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杠 刘静

这是一本在读书界堪称热点的书。应该说，无论对它是褒是贬，只要能把《思考中医》读下去，都会对它产生兴趣。中医独有的理论和诊断治疗方法，让今天的人们在认识它时，无法消除“天书奇谈”式的神秘感。接触过《思考中医》的读者如果上互联网搜索一下，也许会惊奇地发现，在读书快餐化的当下，在互连网这个堪称现代化的东西上，这样一本需要屏心静气才能读下去的“医学专业书”，还竟然有这样多的人在关注在争论。中医中药的是是非非也是一个绝对的热门话题。相对处于“弱势”的中医，这倒是很奇怪的现象。

刘力红教授在读书界放了一把火，烧得人们重新对中医这门古老神秘的学问产生兴趣，尽管这种兴趣有时更多的表现在不绝如缕的争议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刘力红教授来成都的次数引起了本报记者的关注，在他的《思考中医》书里，也看得出他对四川、对成都似乎有特别的偏爱。

有幸认识刘力红教授，肇始于本报与卢崇汉先生的缘分。本报曾经在作“成都名医传奇”系列报道时，用大篇幅对卢崇汉先生的传奇行医生涯作了浓墨重彩的报道。而此次刘力红教授来蓉，是来拜卢崇汉先生为师的；这也是这次采访所以在卢崇汉先生家里的原因。据刘教授说，认识卢先生并萌发求师愿望，就是他在看了本报的那篇报道之后。在这次采访中他的叙述多次提到“老师”、“师爷”、“祖师爷”等等，指的就是卢崇汉及卢的父辈和祖辈。

把自己的中医事业融入各个师傅的“血统”，是刘教授的一个特点，也是他博采众长过程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方式。这次采访，刘力红教授是很重视的，一个上午的交流，双方都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刘教授推迟了广西预约好的事，第二天上午继续。本稿杀青时，刘力红教授已经正式成为成都中医卢崇汉先生的弟子了。在2006年元旦节刘教授又来到了成都，在卢崇汉先生家里正式举行了拜师大礼。

★：记者

●：刘力红

★我听卖书的说《思考中医》已经再版几次，发行几十万册了，作为非文艺类书籍，在今天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请问刘教授，具体有多少？您作为作者，是怎样看待这个现象的？

●纠正一点，《思考中医》发行了十多万册，并非几十万册。书2003年6月正式面市，首印签的合同是5000册。这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的第一本中医书籍，首印时社里没有底，只印了2千册，可不到半个月就销售一空，又紧急加印。2003年底，我与编辑一起又对该书的部分地方进行了修订，出了第二版。2004年，该书在非文艺类书籍排行榜上名列过榜首。到目前为止，一版二版加起来共印了15次，计10多万册。版权已卖到了韩国和台湾，听说台湾还有盗版的现象。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满意了，开个玩笑，过去出这类专业书还要自己出钱，现在我还可以拿钱。

这本书出版以来，陆续收到各界读者的大量来信，起初还能够一一回复，到后来就根本没办法了。所以到现在是欠下一大堆信，亦想就此借贵报这个方便向没能收到回信的读者致歉。从这些大量的来信中看，除了部分是向我求医与求学的外，更多的是他们对传统文化及传统中医的满腔热忱，好像是这部书说出了他们内心想要说的话。看到这些，我的内心很受鼓舞，这说明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由于受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熏陶，骨子里总是流淌着传统文化的血液，内心深处总是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激情，当然，这一百年来，五四运动也好，文化革命也好，使这种血液没有办法畅流，使这种激情没有办法宣泄，但是，内心的话总是要说出来的。看到这些，也使我坚信，只要我们努力，传统中医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关注和支持，这也是一种文化基因的必然。

这本书出版以来，出版社没有做过特别的、商业上的宣传策划，书的走势这样好，基本是读者之间的热心推荐和口口相传。我的一位读者，前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梁冬看过这本书后，为我在他主持的节目“梁冬读书会”上做了一期18分钟的专访，他的“推荐” 对这本书起了很特别的作用。

