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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隐秘的风水师群体正在壮大，他们活跃在富豪与官员周围，为他们预测未来，判明是非，提供心灵的慰藉——很多时候，那些权贵们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却时常无力主宰自我。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欲望快速膨胀，不安之感也在日益扩张，他们想用金钱购买一种玄幻的力量，来换取内心的安宁。

隐形富豪的无常

在说风水师之前，先讲一名隐形富豪的故事。

1990年，海南文昌。年轻人占雄看到漫山遍野的槟榔，就像发现无人知晓的宝藏。在与政府疏通关系后，他把农民的槟榔低价收购，卖给台湾人，每斤赚一块钱，每天卖一两万斤；他“贩卖”日本汽车，晚上汽车下码头，早上一睡醒，财富就增长几十万。之后进军房地产市场，几年里成了亿万富豪。

暴发之后的占雄，第一件事便是修缮祖屋。完工那天，他放了两卡车鞭炮；他给家乡修路，铺上泥后，让几个朋友每人开着一辆奔驰来回压路；父亲的坟在三亚，清明祭奠时，他不烧纸钱，烧了两万块人民币；他去夜总会，不高兴就拿起钱砸别人的脸；他还放言，要买下天安门城楼上的灯笼，买下广场上的旗杆。

金钱来得那么突然，他以为一辈子有花不完的钱。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1990年代中期，海南房地产泡沫破灭，他突然发现自己破产了，一时间尽是世态炎凉。那是占雄第一次感到，命运并不掌控在自己手里。往后，他几度创业，每次都在高峰处骤然跌落。

4年前，混迹于北京官场的占雄，提前捕捉到海南发展国际旅游岛的信息，再次下海成了一名房地产商。经过在北京的几年历练，他自觉有了很大变化，但有一点没变，那就是坏运气。他不知那些魔鬼什么时候会出来作祟，让他再次跌落。

占雄没有安全感。在中国的市场上，各种明规则、潜规则与无规则叠加在一块，总让他感到无法把握命运的方向盘。2009年，他花7000万买下的300亩经济林用地进入了当地规划发展的总规，被划为旅游休闲用地，这意味可以进行项目开发。一旦转型成功，地皮价值将上涨20倍。然而，他很快听到风声，某些“二代”在盯着他的地。他赶紧去疏通县党委会全部成员，可找到县委书记时，听到的都是套话，他慌张、出汗，准备好的说辞一句都说不出来。

在他的经验中，和官员打交道，往往取决于运气。有时，“遇到领导心情不好，事情可能就谈不成了，这是自己所不能预料与掌控的。”

烦恼接踵而至，他想，背后的较量这样激烈，没有好运气，就错过很多重大机会。有人告诉他，当年他把祖屋修成了凶宅，那正是他失败的根源。后来，他请过十多位风水师，数次调整祖屋，期盼借助玄奥的力量，立竿见影地转变运气。“祖屋的风水是最重要的，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运程，”他坚信这点。

去年3月，我参观了占雄的祖屋。绿树环绕中，这座盖着黑檐木屋顶的房子显得格外安静。棕色藏獒远远便看见主人占雄，扑在门棂上，兴奋地吼叫。阳光下，两只大雁争相朝我们走来。它们伸长着脖子，嘎嘎嘎叫个不停。

“它们不知道自己会飞翔，不知道自己是大雁，以为自己是一只鹅”，占雄笑眯眯的，声音柔和，却透着决断之气。风水师林元群静静跟在旁边，像个谋士。

他拿着罗盘走来走去，对占雄解说如何调整祖屋，甚至为狗笼重新挑选了方位——前段日子，占雄又突然遭遇不顺，他排查各种原因，终于在祖屋新焊的狗笼找到了答案。

占雄在环境变化与自我命运之间建立起紧密而敏感的联系。他指了指围墙说，“自从斩断了藤条，小人小鬼少了很多。”不久前，他和朋友合作开发一个楼盘，开发到一半时，朋友被人绑架了，他才得知朋友拖欠了一亿八千多万工程款，不仅要一次还清，还得交500万赎金。他找到了“社会力量”，恰巧对方的几个小头目被公安逮捕了。占雄打了个电话，“一个小时后帮他们摆平问题”，而对方也很快将人救出。合作得干脆利索，“还把我当老大一样。”

他讲起自己结识的一名赌场老大，那人“把死刑犯捞了出来做手下”。亡命之徒跟他说：“我们这些连死都不怕的人，看到老大就怕了。”占雄很推崇这种境界，“就像藏獒，不需要撕咬，吼一声就足以震慑敌人”。在他的世界里，不动声色的魄力与威信，是行走江湖的护身符。他说自己种过两个风水“生基”（生基，风水上指把生人当死人办，运用风水作法，以生人身体发肤或衣物，连同时辰八字埋入生坟，达到转运目的)，一个求好运，另一个求的正是霸气。他相信自己正在交上好运，相信气场在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从文昌回海口的车上，林元群对我说，他为占雄找了一个风水宝穴。那个穴位在五指山一座种满橄榄的山坡上。“占总说即使花100万，也要把它拿下，”林元群很兴奋。

我望着窗外宽阔的马路，耸立的高楼快速向后退去。想起这一天的见闻，竟有一种恍惚感。想起占雄说，很多人渴望大海，可当你去大海生活3天，你永远都不愿意再见到它。

占雄的财富故事是中国故事的缩影么？很多时候，他们主宰着别人的命运，却时常无力主宰自我。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欲望快速膨胀，不安之感也在日益扩张。与此同时，一个隐秘的风水师群体正在壮大，他们活跃在富豪与官员的周围，为他们预测未来，判明是非，提供心灵的慰藉。有时候，风水师的一句话，就能成就或摧毁他们的某个决策。

“生基之王”的崛起

林元群总说自己不会表达，但他的话往往很有意思。

1987年，他从广东高州偷渡去香港。到香港后，给一个练过武术的俞姓裁缝打黑工。一年后，俞裁缝被迫和老婆离婚，伤心绝望之下，割脉自杀。

为了开解他，林元群和另一个朋友对俞裁缝说：“你不要自杀啦，我们教你学风水。”另一个朋友也是玄学师，自号黄山居士。当时他们根本没想到，在今天，风水会这样被推崇，更没想到，他们会成为香港著名的风水师之一。

对林元群来说，当年学风水也是个意外。那年他13岁，语文老师被红卫兵关在牛棚里，他心生怜惜，就天天给他送饭，老师便偷偷传授他风水知识。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师在解放前曾经当过广东军阀陈济棠的参谋官。

林说：“我对不起他，小时候贪玩，他逼着我学，我才学了他的点滴。刚出来做这行时，我心想我才点滴功夫啊，害怕，但我看很多很有名的师傅，连点滴都没有。”

又过了一些时候，俞向林元群抱怨说：做裁缝既辛苦又赚不了钱。林元群告诉他：我懂风水，很厉害的，你人脉广，看有谁家要做阴宅的，介绍给我，这样赚钱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俞开始相信他的话，但他们的生意来得有点晚。直到1992年，黄道益活络油的一位黄姓股东得了癌症，找上他们，在广东高州鉴江边的山岗上种了第一个生基。这便是两位“生基之王”的开始。

那时候的香港，已经是风水师风生水起的年代。自从1970年由电台节目掀起风水热潮之后，风水观念在香港已根深蒂固。一些风水师进出豪门，每次收费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他们在电台、电视上做节目，预测每年运程，指导人们如何投资理财；他们的书摆满了书架，并长踞新书畅销榜。但没有多少人认识俞和林。

不过，通过多年的努力，现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是一个权贵的世界。凭着口才与经营人脉的本领,林声名鹊起。于是，俞接单，林负责找穴位、做法事。至今，他们已经替人种了六百多个生基，其中有明星，如谢霆锋；也有超级富豪，如何鸿燊。

