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亘火 唐军


2008年底，中国外交部对社会开放了1961年至1965年的部分外交档案，其中就包括了中方医疗队赴印度尼西亚为苏加诺总统治疗的相关档案。对这批已超过三十年保密期的档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外交部事前组织了由高层专家和资深外交官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逐页逐行逐字地进行了严格鉴定，依照规定的解密程序报批后，向全社会开放，任何中国公民凭身份证就能查阅。近日，在外交部档案馆，亘火、唐军查阅了记载这段“医疗外交”内幕的解密档案。

1961年底，印度尼西亚内阁，一个绝密消息在暗中流传――苏加诺总统的身体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已经影响到了执政。一般官员自然无法知晓内情，但内阁高官们的脸上，阴云密布，愁云惨淡。

消息传播得很快，一时间，印度尼西亚国内各种各样的谣言不胫而走，甚至有人声称，总统将不久于人世……

事实是，苏加诺总统只是肾脏疾病加重，备受结石困扰――左侧肾脏内堆满了石头，从尿道里根本排不出来，严重影响了肾脏功能，曾经请过好几位西方国家的著名医生看过，并采用过“内部放炮”的方法治疗过，结果弄得输尿管流血水，而且始终不见什么疗效。总统医疗组里有位奥地利医生，他诊断，苏加诺这一侧的肾脏已经丧失功能，由于印度尼西亚国内医疗条件有限，建议他到维也纳进行手术切除。但苏加诺很不情愿在自己身上开刀，也不愿意前往维也纳治疗，宁愿采用保守的治疗方案，向中国方面发出求助……

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之父”

苏加诺（1901-1970)，出生于东爪哇苏腊巴亚的土著贵族家庭，父亲是小学教师。当时的印度尼西亚还在荷兰殖民统治之下，苏加诺青年时代就学期间就参加伊斯兰教联盟、爪哇青年会等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从事爱国民主活动，反抗殖民统治。后曾两次被捕流放。二战中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其投降后的1945年8月17日，苏加诺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并当选为总统。荷兰殖民者重返印度尼西亚后，苏加诺又于1948年12月被逮捕，并被流放。直至1949年8月荷印（尼)圆桌会议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才得释放。同年12月苏加诺再次当选为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总统。

在外交部相关解密档案中，中方反复提到：那次的“外交医疗”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

20世纪40年代中期起，东南亚地区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暴动风起云涌。按照美国领导人的冷战思维，上述革命无一不是共产主义阵营输出革命的结果。为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不能不把印度尼西亚作为猎取的对象，其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如肯尼迪的国务卿腊斯克在阐释艾森豪威尔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时所说的：“如果东南亚的底部落入共产主义手里，我们对印度支那半岛承担的义务将会丧失殆尽。”美国这一时期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总原则就是：阻止印度尼西亚落入共产党手中或倒向共产主义阵营，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

苏加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反帝反殖的“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坚决维护主权独立，不与美、苏集团中的任何一个结盟，对西方某些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但这并不影响苏加诺主动与社会主义国家友好交往――他主动邀请中国参加1955年的万隆会议。万隆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亮相洲际会议级别的国际外交舞台，在西方国家阴谋破坏阻挠的情形下，中国不但顺利参会，还发出了“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外交呼声，参会各国达成了“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反帝反殖，维护独立”的共识。万隆会议后，亚非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当时的美国政府从不把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力量，而是作为冷战的一部分来看待――认为民族主义、中立主义同共产主义并无多大区别。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就声称，中立主义只不过是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并宣布它是“不道德的和目光短浅的概念”。据美方有关解密档案透露，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1952―1960)，其顾问认为，苏加诺采取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倾向共产党阵营，挑战美国政策，使美在亚洲的利益受损。苏加诺对美方的态度也很清楚：“不结盟很容易被美国误解。美国只是在你加入它所选择的一方时才会喜欢你，如果你不完全与其行动一致，你便会被认为是加入了苏联一方。”

1956年5月，苏加诺访问美国寻求支持，收回仍然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西伊里安岛以及要求经济援助，但没有得到美国方面任何回应；同年8月到10月，又先后访问了苏联、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建设成就有所了解，对社会主义阵营好感大增。

1957年2月，他宣布印度尼西亚不适合采用“西方议会制”的政体，主张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提出“民族主义、宗教、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大选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取得了四分之一选票，为此，苏加诺总统提出――在内阁成员中，共产党也应占四分之一的席位。1959年他兼任总理，并先后任最高议院主席、最高战时掌权者、民族阵线主席等职务。