★我听卢老师演讲时问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有没有看过《思考中医》，下面表示肯定的占半数左右。龙江书院的学员也在读，是把这本书当作国学方面的内容在学习；据我所知道的，成都读书界和一些媒体也很关注这本书。看来这本书的影响已经很大了，您给这本书的读者有过定位吗？

●关于定位，写书之前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定位，也没有想到一定要走什么路子。1999年8月，我应美国波特兰国立自然疗法医科大学中医系主任付海呐教授之邀，前往云川交界的泸沽湖为该系的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作中医讲座。付海呐是一位定居在美国的德国人，汉学家，西方很著名的中医学者，先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中文，后来回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中国近代史博士。由于品学优良，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他得到了中医的很大帮助，并由此执迷上了中医，于是他放弃了哈佛大学的优厚条件重新回到中国学习中医。他的这个经历对我们现在很多学中医的人应该有所触动，我们许多人是被迫学中医，是在痛苦中学中医。我在泸沽湖给他们作了十多天的讲座，听讲的人有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还有几位根本没接触过中医的诗人、画家。开始几天只安排上午讲，可三天下来，他们要求下午连续讲。十多天讲座结束了，每个人都依依不舍，都竖起大拇指称我是greatman。这些人的称赞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也使我感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只要方法当，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这个障碍的。

这次泸沽湖的讲座，有我一位研究生时候的同学参加，他叫张军，现在成都中医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他听了讲座也很有感慨，希望我今后上课一定录音，并且当即把录音的费用给了我，于是我回广西后，在为广西中医学院首届传统班上《伤寒论》的时候作了全程录音，并把这些录音转成了文字，《思考中医》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说写这本《思考中医》既有付海呐的因缘，也有张军博士的因缘。当开始动笔之后，我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是，这部书出来后不但业内的人可读业外的人也一样可读。既然外国人能听明白中医，干嘛中国人就不能听明白呢？所以，如果一定要说定位的话，那么，这个定位就是不但要让学中医的人明白中医，也要让不学中医的人明白中医；不但要让搞传统文化的热爱传统文化，也要让不搞传统文化的人热爱传统文化！而从这部书面市以后的读者群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应证了上述这个定位。

★鲁迅说，看一个国粹值不值得保存，要先看这个国粹能不能保存我们。鲁迅说这话不是针对中医的，虽然他自己是不以中医为然的。中医这个国粹已经保存中国人几千年了，而且还在继续保存着，看来它是有被保存的资格的。可是在学术界还是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您认为这里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是中医自己的表述体系有问题吗？

●鲁迅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中医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这几千年里，中医是不是保护了我们，这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个保护是以她能解决问题为前提的，比如到老师（指卢崇汉)这里来就诊的病人很多都是重症、绝症，而相当多的都被老师用中医治愈了，这些人都在，有案可查。这些治愈的疾病中有的当然是现代医学也可以解决的，有的却是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了中医不但能够解决现代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中医也可以解决部分现代医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网上的许多说法，不需要作过多的争辩，因为对中医的认识是需要有前提的，这个前提一方面来自于经验，一方面来自于思维，而经验方面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资参证；至于思维，如果没有一定的传统文化基础、一定的思想积淀，要作出公允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中医，不但要从学科的特殊角度来看，而且还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如果排开这些，一味地要求中医也要像西医那样突飞猛进，这对中医来说不仅会伤筋动骨，而且要大伤元气。

★您在书中说，导致中医现在的一些不利状况，问题不在中医自己身上。其实回过头来还是中医自己的问题，因为按您的说法，对于中医是“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可现在有那么多人读中医药院校，毕业后能胜任中医职业的还不到10%，（这是卢先生的看法)这说明什么？能不能说明中医至少有不好学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中医是一门传统的学科，不是现代科学，中医也不能是现代科学。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呢？这要看你对科学的定位了。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反映真实，而中医就是一门反映真实的学问，那么这不是科学是什么？

