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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北京中医绝技“小儿王”。


小儿王：中医儿科国手称号。文革前，旧北京城并有小儿“捏脊王”之派系与其同源。“京城小儿王”之概念，传统上是指对中医儿科世家王润吉、王子仲、王鹏飞、王应麟一家四代的誉称。当今，其第四代传人王应麟仍然在医疗第一线诊病。此外，悬壶京城的儿科圣手，又有刘弼臣等大师。中青年一代中，有武国忠等医师等。


1.王润吉，用药独具特色，急病可以立服取效，且药价便宜，深得民意，医术影响日渐扩大。遂自立门户创设"体生堂"。王子仲自配丸散效卓价廉，医名渐噪，求医者门庭若市，送匾者络绎不绝，上至代总统李宗仁，下至乡间民妇，均有匾联高悬门楣，共誉为"小儿王"。曾兼任北平国医公会（北京中医学会前身)会长等职。(图：王鹏飞遗照)


2.王鹏飞（1911～1983)男，汉族，北京市人，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著名中医儿科专家。三代世传，生前享有京城“小儿王”之誉。1928年北京民国大学毕业后，即随其父学医，22岁挂牌行医。解放后主持北京西单红十字中医学会工作，1954年参加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的组建工作。历任北京市第二、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卫生体育组副组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北京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副教授等职。在 50余年的临床实践中，摸索出一整套独特的诊疗方法，如在小儿诊病中，除运用传统的四诊外，另用望上腭的方法，以判断病情，指导用药。临床重视后天之本脾胃，并注重小儿体质，用药主张量少、力专，擅用小儿易于接受的药物，尤其在治疗 小儿消化不良、营养障碍性贫血、肺炎、嗜异症等疗效颇为显著。1979年5月出席第一届全国科技大会，发表论文“小儿肺脓疡108例中药治疗临床观察”一文。“脓疡散治疗小儿肺痈”的研究课题，获1979年北京市科委科技成果奖。著有《王鹏飞儿科临床经验集》一书，约10万字。传人有 王应麟、王志钧、孙燕华、陆淑良、陈昭定等。王鹏飞先生故去后，为继承整理他的学术经验，1989 年经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在北京儿童医院成立了“王鹏飞儿科诊疗中心”。王鹏飞对儿科用药独有奇经，除继承祖业之学术外，又敢于创新。王鹏飞著作培养后学，无私传授。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卫生局于1989年3月在北京儿童医院成立了"王鹏飞儿科研究中心"。 1983年5月2日，这位为人民尊敬的"小儿王"，走完了72年悬壶济世的医学生涯，病逝于北京。子女们将他安葬在风景幽美的万安公墓，在他的墓上，摊开着一本大书，这即是他的人生，也是他的医书。


3.王应麟，1939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任命的第三批全国500名老中医药专家之一，被誉为当今京都“小儿王”。现任北京中医药学会儿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审专家；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学会理事。从事中医儿科、科研、教学工作36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发表论文30余篇。在职时任北京中医药学院儿科教授研十余年。临床工作中集多年临床经验和祖传儿科独特经验，擅长治疗：小儿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精神神经系统疾病以及各类小儿疑难杂症长期开展小儿肝炎、小儿多动症专台门诊，同时开展小儿皮肤病，小儿癫痫，小儿遗尿，小儿过敏性疾病的治疗和研究。王应麟先生说家传秘方有两条，“谨慎用药，站在患儿的角度思考”；“善于与患儿沟通，消除患儿逆反心理，从而赢得其自身的配合，是药到病除的又一关键”。(图：王应麟作客健康之路)


4.王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终身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拔尖人才。 被《光明日报》、中国中央电视台誉为“吉林小儿王”。


