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告别中医中药》
  
摘要：张功耀先生在《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发表的《告别中医中药》一文，是一篇否定中医药，叫嚣“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本文对该文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驳，认为他所采用的推理方法违背了逻辑学、其认识方法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并采用了臆造污陷的手段，因而“告别”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关键词：剖析，告别，中医，中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发展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人民健康。”这里所说的传统医药，主要就是中医中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既然《宪法》都明确规定要进行发展的学科，为何张功耀先生竟敢置《宪法》于不顾，公然撰文叫嚣“告别中医中药”呢？为何张先生又要置作为国粹的中医中药为保护中华民族健康和民族繁衍的历史贡献和现代正在作出积极贡献的事实不顾，而妄加论断呢？他又是采用什么手段、方法和逻辑作出《告别中医中药》（简称《告别》，下同)的结论的？本文将对此进行剖析。

　　1.推理方法的错误

　　《告别》一文，采用以偏代全，全盘否定的推理方法，从文化进步、尊重科学、维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人道主义四方面进行了论述，我们权不考虑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述来得出中医中药存亡这一重大结论的合理性，我们重点剖析张先生在本文中的用心和所采用的手段方法。

　　《告别》一文，在得出“告别”的重要结论时，基本上都是采用举例的方法进行推理的，他在谈及“从文化进步角度看”来分析中医中药时说：“中医科学化不但没有为中医中药的未来指明前途，反而更加多地暴露了中医中药的缺点。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经科学化研究，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这段论述至少存在三个问题：①张先生对科学化研究的理解是片面的，以为目前所采用的药材分析、提炼及某些药理试验就可以代表科学化，科学化如果这样简单，如果对其一物质的成份分析分析就是科学化，那么科学认识就将变得十分简单和片面，科学的进步就会有所止境而停步。②否定和歪曲事实，经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人参含有人参皂苷、人参黄酮苷等，人参能加强大脑皮质的兴奋过程，同时也能加强抑制过程，改善神经活动过程的灵活性。人参具有“适应原”作用，即能增强机体对多种有害刺激的防御能力。人参苷有明显抗应激作用，利尿作用、心脏的增强作用，对放射病的预防及治疗作用等。既然诸多研究皆有证实，为何又视而不见地说人参“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呢？③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人参有治疗作用，也会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为什么要求人参不具毒副作用呢？要按张先生的说法和要求，对诸多西药又该作何评价呢？

　　《告别》说“有人认为，尽管中医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称为经验医学。其实不然！……它们脱离经验世界很远。”他说：“另有一些表面上看属于经验世界的存在，但它的描述方式却不具有任何经验性，而且描述也不精确。”谈到这里，张先生又开始举例了，要通过举例来得出逻辑推理的结论了。张先生说：“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这种描述不精确的诊断方法，罗列了14种‘有病’脉相，却没有列出‘正常’脉相。没有‘正常’作出参考，又如何能判断‘有病’？可见，中医的脉诊方法不具备起码可用来进行排中分析的逻辑基础。”张先生不了解中医知识是可以得到谅解的，问题是你既然不了解就不能妄言，妄加推断，不能因为无知而加以否定。谁说中医只有14种脉象？晋·王叔和《脉经》即有24种脉象，明·李时珍所著《濒湖脉学》有27种脉象，明·李中梓《诊家正眼》有28种脉象。张先生说中医没有正常脉象，正好暴露出他的无知和无中生有，他如果稍有头脑，就应想到脉诊作为中医主要方法，怎么会没有正常脉象呢？他如果能去请教请教，也不至于出无知的洋相。关于正常脉象，早在《内经》中就有明确论述，《素问·平人气象论》说：“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日平人。平人者不病也。”这不是正常脉象是什么？不仅如此，《内经》还对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正常脉象的影响，即春夏秋冬不同四季的正常脉象进行了描述和界定。在《素问·玉机真脏论》曰：“春脉者肝也，……故曰弦，反此者病。夏脉者心也，……故曰钩，反此者病。秋脉者肺也，故曰浮，反此者病。冬脉者肾也，……故曰营，反此者病。”由此可以看出，张先生对中医中药的否定，不仅采用了举例的方法，而且所举的例子也是错误的，是用错误的推理方法，举了错误的例子得出荒谬的推论。

