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告别中医中药》——与张功耀教授商榷（第二稿)1                    安徽中医学院周建理
                           木鱼儿整理
  （周)简要介绍一下本人，江苏南京人。西药学专业本科毕业，只是一个大学教授，无其它头衔。主教药学专业、药物分析专业、药物化学专业、制药工程专业的生药学课程。
   简要介绍一下生药学：研究东方和西方的植物和动物等天然药物，包括西方历史上和现在用的天然药，也包括中药。
    为了避免有断章取义之疑，我将张教授的文章全文载下，楷体黑字。其中重点评说的部分为棕色加下划线。我的评论用红字，宋体。（木鱼儿用（张)字表示张功耀的原文（周)表示周周建理的原文，)
    我要说明的是，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性，我对中医理论部分了解不多，我的原则是：了解不多就不开口，这一部分留给中医专家来评说吧。
  由于这原稿是一篇给学生讲座的稿件，稍加修改上网，文中说教的内容可能多了一点，读者请见谅。
   （周) 首先郑重地介绍一下原文作者：
   张功耀：湖南郴州人，现为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带头人，主要学术方向是科学思想史。
    （张)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先生发表《废医论》，最早，也最明确地提出了废除中医的主张〔1〕。俞先生的这个“废医”（“废除中医”的简称，下同)主张，明显影响了曾经赴日留学的两位浙江后生，一位是余云岫，另一位就是鲁迅。前者赴日先攻物理，后转大阪大学主攻医学，回国后却以斥责中医为“伪学”而名闻海内外，有自撰的3集本《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后者赴日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为己任，其中包括“废除中医”，代表作就是短篇小说《药》。
   （周)鲁迅《药》反映的主题是什么？我找来了一本高中第四册教材好好地读了一读，发现这是普通中学生也能回答的问题：
   “《药》是鲁迅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写的一篇小说。小说以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秋瑾被害事件为背景，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
    《药》写主人公华老栓用自己的血汗钱买蘸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给儿子治病而终于没有治好的悲剧。控诉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镇压革命和愚弄人民的反动本质，充分暴露统治者镇压革命的狰狞嘴脸，赞扬了夏瑜（革命者)英勇无畏的精神，同时也写了群众的愚昧落后、精神麻木状态的表现。提示了革命者：必须要唤起群众，只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中国才能得救，革命才能够取得胜利。”
    我在网上看了有关《药》一文的评说不下十篇，就是没有说到“废除中医”，连“中医”两个字也没有。
的确，鲁迅先生曾不只一次地批评过庸医，甚至直指中医。但《药》一文中绝没有这一层含义。
以下是温立三老师给中学生讲解有关小说主题讲座中的一段话：
“主题有时候不好把握。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大家总该很熟悉。假如没有老师的讲解，仅凭你自己的理解，你能说出它的主题吗？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就闹了笑话。小说写华老栓听信别人的话，花钱买人血馒头给患痨病的儿子华小栓治病，却不仅没有治好，反而把儿子的命送掉了。据此有一位同学说，这是一篇讽刺庸医的小说，它讽刺一些不学无术的老中医，不仅不能给人治好病，反而害人性命。这位同学还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说鲁迅在这篇文章中不也说到了他父亲就是给庸医治死了吗？鲁迅于是一直对庸医耿耿于怀，《药》正是这一仇恨的发泄。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蛮有道理的，但仔细分析却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对小说的主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这里未免跑得太远了。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他听到这样的高论，也可能会笑呵呵地说；“噢，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一层意思呢！”确实，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作品阐释得这样肤浅，那真是对不起鲁迅先生的在天之灵了，他一生与黑暗作斗争，思考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我们对他的小说竟采用这种读法。
   所以，这位同学把这篇小说的主题理解歪了。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有两个：一是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二是讽刺国民面对社会革新的麻木性。当然你还可以思考得更深入一些。”
