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中医科学化”的干将广东南海人谭次仲。

1930年代广东各地以国医、国药命名的期刊。
□郑洪 陆金国

1931年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全国中医药界倍感欢欣鼓舞。广州《医林一谔》杂志连续出版2期“医药生机”专号,以示庆祝。广东中医药界陈任枚、卢朋著、管季耀、梁湘岩、梁翰芬、冯瑞鎏、陈道恒七人作为广东代表参加了3月17日召开的成立大会,陈任枚当选为理事。回粤后向省港中医药界报告出席大会经过时都很兴奋,陈任枚表示了“极乐观”的心情,卢朋著也说国医可望有“出身之路”,“国药有中兴之望”了。

国医馆出台“科学化”整理学术大纲

然而,人们需要明确的是,中央国医馆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医药生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有根本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依然是“科学”至高无上的时代,政府和学界还曾联手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提倡“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实际上,成立国医馆,并非意味着对政府和社会对中医原有体系的真正认可。它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妥协的产物,是政府为缓解中医抗争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对策,同时也是谭延闿、胡汉民、陈立夫等笃信中医的党国元老推动的结果。

在这种环境下,所谓“国医”,如何才能进一步争取政府支持和社会认同?中央国医馆的答案就是“科学化”。

各委员向政治会议提议设立国医馆时,理由正是“以科学的方式整理国医国药”,否则不可能通过。而中央国医馆成立之时,馆长焦易堂还特别强调:“现在兄弟可以用一种最郑重的表示,要世界及全国人民注意的,就是中央与各方面设立国医馆,整理中国医药,绝对不是守旧,是维新；不是复辟,是革命；不是开倒车,是开快车。换言之,就是要使国医由复杂的东西变成有统系的、能普及的科学。”

怎样才叫“科学化”呢?中央国医馆成立不久,立即设立“学术整理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施今墨、陆渊雷、时逸人等名医均受聘为委员。不久,由陆渊雷执笔拟定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上交国医馆,1933年5月1日,国医馆第16次常务理事会议修正通过《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下发各地。

这份以“科学化”为宗旨的大纲,开宗明义地说明其目的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具体做法,则是为理想中的“科学化”国医拟定了体系纲目。按此纲目,首先,“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然后,两类学科中要建立起完整的知识体系,其中包括中医原来没有的内容,例如基础学科要设立“解剖生理学”,“仿近世解剖生理学之通例,分骨骼、筋肉、皮肤等项及各脏器系统叙述之”；原有的临床应用学科,则应参考近代医学知识加以革新,例如外科学“尤须参加种种消毒手续”,针灸学的“经穴、孔穴各部位,须与近世解剖生理互相参照”等。

这份大纲公布后,各方面意见不一。有的中医直斥其为“四不像(即新、即旧、亦中、亦西)”；名医祝味菊说其中不少术语并非中医所有,“将来据此整理国医,必致引起无穷纠纷”。

出奇的是,反中医的主将余云岫却肯定这份大纲说:“思想见解超轶时辈,先决问题诸条,尤为扼要。寻此以进,则去伪存真,黜非求是,我国医学之科学化始有阶梯可循。”

广东医家积极响应“科学化”

2007年3月,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落户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卫生部、科技部等主要领导亦专程出席揭牌仪式。这一系列动作,一方面表明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主体的广东中医药界在中医药临床研究、基础研究、新药开发等领域成就卓越,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对中医科学性的郑重确认。

相对于当今政府的明确肯定,民国时期,中医的科学化讨论始终在台面下进行,而且中医界自身亦多有疑惑。1933年中央国医馆提出了中医科学化大纲,尽管大纲有许多不足,但各地响应“科学化”提议的中医也有不少。其中,广东中医林昨非的“科学化”中医版本就很有代表性。

林昨非,字尧钦,广东新会人。任新会仁安医院医席28年,后又主仁育堂医席,另设有“维新医学研究所”。对于中央国医馆的“科学化”之举,他著有《改进中医刍言》以响应,认为中央国医馆的整理大纲有积极意义。他认为古代中医学“尝百草,制医药,与作《内经》,均属破天荒之创举”,但当时条件所限,其理论“间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在所不免”,所以当前改良中医,“务宜本前人之发明而光大之,择其陈腐者删改之,认为不背于近代学理者保留之”。他提倡“取新医之长,补旧医之短,又能用旧医之长,补新医所不逮”,而若“闭关自守,复古救之之说,必成笑话”。

