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现“西医”一词的著作《西医略论》。
1930年,中央国医馆筹备成立大会谒(中山)陵留影。图片来源:1937年《中医世界》第13期(中央国医馆成立纪念号)
□郑洪 陆金国
“中医”、“西医”的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旧医”、“国医”又是怎么一回事?在近代以前只有一种医学的时候,中国的辞典里是没有这些名词的。在西方医学传入以后,为了与原有的中国医学进行区别,人们才有必要创造新的名词。在“废止旧医案”之后,围绕以何种名称定名,中西医又经历了一番博弈。
“中医”与“西医”的由来
在历史上,对医生并没有固定的叫法。《周礼·天官》有“医师”一职,其下属有“医士”；后世宫廷中称“医工”、“医人”,民间则叫“郎中”、“大夫”,有的地方叫“医生”。这些无非都是对一种职业群体的不同叫法,并不固定。可是在近代有了两种医学,差别又这样大,笼统地称“医生”就不行了,有必要从名称上加以区分。
早期中国人将外来的事物多数冠以“洋”字,医也一样。汇通医家陈定泰称外国医生为“西洋之医”；朱沛文则称之为“洋医”,对应地将中国医生称为“华医”。但是,外国传教士们并不喜欢“洋”字。因为“洋”与“华”相对,突出了种族的区别,在心理上阻碍中国人接近他们。要知道,在近代中国人心目中,“洋”字联想到的可都是“洋枪”、“洋炮”、“洋教”和“洋烟”等,几乎就是屈辱与压迫的代名词。
1857年,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出版了《西医略论》一书,首次将来自西方的医学称为“西医”。相对应地,书中将中国的医学和医生称为“中土医学”与“中国医士”,后来简称为“中医”了。这些称呼被传教士们广为接受,外国传教士医生后来著有《西医举隅》(1875年)、《西医汇抄》(1890年)等书,1881年嘉约翰又在广州创办《西医新报》。“西医”和“中医”在晚清开始成为习用语,很多中国的文人和报刊也都采用了这种叫法。
由于“西”和“中”只是客观的地理区别,比较中性,不那么容易牵动民族情绪,所以在其它知识性的领域中,也都逐渐以“中”与“西”对称。例如“洋务运动”的著名口号就是“中体西用”,而不是“华体洋用”。
“西医”的叫法流行之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医们首先对这个名称开始有意见了。这主要来自于那些学习西医的中国人。他们学成归国执业行医时,觉得自己明明是中国人,实行的又是通行世界的医学,为什么要被冠以“西”字呢?
广州《医学卫生报》就是由一批较早接受西医教育的中国人创办的,1909年该刊中的一篇文章说:“西医之入中国,几近百年,至今犹有西医之名,可耻也。日本初亦有所谓汉医,自荷兰医之输入,则有所谓兰医。维新以来,其国人之从事于医学者,类能发为新理,流声于时……日本在今日已久无汉医、兰医、洋医之名,统言之不过医学而已。未有如中国之尚有所谓中医、西医者也。呜呼,中国何日始泯西医之名词哉!”
