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药业支持广东中医药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复校并开设赠医处。

19世纪末广州街头林立的药店招牌。
□郑洪 陆金国

“广药”是我国中药的重要品种。广义的“广药”,包括广东土产药材、海外进口经广东转输的药材以及广东中成药等。“广药”在近代遍布全国,影响巨大。

广东药业利甲天下

早在唐宋时期,广东的药材就成为重要的贡品和商品。尤其是海外贸易经广州入口的乳香、胡椒等香药和香料,北方需求很大。南宋临安市面有各种专卖广东药材的专门销售店,如“川广生药市”、“象牙玳瑁市”和“珍珠市”等。明清时期,专门贩运广东药材的“广东帮”足迹遍及天下,同时成药业也在佛山和广州崛起。明代佛山的“梁仲弘祖铺”研制出以蚬壳盛药、外封以蜡的蜡丸,适合保存,创于明朝万历年间的“陈李济”又改良为全部用蜡封装的蜡丸,它们的产品均远销各地。广东另有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黄祥华如意油等,营业都遍及华洋各埠,生意兴隆。

在广州市,清嘉庆时形成了“药业八行”。“南北经纪行”批发各种南北方药材原件的药材店；“西土行”经营广西广东两省所产的土药材；“参茸幼药行”经营人参、鹿茸及如珍珠、牛黄、麝香、犀角、熊胆等名贵细药；“生草药行”经营岭南草药；“熟药行”是配剂零售药店；“药片行”从事药材加工；“生药行”为未经炮制的药材；“丸散膏丹行”专营成药。“药业八行”经济实力雄厚,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

到了近代,由于华侨对中药的需求,海外中药市场兴旺了起来。很多药材运到广州,再转由香港出口,使广东成为全国药材的主要外销集散地。据1917年记载,“药材一宗,已岁产四万万金,利逼廿二行省。即广州香港一隅,亦年销约三千万元”。在抗战前,药材占我国出口的第二位,仅次于蚕丝。

兴旺的市场,带来了广东药业的激烈竞争。为了在商业竞争中胜出,药商们经营手法多种多样。如卖男女科药丸的梁谦益,雇人在厕所粉刷“食左梁谦益,唔忧冇仔激”的标语,推销其精武丸、坤乾丸；“蛇王满”在店前放着装有蛇的大玻璃箱,以宣传其蛇药；邝石泉雇人每天托着纸扎大脚游行各街,宣传其脚气丸功效。

报纸广告更是花样百出,有的刊登(印)病者来信、医生报道或函件、证明,有的标榜“祖传秘方”、“遵古炮制”,有的还发展到发誓和咒骂,宣称“如有假冒,天诛地灭”,“男盗女娼”、“灭祖灭宗”等等。有的药店逢年过节,赠送宣传物品,端午送纸扇,年终赠日历,举子赴试,赠送药物。或在农村迎神赛会时雇请艺人,唱龙舟、玩音乐,乘机推销药品。有些企业还以起用“出江”人员,即以江湖卖药形式,下乡宣传。

很多药店在全国各地有联号或分店,像广东普太和,光绪年间分铺设于苏州,而分寄各地药店代售的则遍及国内外。其在北平的分店宣称:“本号开设广东,经售膏丹丸散药油药酒,各种济世物品……惟念羊城远居岭表,设有需求,远不济急,故于开设北平支号。”它还招商代理,“如省城乡镇设可专售代销敝号各药者,价目特别从廉”。

还有的药店通过邮购推销,如佛山梁家园少林膏药在全国发展的代理客户逾万户,每日发出包裹七八十件,可见销量之大。

直接走出外地开设药店的广东人也不少,他们凭借着广东成药的名号而生意兴旺。如天津有广东人李某开设怡和堂广东药店(后改志怡堂),贩卖广东中成药,逐步兴旺,带动当地出现了不少专营广东药丸的店铺,其中有的实际是在当地仿制,并非由广东运来。在上海,光绪元年、九年,有广东商人先后在河南路开设鹿芝馆,在汉口路开设郑福兰堂分店,成为上海最早的广帮药店,其后开设的广帮药店还有朱普太和、种德园、仙寿窝、杏林轩等。北京大栅栏也有专营“广东丸药”的保太和药铺,还有经营薄荷油等的广药行广太和、普太和及广帮南货店。