印度尼西亚与共产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者走得如此之近，一度有西方舆论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良好信任关系称为“北京――雅加达轴心”，这样的情形令美国政府大为不满。一方面，美国政府直接向印度尼西亚的反对势力提供经济军事支持；另一方面，直接策划推翻政府的行动。

万隆会议后不久，印度尼西亚陆军代参谋长朱尔基夫里・卢比斯上校在一些民军军官的支持下抵制总统任命班邦・乌脱约少将为陆军参谋长的授职仪式，并拒绝移交代理参谋长职权，后又组织叛军公开与政府对抗；继而，积极奉行苏加诺政治主张的总理阿里迫于军方的压力和国内政局的动荡而下台。1957年上半年，中央情报局向驻扎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反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叛军提供直接援助。

从1955年到1958年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策划过一系列针对苏加诺的暗杀和兵变活动。中央情报局决定拔掉苏加诺这根钉子，计划采用“危地马拉政变”的形式，推翻印度尼西亚政府……

“巧合”的是，总统也的确遭遇过车队遇袭、不明人员向其投掷手榴弹等“意外事件”。

1961年12月4日，作为苏加诺总统私人保健医师，一位神秘使者带着绝密外交使命来到了北京中南海……

秘使名叫胡永良，是位华裔印度尼西亚大夫，原先是总统的牙科医生，后来担任了总统保健顾问医师，但他只能看牙病，不能看其他病。这种专科大夫担当顾问医师的状况受到了非议，胡永良也受到一定的排挤，最后被解聘。不久后，总统肾病病情的加重让胡医师的处境有了转机――身为华人的他想到了中华医学的神奇，中医治疗方案正符合总统的意愿，于是极力向苏加诺宣传中医如何神奇。出于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和中医治疗效果的美好预期，苏加诺总统指派胡永良秘密到访中国，请求中方的帮助。

外交解密档案记录，晚9时，周恩来总理会见了秘使，两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
……

胡：总统很想来中国治疗，这是他个人的愿望。

周：如来中国，目前印度尼西亚政治情况不太稳定，他离开国家是否会发生国内问题，我们也很担心。

周：来用怎样的方法能满足苏加诺总统之治疗要求，有三个可能：

1.苏加诺总统到中国来。

2.派医疗小组到印度尼西亚（包括医生护士技术人员及设备、药品)并在印度尼西亚进行治疗。

3.先来中国治疗一段时期，再回印度尼西亚继续治疗。
……

苏加诺多次受到暗杀袭击，对于敌对国家在台底下搞的这些“小动作”心知肚明――外交部解密档案中多次提到了苏加诺担心西方国家暗算他，不同意在维也纳动手术；而中国方面也担心苏加诺来中国治疗可能给印度尼西亚国内敌对势力提供机会。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周恩来总理运用卓越智慧和外交手段，婉转地提出中方认为适宜解决问题的方案，解密档案记载道：

周：三种方法（见第一段引文，笔者注)我们倾向于第二种，即派医疗小组到印度尼西亚去负起全责以断定病情，明确诊断，若能得到总统同意并得到卫生部合作，由我国医生护士X光技术人员全套人去，我们自出旅费亦可。至于使用什么药品我们只提供意见，须由总统自己考虑决定。此办法好处可使总统减少往返耽搁时间，不致跋涉之苦。总统在国内治病对管理国家事务也方便。我们去后可将诊断意见及治疗意见报告总统，由总统自己决定，总统也能征求卫生部的意见。若总统来我国，则全由我国负责，印度尼西亚政府及总统本人不好提意见。若是第三种，有可能减轻了症状，可能没完全治好，可能引起议论，而后我们还得派人去，而总统却费了往返的时间。

你可将三种可能都向总统报告，并转达我的意见是倾向于第二种。

对中国方面的盛意和合理建议，苏加诺欣然接受。

“过关”的中国医疗

1962年1月，为苏加诺看病的中国医疗组以中医、西医相结合的原则组建，包括主治医生、针灸医生、中药师、放射科专家等九人，乘坐专机经昆明、仰光、金边飞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随身带着X光机等医疗设备和大量中草药。解密档案记载了这支援外医疗队的成员名单：

