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雄论：第八篇  中西医学关系论争史略

一、中医问题的四次提起
二、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主要流派
三、“复古”“崇洋”新论
四、苏联教训发人深省

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问题几乎纯属学术性问题，是在中医药界自由地探索，讨论和解决着；在外界看来，几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在西医学伴随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不是作为平等的文化交流)传入中国之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衍生出对整个中医学的评价问题、中西医学相互关系问题、中医界与政界的关系问题……等等。另一方面，也使前述基本问题明朗化、尖锐化、社会化。从此，所谓“中医问题”就远远超出中医学术范畴，其命运也就不再能够为中医界本身所控制和左右。来自外部的力量开始迫使她偏离自身原来运行的轨道。然而，中医学数千年中所形成的，被人惊呼为“超常稳定性”的学术传统开始发挥出人们难以想象和无法制服的巨大威力。它帮助中医学体系顽强地挣扎着、抗争着，紧紧地吸附着自己固有的轨道。无论倒行逆施的人们如何施展出浑身解数，也未能使中医学脱离原有轨道而坠入无涯的太空中殒没。因之我们今天才能得以重新论及。
一、近现代中医问题的四次提起
近现代中医问题反复提起，大体可分四次。
第一次，明末清初。西医传入我国，约始于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年)，由意大利人利码窦著《西国记法》携来中国并传遍国中，其中一部分叙及神经学，可称西方传入我国的第一部有关医学书籍。继之又有《人身说概》、《人身图说》、《性学角述》等传入。这些书的传入，开始时并未形成多大影响。清道光、咸丰年间（公元1821-1874年)，英贺信氏于1848年在广州设立医院，并先后译著《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书，较诸明代所传入者大有翻新与长进，故其流行甚广，影响迅速扩大。其时中医名家如汪仞庵、赵学敏、王学权、王清任、陈定泰等，无不欣然接受新知，博及西学西术，尝试将新知与旧学融化。当时唯有陆九芝力主“死尸不可剖验”之说（应理解为尸解对中医学术有害无益——何注)，极力反对王清任等以剖验死尸行“医林改错”之举，成为当时维护中医体系之中流砥柱。至此，中、西医学学术论争，正式宣告拉开序幕。此可谓中医问题第一次提起。
融汇新知派大约由于旧学根底太深太固，除王清任等少数人外，渐次回到传统中医轨道上来，多数又成为“汇而难通”论者。
第二次，清末民国之初。西方医学伴随列强军事侵略遍及国内；西医开办学校得以正式列入反动政府国办教育系统；中国人学习西医者日增；西医西药亦由宫廷首府渐及广土民众。于是中医西医，俨然鸿沟对峙。部分西医如余云岫者，附翼反动统治势力，大煽排挤、消灭批判中医之风，必欲置中医学术于死地而后快。因而导致反动政府取缔中医与民众请愿之生死斗争。中医内部欲救亡图存者，分裂为两派。以博学多识之恽铁樵和自诩为“中西兼通”之陆渊雷二师徒为代表，分别扛起“中医改进论”和“中医科学化”两大旗帜，针锋麦芒，唇枪舌剑，在中国学术思想界高筑擂台，摆开了东、西方文化，中、西医学术论争的战场。其笔锋不但触及中西医学术之分野，而且直抵东、西方文化之根基。可谓壮哉伟岸，盛况空前！此可谓中医问题的第二次提起。
第二次论争，终以“中医科学化”未遂，中医学得以保存为结局，但斗争并未止息。
第三次，新中国成立之初，政新人和。孰料毛泽东氏于医道本难求进取，竟偏信陆渊雷一面之词，对早逝之恽铁樵所倡千古雄论横加贬斥，并亲将陆氏“中医科学化（西医化)”主张明晰为“中西结合”方针。举国上下，惊人“一致”，谁敢道个长短，说个“非”字？然毕竟不宜多加苛责。危难之际，竭蹶之中喜庆“解放”，更获“伟大宝库”之殊荣盛誉，朝不保夕之中医界但得檐下立足之地，也便心满意足。此可谓中医问题第三次提起。
总因中医学术过于“成熟”，宁毁不屈，至死不改，第三次提起，尽管“中西结合论”占了压倒优势，且旷日持久，中、西医学仍然“结”而不“合”，两大医学体系依然故我，自行其是。气吞中西的“新医药学”终究是海市蜃楼，虚无缥渺，似有实无。
第四次，70年代末。中共11届3中全会高擎“实践第一”真理大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国富民，改革开放；面对“中西结合”方针实施30年反致中医学术与事业“萎缩”之严酷现实，改而提出“三支力量并存”、“中西医学平等”之崭新口号。遂有崔月犁氏出脱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医部长”，主持召开衡阳会议。中医界齐心合力，更得各方相助，争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计划财政户头分列。时有任应秋氏自谓原为陆渊雷“中医科学化”忠实信徒，及至不惑之年痛加反悔，重返恽铁樵旄下，在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与中医界诸栋梁力倡“中医自主发展”说，坚持“中医学一定要按照它本身规律和体系发展”的论点，在衡阳会议上为崔月犁欣然采纳，促使会议作出一系列伟大的战略转折。
与此旗鼓相当，在1980年广州医学辩证法讲习会上，王建平、黄星恒等继续接过陆渊雷“中医科学化”旗帜，继50年代之后，在80年代重提“中医现代化”口号，力倡“多学科研究论”，一时风起云涌。继为当今科技界巨头钱学森所首肯，并进而“动”之以“唯象论”，欲取传统中医学而代之，从而将“中医现代化”推向巅峰。
继有成都洪梦浒氏义无反顾，首先发难，在新创办《中医药信息报》上慷慨陈词；又有北京傅景华氏针锋相对，主以“易辙论”、“危机说”，合而逆流挽舟，遥相呼应。潜有湖南何足道于《健康报》刊出钱氏中医设想后一月，撰成《旮旯中医评钱氏设想》一文，投身滚滚历史洪流，直欲力挽狂澜。
于是两军对垒之势既成。双方各有所执，互不相让。一场振撼世界的东西方科医学大论战正在中国土地上热烈酝酿，行将全面爆发。其气势之雄伟，场面之壮观，焉非五十年前之恽、陆之争可比！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岂限于区区中医学之存亡哉！即于西方世界唤了数十年之“科学革命”者，亦可望由此而成定局。中国乃至世界每一个有识之士，都可以在这个历史性超级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并找到自己的归宿。我们应当奋力进取！此可谓中医问题的第四次提起。
近现代中医问题的这四次提起，实质上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四次历史性大起伏。在这四次大起伏中，涌现出一系列杰出的有关中医发展战略问题的学说、理论和战略问题专家。任应秋著《中医各家学说》、赵宏钧《中西医学论争史》（内部资料)、黄煌《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发展理论》等已先于本书触及本专题。本章仅就历次论争的核心和实质问题作扼要述评。
二、中医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主要流派
如前所述，自明万历年间有关西医学的著作传入我国，中、西医学关系问题便成客观存在。起初，中医界只是竞相研习新知、博及西学，渐次便有“汇通”与“反汇通”之并存和分化。考中、西医学之争端，实肇始于明清之交。其后，随着西医的发展及其在国内的影响逐步扩大，中医界不少具有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便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与探讨，逐渐形成了“中西汇通论”，又递进演变为“中医科学化”、“中西结合论”、“中医现代化”而至今。与此相伴而行，又有“反（难)汇通论”、“中医改进论”、“中医自主说”、“中医独立论”之发展，纵观近现代中西医学论争史，两种观点、两套理论、两条路线，可谓径渭分明，鸿沟对峙。
中西汇通论与反汇通论
中西汇通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首推唐宗海。
据黄煌等云：1892年，四川名医唐宗海著《中西医汇通医经精华》，首先使用“中西汇通”一语。此论确否，有待考定。持这一思想者，尚有罗定昌《中西医粹》、王宏翰《医学原始》、朱沛文《华洋脏腑图像约篡》、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中西汇通论的主要学术观点，可由唐宗海《中外医书四种合刻·中西医解自叙》给出。