    （周)作为一个位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带头人，我想他是不会出现如此低级的笑话的，很可能是张先生的笔误吧。请张先生订正一下。
   
    （张)在这些“海归派”的倡导下，在20世纪的20年代形成了一股废医热潮。除余云岫和鲁迅之外，还有政治人物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
  
    （周)孙中山是“废医”主张的强力倡导者吗？证据呢？没有一个字！这就是强词夺理！
  孙中山是一代伟人，我们在评述他的思想的时候必须非常慎重，每个论点都必须有充分的论据作为支撑，否则你将会严重误导读者。张功耀先生，你必须在此举证说明。
    我们看了一下，所有网上说到孙先生评中医的直接证据只有他的一句话：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之推荐中医。但是孙中山不愿服中药，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张功耀对此也收载了。见
张功耀<中国名人批中医言论摘编>
http://zhgybk.blog.hexun。com/6834446_d.html
    蒋梦麟先生追忆孙中山 “先生说他是学西医的，他知道中医靠着经验也能把病医好。西医根据科学，有时也会医不好。但西医之于科学，如船之于罗盘。中医根据经验如船之不用罗盘。用罗盘的，有时会到不了岸，不用罗盘的有时也会到岸，但他还是相信罗盘。”
  好了我们来看看孙先生的这句话的本意：他是说中医有可能医好他的病，西医也可能束手无策，但他还是认为西医比中医要科学一些，要好一些，他还是要选择西医。注意，这里丝毫没有“废医”的意思。
张先生你的证据何在啊，你必须举出来！
   （张)有学者已经指出过，这些“海归”的废医派人士均把废医主张与国民性的改造联系在一起。〔2〕然而，中国的文化是很难改造的。几乎所有新起的思想，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外部引入的，都要被淹没在庸众思维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有了一定普及的今天，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这个120多年以前就提出的废医主张，也还有许多艰苦的理论工作要做。
   （周)张教授是想论证中华民族思想的所谓“劣根性”，是不是？这是柏杨早就宣扬过的。你看看你周围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知道外国的科学文化进入中国并不困难。至于新起的思想，要看这个思想是否也有其“劣根性”，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张)以文化进步的名义
    在我国，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的“爱国者”不少，但却没有任何一个“爱国者”具备了理解和保守中国旧文化的能力。同样，尽管中国至今仍不乏批评主张“废除中医”的人，却没有任何“护医使者”指明了中医的前途。有不少人曾经试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实际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中医越是“现代化”，中医所暴露出来的缺点也就越多。典型的例子是，曾经被中医称为“大补之王”的人参（Panax ginseng, L.)，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相反却发现了它对于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作用。
   （周)人参经现代化研究以后，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我真的不知道张教授在下此结论前是如何查资料的？
    （周)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国内外有关人参的现代科学研究一直就没有停过。近的不说，王浴生先生主编的《中药药理与应用》（1983年6月第一版)中，就引用了论文82篇，其中有44篇是外国科学家的。他们证实了，药理方面人参有增强学习和记忆的功能、有调节中枢神经兴奋度的作用、对心脏有小剂量兴奋大剂量抑制的作用、对冠脉和脑血管有扩张作用、对血压有小剂量升压大剂量降压的作用、有抗休克作用、等等等等二十来项。临床上，人参可用于重危病人的抢救、神经衰弱的治疗、冠脉硬化、心绞痛、抗肿瘤等等许多方面。其中谈到不良反应的只有5篇。
    非常奇怪的是，张教授可以收集到有关6个方面的不良反应报道，却看不到一篇其药用价值的报道，这是为什么？？？？
   人参有没有疗效的问题是张教授的重要性论据，他在不同一地方反复到这一点。因此，有关这一点我有必要多说一说：
    在查阅资料时我也看到了几篇认为人参没有明显作用的文章，主要来自美国，看来张教授引文是有来头的，但这在大量的论证人参有效的文章中，显得太少了。
  面对收集参考文献时出现各种来源不同的资料相互矛盾时，应该如何对待？这一点也许张教授是明白的。但我要对读者交待一下：首先绝对不能不加比较地就选择对自己的论点有利的参考文献，大家切切牢记，绝对不能啊！这是一个科学道德问题，这样做的人是伪君子，是科学界的败类。正确的态度应该是：
1．认真地研究这些资料，找到它们之间出现差异的原因，选择正确的一方引用，但要把自己研究的过程写出来交待给读者。
2．如果无法判断，可以亲手重复实验，以第一手资料论证自己的东西。
