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在南京老虎桥成立的中医救护医院。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伤科主任管季耀。




       ●郑洪 陆金国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中医药界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

　　中医救伤有绝活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医药界已经积极参与到对日抗争中。例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在1931年通电全国，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以最野蛮之暴行，蹂躏我东三省”，学校“组织义勇队，毅然决然，为政府后盾。并实行提倡国货，凡有关于治病药品，及日用物件，系日本出产者，一概不用”。“七七”事变后，各地中医更踊跃支持政府抗日，台山中医团体号召“国医界务须踊跃支持购销救国公债”，指出“救国即所以救家，救家即所以救身，救身即所以保障我们的业务”。

　　战乱环境中，社会对医药的需求最为迫切。对中医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医药报国。不过，与西医相比，中医能胜任战争救护吗？早在19世纪末，洋务运动派就认为西医外科技术更为优胜，军队成为最早接受西医的官方机构。1879年，李鸿章在北洋部队中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所西医院。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说：“西艺之医，最于兵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李鸿章1894年奏设医学堂时也说：“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似乎中医在军队战伤方面已无立足之地。

　　对于这一问题，中医界曾进行过客观的思考，一位中医指出：“盖自欧西文化输入我国以业，国人知识与思想为之一变，而国医亦因医理手术之落伍，及少有服务社会国家之成绩表现，致见辱于西医，见轻于政府。”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在1936年视察广东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前身)时指出：“须知国际风云日急，如一旦国家有事，国医不能于战争之下，成立一后方医院，或战场救伤队，将我国医界分内之救国工作放弃，则不能帮忙国家，必为政府所轻视。”

　　幸而，焦易堂在广州所见令他颇为欣慰。因为广东中医药的骨伤外科素有特色，对战伤救护有实际经验。1925年，广州商团叛乱事件中，有一位市民被流弹所伤，子弹斜切穿破腹壁，肠管膨出外露，中医何竹林用银花甘草水外洗，以米酒消毒，把肠管推回腹腔，用麻线缝合伤口，外敷解毒生肌膏，救治成功，患者感激地送给他一个牌匾，上书“破腹穿肠能活命”七字。1927年广州起义期间，何竹林还曾为起义领导人苏兆征、陈郁、何来以及工农赤卫队的伤员治伤。

　　1928年，广东省举办第11次运动大会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外科教师管季耀率领学生救护队承担会场医疗服务，治疗多人，深受大会好评，获得广东省省长、运动大会会长李济深签发的褒奖状，“社会舆论佥谓中医为社会服务，以此次为新纪元云”。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从1931年起一直常设救护队，以管季耀任主任，下分几个组，每组有队长1人，队员9人。救护队每日派两名队员在校轮值，参与广州许多大型集会、游行活动的伤病救护，锻炼了学生的实际能力。

　　广东中医公会也组织有救护队。1930年陈济棠与张桂军激战于湖南战役，伤兵从粤北不断运回广州。中医公会救护队奉广东省各界救护委员会之请担任救伤工作，在广州黄沙车站等伤兵一到，即为之敷药换药，为伤口消毒止痛，共救护600多人，“各伤兵无不赞服中医药救伤之超绝，且跌打刀伤炮火，唯中医药之至妙，编者曾亲为伤兵出七九弹数颗，各同人出码及取出炸弹片者多起”。

　　出身于伤科世家的管季耀在其编著的《伤科学讲义》一书中指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足挽外溢之利权，保中华之国粹。”

　　书中吸收了西医解剖知识，对跌伤、打伤、炮伤、火伤和刀伤进行了具体论述。此书在全国中医教材编辑会议上被诸委员交口称赞，认为“各地此项人才，若凤毛麟角，纵有之，不能秉笔作讲义。而管氏讲义，节目如此其详，资料如此其富，议论如此其精，辞义如此其达，真可法传。”