唐云：
“方今四海为家，五洲同轨，自鸿荒以至今日，天地开辟，于斯为盛，举凡三才之所有，百族之所宜，上可损益乎古今，下可参酌乎中外，要使善无不备，美无不臻，驾三皇而轶五帝，岂独一才一艺，彰明较著于天下已耶！夫医其小焉者也。然即以医论，又岂可以歧视哉！同是人也，同是心也，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盖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因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之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
唐氏上论提出了中西汇通的总纲领。
任应秋将唐论归纳为二点：
从整个学术来说，必须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到尽善尽美，超越前人。从医学来讲，中医西医，各有长短，应该摒弃疆域异同之见，取长补短，归于一是。
任氏肯定说：“这两点都应该说是正确的。”
何按：任氏“两点”可商。依何某陋见，唐论似是而非，虽语辞艳丽而华美，然实属朦胧之中想入非非。在本书看来，亦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其一，求全责备，贪大求洋。中医学术是应该尽力做到“尽善尽美”的，但不可离开中医学自身的固有发展规律去一味追求尽善尽美。“中医+西医”不是中医，更不是中医学的尽善尽美，而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
其二，折衷调和，掩盖矛盾。唐氏立论之时，尚不明中西医学本质差异及其不相容性，且有意抹杀“疆域异同之见”（实属客观存在)，“但求折中归于一是”，单凭美好愿望，无视客观事实，违背客观规律，必然碰壁。
唐氏本“中西医学理原一致”（其实很不一致)之精神所进行的汇通，其理论核心亦不过是将中医学之藏腑学说与西医解剖、生理、病理从文字上强相比附，借以强证中说、保存中说，并没有从实质上作出比较科学的定论。唐氏汇通带有明显“重中轻西”倾向。对于西说，唐氏自认凡能附会中医者便取之，不能者便弃之，但决不以西医之学说为标准来取舍中医。
汇通论中走极端者，当数王清任《医林改错》。其受西医解剖方法影响极深，转而叛离中医学术轨道，直以死尸之验，欲废中医藏象。可叹中不中、西不西，愈改愈错，致成医界千古笑柄。
此汇通论中自成一家者，又有河北张锡纯氏。他除在文字上将中西原理加以牵强比附之外，并开始从临床上配合中西药观察应用。其主张为：“西医用药在局部，是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证，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甚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
何按：中医学术自有其标与本，西医亦未尝无有自身的标与本。张氏将中西医各自的标与本断然割裂，取西医之“标”与中医之“本”强合，未免东扯西拉，信口开河。但其“遇难治之症”，不图学术本身之精进，唯求应酬于一时，抄袭中西医现有成法，中西药合用，技术上凑合凑合，临时应急，也未尝不是临证可行权宜之计。然而这毕竟不是中医的长进，也不是西医的发展，更不能算作中、西医学的理论结合。
2、反（难)汇通论
与中西汇通论者相对，其时有陆九芝推崇仲景、笃信五运六气，持死尸剖验于中医学术有害无益之说，极力反对王清任等实地观察尸体内脏并据以篡改中医藏腑之行径，成为坚持中医传统、维护中医学术之中流砥柱，独擎“反汇通论”大旗。惜其时西向大潮倾泻，复因明中西医学实质者寡，故响应者甚少；后世亦错误地将其归于“遵经崇古”一类。
与中西汇通论相随，“中西汇而难通论”者大有人在。这种“汇而难通论”，常与“汇通论”同出一人之口。其代表人物，亦首推唐宗海。唐“折中”来“折中”去，终于发现，中西医学理实难强合贯通。其对西医解剖、生理、病理之抨击，较他人为甚，亦与其本身牵强附会部分自相矛盾。
“西医剖割视验，止知其形，不知其气，以所剖割，只能验死尸之形，安能见生人之气化哉！
“西洋医学，则止就人身形质立论；不知人之气化，实与天地同体也。
“西医之精，能将斜目修削使正，然不久仍斜。不知病源，剖割何益哉。
“西医不知人身自有照影、留声、记事之妙质，虽剖割千万人，能得此理否？”
何按：被公推为汇通论“旗手”的唐宗海，以其精湛的祖国医学功底，在深入学习中、西医学的过程中终于发现：中西医学理论永存（绝非“不存”)疆域异同之见，无论怎样“折中”，终究是貌合神离，汇而难通！他自己推翻了中西医学“不存疆域异同之见”的错误论点。
又有清·王学权虽赞赏西医解剖，却并不为其所动。其评《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云：“愚谓人与动物，皆气以成形。经云：‘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如革囊盛水而不漏。其活时之玄府已无可验，故有形之死质可睹，无形之功用不可睹也。纵精思研究，断不能如《西游记》所说，钻入人腹，周行脏腑经络，尽悉其所以然，而后出以著书。不过批却导款，推测其所当然而已。故其所著《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书，虽有发明，足补华人所未逮，然不免穿凿之弊，信其可信，阙其可疑，是‘皮里春秋’读法也。”
何按：所谓“皮里春秋”读法，意为口内不言，心存褒贬。王学权中医根底坚牢，故虽读洋书，不为所动，能有“皮里春秋”读法。
孟庆云等谓：“在中国医学史上，汇通派的思潮曾执一代之牛耳，但其弟子们几乎全都回归到传统继承的轨道上。” 除了王清任等外，绝大多数汇通论者均转变为“难通论”者。这种奇怪现象，依笔者陋见，乃是初涉西学，不明真象之故；亦与“翻译”造成的混乱不无干系。
观以上汇通与难通及反汇通论三者，均无促中医西化之意。即便汇通论者，亦不过希图借西学以稳固、扩充我中医根基。唯王清任之流不在此例。虽均无所成就，但却启开后世探讨中西医关系之先河。后世各种论调，几乎都可以在此找到源头。
例如：毛氏医学科学基本原理的“中外一致论”，流行的“扬长补短论”、“兼容并包论”，“中西结合论”以及近期兴起的“西药中药化”主张等等，其源盖出于此。
中医改进论与中医科学化
中医改进论
中医改进论的伟大旗手是恽铁樵。
医林一代宗匠恽铁樵，语通汉英，术涉文、医、教，学验俱富。其学识之渊博，及于中外古今。中医学于性命交关之际、危难之中得此英才，实乃万幸！
1917年，西医余云岫著《灵素商兑》，向中医学术发起全面攻击，并假反动政府之手排除异己，欲消灭中医事业。五年之后，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出而作答；继有恽氏学生陆渊雷著《陆氏论医集》、《生理补证》等书，亮出“国医科学化”旗帜，与其师所倡“中医改进论”本同为对抗余氏加害而救亡图存，结果反成敌对，互不相容，酿成中医发展史上前所未见的“师徒之争”。恽氏著有《药庵医学丛书》，内含《文苑集》、《论医集》、《群经见智录》、《伤寒论研究》等多部。他竭力保卫内经、伤寒等中医经典，力倡中医改进论，宣传中医科学性，维护中医科学体系的纯洁性，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
保卫中医经典
余云岫杜撰《灵素商兑》十篇，极尽诋毁攻击中医之能事，谓灵素为祖国医学理论之中坚，声称：“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则前古荒唐无稽之学，将日就淹没而自尽，不攻而自破”。恽氏针锋相对予以驳斥，明确提出“《内经》不能废除”：
“仲景撰《伤寒》，自言用《素》《难》，巢元方以下，皆宗此书。《素问》之不可读，是不易懂，并非《素问》本书不善。即如‘东方生风’，余云岫《灵素商兑》痛加驳斥，其实余氏之言，只攻击到表面，风指动言，与‘风以动之’之风字，同一意义。佛家言地水火风，水火指燥湿言，地风指动静言，其意亦同。此所以古医书如《千金》，凡神经病，手足肌肉及官能不由意志命令而自动者，统谓之风，此风字之意义，与余氏所说完全不同，惟其如此，所以风生木，木生肝，肝之变动为握，握训痉挛，肝之府为胆，胆之经气为少阳，少阳从火化，火曰炎上，下厥上冒，过在足厥阴少阳，如此则为厥癫疾，其语意是一串的。又《内经》以肾属冬，以肝属春，以心属夏。《伤寒论》以足少阴经为末传，其病实属肾。何以知其属肾？伤寒少阴证，脉沉微，倦卧，但欲寐，得附子便愈，其不可愈者，乃是病机已逸，治之太晚之故。附子是肾药，附子之药位在小腹，小腹为肾之领域，用附子而能愈，则可知病之属肾为真确……今考《伤寒论》之用附子各方，其见症十九皆汗出恶风者，于是形能之关系乃益显著。又如甘露消毒丹，为温病特效药，此乃现在中医界的公认，此丹专治暑温湿温，暑温湿温者，夏季之病也。《内经》以心属之夏，则暑温湿温，实手少阴心经病症，手少阴经，心也。何以证明暑温湿温之属心？观于甘露消毒丹为特效药可以知之，何以故？因此丹有菖蒲之故，菖蒲之药也，故孔圣枕中丹用为主药。甘露消毒丹之用菖蒲，实是引经药，所以变更药位者，因其病以暑为主要。是故温病单用菖蒲不效，甘露消毒丹除去菖蒲亦不效。谚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有时不必得瓜，而得瓜可以知其决不是种豆。故循因执果，有时靠不住，而执果溯因，则千百不失一。今执菖蒲附子之药效。推求伤寒温病之属肾属心，非妄语也。此为千虑之一得，虽不必便是铁案，然其事实非偶然，据此是《内经》确有精义，并非扣盘扪烛之谈。”