现代科学在教育上可以规模化，但中医因为不是现代科学所以难以规模化。能规模化的现代医学是中介科学，不能规模化的传统医学是非中介科学。现代医学的中介是用技术来兑现的，比如X光诊断就是由技术在做。我是病人，你是医生，诊断我的整个过程是由中介在做、由技术在做，这个中介、这个技术是日新月异的，因为整个科学在丰富它。而技术是可以复制的，自然就能有规模。对于中医，医者对病者的诊断是无法通过中介来完成的，既然不能通过中介，那也就无法进行规模复制。所以，现代医学的诊断可以通过技术来实现规模化的传承，而中医呢？中医的诊断还无法实现这样一个规模化的传承。正如老师（指卢崇汉)的诊断水平很高，但这个水平只能通过心口来慢慢传授，而不能够瞬间复制。所以中医需要师承，这对现代社会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这也是制约中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听说您正在倡导培养一批高级临床中医师，但是现在这样的中医教育体制，能不能提供这样的人才后备军？正如您和许多老中医说的，现在的中医教育方式，很难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人才。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改变？中医药院校能不能只招古文底子很好的文科生，进校不学数理化外语，只学中国传统文化，专业就学习“内经”、“伤寒论”“本草”等纯正中医药经典，培养传统意义上比较“资格”的中医？

●学中医必须先打好传统文化的底子，应该将传统文化的土壤先构筑起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中医的培植，否则没有基础，不就等于空中楼阁吗？传统文化是中医的基础，这一点一定要认识清楚，过去的人学中医为什么相对容易？为什么说“秀才学医，笼里抓鸡”？就是因为这个基础比较好的缘故。

现在小学到高中都是学现代文化，当然也有少量古诗、古文，但这远远不能构成基础，这样的学生进到大学学中医，从根本上说是缺少文化底子的。医学是神圣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应该强调基础，在美国，学西医的人必须首先读一个普通的大学，先学习哲学，在这个基础上才有资格报考医科大学。中医应该也不例外！这些年有的中医药大学办了七年制的本硕连读，七年制的学生头两年要到理工科大学学习现代生物学。这个创意很好，说明认识到了基础对于医学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中医这门学问的基础是什么呢？显然不是现代科学。它应该是传统文化啊！我们干嘛不把他们送到综合大学的哲学系、历史系、中文系去学习传统文化呢？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这说明了我们对中医教育究竟需要些什么，还是模糊不清的。

学中医的可不可以学现代科学？可不可以学外语？当然可以！但这要在学习好、解决好核心问题的基础上，也就是有余力的前提下。比如孔子学问的核心就是孝悌忠信，这是根本。这个根本做好了，就叫做有学问，就可以拿去评硕士、评博士。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学文，即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如果根本没有做好，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就去学习这些，不就喧宾夺主，不就本末倒置了吗？对于中医，类似的问题应该是很清楚的，但却难以形成共识，付诸行动。所以也很希望更多的媒体能够参与，能够呼吁，呼吁多了，这种共识也许就会形成。

我在广西工作，广西的领导和学院的领导对中医这一块都很重视，专门为我们开辟了一个“特区”，但这个“特区”也只能从研究生做起，本科生仍然没有办法操作。实际上，中医教育就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特区”教育，这个教育应该从幼儿开始。而中医的入学考试也应该根据中医的需要来进行。

我读硕士是在成都，四川的很多地方都跑过。我庆幸自己能遇到不少明师，能有向他们学习的机缘，但就中医这一块来说，遇到像卢老师这样握有连续不断传承的还是非常不易。现在我有幸拜在卢老师的门下，我很高兴。成为师徒后，昨天与师父的交流就与以前在“门外”时所讲的内容大不一样。书上写的，自己领略的，和跟师父传授的大不相同。有如卢老师讲的，这里面“水很深”，没有人点拨是进不去的。中医的教育需要这种点拨，需要这种传承，尽管这种方式人们会提出异议，但这却是中医这门学问所需要的，应该予以尊重。

