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学生会成立照。
近代广东中医沉浮录之五

●郑洪 陆金国

如果说近代中西医的论争在学术上一直处于相持阶段的话，但中医参与论争的形式则在不断翻新。从最初陈定泰、朱沛文等汇通医家的个人研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结社、集会和创刊办报，中医在形式上走向近代化。这种变化，使中医在抗争政府卫生行政歧视时有了充分的力量。

在论争和抗争中走向组织化

清末准备实行立宪时，初步开放了结社、集会和办报，民国成立时，《临时约法》宣布“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因此近代各种政治与非政治的团体、刊物大量出现。其中，中医社团与报刊也应运而生。以前，人们多看到医生同业间的“同行为敌”现象，存在“对于同业隐善扬恶，专以诋毁为能事”的情况，但随着中医团体的组织，社会在这方面的印象焕然改观。

中医社团与刊物的出现，一个直接的刺激因素是与西医的竞争。传教士医师在中国传播近代医学，同时将西方医学界的组织形式带到了中国。1880年，西医在中国创办了《西医新报》，1886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教会医学联合会”，又称博医会，1887年创办《博医会报》。西医惯于以团体的方法开展活动，交流学术，发表见解。在19世纪末中西医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的情况下，若中医仍无所组织，各自为政，显然不利于争取社会的支持。

一般认为，近代最早建立的中医社团是上海李平书发起的医学会，于1903年9月26日正式成立。李氏在《开办医会启》中称：“沪上持业皆有会，惟医独无。……兹特先设医学会以集同志讨论，然后著医学报，编医学教科书，设医学堂，开养病院，期臻美备。”但该会维持不长。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创办《医学报》，次年成立中国医学会，1907年进行改组，依托《医学报》成为联络各地医会的组织，蔡小香为学会总理。规定凡有志医学，不论是否已行医，均可入会。会员近300人。

在广东，则以1906年成立的医学求益社为最早。创办人黎棣初、罗熙如等，称该社“实欲振兴世界医学，并保存中医国粹而设”，1906年先设于南海横江圩，后迁至广州市仙湖街的罗明恕堂，即罗熙如医馆。宣统元年(1909)初，申请向官府立案成功，于是在广州举行正式开幕礼，两广总督张人骏还派员到贺。其他重要的早期社团还有1908年成立的绍兴医药学会，开办有《绍兴医药学报》。

这些新成立的中医社团或刊物，几乎都鲜明地宣示其对中西医的态度。如医学会的宗旨是“改良医学，博采东西国医理，发明新理新法，取集思广益之效”，广州医学求益社宣称“实欲振兴世界医学并保全中医国粹而设”等。

而医学报刊更成为与西医论战的阵地，如《医学报》，在清末组织了“肆诋中医之腐败滥觞不在东西医而在甘为东西医奴隶之医说”为题的征文活动，火药味甚浓。入民国后，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及一系列攻击中医的文章时，中医的《医界春秋》、《医学杂志》、《三三医报》、《神州医药学报》等是与其论战的主要场所。

社团、刊物是政治环境的产物。社团活动不一定与政治有关，但它们作为群体利益的代言者，有时又不可避免卷入政治的漩涡。当民国时期中医遭遇政治不公平的时候，社团和报刊即发挥其功能，成为维权斗争的组织中心。

例如1912年，北洋政府出台全国教育系统大纲“漏列”中医中药时，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在所办的《医学扶轮报》中批评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挑起组织全国中医界抗争任务的则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其会长余伯陶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上海叶晋叔、广东刘筱云、北京陈春园等人为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而各地中医团体亦函电交驰，共同声援。

此事件是中医合法运用集会、请愿等政治手段争取行业整体利益的开始。

以社团和刊物作为改良阵地

如果说，与西医论争、为中医辩护促使中医形成群体性职业认同的外力的话，而近代化的社团和刊物的另一功用，则是改变中医界内部的交流，使传统医学从“各承家技”向“合群进化”的组织化和近代化方向发展。

结社办刊是现代常见的学术交流与研讨，但中国以前素无此种传统。中医上千年来走的是师徒授受或家庭传承的路子，以前要想获得他人的经验，除非拜入其门下——— 清代就有叶天士不惜隐姓埋名，连拜17位老师的传奇。晚清以来，西风渐吹，观念有所改变。中国医学会下的浦东医会简章说：“医道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学问。惟范围极广，非合群无以资研究，非集思无以广见闻。”广州医学求益社的《联课小引》也说：“我辈或闭户著书，或悬壶拯疾，顾不可集众思、广众益，以预储实学欤？！夫玉虽畸异，非攻错不发宝光，木虽轮，非斧削不成伟器。凡我同人，宜互相砥砺。”

清末医学团体学术交流的主要的方式是“课艺”。所谓课艺是指习作，当时读书人准备科举考试时经常聚在一起，定题写作，互较高下，称为联课。广州医学求益社就主要采取这一形式。该社定期集会，每会均出题三道，并规定第一、二题以《神农本草》、《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五书为限，第三题自由命题。每次社员的习作，由指定的评论人阅卷同，并公布评比结果。

