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病因系統觀的遺憾___明清戾氣說

戾氣，也稱厲氣，其致病學說起之秦漢，盛於明清。明末醫學家吳有性首先提出一種“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的致病學說。
前面說過，商代甲骨文中有(  图 1  ) 疾首，(  图  2) 蠱等幾十種疾病記錄符號。但殷人怎樣認識疾病的原因和如何對付疾病呢?《禮記。表記》中說:“殷人尊神，卒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可見當時人們有濃厚的神權觀念，對疾病的態度也不例外，認爲鬼神作崇，只有通過占卜，祈求先祖保佑的辦法來解決。如:“貞:疾齒，祁于父乙。”連牙齒痛都要向先祖求保佑。不但如此，甚至把疾病發生的原因歸結爲天的安排“  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成饑饉，民卒流亡。” “瘨”是疾病的意思，把疾病看作天或神的安排，把病因看作“厲”是古代對疾病原始的認識水平。《左傳》有這樣描述:“晉侯夢大厲，被發及地。”“大厲”指的是惡鬼，後來晉侯也因病而殉。楚辭中的:“吾使厲神占之兮！”厲神是凶神，鬼神或貌似凶神的巫。連鄭國大夫子産都認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管子.輕重甲》中有“君請主五厲之祭。”至今天，東南沿海幾省的民俗，新進宅之前仍有請道士驅“五方土神”等迷信風俗。這便是有關“五鬼”說法之一斑。“瘟神”之由來，亦本於此。毛澤東《送瘟神》一詩中“紙船明燭照天燒”一句，說明幾千年來民間都受到鬼神，“厲”的思想影響。秦漢的史書中常把“厲”作爲疾病的代用名詞，是從“鬼”的爲害引伸出來的。如《史記》上的“民不夭厲”。東漢末年，曹植《疫氣說》中:“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可見當時還有部分人仍把疫病看作神鬼的作孽。《康熙字典》（釋名)：“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又言“疫，厲鬼也。”《六書訓詁》：“厲”和“疫”意義相同。如果真的把“厲鬼”當作病因的觀點，認爲人體會受外來一種不可認識的“神”或“鬼”侵害的本體論疾病觀，無疑是客觀唯心主義的病因觀。
正是在那神權逐漸騙不了群衆的動搖年代，中醫學以無神論姿態出現，“道無鬼神，獨往獨來。”運用陰陽五行學說，認爲疾病是六氣反常引起的，“天人一氣論”衝破了神權的黑暗，否定了“厲”能致病的說法，創造了從整體出發，以綜合爲主的科學病因觀。後世中醫學著作時常出現的“厲”或“疫”實際上是形容詞，或代用詞，以表示病情兇惡，暴發流行的意思。《周禮.醫師章》上說:“四時皆有厲疾。春時有消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消首疾”和《左傳》中所指“風yin末疾”意思接近；“癢疥疾”發生在夏時，正當火令，與“諸痛瘡癢皆屬於心(火)”一致。“瘧寒疾”因“夏傷於暑，秋生咳　瘧”。“嗽上氣疾”，因冬時寒氣外束，肺主皮毛，肺氣不得渲泄，故咳嗽帶喘。《周禮》上所指“厲疾，”序分四時，正指“六yin之邪”，並不是吳氏所說的非風，非寒，非暑，非濕的一種異氣。再讀曹植《疫氣說》:“建安二十二年，厲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複族而喪。”同一時期的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說:“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爲何同一時期，曹植文中稱厲氣，仲景文中稱傷寒呢？可見傷寒和厲氣是同一回事。《千金方》引《小品》說:“傷寒雅士之稱，天行溫疫是田舍間號耳。”證明傷寒是知識份子的說法，天行溫疫是種田老百姓的說法。葛洪《肘後方》也指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耳……雅言總名傷寒，世俗因號爲時行，道術符刻言五溫。”吳氏在這一點上並沒有把概念搞清楚。