5.刘弼臣，刘弼臣，男，(1925—)，江苏扬州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会科教文卫体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儿科研究室主任,江苏扬州中医医院及鉴真医院名誉院长，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及北京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医学编委，中医儿科临床专家。 50余年来把心血倾注于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尤其擅长儿科疑难病症：如小儿脑积水、小儿难治性的肾病、小儿哮喘、小儿重症肌无力、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编著了许多中医儿科专著，在全国医学杂志曾发表百余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1995年获 “国际人体科学大会”在美国召开的研讨会论文金质奖。多年来所医治的患儿难以数计并誉以“京城小儿王”。(单位：北京中医学院东直门医院儿科。地址：北京市海运仓5号邮编：100700电话：（01)4018855—561掌握：中医儿科学)。

刘弼臣新闻报道：早闻“小儿王”刘弼臣盛名，当记者在北京陛辰中医门诊部见到这位已是耄耋之年，但仍坚持工作在临床第一线，同时还带徒的可敬老人时，还是被他和蔼而平易近人的大家风范所感染。

　　从医50年，对孙思邈、钱乙、万密斋、龚廷贤、吴谦、叶天士等诸家著作和学术成就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对明代万密斋的“体禀少阳”学说进一步进行阐发，认为小儿生长的根本关键是在肾，而小儿发育的机能转输在肝胆。小儿从出生到成年的生长发育，往往时盛时衰，时快时慢，时虚时实；在病变发生发展过程中，易寒易热，易虚易实，险象丛生，其原因主要是由“体禀少阳”特别是“少阳为枢”起到直接主导作用。

　　他对钱乙“五脏证治”的学术观点十分崇尚，认为钱氏“五脏证治”的理论虽然源于《内经》、《难经》、《金匮要略》等书，但有很大创新，其创立的“五脏证治”既适用于六yin外感，也适用于内伤杂病。刘老不仅全面继承了钱乙“五脏虚实补泻”的学术思想，而且进一步发展了“五脏证治”。他尤其重视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并根据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肺常不足，易受外邪侵袭的生理特点，以及肺脏受邪后又极易传变，易出现传心、犯脾、侵肝、袭肾的病理特点，提出了“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

　　刘弼臣认为“从肺论治”以调肺利窍，驱邪逐寇外出为主，不仅可将疾病消灭在萌芽阶段，而且可清除病灶，避免滋生变证，同时还能强肺固卫，增强抵抗外邪的能力：“从肺论治”不但可以治疗肺脏本身的疾患，而且又能治疗肺外其他脏腑疾患。所以“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并不是单独强调肺，而是重视肺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从治肺入手，达到治疗其他脏腑疾病的目的。如从肺论治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病毒性心肌炎在祖国医学中属“心悸”、“怔忡”、“胸痹”、“虚劳”的范畴。既往多从心治，使用炙甘草汤等方剂以温通心阳之法治之，虽有一定疗效，但是由于小儿病毒性心肌炎早期多有外感症状，或在恢复期时由于感受外邪每易复发和加重，致使病情反反复复，长期迁延不愈。而且在外邪未清的情况下，温通心阳法的使用往往受到限制。刘老由此提出从肺论治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的观点，并采取早期以祛邪为主，后期以扶正为主的治疗方法。所谓祛邪，即采用疏风解表、清肺化痰、利咽通窍等法驱除外邪，使邪去正安，截断邪气由肺传心的途径，使心不受邪侵。所谓扶正既以补益肺气为主，增强机体抵抗外邪的能力，少受或不受邪气的侵害。通过祛邪清肺以利气血化生和运行而养心复脉是刘弼臣教授治疗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的基本观点。近10年来治疗上千例患儿，其治愈率、显效率及有效率均明显高于传统治法。

　　“从肺沦治”并不否定从其他脏腑入手治疗小儿疾病。例如肺虚之病，常从调脾入手，培土生金。其他许多慢性疾患，也常从调理脾胃入手，往往收到良好的疗效。对于某些疑难杂证，不能用五脏证治解释和说明的，刘老则往往不循常规而独具巧思，另僻蹊径，每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图：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刘弼臣名老中医工作室揭牌。