　　进行逻辑推理，推理的前提条件必须充分，采用举例的方法来得出推理的结论，其结论是站不住脚的。作为一个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的教授，张先生所犯的这种逻辑错误是幼稚的。

　　2.认识方法的错误

　　《告别》一文，张先生采用了用特殊否定一般，将偶然作为必然的认识方法。他用较大的篇幅，把中医中药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医学相比较，他要藉此来对中医中药加以否定。他说：“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所有的古代医学都具有十分相似的起源。只不过，古中国的中医中药不但晚起于其它文明地区，而且一直没有找到一条自我进步的道路。”中医中药晚起于其他文明地区，也作于一条否定中医的理由，这本身就违背了“世界是进步的，科学是进步的”这一基本规律，中医晚起步就不能进步，就有理由否定？如果这样的话，那诸多后起科学和新兴科学又作何认识呢？

　　为了达到“告别”目的，还引用《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说：“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出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上述这种论述和认识方法又存在着至少三点错误，①对一个属于自然科学的学科的肯定或否定，不能以考古学作结论，考古学只是对现存不足的补充和发现，我们可以环顾周边科学，有多少需要考古学来证实的。②甲古文中没有发现“医”字，不能说远古的中国不存在医疗活动，有人类就会有疾病，就会产生医疗活动，世界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如果中国远古时代存在医疗活动，那就是中医中药，这与甲骨文中有不有“医”字并不相关。③以为甲骨文就能全面的，一丝不漏的把当时时代的一切都有所记录，并根据甲骨文中没有发现“医”字，就加以判断，就认定当时没有医学，这种认识方法是机械的，也是孤立的。

　　《告别》拿中国的中医中药与其他国家医学相比较，他说 “《尼尼微医书》可追溯的年代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900年。”还说“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小53岁”“要论历史悠久，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的历史更悠久。要论内容丰富，希腊医学的内容比中华医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张先生的这段论述真令人汗颜，他竟将扁鹊说成中医鼻祖，扁鹊为战国时著名医学家，约为公元前五世纪，至少在扁鹊之前的春秋有秦国名医医缓、医和，他们就较扁鹊早了一个世纪。在医缓医和之前，不仅有医生，还有医学的分科和组织管理，《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剂。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如果扁鹊为中医鼻祖，医缓、医和及之前的医学家们又该如何称呼呢？他们的年龄比希波克拉底又如何呢？比时间的早晚是否能说明科学和进步的问题呢？而且张先生你比悠久就比悠久，还比什么内容呢？你是怎样比出希腊医学比中华医学内容更丰富的呢？你通读了希腊医学，你通读过中华医学，你怎么比的呢？你是以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拿你贫穷的，错误理解的中医药学知识去比较的吧！除了在本文前述中所说的你的脉象的认识错误外，《告别》一文，对中医中药认识的错误或歪曲还有不少。文中说：“众所周知，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请张先生想一想，《内经》和《难经》是什么书，为什么要立方剂呢？西医的《生理学》、《生化学》、《解剖学》会列药物吗？《内经》、《难经》本来就不是方药书籍，当然不会记载方剂。更何况，《内经》中还附带记有十三方呢？

　　《告别》认为“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的‘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医的‘药’是否真有药用价值，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确证。”张先生连中药是药物都加了引号，他都要否定中药药物这种物质了。

　　中医的“药”是否真的没有药用价值？对此，我想无论是中医、西医，还是不学医的人，这个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我难以理解的是张先生难道连大黄的泻下，青蒿的抗疟，猪苓的利尿，三七的活血等作用都不清楚。难道张先生不知道有多少西药是从中草药中提炼出来的吗？在张先生眼中，中药除了毒副反应外，就是异物、污物、毒物，《本草纲目》载药1892种，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学成就，并综合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学科的知识，其历史贡献与科学价值是肯定的，张先生居然只看到书中的“立秋的雨水，狗屎绞汁，含泵含铅药物”等特殊例子，籍此对中药材进行全面否定，于是几千年的中医中药临床应用被否定了，张先生家列祖列宗吃过的中药忘记了。

　　在这里张先生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而是仅举一些古书的例子，又没有看到这是当时科学和时代局限所造成的个例，进而采用特殊否定一般的推导方法，强加给整个中药，显然这一认识方法是错误的，由此产生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3.使用手段的错误