第一次见到林元群时，他穿着朴素，裤子上甚至还打着补丁。他身边站着几个助手。看起来，林很弱势，他的弟子安排着周围的一切。

如今的林元群在香港和内地两边游走。在香港，他不仅有自己的相馆，还开班授课，广收弟子。而在内地，风水行业并未得到相关政策的允许，一直处于半隐秘状态。与其他风水师一样，林元群并没有挂牌营业，都是通过树立一定的口碑，由客户或朋友介绍生意。

另外一些挂牌营业的国内风水师，则是以易经研究会之类的名目经营。在百度上搜索风水师，各式各样的研究院充斥着页面。某国字号周易研究院的执行院长邹先生告诉我，在香港注册一个组织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在都市里的风水圈中，他们相互结成不稳定的小团体。领头的通常人脉宽广、资源丰富，会发起一些风水大师名人录的活动，只要交钱，就能名列其中。

看起来，林元群非常厚道，每讲到一个名人时，就会翻那个布包，从里面拿出一些资料和照片来，指着给你看，这个是谁，那个又是谁……生怕人家以为他吹牛。但跟他相处久了，你会发现，他有一种非常古老的君臣观念。

例如，一个星期后，当我们在高州一个小饭馆吃饭时，他忽然大声说：不要平等，平等害死人，以前就是说要平等害死很多人！

这吓了周围人一跳。可能他想说的是平均主义不好。但也顺带反映出他的另一面：相信人的命理有高低，并且只讲风水，不问是非。

深圳某银行行长L先生曾找林元群为他种生基。林元群在深圳周边找了3天，回来后，跟他说：“我找到了一个好穴位，就不知道你敢不敢做？”

对方说：“你带我去。”

两人来到深圳公园。水库边的一座山上，林元群手指地下，L行长兴奋地说：“你身上有没有银币？”林从身上掏出一枚港币，他接过来，徒手便在地下挖了一个小坑，把银币埋下去，还踩了两脚说：“你择个吉时，干！”

行法事那晚，林元群几个人在掩护下，趁着夜色，在那里种了生基。

之后，L行长怕别人破坏他的生基，特地从外地找来古墓墓碑，立在上面，并在旁边树一牌匾：文物古迹，请勿毁坏。

富豪们的风水算盘

深圳。

秦翰林望出28楼的窗外。他留着长发，向后拢，露出整个略显沧桑的脸庞。这一天，他穿了一件黑底白点的衬衣。像个经历过女人、经历过奢侈后看淡人世的富家公子。室内没有开灯，光线透过玻璃照得人脸色苍白。从这么高的地方看下去，好像一切都是静止而灰暗的，没有人情味。

他看看我，说，我们开始？

声音洪亮，那种镇得住许多场面的洪亮。

从一开始，他就努力主导谈话——这正是他赖以生存的技艺。并且，他对这个谈话早有准备。他先从给荣某看过风水说起，同时不断展示他与荣某的合照、荣付给他的支票存根。展示完，他向后一仰，看着窗外说：“2003年的时候，我就跟荣先生说，你在2007与2008年千万小心，结果2008年，他亏损160亿。”接下来他说起了李兆基。这像是两个例牌的开场白，已经被操练过无数次。

只有进入富豪的圈子，风水师才能说混上了道，才有赚到大钱的可能性，才能让你和几千几百个在庙街、在黄大仙或者在别的街头混迹的风水师区别开来。为了进入富豪圈子，风水师们各显神通。一名风水师的经验是，富豪通常阅风水师无数，“我先捧他，再踩他，再捧一下他，他就没脾气了。”——树立权威感，是一名风水师跻身权贵阶层的必备素质。

第二次见秦翰林是在香港，他向我展示了存折：“才看了20分钟，就赚了15000块，我们收入主要来自大企业。你瞧，深圳那一个下午，五六个客人，累得半死，才赚了9300。”

这收入还得考虑他在深圳的房租、聘请助理的费用以及……广告的投放。在这个混乱的行业，网络搜索引擎起着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有野心的风水师不可避免地卷入竞价排名的系统当中。秦翰林的助理透露，他们在百度的广告投放金额在百万之上。

在等待采访的时刻，助理的电话和手机不断响起, “那都是来让我们花钱参加各种会议、购买头衔的，根本没用。”她说。

作为一个从内地挤进香港的玄学师，秦翰林也有特别的“头衔”——1988年，秦毕业于天津大学中文系，他将这一点印在名片上——像他这样有学士学位的风水师很少，这绝对是个好卖点。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一个国企，很快就做到了科长一职。但据他的说法，他算到了，不出几年，企业就会倒闭，所以在1992年提前离开了。

之后，秦翰林只身到了山东威海，在那里给韩国人算命——北方信风水的人少，大多时候也只有韩国人找他。于是，他再次给自己算了一卦，然后听从卦言，南下到了香港。

“港漂”生活并不容易。他先在超市打工，因为不会说粤语，经常将“唔该”说成了“扑街”。顾客挡道时，他就扑街扑街地说个不停，顾客当然生气，都骂他，让他也扑街去。于是离开超市，跑去黄大仙、庙街摆摊算卦，或者给别的师傅当助手。他心气高，总觉得别人比不上他，但他不会说粤语，也不认识什么人，只好暂时屈身。

他梦想着有第一个富豪顾客，由第一个富豪介绍第二个富豪……但第一块敲门砖来得很艰难。并且，来的时候一点迹象都没有。

那一天客人不多，秦翰林像平常一样坐在面相馆里。这时，来了一个穿着、相貌都很普通的中年男子。他走进来，看看秦，又走了几步，然后对秦翰林说：“你看我像不像有钱人？”秦翰林说，你再走两步。那个人又甩着肩膀走了两步。秦翰林见他走路姿势随意，一点不拘束，肯定是有来路的，但他说：“你现在肯定是有钱的，但我要批了你的八字才能知道你最终是否有钱，或者是否终生富有。”那个人对这回答很满意，才透露真相：几天前，这个人的秘书来找过秦翰林，秘书觉得秦有料，给老板介绍了。秦翰林批八字最多收费1800元，但这个老板很豪爽，一下给了他6000元。秦翰林得知，他是做缅甸玉生意的，非常有钱。

后来，这位富豪的太太也来找秦翰林看八字，还介绍朋友过来。从此，他的生活改变了。

如今，他对富豪已经见惯不怪了。然而对于这个圈子，他始终有种难以进入的距离感。毕竟他所见的都是别人的富态，并且大多时候，靠得越近，却感觉越远。

在他的许多客户中，他看到，这个花了100万买一位大师用手掌在头顶轻轻一拍，名曰灌顶；那个花600万买字画来迅速提高文化修养，却发现是假字画，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偷偷拿去烧了；还有的到阿根廷去买琥珀，为的是沾点“在地下吸收了20亿年的天地灵气”……

他有一位山西客户，是个腰缠万贯的煤老板，因为又是台面上的人，在本地不敢胡来，只好到深圳包二奶。也正是因为在本地被压抑了，到了深圳，他将二奶的数量扩充到他能承受的极致。对于包二奶，他有要求，一定要带女孩来给秦翰林看旺不旺夫，秦翰林说哪个好，他就给哪个买房子车子，每个投资500万。秦翰林亲眼看着她们从普通皮革包到LV、到钻戒、到宝马。对富豪来说，这是九牛一毛：“我运气好时，一个月就赚500万，一个二奶就赚回来了。”他先后领过八九个女孩去找秦翰林。

但“二奶”也不闲着，等有钱之后，她们也能包“二爷”。

秦翰林认识一个潮汕老板的“二奶”，有一次就带了4个男的去找秦翰林。她拐着弯问秦翰林：这4个男的哪个和我合作能发展好。秦翰林看着4个男留学生齐刷刷排在眼前，心里明白，聪明的“二奶”是在为自己铺后路。

