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陆金国

   
      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彼得·伯驾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因位处十三行内的新豆栏街，故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标志着近代西医正式进入中国内地城市。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了外国有权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西医的诊所、医院、学校等从此陆续在中国各地出现。

    中国传统医学已经发展了数千年，现在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外来医学，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很多人都知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上有关于中西医的剧烈冲突，然而在一开始的时候，情形却并非如此。

    汇通中西医学在晚清的尝试

    中国医学发展到19世纪，固然有着辉煌的成就，然而有心人亦始终感觉到某些缺憾。河北玉田人王清任就觉得，中医对人体内脏的认识，一贯以古典医书为依据，从来不做实际观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观察残尸，造访刽子手，罕有地写出了一本中医的解剖著作《医林改错》，对医界产生不小的震动。

    《医林改错》正式出版于1830年，但1829年，一位中医陈定泰在广州就偶然从友人处听闻了王清任的事迹和他的理论。陈定泰，广东新会人，自少学医，但自觉不验者多，正处于学术上的苦苦求索期。这一年，他因为母病而访医羊城，听到有关脏腑之论后，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所知不详，又觉得对于困扰他的经络问题，王清任似乎也未提供答案。这时，另一个友人胡琴川对他说，西医有解剖尸体的做法，“欲考经络之真，非西洋之医不能”，并向他介绍了一位曾目睹解剖的中国人梁嶙山。陈定泰多次去拜访梁，梁便带他直接去见西洋医生，洋医向他出示解剖图本，厚约二寸，数百幅图详细绘制着皮肉、筋骨、脏腑等结构，十分精细。陈定泰详细察看了十数遍，顿觉对人体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与古传医书相较，“孰真孰假，判然离矣”。陈定泰反复研究王清任观点和西洋解剖图的结果，收录在1844年写成的《医谈传真》中。

    1829年至1844年间在广州行医的传教士医师，有记载可查的有1827年来华的郭雷枢，1834年到广州的伯驾，另外有布雷德福、裨治文、合信、雒魏林等人。陈定泰所晤洋医，不知可是其中之一，但西医书籍之中译，则要到1850年才出现，陈定泰其时所见的只能是西文原版医书。在洋医的解释下，基本能了解大概。陈定泰所说的“传真”，就是认为解剖所见的为“真脏腑”，为此要纠正许多古代医书的错误。《医谈传真》突出地将16幅西医解剖图置于卷首，对之大力传扬。

    陈定泰这一态度对他的家族影响很大，40多年后，继承了家传中医学术的陈定泰之孙陈珍阁又亲往南洋新加坡，进入皇家大医院正式学习西医三年，回国后写成《医纲总枢》，更加系统地介绍了西医的生理、病理与临床知识，并与中医的治疗结合。

    在此期间，以1850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出版用中文写成的《全体新论》为开端，陆陆续续地有一批中文西医著作开始出现，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合信说：“予来粤有年，施医之暇，时习华文，每见中土医书所载骨肉脏腑经络，多不知其体用，辄为掩卷叹惜。其医学一道，工夫甚巨，关系非轻，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其《全体新论》完整地介绍西医解剖学，出版后，“远近翕然称之，购者不惮重价”，两广总督叶名琛专门为之作序，潘仕成将其收入海山仙馆丛书。

    西医学术成为知识分子乐于了解的学问，甚至还进入科举范围。1887年广东学政汪鸣銮在地方考试中首次设立“医学经古”科，以医学课士，录取两人，一为朱沛文，一为孔沛然，均为通习中西医的儒士。孔沛然除精通中医外，后来还进入博济医院开办的学校学习西医，曾担任两广军医学堂的军医长。朱沛文则“兼读华洋医书，并往洋医院亲验真形脏腑”，著有《华洋脏象要纂》，以汇通中西学术名世。

    汇通医家在学术比较中大致形成一种结论，即西医以解剖为基础，而中医以气化为特色。要简单说明什么是“气化”并不容易，概括地说，中医认为人体的一切活动由气主宰，而人死则气散，所以西医尽管对尸体进行了详尽的解剖，但对生命的认识仍然是不完整的。汇通医家的说法是以中医临床的疗效为依托的，像朱沛文以中医“补肾益脑”的治法为例，指出虽然人体解剖中肾与脑并没有直接联系，但中医治法确实有效，因此中医的理论不能否定。

    医学是一门很实际的技艺。一个医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首先关注的是实际效果。当然，中西医的理论或疗效的优劣比较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汇通医家的观点在此就暂不作评析，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关注的是他们对待中西医学的看法与态度。中国医学在历史上素有吸收外来医学的传统，应当看到，在西医传入之初，不少中医冀望融通西医的态度是积极的。

    非学术因素影响中西医论争

    然而，近代的西学东渐，是在强势的西方政治军事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客观上无法单纯就学术而论学术，医学上的交流也是如此。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经历了1894年甲午之败，1898年戊戌维新夭折，1900年又蒙受八国联军侵华之耻，亡国灭种的危机空前强烈，整个民族改良图强的呼声高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中医与西医，在共有的“医”字之上，“中”与“西”的对立开始明显起来。

    这个时期的中西医言论，开始趋向于两个极端。

    一种倾向是，为图强计，主张全面接受西医，对中医大加抨击。无锡丁福保说：“吾国医学四千年来谬种流传以迄今日，不能生人而适以杀人……西人东渐，余波振撼，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呜呼！西方鸿宝，来贡神州，我国民应何欢迎而拜受之也！奈何一孔之医，斥为未达；墨守旧法，甘为井蛙，坐视病夫盈国，死亡接踵。伤心惨目，有如是耶？”这番言论的背景，是以日本废止汉医为参照的。日本这个弹丸之国，一朝维新便打败天朝上国，使得甲午之后中国形成一股取法东瀛的热潮。丁福保曾于1909年受清廷委派，任考察日本医学专员。而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全盘西化，取缔汉医(日本对中医的称呼)，自然也对中国欲效法者产生影响。