何按：恽氏此处“千虑之一得”，是对中医理论形成过程与方法的认识，非深思熟虑，实践体会而不可得。
针对余氏“自来言伤寒者，皆宗仲景《伤寒论》，而言《伤寒论》者，皆不能脱离六经。以余观之，《伤寒论》之最无意义者，六经也，最荒谬者，六经之说也”的灼金之言，恽氏对曰：“治医必先通《伤寒论》，能通《伤寒论》，则方之组织，药之功效，脉之精微，证之变化，始能心下了然，指下无疑，以之临证则可以决死生，别嫌疑，定可治。”此适为入木三分真知灼见。
力倡改进中医
恽氏云：“中国医学是平正的，非玄妙的，是近情著理人人可解的，非艰深难晓不可思议的。”
恽氏并不否认中医存在缺陷，认为“天壤间无论何种事物，积久无有不敝，不能不与时推移”，主张“改进中医，整理学术”，其目的“欲使退化之中医进步，欲使凌乱之学术整齐”，认为“中医不改良，亦终无自存之希望”。他的改进方案的第一步，是“诠明学理”：
“是故第一要义，在将古书晦涩之医理，诠释明白，使尽人可喻。换言之，非设法使中医学民众化不可。”
恽氏申明改进的原则，必须以中医学术为主体，“眼光须注意本身学说”。
恽氏也曾提到借鉴西医知识问题，指出：“现在所急者，在明生理之真理，自当采用西国学说为重要工作之一，但亦不过诸种重要工作之一种，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
何按：显而易见，恽氏尚不明这种“借鉴”，势必导致中西医“浸然杂揉”（恽氏自语)。他一方面念念不忘反对“中医科学化”，一方面又在此为中医科学化留下了契机和缺口，并直接损害“以中医学术为主体”的原则。他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原则性的疏忽，即忘掉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更何况“牵”的是基础要害部位。此实属恽氏认识模糊与不彻底之处。尽管如此，恽氏仍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以科学化为时髦”而“舍本逐末”的主张。
反对中医西化
恽氏对于中医科学化即“西医化”主张，极力反对：“……如但求科学化，则非驴非马，必有大害。又不可效法东洋，彼国现在医学，号称居环球第二，其所以致此，表面是科学化，里面仍是用中国旧方药，可谓中医同化于西医，如此则中医学熔入西医，而中医本身消灭。在日本，中医学本非己有，自在不甚爱惜之列，且彼邦中医技俩，本来只能拾取一二效方，未能窥见东方文化真相，宜其有此结果。我国若效法日本，本谈不到改良中医，废除可矣。惟我国广土众民，生活寒俭，科学化之西医，实不适用（何按：此语诚为“偏激”，但极为切合当时中国国情，切合民情；即于今日亦何尝不是如此？)。又药业为全国数千百万人生活所寄，即欲废除，亦形格势禁，故断不能使中医同化于西医，只能取西医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
何按：恽氏从中国的国情、民情、经济实情出发，阐明了中国不能效法日本搞所谓“中医科学化”、使中医同化于西医，即废除（取消)中医的道理，并明确指出，在中国废除中医，关系国计民生，“形格势禁”，断不可行。
恽氏对于1933年夏中央国医馆有关统一病名欲以西医译名为准，取消中医原有病名的错误主张，起草《统一当以中名为主》的四点意见，极力表示反对。恽氏并首倡“东方学术自有其立脚点”的千古雄论：
“中西医学基础不同，外国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府定名，以气候定名，此因中西文化不同之故。建议书第二节云：‘天下事物，只有一个真是，西医病名，既立于科学基础上，今若新造病名，必不能异于西医，即不能合于科学，不然科学将有两可之是。’此说可商。鄙意以为科学是进步的，昨日之是，今日已非，故不能谓现在之科学即是真是。西医尽多议论与事实不符之处，是其明证，此其一也。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方法却不是一个。譬之算学，用数学求得得数，用代数亦求得得数，方法不同，得数同也。如谓数学之得数，不是代数之得数，则非确论。故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学术自有立脚点，此其二也（半个世纪之前能提出如此杰出之观点，何等难能可贵！——何叹)。今若以西名为主名，不废中国学说，则名实不相符。若废中国学说，则中医即破产，不于此，则于彼，更无回旋余地。例如《伤寒》一书，包括支气管炎、肋膜炎、胸水乃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日射病、虎列拉等等，假使用此诸名色，初步，《初寒论》本文，将渐次无人研读。继一步，必《伤寒论》方无人能用。及后一步，必讲究注射灭菌（何其准确深刻！今之临床中医特色几乎消失殆尽，其根源即在此——何按)。如此，则中医消灭，中药消灭。是故用中国病名为统一病名，在所必争，事非得已，不止名从主人而已，此其三也。名者实之宾，先有事实，然后有名，鄙意以为整理中医，当先从诠明学理起，今贵馆既从正名着手，自是一种方法，但定名之时，眼光须注意于本身学说，因学说是主，名是宾。今若不顾一切，惟名是务，则有宾而无主。改进中医，整理学术，是欲使退化之中医进步，欲使凌乱之学术整齐。今统一病名，而用西名为主体，则与本身之学术冲突，与整理改进之初心相背。仅有此统一之名，将来可以步步荆棘，则此番定名之工作何为者，此其四也。”
何按：50年前中医卫士奋力拼搏坚守之阵地，现已几乎丧失殆尽。中医理论战线几近全线崩溃边缘。欲使残破之中医学术振而复兴，确已是“步步荆棘”。纵是岳美中等几声稀疏枪响，又管何用？
维护中医体系
恽氏之文亦如其人，脚踏实地，紧密结合学习与临床实践，注重实效，鲜有空泛言辞，大别于“山间竹笋”与“墙上芦苇”，因而具有坚不可摧的逻辑力量。恽氏每以切身感受与体会，宣传中医科学性，维护中医学术体系。他写道：
“程效倩注《伤寒》有云：‘实热攻肌表颜额，虚热攻四肢’。故吾侪诊热病，手按病人颜额，与手掌比较，两处之热孰甚，则可以测知其热之为虚为实，此为热度表所不能量者，西医笑中医，以为手试冷热，粗而不确，岂知其妙用乃在热度表之上。又如女人停经，假使属瘀，则环唇必见青色；假使属孕，则脉滑而唇四白颜色华好。停经与有孕，属冲任子宫方面事，何故与环唇静脉有关？此其事有足以资研究者。第一步观宫监之无须，推知环唇与肾腺联带关系。第二步观女人经阻小腹痛者，上唇辄显青色，因而推知子宫卵巢与无须之标著，而冲任之血，仍与上唇有连带关系。第三步观女人之有孕者，环唇色泽华好，因而推知瘀则血凝，故静脉隐青色；孕则血活，故唇四白华好。如此逐步推测，以为诊断之法，是为形能之学。其事千百试而不一爽，此为事实，非可以口舌争也。子宫卵巢生殖腺与环唇静脉之关系，其途径若何？为解剖所不可见，故形能之法，有时贤于解剖。胎元胎盘，同是血肉，同时能透爱克司光，故有孕与否，爱克司光不能断定，而中法能断定之，是形能之学，有时优于爱克司光也。类此之事，为鄙人所发见者多至数十条。故古书实无负于人，苦于后人不能研究耳。故云东方学术自有其立脚点。”
恽氏非常重视科普工作对保卫中医学术的重要性。他写道：“若要捍卫中医，则须将其晦涩之医理诠释明白，使举国（还须“举世”——何加)皆能明了，然后能伸其说，否则西医（现在还有假“中医”——何加)菲薄中医，中医不能自伸其说，竟无话可说也。”
综上所述，恽铁樵以其广博的学识、精深的中国医学功底、丰富的临证实践诊疗经验，以高尚的民族气节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不畏权势，叱咤风云，首创新论，为民立言，成为保卫东方文化和中医学术传统的杰出中医临床家、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和战略大家。无怪乎世人赞曰：
“医林一代宗匠，不亦伟哉！”
其时赞崇并响应恽氏中医改进论者，尚有诸暨杨则民。杨氏悉心研习《内经》、《伤寒论》及各家典籍，造诣颇深。杨氏于1933年9月以浙江省国医分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建议书提出之意见》一文，针对当时某些人企图消灭中医的阴谋，据理力争，与恽氏相策应。但其在维护中医学术传统方面，远不如恽氏坚决彻底。
