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重建的角度看中医学
作者万开平
100多年前，西方文化开始大张旗鼓进入中国，最大的两个武器，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前者以其可视的，清楚明白的实用价值摧毁了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后者让国人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思想自由摆脱禁锢的过程非常迅速，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让国人反思，为什么我们不行？我们不可能成人我们的智力比人家差，我们也不会成人我们的物产不如人家丰富，东西方国家间的最大的不同视传统文化上的不同，所以矛头自然指向了两千年的文化沉淀。传统还有什么价值？100年以来，中国人始终生活在不自信的阴影之下。
我们的文化之根是周易以来的儒家道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首当其冲，根植于阴阳五行学说之上的中医学饱受诟病，推倒重来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医学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进行变革的，中医学逐渐从显学、从正统医学变成了辅助医学或者说是替代医学。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看一下医院名字的变迁。“医院”本是中医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名词，但是到后来，医院前面必须加上一个“中医”才能明白医院的中医特点，假如不说明中医院，那医院就是指西医医院。中医学的式微是在中华文明的式微大背景下的，一讲到西方科学，我们就马上联想到它的先进性、精确性、完备性、可检验性、想到它的还原论分析方法和演绎推理。科学以其强大的势力占据了社会生活的统治地位，一样东西要想生存，首先都要被责问，这符合科学吗？
17、18世纪的时候，在科学还没有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无疑怀疑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它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宗教的理论、认识伪科学。大家不要以为现代科学一诞生就有今天的威力，不要以为科学上的实证方法、实验方法、形式逻辑体系一开始就被人们信服，比如有名的伽利略的斜塔实验，当时人们眼睁睁的看见了两个球不管大小，只要是从同样的高度自然下落，都会同时着地，但是人们的思想已经被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学说禁锢，真正相信的人一开始也不多。19世纪，西医学全面超过中医学，根植于现代科学的西医学有了科学的支撑，有了一整套说理的方法，有了一个共同的语言交流平台，而反观中医学，它的术语除了圈内人士和一些国学根底扎实的专家明白以外，其他人已经不太明白它在讲些什么了。打到传统，向西方学习，向我们的近邻日本学习，废除中医的运动一直是暗流涌动，就是在当权的政治力量中，力主废弃中医的力量也一度占据上风，比如1947年的国民当局就正式颁布了相关消灭中医的法令，此后几十年，也并不太平，思想界、政界、医界都有一些反中医的势力。
但是这批势力并没有成功，相反中医界的地位虽然没有最初时的那么显赫，但已经比过去几十年好得多了，行业的产值不知道翻了多少翻，从行政级别来看，中管局的建立让中医有了副部级的阵地，也有了自我发展和约束的制度保证。经济上的考虑、政治上的妥协固然是中医生存发展至今的一个原因，但更深层次讲中医和传统文化的千丝万缕联系，它实实在在的良好疗效，以及国际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才是中医从谷底又慢慢爬起来的原因。
先看一下它和传统文化的联系，与传统的联系刚开始的时候是被攻击的对象，但是也是它“死而不僵”的最重要原因，老百姓就信这个东西，暴力地铲除只会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它的语言体系和现代科学的表述方法格格不入，但是其基本的说理方法是自洽的，其理论内核很难受到致命的攻击，现代白话文脱胎于古代文字，现代科学术语的翻译也必然要考虑到传统的概念，所以中医学的话语系统虽然让人不是很明白，但也不是一点不明白，有的时候，甚至能以它的直观和整体把握，更能让普通人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比如中医看舌苔，说苔腻，其解释是说湿重，虽然这个湿我们讲不出它具体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心下是能有所体会的。概念的模糊虽然牺牲了应有的精确，但是直觉的把握会更加容易。中医学的话语还浸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这个人很胆小”，胆囊小跟胆怯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胆为中正之官，主决断。所以真的要想全面消灭中医，恐怕要对传统文化做一个全面清算。但是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凡是想要彻底跟传统决裂的变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比如过去的文字改革，曾经想学习西方把方块字变成字母文字，最终还得屈服，仅仅是改革成了简体字，就是这样，反对得声音还不绝于耳，特别是海外华人，内心上还是抵触的多。所以中医学的血脉里面流淌着文化母体的鲜血，是不容易被打到的。