林昨非具体谈到在哪些方面要吸收现代医学的知识。他说:“改进中医办法,以讲求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为第一要义。其次则最低限度,每一医生亦要置时表一个,体温表一枝,听症筒一件,洗肠带一条,以刷新中医耳目,而洗从前简陋积习,破除旧医不得用新医器械的成见。”临床上,提倡研究中药的药理作用,“按照新学医理,配用中国药方”,认为应将中药逐一化验,提取有效成分,而不是光谈中医的“五色五味”,“泥古不变,至令卫生当局常常指为非科学,而有取消中医中药的提议”。

广东另一个更有影响的提倡“科学化”医家是谭次仲(1893-1955年),广东南海人。他认为中西医学应当统一于“科学”之下:“一国而有二医,孰得孰失,何去何从,于国民生死祸福为何如?医学统一之不容或缓也,不愈彰彰明甚哉!统一奈何?曰使同归于科学,换言之,实行中医科学化而已矣。”

他的多本著作定名为《中医与科学》,自述原因有三:“一、中医必当科学化。二、中医实质与科学必有同化的可能。三、欲中医能臻科学,必当研究妥善之途径是也。”他指出“科学”的原则说:“然则科学者,乃以精确之知识,有效之方法,寻得其实物与实象之谓也。”

但是,中医与“科学”的融合并非那么容易的事,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置中医基本理论于何地。在提倡国医“科学化”者眼中,阴阳、五行、六气等中医概念都是“不科学”的。从科学的角度,谭次仲将中医知识划分为三类:玄理、经验与药物,“玄理为冥想哲学,自与科学实验不相容,惟药物则实物也,经验则实象也,二者自古施诸治病而有验,故必有科学之理致存。”而中医所说的“气化”等观念,“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他认为就属于“空想之谬所”。

谭次仲认为中医临床上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中药,但传统中药的四性五味等理论“大都经纬之以气化生克之说,玄谬无稽”,“必取其有效之药物,加以科学实验以证明其真理,确定其效途,更提取精华以施于用”,才合乎科学。

谭次仲这种思想被后人称之为“废医存药”。当时人们受西医药理学影响,认为中药治病有效的原因,应该是其中含有某种化学成分,所谓“科学化”就是要把这些成分提取出来,通过实验说明它对人的作用,以后就不需要用传统的寒热温凉等理论去解释了。但这种思路一直走不通,许多从药材中提取出的化学成分,在临床上作用并不明显,结果反而被西医用来作为否定中医的证据。

脱离了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中药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说明当时常规的科学思路并不足以完全阐明中医的科学道理。中医“科学化”运动处于尴尬境地中。

“统一病名”惹争议

在公布《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之后,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开始推进更具体的工作。

第一步是要统一中医病名。中医古代对疾病的命名没有一致的规则,名称比较杂乱。委员会认为,这些病名均与现代社会脱节,不如统一向西医病名看齐。委员陆渊雷说:“欲厘定病名,不出两途:一、择用古书原有病名；二、根据科学,别立病名。……馆章明定以科学方式,整理改善国医药,则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似为当然之事矣。既须根据科学以别立病名,则与西医之译名,当然多数相同:何则?西医亦据科学以立名,科学无中西之异故也。”

按此原则,委员会制定了《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和《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1933年6月,由中央国医馆颁布,向各地征求意见。这些文件明确提倡采用“西医所通行之华译病名”为主,将历代医著中的病名与之一一对应,并要求将来“颁行全国医士,限日一律用此统一之名,违者处以相当惩戒,惩戒后再不从,则禁止其业医”。

如果说适当吸收西医解剖生理知识人们还能接受的话,取消中医病名,肯定使中医临床无所依傍,因此这份病名方案激起的反响远远超过《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而且基本是骂声一片。如浙江省国医分馆杨则民认为,中医病名行之千年,世人共晓,有其独到之处,“一切学术名词之合理与否,不在名词本身,而在其所赋之定义”,不能轻易废除中医病名。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认为此举过于仓猝,他说:“欲统一中西病名,先须以两方病名对照,而此对照之前,先须以中国古、今病名对照……次以西土本名、译名二者对照,然后可以中西相对择取其是。”“要之此事必须聚集中西良工比较核实,方可出而行世”。