　　有鉴于此，1936年焦易堂在广东中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前身)寄望中医界能发挥长处，做好救护准备。他指出：“国医之伤科，如跌打、接筋、驳骨等之功效，确胜西医，惟对于绷带、器械、消毒、清洁、整齐等，不及西医。宜采长补短……深望各国医学校，迅行设立伤科班，以专造此种人材，备国家之需要。”

　　难苦的救护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政府大力吸收中医参加救护工作。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央国医馆应抗战需要，很快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与中医救护大队。中医救护医院由赈济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同设立，收容治疗前线伤兵数千人，“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尚有一部分负伤官兵，于秋阳烈日之中，或受湿热之郁蒸，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南京陷落后，中医救护医院随政府西迁重庆，改名为中医救济医院，继续在大后方发挥作用。

　　各地中医参加救护队也很踊跃。上海设立了中医救伤医院和国医药界救护队，湖北成立了“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江苏计划“训练全省中医消毒、防毒、外伤、野战救护等技术，三十五岁以下之中医，均须受训”。

　　在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增设了战伤救护系列课程；广州卫生局公告“组织跌打医生北上救护团”，“由局征求市内对枪火伤救护功效素著之医生参加”，准备北上前线服务。

　　中医在参加救护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梅县国医专科学校师生组成的救护队，就是其中一例。

　　1938年，日军侵犯广东。梅县国医专科学校组织了救护队，冒着生命危险救治百姓。该队于1938年1月17日完成受训，开始接受分派，到各处服务。当时，日军对梅县进行了多次轰炸。第一次，16架敌机轰炸古塘坪，校长邓绍南即率队员出发，对受伤士兵施救，抬回医治，将牺牲者抬回安葬。救护队得到梅县保安营长廖琪嘉许，特奖给钢盔十余顶。

　　第二次，敌机空袭机场，救护队也立刻前往，在轰炸中实施救护，等敌机离开，已经入夜，救护队回到学校查点人数，才发现一名叫罗志歧的同学失踪。学校即连夜派人查找。据救护队同学回忆，当他们到达被轰炸地方时，本来已经离开的敌机卷土重来，“一时机枪声轰炸声重复发作，当此之际，各同学便借地形地物以资掩护，散伏各地，罗同学遂伏于道旁河面低地焉。”因为车辆不足，有的同学步行返校，所以当时未能查点人数。发现失踪后，学校先后派出几批人一直找到次日下午，才知道罗志歧被炸弹冲入江中，不幸牺牲了。这是该校救护队第一位牺牲的学生，梅县各界为之举办盛大追悼会。

　　梅县国医专科学校救护队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了中医特长。在一次全县童军大检阅时，救护队前去服务，发现有病者百余人，“俱由同学抬回民教馆，或用手术，或用绍南先生所发明之通灵散等药治疗，悉著功效”。

　　中医药的救护实践，真正体现了中医药学的社会价值。正如《广东梅县国医专科学校校刊》所载“抗战至于今日政府对于国医应有积极重视之必要”一文指出，战场受伤之将士，“倘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为之治理，则木屑竹头，亦可驳骨舒筋；青草树根，尽足还魂。堪以短促之时间，奏其神速之功效；轻微之药物，当乎宝贵之灵丹。”合理应用中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截肢伤残，挽救生命；而且“兵燹疾疫，相因而生，前后方之困于病、死于病者，尤踵相接”，许多疾病“若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以治疗之，则应手而愈”。所以，“为人道计，为国家计，为抗战前途计，为种族人格争生存计”，政府应该真正重视中医的作用，对中医加以提倡以振兴。

　　中医政策重大突破

　　由于中医救护卓有成效，得到了抗战军民的肯定。中医全方位地参与了抗战前后方的工作———

　　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会议中，湖南伤兵管理处专门提议“请各机关采用中医中药治病”；

　　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其部队中成立了“中医治疗所”，“不惜以高的薪水和待遇”招聘中医和针灸医生；