立志从医 刻苦学医

刘弼臣原名刘世仁，医名“弼臣”。他自幼体弱多病，每次患病皆得益于其姑父的治疗而速愈。其姑父孙谨臣，是当地著名中医儿科医生，是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小儿神医”朱冠臣创立的“臣字门”第三代传人。刘弼臣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争和动乱中渡过的，他从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古训中受到启发，决心学医济世活人，以增强民族素质。遂于14岁中学辍学后拜孙谨臣先生为师，取医名“弼臣”，寓意“治世以文，弼亮之臣攸赖”，成为“臣字门”的第四代传人，从此走上了从事中医之路。

他白天侍诊于桌前，抄方诊病，倾听老师教诲。夜晚则勤于书斋，整理笔记，攻读医书，苦心钻研。孙谨臣则毫无保留地把师门经验及特色传授给他，并常常教导他要不拘一门，广学博采。在他3年满师后，还推荐他到名医时逸人创办的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学习。当时学校有数十位上海的名中医授课，其中有外科的张赞臣、中药的陈存仁、内科的程门雪、儿科的钱今阳等。授课的老师中有的是相互对立的学术派别。在讲课时各执己见，旁征博引以证其正。刘弼臣像块海绵，尽量吮吸着各家名派的精华，从而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初露锋芒 再次深造

毕业后，刘弼臣回到故里，将自家的两间街面房改为诊所，踏上了漫漫的行医之路。他把治病救人当作己任，治病不分贫贱，不分富贵。只收低廉的诊费，无钱则义务诊治。他服务热情，审因详细，认真辨证，合理遣方，果敢用药，常获良效，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十余年间，经其治者何止万人，深受乡亲们的爱戴，也被家乡同仁所器重。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选为中医联合诊所所长，他还被推选为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

1954年他到泰州参加扬州地区中医进修班学习。1955年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江苏省中医学校成立，刘弼臣被选拔到首个师资班中培训。在师资班里，他接触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名医，聆听他们的授课，不但学到了各家名医的专长，而且接受了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培训，并阅读了大量中医经典著作，同时学习和掌握了中医教学的基本方法。这段经历，为他以后步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乃至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医知名专家和中医儿科教育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名震京都 誉“小儿王”

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初创时期，急需师资人材，刘弼臣奉调进京，先执教于方剂教研室，后转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从事中医儿科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近50个春秋。

1959年，北京地区小儿腺病毒肺炎流行，病死率较高，而西药疗效欠佳，于是刘弼臣参与协作，发挥中医优势进行治疗。他与466空军医院协作攻关，治疗35例肺炎患儿，无1例死亡。其中1例危重患儿，曾3次呼吸暂停，他积极配合抢救，在人工呼吸、输血、吸氧的同时，用大剂量人参煎汤鼻饲，以益气固脱，从而使病情得到控制。后患儿又现肢体抽搐，二目失明不能视物。他分析辨证，遂以缓肝理脾汤加减治之，叠进28剂而愈，无任何后遗疾患。

著名作家刘绍棠之孙，在市某大医院住院治疗，高烧20余日不退，请刘弼臣诊治，仅服药2天，体温即降为正常。1987年7月，河南新乡驻军某部一普通干部，带着患重症肌无力的4岁儿子，到过许多大医院治疗均未效。最后来到北京请刘弼臣诊治，仅诊3次便痊愈。1992年夏，天津一李姓患者患重症肌无力病情垂危，住在某大医院里，各种西药全都用上了仍无效。后辗转驱车请刘教授出诊2次，病情明显好转，其后可自行乘车来京诊治了。

类似上述例子不胜枚举。他除对重症肌无力有深入研究外，对病毒性心肌炎、哮喘、脑积水、肾炎肾病等许多疑难疾病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每起沉疴而获奇效，活人无数，由是名声大振，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小儿王”。

教书育人 硕果累累

刘弼臣自从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后，一直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年过古稀，仍执教登台。认真二字是他讲课的法宝，他认为“不认真是讲不好课的。不认真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他反对照本宣科的灌注式教学，提倡启发式教学。每次授课，都引古喻今，旁引佐证，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说理透彻，重点突出，逻辑性强，善于引导同学进行思考。因此，深受同学欢迎。他提倡立式授课法，虽年事已高，仍身体力行。