中医科学化
与恽铁樵“中医改进论”相悖，有陆渊雷所谓“中医科学化”主张。面对余云岫等西医以中医不科学为由，假手反动政府消灭中医，陆氏则在中医界内部大倡“中医科学化”，竟公然承认余氏对《内经》等中医经典的攻击为合理：
“国医之胜于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灵》、《八十一难》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其所著《伤寒今释》、《金匦今释》皆摒弃《内经》等经典理论，随心所欲地改用西医理论加以解释。
陆谓“……主以汉师训诂，远西科学，读汉唐古书，博考深思，去其浮空执滞，为之疏通互证，向之中西画若鸿沟者，窃不自量，辄欲糅合为一，故方术则中土，理法则远西。”
陆氏“中医科学化”的指导思想，集中反映在下面这段话里：
“国医之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故担任国医科学化之工作者，须有国医旧说根底，且须通晓普通科学，不然即无从化起。”
陆氏主张要点，可依任应秋氏，归纳为以下五方面：
一、中医不科学，所以亟须科学化以救亡图存。
二、中医治疗方法有效，且有突过西医之处。因为它是从经验累积得来。其药效多真确，而学说反多臆想。
三、欧西传来之解剖生理以及他种与医学相关之科学，皆出于精密之观察，巧妙之试验，取而讨索古方所以得效之故，可以得真理。
四、方法是以西医理论解释中医。能解释者，即以西医理论取而代之；不能解释者，则据西医学而否定之。一句话，就是中医必须向西医看齐，以西医为衡量取舍的标准。
五、凡担任国医科学化之工作者，必须通晓国医与现代科学两者，方能进行此项工作。
陆渊雷“中医科学化”主张貌似有理，实则大谬。不难看出，它的哲学基础是西方二元论。其典型表现，是将中医经验与中医理论人为割裂，企图攫取中医经验与实效，而废弃中医理论与经典。它的思想根源在于不明中、西医学在宇宙观和方法论上的本质区别，抱定“只有精确（确定性)研究才算科学”的顽固偏见。它的前提是“中医不科学”。它的核心则是一切以西医学和西方近代科学为真理标准，凡符合者属科学，不符合者即斥为不科学；不懂得临床实践才是检验医学理论的唯一标准，西医和中医同样要接受临床实践的检验。它的战略目标，则是力图实现中医西医化——从研究方法（解剖分析、生理病理)直至术语表达。因此，陆氏主张的实质是废弃中医学的独特理论方法，使中医的宝贵临床经验与卓越疗效隶属于与之毫不相干的西医学理论框架之下，进而将中医学熔化于西医之中，显然这是一个吞噬中医从而使之走向灭亡的主张。
陆氏主张一开始就受到中医界的抵制与批判。前已述及，其师恽铁樵尖锐批评说：“如但求科学化，则非驴非马，必有大害。”“万不可舍本逐末，以科学化为时髦，而专求形似，忘其本来。”
恽师给“中医科学化”所下的“以科学化为时髦”的评语是十分中肯的。邱佳信等提供的一则材料是对恽师评语的最佳注脚：
“近来常有这样的现象，每当西医在某一方面有所发展时，中西医结合研究也跟着向那个方向发展。如当西医在内分泌方面有进展时，就围绕17羟醛固酮、性激素等方面开展；当西医在微循环方面有新的见解时，就集中在甲皱微循环的变化上开展；当西医在免疫学上有突破时，那么有关淋巴细胞转化试验、花瓣形成试验等工作就大量涌现……我们有些研究工作的结论似乎在表明：中医理论讲来讲去原来就是西医的某部分内容！？这种尾随西医理论的状态应该改变。”
何按：这跟社会上一会大裤脚时兴，一会又时兴小裤脚的赶时髦有什么两样？！其实中医理论及其概念与上列17羟醛固酮、性激素、甲皱微循环、淋巴细胞等等没有一项是相通同的。如果这就是中医的所谓“科学化”和“现代化”，那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陆氏拒绝其老师的正确批评，谓之“并非逐潮流、趋时髦”，结果使自己愈陷愈深。
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任应秋先生在经历了曲折道路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
“陆氏的所谓的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吻合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中医科学化，就是中医西医化。”“陆彭年所作的中医科学化工作，……悉以西医学为标准。……西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未知数，比已知的还要多得多。作医学科学的研究，哪能只能是向西医学求证呢？宜其事倍而功未半也。”“陆彭年的倡言科学化，确是筚路蓝缕，下了一番功夫的，可是，其说虽风行一时，毕竟没有收到真正科学化的结果。”
陆氏主张确曾风行一时，几起几落，且误人不浅。即今对其给予尖锐批判的任氏本人，其时亦在劫难逃。
任氏晚年忆及：“当时官方舆论，则谓‘中医不科学’，不仅中医当废止，即中药亦无存在的必要。中医界自身亦倡言‘中医科学化’，谓不如此不足以救亡图存。余在此混混洪流中，亦期期惟‘科学化’自命，对陆渊雷的著作最为称许。”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而今仍有不少中医名家陷身此混混洪流之中，不能自拔。
陆氏“中医科学化”主张之不能立足，从其立论本身的矛盾性即显而易见。陆云：“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循此按逻辑常识推理，只能得出“国医无实效”的荒谬结论。这显然与“国医有实效”的客观事实不符，连陆氏本人也予以否认，所以不能自圆其说。中医既有实效，其理论必合实理。按西医理论开中药，无论如何得不出中医的实效。西医理论既合实理，就必定有实效，大可不必还要从中医这里攫取实效。若实效不显，就要反思那理论是否真合实理。现在事情被弄巅倒了，有实效的理论反而不合实理，其理安在？！
陆氏与那些真正精通西医的科学家迥然不同。他不去怀疑那在临床上缺乏实效的某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是否科学，却一口咬定卓有实效的国医理论“不合实理”。仿佛“中医实效”不需要懂得中医理论即可取得，而“西医理论+中医实效”反成世界上最“科学”的医学理论。这样的奇谈怪论如何能令人心悦诚服？！
50年代起，陆氏成为医界“座上宾”，其主张为毛泽东采纳，并被具体化为“中西结合”方针，采取行政手段予以强制贯彻执行，统治中国医学界长达30年之久。
中医界今日面临的严酷现实，映证了恽氏“必有大害”的科学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以来，“中医科学化”思潮对中医药学术和事业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和余云岫的倒行逆施内外呼应，起了“消灭中医药”的反动政策所起不到的作用，从内部分裂瓦解了中医营垒。这也许是陆氏本人所未曾想到过的。他或许做梦也不曾料到，其竭力鼓吹的“中医科学化”主张会助纣为虐，使自己变成破坏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有过之人。
“中医科学化”的巨大危害今天已充分显示出来。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六方面：
一、模糊了人们对中医科学性的正确认识，动摇了中医界的基本信念，并且直接为消灭中医药的反动政策提供了口实。
二、扭曲了中医药学术按自身规律独立发展的正确方向。
三、涣散了中医药人员的专业思想，分散了他们的精力，磨灭了他们的专业进取心。
四、干扰了中医教育，包括办学方向，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等。
五、破坏了中医医疗、教育、科研体制和机构的专一性、纯洁性。
六、搅乱了中医临床工作，严重影响了中医的疗效和声誉及其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总之，“中医科学化”思潮的泛滥成灾，不但毁坏了中医药学术与事业，而且毁坏了几代中医；不但毁坏了中医药人才，同时也损害了部分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西学中”以及其他学科的同志，使这些同志深深陷入医学“乌托邦”中至今不能自拔。今日中医药界客观存在的严重后继乏人、乏术、乏药的可悲局面，不能说与其没有直接关系。