再看一下它的疗效，自然有许多现代医学所不能替代的东西。西医学刚开始的时候，也像其他科学那样，以为一旦确立一些基本原理，采用合理的技术手段和路线就一定能破解生命的奥秘。但是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国家生理研究所一个个都失败了，中国的国家生理所据说不久前也解散了，目前仅存有日本的生理研究所。还原分析方法当把生命分解到基因分解到蛋白质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生命的现象仍然知之甚少，对疾病的应对措施仍然极其缺乏，我们不明白机理的疾病仍然占到了疾病谱的40％，就是明白了机理，而能够彻底治愈的疾病仍然微乎其微，感染性疾病、急性病的控制是一个奇迹，但是更多的疾病还是慢性病，还是不典型的疾病，比如
高血压、
糖尿病等，西医学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感到非常棘手。更不用说那些跟社会跟心理密切相关的非气质性疾病，西医学更是一筹莫展。中医学从整体上看待疾病，必然要忽略掉一些细节。
中医学的临床疗效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检验，证明了其非同一般的效果，任何菲薄中医学功效的看法都是建立在对中医学没有深入接触基础之上的。据世界科技史的一般观点，西医学的疗效全面超过中医学是在19世纪初或者更晚，如果说中医学缺乏临床疗效，无疑是抹杀了西医学前一千多年的发展。西医学的功效为人们认可是因为其严格的实验控制，从动物实验到人体实验，经历了漫长的论证推理过程，但毫无疑问，最终还是要解决人的问题。中医学一开始就以人为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的中医研究，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即从人体实验走向动物实验，先是看到临床有效，再去找动物再现。所以现在世面上流行的那么多中药及复方，如果用没有效果来评价，显然是滑天下之大稽。有人认为中医治好病是偶然的，其理由是中医理论不符合科学理论的定义，至于中医的科学问题非常复杂，另辟一大篇文章来讨论也不为过，暂且不予讨论，只是想问一下，如此高的命中率，不说方证契合的准确性，就是专方对专病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恐怕有一些统计常识的人也不会否认现象背后蕴涵的科学内涵。
有人对针灸也颇多指责，这里不想举出世界各国对针灸的研究进展情况，因为针灸已经普遍为全世界所接受，而使用方法中也是以传统方法为最佳。这里举一个自己的例子，笔者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学习很紧张，早上起来，眼皮一直跳个不停，本以为短时间会停止，但一两个小时过去了，也不见缓解，去医院看，西医说
没药吃更没有针打，推荐我去中医师那里针灸，刚针上一分钟，立马感到跳动的眼皮好像乏了力似的逐渐慢了下来，行针完毕，眼皮再也不跳。操作层面上中医的不可替代性是中医生存的致胜法宝。何裕民教授曾经在它的《中医学方法论》里面提到，医学是有理论的，但更多的还是一门技术，我们可能还不完全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们却像这样做了，而且确实造福了苍生，那么这种医学技术就是善的技术，是有价值的，再去追溯一下它的理论来源，往往也有它的科学内涵。一样样的技术是一盘
珍珠，理论可以把它们串连起来，在串连过程中会有一些变形，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技术的传承，可以帮助我们在条件变化的时候进行相应的变化，这就是理论的价值。理论之于实际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何裕民教授在这上面有一个精彩的比喻，他用地图和实际的地理打比方，地图可以变形的处理，地图也不会给你一个完全真实的场景感觉。笔者认为这个比方都算是比较客气的，很多情况下，即使是号称非常科学的现代物理学，其理论仍然经常在变，显然物质实体和规律并没有变化，我们只是发现理论有不能包容的内容，有新的现象需要解释，那么能变的只是我们的理论。如果说没有出现新的事实和现象，我们发现即使这个理论是不对的，它也不会主动去改变自己。同理，西医学和中医学实际上都是生命地图，只不过描绘的图景和技术手段有所不同，西医学在变，中医学也在变，但是它们对于各自能自圆其说的部分仍然相互保留。
再看一下中医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医在国内有失去特色的危险，但是在国际上中医是有特色的，即使西医化了的中医等到去到国外，也会很快找回中医的感觉。中医在国外的生存并不是靠其严密的科学论证，并不是靠科学界给她一个“符合科学”的帽子，相反科学界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怪怪的家伙恨之如骨，她是科学的异类，一方面有它的效用，一方面又不能被科学所包容和纳入解释框架，对于这种情形科学一方面是无奈，一方面也感到巨大的威胁，从本能的反应来说，必然是欲消灭而后快，科学界的势力是如此强大，以致中医学最初在海外生存万分艰难，是靠着亚裔移民的笃信才逐渐站稳了脚跟。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现代西方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精神的主导地位正越来越受到人文精神的冲击，科学的排它性和人文的多元性形成了鲜明对比。人文精神逐渐向科学研究渗透，科学“垄断”社会的场景一去不复返。
