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鞠 靖 发自江苏 南京

曾经身体健壮的谢能金现在是个真正的“伤心”人。

　　两年前，一个价格近28000元的血管支架被安装在了他并不算病变的血管里，并且在7个多月之后让他心肌梗塞，险些送命。为了对付这只支架，谢能金付出的代价是：再安装1个支架，并终生服用抗血栓药。

　　一场延续至今的纠纷就此拉开序幕。而当谢能金找到众多和自己有相同遭遇的病友，并且发现可能隐藏其间的利益输送链条之后，这又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纠纷”。

　　安了支架，上了“鬼门关”

　　按照谢能金的描述，是对生的渴望和对“熟人”的信任让他走上了“伤心”之路。

　　2006年2月22日下午，57岁的谢能金因为觉得胸闷不适，通过熟人介绍到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咨询，医生要他住院检查。第二天下午，在花费近3万元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血管内超声检查之后，心内科主任陈绍良告诉谢能金，有左右各一根血管发生问题，其中右边一根血管已经堵塞了70%，不放支架不行，很容易诱发心肌梗死。但是装个进口支架要花两万八。

　　谢能金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家中颇有积蓄，此时此刻，只要能够看好病，再多的钱也舍得花。谢说：“只要能保性命，两万八就两万八。”谢能金的女儿也表示：“钱不是问题，支架要做最好的！”

　　鼓楼医院心脏科的医学专家之后告诉谢能金，第一医院当时只为他做了左边血管的超声检查，但是却在右边血管中安放了支架。

　　手术看起来非常顺利，一周后，谢能金出院了，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让他依嘱服药，注意休息。谢能金这次花掉的各项医疗费用超过60000元。谢能金说，如果加上给医生的红包，他实际花了74000多元。

　　2006年10月9日晚间，谢能金在外面吃饭后，突发急性心肌梗塞，被朋友就近送到南京著名的鼓楼医院急救。

　　鼓楼医院参与谢能金抢救和治疗的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了当时的治疗过程，这一过程与2006年12月鼓楼医院心脏科副主任张荣林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所说的基本一致。当时的急诊心电图显示老谢急性下壁、右室心梗，给服阿司匹林和波立维后做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发现，谢的右冠状动脉第二锐缘支前后血管里有大块血栓，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询问病史后得知老谢有心脏病史并做过心脏支架手术，但在做冠状动脉造影检查时反复仔细寻找，却都看不清支架。张其后立即进行静脉推注药物强化抗血栓治疗等抢救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老谢被血栓堵住的血管终于有了一根细细的通道，病情渐渐好转了起来。

　　这之后，鼓楼医院曾要求谢的家属提供前次支架植入手术光盘，但谢的家属几次到南京市第一医院提出复制手术光盘，均被第一医院以设备故障为由而拒绝。但是谢能金并非等闲之辈，其家属通过特殊办法，用摄像机拍下了第一医院的手术影像资料。根据影像资料，鼓楼医院发现那只支架并未完全放入支血管中，而是有一部分裸露在右冠状动脉主血管内，一位主任医生将这形容为“鸡头塞进了支血管，但是鸡屁股露在了主血管内”。

　　其后，鼓楼医院邀请了省内著名的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大医院的专家会诊，谢能金的家属也将影像资料送交包括北京阜外医院一位著名的心血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中山医院一位著名的心血管介入专家在内的专家会诊，得到的结论是：1.血栓的形成和原植入支架是相关的，原植入支架部分突入主干血管极易导致血栓的形成。虽然血栓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但是原支架植入的位置不当是诱发血栓的重要外因；2.原植入支架的血管管径约2mm，即使有狭窄也不严重，如果确实发生了70%的堵塞，也并不需要放置支架。相反用药物治疗不仅能够达到控制病人症状的目的，而且还经济、安全，也大大降低了心肌梗死的几率。甚至有专家指出，原手术过程中还存在一些违反心血管介入手术诊疗常规的做法。

　　至此，谢能金开始相信，原来是第一医院的支架手术送自己上了一回“鬼门关”。经此一劫，谢能金需要长期服用抗血栓药物。

　　两家医院各执一词

　　2006年11月，刚刚出院的谢能金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状告南京市第一医院，要求判令第一医院为非法牟利而不惜侵害自己的生命健康权公开赔礼道歉，返还因医疗欺诈行为而收取的各项医药费用62525.5元，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200万元。

　　其后不久，谢能金又向江苏省内媒体求助，引来包括《现代快报》、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等的关注和报道。2006年11月底，第一医院院长潘淮宁和副院长陈绍良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称：“我们所做的治疗全部都符合医疗规范，不存在任何问题！”并称“无过错不怕告”。

　　针对谢能金的指控，陈绍良当时坚称，医院的光盘刻录机的确已经坏了8个多月，无法刻录光盘；为老谢植入支架是正常的治疗手段；老谢手术之后各项指标均有改善，心痛基本消失，说明手术成功；老谢突发心肌梗塞与他不遵医嘱休息服药有关。但是陈绍良当时也说明，由于支架植入的时候肯定会对血管内膜造成损伤，会造成血管狭窄，而药物支架的作用就是抑制增生的，但是药物剂量过大的话，也容易产生血栓。