不失为伟大学者的任应秋先生在病逝前夕遗下的《论医集·自叙》中将其一生治学历程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写道：“余之《任氏传染病学》《仲景脉法学案》《中医各科精华一集·内科学》《中医各科精华二集·内科治疗学》，均成于这一时期，也就是所谓‘中医科学化’的产物吧，这是前期。”“前一时期所作，多半无保留的价值”。因此，他在编集自己平生最后一部著作《任应秋论医集》时，为了中医药学术与事业的前途，为了不致贻误后学，不得不忍痛将其尽行删去。任氏一句话，断然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学术生涯，个中蕴含着多少辛酸、苦楚、心血和眼泪！殊不知正是由于这一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精神，使任应秋先生得以彻底摆脱“中医科学化”错误思潮的羁绊，学术思想升华而一举成为维护中医科学传统及其理论纯洁性的当代伟人！
任氏痛定思痛地总结道：“治学无论怎样勤奋，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在五十余年中，勤奋一也，而先后的效果迥然不同，至今犹值得我的深思。”
任之将逝，其言尤真。毫无疑义，作为中医药事业的后继者，我们理所当然地应当从任氏坎坷一生和肺腑之言中获取深刻的教训和有益的启示。
然而时至八十年代，中医科学化主张尽管在实践上遭到彻底破产，但由于未能从理论上进行彻底反省，这一错误思潮继续变换形式，又重新抬头，在新形势下又有了新发展。陆氏传人绵延不绝。在近期的报刊宣传之中，宣扬“中医现代化”的文章连篇累牍，“中医科学化”的鼓噪声不绝于耳，且调门更高。
综上所述，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恽、陆师徒之争，实质上是关系中医药学术与事业的生死存亡之争。恽氏所倡“中医改进论”，是维护中医学术体系，保存和发展中医的正确主张。这一主张无疑武装了当时的中医界，从而动员了全国的中医力量，粉碎了余云岫之流消灭中医的企图，也为今日振兴中医的运动提供了重要启示和理论武器。而陆氏所倡“中医科学化”主张，有昧于中西医学的本质差异，以主观臆断为依据，是促使中医学术消亡的错误主张。该主张今天仍然危害着中医事业和学术的生存与发展。惜乎恽师竟因积劳成疾，于1935年过早逝去。其千古雄论在生时无人能与匹敌，死后却横遭罢黜。此实为中医学术与事业之特大不幸。
中西结合论与中医自主说
    以中医理论不科学为前提，以中医西医化为核心内容的陆氏中医科学化主张，迎合反动政府废止中医的声浪提出，在当时的中医界颇不得人心。黄煌等谓之“不合时宜”。陆氏主张既没有被当时的中医界接受，也没有受到反动政府的青睐，处于“两头受嫌”的尴尬境地。
新中国成立后，陆渊雷得遇良机而一举成为“座上宾”。其主张被毛泽东几乎全盘采纳，并明晰为“中西结合”的卫生大政方针。
中西结合论
黄煌等对“中西结合论”作了初步整理，兹引述于后：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以其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眼光，对中西医结合作了精辟的论述，指出了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志在同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会见时发表了他对中西文化及中西医学等问题的看法。其要点为：（一)医学不象艺术，没有民族形式，科学的基本原理，是中外一致的。他说：“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司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医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二)学习西医学，是为了研究中医中药。他说：“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中国的新医学的理想：“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三)提倡搞些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他说：“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此论显然是针对恽铁樵所发——何按)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他说：“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此话可是一点不假——何按)结合论的主体是西学中，而汇通论则是中学西，两者的区别在此（不对。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汇通论是试图借西医学理佐证中医以保存中医，结合论则无所谓保存中医，其“发展”中医也是假的，其目的是挖掘中医，融化中医，创立所谓“新医学”。内容上都是“融贯中西”，但侧重点和终极目标不同——何按)。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这个思想，对中医工作与中西医结合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十多年来，国内许多学者从哲学、历史、社会自然辩证法等学科对中西医结合的可能性、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作了大量的论证研究工作，全国在政府的领导下，曾搞过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的群众运动，广泛的中西医结合实践，取得了不少不可否认的成绩。中西医结合论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医发展理论。
何按：读着这段1987年12月刊于《医学与哲学》上的文字，我们又仿佛回到1978年以前那思想僵化、学术风气令人窒息的时代；似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对于中国医学界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非常可惜，直到32年后（即1988年)才由龚育之透露了当时没有发表的两个文件：一件是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关于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的一封信。另外一个文件是1957年7月3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的一组批语。一条针对党校不能允许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争鸣。毛批道：「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一条针对有人认为经典著作不许怀疑，批道：「不许怀疑吗？」还有一条，问党的政策是否允许争论。毛批道：「为什么不允（许)争论呢？」
这些批语，不能不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创造活力”。笔者不解为何当事人勇于提出却没有勇气实施。显而易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乃至将来，这样一条“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创造活力的新路子”，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对于科学艺术的发展，都是迫切需要和必不可少的。如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项基本国策真正付诸实行，那将使我们少走多少弯路，少吃多少瞎亏，将给我国的政治生活、科学艺术的发展带来多大的实惠，将免除多少失误和挫折啊！
