄头的手掌握针头。在影片中，医药箱作为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呈现。对医药箱的争夺成为情节的一个焦点。它既代表着一种阶级权力，也代表着病人的权力——“赤脚医生”和病人都是农民，这实现了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合一。这或许是领袖为构建他心目中理想社会而有意进行的制度设计。杜文杰有一句口头禅：“如果村村都有医疗室，还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呢？”这证明了医疗权力的下放对知识专制至少在理论上具有抑制作用，尽管它在实践中有一定难度。
　　毛泽东在1965年就表达过对杜文杰们把持的医疗卫生部门的不满：“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这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到农村去。四清到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早在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之前的几个世纪，人类早就表达过类似的理想。医疗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同构关系似乎难以避免。“人们开始想象医生无所不在。医生的目视交织成一个网络，时时处处实施着一种连续不断的、机动的和有区别的监控。于是，在农村设置医生的问题被揭出来……”。（[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这些方案包括勒帕诺尔《为救助农民在每区设置三名医生的方案》、鲁瓦耶《医疗救助与财政方案》、德芒戎《改进医学的方法》、巴歇《政治考虑下的医学》等。“大革命前后的数年间，先后出现了两种有影响的神话。它们的说法和指向都是完全相反。一种是医学职业国有化的神话，主张把医生像教士那样组织起来，对人的身体健康行使类似于教士对人的灵魂的那种权力。另一种神话认为，清静无为的回归到原初的健康状态，一切疾病都会无影无踪。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这两种说法的表面矛盾所迷惑；这两种梦幻形象其实是以相反的方式表达了同一种医学经验。这两个梦想是同构的：前一种是以积极方式表现了社会通过类似宗教传播的方式实现严格的、军事化的、独断的医学化，并且建立起一个医疗僧侣阶层；后一种也表现了这种医学化，不过是以一种胜利后的消极方式，即疾病在一种校正过的、组织严密的、时刻受到监控的环境里烟消云散，在这种环境里医学本身最终也会与其对象和自身存在理由一起销声匿迹。”。”（[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
　　

　　“赤脚医生”运动在制度层面上有它的迷人之处。（毛泽东给医疗工作者规定的准则有四条：“（1)预防为主；（2)满足工农兵的需要；（3)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农村和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结合起来；（4)使中医医生与西医医生团结起来。”（见[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赤脚医生”的农民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医生的社会特权，使对身体的管理、修复和重建的主体，由他者变成自我。由于“赤脚医生”是由公社挑选的，所以，“赤脚医生”基本上是以农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的，由此可以实现病人的权利保障。
　　但问题至此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赤脚医生”毕竟还是医生，而不是病人本身，如福柯所说：“病人不过是一个外在事实。”于是，把医生归入纯技术领域的思路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医生如果要弥补他们与病人之间的鸿沟，必须承担起道德责任，把自己视为肉体的教士。这不仅仅归因于中世纪以后，欧洲已经拥有了灵魂与肉体密不可分的概念，对肉体的治疗，等同于对精神的治疗（以后精神医学的发展更是如此)，因为它化解了生命中最大的矛盾和困惑，减轻了人们对于身体的惶惑和对死亡的恐惧；更重要的，这透露了人们对于医生谨慎的怀疑态度——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从事的工作是对我们的身体进行重塑乃至改造，那么，他们的一举一动必须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福柯指出：“由于医学变成一种公共的、无私利的、受到监督的活动，它就能够不断地改进；它在减轻肉体痛苦的过程中将会接续教会的古老精神使命，成为后者的一个世俗翻版。”他甚至主张医生必须免费为病人服务，以便与他们的神圣使命相对称。而这一切，已经涵盖在毛泽东对“赤脚医生”的制度设计中。在毛的理念中，治病已经成为对治国的象征，他试图通过治病来获取有关治国的政治灵感。
　　如果将“赤脚医生”运动纳入阶级斗争的主题显得有些小题大做。那么，它至少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变革，它旨在改变医生的身份，赋予他们更多人道和正义的功能，甚至使他们成为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不仅是疾病的对手，而且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医生的首要任务具有政治性：与疾病做斗争必须首先与坏政府做斗争。人必须先获得解放，才能得到全面彻底的治疗。”“通过把医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揭示了医学的一种积极意义。医学没有停留在原先的状态，即‘对无数疾病进行枯燥和伤感的分析’，或者说那种可疑的否定之否定，而是被赋予一种崇高的任务：在人们的生活中确立健康、美德和幸福的正面地位。”（[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
　　
　　五
　　