但社会总需要对中西医学加以区分,所以“西医”之名,不但未消失,反而在民国后正式进入一些地方的法规之中。1913年广东省警察厅出台了《广东警察厅西医院立案章程》、《广东警察厅西医生立案章程》、《广东警察厅调剂西药房立案章程》等规则,而1916年江苏省出台有《检定中医暂行条例》。
这表明,“中医”、“西医”由社会习惯用语变成法规认可的正式名称了。
“旧医”称谓的出现
由于西医不喜欢“西医”,在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一些
人参照新文化和旧文化的叫法,提出了“旧医”和“新医”的名称。1917年,留学日本学医的余云岫著《灵素商兑》,针对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宣称要“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正式将中国传统医学称为“旧医”,同时将西方医学称之为“新医”。
余云岫明确地说:“新医为交代物,旧医为老废物。新医为已进化之物,旧医为未进化之物。新医为应时产生之物,旧医为时代落伍之物。”
正如“新文化运动”以扫荡“旧文化”为己任一样,“新医”对“旧医”,分别代表着进步与落后,隐含了发展与淘汰的意味。
新医、旧医这样的名词在西医界中得到赞同,纷纷响应使用。余云岫所在的上海医师公会积极利用媒体,在《时事新报》开办“新医与社会”副刊,大力宣扬“新医”。很快,“新医”这个名词就流行开来。据统计,20世纪20-30年代,名称中包含“新医”字样的西医刊物有10种之多,各大报纸也以开办“新医”类副刊或专栏为时尚。
面对西医的举动,中医界不少人起而与之论战。不过注意力多数集中在驳斥余云岫等攻击中医的言论方面,对名称虽然反感,还未曾十分注意。到了1928年,中医忽然惊觉:由于卫生行政全被西医掌握,带有歧视性质的“旧医”之名已经被用到了政府文件中!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卫生部,开展筹划卫生行政。当年卫生部下发的一系列全国医药情况调查表中,有一张就叫做“旧医旧药登记表”。杭州中医首先注意到此点,一名中医在《浙省中医协会月刊》上载文说:“使我愤懑而又使我认为奇耻大辱的,就是表上的标题刊着‘旧医旧药登记表’呵!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晓得物旧要破,人旧要死。‘旧’委实是个快要消灭的惨象,又是个何其刻薄的咒诅?但现在居然赠给我们做了皇皇头衔!”
宁波中医协会的王宇高十分关注此事,立即刊文质疑杭州市公安局说:“就法律的定义说来,名称是断断不能由敌方任意妄造的……所以我们中医被西医余云岫汪企张等单独的任意捏造‘旧医’‘旧药’的恶名,尽可不必提出正式抗议,但是现在贵局(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办理杭州市中医中药的调查,表的标题竟刊着‘旧医旧药’字样,那我中医根据法律,当然不能再默认了。”强烈要求杭州市公安局公开表态,有否受西医授意摧残中医、所列名称有否经过市政府会议同意等。
不久宁波卫生局也下发了这张调查表,经王宇高质询,得知其格式来自卫生部。于是,1928年12月,王宇高所在的宁波中医协会上书卫生部,质问“旧医旧药”之称的来由,并呼吁全国中医界起而抗争:“凡我国内中医团体,对于此点,不可视为一字之微,无关重要。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旧医’二字,苟成定名,则我中医将无复进化可望……平日被汪企张、余云岫辈妄称旧医,系泼骂咀咒口吻,尚可置之不理。今则宁波市政府究见诸行政实施,难保不通行全国。其速据理力争,合并通告。”
不久,卫生部长薛笃弼回复说:“查本部所发11种调查表,以‘新’、‘旧’命名中西医,用意在使统计时易于识别,以求真确之统计,并非法定名词。该呈所云侮辱,实属误会。”
薛笃弼并非学医出身,对中医确无成见,如此解释并非推搪。但卫生部除他之外,如次长刘瑞恒等其他人员多数为西医出身,就难保没有人歧视中医了。调查表的名称应该就是出自卫生部某个经手人的私意。
用“国医”对抗“旧医”
2005年,以
广州中医药大学为首的中医院校网站以及政府官方网站不约而同地将“中医”英文名“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改成了Chinese Medicine”。这一改动是为了表明中医学从来是与时俱进,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理据极为充分,如近年来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专家们用中医药探索治疗
艾滋病、恶性肿瘤、
黑热病、
红斑狼疮等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尤其是该校李国桥教授研制的
青蒿素抗疟新药被列入WHO基本药物目录,成为全球疟区一线抗疟药,这些成就可谓为中医学的先进性下了有力的注脚。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2005年的“中医”译名的变化并没有在社会引起一丁点波澜。但也有学者认为,2005年“中医”的更名之所以风平浪静,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医生存的时代环境变了。因为同样出于对“旧医”的反感,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医界的“更名”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
1926年,余云岫被聘为中央卫生委员后,他在1929年中央卫生委会员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会议通过的决议居然也用了“旧医”这一称呼,定名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
在决议引起的全国性中医抗争浪潮中,“旧医”称呼被中医界高度重视。广东《杏林医学月报》刊载数篇文章强烈反击,如畔叟文谓:“倘谓西医为新,中医为旧,便要废止,则一般西医何以仍皆用中国旧式的‘医’字,不别用一个新式的名字呢?……中医虽旧,也能活人。”
又载守刚文说:“余岩之所非中医者,以其旧,而非以其治病无功。”“夫卫生所司何事?乃明知其能疗疾病、保障民命者,而必废置之,反必引外来文化之所谓新者,遂不问其疗病之成绩如何,惟求新之是用,无乃有忝卫生之旨欤!”