广州医学求益社自1906年创建至1912年12月，其举行过58次此种联课活动。1913年医学求益社续办，第63会有一题目为“中医以内肾主藏精，西医言另有精道；西医兼以内肾为出溺之道，中医专以膀胱为出溺之道。请详言宗旨异同论。”会员李致和的文章较为客观中肯，评点者罗熙如挥笔赞曰：“中西会通，抑扬尽致，崇议宏论，难在心平气和。鲁仲连善于排难解纷，不意医界中亦有此人物！”从这种评价可以看出社团追求客观、平和的学术取向。其他各地的团体也常有课艺，像《医学报》、《绍兴医药学报》等都经常刊登会员的联课情况。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成立于1924年，是我国最早兴办的中医药专门学校，其成立得力于广州和香港药业行商捐资支持。1925年，该校教师卢朋著为学生会刊物《广东医药杂志》作发刊词时说，古代医家各有发明，著有专书，而“未尝有杂志肆乎其间”，与著作的“专则纯，纯则精”不同，杂志的特点是“杂”，“杂则多，多则博，博则泛收各家之说，足以集思广益而无穷，此医药杂志之所由作也”。这很好地点出了杂志的特点。杂志文章与专著相比，不一定深思熟虑，有利于较快地传播信息。例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创办之初，尚无教材，学校老师一边授课一边撰写，该校的《中医杂志》与《广东医药杂志》就不时将老师草拟的目录大纲先行刊登，以便师生有所了解。杂志文章体裁灵活，又有利于教师随时整理经验，像该校教师在诊所的一些治验医案，可以间断地在杂志上随时刊登，这些名家诊务繁忙，后来都没有时间撰写系统的专著，全凭杂志的断章零篇记载了部分医疗经验。从近代中医杂志的总体发文情况可以看出，其实传统医学以前少有交流，不见得是出于保守，往往只是缺乏相应的组织与联络渠道。当近代中医团体组织学术活动和创办刊物时，众多名医都积极参与，而不是秘守家技不肯示人。

中医杂志给中医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是巨大的，不仅促进了中医的学术交流和继承，亦促进了中医的现代革新。风雨沧桑，今天我们依然能从广州中医药大学主办的《新中医》感受到那一代中医学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和知行合一的风骨。

一个中医学生社团样本

更明显地体现民国中医个人和团体权利觉醒的，恐怕是五四运动后的青年中医学生群体。我们不妨看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学生们，与现今大学的学生一样，该校招收的青年普遍年龄在18岁以上。

与今天一样，一间学校里最重要的学生社团是学生会。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成立于1925年，其设置一如正式社团，有主席和副主席，下面设有庶务、交际、文书、理财以及出版各部。学生会之设立，“一是联络学生之感情，交换其智识，庶于修业之余，符切磋琢磨之旨；一是集众人之思想，襄学校之不足，俾收集思广益之功”。

1926年学生会创办了杂志，其宗旨是：“研究国际性的医药学，不分畛域门户，中西新旧学说，倘是有科学真理的价值，都一律欢迎，发表研究。”

作为学生组织，学生会代表学生与学校交涉课程等事务。在近代环境下投身于中医学校的青年，大多数是家庭与中医药业有关系，或思想上对中医药有一定认识的青年。但他们完全是以发展的眼光来学习中医的。学生会刊物《广东医药杂志》的“发刊词”说：“盖吾校学生之志，固欲沟通中西成一健全之学识，非弃中而从西，实取西而补中。”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提出的办学宗旨是“习中医以存中药，由中医而通西医”，但是早期西医课程并不多。渴望系统掌握中西医学的学生通过学生会正式向学校提出应增加西医病理、诊断、疗治等一系列课程，而校方回答说，作为中医学校，西医课程不必太多，“使漫无限制，各科俱备，则与西医学校将何区别？”甚至说：“倘欲习西法者，则省中西医学校甚多，不必舍彼而就此也。”这种态度遭到学生会激烈反驳，指出：“我们学生所要求的，统统都是前期医学的基础所应学的，或为中医所无的，何可说为漫无限制呢？”

除了课程之争外，学生们还提出男女平等，希望学校兼收女生。当学校拒绝时，学生们在学生会刊物上批评说：“现在男女同学一事，早已不成问题了，广州市所公私之学校，都已尽行开放。”

在与学校的争议中，学生们有着清醒的权利意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指学生)所在的地方———学校，觉得有未满足之处，当然有提议改良或增减的权利。”当时执笔在《广东医药杂志》上辨驳校方的学生取笔名为“落红”，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之意，又体现着一种主人翁的态度。在他们的争取下，后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课程有所调整，生理、解剖、卫生、病理、西法诊断、西药概要、国文、日文等西医及其它课程均逐步开设，顺应了时代的发展。

对内如此，对外，学生会也以独立的面貌出现。在1929年反对教育部不准中医办学，要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的斗争中，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生会发表宣言反驳教育部说：“查中医学校之学习资格，从前固未有规定，然此正属教育部行政范围，自可制定颁发，通令全国各中医学校，明令执行。……今乃不将制度审定颁发，而遽谓其不能列入学校系统遂摈诸学制之外，何以昭示公道于社会，而平学子之心耶？”学生会甚至直接致电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此次教部通令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年，摧残国粹，扬西抑中，不平孰甚。恳请令行该部收回成命，以慰群情。”

“上医医国，下觉觉民”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校训，也是那个时代广东中医界同仁的精神缩影。作为中医药救亡图存的策源地，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通过结社办刊等形式在挽救中医、振兴中医药事业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先锋作用，也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奠定了雄厚的学术传统和基础。

总之，近代中医的结社办刊，对内有利于交流与提高学术，以及集结力量应对西医的挑战；而对外，则意味着更经常以组织化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也越来越懂得遵循近代政治的渠道来争取和维护行业的利益。这在1929年前后的维护中医斗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来源：南方都市报
－－－－－－－－－－－中医没有成功，
学者还需努力。
－－－－－－－－－－－“上医医国，下觉觉民”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校训，也是那个时代广东中医界同仁的精神缩影。

也是当前的首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