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运汉
中医中药正走向全世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既是其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昭示着中华民族科学文化遗产的灿烂辉煌。然而，令人无法忘却的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在中医中药发源地的神州大地，竟然出现过一次妄图废止中医的逆流。这种逆流虽然很快就被击退，没有给中医的发展造成过任何损害，但毕竟是中国医药史上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时间虽然过去了近八十年，旧事重提，中国医药界在反对这股逆流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团结精神与积极主动的处事原则，至今仍能给人以深刻教育与重要启示。
掀起废止中医逆流的罪魁祸首，是后来成了头号汉奸、卖国贼的汪精卫。早在北伐军攻克武汉，汪精卫在那儿主持革命政府时期，这个当时的所谓“革命领袖”便四处鼓吹：日本明治维新，重要措施之一，便是废止中医。宁汉合流——武汉政府并于南京政府后，汪精卫又把这些谬论从武汉带到了南京，并在报刊上广为传播。1928年2月，他授意其亲信、后来同他一起当了汉奸卖国贼的褚民谊，乘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工作会议的机会，把废止中医的主张付诸行动。
全国卫生部工作会议原来是为研究如何改善全国卫生工作而召开的。会议开幕式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的侍从人员宣读的主席训词中，强调的便是国民政府要努力改善卫生行政，希望全国专家多提建议，交由卫生部施行。而褚民谊作为指导会议召开的中央大员，在其所作讲话中却公然宣称：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使行政走上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够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就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拟定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
正是在褚民谊的号召、鼓动下，曾经东渡日本学医的著名西医余岩，正式提出了所谓“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提案的理由部分振振有词地写道：“人体医学，其对象在于个人，其目的在于治病，今日这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遏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文中所谓的旧医、新医，指的就是中医、西医。留学海外攻读医学专业学成归来的中国人，认定中医“反科学”，贬称为“旧医”，不仅暴露了他们对祖国科学文化遗产所持的虚无主义态度，也表明了他们唯我独尊，妄图由他们这一批人来主宰中国医药事业。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提案具体列述了废止中医的步骤与办法，包括对现有中医一律进行登记、培训，限定他们的治病范围及营业执照有效期，以及检查新闻报刊，禁止宣传中医，停办中医学校等等。他们不是要求政府一举废止中医，而是逐项限制，分步实施，这是因为他们心中明白，中医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不是简单地发一道命令、出一份公告、采取断然措施便能解决问题的。而逐项限制，分步实施，既有利于分化瓦解现有中医从业者，亦不致于给广大民众看病吃药带来麻烦、混乱，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这样一份荒唐的提案，居然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获得通过，究其原因，除了褚民谊的鼓动外，另外几种因素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一是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不懂医学，亦无主见。