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中国国医节”，这是中国医学界为纪念1929年抗争废除中医的胜利而定下的节日。

　　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关于要不要废除中医药的争论之声百年来始终不绝于耳，其中引起全国中医界反响最强烈的一次莫过于1929年的中医存废之争。1929年2月，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的俞云岫提出全面废除中医，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此事立即在全国医学界引起极大震动。上海中医界首先奋起抗争。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随即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的抗争举动，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二百多个团体的三百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大会，并前往南京请愿。迫于强大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撤除了取消中医药的决定。

　　在80年前这场关乎中医药存亡的抗争中，天津中医界的努力不容忽视。在全国众多反对废止中医案的通电宣言中，天津中医药界的宣言颇引人注意。宣言不仅谴责了西医界利用政治势力打压中医，同时强调了废除中医药后可能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造成的不良后果：“……中药因此受几千万之损失，职工失业是故当然，则社会未来之恐慌，实令人不敢追想矣。”

　　尽管这场中医存废之争并非最后一次，但所取得的胜利却令全国中医界欢欣鼓舞。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争论中的中医药业一度得到繁荣发展。这一时期的天津中医界名医辈出、中药业店堂陆续开业，当时的天津大伙巷、估衣街、针市街一带已经成为我国华北、东北地区最大的中药集散地之一，不仅涌现出张锡纯、丁子良、王静斋、苏式骨科、哈氏世医等诸多名医，还有中医教育家陈泽东、古今人，医药家刘秉彝等，其中所创造的诸多“之最”都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

　　1739年天津最早的药店润善堂开业；

　　1886年天津中医徐士銮编辑的《医方丛话》是天津最早的医学著作之一；

　　1902年刘秉彝创办了天津首家药厂；

　　1916年出现了天津最早的中医职业资格考试；

　　1926年成立了天津最早的中医学术团体“天津中医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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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的中医药素以历史悠久、名医荟萃、大家辈出而闻名。尤其在近代，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融汇了南北、中西等各方医学文化的精华，培育了兼收并蓄的中医药文化，为现代中医中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讲述

　　津门名医薪火相传

　　中医不能小家子气

　　1928年的某一天，拥挤的估衣街里响起了一阵鞭炮声，一家新诊所开张了。诊所的主人就是后来享誉津门的名医王静斋。

　　“我爷爷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长征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现年54岁的王启琏回忆起有关爷爷的往事，脸上布满崇敬之情。虽然王启琏出生时爷爷已经过世了，但他从小跟从父亲学医，时常听父辈们谈起爷爷，对爷爷的许多言行都记忆犹新。

　　医德医风深负盛名

　　王静斋

　　本是山东省历城县人，祖传世代行医，年轻时在当地医界便已颇具声望。来津后，他的诊所甫一开张，前来求医的患者就络绎不绝，很快成为津城百姓交口称赞的名医。

　　“我爷爷的医术高明，这固然和家传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他非常聪明，悟性很好。”

　　说起爷爷王静斋的医术，王启琏至今还记得长辈们讲给他的一个小故事。“爷爷在山东时，有一天看见一个人在地里干农活。他看了这个人以后，就走过去对他说：‘你的病如不治将不足三日而死。’人家听了当时很不高兴，然而第二天那人果然去世了。这说明爷爷的‘望’诊看得非常准确。”

　　行医之人悬壶济世，大多有一副慈悲心肠。王静斋在天津时，每年夏天都叫家人在门口摆放一口水缸，里面盛满他用草药等泡制的解暑饮料，供过往行人随意饮用。他的医德医风获得津门各界人士的尊敬，名气也与日俱增。据王启琏回忆，当时在京剧界享誉盛名的梅、程、尚、荀四大名旦曾同时应祖父之邀来家里唱堂会，可见祖父王静斋那时的名气有多响。

　　王静斋

　　不仅为人正派、医德高尚，也很擅长交际，与当时京津两地的许多军政要人、医界名人均有交情。他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私交甚好。

　　“我爷爷只要去北京，肯定去找他(孔伯华)，他来天津的话，也肯定来找我爷爷。两人一起切磋医技，交流各自治病救人的经验，都毫无保留，医技也互有提高。后来，我父亲还成了孔伯华的入室弟子。”

　　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这也是当时天津中医界普遍具有的良好风气。

　　弘扬中医一脉相承

　　据王启琏的父亲王季儒回忆，王静斋曾有志在天津开办一所国医学院，志在培养中医人才、弘扬中医文化。然而适逢“七七事变”，乱及天津，开办国医学院的想法也中途夭折，这成为王静斋平生一大憾事。