明清時代，疫病流行，溫病學家，各抒己見，有些出之於著書立說之心，炫異標新，這是難免的，我們不能不諒解他們。至於他們製造天地間有一種不明原因的“異氣”爲致病因素，這和宗教宣揚鬼神，製造“天帝生萬物”有何兩樣呢?吳氏等溫病學家在治病的功績上我們並不全盤否定，因爲其中往往存在經驗醫學的因素。但吳氏大肆攻擊“張仲景立法不對”,“用仲景法百無一生”激起溫病學家們紛紛不平。吳又可的諍臣吳鞠通批評張景岳，喻嘉言，吳又可三人“各執已見，不能融會貫通”，指出吳氏當崇禎凶荒兵火之際，滿眼溫疫，遂直辟經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也認爲吳氏所云戾氣，間亦有之，乃其變也。“而立法支離駁雜，不可偏信”；“用心良苦，學術未精。”吳鞠通溫病名著《溫病條辨》中，把風溫，溫熱，溫疫，溫毒概列溫病範圍討論，治法上仍遵劉河間“三焦分治”。根椐病情變化規律，按上，中，下三焦，衛氣營血進行辯證施治，並不是像吳又可那樣，故弄玄虛，把溫病和溫疫區別開來。清代莫枚士對吳氏戾氣說亦表示抗議。認爲“天地間只有六氣，此外，果有另一種氣，可與並列爲七，何以軒，歧，鵲，景如此神聖，而無一字及之。”同時評擊吳，喻二家，妄斥王叔和張仲景意，是無稽謊言。清代醫學家李冠仙憤慨地說:“吳又可一書，卑卑不足道，原可置之勿論，奈爲其所誤者，幾乎相習成風，害人而不知悔。”周揚俊認爲:“一人受之謂之溫，一方受之謂之疫。”他認爲溫是不傳染的，只有戾氣才會傳染。把所謂戾氣驅於六yin之外，這種看法似欠妥。很多人好用《素問遺篇。剌法論》中“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作爲疫是傳染性的依據，並以之說明六yin是不傳染的。殊不知《六元正紀大論》中所述的“民厲溫病”，“其病溫厲”，“溫厲大行，遠近鹹苦”正是針對六氣變化異常所引起的疾病流行情況的描述。在這裏恰好是因果倒置，溫，疫，厲並非病因，而是六氣變化之結果。在此，我們要說明一下，這裏所指的病因，也不是現代醫學所說的“實質病因。”
吳氏《溫疫論》中的厲氣，戾氣，癘氣，雜氣，異氣等，意思大同小異。他的病因觀是脫離傳統中醫理論模式的，可說是憑空捏造的，因爲他不理解中醫病因的探求是“象”而不是“質”，不知道六氣六yin之病是效法自然界變化規律而總結出來的，並且只有證狀表現才推導出病因。流行與不流行，病情嚴重或輕微，作爲六yin之病發病情況看待，不關於疾病的性質。吳氏在治療瘟沒時還是離不開仲景六經辯證，六yin求因，三焦分治，八綱辯證，處方也離不開《傷寒論》中的“仲景法“。白虎湯，承氣類，小柴胡，都成吳氏常用湯藥，不過靈活加減而已。《注解傷寒論》傷寒例亦指出:“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可見疫也按六經分治，如吳氏名方達原飲，也不外歸在少陽系統中，屬三焦腑證，病機是溫濁邪熱伏三焦，病位於三焦膜原，故方中厚樸除濕散滿，草果辛香辟穢，檳榔攻下破結，知母滋陰，芍藥斂陰，黃芩清熱，甘草一制三陽藥之猛，一緩三陰藥之寒。立方之旨，還是從陰，陽，濕，熱的系統觀著眼，治法與一般溫病有什么區別呢?
至於厲氣有別於六yin之外的說法，常見於近年中醫教材中，可能有下列幾個原因，試論之。
一、由於西醫學的發展，形式思維邏輯的認識病因比較直觀，往往能從實驗室的化驗找到結論？中醫辯證思維邏輯的“六yin”論病，比較玄虛，難以理解，況且運氣學說和疾病流行情況不太相符，自暴自棄。打算逐步甩掉中醫學既有的辯證思維邏輯而去崇拜西方的形式思維邏輯。在病因的探求上産生求異的心理傾向。
二，如果把諸多傳染病源說成戾氣，有利於中西結合，反正西醫叫什么細菌，什么病毒，中醫早有先見之明，稱爲厲氣。本想弘揚中醫，誰知適得其反。
三，出於某種政治目的，把遵經派歸結爲反動沒落的儒家思想，把革新派歸結爲進步的法家思想，吳氏己也沒想到三百多年後行好運氣。
意見是否正確，且擱一邊。一年四季之中，鼠疫，天花，霍亂，白喉，百日咳，流感，痢疾，腮腺炎，病毒性肝炎等都是現代醫學指的傳染病，按吳氏說法，據其病情應屬“戾氣”致病。若真的按吳氏所云，把上面所列的傳染病置“六yin”之外，那麽六yin之病是什么呢?難道是風吹日曬引起的疥癢之疾嗎?