还有一个富豪，要他算来生。但秦说只能算到九十几岁，算不了来生。富豪就嘀咕：我捐了这么多钱，来生一定能过得好吧——秦心里发毛：这投资，还跨一个轮回呢。还是这个富豪，到处找高僧给他灌顶，终于花到100万买大智慧，秦暗自想：花100万买智慧，却被骗了。

香港，在逼仄的相馆里，秦翰林点燃一根香烟，静静地抽着。烟雾缭绕在他的周围。摄影师看到这里，忽然说：保持这个坐姿，就这样拍一个。

秦翰林的身姿稍稍向前，像个忧愁的沉思者。

可温州女人不是这样坐的。她们坐的时候总是往后仰，斜向下地看你。

有一年，秦翰林应邀到温州一家医院做美容与改运的讲座。他从相学对人的影响讲起，讲体态、讲运程，讲到胸部的玄学理论。“乳房圆润、挺拔，容易多贵人、旺子女，增加自信。”一讲完，三十多个女人立刻围住他，七八个当场报名隆胸。

还有一些温州女人到香港来找他。有一次，她们找他批完八字后，去香港荃湾，5个人买了20套房子。“最低都是500万一套啊。”

最后，他的手在胸前比划着，撕了一张纸，再拿出一支笔，在上面写着画着。他说，你看啊，这个富豪100万买灌顶，但真正的遁世高僧是清心寡欲的，会用自己的功力来换钱吗？这个几千万买字画，你可以买字画，但能买得到修养？还有这个隆胸的，一支胶原蛋白一万块，一个乳房注射60支，两个乳房多少钱，我们算一下，一共是120万，而这个只能维持两年半，减去渐渐下垂的半年，其实只有两年，120万除以720天，那就是每天一千六百多块钱……这是多少钱啊！

香港风水师的内地淘金路

“钱不是问题。”

这是香港风水师麦玲玲刚进入内地市场时，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中国内地，这些刚刚富起来的人，急于向别人证明他们现在是多么的成功。最初，麦玲玲听了这句话，既开心又担心：在香港，蛋糕已经被分得很薄，而在内地，到处都在不断上演着财富故事；担心则源自于她在电视上看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她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

某一天，麦玲玲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一个男人请她去温州帮他看办公室风水。麦玲玲不知道温州在哪，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推说自己对中国地理不熟悉，表示拒绝。但对方很热情：“温州就在上海附近，你过来吧，我做很大的生意的。我看过你写的书，觉得很好。”但麦玲玲还是拒绝了。回去后，麦玲玲问她的国语老师，老师说：“温州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多骗子的。”

不料几天后，那人又来电请她过去，一再强调“钱不是问题”。麦玲玲想着国语老师的话，更害怕了，但一时又没想好怎么拒绝，就随口说：“我要30万。”话一出口，对方就立刻回答：没有问题啊! 这么一说，她心里更怀疑了：“太远了，如果你有公司在香港，就让你的员工或者朋友过来找我，我们可以先谈一谈。”没想到，对方再次答应了。

又是几天后，一个在香港做保险的女孩来找麦玲玲，并递来老板名片。最后麦玲玲委托朋友去查，才发现那是一家很大的国企，而他是温州分公司的老总。30万，麦玲玲咬咬牙，接下了这笔生意。

这时她才发现，原来内地存在这么大的风水市场——整个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拆迁、分地圈地、盖新楼。后来她在内地请了助手，把自己的资料做成册子上房产公司宣传推销，大谈讲究风水的好处。当然，如今的她已不用再推销自己了。

麦玲玲会思考，大老远的，为什么这些人会出那么高的价钱请她过去。她得出的结论是，大陆人更喜欢从香港过去的风水师，因为香港风水师经过包装，显得更专业，更切合这个时代的特征。而且她是个名人，虽然收费比较高。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另一面是，那些暴富的人，他们追逐与消费LV、法拉利、劳斯莱斯，当然也要消费最有名的风水师，这是他们对自身欲望的表达。在迅速经历从贫穷到巨富后，这个新兴的权贵阶层，有着一般人所无法企及的对财富与权力的炫耀本能。

比如，在南京郊区，麦玲玲曾给一个楼盘看风水。她对开发商说，你家后面那条小河的风水不太好。对方就说，那我填平它吧。这话说得稀松平常，就好像买台手机一样。还有在东莞，别墅后面有座小山靠得太近，压了主人运程，那个人问麦玲玲：那我是把这山铲平呢还是移后多少呢？好像他们拥有一种能力，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现在，同样的事情看太多了，她已经习以为常。

又是温州老板，看完风水后，某位老板安排麦玲玲住酒店。但他认为温州没有好的酒店，直接送她去上海住。晚上吃饭，他带着麦玲玲去了上海郊区一个地方，吃大闸蟹、吃血燕。那地方之宽敞让她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她转过身去，想找waiter，找了好一会儿，才在很遥远的地方看到，而整层楼就只有几个人：官员、老板，和她。她想，像这样的会所，隐秘而豪华，只有大领导才能来的吧。

实际上，这已经远远超出一顿奢华大餐、超出招待一位贵宾的含义了，而是对自己权力的一种炫耀。

在香港，麦玲玲的办公室，我坐着等她。麦玲玲急匆匆地走进来，但没有看我，径直走进了办公室。直到处理好一些事情后，她才叫我进去，一边化妆一边回答问题。礼貌而克制，没有提前的招呼与寒暄，这与我在内地遇到的受访者有很大不同。在麦玲玲看来，大家出于工作，礼到即止，不需要讲究太多人情。

这是香港的商业文化和规则：非常明确地谈钱，然后为你提供专业的服务，交往在生意之内。


所以当她和内地客户、官员接触的时候，会遭遇许多的不适和惊讶。她发现内地客人都对她很好，总是给她最高的礼遇，但同时也对她有更多额外的要求。

内地的开发商在看风水之外，通常会带她去见当地的政府官员或是银行高管。这时，她俨然就成了一张名片。她偶尔陪酒、面带笑容地应酬。在酒席间，开发商会要求她给市长看手相或八字。麦玲玲对这种额外的、免费的为官员批八字很不喜欢。虽然，在中国这只是一种人情。

更有甚者，有的开发商找她时，负责联系事宜的秘书之类的人还会跟她说：我们老板给你10万，你要给两万我的。这也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她觉得他们根本不需要对她那么好。在香港，所有客户付给她钱，买她的服务，除了适当的礼节外已经不需要额外付出什么。她自己也认为那样是对的。

但在进入内地市场8年之后，无论这中间有过多少不适，她还是慢慢地带点折衷地接受了这些，进入了一个她没有预想过的角色。她跟着客户去见官员，面带笑容地拍合照；她有时也会帮着开发商给官员说一些赞美的话，当然客户也学会了付钱，带着官员去找她，一些官员会拿着下属的八字让她批算，以此作为提拔依据之一。

在这些应酬中，她觉得这和她在冯小刚电影里看到的，很像。比如，开发商会说，领导，你很英明神武、很有远见；会说，买房子就是爱国啊。而到国家的重大时节，比如奥运，开发商就问官员：我们的楼盘要不要挂个横幅，庆祝奥运啊？

她渐渐地对这些有了很深的理解。

而当她熟悉了这些奇特的内地规则，那种需要喝酒、寒暄、赞美别人的时候，她开始认识更多的人，有更多更大的生意。有时候，她甚至可以完全撇开风水，仅以她的名字和别人合照就能赚很多钱了。这几年间，她在内地的发展远远超出预期，而她，也应该看到自己身上的改变。