　　在战时广东省会韶关，1941年省临时参议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4个关于中医药的议案。其一为“请省府举行本省中医考试，以扶植中医人才，而促进卫生要政案”。其二为“提请筹设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以培养中医人才，而保民族健康案”，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西药来源断绝，为适应当前急需，拟请筹办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作育中医人才以增进国民康健”。其三为“加强本省中医审查委员会组织，严厉取缔庸医及神方，甄别中药配剂人员，以重卫生而保民命案”。其四为“创设省立国产药物制炼厂，以增抗战力量，而利国民经济建设案”。中医接受训练参与了各种社会救护工作。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还出台了《中医师担任后方征属及患病官兵医疗服务办法》，要求各地中医师公会负责编组中医师服务队，对征属和官兵实行免费治疗。

　　除了战伤治疗，中医药对防止传染病等也有积极作用。抗战期间，由于金鸡纳树的主产区东南亚被日军占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缺乏来源，1939年夏，中央药物研究所在昆明设立门诊，试用云南草药白枪杆根皮粉治疗疟疾，共治疗19人，为研究新的抗疟药物打下基础。1941年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针对霍乱、痢疾拟定中医方药，广为印发，为防疫作出了贡献。

　　中医救护和治疗工作的成效，为政府和社会正确认识中医赢得了转机。抗战期间，政府有关中医的政策在几个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首先是一直困扰中医的教育合法地位得到解决。1938年1月，支持中医的陈立夫出任重庆政府教育部长，推动教育部承认中医。1938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医学校通则》，次年5月又公布了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各科总共合计讲授1640小时，实习1932小时，临症1044小时，共计4616小时。1940年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内还成立了一个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医教育的有关计划和方案。中医已正式列入教育系统。

　　其次，中医“医院”名称合法化。中医医疗机构曾经被禁称“医院”，通过抗战时期的努力，卫生署承认：“消毒方法及检验等知识，亦为中医应具有之技能，且各地所设中医医院日多，若仍用前卫生部令，不予管理，诚恐因而发生其他流弊。再四思维，惟有变更原案，对各地中医医院，准其援用管理医院规则，予以同样之管理。至医院名称，应令冠以中医字样，以示区别。”内政部1938年7月4日以渝字第000047号文通令各地。中央国医馆获得了行政院与卫生署的同意，在1944年5月成立了直属卫生署的陪都中医院，这是第一间国立中医院。

　　第三，在法律上，争取到中西医的平等地位。1941年在国民政府参议会上，参议员孔庚递交了“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的议案，得到通过。在此影响下，1942年政府通过《医师法》，取消了原来的《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将中西医合并称为“医师”，具有同等的地位。根据《医师法》，1945年全国中医师公会在重庆成立。

　　抗战时期中医地位的改善，固然与重庆国民政府中支持中医的人士主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医的表现。中医界回顾指出：“由于几年战争的破坏与对外交通困难或隔断这一事实，适使一部分西医药界人士对中医药有更进一步的客观的认识。也正因为中医药在战争中重大的贡献，政府才将中医药专科学校列入教育行政系统之内……这是中医药界几年来艰苦奋斗的成果，也是各界人士对中医药界有了新的认识的反映。”

　　国难当前，“科学”之争被暂时搁置，临床成效被置于首位，中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受到这些重大中医政策的鼓舞，各地中医在艰苦条件下仍积极响应。因广州沦陷而中断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40年在香港复校，改称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1941年名医时逸人在上海租界内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体现了中医药界坚持发展中医教育的决心。

　　解放后，具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变身为现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该校的中医骨伤科学、中医外科学一直傲立全国中医院校之首。2008年汶川灾难期间，该校组织的医疗队首批抵达震中心映秀镇；1998年抗洪抢险，该校医疗队同样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尤其是1995年义治军嫂韩素云的事迹成为新时代拥军爱民的典范，治疗小组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集体接见。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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