3．如果你连重复实验也无法去做，你必须把两方的看法都写出来交待给读者，尔后你才可以申明我支持某一方的观点。引用某一方的观点。
4．如果正反方的论文数量相差巨大，约大到10比1以上的话；有一个不太规范但也被大多数人默许的做法，——你可以忽略极少数人的观点。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特例，决不可滥用。
另外，一定要认真地、最大限度收集与自己论点有关的资料，不要随意找到一篇就引用。
比如人参：我找到了与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相反的报道：
“《人参无法增进体力强化免疫系统》——人参一向被视为奇迹，可以增进能量并强化免疫系统。但是一项新研究指出，能证实传统亚洲药草具有神奇功效的证据十分薄弱，至少在生理作用上是如此。
　　人参在亚洲国家作为传统药物由来已久，但是在美国的FDA，仅将人参分类为一种饮食补充，而这篇研究的宗旨便是研究人参疗效与科学证据的矛盾之处。
　　这项研究发表于4月号的《运动与训练中的医学科学》（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在27名年轻及健康成人中，比较人参补充剂对于生理和免疫系统的作用，这些男性和女性每天服用400毫克的人参或安慰剂共8个星期。
　　在这8个星期的试验期间，研究员给予参加者一辆固定式的自行车，测试他们在服用前后的体力变化，另外，他们也收集唾液样本，测量他们免疫系统的变化，因为极为耗力的运动量会抑制人体的免疫功能。研究结果发现，人参补充剂并未促进参加者的生理表现，对于促进免疫功能以防止常见的疾病如上呼吸道感染，人参补充剂的作用也不大。
　　在耗力的运动期间，受试者心率和恢复模式并未改变，两个小组中的参加者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比例一样。
　　实验室的研究也显示，人参对于免疫系统的效果不彰。韦恩州立大学的研究员Hermann-J. Engels和同事认为，许多研究指出人参对于人体具有各种益处，但是他们指出，研究者必须承认，最近的人体控制临床研究并未提供确凿的证据以支持这种草药的功效。所以对于目前所服用的人参剂量是否具有促进健康功效，他们认为还需持谨慎的态度。
　　虽然在这项研究中，受试者每日所服用的人参剂量高于每日的建议使用量，研究人员表示，它比广泛应用于实验室和动物研究中的有效治疗剂量还低许多，他们说，这些研究结果显示，必须要将人体和实验室研究的人参补充剂量标准化。”
（出处:WebMD Medical News作者:Jennifer Warner文章的网址http://tw.health.yahoo。com/040109/57/ecxq.html)
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他们得出这一结果的原因，请注意他们给受试者每天服用人参的量仅有400毫克（因为FDA推荐的人参日用量只有这么低，可能是由于法律上的问题只能用到这个量)，这与我们中药的常用量1500～9000毫克差距太大。其它各国和我国的人参研究工作都是以中医的常用剂量为参考用量的。研究者本人也发现了这一问题的根源，并对此有过客观的评价。可以肯定的是，部分美国人参研究结果与其它各国研究的重大差异由此而来。
分析后我们就知道怎样引用这些文献了，请教张教授，我说的对吗？
又如：方舟子先生对中医也是持批评态度的，但他引文时与张教授则明显不同：
“有趣的是，国内外对人参皂甙含量的测定差异很大，中国研究者把人参主根中的人参皂甙含量测定为2.2-5%，而欧美研究者的测定结果则大约只是其一半。不知这种差异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外研究者对参的药性的信心的差异。就像以前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一样，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声称发现了人参、西洋参有多种药理作用，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都有影响，能提高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能力，降低疲劳度，防治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癌症、糖尿病等等现代世界的种种头号疾病。有一些动物实验、临床试验支持这些说法，另外的一些研究则未能加以证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参、西洋参绝对不是完全无害的补品。几年前美国医学机构曾发出警告，不可在手术期间为了“补气”而服用人参、西洋参，否则可能引起手术时大出血。”
http://www。100md。com 2003年2月3日 新语丝
这也是一种引用文献的方法，正反两面都收，并加入自己的看法。这样的引文方法张教授对它有异议吗？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请说出理由！
   （张)为回避这个严酷的现实，另有一些人提出了一种底气不足的新主张。他们认为，中医是越古老越可靠，中医的前途不在于现代化，而在于复古。可是，这个复古倾向一冒头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明眼人心里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由之，中医走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笔者首先想要论述的是，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周)首先我申明，我个人对中医的一些典籍懂得不多。但我翻遍了我们学校图书馆的所有中国医史和世界医史的书籍后发现，几乎完全一致的是，都认为自张仲景之后的历朝历代，中医药学在是有发展的（发展就是进步，这一点我相信谁都不会有异议的)。并且在“发展”一词的前面常常还冠有“很大”、“巨大”、“全面”、“飞速”、“前所未有” 等等，这里我就不再引文了，如果有疑，可以任找几本医史的书查一查。难道他们这么多医史学者全都错了？当然，林子一大，啥鸟没有，也许唯独张教授是正确的呢？不过张教授必须充分论证他的观点：（张)中医走入今天这种境地，是它从来不曾主动地寻求进步造成的。