富豪们的恐惧与颤栗

在广州市中心的一个套房里，有一个佛堂。它是这个浮华都市几十平方公里内唯一的佛堂，像是一道奇观，在一些清晨，在这个商业重地竟然会响起一段段清亮的诵经声。

佛堂的隔壁房间，是风水顾问黄女士的办公室。办公室格局清雅、别致。采访当天，黄女士化了个浓妆。摄影师给她拍照时，她不停地摆着各种姿势，像个模特儿。

她是那么漂亮时尚，一点都不像是个玄学师傅。她给人看面相、批八字、改名字、看阳宅风水。正因为她这种阳光而带着知性的形象，很多人都喜欢找她。许多银行、企业请她做常年顾问，商人找她，明星也找她，甚至有电影开拍时也来找她。同时，她为报纸写风水专栏、写书、上电台。

作为年轻一代的风水师，她的包装路线似乎更接近于香港风水师的职业形象。当然，她也会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她有着更为神秘的一面。那就是她所拜的几名具有“特异功能”的师父。除此之外，她只说，“这两个师父都是不对外的，更不会接受采访，只为少数人服务”——阳光而又带点神秘，她努力地塑造着这种形象。许多官员、富豪都把她当作生活上的朋友。

“别人看到富豪风光无限，我却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与灰暗，”黄女士说。

让她最为唏嘘的是一名上市公司的主席。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打电话向她哭诉。他身家超过100亿，还是个媒体明星。年轻创业时，他与妻子共度患难，但有钱后，开始出轨找情妇。妻子找私人侦探去调查，发现后，一句话没留，带着半岁的儿子离开了。他回到家，发现整个家都空了，连家具全都搬走了。从此，他再没见过儿子一眼。

儿子生日时，他买了很多礼物，站在妻子楼下等，但儿子站在楼上往他头上砸垃圾。这个人在公众场合幽默、健谈，却在黄女士面前展示了不为人知的一面。他让她算，是不是与儿子没有缘分，让她算他刚认识的女人是爱他、还是爱他的钱，让她算身边所有人的八字，保镖、保姆，司机，财务总监。看这些人是真心的，还是想害他。

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黄女士总是抱着同情。来找她的客人多是为情所困。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掌握巨大的财富；在感情世界里，却充满恐惧与不信任。他们待价而沽，又厌恶他人以利益算计爱情。他们渴望纯粹的爱，却缺乏爱的能力，一个个跑到她这里来，寻求命理上的帮助。

她有一名客人，是个“钻石王老五”，追他的女人无数，自己却不知如何挑选，于是“像批发一样”，每次把八九个的资料传给黄女士，让黄做他的情感顾问。后来，他遇上一名高官的女儿，十分重视，小心翼翼和她交往，吵个架都来找黄女士问卦，问哪一天去赔礼道歉，挑哪种礼物。到了情人节和女朋友吃饭，又要问她挑地方挑方位，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黄女士将这些故事理解为客人对她的信任。事实上，从看女友的八字，到择日结婚，再到为孩子取名字，黄女士觉得，风水师不仅是一个职业，而且是伴随客人一生的朋友，“责任重大”。有时她去出差，房产商打不通电话，在没有咨询她的情况下买了两块地，“可能就买亏了”，另外一些时候，是客人擅自交往了两个不该交往的女人。

有一名富豪，桃花不断，每当遭遇女色引诱，他就把八字拿给黄女士算，是否旺他，如果结局为旺，他就会交往一段时间。有一次富豪找不到黄，便私下交往两个女人。不久他发现做事不顺，赶紧拿女人八字来找黄女士算，霉运是不是和这两个女人有关？黄只好劝他，桃花太多对事业不利。

她结识富豪，也结识了富豪的妻子，见识了千姿百态的不幸福及丰富宽广的人性世界。她掌握着最多的秘密，却永远不能说出，只能积极劝善劝和。一名富豪的老婆曾问她：黄师傅，你算一下，我应该今晚几点和我老公做爱？黄女士感到很别扭，婉言拒绝算不了。“这是一种情感表达，不能拿玄学来算计”，她不愿意纵容失去自我的迷信。

她认为，这些人因为对生活感到失意或者痛苦，在她面前“洗净铅华，还原了最纯粹的一面”，大多时候，她像个心理医生一样静静地听他们讲述。

黄女士说，自己不会受他们影响，会适当调整自己，让自身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明朗和阳光。好像她培养了一种能力，能将自己与接触的东西隔离开来。不难看出，她有着非常自我、理性的一面，表现出一种对自我尊严感的维护姿态。

在她的办公室，我看到顶上有一个摄像头，再看另一侧，也有一个。黄女士说：“我这里都装了摄像头，还有，你看门边坐着的那位助手，他是我的保镖，刚才那位也是，都是会武功的。”

“你们这行也有危险吗？”

“有啊，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

曾经有一个逃犯来找黄女士。逃犯是个高瘦的男人，坐在黄女士面前，手脚不停地颤抖，神色慌张，看看这看看那，因为睡眠不好脸色苍白，眼珠都突出来了，说话时嘴唇也在打颤。他问她自己到底能不能逃脱追捕，到底该往哪个方向逃，黄女士劝他自首。巧合的是，办案的警官也来询问她，让她算一下能不能抓得到。

还有一些买六合彩的人，躺在她办公室门口，赖着不走，让她算下一期买什么。黄女士对这类人非常厌恶，她会让助手将他们撵走。

表达各类厌恶情感的时候，黄女士会向我讲述他们的规矩：不能使用风水纵容作恶，而要用于行善。她说自己曾在师父面前起誓。

在她所表达的自我中，她似乎并不只是名师的弟子，不只是娱乐生产者，还是一名做风水学问的研究者。

“我可是一名教授，”她喜欢这样强调——在这个隐秘的风水市场，活跃在都市里的风水师主要分为嫡传派和学院派，后者通常是易经学者，他们供职于高等学府或是研究机构。他们原本做着冷门的研究，却一跃成了被权贵阶层追捧的对象。王明生就是其中一位。

官场的风水经

“我们这些人像在悬崖上抓着一根藤往上攀爬的猴子，往上爬只有一根藤，每一根藤都有一串人，当你抬头看时，上面是一堆屁股；当你往下看，是一堆笑脸；当你左右看的时候，是一堆耳目。”

当一些官员为了升迁，或面有难色地请王明生看风水的时候，他偶尔会不自觉地想起某个官员向他讲述的这一段话。

事实上，由于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中国的风水市场一直处于半隐秘状态。对官员而言，看风水算命理是与他们所宣称的信仰相悖逆的，而偷偷找到一名好的风水师并不容易。王明生观察到，在风水师与官员之间，有一批掮客充当着中介，甚至为领导请风水师，成为了下属表达忠心的时髦方式。

“重要会议”前夕，是这批掮客活动的高峰期。这个时候，他们“都希望领导高升，好给他们腾出位置，为了表现自己，他们就会和领导说：书记，你要换一个地方办公啊，你要前进一步啊，要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啊，要挑更重大的担子啊。领导很高兴，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对方继而说：我认识一个大师，给你指导下”。

察言观色，是掮客们必备的本领之一，“当领导收到匿名举报信，或者和人关系不好、开会吵架时，他们就会附上去说：领导啊，我上次遇到一个高人，说得很准，帮我把问题解决了。”

某省办事处的人曾预约王明生，想请他为新上任的上司调理风水。王明生很理解，毕竟那个职位成为多任高官的滑铁卢。但他们又不想让人知道，一切都弄得神神秘秘的。终于来了，却又犹豫不决，王明生只好不做声，等着他们亮牌。直到他下了飞机，车子接近宾馆的时候，他们才说：“我们老板，是想从多方面来考虑问题，既要从行政去解决，也想从佛学方面得到一些帮助……”言语闪烁。王明生心里暗想，不就是叫我不要宣传出去嘛。直到在饭桌上，秘书长才说“你也知道，以前的老板出了很多事”，言语间透出恐惧与不安。

“这是一个政治股票时代，他们随时上升，随时跌落，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走，自己的命运已经无法用理性来操纵，只能求助于感性的力量。”王明生这么理解他的客人们。在官场每一串“藤条”上，每一个人的变动都会带来自我及群体的不安。无论位置高低，他们似乎都难以看清方向，如同在雾蒙蒙的大海里航行，每一个暗礁都有可能让他们人倒船翻。