    而相反的一种倾向是，大力宣扬中医的优势，作为中国维持民族尊严的工具。一位自号“罗浮山人”的广东医家，著有《历脏篇》一书，虽然承认“脏腑真形，今欧西医家者流，为得之亲见，仆尝见其图，叹为精绝”，但坚持认为西医“验诸既死遗骸，恐有违失”，亦即不明气化之理，因而他主张以道教的“内视”(据说高明的内丹修炼者能内观体内脏腑和经络的状态)来寻找脏腑的真谛。其友人在1896年作序时大为赞赏他的成果，并说：“夫今中国至敝至弱，百家执技以生者，夺于异类且尽，医亦然……夫今天下大江南北，奇材异能、杰出众中之士亦伙矣，亦念西夷之小我、易我、夺我如医者，且遍至于无穷，而思所以竭忠尽智殚能以雄胜之，以制其生死之命。”广东花县医生黄炽华完成于1902年的《医学刍言》，提出的宏愿则是：“吾愿阐岐黄之坠绪，绵绵震旦之宗传，庶我国七十万方里，四百兆人民，疬疾不足患，种族以于强，卫生而繁育，永甲乎环球！”

    另一种言论则从利益的角度来讨论对中西医的取舍。清末《医学报》举行了一次“肆诋中医之腐败滥觞不在东西医而在甘为东西医奴隶之医说”的征文，获征文第一名的文章，除了痛斥诋毁中医者“数典忘祖”外，更反问：“东西医未必占优美也。即全占优美矣，蔑以加矣，而利权外溢，国粹云亡，塞漏卮之谓何？光旧物之谓何？”意为假如完全取法西医(东医是指日本西医)，则中国的医药行业利益尽归外人。

    倡言西医者举着保种强国的大旗，维护中医者则以维护民族利益与文化传统为己任。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关于中西医的对比与论争，有着过多的非学术因素，言辞亦不复平和。就像佛山人吴研人说的，“西医非不可备一格”，然而“有狂悖之徒，就医学于彼族，犹未毕业，即狂呓而言曰：‘中医将绝于世界。’”实在令人生厌，故“吾特恶夫挟西医以诬中医者”。学术问题变成社会问题之时，论争的焦点已渐渐偏离了本旨。

    改良医政的呼声

    面对西方医学，上述汇通医家、提倡西医者、维护中医者，还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却有着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的医学落后于西方，需要改良。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中国的医学”，而不是说中医。中医作为一种知识与实践体系，与西医比较优劣如何，中西医能否融汇等，迄今仍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医学”的概念在近代已经大大扩展，近代西方医学在学术之外，更为重要的发展是其建制化，亦即已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一部分。相比之下，学者们所能考察到的中国古代“医政”，大部分都是皇家宫廷医疗机构的历史，殊非近代行政的概念。

    传教士医生进入中国时，早就直指这个问题。合信曾说：“西国医士，必须屡经考试，取列有名，方准行世。其贵如中国举人、进士之名，其法略如中国考取文士之例子，所以习之者精益求精。中国医士人自为之，不经官考，不加显荣，此不精之故也。”

    中国医家也都认同这一观点。一位曾奔走省港南洋救治疫症的南海医家梁龙章说：“西国论华医，谓中国公家无试医科大吏，无提倡、无毕业出身明文。既乏专门教育，医学固无根底。”相反，中国是“举国皆医”，“无论九流三教，科甲举贡生员，读书不第，涉猎医书，皆称儒医”，难怪西人“谓中国医学废弛，流品最杂，无专门医学。”这个问题的意义超出于医学范围，为改良知识分子所重视。

    梁启超在维新时期，根据外国经验，提出“保民必自医学始”，批评“今中土既不以医齿于士类，士之稍自重，稍有智慧者皆莫肯就此业；医师之官不设，无十全为上之奖，无十失四五之罚，坐听天下之无赖持此为倚市糊口之术，杀人如麻”，把兴医学视为维新新政急务之一。

    在近代影响极大的政论著作《盛世危言》中，作者郑观应也有专篇谈这个问题，并为医学改良的前景赋诗说：“急宜开学校，精益求其精，卒业给执照，注册纪姓名。”“亟设医学堂，考验严功令，良医给文凭，庸医示惩儆。”呼吁建立医疗管理制度。黄炽华的《医学刍言》列举严考成、立治案、聘通材、禁伪药等“监督之政令”四端，建议那怕先从广州做起，“发起于省会，推而及诸各府州县，粤民幸福何快如之！”

    回顾中西医汇通、论争、改良之兴衰浮沉，堪可宽慰的是，建国后中西医“汇通”思想终于破茧而出，催生了“中西医结合”专业，而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主体的广东中医药专家学者们，没有辜负近代以来广东医者的一路追索和天问，该校综合实力不仅位居全国中医药院校之首，其中西医结合专业更是同行翘楚。

    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检视从晚清开始中西医为社会制造的许多议题，细想之下有多少是真正的医学讨论，有多少是裹胁于时代大潮下的浮嚣之争？中国之落后，首先是制度的落后，这或许是论争中最有价值的结论，其价值也许并不低于当下的中西医结合成就。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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