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立国医学院院长黄焯南。


仁爱善堂职员合影,前排中着长袍者为陈济棠。
□郑洪　陆金国

20世纪30年代,“南天王”陈济棠主政广东。他制定了发展广东社会经济的计划,在发展教育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不少实事。耽好传统文化的陈济棠,对中医也大力支持,使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广东成为中医的一个“特区”。

耽好传统文化,推动慈善医疗

1931年,陈济棠出任广州国民政府第一集团军司令,公开对抗蒋介石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宁粤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取消,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奉南京政令,实际上两广处于半独立状态。陈济棠为西南政务委员五常委之一,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集广东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有“南天王”之称。

在陈济棠主导下,西南政务委员会拟订了《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其中,对民生、教育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有较多关注,促进了这些事业的发展。以教育为例,在计划实施之后,广东的教育经费1935年达503万元,比1930年增加132万,占全省预算10.8%。除加强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外,还创办了省立襄勤师范大学、省立国医学院、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广东陆军军医学校等,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个百分点。

但是,陈济棠发展教育却以传统“忠孝”为主导思想。他大力提倡复古,曾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尊孔议案,要全省大中小学校一律提倡“尊孔读经”,把《孝经》列为中等学校以上的必修课程；又组织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学海书院,开设讲经班,研究经义,恢复孔子、关羽、岳飞的祀典等,这使他在新知识界中受到激烈的批评。

1935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南下,在香港演讲就公开批评说:“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结果深为陈济棠所恶,强令取消胡适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在近代的“科学化”环境中,提倡复古确实是不合时宜的。而且陈济棠良莠不分,对风水、星相等封建迷信一概支持,因而成为守旧势力的代表之一。其实,陈济棠这种倾向与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有关。他的长兄陈济华在少时因出水痘而腿留残疾,父母让其读书同时“兼习医卜星相”。陈济棠深受其兄影响,“曾受教门下”。其五兄陈维周也善于星相堪舆、占卜算命,与陈济棠关系亲密。因此陈济棠对传统文化中各种杂学有一定了解,并深信不疑。据说后来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之际,还通过陈维周联络江湖术士制造了各种乩语以张声势,可是并不能挽救其最终失败的命运。

不过传统文化自有其优秀成分,中医学即是其中之一。陈济棠对医疗事业相当重视,他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中,提出了设立平民医院、养老院、育幼院等机构的目标,在广州开办了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而利用中医发展慈善事业,也是他社会救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4年梅县《新中医学报》报道:“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以国医国药亟应提倡,近闻陈氏自行解囊,在四牌楼学宫街口,设一中药肆,以施药赠医为本旨,惠及一般贫民……并另择市内之著名中医生十人,如遇贫民诊症,不收诊金,并于单头盖章,著其到该肆取药,亦不收药费。如该肆办有成效,再在黄沙、东关、河南,各设一间,务求贫民有病,不费而愈云。”

这间中药肆名为“济世药局”,位于广州中华中路。

不久,陈济棠觉得单凭药局影响有限,决定扩大规模。1934年,陈济棠召集全省军政长官及工商农学各界要人于梅花村宴会,会上致词称,“以细察粤民之需求,与本省三年计划之促进,胥有赖乎善堂之组织,既可以树立普度众生之风声,亦即以肩负施政计划中之救济事业”,当即发动与会者署名、募捐,决定成立广东仁爱善堂。善堂以广州三元宫为堂址,将建筑修葺一新,并在堂前新建两椽为赠医所。10月7日召开同人大会,到会者52人,推举陈济棠为主席,制定了善堂章程和工作进程计划。到会者均当选为董事,董事会议又推选陈济棠为董事长,副董事长则有林云陔(广东省政府主席)、霍芝庭(广州市参事会主席)、胡文虎(著名药商)三人。

在成立大会上,陈济棠亲自发表演讲,指出仁爱善堂之成立,“一方面本着互助的原则,发挥慈善事业的真精神,来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道德的优点；一方面极力整理内部,清除流弊,为慈善界起衰救敝,转移风气”。仁爱善堂的职能,“举凡养老、育婴、赈饥、赠医、施药,种种工作,无不为之”。