   （周)我们来看他是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的：
    （张)中医祖于不立方剂的《内经》和《难经》。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西汉古方以前，我国中医史家常以东汉张仲景著《伤寒论》始立冬寒之方为中医方剂的开始。嗣后，复有河间医生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始明温暑，易州张元素传《医学启源》理脾胃，其徒弟东垣老人李杲写《兰室秘藏》讲内伤，张子和以《儒门事亲》攻痰饮，丹溪先生朱震亨以《丹溪心法》究阴虚，至此形成了“中医六宗”。中医史上也还出版过《医林改错》那样的书。这看上去，中医也是不断进步的和求实的。其实不然。中医六宗带有标榜性质，并无实质性的进步。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周)好一个张教授，在没有引用任何旁证的情况下，仅用连标点符号在内的共298个字，就对自汉唐、经宋元、至明清的9部经典予以评价——中医自汉代到清代，（张)其创新程度，还不如轻便自行车与山地自行车之间的差异。
   （周)这是多大口气啊！大有“我说是，它就是，不是也是”的气慨！！！但对任何一个对科学研究有一点了解的人都无法相信你的话，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一本一本地翻开这些书籍，一点一点地找出它们之间没有进步的证据，展现出来说服众人。
    （张)那些自认为可以进行医学纠错的人，自己所犯的医学错误甚至更为严重。
  
    （周)别的书我看不太懂，但对清代王清任先生《医林改错》中的解剖学部分我还是能看明白的，把他的“古人所绘脏腑图”和“亲见改正脏腑形图”比较，凡是学过现代人体解剖学的人都能看出《医林改错》的重大进步。张教授对王清任先生批评近乎于诽谤！在此我以科学的名义强烈要求张功耀教授必须拿出切切实实的证据来说明自己说词。
中南大学的领导也有责任要求他的每一个教授对自己在重大科学问题上的言论承担解释清楚的义务。这有关中南大学的声誉！！
   （张)再看下面张教授的论证：
就世界范围看，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笔者曾经考查过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代中美洲地区的医学。〔3〕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相比较，不难发现，所有古代医学都有十分相似的起源。比如，西医里边的“发炎”（inflame，inflammation)就与中医里边的“上火”是一致的。在化学药物兴起之前，全世界所有古文明发源地的人民都是用草医草药治病的。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古中国大概还是兴起草医草药较晚的文明地区之一。为使“护医使者”们对它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做稍微详细一点的论证。
高春媛女士曾经出版过《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其中对甲骨文医学资料总结得比较详尽。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却没有一个“医”字，哪怕是不可靠的“医”字也没有。〔4〕这表明，在甲骨文流行的时代，中国还没有医学。
   （周)张教授只会在书上找“病”“医”二字，就不会看看别的什么东西？高春媛老师在其书中写了大量的甲骨文中有关医药学的描述。如高春媛老师指出，甲骨文中记载了人体解剖部位名称约25个。（高春媛，陶广正。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41)
难道说人体解剖学不是医学的一个部分？
这本书有明确的有关疾病的论述：
如疒，甲骨文写作※（说明：古象形文字，电脑打不出来，与主题无关，故以※代之，下同)或※ 。    《说文》曰：“倚也，人有疾病，像倚箸之形。”此字当为疒，像一人倚床发汗之形。
疾，甲文做※ ，罗振玉释为“疾”，并曰：“像矢著人腋下”这字是矢伤人，即外伤病．所以前者为病字，象人卧床不起，后者为人受矢，是外伤之病，可见殷商之人是能够区分内外伤病的．这两字可以通用，表示疾病。（高春媛，陶广正。文物考古与中医学。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41)。
“这两字可以通用，表示疾病”。（而张教授写的是笔者阅读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得过去的“病”字，)原书上明明白白写着，张教授真的就没看见？令人难以至信啊！！
你这是地地道道的断章取义啊！张教授你必须对此有明确的解释。
再看看这本书的有关目录吧：
第二章 甲骨文医学资料概述 ————————————————39
第一节 甲骨文中的人体概念 ————————————————41
第二节 甲骨文记述的人体生理功能 —————————————43