中医的教育应该有她的特殊性，而对中医水平的评估应该也是这样。现在的评估多少有些流于形式，像我是教授，也是名中医，可是我拜的师父卢崇汉老师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名中医，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的评估系统应该真正去激励每一个人做真实的学问，而不仅仅只是应付面上的指标。

★您好象对成都的中医药界情有独钟，在您的书中多次提到成都乃至四川的名中医，比如田八味、吴佩衡、曾荣修、江尔逊等。从《思考中医》中看出 ，您在此前就已经向成都的老中医学习过。在您博采众长的过程中，成都中医给您的启迪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大学毕业后，我拜在先师李阳波的门下，跟师数年，受益甚大，可以说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信念就是这个时期建立的。然而先师早逝，使我在为医的道上失去了依祜。在无助的情况下艰难地熬过几年后，在付海呐博士的引荐下，认识了曾荣修老师，从他那里受到了很大启迪。在这个过程中，我又阅读了《吴佩衡医案》，并以此因缘找到了吴佩衡的长孙吴荣祖先生，曾吴两位老师都被我先后邀请到了广西，随师临证，获益匪浅。

讲到因缘，确实非常蹊跷，曾老师从成都名医田鹤鸣，外号“田八味”；吴老当然是师从他的父辈和祖父吴佩衡。而田八味、吴佩衡当年都曾经在卢铸之所办的“扶阳医坛”上受教，都曾经是卢铸之的学生。现在我又能拜在长期跟随卢铸之、卢永定两位大师的卢崇汉师门下，真有些寻根归祖的感觉，内心的畅快，难以形容。而我的另外一位道学的师父王庆余也是成都的，所以我与成都这块地方的因缘很深，受这块地方的教益很大，也很想借此机会感谢养育我，教益我的这块宝地。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的确是古今过来人的行话。门确实是需要师父领进的，没有领进门，你始终是在门外兜圈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为什么努力一辈子还是摸不到“火门”，有的人为什么在学问的道上坚持不下来，很可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关键的环节。　　

★据我们的调查，成都市民对中医药的认同感相对比较强，很有“草根基础”。比如我们报纸刊登过的中医西医很多，但长期有读者向我们打听某些中医的就诊地方，卢老师是最近被打听得特别多的一个。您对成都的“中医药环境”怎样评价？

●谈到中医药环境，成都是有基础的。成都产生过很多名医，有一些数百年都没有中断过的传承，有像刘芷塘、郑钦安、卢铸之、卢永定这样一批领军人物，由于这些因素，使成都具有很好的民众基础。中医给大家带来了大量的好处，中医使很多的病人转危为安，民众怎么会不信任呢？所以名医很重要，他是中医建立广泛社会基础的根本。现在有很多口号在提“打造名医”，这个提法我不赞同。名医怎么能“打造”呢？名医是“打造”不出来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培养，必须经过自身的艰苦磨练，必须明师的指点，所谓九折肱乃得为良医。还有 “包装”的提法我也反对，有谓名大于实则损，这是古人的明训。对于处在非常时期的中医来说，尤其不能助长浮夸的风气。浮夸，对于学术，对于社会都是不利的。

★“郑钦安在医学理论上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善于运用汉代名医张仲景以阴阳为总纲的核心思想”。郑钦安的“善于运用”与别的流派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在哪里？郑钦安的医学三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的价值在于对“火神派”独特的理论建树吗？

●应该有这方面的因素。郑钦安、卢铸之、卢永定等，都生于四川，四川的文化底蕴，四川的地域环境，以及四川人的生活习俗，都可能成为造就这个学派的因素。这个学派产生以后，其所获得的临床效应是有目共瞩的。因此，早在解放前就流传到了上海、云南等地，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各打出一片天下。