仁爱善堂制定了四期工作计划,第一期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办赠医施药,而一切医务均以中医为主。善堂十月初即在各报上登载广告征聘国医,应聘者达百余人,经面试后,聘用佘守仁、区谦之等9人。陈济棠同时也将济世药局交由仁爱善堂管理,作为赠药之所。

11月6日,仁爱善堂施医赠药业务正式开始,至当年12月31日共赠诊15227人次,赠药14194剂,药费达5083.45元。业务扩大后,计划在市内东关、黄沙各地另设赠医分所,并拟将美术学校改建为留医所,到第四期工作时正式开办留医业务。

据仁爱善堂的会议记录,董事长陈济棠并非挂名而已,而是积极参与董事会议,经常提出各种议案。他有计划以仁爱善堂为全省慈善事业的中枢,统一领导各地善堂。除仁爱善堂外,陈济棠还以妻子名义,对各项慈善医疗事业给予资助,如“城西方便医院岁捐助以为常”,“自建育婴院于广州,公医院于高州,广南医院于茂名电白”等。这些恐怕也与他尊重传统文化的思想有关。

维护、发展中医,创办国医学院

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方面有关中医政策的制定纷争未已。陈济棠主导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则多次为中医发言争取权利。1934年,他联合西南政务委员会唐绍仪、李宗仁、邹鲁等各常委为中医药致电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医国药,实为一国之命脉所系”,呼吁早日给予中医药法定地位。

陈济棠还直接介入中医药的具体事务。在他具体指导和支持下,1934年广州成立了国医研究会,在10月8日的成立大会和董事就职宣誓仪式上,陈济棠特派代表李鹤龄出席。李氏称:“今日陈总司令不暇,故派弟为代表……希望各董事各会员本济世之心,将数千年以来之医学予以发扬光大,把中西医学打成一片,融会贯通,则国医骎蒸之象,不难计日而见也。”这显然代表着陈济棠的态度。

南京政府时期,教育部和卫生部一直不允许中医学校立案,并一度禁止中医办医院。私立中医教育和医疗机构的地位都不能保证,更遑论希望政府公立了。除了有象征意义的中央国医馆外,国家公共资源向中医的投入极少。但广东在陈济棠的推动和扶持下,成立了省立国医学院,并筹备附设省立国医医院,成为政府公办中医教育和医疗的先声。

1934年4月3日,陈济棠与广东民政厅长林翼中召集广东中医界在广东国医分馆集会,提出了开办中医学校的议题。陈济棠在训话中介绍了自己与中医的渊源说:“余少年时,于我国医籍,如《内经》、《难经》、《本草》……诸书,殊感兴趣,良以医药与吾人关系至切,疗病保健,学有专方。惟以军书鞅掌,卒卒少闲,未能专心肆习,至今耿耿……”他认为:“欲国医图存,欲国医发扬光大,必须将数千年来中医学理公开研究,以与世界东西各国医理贯通,完成救世救人事业,此国医药之研究机关所以亟须设立也。”因此他提议由国医学会组织中医学校,请由政府拨助经常费；与会著名中医黄焯南又提议学校定名为广东国医学院,均获得与会者一致赞成。

会后,除济棠又约请以倡导“中医科学化”闻名的谭次仲等到集团军总部,咨询办学方针。谭次仲为此专门写了一份建议书,对国医学院的建设提出意见。他认为:“医学院乃研究发明之医学机关也。今国中尚未有此类之医学机关,于事为创办,故当计虑周详,妥定办法。且近世医学,咸趋科学化,研究必以科学为重心,发明必向科学为标目,则尤当集中科学人才以利进行。”他说陈济棠谈到提出建设国医学院要“取长补短”,这正符合“中医科学化”的主张。谭次仲指出:“盖科学者,他人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此就事实方面而改造国医使臻于科学之途,为国医学院当先确定之办法者一也。”不过对于陈济棠要改良中药“制成药水”的想法,谭次仲则较为慎重,只赞成制造膏剂成药,“不独利便中医之应用,更可资西医之应用及代用,以开西医国药化之先声”,但主张中药“煎剂暂有保存之必要”,未可轻改。谭次仲与陈济棠的交谈内容相当具体,还涉及到国医学院内部设置等问题。