　　传统中医的师承方式多为家传，有的也拜师学医。民国时期，西医的进入对中医药文化造成极大冲击，曾出现数次中医存废之争。为了传播和弘扬中医文化，各地有识名医纷纷摒弃门户观念，开办国医学院，广纳学员，传授医术。北京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也都开办了国医学院，并在天津广招学员，王启琏的父亲王季儒就曾在孔伯华开办的国医班就读，并成为孔伯华的入室弟子。

　　王季儒也是津门中医界名医，深得父亲王静斋和师父孔伯华的真传。1940年，王季儒在天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一经开办便门庭若市，名声不胫而走。新中国成立后，王季儒曾在和平区卫生局办的学习班中传授医术。王启琏记得父亲说过，只要有人肯学他的医术，他就愿意毫无保留地教。

　　从17岁时起，王启琏就开始跟父亲学医，后随同父亲一起在长征医院应诊，直到今天。他和自己的父辈、祖辈一样，希望中医药技术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父亲希望我们都能好好学习医术，传播医术，真正把中医事业做好。他说——中医不能小家子气。”王启琏说。

　　虽是一句简单的话语，却道出了众多中医界人士对祖国中医的深厚感情和拳拳之心。

　　王静斋

　　清末，天津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都市之一，沿南运河、海河一带形成繁华的商业区。图右侧有中药店堂“遵古炮制咀片应症丸散膏丹”招牌。

　　天津中医药文化既包容又开放

　　为探寻天津中医药文化的底蕴，记者采访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于铁成。　勇于吸收外来文化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您认为天津中医药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于铁成：天津的中医药文化有很浓重的地方特色，但从来不排斥外来文化的融入，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清朝晚期到民国期间，西医的进入曾对中医造成很大冲击，而在吸收外来文化这一方面，天津中医表现出了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具体表现就是大胆在中医体系中引进西医的治法和药物，形成中西医“汇通学派”，代表人物就是津沽名医张锡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做得也是全国最好的。

　　快报：民国时期西医对中医的冲击曾引起几次中医的存废之争，当时天津的中医界有何反应？

　　于铁成：引起民国时期中医存废之争的外部因素是西医的进入，内部因素则是“五四运动”后涌起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医学界一部分激进的西医走向极端，提出了“废止中医案”，并获得国民政府通过。这个消灭中医的提案通过后，立即遭到国内中医界坚决抵制。当时天津中医同业工会的主要负责人陈泽东曾带领天津中医界代表人士南下请愿，并在《大公报》发表文章表明天津中医界的立场，为捍卫中医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了发展中医，陈泽东出资创办了天津市私立中国医学传习所，这是天津早期中医教育的开始；他还创办了《国医正言》月刊，自始至终与民国政府及中医取消派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另一方面，天津有新思潮的中医人也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即坚持以中医为本，同时不排斥西医，实现中西医的会通。

　　中医药文化南北融合

　　快报：清末民初时期，天津中医药业的发展怎样？

　　于铁成：天津是个沿海城市，交通便利，人口众多，又是商业聚集地。商业推动了中药业的发展，不仅使一些商业资本争相向中药行业投资，还吸引了很多外地中药界的有识之士来天津开药店、办药厂，人们熟悉的达仁堂、乐仁堂等“京系”老字号纷纷落户津门，而身为“卫系”魁首的天津本土药庄隆顺榕及其五家分店更是牢牢占领了天津中药业的零售市场。药业的兴起同时促进了中医的繁荣，不少外地名医来天津开诊所，天津本土名医也能人辈出，使得当时的中医药教育也得以发展。1929年，张锡纯在天津开办了国医函授学校；1932年，钱伯泉创办天津私立中医学校；1939年，古今人在施今墨等名医赞助下，在天津创办了“天津国医学社”，并设多处廉诊所作为学生实习基地。天津国医学社共办了6期，为天津乃至全国培育了不少名医。所以说，天津的中医药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既有本土特色，又有南北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更具有包容性，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天津中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快报：如今的天津中医药文化实现了哪些传承？

　　于铁成：天津中医药文化在近现代得到了繁荣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涌现了大批名中医，并形成了独特的“卫药”文化。2007年，天津中医一附院被指定为天津中医文化建设重点单位，重点着手弘扬中医文化的环境建设。2008年，全国成立中医文化建设小组，由天津中医一附院牵头制定《全国中医医院环境文化建设规范》，志在宣传和弘扬中医药文化。

　

(本文来源：北方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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