此人乃冯玉祥亲信，国民政府成立时，各派政治势力分配部长席位，卫生部长一席分给了冯玉祥，冯就决定由薛某出任。也正因为如此，褚民谊才敢于凌驾其上颐指气使。二是包括次长在内的卫生部各级主要官员，或者是医学院毕业，学的是西医，或者是其他出身，没有一个学过中医或从事过中医工作，这样，整个卫生部自然成了西医的天下。三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除各省市卫生局长外，还有各省市医院、医学院院长，全系西医，以及部分著名西医从业者，没有一个中医从业者。这样，讨论通过上述提案时一边倒，也就毫不奇怪了。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一经报刊披露，立即在中医中药界和广大民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应。有的咒骂西医做得太绝，不给中医活路；有的责怪卫生部胡来，偏听偏信西医，废止中医是数典忘祖；有的埋怨国民政府刚刚建立就出此下策，令人失望。只不过这些反应大都是停留在口头上，除了个别报刊有社会反应的稿件外，再也没有其他实际行动了。卫生部和力主废止中医的部分西医，乘胜前进，开始谋划贯彻实施其预谋的一系列举措，诸如与教育部联系，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起草法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与西方医疗
器械；强制暂时仍可营业的中医诊所改为医室。真可谓紧锣密鼓。
领头发起反击废止中医逆流的是两家中医报刊的主编：《康健报》的陈存仁与《医界春秋》的张赞臣。张乃中医世家，其父张伯熙为常州名医；陈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第二届毕业生，除个人悬壶济世外，还应聘为世界书局等单位的常年医药顾问，为中医界活跃人物。因为提案特别提及“检查新闻杂志”，张赞臣电话征询陈存仁的看法。陈反问张其父是什么态度。张坦率回答：老父以为老中医可继续营业，不必过虑。陈说：老中医只求自保，我们这些后起的中医却不能坐视不管。二人决定去一茶楼见面，具体商讨对策。通过交谈，都觉得应该把全国中医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有一位老中医出面挂帅。陈存仁想到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老师谢利恒。二人找谢老师一谈，谢表示完全赞同，只是全国中医过去很少相互联络，感到难办。陈存仁说：“有办法。我们二人的报纸、杂志发行全国，订阅者大都是中医，把全国订户资料整理出来，每县挑出二人，把我们的抗争通电发给他们，请他们再联络当地中医，不就行了吗?”谢利恒觉得这个办法行，接着再提出以什么名义发通电为好。几经考虑，三人都觉得以正在筹备中的上海中医协会名义较好。为此，又立即与筹备组召集人丁仲英联系。丁对此事亦相当积极，不仅完全同意他们的想法，而且认为事不宜迟，他可以立即出面把有关人士都找来一起商量。于是，一个有二十多
人参加的协商会很快得以召开。
协商会上，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上海中医协会领头发起抗争，义不容辞。会上决定，以陈存仁、张赞臣连夜整理出来的、列有全国三百多个县市联络对象的名单为基础，尽快建立联络系统，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协商会临近结束时，上海中药界一位叫张梅庵的活跃分子闻讯赶到会场。他提出：上海中医中药界应先集体停业半天，开一个抗议大会，既可造声势，又可进行募捐，为全国中医
抗争大会筹集经费。大家被他的热情所鼓舞，均表赞同，并且认定，上海的这次抗争大会，亦可称为全国中医抗争大会的筹备会。
上海市的抗议大会开得非常成功。是日，一千多名中医停诊来参加大会。中药店虽未全部停业，来参加大会的老板与职工亦有好几百人。用作会场的仁济堂施诊大厅水泄不通。会上群情激愤，发言抗议者争先恐后。张梅庵带领大家呼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大会最后由谢利恒讲话，他把拟发往全国各地的通电大声朗读一遍，宣布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全国中医抗争大会。这时，全场掌声雷动，表示支持赞同。谈到全国抗争大会经费问题，谢利恒请大家自由捐助，当场便收集到4000多元捐款。中药界人士还表示，他们将召集今天未到会的中药店开会，再收集一些捐款供大会使用。大会结束后，谢利恒、丁仲英、陈存仁等核心人物继续商议成立全国抗争大会办事机构，以及发布当日大会消息，争取上海其他社会团体通电支援等问题。决定由陈存仁写出当日大会新闻稿，分送各报社发表，谢利恒、丁仲英等分别向总商会、各行业工会、各地旅沪同乡会等社会团体通报有关情况。结果，不仅各报均刊登了消息，而且有5家报纸配发了社论，众多社会团体发了声援通电，掀起了上海市抗争活动第一个高潮。