在另一个场合，我见到了另一名风水师。那时她的办公桌放着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官员自身的调动：往前走，是更低的职位却有更大的权力，停滞不前是身居高位却身处清水衙门，因而求助于她为其预测两种前程；另一份是关于领导的调离：自己从一张大网脱落不知飘向何方。他求卦预测前程，自己失去了大伞，“小人”将从何方进攻。

她曾经扮演一名官员的女朋友，陪他和新来的领导吃饭。整个饭局中，她都在极力观察对方的相貌容颜，和每一个小动作，以此揣测对方的人品风格兴趣爱好。一顿饭下来，她就必须给客人答案，教他如何与之相处，如何讨其欢心，投其所好。

最让她感到神奇的一次经历是，同一个政府部门里，有3个人同时来找她，为了克制其余各方，都求她赐予法宝良方。她只能努力把3个人的关系变得和谐。她不禁感叹，人性真是无比宽广，一名风水师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水平，还要有承受人性的秘密的本领，

错综复杂的关系大网中的躁动与不安，身不由己的浮沉之感，是这个隐秘群体消费风水的动因，这名风水师如此总结。然而，这只是其中一面。在另外一些时候，权力的神话闪出诱人的光芒，官员则寄望于从玄奥的力量寻得抵达的捷径。

有一年，王明生受邀为某市市政工程选址，和市长秘书聊天时随手起了个卦：“你们老板今年有动静啊。”秘书听后，兴致勃勃地向市长作了汇报。不久后开两会，“前市委书记因为婚外情的纠纷，莫名其妙落马，市长果然顶替而上。”

他没想到，这随口一说，竟成了一段传说。甚至有人说，正是他辅佐市长当上了市委书记。此后，客人们纷纷给他送好茶好烟，极力想讨好他。甚至还有人请他施法术打压竞争对手。这样邪恶的要求总让王明生感到很吃惊。这个时候，他会劝导客人学会宽容，并加之利益分析——得罪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背后一个大圈子。

讲述官员故事的时候，王明生语带讥讽，透着一股文人的傲气。他盘坐在红木椅上，当别人求助于他，请他算卦之时，他也喜欢这么坐着，这让他隐约生出一种主宰者的感觉——至少，在客人眼里，他的确是“大爷”。

某市的某商务中心曾连续3年请王明生参加年会。每次去，他都享受“大爷般的伺候”，住豪华的部长房，抽最好的烟，喝最好的酒，老总陪着吃饭后，还带他去洗脚、桑拿。

年会请的VIP嘉宾都是该省商界的风云人物。每年，他们都在会场宣布：今天请了王大师让大家咨询。咨询在另一个房间进行，一对一。房门紧闭，他盘坐在沙发上，看着形形色色的人。

咨询得最多的是无法用商业规则应对的商业事件。至今他仍记得，某企业家一进门，就一脸虔诚地说，“先生帮帮我，我最近遇到一件很难的事，不知怎么办。有个合作项目，对方是很有背景的人，一个是省长的小舅子，另一个在北京有很硬的关系，项目需要很多钱，不知前景怎么样？”当他听了王明生的预测结果，终于一脸释然。

一些女企业家让王明生印象更深刻。她们一进来没说几句就痛哭流涕，“她们的婚姻都非常不幸。一是在商场打拼很沧桑，二是成功要付出很多代价，要不牺牲家庭，要不错过很多男人。性格被扭曲。在公司说一不二，在家里也说一不二，她们很不理解，‘我这么优秀，为什么没有男人喜欢我？’她们积压太久，一下被人点中痛处，就哭了。说没两句又哭。”这时，他总会停下来，让她们哭个够。

让他最不以为然的是那些满腹城府的人，这类人喜欢兜圈子，让他猜发生了什么事。王明生感到很可笑，他觉得这类人太容易猜了。“官员就3件事情，一是求升迁，二是官场遇麻烦，三是情场的失意，有小蜜在闹事。企业家的问题也有3种，一是决策有困难，二是生意遇难关，三是发生婚外情。”

在风水师看来，这些自以为复杂的官员和富豪，其实是最简单的人，因为他们人生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几组利益关系来还原、来估量。

深谙富豪和官员心理的王明生本可以借此赚更多的钱，但当他为他们解决难题时，他越发感到荒诞。那时，他会突然审视自我，发现自己竟像极他所讨厌的江湖术士。

后来，他再也没参加那个年会了。那些呼风唤雨的人，曾在他面前展示了脆弱与茫然，他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可这并不能唤起他的同情。他看到他们爬向生物链的顶端，占据了那么多的社会资源之后，则想用金钱购买一种被称为玄学的力量，来换取内心的安宁。

我问王明生，当你坐在那条豪华沙发，看着他们或哭或笑或说谎，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笑笑，平静地说，就像看着一群演员尽情地入戏，自己是唯一的观众。“生活是很简单的事，为什么要活得那么痛苦和复杂呢？”他想，痛苦与挣扎仍然只是欲望的表达与延续，正如更多的时候，他们沉浸于对世界的征服。

“只有大灾难来临，人才知道自己活得多么孤独和荒诞”，他盯着电视，不断切换画面——适逢日本地震，海啸卷裹带走一切。

我们陷入了沉默。

（应受访者要求，占雄、王明生为化名，实习生梁爽、 麦静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风水师指点镇院避祸 深圳法院改风水转运》

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年初重整“门面”，西门口竖立起一对威严壮观的石狮，法院东边的台阶级数也由11级减少到9级（“吉数”)。据称，2006年6月至10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有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该法院专程从香港请来“风水大师”，对法院的风水进行整治。不仅对法院门口进行了改建，也重新调整了法院领导办公室的布局。

《八卦图装点办公楼》

河南宜阳县国土资源局办公大楼出口处的地板上镶嵌有一幅硕大的黑色瓷砖八卦图，该图不但在整个平台的正中央，而且恰好还处在办公楼内大厅的中轴线上。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幅八卦图仅仅是一个图形而已，没有任何特殊含义。不过当地农民却认为，这是为了辟邪。

《河南贫困县建豪华“风水楼” 修喷泉镇河怪》

国家级贫困县河南桐柏县县委、县政府建起高约10层的豪华办公大楼，大楼前3层楼高的牌坊上，镌刻蕴含着禅意的“太白在望”几个红色大字。一街之隔，则是放眼望不到尽头的盘古广场。“聚宝盆”、“牌坊”、“龙眼”、“怪兽”等与办公环境无关的风水建筑，全部出现在这栋豪华办公楼上。

《高官追逐风水 斥400万元改建花圃》

重庆万州区政府大楼2006年已经竣工，但是大楼前面的一个花台却花了整整3年才修好，白白浪费了四百多万的财政资金。最初是圆形，领导认为像花圈，不吉利，就改成半圆形，领导又认为像坟墓，仍不满意，最后改成了长方形。

《高邑县领导打造史上最牛丁字路》

一架花钱买来的战斗机（寓意飞黄腾达)放在河北高邑县新城大街路中心，令40米宽的新城大街变成了一条“断头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退休老干部说：这是高邑某负责人认为新城大街直冲县委县政府大楼，风水不好，所以才修建此雕塑。当地官方的回应则是：这是规划好的。

《通江官员偏爱“风水桥”堵断民心路》

在国家级贫困县四川通江县，被称作“史上最牛烂尾桥”的沙溪大桥在导致多人坠亡后的十多年里都没有得到维修。当地政府却投资120万建“风水桥”（为恢复“龙脉”)，只种草种树，不能走车行人。