　　《告别》除了逻辑推理方法和认识方法的错误外，其使用的手段也带有卑劣性，该文采用臆造和污蔑的手段来抵毁中医中药，甚至抵毁中医人员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告别》4、3中说：“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他说：“古代立方大多凭经验，没有什么理论”。

　　中医的方剂很多，记载方剂的书亦很多，诚如张先生《告别》中所说“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中医史学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伤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翻开这两本医学古典看看到底有多少“奇方”，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及竹木简中具有《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养生方》、《杂疗方》、《却谷食气》、《胎产书》、《导引图》、《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医书，合称为马王堆汉墓医书。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时间为公元前168年，上述医书成书时间当在此之前，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及汉代以前。翻开《五十二病方》。又哪有“奇方”？再看《伤寒论》、共载113方，均是临床有效之方，无一“奇方”。我们不妨看看《伤寒论》代表方桂枝汤，方由桂枝、芍药、生姜、大枣、甘草五药组成，本方中至少没有张先生污言的什么“异物、毒物、污物”吧。在桂枝汤用法中“禁忌”及“服桂枝汤后证治”中是这样记载的，“桂枝汤本为解肌，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上述论述张仲景有关桂枝汤决不是凭空臆断的，他对桂枝汤药后的反应进行了细致观察，而且不是一个人身上观察的结果，对桂枝汤药后反应采用相应治疗处理措施，然后总结和告诫后人，这种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谨的、科学的。中医中药学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发展而成的。

　　中医方剂书籍还很多，收载方剂最大的应算是宋朝•王怀隐等人所著的《太平圣惠方》，共辑方达一万余首，基本都是组方合理的疗病之方，并未见多少奇方异方，再看中医广为背诵的清•汪昂所著《医方集解》，收载常用方剂约700首，无一首奇方异方。目前中医药高等院校之《方剂学》，收方400余首，何曾有一首奇方、异方？可见张先生是不顾中医方剂学主流，仅抓枝节、个别例子，而用来否定伟大的中医中药科学。

　　我们不妨再来剖析一下，张先生所说的，“古代立方大多凭经验，没有什么理论？”在这里，我们首先应探讨什么叫理论？“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理论的意义在于他能指导人们的行动”。众所周知，中医组方是按君臣佐使的理论进行的，早在《内经》中就有明确论述，“歧伯曰：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帝曰：请言其制。歧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群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这里已经明确提出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而且进行了组方大、中、小的具体规定。对此，金代张元素有“力大者为君”之注。元代李东垣说：“主病之为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又说：“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使药又次之”。至明代何柏斋更进一步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不难看出君臣佐使是组方的理论，这不仅是组方理论，而且是一个科学理论，因为几千年来中医人员一直遵循这一理论进行组方，这正符合科学理论的定义和作用，即“他能指导人们的行动”。

　　张先生还污蔑中医要利用“奇方”为“无效施治开脱责任”。我不知道张先生平时为人是否如此，是否时刻都想开脱责任。我们中医不是这样，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正是中医医德的总结和表现，中医从来都是专心致志的，千方百计的把病人治好。即使无效亦再想办法，即使有药后反应，也想办法消除，这一点看看笔者前述《伤寒论》中服“桂枝汤后证治”即十分清楚。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是毛泽东主席曾经作过的概括，也是对我们的号召。中医具有数千年临床实践，经历代中医学家努力，已上升为系统理论，是一个既有理论，又有长期实践的医学学科，她是传统的，也是科学性。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医中药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存在一定局限，当今中医界人士和关心中医学科的西医界有志之士正在完善，正在提高和发展中医药学。巳为中华民族，也为东方民族的健康和繁衍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的中医中药，正在与时俱进，她将为人类健康作新的贡献。张功耀先生《告别》之文，不仅违背《宪法》，而且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违背逻辑、违背科学、违背了事实，污蔑了中华民族的国粹之一的中医药学。张先生应当放弃错误观点，迷途知返，才不致自取其辱。


　　作者简介：程丑夫(1949年2月出生)，男，湖南籍，1984年12月毕业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现工作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名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中药新药评审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中华中医学会疑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从事临床与教学工作。


记者/作者：程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