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第9届毕业生合照，前排右数第9人为邓铁涛。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校训“上医医国，先觉觉民”。



作者：郑洪 陆金国


1924年9月15日，广州海珠中路麻行街84号，一座传统祠堂样式的建筑里，来自广州、香港等地的中医界与药业界人士汇聚一堂，与60名新入学的学生一起，举行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开学典礼。可容纳五百人的礼堂正面两侧，悬挂着该校木刻篆体字校训:“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前句出自《国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后句出自《孟子》:“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

所谓“医国”、“觉民”，岂是仅指医学，难道没有警醒世人，尤其是当局应当正确认识中医中药的用意吗？

学校教育的发端

“风从外中伤肢体，痰火内发病心官。体伤不仁与不用，心病神昏不语言……”
清代太医院的教材《医宗金鉴》，就是以这样的韵文为主，特别强调学医者熟读背诵，类似的入门读本还有《医学三字经》、《汤头歌括》等。更进一步，中医还要背诵《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

中医教育在形式上与私塾中的“读经”并无二致，即使到近代，中医出现了各种交流学习的社团组织，也未能摆脱科举的的影响。像医学求益社组织的“联课”，就来源于以前士人科举应试前的会课较艺，即大家就一个题目各作一篇文章，由主持人评定优劣。这种会课缺乏知识的连贯性，又与临床脱节，谈不上是有系统的教育。
民国时代，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于近代学科体系的学校教育学制，开始塑造着新一代的中国人。然而教育部却以中医缺乏科学体系为理由，拒绝将其列入学制系统。这对中医界刺激极大。

就医学教育而言，广东是全国最早出现近代学校教育的地方，最早由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博济医学校和最早由国人自办的光华医学校均诞生于广州。因此，中医对学校教育的认识也比较早。随着清廷“废科举兴学堂”，早在1906年，就有人倡办广东活人中西医学堂，以“洗腐败之污点，寿国民之天年为宗旨”，但未成现实。此后，陆续有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广东医学实习馆等机构出现，但都距正规学校相去甚远。

民国初年，教育部拒绝将中医列入学制的消息传来，广东中医药界为之愤怒，广州九大善堂和穗港药业都提出要自行筹办学校，开始自主的教育转型。其中，药业行商们更为积极，他们深知“倘中医衰落，中药随之”的道理，于1913年成立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筹备处，发出《宣言书》说:“欲保中药，宜昌中医；欲昌中医，宜立专校……本校设立之大旨，习中医兼习中药，由中医以通西医，葆全旧学而灌输新理，一炉共冶，弃短取长。”

筹备处积极联系穗港药界捐资，一开始即获香港方捐款2700元，省城方则向银行借贷4185元，购买了广州市麻行街、南濠街的地皮，作为校址，同时不断募集资金，开始建设。1919年建成校门首座，1921年建成礼堂等建筑。

但要争取学校立案，却历尽波折。由于教育部拒绝为中医学校立案，办学只能争取在内政部或地方政府以社会团体性质立案。1917年，筹备处向广东省政府递交简章，包括详尽的宗旨、名称、校址、经费、学期、学科、校员、学额、学费、设备等内容，十分翔实，并最终在1918年1月15日，获得广东省长公署批复:“创设校舍，详编学科，于地方卫生最有裨益，而且贯澈中西，虚实并课……愿力宏大，殊堪嘉尚。”准予备案。继之又获得北洋政府内务部备案。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了大元帅大本营后，学校又争取获得了大本营内政部的备案。

与广东中医专同年获得大本营立案并开学的，还有由广州医学卫生社设立的光汉中医专门学校立案。这两间学校，标志着广州中医正规的学校教育自此肇始。

国医大师的摇篮

学校教育与传统师承教育到底有何优势？从广东各地中医纷纷主动送子侄入学可见一斑。

江仑铨是广州有名的中医，在1894年的大瘟疫中，曾在四庙善堂设诊赠医，名扬一时。广东中医专开办之际，他对儿子江堃说:“医岂易言哉！非好学深思，集思广益，未易望其有成……省港药材行创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集聘名医，分科编授，以最纷繁之学术，成有系统之课程。此校一兴，吾道庶有豸也。汝其从之。”江堃于是成为第一年入学的60名学生之一，1929年毕业，后来成为《杏林医学月报》的主编。

出身医学家庭，被父亲送入学校，1937年毕业于广东中医专的当代“国医大师”邓铁涛回忆说:

“我在读医专时自找实习门路，前后跟随了几位不同派别、各有专长的老前辈实习。虽然那时所谓的实习，只是站在老师座后的‘侍诊’，还比不上今天的见习，但应该说仍然是颇有收获的。见老师用过的方药，自己就敢用，做到心中有数。如亲见家父使用仲景治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治愈一例需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个小时，药力过后又复剧痛的产妇，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而又不属于止痛之剂的药散，却有惊人的效果。有些经验是老师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如陈月樵先生治小儿好用‘夜游虫’(即蟑螂)，其祛痰熄风之功甚妙。”

毫无疑问，博集众长正是新式教育的第一个优势，足以矫正一家一派医术传承的不足。
第二个优势，则是有系统的课程体系。这相当于对中医学术的重新分化。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五年的课程安排如下:

第一学年:医学源流、全体学、药物学、国文、生理学、卫生学、化学

第二学年:生理学、疗治学、药物学、方剂学、病理学、国文、化学

第三学年:西药学、内科学、外科学、诊断学兼内外科学实习、儿科学、国文、伤科学兼绷带、妇科学

第四学年: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眼科学兼实习、痘疹病学兼实习

第五学年:内科学实习、外科学实习、产科学、耳喉鼻牙科学、花柳病学、针灸学、裁判医学

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全体学(解剖)、卫生学、化学、生理学、疗治学、病理学等都是传统中医分科中所没有的。除前三门是近代西医和科学内容外，后面三门名称似属于西医，内容却是中医。中医以前并没有什么生理、病理的划分，这是参照近代医学基础学科的分化而形成的，主要是将《黄帝内经》、《难经》等古代经典中的有关学说整理而成。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也体现了课程设置和知识系统更具条理性和系统性。因而，在学习方式上，也更强调理解，辅之以传统诵读方法。
正因为教育方式出于创新，课程均无现成教材。教员往往是边撰写边讲学，以活页的形式印出，期末再汇总合订。这些教材水平较高，在全国也颇有影响。1929年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汇集全国中医学校，商讨编订统一教材时，各省教材送到者，“经委员评判，亦以本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所编者为最完备”，被称赞“讲义之丰富，尤为各校之冠”。

第三个优势，当是同学之间相互砥砺的学习环境。同样出身于中医家庭，1930年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后来人称“送子观音”的名老中医罗元恺回忆说:
“在学习中吾觉得与同学互相问难、讨论研究、启发思路，收益最大。因而在班里联系了10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1个医学研究会，每周假日开研究会1次，提出问题共同讨论，或各自选题写成文章以便大家参考研究，通过这种形式，以推动学习，并以此锻炼写作能力，收效良好。”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学生，每每在当时香港东华医院、广州方便医院的中医招聘中考取前列，显示了学校教育的成效。

风雨如晦的路途

1956年经由国务院批准，全国首批四所中医学院宣告成立，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其中之一。然而，与其他三所高校相比，广州中医药大学却发展得一帆风顺一路领先，根本原因在于该校的前身就是具有现代成熟教育体系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对于该校而言，1956年只是一个符号，更确切的校史应该从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诞生算起。
回归近代中医学校的诞生，可谓波折连连。起初只能以社团形式在民政系统立案，若以学校名义申请，教育部门断不承认。

1925年，广东省教育厅几位督学发现，广州四牌楼有一所女子中医院校，前往查核章程，发现该校自称曾由内政部立案，并在省市教育厅备案。教育厅即追查档案，确认本厅并未批准其备案，“至其他机关是否核准有案，本厅无案可稽。窃以本厅为全省教育行政最高机关，学校之设立，自当以本厅有案为据”，亦即虽经内政部立案亦属非法。加上据实际调查，该校并不具备办学条件，主办者水平低劣，教育厅认为,“中医传授，现不列学校系统，盖以此种学术，尚未组织完备，故不能独立成科，与西医并驾。虽整理国粹，为国民所应研求，而设立教科，岂庸下能胜此任？”当即将此间学校取缔。

1929年，广州卫生局又解散了名医赵鹤琴所办的广东医学研究所、邓醴芝的医学专修馆和梁湘岩的保元针灸传习所等。

与这些小型学校不同，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和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条件相当正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占地十亩，有教学大楼一座，内有课室十间，每间可容70人，又设有图书室、中药标本室、药用植物园、生理模型陈列室，更有临床带教场所内外科赠诊室，1933年学校又创办了教学医院———广东中医院。《杏林医学月报》誉该校为“南中国最高中医学府”，中医专学生郑炎自豪地赞美母校说:“是校也，举凡化学、物理、生理、解剖……之学，莫不列为初级课程，而其课程，复以科学为依归，其修业为五年，其实习时间为二年，盖即医大之学制也。其设备方面，如化学实验室也，生理解剖室也，图书馆也，手术室也……医科大学所应有者，罔不毕具。其外国文则以日文为主要科，仿日制也。余如设医院以供临床，辟药园以为实用。巍峨校舍，蔚然大观；富丽院垣，洁而壮美，方之国内医校，其设备亦有弗能及者！”

1937年春，中央教育部派员来粤视察，也称赞说:“学校与医院设置尚属完备，有如此伟大校舍，系国中不可多得之医校。”

光汉的条件稍差，以作价承领旧三界庙和太尉庙的弃置房屋来办学的，但也“讲堂、膳堂、寄宿室、自修室、休憩室、仪器标本室、校长室、文牍室、学监室、招待室、浴室、操场，院内另设诊察室、治疗室、药物室、留医室、手术室、器械室、解剖室、炼药室，均当完备”，1934年9月又成立了光汉医院。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曾两度来访，1936年赞许说:“光汉学校，前几年兄弟曾经到过一次，但是这次到来，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比较以前进步多了，现在校舍已建得很堂皇了，学生已增加了许多了，精神已比以前好得多了，外表内容都渐达到完满的地步了。”

然而即便如此，两校也不平静。1930年教育部通令中医一律不得称为学校，两校不得不改名为“学社”；中医又被禁入医院，险些影响到临床教学的开展。1930年代主政广州的陈济棠支持中医，才能维持发展。到了抗战后，光汉中医学校终因人事纠纷，于1947年为广东省教育厅取缔。唯有广东中医药学校在粤港药行商人的继续支持下，持续办学到1950年代，成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建校基础，汇入到新中国的中医高等教育之中。

今年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及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创办85周年。前贤们以“上医医国”的家国情怀和不屈精神，为广东中医保存了仍堪自豪的命脉。1978年广东省评定了省名老中医67人，当中曾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习的就占26名，达三分之一强。两校毕业生也占了广州市各级名老中医的较大比例。广东今日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亦有赖于85年来中医教育所奠定的深厚基础。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