西医界在发明“新医”、“旧医”称呼的同时,也将西医称为“科学医”,中医称为“非科学医”,以显示中医与近代科学的不相容。科学与否,一直是西医攻击中医的着力点。以当时“科学”地位之崇高,根本难以容忍中医有关“科学”是否全部真理的疑问,中医不能不别辟蹊径,以另一种更具广泛社会基础的标签来争取生存空间,这便是“国粹”。于是,与“旧医”的贬抑名词针锋相对,中医提出了“国医”提法。
早在此前与余云岫等论战时,著名中医时逸人就提出过“中医一律改称国医”的呼吁,不过当时影响不大。到了1929年3月17日中医集会抗争时,民族和国家情绪高涨,会场中人们高呼“提倡中国医药即是保存文化经济”、“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杭州中医协会提出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提案,获得大会通过。1929年12月,在中医界为抗争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称学社而再次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时,更通过了将“中医中药一律改称国医国药”的决议。这样,“国医国药”成为了中医药业界的正式定名。
乘着抗争取得的有利形势,中医积极争取国民党政界人士的支持,提出应设立全国性的中医药学术机构“国医馆”。
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226次政治会议上,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及胡汉民、陈立夫、焦易堂等七位元老联名提出议案,建议“援照国术馆之例,提议设立国医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术及学术研究”,并论述了国医馆的职能,附有组织大纲。提案在会上获得议决通过,中央国医馆被批准成立。这样,“国医”又得以成为政府机构名称。
以“国”字冠于中国事物,也非特例,社会上就有国货、国文、国术等名称,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但是中国文字的内涵是相当丰富和微妙的,“国”字当头,又可以联想到“国师”、“国父”等尊称,隐隐有一种正统、主流的意味。而与此同时,卫生部拟订的《医师暂行条例草案》,因实际只针对西医,在立法院审议通过时则被改名为《西医条例》。“国医”对“西医”,一时似乎东风压倒了西风。
可想而知,西医界对这种情况极其不满。西医团体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书,质疑说:“举世界公认全球实行之医学横加之以“西医”之名号,而隐然跻时代落伍之国医与之对待矣。”
余云岫更抨击说:“通行数千年之非科学医,不但不谓之‘废医’,反徇其自尊之号,认之为‘国医’矣。于通行世界之科学医,不但不谓之‘国医’,且不欲其有医师之称,必横加之以‘西医’之名而后快。颠倒错乱,谬妄矛盾,真笑柄也。”1932年中华医学会大会还通过决议,反对中医用“国医”之名以致混淆视听。
然而,不管西医界如何反对,以及如何坚持使用“新医”和“旧医”名词,但已不能影响到行政决策。中央国医馆从1930年起筹备,1931年3月17日在南京市头条巷国术馆的大竞武场召开成立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均派代表到贺。
这标志着,一个特定的“国医”时代来临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