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作为硕士生导师，他总是亲自拟订培养方案，制定培养计划，认真指导研究生进行选题，开题以及进行临床能力的训练。1先后来培养出中医儿科硕士研究生10名。

1990年刘弼臣教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劳动人事部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承担起带徒的任务。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悉心传授。他亲笔为两位继承人题写医名，一为“济臣”，一为“洪臣”，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同时，他还谆谆告诫：“继承是为了发展，光学是不行的，必须有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中医之所以有生命力，名家辈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他还强调：“学习不能只学一家，不能闭关自大，要广泛吸取别人的好经验，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医才能发展。”他倾注心血，圆满完成了继承带教工作。他从事中医儿科教育工作近60年，聆听过他的教诲，经他带教的学生，遍及祖国四面八方及世界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

刘弼臣平时诊务繁忙，还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常要忙到很晚，但他仍不忘总结。他常说：“没有总结，就没有提高。”自上世纪50年代始，他就在各级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60年代初期，他与孙华士合作，出版了《医家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白话解，累计出版发行量达120万册。至上世纪90年代，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数十年来，他在全国各类杂志发表及在国内和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达百余篇，出版著作十数种。虽年逾古稀，他仍担任了六版中医儿科协编教材的主编，为振兴中医事业呕心沥血。

在科研方面，他牵头完成的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复力冲剂”治疗小儿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研究，治愈率85%，总有效率95%。1991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92年，作为学校级课题负责人，进行“调肺养心冲剂”对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的科研工作，历经两年，圆满完成了科研任务。

1994年，进行了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临床研究。近3年来曾连续获得国际学术交流金杯奖、科研成就金牌奖、学术创新理论奖。

其间，运用小儿喘咳冲剂对小儿慢支、哮喘进行临床研究，也获得很好的疗效。

创新学派 业绩辉煌

刘弼臣教授的一生，曾经历了三个重要转折点。

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在党的培育下，通过现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江苏省中医学校师资班的学习，为他从一个最基层的医生，步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直至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学者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重要转折点，是他长期从事中医儿科教学和教材编写过程中，总是面临“纯阳”和“稚阳”之争，他则主张用“少阳”学说，取代纯阳观点，把“纯阳”和“稚阳”的对立统一于“少阳”之中。从而创立新的“少阳学派”。

第三个重要转折点，是在10年文革动乱的时期，他却激流奋进，勤于医疗，突出从肺论治，为创立新的“调肺学派”奠定了基础。

刘弼臣擅长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是其对中医儿科传统的“五脏证治”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他重视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并根据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肺常不足，易受外邪侵袭的生理特点以及肺脏受邪后又极易传变，易出现传心、犯脾、侵肝、伤肾的病理特点，提出了“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并不是单独调肺，而是重视肺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从治肺入手，达到治疗其他脏腑疾病的目的。完整地讲，应该是：“重视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抓住要害，出奇制胜”，才是其学术思想的精华和主体。同时，并不否定从其他脏腑入手治疗小儿疾病。对于某些疑难杂证，不能用五脏证治解释和说明的，则往往不循常规而独具巧思，化生新意，另辟蹊径，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则得益于新安学派注重实践、推陈出新的学术特色。

从古今中外一个学派的形成条件来看，北京刘弼臣调肺派当不愧与上海奚晓岚寒凉派、徐小圃温热派、南京江育仁运脾派并称中医儿科领域四大学派。

近年来，他多次提出“中医现代化”课题，他说，如今的中西医结合之核心就是中医现代化，要善于利用西医的长处补充到中医当中去，更好地为中医服务。为此，他常劝告中医学校的学生一定要深入学习中、西医，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结合。他不仅为兴建中医儿科医疗中心奔走呼吁，还拿出多年积蓄捐资成立“刘弼臣医学发展基金”，以长期促进中医事业发展。

在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中，刘弼臣治病救人、教书育人，把全部心血和精力投入到中医事业中，是业界公认的中医儿科一代宗师。（刘昌明　刘昌艺　刘昌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