著名品牌为防假冒,采用了许多招数。如有的以新技术来包装印刷,佛山黄祥华早在1894年就运用水印单纸技术,以别招牌真伪；陈李济在1905年放弃原土纸改用机器纸印包封票单；李众胜于民国时将保济丸改为昂贵的红色精细凹凸版装；有的加印或发放验真券(防伪标志),如唐拾义于1917年采用仿银纸的验真券等。

另一种别致的宣传手法是公开征联。如民国时广州中医师方佗,其药店出品百宝茶,向社会公开征集对联,“凡应征各联不限字数,但以含有本医师之姓名或所调制之特效良药百宝茶百宝散功效为原则”,隆重地请前清翰林、中山大学教授等担任评委,评得第一名之联为“方略相同医,譬当国步多艰,怀宝有人苏众庶；佗罗心即佛,为解黎元百厄,散花无界本慈悲”,获奖励国币二万元,外加百宝茶、百宝散各10包。这种活动对文人最有吸引力。

以上种种,都反映出广东中药业吸收了当地商业文化的特色,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经营手法,在扩大知名度的同时也宣传了中医药。

从道德自律到药事规管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是中药老字号同仁堂的堂训。所谓修合,指加工药材或制造成药的工艺。药店合药是否真材实料、工艺规范?消费者是无从知道的,因此药店往往以信誉、良心作为担保。步入近代,以西方有关制度为参照,法制的管治终于也开始延伸向这片道德占据的领域。

1923年12月25日,广州市卫生局发布《取缔中药店司药生注册规则》,规定“凡在中医院、中药店、医馆专理司药者名曰司药生,均须赴卫生局注册方许执业。”

陆海军大本营大元帅府时期,1924年5月,内政部公布《管理药品营业规则》,内政部长徐绍桢说:“药品营业与医术、病家尤有密切之关系,若漫无考察,匪特真伪良窳易致混淆而贻毒社会,有碍卫生亦非浅鲜。”规则要求药商应向内政部注册,领取特种营业执照,同时制药商的各项自制药品也应向内政部注册。

1930年代,广州市对中药司药生的注册章程进行了修订,还准备开展中药司药生考试,发布了《中药司药生试验规则》。1935年在广州市卫生局注册的中药司药生有1545人。

传统成药的组成往往由药店自行把握。但在近代西方医学药事管理的影响下,广州也对此类成药开始实施监管。广州市规定:“凡在广州市售卖或赠送各种药品附有通知疗病方法者均称为特种药品。”广州市卫生局长解释说:“其以两项以上药品为原料,加以配制而成,特别装置,指明其疗治病别,所谓膏丹丸散之类者,定为特种药品。此种药品,其原料如何,制法如何,含量如何,效用如何,以及未配制前有无毒质,已配制后有无变性等问题,自非详加化验,无以保病者之安全。”卫生局出台《修正特种药品取缔规则》,要求此类药品均应在卫生局挂号,含有有毒成分者应连种类及分量详细报明。此项规定适应范围包括中西成药。1928年,登记在册的“特种药品”有77种,其中就包括小儿惊风至宝散、寒咳散、万应甘和茶、伤寒散等中成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开始加强对各种成药的管理,1929年8月公布《管理药商规则》,1930年4月卫生部公布《修订管理成药规则》,要求成药均应在化验注册领证后,方得行销。但传统成药若要逐一化验,花费巨大,药商多持观望态度,早期注册者不多。但是,随着法规的落实,不注册很可能会遭遇取缔。如抗战胜利后,1946年中央卫生部重新开展成药登记,限期一年。1947年,湖北省汉口市卫生科突然派稽查员会同警察将当地多个药店中的普济堂、二天堂、何济公等广东药商所产成药进行查封,声称这些成药均未经中央卫生部注册,不能销售。广州市成药出口工业同业公会向广州市政府反映,指出“本会会员等所有成药出品,均属行销已久,素为全国各省人士所乐用”,广东离南京路途遥远,手续繁琐,注册需时,在此期间不应禁止销售。公会特别指出,汉口市“对别省及外货成药未闻取缔,而对于广东省成药独加禁售,未免歧视。本会会员损失固属严重,对于两省人士观感,影响尤大”。广州市政府为此专门出面与汉口市政府协调,并向内政部、卫生署反映。