病名是与医学各方面的知识相联系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西医病名“肺炎”,既然是炎症,就要查明是什么病菌引起的,什么药物能杀菌……中医临床完全不是这种思路,同样的病人可能根据其最主要的症状命名为“咳嗽”或“喘证”,然后辨明是寒性还是热性,采取不同的中药来调理。这些中药不一定具有直接杀菌作用,但正像民国时东莞中医卢觉遇所言:“中医虽不知有菌,不知治菌,而治法能补助人体自然疗能,以透彻病根,排除病毒,使生理机转归于正规状态,故能收根本治愈之功。”

当年6月25日,上海国医分馆推举秦伯未、严苍山、张赞臣、吴克潜、盛心如组成研究会,专门研究国医馆统一病名草案。3天后,诸委员均以该草案殊多窒碍,全体辞职以示抵制,并在代表上海国医分馆拟具的意见书中,提出了尖锐的疑问:“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治疗学及药物学,如何联络运用,有无充分预备?依傍西医病名统一国医病名之后,对于诊断学如何运用,庶不致与西医之诊断发生歧异?”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具体临床操作的疑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

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当年11月中央国医馆只得通电全国中医团体收回建议书,同时将主要撰稿人陆渊雷等免职,另聘陈无咎、随翰英、周柳亭、黄谦等组成“编审委员会”。编审委员会由陈无咎草拟内科器官系病名草案,并特聘张赞臣、余无言分别拟定内科组织系和外科病名。这三部分都以中医病名为主。修改后的草案1934年11月公布,反应远较前次平静,获得不少赞同的声音。

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和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至的。当时的一些做法,明显受到当时科学水平的局限,对中医自身的理论价值信心不足,因此遭到众多中医的反对。正像有的中医提出的:“窃疑世界学问除科学外,仍有他种学问否?世间学问仍有他种方式否?阴阳五行在科学之外仍有自立之余地。”真理,也许不止于当时所知的“科学”形式。

而在另一面,“科学化”也并不能消弭反中医者的敌意。反中医的学者傅斯年对这种“科学化”就不以为然,他问:“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学、病理学、微菌学,只是口袋中怀着几个金鸡纳霜、阿司匹灵药饼,算什么改良的中医?若接受了这些科学,则国粹的脉气论、六气论又将如何安插?中医之为中医又在哪里?”他断言:“国医根本没有谈科学的本钱”。像前述余云岫赞许国医馆的学术整理大纲也并非善意,而是视为他的“医学革命”主张胜利的结果。1934年余云岫发表文章说:“医学革命的理论方面大致已告成功,所号为中医者亦宣告科学整理矣。中医在报章发表之文,大半皆用西医之论矣,虽成为非驴非马之怪物,要亦过度进期必有之现象。”谭次仲虽然主张“科学化”,但总体上还是维护中医,结果被一些西医谩骂为“杂种医”。

由此可见,以国医馆为代表的中医改良者向“科学”的妥协,并未换来自命“科学”的西医的青眼,相反却失去了不少中医的支持。在把握学术发展方向方面,中央国医馆陷入了彷徨之中。


来源：南方都市报
－－－－－－－－－－－要电动摩托车标准还是要电动自行车标准
    要西方文化认识宇宙人身的标准——科学，还是要东方文化认识宇宙人身的标准——道
    电摩标准合理、合情吗？
    科学是宇宙人身的本质吗？
－－－－－－－－－－－国学就是国学，为什么要“科学”
－－－－－－－－－－－在藥醫有緣人的情況下當然會讓有些人覺得中醫的確需要科學化, 但若是中醫能夠做到療效可複製化, 相信沒有任何學者敢提出中醫需要科學化. 只要做到療效可複製化, 就代表中醫和西醫是一樣的科學化. 不需要以前所提的"假科學化", 更不需要所謂的改革中醫了.
－－－－－－－－－－－国医本来就是最科学的，为什么要“科学”，现代科学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证明中医的伟大。难道要国医倒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