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陆金国

中央卫生委员会废止旧医案

1929年2月下旬,南京黄埔路1号的卫生部大楼内,迎来了十多位意气风发的客人。他们是新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从全国各地礼聘的医疗卫生专家,前来参加全国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

1928年,五院制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卫生部隶属于行政院。首任卫生部长薛笃弼,并非医学出身,他是冯玉祥派系的人,蒋介石出于平衡各方利益,将卫生部长职位安排给冯系,薛笃弼遂受命出任此职。上任之初,他也算能礼贤下士,专门成立一个政策咨询机构,即中央卫生委员会,聘“富有卫生学识经验之人员充任”委员,以为开展卫生行政出谋划策。首届委员会共有17名委员(加卫生部长为当然委员共18名),此次全部到齐。

受聘的中央委员都有哪些人呢?有留学法国史太堡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禇民谊,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留学英国剑桥大学的东北防疫处处长伍连德,留学日本的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此外有上海市卫生局局长胡鸿基,天津市卫生局局长全绍清,广州市卫生局局长何炽昌等人,全部都是西医出身。在当时,所谓“卫生”被理解为纯粹西方医学的概念,故卫生行政大计根本未考虑到中医参与的可能性。然而会议上,却偏偏专门讨论了有关中医的问题,并形成了决议案。

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期从23到25日,共讨论议案49件,其中有4项涉及中医,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提案人余云岫,浙江镇海人,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影响,归国后提倡“医学革命”,主旨就是要效法日本,废除“旧医”(指中医),全面推行西医。此次出席中卫会,余云岫的提案全面展开对中医的攻击,历数中医“不科学”,更从医疗卫生行政的角度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

所谓断然手段,包括限期施行旧医登记,领执照后方许执业；对已登记的旧医进行新医培训,获得证书才能继续执业；旧医年满50岁以上,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可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期限15年,但不准诊治法定的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禁止登报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2月24日下午,中央卫生委员会在临时会场专题讨论有关中医的四项提案。按余云岫的说法,他的意见在委员中获得“满场一致通过”,唯一有疑问的是列席会议的几位卫生部行政职员。其中保健司长金宝善提出给中医进行登记的时间过短,医政司长严智钟也赞同,但委员中身份最显赫的褚民谊断然回答:“本还要短,现已算长了。”卫生部政务次长胡毓威又提出一个问题:提案所说检查新闻杂志,是否不合国民党总纲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余云岫回答说:“言论出版等自由,本席虽不懂法律,但我想必定有一点限制的。”最后,会议通过《规定旧医登记原则》共三项,写入25日的会议记录第七项,其内容是:

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l9年(1930年)底止。

乙、禁止旧医学校。

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相机进行。

一个事关中医命运的决议,就这样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过程中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没有应否实行的辩论。25日,会议结束,委员们各归本省,等待医学革命的正式开始。

中医药界全力抗争

委员们等来的是一场风暴。

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的一则简讯披露了会议决议的信息。3月4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更是刊出中央卫生委员会专刊,以胜利的姿态详载其提案,引起各界震惊。新闻界将之称为“废止中医案”。全国中医药界各团体纷纷函电国民党政府,表示责问和反对。如广东中医公会电文说:

“阅报载有西药经纪,受帝国主义运动,在中央卫生委员会议决取缔中医,意欲打倒中药,推销西药,丧心病狂,贩卖中国,莫此为甚!我广东中医界誓死力争,尤望各省工商各界,一致声援,以救危亡而寒漏卮,并请政府严办提议人,以杜帝国主义之狡谋,中国幸甚!广东中医公会叩。”

当时,上海中医药界成为全国组织抗争的中心。神州医药总会、中华中药联合会等40余团体联合召开会议,决定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联合全国医药界统一行动。1929年3月17日,来自全国15个省共242个中医团体的代表总计381位,聚集到上海总商会大厅,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

广东方面参加此次大会的代表是广州新中医学会的余凤智和陈敬先,还有汕头市医药会的代表,其中余凤智当选为大会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余凤智1925年入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曾任第二届学生会主席,其时还未毕业,之所以由他代表广东,可能是由于联络不畅,致其他广东中医药团体未能与会。在会上,余凤智提出了有10项意见的提案,包括建议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奖励中医案,建议各省市中医团体分别向当地党政府请愿,如在一定期限内未达目的则组织全国中医药业同时罢业等。

在3天的会议中,大会最后决议案通过了将3月17日定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后称“国医节”),并决定组织请愿团进京请愿。中医请愿团到达南京后,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等处递交请愿信,发觉政府各级人士中同情中医者居多。例如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表态说:“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长,不但不废止,而且还要加以提倡。”据说卫生部长薛笃弼在国民党三大会场中也屡遭到代表质问,连冯玉祥都来电批评他。24日,薛笃弼主动宴请请愿代表,宴后表态说:“中卫会议案实有不妥……本部长对于行政方针,以中国国情内为左右,对于中西医并无歧视,并深信中医之限制,非政治势力所能收效。”

为与请愿呼应,广州中医药界于3月25日,在城西方便医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广东中医药联合会筹备会,进一步团结抗争。下午三时召开会议,讨论并议决成立了广东中医药联合会,暂借方便医院为会址,联合关于发表宣言及通电,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会议推定由广州中药公会、广州中医公会、广州医学卫生社、中医药专校起草宣言,经筹备会修正后发表。广东中医药联合会的通电说:

“中卫委会议决取缔中医一案,实行打倒中药,推销西药,贩卖中国,莫此为甚。因中医亡,则贩药商亡,植药农亡,制药工亡,每年药物出产金额数万万元,恃药物为生治民众数千万人,因此取缔中医一案,同归于尽。间接则各界均受其害。可见外人经济侵略,无所不用其极,亡国亡种,此见其端。应请三全会中委会撤销中卫会议决取缔中医案,以救危亡,并请各界一致援助。中国幸甚!”