我理解郑钦安的“善于运用”就在于他开创了以扶阳为理路的“火神”一派，现在很多人对这个理路有误解，尤其是在江浙一带，不理解中医“火派”为什么要那样用药，其实这还是一个理论认识的问题。郑钦安的理论根子在《内经》里、在《易经》里，《内经》也好，《易经》也好，都是一致的强调阳气，我们整个传统文化也都在强调阳气，儒、释、道都是如此。而重阳并不是要否定阴，只是强调阴阳之间阳为主导，阳主阴从。所以，强调扶阳并不是偏执，是中医这个理论的必然。后世的郑钦安、卢铸之等真实地理解了这个理论，而在运用上的表现就是善用温热药的“火神派”的创立。四川得天独厚，“火神派”最常用的附子就出产在四川，“火神派”在这里发源，也应该在这里得到发扬光大。

★您在书中说，古人典籍的用药剂量大于现在药典规定。难道中医药管理机构就没有个商量修订或者像法律赋予法院用判例对特殊案件定性量刑权力的机制吗？如果仅仅出于需要规范的理由而只作限制，岂不又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障碍？它考虑过中医本来就有辨证施治的特点没有？因为在卢老师的行医过程中，就有过附片剂量“过大”被药店拒绝或质疑的问题。

●这个问题目前阶段只能叹气，我讲学时药量的问题就有许多人提。现代考古发现，东汉度量衡的所谓一两，相当于现在的15.625克，也就意味着一两至少15克。也就是《伤寒论》里的一两，大体相当于现在的15克。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将古之一两定为今之一钱，也就是现在的3克。我们现在沿用的就是李时珍定下的用量。现在药典中附片的法定用量是9克。用附片超过9克就不合法，所以说中医是非常难当的。老师（卢崇汉)用附片虽然很谨慎，但有时遇到病情需要还是用了超过9克甚至是大大超过9克的用量。他的临床经验对此是胸有成竹的，但作为我们后学，有时候开出方子是睡不着觉的。因为出问题的因素很多，万一出问题，而又碰上你用了过量的附子，人家就可以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所以说，你想当好一个中医的话，首先是要有人格人品。你完全可以选择睡个安稳觉，选择符合药典规定的用量来用药。但是，作为一个医者，乃是性命所寄，生死相关，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什么？我的另外一位老师，山西灵石的李可老中医也是善于大剂量运用附子的医生，李老所考虑的唯一就是病患的需要，唯一就是怎么把病人抢救过来，至于其它，李老从不犹豫。我想这是医者所应具备的风范与品德。我在广东讲学的时候，有人曾对用量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我的观点是：用量是以治好病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能小勿大。如果同一个病用１００克能治好，用１０克也能治好，当然是用１０克了。无论从节省资源的角度、从节省病人费用的角度都应该这样。但是，如果只能用１００克，甚至更大量才能治好这个病，作为医者应不应该甘冒不受法律保护的这个风险呢？

★您在书中说，中医是一门非常优秀的医学，只可惜我们这些秉持中医的后来人不争气，我们把中医搞成了惨不忍睹。还说中医不在于现代了没有，而在于你学好了没有。人类社会几乎每件事物都在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中医能守住古老的传统吗？很多自然、社会学科都在自己的体系内进行了变革，或者与别的学科进行了渗透融合，甚至形成新的学科体系。为什么中医不能考虑在自己的体系中谋求变化，使自己至少要与别的“现代医学”基本“接轨”或者是相互适应？

●这些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思索的问题，传统文化在这个时代已变成了“弱势群体”，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传统的内涵不放弃呢？这完全是基于对它的深入思考和实践，中医和传统文化确实是人类的瑰宝，确实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人们最终要回过头来正视它的。