不久,黄焯南利用其参议员的身份,在省参议会上正式提出成立国医学院的议案,于1934年9月1日议决通过,送省政府民政教育两厅审议后,再交省务会议通过,指令民政、教育两厅会同组织筹备委员会,并限于1935年3月前筹备完成。省务会议上还通过了由黄焯南拟就的组织大纲,其主旨就是“以国医药科学化为目的,不限门户之见,广为延聘中西医学人材担任教授”。

1935年1月,民政及教育两厅筹备择定广州东郊水济药库旧址为校舍,省政府下拨筹备经费近3700元。但为尽快开办起见,未等校舍开建,当年即暂借广济医院为临时校舍,开始招生。招生计划声明办学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采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改善疗病为制药方法,养成专门人才”,计划每年招新生两个班,每班50人。黄焯南出任院长,他提出“职院既定名省立,似宜普及全省”,恐各县未能知悉前来报名,建议仿海军学校招生之例,由民政厅“令行各县县政府,每县选送学生二名到院,以高中毕业生经教厅会考及格者为限”。不过1935年首期只招满一个班,于9月份正式开课。

当年,广东省政府列支了省立国医学院开办费8万元,特别费1200元,并确定每年经费为57192元,追加到年度教育文化费经临预算中。其中每月的教授经费就有1280元,由于首期招生未满,经费有一半节余。1936年经省政府同意,学校以此款项设立了救护训练班,以适应形势日紧的战争需要,开设了一系列内外科救护、救急法、军队卫生、担架术、战地卫生勤务、空防防御教程等课程。

对私立中医学校,陈济棠也给予“正名”。当时南京政府教育部强令全国中医学校改称“学社”,打击中医教育。广东中医不断就此向西南政务委员会上书。在陈济棠支持下,1935年广东省政府指示教育厅审核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与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情况,审核人员认为两校具备办学条件,西南政务委员会即批示说:“该两‘学社’应暂准恢复学校名称,由教育厅督促依照专科学校之规定迅将各项设备妥为补充,以臻完善。”使广东的中医学校最先恢复合法的“学校”名分。

陈济棠的支持,比起中央政府的消极漠视和无所作为不啻天渊之别,令广东中医极受鼓舞,将其视为振兴中医的希望。广东中医潘诗宪兴奋地说:“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陈济棠,尤能洞悉大势,力排众议,召集医药界,讨论设立国医学院,使固有医学,因整顿而愈精纯,卓效奇功,于焉不堕……中央政府之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者,毅然行之；教卫两部之所迟迟不办,空言徒托者,毅然为之,是盖不独在中西医之纷呶,而在国计民生之大段也!……抑吾闻之,黄花岗一役,发难于广州,而影响及于全国,登高一呼,清社逊屋。今西南当局实力提倡国医药如是,其将为复兴诸夏医药之嗃矢欤!”

不料,1936年6月1日,陈济棠联合广西李宗仁举兵反蒋,一个多月即告失败,7月18日陈济棠通电下野赴港,广东“还政中央”。广东中医事业顿失靠山。当年广东省立国医学院就奉到教育部指令,要求其改名为“学社”,1937年1月广东省教育厅又开始其进行改组,学院的发展受到打击,“全院同学,皆为灰心,各怀去志”。院长黄焯南深觉“政府所办学校,每因政局之变换而转移,辄使原有计划,难以实现,诸多窒碍”,反不如私立学校不受干扰。抗战时广州沦陷,黄焯南于1938年迁香港自行办学,名为“华南国医学院”,成为香港中医教育的重要力量。

在万马齐喑的上世纪30年代,陈济棠在发展中医药方面的特立独行促进了广东中医药昙花一现的勃兴。行政主导学术,随政治而舞蹈而兴废,是近代中医的宿命。陈济棠在发展中医上的作为再次启迪世人,中医药是个好东西,主要看为政者如何对待。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