　　春苗一丝不苟地担当着时代赋予她的重任。在当时的文艺作品和新闻报道中，不乏对于“赤脚医生”的圣徒式的描述。除了要归因于当时“三突出”的创作法则，它刚好与医生“治病救人”的正义身份相符，她们缺的，只是天使的一对翅膀。一本报告文学集《广阔的路》是我学习写作的早期范本之一。这本书中，对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家庄大队医疗站的北京知青孙立哲有如下描述：
　　他给妇女割子宫。“你只听见血管咯吱咯吱的响声，钳剪和白瓷盘轻轻相碰的响声。”“不久，手术结束了。当洁白的苫布慢慢揭开时，四双眼睛一齐盯向患者的脸，啊，她的容颜仪态多么好啊！患者眨着眼睛，疑惑地问：‘怎么，完了么？’赤脚医生们说：‘还没躺够么？’患者笑了。‘啊，我怎么几乎都感觉不出来！’医生们也笑了，细高个儿的赤脚医生用手术钳夹住小碗大的肿瘤，指给患者看：‘这就是你的病啊！’”
　　“从1971年4月算起，先后做过胃溃疡穿孔修补、肠梗阻、甲状腺瘤、骨结核病灶清除、子宫瘤、子宫外孕、阑尾炎等较大手术150多次，无一例感染事故。一般动刀动剪的小手术，那就更多了。”而他的手术台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
　　他和他的助手练习开刀，先在动物身上“进行解剖”与“手术试验”。他还“毅然在自己害了嵌甲的脚趾上动刀动剪”；“为了让助手们掌握手术技术”，“指着自己颈背的一个黑痣，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你练习割掉它吧！’由于这个助手是初试，手术中割断了一根较大的血管，血从背上流下来，染红了炕席……”
　　这篇作品意图明显，那就是要表明“赤脚医生”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今天读来，却有如惊险小说一样惊心动魄。我们不得不为“赤脚医生”刀剪下的身体捏一把汗。现在，无论春苗们有着什么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再度由国家、阶级缩减为一个身体的局部，它的肌肉正在痉挛，它内部饱满的血汁将由一条切开的路线喷涌而出。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实际难题，正是如何对付那些汹涌的病情。
　　“赤脚医生”运动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对肆虐的疾病进行分割围剿。似乎没有机构对当时“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进行过普查。现在我们无从得知，当时整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个“春苗”，她们为多少名病人治过病，治愈率有多少，误诊率和致死率又有多少。换言之，我们无法依据数据判断“赤脚医生”制度在当时是否有效。由于有经验的医生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我们对“赤脚医生”的工作业绩难以做出乐观的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赤脚医生运动”是一场并不成功的运动（1985年，卫生部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名称)。像孙立哲这样的医学超人是不存在的；医学，也无法像地雷战那样在民众中普及。在这场理想主义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身体必将沦为殉葬品。这是一场试图使身体重新站立起来的努力，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身体壮烈地倒下。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没有成功，这使身体陷入更深的迷茫。
　　学科分工的精细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毛泽东培养“万能人”的计划难以成功，他的知识共产主义理想也难以实现。对知识的垄断与交换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法则，它确立了权威的合法性。于是，人们又重新回到医院，在混乱的大厅排队。姓名变成编号，变成各种疾病的代称。命运多舛的身体等待着被重新编辑。人们手持化验单，忧心忡忡地在走廊奔走，等待医生对那些纸上的命运密码进行破译。在“赤脚医生运动”终止二十多年以后，医学据说已经大大有了发展，即使贫下中农，也对孙立哲那张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的手术台不屑一顾。不仅硅胶可以充填乳房，骨关节可以由钛合金来置换，人造心脏也早已实现临床应用。所有这一切，让只凭一根银针闯荡江湖的春苗们望尘莫及。在医学的许诺下，物质以药物和各种人造器官的形式纷纷进入身体，并逐渐实现对身体的掌控。身体不仅仅被置于技术的围困之中，身体本身正在变成技术的一部分，正一步步为化学制剂所干预、由人造机械所代替，甚至我们的智能，也终有一天会被一种新材料所取代。在与技术的对峙中，身体正在逐步丧失自己的领土。“这是人类的理性为自己躯体设下的圈套。理性始终不渝地和躯体的本能、亢奋、放纵和软弱搏斗；如果金属材料取代了血肉之躯，机器的精确、可靠、坚硬和一致也将成为人类躯体的品性——这如同理性的终极理想。当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机器对于躯体的分割、包围、孤立是一个难以察觉的阴谋。”（南帆：《躯体的牢笼》)人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就犯。人类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最终将把自己变成一个浑身金属零件的“机器人”或者“非人”，一具彻底丧失主权、在“医学”的摆布下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
　　
　　祝勇，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旧宫殿》、《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


来源：《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