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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黄密室:如何才是“新中医”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穿白大衣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学生在临床实习。他们已经有别于穿长袍马褂的传统中医形象。

1946年,梁乃津、张公让等创办《新中医》杂志,主张中医“应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把旧有的予以彻底整理,同时更要手脑并用,注重实验。”
作者:陆金国 郑洪


考察历史,个体是最为鲜活的对象。晚清和民国的百年风云,是中国社会变动极为剧烈的时期,也是中医药最为曲折发展的时期。时代大潮中的中医生们,也在适应社会的变化,探寻新的路向。

    旧时中医的生活与社会形象

    清末至民国,广州医业相当兴盛。广州商业一向有成行成市的特点,商家集中一处反而产生规模效应。

    当时广州西关形成了两条“医生街”,一条在十三行西侧的冼基,一条在手工业较多、人口密集的龙津东洞神坊一带。医生街上中医占大多数,所以又叫“中医街”。据记载,在冼基设医馆的中医,早期有谢培初、刘赤选、罗子怡、刘则周、佘藻芬等20家。抗战期间,冼基大部分中医逃难外迁,至广州光复后,原在冼基设医馆的中医逐渐迁往抗日路(后改和平路)开业,有庄省躬、吴灼燊、李家裕等30家。在龙津东洞神坊设医馆的,早期有陈任枚、高健求、傅星垣、古绍尧、谢国藩、连可觉、谢锐源、梁湘岩、张恩海、陈佩兰、范国金、黄冠生、刘格非、温卓亨、江梓良等。抗战后在龙津路行医的有甘伊周、陈若孔、高健伯、杜明昭、古绍尧、宋展岐、谢泽霖、陈任枚、梁瀚芬等人。

    医馆集中对医生而言也是一种考验,只能凭疗效方可在竞争中立足。据记载,当时医生也有高下等第之分。1920年代的《民国广州日报》,曾描述了广州中医的众生相。

    医生之中,有一类被称为“大轿医生”。“医生而曰大轿,殆指大乘常班轿之行时医生也。三名伕轿,喝道而驰,吉手企埋,路人辟易。午后出轿,诊金有润例可查。早晚出轿,诊金加倍。此大轿医生之常例也。”这一类都是名气较大的中医,在中医街中如傅星垣、古绍尧等都属这一类,有时又叫“叮当先生”(人拉车的铃声)。

    另一类被称为“黄绿医生”,这是庸医的代称。“何谓黄绿?或曰黄黄绿绿,不成正色之谓也。然欤否欤,总之所谓黄绿医生,乃指庸医而言。”“黄绿医生之坏处,是在不学无术。或因家传而未得要领,或仅一知半解,便贸然挂牌。……谚有曰:‘识症唔识药,十医九唔着;识药唔识症,十医九唔应。’其为黄绿医生之谓也欤!”

    除此之外又有“柜桶医生”,“出身药店之司药,或闲居略读药性赋之流,治病皆从口给,用药乱杂无伦”,“千症万症,不外株守通方数条”,属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一类。

    医生每日生活如何呢?“有某医生,颇负时誉。每晨踵门求诊者,座为之满。日上三竿,某医生犹作元龙高卧。弗许人惊寝。既起矣,浣而脸,漱而口,毕,吸烟袋,吃茶点,复与家人谈笑一顿,始出而诊脉。”

    报刊评论说:“夫病人为节省费用起见,未便请医生出轿,扶病踵门求诊,已属辛苦非常。医者父母心,稍能早一点起身,人即减少一点痛苦。既已晏起,尚复迟迟不出,殊非体贴病人之心也。或谓彼将以病人满座,为增声价工具。果尔,予欲无言。”

    有的医生脾气很大,“切脉之下,只用简单的告以病症,随即订方。如病者有疑问,即表示讨厌,甚或愠色厉声。尝闻有病者问某医生曰:粥可食否?某医生即厉声曰:汝以为可食,不必问医生!又有病人问某医生曰:猪肉可食否?某医生瞋目盛气曰:你想吃猪肉吗?买只元蹄燉吓喇!买的羊肉煲吓喇!……苟病人不悟其反比例语,真个买元蹄羊肉燉食,有不误人生命者?”