事件显然是当地药商企图借政府之力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这也可见广东成药市场竞争力之大。

药业繁荣推动中医事业发展

抗日战争给广东药业带来很大打击,1945年广州光复后,药业有所恢复。此时广州药业八行已不复存在,药业界按照政府新的要求,重新组织成幼药、参茸、熟药丸散、南北药材商业经纪行(简称南北行)等公会。此时经营南北行的有170多家,经营生药及参茸业的有70多家,经营熟药业的则有300多家。

中药业一向与中医的发展休戚相关。一方面,药店往往聘中医坐堂,成为中医谋生的一个重要阵地。另一方面,粤港商人在近代中西药业竞争中,深刻体悟到“傥因中医衰落,中药随之,其关系至大”的道理,曾主动出资创办中医教育。近代华南最著名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今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就一直是由药业兴办的。该校的主要捐资者,广州方面战前主要为药业八行,香港则是“药业三会”,即中药联商会、以义堂商会和宝寿堂商会。港方不直接参与学校管理,但在校董会中占据较多席位,每年中药联商会等从所收的会员会费中拨助一部分给学校。

抗战爆发,广州沦陷,学校不少师生疏散到香港。1939年,港方校董认为学校就此中辍的话太过可惜,于是慨然负担经费,在港复办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1940年租得跑马地礼顿道37号为校址,3月开始复课。并由中药联商会出资,在大道东155号设立了赠医处作为教学基地。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再度中断,校董们试图派人到韶关等地复校,因战局影响未能成功。

战后刚刚光复,1945年8月穗港药业人士即在香港穗贤乐里二十号集会,筹备复办学校及附属广东中医院(今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前身)。重新组建的校董会,以广州南北行公会会长何信泉担任主席,主持复办校院工作。此时广州的校舍和院舍均被有关单位占据,尤其广东中医院已被省卫生处准备用来建设妇婴医院。何信泉等向省政府请求,获批复令其交还,对方却迟迟不肯办理。药业同人不得不招待新闻界,借助媒体向社会公开此事。省政府再度干预,派出参议员童日苏监督,妇婴医院才同意移交。香港药业三会的主席亲赴广州,向童日苏郑重表示:“中医院之创设,用海外侨胞血汗金钱之输将,始克玉成。此次接收原则,务必以原日清册为依归,即原日中医院原有之一切家具、仪器必须全部收回,以维民有法益。若不能达此目的,则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必继续争持,务达目的为止。”

1946年12月10日上午,在学校校董、药业团体代表以及市内各报记者到场监督下,由童日苏主持,清点物品,将广东中医院完整地移交回学校。假若没有这次斗争,恐怕便没有今天名扬全国的广东省中医院了。

经过努力,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的校舍也逐渐收回,但是“学校一切实验仪器设备及巨量图书均荡然无存”。何信泉呼吁说:“今后校院之复兴工作,实艰且巨,且在在需款。闻最近拟向药材业同人筹募款项,以谋发展,到时希望各会员努力输将,以便集腋成裘,因为这是中医药前途唯一的出路。”省港药业重新承担起此重任,捐款重建。

学校和医院的经费,原则上仍然由省港两方药业同人平均负担。但由于广州战后经济混乱,“交通尚难,金融未定,货价之起落失常”,加上香港逐渐恢复元气,许多抗战时内迁的药商回归香港,导致广州“国药销场日渐黯淡,校院经济支绌,尚在风雨飘摇之状况”,广州药业已无力支持。后来学校及医院经费几乎靠港方独力支撑,每年达数万港币,一直到解放后。

1952年,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广州药业的代表、校董何信泉在征求港穗校董同意后,将全部校产和院产献给国家。这间历经战乱而不中辍,在近代历时最长的中医学校及其附属医院,自此始不再依靠药业维持,正式成为国家所有,直到1956年该校变身为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省中医院一并划为该校第二附属医院后才开启了新的跨越式发展。而今,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为建设广东中医药强省提供了强大的智力和技术支撑,广东中药产业亦成为广东经济的新兴支柱力量。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