《奇闻！曝某贫困县耗资千万搬运一块大石头》

国家级贫困县甘肃武威市古浪县9月12日花500万元（另有说1300万元)，将重369吨的被当地人称为“神石”的“甘州石”，从古浪峡搬到9公里外的金三角广场，据说是寓意“时（石)来运转”，当地宣传部有关人士则回应称，搬运巨石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州石”。

《政府要求拆价值3000万关公像 公文称其俯视不妥》

半年之内，广东肇庆市政管理局在两下通知拆移投资三千多万的关公像，原因是“关公像以傲视万夫的姿态俯视端城，甚为不妥”。一来，“关公是英雄，应进庙受网民膜拜，不宜暴露于室外”；二来，“以一武财神傲视所有党政机关，有失君行。”

《山东梁山县政府大造“风水工程”遭百姓质疑》

山东济宁市梁山县县长程国华花费220余万元修建寿翔廊桥，原因是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算命先生解梦说要他在当地的凤山与龟山之间修建一座桥将这两座山连接起来，这样他们县的“龙筋”才能相通，他才会转运，官才会越做越大。

风水的派别

由于理气派将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形象、神煞、纳音、奇门、六壬等几乎所有五术的理论观点都纳入其立论原理，形成十分复杂的风水学说，因此分出许多小门派。基本上，“理气之法”主要依据《周易》的原理以八卦、十二支、九星、五行为四大纲。

理气派

八宅派、命理派、三合派、三元派、翻卦派、飞星派、五行派、玄空大卦派、八卦派、九星飞泊派、奇门派、阳宅三要派、廿四山头、星宿派、金锁玉关派

形势派

形势派偏重自然界的山川形势，分为峦头、形象、形法3个门派，主要活动分布在江西一带，故又称为江西派。

峦头派

“峦头”表示自然界的山川形势，自然地理的峦头包括龙、砂、山。“龙”是指远处伸展而来的山脉；“砂”是指穴场四周360度范围之内的山丘；“山”是指穴场外远处的山峰。

形象派

它把山川的形象看成人或某种动物的形体，如“嫦娥奔月”、“犀牛望月”、“天马腾空”、“金钟罩顶”、“眠牛磨草”、“大象吸水”，“将军大帐”、“美女献花”等等。

形法派

形象派延伸出来的一种，是峦头派中的一种勘察方法，主要是看形象对穴场所起的吉凶，如右屋的前面接一间小房子，并且在小屋的前面开门，名叫“白虎探头”，又如在正前面有一道水沟冲来，称之为“穿心水”，或一条路冲来，称之为“穿心路”等。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阿弥陀佛
－－－－－－－－－－－不太懂啊
－－－－－－－－－－－人性的丑恶
－－－－－－－－－－－官场风水学


“官场风水学”在中国并非新鲜事物。

去年6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曾发表文章《风水师揭官场风水情结：个别官员借巫术诅咒对手》，一位“御用风水师”现身说法，爆出一些官员笃信的奇事，引起强烈反响。各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诸如《“官场风水学”愈演愈烈为何不信马列信鬼神?》《官场风水文化：信仰嘲弄》等，多指向当今官员信仰缺失，认为“官场风水学”危害匪浅。

2006年9月至12月，国家行政学院程萍博士主持“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上海、湖南、青海等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副省级城市的900名县处级官员参与了该项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信”风水的官员，接近三成。而根据中国科普研究所2007年初公布的《第6次中国民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很相信”和“有些相信”、“相信”风水的民众的比例为21％。　

2007年5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求是》对此评论：“值得高度注意的是，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比如，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过以《凤凰周刊》记者根据调查采访所知，来自上级的三令五申并不能对官员们在“安全饥渴”下的求神问道热稍有遏制。

记者采访的多位风水师都认为，官员信奉风水的情况非常普遍，北京大学教授于希贤甚至说：“你要说某些高层领导信奉风水，他们是不会承认的。他们对风水的研究水平，比我高的有的是。”中国建筑风水文化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徐韶杉也表示：“中国官方的所有大型建筑，肯定都会考虑到风水因素，请风水师提意见。出来辟谣的，那是胡说八道。”

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以易学、养生学等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张其成，常常会被邀请给一些党政领导及企业高管讲课。在讲中医的时候，他也会相应地用到易学中的一些理论。2009年3月，他应邀到某地给厅局级以上干部讲养生。上课之前，当地组织部门领导特别提醒他：“今天不要讲‘易’这个字。”

按风水师们所言，传统的风水文化在中国官方层面似乎处于一种被普遍信奉却极难被公开承认的局面。

接受采访的多位风水专家同时也认为，媒体报道的很多官场风水现象，并不是主流，诸如贪腐官员寻求风水师指点以趋吉避凶，以及官员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嵌入公共建筑这类“损公肥私”行为，都是与风水的基本理念相违背的。

给城市规划提意见

于希贤是一位享誉国际的风水学学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世界文化宽容年大会亚洲唯一应邀风水专家，曾在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狄莪邀请下对在华38国大使作风水报告，2004年5月受奥地利维也纳市长之邀赴奥作城市风水考察与学术演讲。

于希贤开始研究风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是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研究生。不可避免地，在研究中国地理学史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风水学。“要研究我们的每一座古城，必须懂风水。”

当时，风水依然被认为是典型的“封建迷信”，专门研究风水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1985年，北京大学正式开设风水课，由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北大的于希贤独立教授。这是解放后首次将风水引入大学课堂。上世纪90年代初，于希贤还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专门教授风水学。

在研究风水和教课的同时，于希贤也走出书斋，将他对风水的研究应用于实践，参与一些城市的规划。于希贤不无自豪地提起了河北迁安。“80年代时，他们穷得不得了。现在是全国百强县二十五六位。”

当时，迁安要在龙山开一条路，结果主管这一工程的人，有三个都死于非命。当地流传得十分玄乎。于希贤受当地领导邀请，前往考察，于认为是龙山被截断、风水被破坏所致。

从那以后，迁安一有事情就会去找于希贤。“县委县政府大楼选址，是我给他们选的：在两山之中拉一条直线，龙山到乾山的中间位置。城市规划所有的东西，他们都会事先来问我。他们要修一条跟高速路相接的城市的主干道，我否定了他们穿山而过的方案，我建议他们环山而过，给他们省了8亿的施工费。当时他们的小科长，现在都升官了，升了三十几个人了，没有一个出事的。”于希贤说。

2003年，迁安在河北全省率先成立城市规划委员会，于希贤名列应邀担任专家委员9位国内知名专家之首，审查把关各种规划方案。

1999年，北京大学派以于希贤为首的规划设计课题组长，去做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规划设计的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省长要将五华山下的医院拆掉，搞一个阳光广场。几位领导就让他们的秘书找我去看，看了之后我觉得很危险，劝他们不要做。那个位置在风水上叫丁字路口犯冲。结果他们做了，在丁字路口搞出一个阳光广场来。过了一年左右，当时的省长就被‘双规’。后来有领导就来找我，问怎么办。我就劝他们，在那个地方恢复几个牌坊，使急速的凶气变成缓缓流动的吉气。他们照我的意见办了。”

长沙城规划更被于希贤当成经典案例在多个场合提及。当时，长沙市领导围绕五一路是否要拓宽，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于希贤受邀前往考察。“先有岳麓山，后有长沙城。山川灵气是以南岳衡山为根脉，从衡山到岳麓山，当中有72个峰，最后一个峰就是岳麓山。从风水上，大地的龙脉、生气从衡山过来，一直到岳麓山，碰到湘江。‘界水则止，遇峰则上’，地下的龙脉碰到湘江之后，地下的生气就从湘江岳麓山附近出来，形成一种生命的活力。因此，在这儿建了长沙城。整个长沙城的中轴线是五一路，是它把山川的灵气，引入到了长沙城。所以岳麓山的山川灵气和长沙城的规划设计是血肉相关的。这一点弄清楚了后，大家就觉得，五一路一定要拓宽。”