医疗小组成员：

吴阶平：北医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泌尿外科教授，组长

方圻：协和医院内科副主任，内科副教授

胡懋华（女)：协和医院放射科主任，教授

岳美中：中医研究院中医

邓学稼：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主治医生

张增林：中医研究院中药药剂师

杨甲三：中医学院针灸科教师

艾向武：北京医院X光技师

姜洪东：北京医院X光技师

吴阶平是医疗组组长，又是临时党支部书记。中方医疗组到达印度尼西亚后，引起了外界极大的关注。最初西方的新闻媒体误以为中方专机带去的许多医疗器械是武器装备，就报道说中国向印度尼西亚派来了一个军事代表团。第二天，外国记者搞清楚了，中国派的是一个医疗小组，是来给苏加诺总统看病的。可见，中方医疗组工作如何，将对外造成很大的影响。

医疗队抵达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关是面见总统，取得他的信任。医疗队成员不单英语讲得比当地医生流利，还可清楚细述世界医疗发展状况及水平，取得了总统的信任。不过，具体要为总统诊断治疗，还必须与苏加诺自己的医疗组交流沟通拟订方案后才能实施。其中的印度尼西亚医生相信西医，最初不赞成中国医疗组的到来，他们尤其不相信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中方采取的做法是，通过同印度尼西亚医生讨论总统的病情，提出中方的分析和看法，首先让印度尼西亚医生相信，中国西医医术是高明的，至少不比西方国家的医生差。西方医生查出的病情，中方也都分析得出来，这样使印度尼西亚医生相信中方的西医是在行的。然后，再由中方的西医说中方的中医行，使印度尼西亚医生相信，中医是科学的，并且告诉他们，中方主张中西医结合为总统进行治疗，这样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了。

中国专家第一次给总统看病，是在高大明亮的总统府独立宫里。苏加诺对号脉等中医诊断方法感到很新鲜，但听说要针灸治疗时，见一根根银针那么长，有些犹豫。中国医生有办法，吴阶平让同伴先在他手上、臂上作示范……苏加诺眼看着长长的银针扎进去，中国医生谈笑自如，丝毫没有痛苦的反应，这才同意试试。外交解密档案也记录了中方医疗小组第一次诊疗后发回国内的报告：

医疗小组1月14日到达印度尼西亚。根据诊断结果，医疗小组拟订了处方。处方上开始拟较简单，以便力量集中，而如有反应出现时亦易于掌握。第一方拟服二、三星期，具体成分为金钱草三两、六一散八钱、海金沙五钱，冬葵子五钱。针灸每星期三次，轮流应用两个处方。第一方以肾论治、壮水化湿为法；针列缺、照海、足三里、合谷；灸关元。第二方壮水之源、以制阳盛而导赤利湿为法；针通谷、前谷、委中；灸肾俞。

……

吃中药也是一关。研究方案时，印度尼西亚医疗保健小组的“机要局长”提出一个问题：安全的责任谁来负？谁能保证没人在中药里做手脚呢？中方与印度尼西亚方面负责总统平日饮食起居的安全保卫管理局长交流沟通后，经过仔细研究，决定用不锈钢专门做一个送药的器皿，要严密，要保温，盖子密封加锁，还要加盖骑缝章，注明日期时间，经手人一一签字，总统府派专车专人接送……这一套程序和手续，要比“内容”复杂得多。

在为苏加诺总统诊治期间，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生怕出一点儿意外，所以每次会诊他都参与研究，配药的每一个步骤他都一一检查。所有这一切都在大使馆里进行，一时间，使馆成了中药铺，逢到好天，就把中药拿出去晒。

最后一个问题：中药总是苦的，而且每天都要吃，这一点无法改变。除了看病时医生解释以外，平时就靠总统私人护理医生多做说服动员工作了。总统私下里对针灸和服药有什么反应、说法，也要靠他随时反馈――因为给总统看病、针灸时，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无关人员是不能在旁边的。因此，中方医疗组与总统私人护理医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也是治疗的关键。

圆满的印度尼西亚之行

中国医疗组成员不但医术一流、医德高尚，而且政治素养高，与印度尼西亚方面的人员相处讲究策略水平。面对两者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他们不卑不亢，谦和得体，措置有度，让人信服。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总统医疗组内部很复杂，医生之间也意见不一，政治主张也不一样。医疗组中有印度尼西亚的卫生部长，还有一名情报局长，是个放射科医生，当时印度尼西亚全国唯一一个泌尿科医生也加入了医疗组。中国医疗队进驻之后，不想让当地医疗组感到受冷落，便尽量宣扬印度尼西亚医生做出的成绩，经常在总统面前赞扬他们水平不错，消除印度尼西亚医生的抵触情绪，使得双方融洽相处、通力合作。