記得 1963年夏，感冒流行，一段時間內早稻都沒人收割。村人李某，發熱惡寒，頭眩，喜嘔，舌質紅苔微黃，脈弦數有力，當時村中發病普遍，並且很快發高熱，西醫稱重型流感，只有對症治療，沒特異性療法。揣摩病情和“戾氣”的說法很相符，我按中醫辯證論治，開小柴胡加石膏一兩半，一劑病癒過半。適我不在家，另一鄰居，也感冒發熱，打聽李某服我所開之藥而愈，自以爲症狀差不多，（因當時西醫風氣，治此類病可說千篇一律，離不開退熱片加抗菌素模式。)他索其方購藥二劑，同樣煎服。不久，全頭頭發脫落淨光，經幾月不敢外出見人，我後來才打聽實情的。可見所謂“戾氣”也按六經辯證治療，甲病少陽與陽明並病，小柴胡加重劑石膏，病立痊愈。乙病同時期的流感病，我沒見其臨床證狀，氣血虛實條件不同，沒有辨證，服而頭发盡落。從此也得到教訓：凡遇體虛者，石膏要小心使用，免蹈複轍。
中醫學在考察機體的內環境和外環境的相互關係中，立足于整體平衡，形成一套以六氣，五行爲中心的系統理論框架，以探求病因病機。吳氏既不能從微觀上探討病因，又對中醫的系統理論框架缺乏足夠的認識，一念之差，成爲中醫系統理論的千秋遺憾事，卻被當代“中西結合”者引申爲理論依椐。兩千多年前的中醫論著《靈樞.瘧論》中也只字不談什麽厲氣，而從風，寒二氣辯證。苟以吳氏癘氣說看現代醫學中的傳染病，現代醫學認爲天花，鼠疫，麻疹，梅毒，白喉，猩紅熱，霍亂，艾滋病等傳染病是外國傳來的。如天花是漢代伏波將軍馬援征交趾時由俘虜帶來的，所以稱“虜病”。如今天花消滅了，吳氏所云“戾氣”跑到那裏去了，漢以前爲何也沒有此氣呢?戾氣可隨兵馬帶來帶去嗎?顯然又和中醫系統理論抵牾。
西醫學是現代科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即使是中醫在明清時代已發現細菌和病毒，在治療疾病上也沒有什麽意義，因爲中醫沒有掌握一套西醫學探求實質的實驗還原理論，沒掌握一套检验和治療的器械，更沒有掌握特異治療的藥物。何況當時的西醫學仍處於落後階段。1935年，杜馬克才發明磺胺製劑，1940年，弗萊才發明青黴素，離吳氏寫“戾氣說”的年代起碼要晚三百多年。明末清初時期，西醫仍靠有毒的硫磺，汞劑，等藥物治病，遠遠不如中醫。就是現代配備比較良好的現代醫學，在幾千倍乃至幾十萬倍的顯微鏡下，菌型不斷變化，新菌不斷出現，病毒結構也在時時變化，漏檢，錯斷的事情不時發生，越是微觀越不適應治病的需要，在疾病面前仍是蒼白無力。不如中醫學對表像症狀的宏觀把握，更能應付千變萬化的疾病。吳氏還認爲戾氣是“人與禽獸不相傳”的，更屬錯誤見解，按《溫疫論》所描述的瓜瓤瘟，疙瘩瘟，和現代醫學中的鼠疫，鈎端螺旋體病很近似，若如此，正是帶病的老鼠傳給人類。據統計，目前世界上已有160種以上人獸共患病。由於歷史條件限制，吳氏的錯誤觀點我們是不苛求他的。吳氏既不能應用西方形式思維邏輯從現代科學的實驗，分析還原中找結論，又不能利用中醫辯證思維邏輯從系統觀上分析病因病理，戾氣說是一種“不中不西”的學說，應當廢除，以排除中醫臨床的干擾因素，純正中醫思維。戾氣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它不能和現代科學的細菌，病毒扯爲一談。如果說吳又可在當時已意識到微生致病的傳染因素，不如說我國在秦漢時期已對傳染病早有比較系統的論述，比西方醫學要早一千多年。晉代醫學家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提及用狂犬腦塗抹在被狂犬所咬傷口上，進行免疫治療，19世紀，法國人巴斯德才作疫苗，1985年才第一次用於人體，比我國晚1500年。宋真宗時的峨嵋道姑爲丞相王旦之子治天花病，1668年才由俄國醫生專程到我國學習天花防治法，此後才傳入土耳其。1796年英國人詹納才發明牛痘接種法，比我國晚700多年，這不是更現實的例子嗎？“戾氣說”與傳統中醫系統理論圓枘方鑿，是中醫辯證論治的干擾因素，我們不能盲目崇信，更不能作中醫的系統病因考慮。最後，引用南京中醫學院主編的《溫病學講義》文中一段話爲結語。講義中說:“風暑濕燥的不同病毒，作用於人體而發生溫病，如其發病急劇，病情嚴重而且有強烈傳染性的便稱之爲戾氣，或疫癧之毒，以便區別於一般病毒的發病情況，但究其性質，仍不出風暑濕燥等病毒的範圍，例如疫癧中有濕熱疫與暑燥疫之分，就是以著暑與濕來分別屬性與劃分類型的，所以疫癘的辯證施治與一般溫病在原則上是一致的……。溫病範圍是包括了大部分急性傳染病在內，因此，就不能把它看成絕對不傳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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