那时，长沙城的湘江两岸是乱七八糟的建筑，于希贤看了之后，很痛心，建议将两岸的垃圾清理掉，把仓库搬走，建成花园式的大楼和宾馆，长沙市有关领导也采纳了他的这个建议。于希贤在考察中提出的其他几个建议也被采纳。

当时长沙的市委书记秦光荣在他后来出版的《用强烈的文化意识指导城市建设—长沙城市工作随笔》中写道：“有一年，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地理学家于希贤，经过考察长沙城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旅游资源，在经过查阅资料和实地考察后，他建议把‘天心阁’改为‘天星阁’，因为现天心阁和附近白沙井的位置正好大体对应古天象学定位的‘长沙星’的位置，这一想法不无道理。”

于希贤认为，官员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寻求风水师的意见无可厚非，因为风水就是中国的建筑学和规划学。他说：“从仰韶文化遗址看，距今6500年前，古人就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并对天地人的关系有了理解，这实际上就是风水的雏形。中国古代，风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当人们购买土地，建造房屋，选择地基，官员们要进行建造城池、规划布局等，都要请风水先生拿着罗盘，作风水勘察。几千年来，风水作为东方文化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城市、庙宇、乡村、道路、住宅、坟墓的选址规划布局当中，得到实际的运用，而且渗透到中国的心理、文化层面，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习俗。”

历史上最先给风水下定义的是东晋的郭璞。他在《葬书》中云：“葬者，藏也，乘生气也。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又云：“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气之盛而流行，而其余者犹有止。”在这里，风水之法，不仅是“葬者”的事宜，而是广泛意义上的“藏也”。即风水之术也还包括“生者居住”这一内容。

在关于风水的两百多种定义中，于希贤认为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对风水的解释，比较符合中国风水的实际，即风水实际上是结合了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学科的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风水就是要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来调和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使它达到和谐的境地。”

为政府部门看风水

2007年5月，一篇题为《XX一家法院进行改建请风水师指点》的文章被内地各大媒体转载。尽管该文内容随即遭到这家法院的否认，但是有关政府部门信风水的传说并未因此在民间停止。易经风水学者方象认为，“只要实践证明该香港风水大师有绝招和实力，他所设计的风水效果有明显的效验，那这家法院就不用怕任何人的攻击。”

诸多风水师都持与方象类似的观点，他们并不认为政府部门请风水师看风水有何不妥。曾经担任中国国学院易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刘东雳认为，“风水其实就是一道科学、严谨的公式，它所换算的其实就是阴、阳两种物质的量。”刘东雳承认，诸多鱼目混珠的风水师败坏了风水的名声，但他认为自己一直宣传的“科学化、唯物化”的风水并不违背官方的意识形态，应该得到认可。

刘东雳向记者讲述了他帮助诸多政府部门看风水的经验。政府部门找他去的针对性比较强，“一般都是这块大石头放在哪，或者什么东西拆掉后是否需要加点别的东西”，这些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是，囿于目前对风水的认识，“有一些严重的情况，往往知道风水有问题也改不了”。

刘东雳说，根据他的观察，很多地方政府部门的领导既关心所在单位的风水，也关心自己个人的风水。“不过，一般来说，一把手是不会出面的，二把手、三把手甚至都不会出面。往往是由办公厅或办公室主任出面，把一些相关的资料给你，再带着你在单位内部转的时候，告诉你哪个房间是哪个领导，或者在外面指给你哪个窗子，然后让你看看外面这些建筑对他有哪些影响。”

另一位要求匿名的风水师告诉记者：“其实很多政府部门都在私下里运用风水，很多地方政府要修一个什么东西，风水师一看就明白里面的含义。这些建筑往往以增强城市美观的名义修建，公众并不知情。”

在徐韶杉看来，2005年十运会期间投入使用的改建后的南京火车站不管是实用性上还是风水层面，都堪称杰作。徐韶杉说，在风水学上，屋子的前方叫做“明堂”，即房子前面的空地。南京火车站前面有一条公路，正是明堂的位置。从旅客的安全考虑，火车站前面的主干道上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但从风水的角度看，明堂的完整性被破坏掉又是十分忌讳的。“最后选择了将车道下沉，地下出站大厅直接与停车场、地铁南京站相连，同时建设环形高架桥，直达二层平台进入候车大厅。这样，既保证了明堂的完整性，高架桥又相当于古代的官带，寓意吉祥。”徐韶杉透露，“当时，有关方面不断地私下请教风水专家，但官方不承认。”

教官员易学

与风水颇有关系的易学近年来也受到热捧。《重庆晚报》去年5月7日报道，2000多名司局级官员，被要求年内在7所院校完成至少40个学分的选课任务。其中，《周易智慧》报名人数最多。

对此现象，张其成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人都有一种对命运的畏惧感、迷惑感，人到任何时候都在不断地探求自己的命运，而命运又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不是通过加减乘除可以得出来结果的。”他认为，易学能解答人们的这种探求，因为它包含了宇宙万事万物的规律，揭示的是“宇宙变化的大规律，人类知变应变的大法则，人生为人谋事的大智慧”。

张其成曾主编我国第一部《易学大辞典》和《易经应用大百科》，首创“易道主干”说，以“易”融贯儒道佛医。他担任院长的中易国学院主要传播国学，又以“中国文化的主干，是国学修炼的源头活水”易学为主，截至目前短期班已办了58期，现在有两个部门，一个是预测，一个是规划。

为了到各地讲课，张其成几乎每天跑一个地方，学员多是党政干部和企业高管。记者问是否有官员慕名前往找他看风水，张其成毫不思索地回答：“很多啊，但他们听完我的课之后，就都不找我了。因为上完课之后，他们自己都会算了。”

课堂上，张其成会教学员一些基本的算卦和看风水的方法，但他认为，按照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的命运与天、地、人三者皆有联系，过分夸大风水布局，无视人的体质、性格和后天努力，把生老病死、吉凶祸福都归结到房屋上，是有害而无利的。“易学是一门预测学，更是一门行为学。易学不仅讲到什么是吉凶，更重要是讲到怎样去趋吉避凶。易学是讲修心的，是用来改变命运的。”

如何改变命运？他以看风水为例，“风水的基本理念就是阴阳中和四个字。但有人觉得风水好就是一切，这就忽略了风水也是一门行为学，风水再好，你去做违法的事情，它还能保佑你吗？”刘东雳也认为，风水只能改变事物的量，不能改变事物的质。

官员信奉风水的一个最著名的案例是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曾有人预测说胡可当副总理，只是命里缺一座“桥”。他因此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顺理成章地在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不过，他终究与副总理职位无缘，倒是因贪污受贿罪行暴露,被山东省高院判处死缓。

对媒体广泛报道的类似风水建筑，徐韶杉认为，正是由于一些官员信奉风水，却没有理解风水到底是什么，才会上了民间风水师的当。而一些民间风水师利用一些官员急功近利的心理造成的风水败笔，则导致风水长期以来无法得到客观的评价。

在张其成看来，官员们的这种做法正违背了风水的理念。“风水学里的阴阳中和，其实就是一种讲公平的理念。阴，就是坤卦，阳，就是乾卦，乾卦是自强不息，坤卦是厚德载物，和物就像一个天平的两端，你有多少德就有多少物，如果你是一个贪官，德没有了，物却太重了，怎么办?第一立即积德，第二，立即减物，只有这样，才能中和、平衡。”  


来源：凤凰周刊
－－－－－－－－－－－现在有几个官不贪？
－－－－－－－－－－－香港风水师行业调查


香港回归后，随着内地与香港关系的日益紧密以及各种优惠政策的促进，香港人力资源和高端技术的“北上”已成大势所趋：从金融业、教育、法律到医疗都是如此。香港的风水师们也不断跨过深圳河，到珠三角乃至全国开拓新兴市场。相较内地，香港的风水咨询行业较为成熟、规范，风水师队伍虽也良莠不齐，但整体更为专业，并注重宣传与包装，这也是他们能迅速占领内地市场的优势所在。