哀叹、惋惜又顶何用？我们必须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中共11届3中全会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在破除祸国、害党、殃民的“个人迷信”问题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在中国医学界，这种“个人迷信”仍然根深蒂固，“左”的影响基本上没有触动，要不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问题的基本原理、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来对待毛氏本人？可不可以依据自然辩证法和医学科学的原理尤其是30多年的医学实践，来重新评审毛氏医学观点和主张？这已经成为能否对毛氏医学发展观作出历史的科学评价的前提。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便只能是“步步荆棘”，寸步难移。
本书委实不想“放马后炮”——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从根本上否定毛氏医学观点和“中西结合论”的所谓“巨大成就”（其刚提出时就理应迅速作出反应，无论要担多大风险，纵然杀头也在所不惜。但那时笔者还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儿童)。然而为了中医学的生存和中国医学的发展，笔者仍不得不提出如下质疑：
一、医学象不象艺术？托马斯·布诺恩说：“世上的一切都是艺术化的”。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究竟哪一个更符合客观实际？
二、医学究竟有没有民族形式？既然没有，何以西医到了中国仍然叫“西医”？而西方见中医同样不肯把那“中”字去掉？在日本则干脆把中医叫作“汉方医”？中西医之间的巨大差别能这样随意抹煞吗？
三、科学的基本原理，中外是否真的一致？西医剖肚子、割阑尾、吃阿司匹林，中医不剖肚子、不割阑尾、不吃阿司匹林，而吃当归、大黄、麻黄之类，同样能够治好病，有时效果反而更好、更安全、更彻底。一个用解剖刀，一个偏不用，是否都算科学？其间原理一致吗？用解剖刀的理论能用来解释不用解剖刀的学问吗？
四、学习西医学，不是为着学会使用解剖刀，不是为着学会使用阿司匹林、盘尼西林，去进行西医临床诊疗、诊治病人，却拿了西医知识来框套中医，这是否有点违背常识常理，是否有点南辕北辙？“依靠西医”发展中医，这算什么呢？这不是和“依靠中医发展西医”同样的荒唐吗？
五、超脱于现有中、西医学之上的“中国新医药学”，究竟是中西医学各自规律的自然归宿还是行政干预学术、脱离医学发展阶段的主观臆想？
六、“不中不西”是否“超中超西”？“非驴非马”是否一定“赛驴赛马”？我们是否可以凭借主观臆断和手中权势，指骡为马，指“中西结合”为“中”？我们决非妒嫉把西医当“宝贝”。但是我们要问：既然是“中医政策”，那么是应该关心中医、重视中医、依靠中医、从而发展中医，还是嫌弃中医、取消中医，去发展臆想中的“新医学”或“中西结合医”？
八、要求学了西医又学中医，学得进吗？学得了吗？学得精吗？您自己试试看。
九、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理论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医理论自然源于西医的实践，中医理论源于中医的实践，二者都要接受临床实践的检验。只有临床实践才具备检验医学理论是否科学的资格。试问：“开刀”的理论能解释不开刀的实践吗？西医理论能取代临床实践作为理解、衡量、判断中医理论的标准吗？
十、对中西医医学关系问题的系统看法和重大决策为何不面对医学界特别是中医界的同志说，却要和音乐家们（医学外行)去说？提出建立“中国新医学”，这样重大的医学方向问题，要不要让医学界展开充分讨论，尤其是听听不同意见？如果这样做了，情形又会怎样？
上列十大问题，远非问题的全部。这些问题，不全是学术性问题，有些也算不得精深，个别还是极普通的常识性问题。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的人物身上，它们却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
按说，诸如此类的问题，理应在毛泽东生前特别是他提出主张时提出——惜乎未见有人冒死直谏。因此现在提出，中医界已完全处于被动。然而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如果这些问题今天还不提出，还不予以正视、予以解决，那么所谓的“中医政策”就仍然名实不符——也许应该改称“新医政策”或“中西结合医政策”。笔者并不反对制定这一类政策，仅仅反对“中医政策”有名无实、南辕北辙——所谓“振兴中医”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尊敬的崔月犁部长鲜明地提出：“卫生系统长期以来，‘左’的影响相当严重”“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不看条件，硬要在短时间内创造一个唯一的新医学派”“要完全纠正过来，还得费很大力气，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他首次摸了一下在他之前还从来无人敢于问津的老虎屁股，接触到了中医方针决策者的“左”的倾向问题。遗憾地是他壮志未酬位先离、身先逝。
至于谈到大搞中西医结合、西学中的“群众运动”取得的“不可否认的成绩”，我们立刻联想起“大跃进”是否真正超过了英美，“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究竟炼出了多少有用的钢铁。我们禁不住要问，成绩究竟何在？是中医事业发展了，中西医学理论融合了，新医药学建立起来了，抑或有了实质性进展？
由此我们又自然联想起幼时看过的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联想起皇帝的那些本来十分忠诚的臣民们。笔者此时虽已年过半百，仍身不由己地要充当童话中那个幼稚的孩童，忍不住发出天真的惊叫。
在毛泽东逝世之前的数十年中，几乎没有人敢于公开讨论和评议“中西结合论”。这不仅是学术界万马齐喑的悲哀，也是国家民主生活中的反常现象。它并不表明中西医的惊人“团结”和学术观点的高度“一致”。
综上所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倡导的“中西结合论”，其战略目标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医学”，其策略则是利用西医（西方科医学)原理“发掘、整理、提高”中医宝库，然后消灭中医、西医两者而以毛氏“新医学”取而代之——医学本无朝代和地域之分，更无所谓“阶级性”可言。但其追随者露骨地把中医诬为“封建主义医”，西医诬为“资本主义医”。只有所谓“新医”才是“社会主义医”。毛泽东染指医学，是要“杀鸡取卵”。毛泽东在医学上采取的策略，和他在政治、军事上的策略完全一致，即：“声东击西，各个击破”。
“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恭维中医是“宝库”，西医是“宝贝”，仅仅是为了“团结”（实为“利用”)中医和西医，以实现他自己创建“新医学”的“伟大”战略目标。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要把“纯（精)中医”（宝库的掌门人)打成“牛鬼蛇神”扫地出门或关进“牛棚”。不难推测，一俟“新医学”建成，踢开西医（宝贝)也只不过是迟早反掌之事。谁被其捧得越高，谁就会摔得越惨。
毛泽东后半生集党、政、军、民、文教、卫体诸大权于一身，位处全党、全军、全民之上，深居昔日皇宫，权令智昏，忘乎所以，指挥一切。他令其政敌——蒋介石、赫鲁晓夫、刘少奇、周恩来等折服。惟有宁折不弯的彭大将军、半举圣手的朱总司令、刚正不阿的彭真委员长、三落三起的小平同志、义无返顾的崔月犁部长……这些真正的民族精英敢抗敢争。他忘记了自己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全军“两个务必”的谆谆教诲（也许他位处至尊，可以不受约束)，忘记了他和所有凡夫俗子一样也要受到专业和学历的局限，也有一个在行与否和退休（退位)让贤的问题。身为共产党、共和国、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尚不知足，还一心想成为“社会主义新医学”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他所提出的这种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超越现有医学理论、脱离医学临床实践的医学“乌托邦”——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痴心妄想，严重破坏和阻挠了中医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殃及西医在中国的早发展和大发展)，贻害百姓、贻害子孙、贻害民族、贻害人类。