原以为大局已定的废止中医论者们，面对汹涌而起的抗争浪潮，不敢再掉以轻心。他们经过研究，决定由能说会道的余岩等四人出面，写文章，接受采访，发表谈话，阐述必须废止中医的理由，以争取舆论的支持。中医一方针锋相对，也确定陈存仁等四人，与对方一对一到同一家报纸、同一个场所进行辩论。眼看中医在说理方面胜出一筹，身居指导地位的褚民谊决定亲自出马，发表长篇谈话，直接参与论争。他以党国要人身份，将谈话稿交给各家报社，限定次日见报。《申报》编辑赵君豪支持中医，及时打电话给陈存仁，叫他速来报社看稿，考虑如何应对。陈到报社把谈话稿全文抄下，便去找教自己古医文的老师姚公鹤请教。姚说：最好是立即赶写一文，争取明日与褚民谊的谈话同时刊出。否则，中央要人的谈话在前，在读者中难免不产生先入为主的效果，再驳他就难了。陈点头称是，当即在姚家写了起来。稿成后，经姚略作修改，立即找人刻印多份，连夜送到各报社。第二天，除了两家怕得罪褚民谊的报纸未及时刊出外，其他报纸均是两稿同时刊出，有效地消除了褚民谊谈话的影响。
与上海抗争活动相呼应，各地中医接到上海发出的通电后，反应十分热烈，纷纷表明一定参加抗争大会。陕西、云南、四川等地的中医因交通不便，难以如期到会，都在复函中表明了态度，并汇来了捐款；香港中医学会亦来电说明，因故不能派代表与会，特捐款100元表示支持。
3月17日下午，全国中医抗争大会如期召开，参加大会的有15省243县市的中医代表共281人。上海市中医与中药店原本想全部与会，因为会场容纳不了，只好安排他们各自悬挂统一的标语口号，以示支持、响应。
大会先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各地代表致辞。由于各地致词者基本上都是讲当地方言，听者只能从其慷慨激昂的语调和形态上揣摩其大意。尽管如此，会场秩序仍然十分良好。然而，语言沟通上的问题毕竟影响效果，大会不便按原计划让各地代表发言，只好转为由各地代表提提案，交大会议定。好几个省的代表提出，到南京请愿去，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取消废止中医的倒行逆施。大会讨论时认为，请愿的办法好，但大家都去有困难，只宜派代表。开始决定每省推选一名代表。各省选出的结果，当选者几乎全是德高望重的老中医。有人提出，请各省当选的请愿代表均上台作五分钟讲话，看看能不能代表大家抗争。没想到，这些老中医或者不善言词，或者老态龙钟，肯定难以担当抗争重任。于是，又有人提出，请愿代表贵精不须多，以推选5位活动能力强、各方面联系广的人士为宜。大家表示同意后，当场进行推选。
发起并主持此次大会的谢利恒，被一致同意为首席代表。第二名获一致同意的是南京名中医隋翰英，负责南京方面的联系。第三名是大会上带领大家呼口号的张梅庵，他年轻气盛，抗争积极，自然得到大家的认可。第四名原本是上海中医协会筹备组召集人丁仲英，可丁提出他愿意留在上海，负责上海方面的事务，请愿代表可改由蒋文芳担任，由其负责秘书事务。大家觉得有理，便一致通过。还剩下一位代表名额，提了好些人均难以一致。这时，谢利恒对大家说：此次集会抗争，是陈存仁最先想到、积极发起的，他做了不少事，我们去南京请愿，还需要他来负责内部各项工作，有了他，我们请愿的组织就健全了。此言一出，大家一致赞同陈存仁为第五位代表。会上，来自山西的代表时逸人临时动议说：各省代表来上
海参加抗争大会，受到上海同行的免费接待，我们应该随愿捐款，以作请愿费用，还可以用来筹组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从事中医中药的改进事宜。大家均表赞同。当场认捐，共得2000多元，足够请愿之用。谢利恒激动地问大家：“我们请愿团就叫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请愿团，好不好?”大家一致回答：“好!”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大会胜利结束。
请愿团5位成员集中商讨工作安排时，决定邀请南京、上海二地常给党国要人看病的名中医陆仲安、张简斋二人当顾问。二人均十分爽快地说：你们需要我出力，我绝无推辞之理。与陈存仁一起发起此次抗争的张赞臣和另一位热心青年岑志良，愿意随团工作，无须任何名义，请愿团正式代表均表示欢迎。
21日，请愿团离沪赴南京。上海中医药界代表、中医学校师生共千余人到火车站送行。乐队高奏乐曲，记者们积极采访拍照，气氛十分热烈。