中方采取中医为苏加诺治疗了三个月之后，为总统作了一次X光拍片检查，看看治疗的效果，发现总统肾功能有部分恢复后，又采取秘而不宣的策略，特地让印度尼西亚医疗组的医生去诊断。印度尼西亚医生一看总统身体检查的结果，自然欣喜若狂，向总统报告治疗取得明显效果。第二天，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总统府将消息透露出去，印度尼西亚各大传媒就大肆报道，说总统健康完全恢复。当地医疗组的成员此后也大大地受到褒奖――中国医疗小组第一次在印度尼西亚逗留了三个月，卫生部长和情报局长从准将升为少将，总统府的侍卫长从上校升为准将。后来他们同中方的关系非常好，双方的良好合作使得第一阶段的治疗圆满完成。

此后，中国医疗队又四次赴印度尼西亚为总统治疗，在当地医生的配合下，苏加诺总统对中医的信心越来越大，他管中药汤药叫“中国咖啡”，坚持服用后，不断排出结石。他把结石都收集起来，装在瓶子里。肾结石完全康复后，苏加诺总统有一次遇到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你们中国那个‘咖啡’（即为他煎制的中药)挺好喝，我一直喝着呢。”

1965年1月2日，苏加诺总统在茂物给中国医疗组全体人员举行了授勋仪式，感谢他们给予的精心治疗，表彰他们的工作成绩。当时的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们都出席了仪式。医疗组组长吴阶平被授予三级“伟大公民”勋章；医疗组成员方圻、岳美中、杨甲三、杨奠邦被授予四级“伟大公民”勋章。《人民日报》还对此予以报道，援引了苏加诺总统的话：“我现在的身体同往常一样健康，中国医生为我进行的治疗是原因之一。”

“医疗外交”在延续

由于中方的医疗效果比较好，苏加诺总统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和对中医的信任度与日俱增。

后来，总统的身体稍有不适，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医生。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中国医疗组负责人曾回忆：1965年8月17日是印度尼西亚国庆日。每年国庆，都要在雅加达的独立宫前搭一个观礼台，苏加诺总统在台上发表纪念讲话，并举行检阅。鉴于他7月底因脑缺血发生过一次昏厥，而8月天气炎热，担心总统身体发生意外，中方建议他国庆日不要登台讲话和检阅。可是，那次正好是一个大庆，印度尼西亚方面还邀请了许多外国贵宾，总统执意要登台，只是答应把讲话稿缩短一些。中方与印度尼西亚医生说好，总统的保健任务由印度尼西亚医生在前台负责，中方在后台随时支持。

国庆那天，观礼台上就座的只有苏加诺总统和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斯托伊卡，他们的身后站着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警察司令、大雅加达卫戍司令和总统副官等六名将军。典礼即将开始时，中方医疗组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总统请医疗组大夫上观礼台，在两位元首的旁边就座。

中方医疗组负责人当时没带任何药品和器械，口袋里只有一盒万金油，受命坐上主席台后，一直担心如果总统的身体突然发生意外，没有急救设备。好在有惊无险，国庆大典一切顺利。第二天印度尼西亚各大报纸登出了中国医生与两位国家元首在观礼台上的照片，为总统“保驾”的报道。

医疗组的努力工作，对外交工作的帮助也是明显的。平时，中国大使要见苏加诺总统，须先向礼宾司提出，排队等候。自从医疗组赴雅加达后，中国大使见总统方便不少。通常只需医疗组大夫诊病时在苏加诺耳边讲一句：“总统阁下，中国大使非常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苏加诺就会当即叫礼宾司翌日安排接见。

1965年夏，中国医疗组完成治疗任务后，启程回国。苏加诺总统送别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指治疗肾病取得的良好效果，笔者注)是社会主义中国中医的奇迹，这说明先进的医学不一定在西方。”此后，中方医疗小组还带着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医疗外交”的重大责任，被派往朝鲜和越南，分别为金日成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治疗……


来源：《档案春秋》2010年第9期
－－－－－－－－－－－这样的文章 最应该让美国人方舟子开开眼  别整天胡咧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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