第三节 甲骨文对各科疾病的记载 ——————————————47
第四节 甲骨文对妇产科的有关记载 —————————————51
第五节 甲骨中有关治疗方法的记述 —————————————56
第六节 甲骨文中关于卫生习惯的记载 ————————————62
高春媛老师以22页的篇幅描述了大量的有关和医有关的文字。太多了，不用赘述了，有机会可以借本看看。
还有，如今是2006年了，张教授不能只看一本，并且是1993年的书吧？（我发现下面还有几处也有同样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在应用资料证实自己的观点时应该如何去做，本人可能没有资格给张教授上一课。但我在此有必要向读者们推荐甄志亚先生的两本书，看看其中的他是如何订证自己观点的吧：
其一：
“甲骨文是商周时期刻在龟甲和骨片上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共发现记载疾病者为323片，涉及20余种疾病，有不少像形文字体现了当时医药情况。如沫、浴、疾、龋等。
安阳发掘的甲骨文可以使人们了解到公元前15世纪中国医学的情况。当时病称作疾，从甲骨上看，疾就是一个人中了箭躺在床上，“广”即床的像形字．那时是否有病，用能不能行走来断定，如果不能走，躺在床上就是有病了。按人体的不同部位来分疾病，如耳有病即耳疾，眼有病即眼疾。其次按疾病好发季节又分为疥、疟、※首、风。再次按发病人群分为妇人病、小儿病等”
（甄志亚  《中国医学史》 1987年06月第1版 17页)
其二：
“近来有人对载病卜辞作了进一步研究，重新归纳出34种病症和病象，如病首、病目、病自、奶执(奶头堵塞不通)、腹不安(腹部疾病)、※(腹部疾病)、病骨、病软(浑身无力)、病心 (神经官能症)、病旋(眩晕)、病疫(传染病)、病蛊(腹中寄生虫病)、病育(生育)及酒精中毒等。还发现甲骨文中有关于“※，用鱼”，和“※(疟)，秉枣”的记载，说明殷人已知利用鱼之 ‘行水”特性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并有“小病臣”之类专司医药事务的官职出现。”
（甄志亚主编  《中国医学史 （修订版)（供中医、中药、针灸专业用)》  1997年06月第2版18页)
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许多现行汉字那时还未产生，医和病这两个字有可能就是这样。然而“龋”者病也，“疾”者病也，作为教授，张先生不会不知道吧？非得写“病”字才是病？用枣治疟就是医，难道一定要写上一个“医”字不成？请“中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带头人”解释一下什么叫“形而上学”？什么叫“教条主义”？
我再一次提请中南大学的领导，你们的教授如此引文，你们有何评价？
    （张)至于立有方剂最早的中医著作，则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14种医书，其存续年代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拿它与其它文明地区的医学做比较，中国古代医学的肇始年代，不仅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医学形成的反差较大，与古希腊医学所形成的反差也是相当大的。对此，笔者已经指出过，19世纪5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0000多个瓦版残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其明确可追溯年代达到了公元前2100年，比夏启王朝立国还要早大约100年左右，比甲骨文的存续年代早大约700年，比马王堆医书早1900年。
    （张)古希腊的医学原来以为是公元前8世纪才开始的。最近，从公元前16世纪的草纸书中发现了古埃及人使用过来自克利特人的药方。这一证据把希腊医学的历史往前推进了800多年。遗憾的是，如此久远的医学历史文物和文献证据，在中华文明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5〕
   （周)我要郑重指出的是，中国的医学可考的铁证最晚也在公元前两千年。
中华医学起源的铁证就是中医用作针灸的工具——砭石。
“1963年在内蒙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根经过磨制的石针，一端有锋，呈四棱锥形，另一端扁平有弧刃，有人认为这是原始的针刺工具——砭石。后来（1978年)在内蒙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从一批古旧铜器中所发现的1枚青钢针，与头道洼出土的砭石相比，两者的形状和大小非常相似，表现出明显的仿制和继承关系。进一步证实了其为砭石的可靠性。
此外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公元前二千八百年到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笔者注)遗址中采集到的两种锥形砭石，一为灰色巉石，器身为圆柱体，两头磨尖，分别为三棱锥体（粗端)和圆锥体（细端)；另一件为绿色巉石，器身亦圆柱体，尖端为三棱锥体，长而锐利，乃锋针之前身。还有在郑州旮旯王村遗址龙山文化层灰坑出土的1件三棱形砭石，在徐州高皇庙出土的殷商时期的砭石，和在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1枚小剑形玉质砭石等。”
（甄志亚主编  《中国医学史 （修订版)（供中医、中药、针灸专业用)》  1997年06月第2版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