中医自主说
亦如黄煌等所说：“七十年代末，沉寂多年的中医论坛开始活跃（“沉寂”显然是中西结合论的“一言堂”所致——何加)”。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任应秋等老一辈中医专家才明确提出“中医学一定要按照它自身的规律和体系发展”的主张。这实质上是对中西结合论进行反思的结果。在1980年7月号的《中医杂志》上开始出现对“中西结合”公开表示怀疑的文章，但仍然是欲言又止。
1982年4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崔月犁在衡阳主持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医机构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前述“中医学一定要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和体系发展”的主张的实质性进展，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衡阳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一是提出了当前中医是卫生事业的短线，必须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认真加强这条短线；二是强调了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根本方向。这是发展中医事业的两个根本问题。
自此，中医界开始从几十年痛苦的经历中，初步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和从属、依附地位。可以毫不过分地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官方会议，衡阳会议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医发展”问题。
任应秋总结性地写道：“衡阳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检查和回顾了中医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今后开展工作的问题，明确指出在执行中医政策方面，主要是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强调今后应当在中医机构中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特色，这是办好中医机构的十分深刻的指导思想。”
何按：这里的提法不够确切，不是“执行”中医政策中的“左”的影响”，而是“制定”中医方针中的“左的倾向”。
任氏充满激情地写道：衡阳会议“春风夏雨，适得其时，中医事业，振兴有望。作为一个中医工作者，我和广大同道一样，感到心情振奋，深受鼓舞。”任氏此言，道出了广大中医工作者的心声。
任氏明确提出了“中医学的发展是沿着它本身固有的规律前进的”思想。
“中医学本身也需要不断提高和发展，不过中医学的发展是沿着它本身固有的规律前进的。同时还要汲取现代科学有益的成果来充实自己，也可以借鉴西方医学的经验，某些必要的技术、手段也要利用。但是不要以西医的框框来判断中医学的是非。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简单的类比，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何按：任氏这里实际上重申了恽铁樵的观点，但使其更加理论化、明确化。显而易见，任氏的表述带着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时代的痕迹，反映出任氏尚未能彻底摆脱“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影响。
当时作为卫生部副部长（主持中医工作)的崔月犁同志，旗帜鲜明地采纳了上述正确主张。他写道：
“发展中医事业，要抓住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一个是在中医机构中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
“在执行中医政策方面，主要是进一步肃清‘左’的影响。我们卫生系统，长期以来，‘左’的影响相当严重。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基本得到克服（？——何加)，但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影响要完全纠正过来，还得费很大力气，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过去，……也曾经发生过不看条件，硬要在短时间内创造一个唯一的新医学派，人人学中医等等，表面看来好象很重视中医，但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地学习中医。结果，只学了一方一药，中医理论丢掉了，有经验的老中医越来越少，年轻的跟不上，继承不下来。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我们强调贯彻中医政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轻视和排斥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但问题的关键是卫生行政部门究竟把中医摆到什么位置？必须明确指出，时至今日，那些仍然以为中医学不科学，对中医工作鄙视、歧视、不屑一顾的态度；口头上赞许而实际上排斥或者听之任之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当前，在中医医疗、教学和科研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中医在诊断、治疗、急救、用药以及护理等方面都有它的特色，离开这些特色也就不成其为中医了。如果中医离开了阴阳五行、脏府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和治则治法等基本理论，只剩下单方单药，那么中医药学也就丢得差不多了。
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中医医院就是要以中医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去从事医疗实践，否则就失去办中医医院的意义了。既然是中医医院，就要名副其实。
“关于解决中医后继乏人、乏术问题，应当积极发展中医教育，切实办好中医医院、中医药学校、针灸学校、中医护校，重视中医专科医生的培养。中医院校一时难以满足社会需要的地区，可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中医带徒工作。中医学院是继承发展中医药学，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高级中医药人才的基地。要培养合格的中医师，应按照中医的理论体系进行教学，要在系统掌握好中医理论和诊疗技能的基础上，适当学习一些西医知识，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但是不要求培养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的医生（然而几十年来一直在坚持这个培养目标——何加)。中医学院要加强师资队伍和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必须明确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是中医医院，不是中西医结合医院（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创见。但其实不过是一种极普通的常识。然而数十年来引导中医事业发展的方针却在这个常识性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糊涂！——何加)，各类人员都要围绕着继承发展中医药学这一目标进行工作。”
崔氏进一步指出：“在今后精简行政机构中，卫生行政部门的中医管理机构不应削弱，而应当加强……以便在组织上保证中医政策的全面贯彻。要逐步增加中医事业的经费比例。国家对中医事业的专项补助，一定要保证落实，不能挪作他用。”