梁漱溟将学问分为三种，一是人与物的学问，人要跟物打交道，物要为人所用；二是人与人的学问，物质丰富以后，生存没有了问题，就要走出去与人发生关联而形成社会；三是人与心的学问，前两个做到了，就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物质再丰富，人在社会上的名声再大，是不是就解决了自己心的安宁呢？并不是！问题还多着呢。很有钱很有名的人为什么要跳楼？显然就是人与心的问题过不去。人类本来应该按照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的顺序来产生这三种学问，但古人戏剧性地先弄清了人与心的问题，而人与心正是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学问的关键所在。所以传统学问本来就具有文化的未来特质，是早熟文化，是现在乃至将来都不落后的文化。因为时代再进步，物质再丰富，人类最终还是要回到 “心安”的问题上来，这是一件随着科学进步而日显重要的事。但是，纵观现代的诸多方法，似乎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她不在“心”上用功。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得回归到传统上来，所以中医能不能与现代接轨，这倒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中医的现代化就是中医要为现代人服务，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是保持传统固有的风貌，能够更好地为现代服务，还是将传统变化为现代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服务现代呢？这是我们应该结合中医这几十年的经历认真弄清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弄清了，会让我们对中医的信心更加坚固。

中医或者其他传统的学问在现代化的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可以打一个比方，从前我们旅游大都往北京、上海走，现在我们往哪里走呢？黄山！九寨沟！九寨沟可以比作传统的化身，自然的化身。现在强调城市化，为什么不把九寨沟也城市化呢？因为它的价值不在城市化。所以中医的价值是不是一定要落实在现代化上呢？这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您非常强调学习中医要读经典，认为哪怕是弄懂一句也有很大的用处。但是现在的人学习中医经典的障碍很多，首先就是文字的艰深，读顺口都不容易。另外就是我们的教育在进入大学之前的教材里面，没有关于学习中医经典必须要掌握的传统文化的内容，甚至把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这些基本的知识搞清楚的都不多。如果把经典都翻译成现代汉语，可能很多意思都无法表达，还不如不学。中医药界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想法？

●想法还是很多的，但办法少。首先要有基础，经典的基础是“小学”，就是文字功底。还有观念基础，文化基础。关键是现在的教育体制、教育内涵不支撑这个基础，中医教育也只能委屈求全。前面我说过广西中医学院的领导很开明，支持我们搞了一个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并将这个所定为“特区”，但也只能在研究生层面操作，本科生无法操作，中学生就更不行了。九层之台始于垒土，我们没有办法从垒土开始。

有鉴于中医的现实状况，我们学院还搞了一个传统中医班，这在全国是率先的。当初这个班要我做总导师，我推辞了。因为中医的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基础开始，不是从中途开始。就像传统的蛋要先有传统的鸡一样，我自认为不是传统的鸡，最多算半个，所以很难下出传统的蛋来。

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悟性的，对中医有悟性的，应该不乏其人。可惜我们这个特区只能从研究生开始，而要入这个门就有门槛。外语对中医并不是很重要，可是中医院校却将外语作为太重要的东西，学生的很多精力都花在外语上。早上我在校园散步，碰到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九在读外语，偶尔一个在读经典，都会让我很感动。现实的教育体制就是这样，它显然妨碍了培养高水平的中医人才。

★我从一个资料上看到，中医药大学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规规矩矩学习中医，中医死掉；认认真真拜师学艺，自己死掉”。 据我所知，现在靠家学，或者拜师学艺坐堂开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因为这样领不到 执照；而在建立中医药大学之前的中医，都是这样走出来的。那么，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能够耐得住寂寞，白首穷经再成名医吗？在这期间，他们也是要成家立业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谁给他们提供这个物质条件和发展平台？

●这是难事，现在的主流教育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些问题。教育部要对本科验收，符合规模的校园是一个标准，许多院校为了达标热衷搞新大楼，校领导疲于奔命的就是这些事情。高校自顾不暇，哪还有精力考虑其他？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对中医的认识问题，没有认识到中医的特殊性，自然很难在体制外为她辟出一块天地。中医的一大特色就是简、便、验、廉，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开方治病，当然依靠任何方法学到的也应该都是医生，都可以看病。虽然体制不能承认，但是病人承认了，就应该算数。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很希望依靠家学或者其他方式学习中医的同仁，一定要坚持住，并借此转送大家一副对联：几见骅骝无道路，是真龙虎有风云！