　　风水在香港是“显学”，明星路人都相信

　　风水在香港的兴起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当时堪舆专家林真在香港商业电台主持一档心理节目，为接通电话的人听音相面，这个节目当时是全港电台收听率之冠。上世纪80年代，华人设计大师贝聿铭的代表作、位于维港之滨的中银大厦建造时，曾在周边地区引起恐慌，因为风水师说，大厦的设计造型有很多尖角，犹如锋利的刀口，会给周围建筑带来厄运。于是大厦周边的居民楼纷纷装上反光镜，旁边的外资银行也根据风水师的意见，在自己楼顶上架了四门仿真大炮以“抵挡煞气”。

　　而今，风水在香港俨然成为一门“显学”，麦玲玲、苏民峰等明星堪舆专家频上电视台主持风水专栏，每年出版一本《流年运程》，“风水”二字也深入港人心中，无论是演艺界明星、商界巨贾、高官贵族还是普通商人、白领一族，很多人都相信自己的前途与风水息息相关。内地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香港商人到深圳、珠三角一带投资办厂，子平之术逐渐在坊间流行起来。

　　但真正引发内地人对香港风水行业强烈关注的，莫过于香港风水师陈振聪与华懋慈善基金的“世纪遗产争夺战”。2007年4月3日，香港女富豪、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病逝，其身后千亿遗产去向成谜。4月20日，曾经成立风水学校教授《天图布局》、当时仍默默无闻的港人陈振聪举办记者会，自称为龚如心遗产的唯一受益人。自此，陈振聪与华懋慈善基金争夺千亿遗产的世纪大战揭幕。双方更对簿公堂，官司一直持续到2010年2月2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陈振聪败诉。

　　这场世纪官司吸引眼球之处，除了涉案的千亿遗产、陈振聪不时披露的与龚如心“小甜甜”的亲密关系，还有作为风水师的陈振聪从龚如心处获取的巨款。庭审中，陈振聪自称是个风水师，过去14年来一直为龚如心看风水。华懋集团慈善基金一方的资深大律师张健利在开案陈词中披露，陈振聪替龚如心看风水时，每次收取的法事费用为6.88亿港元，14年下来，一共收取风水费达20亿港币。这一重磅数字公布后，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

　　看风水收费不菲，政府紧盯“报税”

　　陈振聪从龚如心处获得的巨款不仅迅速成为香港市民茶余饭后的话题，也引起香港立法会议员高度关注———虽然陈振聪强调自己拿的钱是龚如心的馈赠而非风水费。

　　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健锋特别关注自雇人士，例如风水师、按摩师等，在服务后获得巨额酬劳却没有报税的问题，他询问特区政府现时采取哪种措施，追查自雇人士的收入来源和金额。

　　对此，时任香港署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表示，根据香港《税务条例》，如果该笔款项是属于私人馈赠，毋须交税；但如涉及服务性质，则可视作报酬，需要报税。梁凤仪说，即使自雇人士声称手上的酬劳是他人“馈赠”得来，但无合理解释下，也会涉嫌逃税，而任何人士一经被判逃税，最高刑罚为罚款5万元，并加罚相等于少缴税款3倍的罚款，以及入狱3年。

　　2010年5月4日，在陈振聪被裁定败诉后，香港税务局即入禀区域法院追收陈振聪涉及3 .47亿元的利得税及物业税，香港税务局局长朱鑫源强调在港经营任何业务而获得利润，包括任何服务性行业及风水行业，都要缴税。

　　业内人士介绍，香港现有风水师大约三四千人。他们从业的方式，一种是成立专业的风水咨询公司，一种是以“自雇人士”的身份为顾客服务。这两种方式都获官方许可，但根据香港法律，从业者有了盈利后必须纳税。

　　香港风水师李丞责曾表示，风水师收“红包”的做法，在行内经常发生，而且红包的金额距离可以很大，“但未必每个风水师都遵守(报税)规则”，而他就通过自己开设的有限公司从事风水业，存有交易收据，报税时可一目了然。另一位风水师麦玲玲说，有风水师不小心或警觉性低，因此忘了报税，情况也不出奇，因为并非每人都是以风水师作为正职。

　　香港风水师更商业化，从出门开始就计算报酬？

　　麦玲玲现在是香港家喻户晓的风水师。她有自己的网站，上面有个人简介、著作、服务价格等等。网上列出的价格清单显示，她帮人算命的价格是3600港币，批流年价格2000港币，择结婚吉日3000，起名、改名收费4800港币，择日剖腹生产收费4000，商业改名收费5000；如果在香港帮人看楼，每呎港币10至12元起，香港外价格另计。2007年，有媒体介绍麦玲玲说，她家住北角半山，月入40万，每年交税60万。

　　另一位名气与麦玲玲相当的风水师苏民峰，其给人看阳宅风水的收费是每呎港币15元起；每日起步金：香港区域是港币7500元起，国外港币20万元起；八字全相收费港币5000元；流年命相港币2500元；小儿起名港币5000元；择日开刀产子港币5000元。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界人士说，命理预测、风水策划、起名改名、企业风险规避、占卦等不同项目有不同收费，每项收费在几百元到上万元之间；但碰上富贵客户就多收些，具体酬金要看“指点”是否到位、客户是否满意等，一次酬劳几千元到几十万元都有可能。

　　深圳易学研究者廖从耿说，香港的风水师更加商业化，有些风水师从出门开始计算报酬，每小时就要1000块。在香港真正有名的大师，到深圳价格不菲，比本地风水师价格高出几十倍，但是因为名声在外，大集团在操作商业项目时候愿意找他们合作。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有“香港富豪御用风水师”之称的陈伯(原名陈朗)病重时，由香港富豪包专机从四川接到香港医治，其间产生的数百万医疗费也悉数由富豪承担，虽然陈最终不治，但其传奇经历仍在香港堪舆学界流传。

　　大部分客户来自内地，还在深圳开设分店

　　有研究者指出，目前香港风水师的行业发展更正规。香港风水师很多都是大学毕业后深入学习五年到十年才从事风水职业，有很强的职业标准和规范。

　　香港风水师有行业规范。从业人员努力维护行业形象，他们可以正面、公开进行宣传，其专业化形象深得人心，比如宋韶光、李居明、麦玲玲等，都很受演艺圈喜爱。

　　此外，香港风水行业事业化，形成商业产业链。仅仅每年年底生肖运程产业就有超过百亿的市场份额。香港的风水师更懂得与时俱进，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平民化、普及化、娱乐化。

　　正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差异乃至差距，当内地市场逐渐形成、开放，大量的香港风水师跨过深圳河，他们的专业化形象为他们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吧，自古以来，皆是如此。”深圳国际风水研究院创办人皮潮东无奈地说，“其实，从人数上来说，深圳并不缺这行的从业者，据我了解目前深圳至少有3万多的从业人员(香港约3000多人)。而纵观全中国的风水、命理网站更是达到3 7 0 0多万个。”

　　风水师秦翰林本是内地人，1996年到香港注册“翰林相馆”，给香港人看风水，批八字，也帮人起名字。近年来，虽然内地市场需求升温，他在福田区开设了办公室，每周末从香港赶到深圳，为内地人批八字、算流年、指导风水婚配等。“随着内地社会的开放，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接受命理学的人会越来越多。”秦翰林说，这是他来内地发展的原因之一。

　　和他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香港著名的风水师麦玲玲。她说现在大约有八成的客户是内地人。麦玲玲在七八年前就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内地市场，还在深圳波托菲诺开了分店。她说，香港的风水师已经有些饱和，越来越多的人看中内地市场，包括苏民峰等在内的一线风水师，都在积极地发展内地市场。对他们来说，内地市场是一块很有诱惑力的蛋糕。

　
记者：庄树雄 谢宇野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