    1948年,广州报刊大幅报道了龙津中路一位治咳名医曾少珊被杀的命案,凶手原来是他的妾侍梁惠宁。据载:“曾少珊自幼聪明,特具撚花妙手。他又是一个行时的医生,入息甚丰。”“他管理钱的方法,无微不至,如果病人来诊,他从不开药方,预以水壶贮配各种咳药,给病人服用,赚多一笔药费。”他喜好女色,纳妾“不论精粗美恶”,“到民国廿五年十二月间,他已能留起育女梁惠宁为第十位金钗了。”“但是曾少珊却把金钱看得比女人更重”,对妻妾极其苛刻。结果梁惠宁伙同情夫将其杀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报刊偏好登载的,往往是负面新闻。但旧式中医确有许多不良习惯。1936年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视察广东中医院时曾说:“今国医界有新旧之分……旧派大都富于经验,法术较高,但精神上非常委靡,往往睡至十二时始起床。病家请诊,辄喜迟到,不喜清洁,随地吐痰,穿件污长衫,拿根长烟杆,高傲自得。此种行为,虽法术高明,恐亦难合于今日之潮流而生存。”

    中医,需要有新的职业意识和社会形象。

    新式教育培养的“新中医”

    新式中医的缔造,是以新式的中医学校教育与医院执业机构为阵地的。

    学校教育,不但培养学生系统的医学知识,也灌输着进步的时代精神。投身于中医学校的青年,有着明确的职业理想,不同于仅为谋生的庸俗医生。正像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前身)学生会刊物发刊词所说:

    “于这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生存竞争的末日,互助生存的开始时代,那的科学,我们不可以去学习,而偏来学习这枯燥无味及预备去做卖技的困苦将来生活呢?习医不要紧,我们何苦来故纸堆里习人所唾弃的中医而不习西医呢?我们自信不错!中医有中医的价值,西医有西医的价值,这是事实上给我们知道的。我们承认医学是世界人类共有的科学……立个志愿,先习中医而容纳西医,以求中西医得有一日中和,建设完全公共的医术。”

    在新式教育下,学生们对医生与病人,绝不是视为一般的商业关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毕业同学说:“我们很自信地已有了医学上底相当的修养,但是当诊病的时候,单靠着学识是不够的,必要用十二分诚恳的态度,所患病者表示极度的同情,然后审慎周详,才探得病源之所在。”

    他们注意到这样的细节问题:“每见一个中医生的开业,其医馆的布置,十九都是在一个大厅内,在中间偏左或右,放一张台以为诊症之用,像煞街旁那的算命先生。不论多少病人围住他候诊,个个都是左手收回右手伸去的。医生循例问问病情,就开药方。如此情形,成个什么样子?这不能不说医生之不通人情了。我们试想一般病人的病因,是否如此简单而没有隐衷么?若果有隐衷的病人,能在第三者面前,可以公开爽直地说出来不顾名誉和害差么?我敢信十个中必有些人忌讳其病因的。”

    这足可说明新一代中医们已经植入了尊重病人权利的意识。

    另一方面,在时代的变化面前,青年中医们也接受了新的业务规则,尤其是医院制度的约束。中医医院建立之始,就参照着近代西方医院的模式进行管理。像广州较早的慈善医院城西方便医院,设有中医留医部,其《医生条例》规定:

    “医生必须日夜常川住院间,或因事告假须声明钟点,征求医务主任同意并报告干事长同时登记考勤簿内,以备考查。在告假中应将医务交托同事二人以上代理,不得全数离院。”

    “病人到院,无早夜,即由当值医生立加诊视,随即发药,不得藉辞稽延。”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对在学校赠医处实习的学生有这样的要求:

    “实习生应穿制服,佩襟章,以昭庄重而免混淆。”

    “在赠医室中,容貌当端正,言论常审慎,毋吸烟,毋嬉笑,毋耳语,以重人格。”

    这种“穿制服”、守纪律的中医,在形象上较诸前述开业中医之散漫,自是截然不同。正像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生曾雨亭所说:“我们虽然经过了五年的苦学,两载的临床,我们相信自己的功夫却不劣,但是社会上对于我们所学却不曾有深刻的认识。还以为我们仍是老朽中医时代的中医,而不知我们却已站在时代之前,做一个未来的新国医。”

    中西医兼用的实践

    新式中医最大的特点,还是他们对中西医学的兼收并蓄。务实的广东中医,没有在中医如何“科学化”的理论难题前困扰不前,而是大胆在临床中实践试验。

    1946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的梁乃津(广州中医药大学著名教授,广东名药“胃乃安”、“金佛止痛丸”为其方)创办了《新中医》杂志,其“代发刊词”指出:

    “今日的中医中药,还是在新旧交替的时期。旧的将去未去,新的欲来未来。十多年来尽管高呼着中医药科学化,事实上多限于书本上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不过拿几味中药来研究化验,置配合作用的方剂意义于似有似无之间。很显然,这只是片面的科学化。今日的中医药必需要全面科学化,是毫无疑义的事,所以我们应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把旧有的予以彻底的整理,同时更要手脑并用,注重实验。因此,今日我们从事中医药科学化工作,除了以科学新知整理旧学外,还要唤起同志,大家努力,找寻机会领略实地的技术。”

    对于中西医之争,梁乃津呼吁:“中西医应立即抛弃成见,竭诚合作……病人为了中西医不合作的损失,有心人也应该顾虑到。中西医界倘使仍旧尔我相仇,一味闹个不体,不独于学术上会没有价值可言,就是由此而发生的罪过,将来的医学史家必会秉笔直书……中西医的闹争已经数十年,为害不为不深,现在够了,该马上团结起来,并肩向远大的世界医药前途迈进!”

    这样的思想,在广东中医界早有实践。近代广东涌现出不少中西医兼通的大家。

    广东梅县中医张公让,为“五代祖传中医”之后,他本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后转入协和医学院学西医,不久因病肆业回乡,1926年又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直至毕业,可谓中西兼通。他虽经正规的西医学习,但对中医也有切身的体会。1931年张公让在参加中山大学医科毕业考试期间,因肺病吐血,几濒于危,后来回家休养。他深知当时西医对本病在药物上并无良策,人工气胸等手术他又不愿接受,于是采用中医治疗。他父亲受肺结核为阴虚有热观念的影响,用药一味甘寒,效果不显。张公让后来连续泄泻二三个月,身体更为消瘦。一次张公让岳母送一羊头来,其妻用酒煲汤,张公让服后次日泄泻减轻,精神变好,于是又连服数天,更觉体力增进。于是张公让认识到用药有误,遂自行处方,改用温热健脾的药物,连服一段时间,不但治愈泄泻,连一年每日咯出的粉色痰也消失了。此后经常服用人参鹿茸黄芪狗肉之类温热补剂,同时注意调适精神,心身并养。1935年张公让重回广州,补考未考完的科目,同学原来以为他已经死去,见到他无不惊讶。后来张公让在医疗中,既注重西医病理,也注重中医疗效,提倡“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中医胜者用中药,西医胜者用西药,中西皆胜者兼用之,惟求其效速而已”。

    另一位广东番禺人黄省三,也以兼通中西医闻名。他早年在广州南关西横街业医,诊务极旺。1924年因遭歹徒“打单”(勒索),悄然离穗,在香港跑马地礼顿道继续执业。在香港,黄省三开始研究西医,年过不惑仍学习日文,以便直接阅日文版的西医原著。又花巨资购买了显微镜和实验设备,聘请两位留学德国的西医师协助研究。在实践中,他创制了一系列针对西医病名,用中药专方结合辨证论治进行治疗的方法,并注意统计疗效。他的“黄氏麻疹有效汤方”,从1912年起即施于临床,共治愈患者l247例;治疗肾炎水肿病的“黄氏肾脏炎肾变性有效汤方”,从1910年起施于临床,经检验证实,大部分患者在临床症状消失后,血尿、蛋白尿、管型尿亦消失,有效病例达352例;他的“黄氏强心有效汤方”,应用于各种感染性疾病病程中出现的急性心力衰竭和虚脱,疗效显著。

    曾于1925年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的广东东莞人卢觉愚,临床上中西并用,“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他认为近代中医学校都加授西医知识是正确做法,“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

    他专为“新中医”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这正是“新中医”既区别于传统中医,又不同于西医的地方。

    近代百年,中西医的共存已成为社会事实。以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因此所谓要废止某一方的言论确属荒谬。但是在那特定的情势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社会要人纷纷卷入其中,一波波的冲击使得近代中医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医自我革新之路崎岖难行。与整个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境遇一样,时势根本没有给予思考空间,却必需尽快蜕变图存。此种情形下闯出来的“新中医”,精神风貌与进步意识都令人耳目一新。

    然而在学术上,中医如何求“新”方为适当?中西医如何才能从“兼用”达至真正的“结合”?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这个难题从20世纪留到了21世纪,恐怕还要探索更长的时间。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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