车到苏州，同车的苏州中医代表邀请请愿团与来迎送的苏州中医中药界人士见面。请愿团以为只是停车时间见见面，叙谈叙谈，谁知苏州已安排了宴请、集会、游行，以各种方式鼓励请愿团勇往直前，为全国中医争得应有权利。直到深夜一时，请愿团才乘另一班车继续前行。
前方的镇江车站，原来也有中医中药界的群众迎送，只因来的人太多，且又都想站到月台上去，车站怕出事，予以阻止，人群不听劝阻，前冲后挤，引起混乱，踏倒了不少人，一名小孩被踩死，直至警察赶到才控制住局面。为此，请愿团所乘火车到达镇江车站时，车上服务人员得到通知，不许请愿团人员离开座位，搞得他们莫名其妙。后来得知事情原委，请愿团既为当地中医中药界对请愿行动的支持而感动，又为意外事故而遗憾。
22日黎明时刻，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受到南京中医中药界的热烈欢迎。直铺到车厢出口处的地毯，特意选了象征中医的杏黄色。乐队奏欢迎曲，支持请愿行动的口号此起彼落。出了站台，请愿团便被请到车站前面的广场，出席有数千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南京中医中药界代表与请愿团成员先后讲话，同表坚决抗争绝不畏缩的决心。会后，到下榻旅店稍事洗漱，便直奔国民政府，求见 蒋中正主席。门房值班的侍从官说：民众要谒见主席，须先由主管部门约定时间，你们这事由卫生部主管，应由卫生部约时间。请愿团众人气愤地争着回答：我们就是受到卫生部欺侮才来请愿的，他们怎么会来为我们约时间?侍从官不听解释，只是说：不能见主席。说着说着，双方争了起来。这时陆仲安瞥见隔壁房间有电话，便要求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吕苾筹秘书。吕秘书很快来到门房。与请愿团诸人寒喧后，告知他们：“今天蒋主席活动确实都安排了，什么时候有空，安排好，再行通知。”为了让请愿团众人放心，他特意说：“蒋主席知道你们的事，问过谁主张废止中医。”听到这个信息，请愿团众人心里踏实了不少，大家决定先去其他地方再说。
请愿团先到行政院。行政院长张延间接过请愿书，不待众人开口，便主动表态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长，不但不废止，而且还要加以提倡。说完，便要请愿团中名医谢利恒为他探脉、开处方。次日，张院长请中医为之诊病的消息便见诸各报，有的连处方也给登了出来。监察院长于右任接见请愿团时，除了表明不能废止中医外，还提出应改变现行的中医管理办法。他幽默地打了比方：由西医组成的卫生部管理中医，等于由牧师、神父管理和尚、尼姑。考试院长戴季陶也对请愿团说：你们抗争的这件事，我敢说绝对实行不了，你们尽管放心。立法院长胡汉民有病，由法制委员会主任焦易堂代为接见，他从立法的角度谈了废止中医不可能实行，明确说道：这件事，必须要由立法院制定法律，三读通过才能实行，卫生部是不能独断独行的。国民党秘书长叶楚伧也说：废止中医，是西医的一厢情愿。北伐底定之后，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太不像话了。最高当局已当面询问过薛笃弼，他明确表示自己任内决不会主持这件事。叶楚伧似乎清楚这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只不过未点明罢了。
请愿团还拜谒了林森、张静江、李石曾等元老，去了财政部、工商部，从中得到了不少内幕消息。如冯玉祥军中医疗事务，一直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废止中医案出台后，军中中医极为不满，纷纷向冯玉祥进言，促其阻止薛笃弼胡来。冯玉祥已来电对薛笃弼痛加责备，薛一气之下，表示要辞职不干了，国民政府为了不伤冯的面子，一边竭力挽留薛，一边给卫生部的西医官员放话：再跟中医闹别扭，以后卫生费政府就不管了。素以盛产中药著称的四川，给国民政府来电称，废止中医，四川中药失去销路，就会民心大乱。其时，四川尚未完全归附南京国民政府，四川来电表明，废止中医案涉及四川政局走向，不能不特别小心。还有褚民谊在中央党部遭好些中央委员责问，作声不得。阎锡山致电中央党部，对废止中医案表示反对，等等。
24日下午4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接见了请愿团。蒋中正与大家逐一握手后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药。”接见时间虽然只有5分钟，也未再要请愿团说什么，大家还是确信，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