科学的坐大是以其理论的完备性、实践上的有效性和可重复性以及准确的预见能力为基础的，曾有一段时间人们觉得一旦有了科学，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其它学问都是科学的附庸，人文的东西、哲学的东西都不再重要。但科学的发展并没有达到理想的彼岸。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造福于人类社会，一方面又时时威胁着人类生存，核武、生化武器、克隆、代孕等都让人们困惑。另外科学的力量再大，但是在面对复杂对象，如宇宙、社会、人体的时候，仍然显得那么薄弱和稚嫩，未知的领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加迷茫。当我们追溯宇宙的起源和预测未来的存亡时，当我们思考社会的经济和人际关系时，当我们审视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大脑时我们发现所谓的科学理论基本上都还是一些假说。宇宙大爆炸理论、星云学说，经济学上的预测经济学，医学上人体发生学，心理学上的发生认识论等不见得就比中医学的理论更完备，比较大的不同在于这些新兴理论所用的术语是现代科学的一些术语和现代哲学、现代逻辑学的一些方法。人的生活内容也不是科学所能完全涵盖的，生活的多种需求在科学的框架结构下并不能得到充分满足。科学只是人类生活的一方面，科学只是学问的一种，由此科学和其它学科的调和逐渐引起关注。
科学不是人类的目的，人类的幸福和持续发展是比科学技术更高的价值目标。让科学保持在正确的方向是人文主义强调的一个重点。保守主义的抬头让人们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科学并不是“正确”的代名词。国与国之间要和平共处，不同民族和文化要互相借鉴和吸收，科学是一种评价标准，但是科学本身又应当被其它学科评价，这样一股思潮的影响下，中医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就变得可以理解。何裕民教授曾经对中医的市场有一个论述，他认为中医的发展格局呈现出“U”字形，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以及比较偏远的农村，中医的发展是不错的，而在一些中小城市中医是比较凋落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现象，偏远的农村以及处于社会下层的人还受到前科学主义的深刻影响，因此他们对非严格意义科学的中医持一种信任的态度，而繁华的大都市以及处于社会上层的人则更多的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他们更倾向于认同复杂性和非线性，因此他们对中医有了另一种视域，而社会的中间阶层所持的观点更多的是现代主义的、严格科学主义的。
积弱的中国近二十年来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如果从大中华大东亚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文化圈很早就有跟西方文化圈对垒的资本。儒学的复兴是上个世纪中后期的重大事件，继而整个中华文明有了腾飞的呼声，西方世界也逐渐注意到东方的智慧，也开始讨论低下头来向东方学习的话题。东西方的文化冲突一直持续不断，但过去100多年一直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仍然是西风比东风强，但两者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竞争的气氛越来越淡薄，重新对东方文化做一个梳理和整合开始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中医学是传统自然科学硕果仅存的一支，蕴涵了东方的自然观、方法论和生命哲学，在整合过程中必然有一个如何对待中医学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中医学发端于中华文明，里面不仅有医学的内容，还有各种文化的元素，因此反对中医学必然不利于文化的复兴，科学总的来说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已，我们绝不能为了纯化科学而放弃整个文化。
近代中国原创性的理论体系本来就很少，中医理论是中国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之一，从知识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医药是最有可能站在知识产权的制高点上的。当然中医学理论需要创新，何裕民教授在十余年前就提出要对中医理论进行解构和重建，这个工程非常浩大，但是非做不可。有些人认为中医理论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的，是建立在《周易》等经典之上的，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杨振宁先生前不久指出，如果中医一直和以《周易》为代表的传统经典纠缠不清，中医没有出路，他的话虽然让我们一些中医听上去很不顺耳，但切中时弊。《周易》等经典体现的比较多的是朴素的原始的思维方法，社会发展到今天，现代哲学的思考广度和深度都早已超出了《周易》，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中医人大多承认中医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基础之上的，虽然哲学的好坏评价起来比科学难，但大体来讲，后来的哲学也总是建立在先人智慧上的推进，所以中医要想得到新发展也必须重新建立一条和新哲学相沟通的管道，这个新哲学基础就是糅合了现代科学哲学和中国本土哲学的哲学体系，也即是本土化了的科学哲学，为什么要提本土化的科学哲学呢？因为科学哲学从根本上讲是研究普通科学的，对传统科学尤其是涉及人体的中医学研究不多，这里有一个把一般原理和个别情况结合的问题，另外中医要真正走向世界，就必然要建立一个和外界的对话平台，用现代的科学哲学术语来阐释中医比用现代科学的术语来阐释中医要容易得多。
中国文化正处于快速的转型期，重建速度非常快，外来的新思想和传统的思想不断碰撞产生了新的中华智慧。处于东西方文化争议风口浪尖的中医学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发展壮大自己，同时也为中华文化的重建贡献力量。(完)
－－－－－－－－－－－高屋建瓴，剖析深刻，好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