在全国中医界的努力下,卫生部先后函复各地中医团体,矢口否认称“中央卫生委员会决议案并无废除中医中药之说”,3月25日正式函复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主席团时又说:“查《社会医报》之登载,应由该报负责。”与余云岫撇清干系,并许诺将来会吸收中医参加中央卫生委员会。中医的抗争,达到了阻止废止中医议案实施的目的。

中医反戈一击,倡议“废止西医”

对中医的抗争,西医并未旁观。就在中医界上海集会的3月17日,《申报》刊发了余云岫之《异哉旧医之举动》,直指中医界的举动为“以欺惑愚蒙,阻遏进步”,是“不许医药之科学化也,是不许政府有卫生行政也,是不许中国医事卫生之国际化也”。

随着情态的发展倒向中医,令西医界深为不满。当年西医团体全国医师联合会召开会议,就有提案认为,“议决之登记旧医原则一案,对于旧医现在生计及社会现有情形均顾虑周详,并未失之激切,卫生部亟宜依照办理”,他们抨击“卫生部将该会成立于前,而又无形废置于后,使已往之议决案不能实现”。

对西医必欲置中医于死地的言论,广东台山中医雷济发出了最激烈的反击。雷济曾在广州注册,当时正在上海执业,“废止旧医案”出台后,他即愤而撰“上卫生部长请提倡中医废止西医书”,寄送薛笃弼。文中详辩中医阴阳五行、诊治药物的合理性,抨击“西医剖腹治病伤人元气”、“西医治疗倒行逆施悖于情理”、“西医不识邪气只知细菌愚而且死”、“西医治病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拘形泥迹不能变化”、“西医化学药物全失天然药物之效用”、“西医所用之西药实不适宜于中国”,“恳乞部长转呈国民政府,迅赐提倡中医,废止西医,将全国国立西医学校、西医医院,改为国立中医学校、中医医院,俾有裨党国民族之国粹中医,日有起色,不致沦亡!”

雷济此文不但寄给卫生部,稍后也上书于国民政府。他也曾誊抄一份送交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参考,余凤智读后非常欣赏,转抄一份带回广州,计划在《广东医药月报》上发表,因原文太长终未能刊登,但后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发表抗议教育部压制中医的长篇宣言时曾参考了他的部分言论。

1929年中医界的抗争影响很大,《申报》称“其盛况为一年来民众运动所未有”。在斗争中,不难看到中西医各自所处的情势对比分明:一方高踞庙堂,谋划鸿猷；一方通电集会,停业罢市,典型的“朝”、“野”斗争姿态。这个过程,与日本明治维新时几乎一样。但是,与日本汉医一蹶不振不同,中国的中医对斗争充满自信。著名中医陆渊雷在与余云岫辩论时充满信心地说:“试行全国投标大抉选,逼发选票,令国民自由投票,信用中医中药者若干人,信用西医西药者若干人,政府监视开票,吾知信中医中药者,必得百分之九十五,信西医西药者不过五人也。”同样,在全国医药团体大会闭幕宣言中说:“如必欲以莫须有冤狱相加,谓中医为草营民命,涂炭生灵,视之如洪水猛兽而不容发展进化,则吾人惟有先自引退,静听全国三万万五千万民众之最后公判!”

另一方面,中医将自己的诉求与民族文化、经济利益相联系,争取到了更多的同盟军。全国医药团体大会闭幕宣言说:“国粹不保,何以立国?国产不兴,何以利民?”当时不少人怀疑西医的行为实是为西药商人谋利。广州《新闻报》就刊登这样的消息说:“此次中西医药争潮发生起点,实因某国人欲扩大其对我经济侵略政策,以六百万元资助我国西医药界,作为打倒中医药界之战费云。”此说不管是否空穴来风,毕竟中医中药唇齿相依,所以中药界和商业界积极参与到抗争中,形成浩大的声势。

算起来,在1929年掀起滔天波澜的,实际上只有禇民谊、余云岫等少数西医,在社会上没有广泛基础。他们所依仗的“科学”,远没有想象中的威力。中医与西医虽然理论相异,但是否构成推行卫生行政的障碍?卫生行政有无兼容两种医学的可能?这是一个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不是照搬外国经验可以解决的。

总之,在抗击1929年“废止旧医案”的斗争,广东中医界同仁起了急先锋作用,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急先锋的气概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减。新中国成立后,以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为首的专家学者们倡议并推动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次从国家体制上改变了中医的命运。


来源：南方都市报
－－－－－－－－－－－向前辈致敬！在当前更显得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