此次请愿行动，处境最为尴尬的是卫生部。23日下午，卫生部一位李姓科长来见谢利恒，说：昨日薛部长在部里等你们，整天未见到你们来，很失望。现在各方面对卫生部指责很多，希望你们呈递请愿书，以便薛部长对此事有所表示，也好减轻一些压力。谢利恒回答：我们先要去各方面请愿，最后再去薛部长那儿作礼貌性拜访。李科长看出请愿团是有意要给卫生部增加压力，很不高兴地悻悻而去。当天晚上，这位李科长又来了。这次是拿着薛部长署名的5份请柬，邀请请愿团5位正式成员于次日下午6时去部里餐叙。部长出面请客，自然不便拒绝。只是，赴宴时已是蒋主席接见并明确表态之后，也就无须呈交请愿书了。薛部长与请愿团谈话中一再表明，自己决不会实施废止中医提案，与之相反，卫生部为加强与中医的联系，还决定聘请谢利恒、陈存仁二位中医为顾问，以便密切联系，消除隔阂。至此，请愿任务可以说已胜利完成。
请愿团25日晨启程返沪。离开南京时，南京中医中药界热烈欢送，抵达上海时，上海中医中药界隆重欢迎。请愿团把连夜准备好的《请愿经过报告书》在两地车站散发，次日，各报均以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再过几天，谢利恒、陈存仁均收到两份公函，一份是国民政府批谕，原文如下：
敬启者 奉
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以维民族而促民生一案奉
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与命令撤销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达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
此致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
国民政府文官处
另一份是由部长薛笃弼签署的卫生部顾问聘书。
时过不久，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央国医馆，专门负责中医中药的管理与研究。国医馆成立之初，即大力推动中医立法。他们征求了卫生部两位中医顾问的意见之后，几易其稿，提出国医条例草案，由馆长焦易堂提请立法院讨论通过。焦易堂其时还兼任最高法院院长、立法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由他提交的法案，岂有通不过之事!这下子，轮到西医们着急了。他们废止中医的企图不仅未能得逞，反而帮助中医壮大了声势。于是，上海西医界也东施效颦，搞起了请愿活动，派出对南京政界十分熟悉的牛惠生、颜福庆二人四处活动。牛、颜找了废止中医的总后台、刚刚接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汪精卫终于亲自出面，给同样是刚接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写了一信：
哲生先生惠鉴：
兹有中华医学会代表牛惠生、颜福庆两先生前来访谒，对于所谓国医条例欲陈述意见。弟意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计，亦有关国际体面，今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前在中政会议已再三痛切言之。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设法补救，是所至祷。兹因牛、颜两先生来谒之便，顺贡数言，敬祈察酌。此上。
敬请署安
弟 汪兆铭顿首 八·五
所谓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是指国医条例中规定，卫生部下设中医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中医中药事务，实际上也就是中医可以参与卫生行政。这对承担着全国百分之九十人口的医疗保健任务的全国80多万名中医、20多万家中药店来说，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汪精卫、褚民谊一伙不容中医存在，把全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任务交给人数不足6000、只在城市才有医院的西医，能说是真的关心国内人民生计么!汪精卫在中政会上“再三痛切言之”，得不到与会人员的积极支持，又企图借牛、颜二人出面作最后的挣扎，这才真“非中国之福”。好在孙科和立法委员们没有被汪精卫一伙的谬论所迷惑，顺利通过了国医条例。随后，卫生部根据这一条例，正式成立委员会。这样，也就宣告了废止中医案的彻底破产。
（本文来源：《文史天地》2007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