作传统的学问、作中医的学问应该是这样，作其他的学问应该也是这样，只要你想深入，都要能耐寂寞，孔子学问三要诀的其中一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讲的要有甘于寂寞的胸襟。前面提到孔子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这句话很值得现代人的思考，现在的人干什么都先讲条件、都先讲平台，而古人的思维是你有多大的能力、你有多大的心量，你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禁止很多中药及制成品进口，说是检测出了有毒成分。包括在学术界以打假而出名的方舟子在内的很多人说，中医不是科学，很多中药有毒，甚至是剧毒。这是什么原因？中医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也说明了早期的中医思想就有了对药物毒性的认知要求。为什么直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反而更引起关注？中医界有没有应对的准备和措施？

●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西医是医药可以分家的，研究药物的专搞研究，制造药物的只管制造，临床医生只管用药。制药与用药都服从各自的技术标准体系。而中医的医药是一体的，中医的药物作用不但可以由医生去应用也可以由医生去发现，药物的应用是要因人而异的。

中医不否认药物的毒性，也不否认应用不当所引起的副作用。所以《内经》在谈到药物治病的时候有大毒治病、小毒治病、无毒治病之分，《神农本草经》也将药物分为大毒、小毒和无毒三类，而《周礼》记载医师的职责是“聚毒药以供医事”，可见古人对药物毒性这个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

药物的有毒无毒是相对的，俗云凡药三分毒，米饭没有毒，但是吃得太过，对身体有害了，也就变成了毒。药物都有偏性，药物治病正是以偏治偏。正常的人处于中道，《素问》也叫做平人，一旦离开中道，或者偏左或者偏右，或者偏上，或者偏下，就会产生疾病。中医治病就在于平治权衡，你偏左了，我用偏右的药来纠正你，你偏右了，我用偏左的药来纠正你，你偏上了，我用偏下的药来纠正你，你偏下了，就用偏上的药来纠正你。而药物的毒性正是药物的偏性所在，对于偏左的病人，偏右的这个毒性就成为良药，而对于偏右的病人，偏右的药却是剧毒。正如郑钦安所说：“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所以毒之不毒，全在当服不当服，作为中医，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医应该以此来思考问题，而不应该以美国的食品或者药品管理局的标准来思考问题。这也是要强调中医药的一体性，药要医来驾驭，如果没有医的驾驭，这个药很可能就是毒药。

★您在谈到中医这门学问与西医有什么根本不同时，曾经作了一个比喻，比如一颗橘子是甜的，现在要设法使它变酸，怎么办呢？西医的方法是充分地研究橘树，了解它的基因，然后通过改变橘树基因的某个片段，来使橘子变酸。那么中医呢？中医的方法很简单，让它过淮就是了，不是有橘过淮则酸的故事吗？淮橘为枳，中医用的正是这样一个方法。通过改变时空，改变方位，改变事物所需的条件，从而使事物向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我想问的是，西医在近代以来，理论上和手段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当代更是年年都有突破。而中医还是将“内经”、“伤寒”、“金匮”、“本草”等老祖宗的经典奉为圭臬，其余的中医药著述都是围绕着这些经典做注疏诠释或是理解的心得。这些经典已经是中医理论的终极了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吗？

●这个问题很严肃，也很敏感。对于经典，我在《思考中医》里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试图说明这个问题，但未必讲清楚了。为什么两千年来，中医将经典奉为圭臬呢？因为它的原则是终极性的，是十分圆满的原则。至少两千年来都没有被超越。如果经典已经反映了这个世界的真实，你却一定要去改变它、发展它，其结果不就变得不真实了吗？如果它已经是个圆，你再要突破它，不就变成椭圆了。人类不要耍小聪明，应该承认真实就是永恒！中医两千年来的典籍为什么汗牛充栋？不就是从经典演出的新知吗？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创新是一致的，不光是现代强调创新，只是这个创新的方法有所不同。搞中医的，搞传统文化的，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创新，只是我们是由“故”中去创新，这正是经典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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