何按：“精简”只应当针对已有的雍肿的官僚机构，尚未成立或尚不健全的机构当然应该建立、充实和加强。崔氏在中医机构问题上从实际情况出发，坚决抛弃了“一刀切”的做法，没有形式主义地执行上级有关“精兵简政”的指示。他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崔月犁在这里提出了一整套前所未有的振兴、发展中医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措施和办法。他使中共提出的“中医政策”第一次有了实际内容，得以名实相符。
中医自主论从根本上动摇了毛氏中西结合论的根基。但自主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彻底处，主要表现在对于“中西结合论”的藕断丝连，既意识到欲合不能，又感到欲分不舍，尤其表现在对待“纯中医”的态度上。
崔谓：“有人说，在中医机构中提倡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提倡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是要搞‘纯中医’，是要同西医‘分道扬镳’，这是一种误解。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在发展中医药学的过程中，也要虚心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利用现代科学仪器，研究中医基础理论，提高和改进自己的诊疗手段。中医中药虽然疗效显著，但目前有些还不能用现代自然科学加以说明。”
何按：既然中医药疗效显著，能治好许多病，除了用哲学作更高层次的提炼之外，无论现在或将来，有何必要用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加以说明呢？中医学是和西方科医学完全不同的学问。不同的学问能用来相互说明吗？例如化学原理能用物理原理来说明吗？牛顿理论能用爱因斯坦理论来说明吗？为什么不想一想，现代医学为什么疗效有时还不如中医显著呢？为什么不提“现代科学”是否有必要用“疗效显著”的中医学理论来“说明”一下呢？尽管这同样是不可能的。
在谈到中医学院的培养目标时，崔又说：“要在系统掌握好中医理论和诊疗技能的基础上，适当学习一些西医知识，以便更好地继承发展中医药学。”
何按：中医学院“适当学习一些西医知识”，怎样才算“适当”呢？假如西医知识对于培养中医继承人是必要和有益的，那就必须学，而且应当系统地学好，那么“对半开”“四六开”“三七开”“二八开”乃至“倒二八开”，就都是“适当”的。为要达到“用现代自然科学加以说明”的目的，就不但需要精通西医，而且需要精通全部现代自然科学。那么三五年专攻西方科医学，将中医作为课余或选修课程，也不可谓不适当。实际上，即使中西课程按现行七三开设，根据笔者亲身体验和文献反映，在消耗时间和精力上，也是“七三倒挂”。试问：为何不可以把西医放到课余自修，或学懂中医若干年后复读西医，以便让学生集中精力把中医学好？
从上面不难看出，崔等已经明确意识到原来那条“中西结合创立新医药学”的道路行不通，与发展中医事业背道而驰，却又舍不得与中西结合彻底分手。既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就绝不能再坚持采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中医”。中医特色之所以逐渐消失，中医学术之所以萎缩，就是因为几十年中坚持这样做的缘故。若照此去做，显然又会回到“中西结合”的旧轨道上去。
崔氏提到“纯中医”问题，这里客观存在一个很大的不平等，“纯西医”无人指责，唯“纯中医”罪不可赦！
在中国医学界，多年来提到“纯中医”，即如提到“右派”“牛鬼蛇神”“唯心主义者”甚至“反革命”一样令人谈虎色变、毛骨悚然，至今余悸未消，人们避之犹恐不及、犹恐不远，必欲与之划清界限。某些人咒骂“纯中医”，甚至有人把中医事业发展迟缓的“罪责”强加到“纯中医”身上。
不是“误解”。崔、任新主张，实实在在是在帮助“纯中医”抬头；只要强调“中医特色”，那“纯“字便闪灼其中。不料崔氏也在那里忙于申辩，不屑与“纯中医”为伍。
在中医界，如果不为“纯中医”彻底平反，“战略转折”便是不彻底的；贯彻中医政策，肃清“左”的影响便是一句空话；不恭请“纯中医”出山，就谈不上振兴、抢救、发展中医。
崔氏本人的不彻底处，还表现在，他既认识到振兴中医必须保持中医特色，又承认“中西结合”是“合理”的，应当得到发展，因而他既是振兴中医的挂帅人物，又同时出任“中西结合”的“名誉会长”。他不明“中西结合”的基本出发点是以否定和扬弃中医的本质特征为前提的，名义上扬二者之长，实质上消中医之“长”：例如取西医精确（确定)性，消中医模糊性之长；取西医解剖分析之“长”，消中医“整体观”之长。崔氏既想发展中医和西医，又想建立“新医学”。而这在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既然有必要保存和发展现存中西医，就没有必要更不可能创建新医学，反之亦然。这样，崔氏便成了时代交替之际、局势转折之中八面拥护、各方争夺的典型的矛盾人物。然而这又是他的中医自主说能够打破尖冰、“鹤立鸡群”的必要前提，显示出他的高超的“统战”策略和丰富的“统战”经验。
综上所述，中医自主说以中、西医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为出发点，强调中医学具有本身的体系和固有的发展规律，强调中医学术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力图将中医学的发展从“中西结合”中分离出来，在实际上已开始与“中西结合论”分道扬镳。“中医、西医、中西结合医三支力量并存”、“要把中医和西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等方针的确立，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成立，是“中医自主说”在政治和组织上取得的最重要的实质性进展。自此，“中西结合论”的坚冰被打破，其作为中国医学发展唯一道路的格局开始扭转，人们开始从各个不同角度对“中西结论论”作出较为客观的认真思考与重新评价。
中医自主说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艰难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典型地体现在中医学家任应秋身上。我们可以从他的《论医集》和《中医各家学说》等著作中清楚地看到这一转变过程。
在中医自主说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影响和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的人物，除任、崔之外，尚有方药中、黄建平、彭真、赵紫阳（总理)等等。
由于任应秋的早逝，彭真委员长的逝世、崔月犁部长的离任以及其它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医自主说虽然提出了一整套的观点和主张，但未能形成系统的学术理论；在实践上刚刚开了一个头，未能全面贯彻实施。尽管如此，旷日持久达30年的“中西结合论”，在中医自主说的崛起面前开始分崩离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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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半生集党、政、军、民、文教、卫体诸大权于一身，位处全党、全军、全民之上，深居昔日皇宫，权令智昏，忘乎所以，指挥一切。他令其政敌——蒋介石、赫鲁晓夫、刘少奇、周恩来等折服。惟有宁折不弯的彭大将军、半举圣手的朱总司令、刚正不阿的彭真委员长、三落三起的小平同志、义无返顾的崔月犁部长……这些真正的民族精英敢抗敢争。
   何老师,如果毛还能听见,他一定让您去蹲牛棚,让您说真话付点代价.让您偿偿专制的厉害, 哈哈
－－－－－－－－－－－谢谢忠告!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当着一个人为着自己的崇高信仰,为着民族大义,为着人类福祉,为着子孙后代,而奋不顾身,而赴汤蹈火,而万死不辞的时候,"蹲牛棚"算什么?关监狱算什么?砍脑袋又算什么?
如果毛先生九泉之下有知,他应当比任何人更清楚这一点.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