　　陈绍良同时也公开向记者表示怀疑“鼓楼医院的治疗方案是否合理”，将矛头直指鼓楼医院。陈称，原植入支架突入主干1-2mm是正常的，鼓楼医院完全可以使用合适的球囊压迫的方案迫使原植入支架贴壁，鼓楼医院根本没必要在右冠主干没狭窄的情况下再次植入支架。根据老谢第二次手术的资料来看，老谢现在仍然面临着血栓栓塞的风险：鼓楼医院采取了利用新植入的药物支架把原植入支架突入到右冠动脉主干的部分压迫贴壁的治疗手段，这就造成了老谢的血管分叉口部位有三层药物支架，同一部位释放的药物剂量过大也易产生血栓。

　　陈绍良的这一指责令鼓楼医院大为光火。鼓楼医院心脏科主任徐标当时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支架手术的适应症有两种：病人血管狭窄达到70%，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的需要做支架手术；病人发生狭窄病变的血管供血范围很大，一旦堵塞会影响心脏供血的需要做支架手术。如果血管很小，它的供血范围自然就小，一旦堵塞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心肌梗塞，用药物控制就行了。而根据老谢原支架植入手术资料，植入部位血管管径为2mm，明显不是实施支架手术的适应症。

　　鼓楼医院参与谢能金治疗的主治医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当时参加会诊的鼓楼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中大医院三大医院的专家在老谢的治疗方案上有一些不同意见，因此在老谢的治疗上极为慎重。他们向老谢的家属提供了一份国内著名心血管病专家的名单，让他们去征求这些专家的意见。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最终的方案是：再植入一根支架，利用球囊和支架把原突入裸露于右冠状动脉主干内的支架压迫贴壁，加强和延长抗血小板药物的使用，防止血栓再次形成，而且鼓楼医院专门请上海中山医院某著名专家来亲自进行了手术。

　　鼓楼医院曾经就第一医院的公开指责向南京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希望得到公正处理。但是，南京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至今也没有给鼓楼医院明确答复，还要求鼓楼医院参与治疗的医生保持沉默，并规定他们不得接受媒体采访。

如果这样的病例只在谢能金一人身上发生，第一医院和陈绍良的解释似乎无懈可击。但问题是，谢能金并非特例。

　　在南京某执法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老陆(化名)有过和谢能金几乎一致的遭遇。

　　2002年的一次单位例行体检中，医生说老陆“心跳过速、传导阻滞”，但是做了彩超、平板运动之后都发现没问题。当年50岁的老陆平常身体不错，只是阴天或者疲劳之后会有点胸闷，后背觉得酸，有点拉筋的感觉。

　　老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恰巧与陈绍良相熟，还曾经帮过陈的忙，于是到第一医院找陈咨询。陈绍良说，既然是公费医疗，不如干脆做个心脏造影检查，同时办好心脏支架手术的公费审批手续，到时候如果没有问题就罢，只要有问题就可以根据情况直接处理。老陆于是照办。检查开始之后不久，陈绍良就找到老陆的爱人，建议给老陆装个支架。考虑到陈是老陆的朋友，老陆的爱人同意了。

　　手术之后大约六七个月，老陆觉得胸疼、胸闷，有时候疼得蹲在路边喘，他又去找陈绍良咨询，陈告诉他没事，吃点药就好了。但是吃了一段时间药之后还有类似情况，陈绍良叫他住院检查。

　　这次，老陆的爱人坚决不同意再去第一医院检查，老陆只好去了鼓楼医院。鼓楼医院检查发现是血管三叉病变，那只支架并未完全放进支血管里，多出的一半伸进了主血管，造成了95%堵塞。

　　鼓楼医院当时要求第一医院将老陆手术的光盘拿来看看，但是送来的光盘却根本无法打开，送到南京另一家著名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依然无法打开。鼓楼医院不得不找陈绍良来介绍情况。

　　其后鼓楼医院找到包括上海中山医院某位著名的心血管介入专家在内的多位心血管科专家会诊，专家们均称当时不该给老陆装支架，这个支架正是病因所在。老陆说，这位专家当时甚至以“一塌糊涂”形容支架安放的情形。一个月后，老陆转到上海中山医院重做了手术，将原先的支架向里推，外面再安放一个支架，同时在主血管中又放了个支架以保证主血管通畅。

　　至此，老陆的血管里也有了3个支架，同时，他也成了终生服药一族，每天要吃四种药，每个月花费七百多元。

　　老陆曾一度计划状告陈绍良，但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双方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对医疗鉴定缺乏信心，加上主要的费用都已经通过公费医疗解决，老陆最终选择息事宁人。

　　老陆的说法得到了南京鼓楼医院当年参与治疗的医生的证实。同样被证实的还有南京某局的局长老巩(化名)的遭遇，不同的是，老巩起初只是心律失常、心脏早搏感到心慌不适而去检查，后来也被陈绍良安放了支架，只不过老巩安放的不是老谢、老陆那样的药物支架，而是普通支架，导致她原来并不严重的血管出现了支架内狭窄，病人反而感到不适。碍于身份，老巩也选择保持沉默。

　　与上述三人相比，还有更为不幸的案例。

　　老谢调查后称，南京市江宁区某中学的校长因为心脏不适去第一医院检查，并通过熟人介绍找到陈绍良，结果死在手术台上，其家属最终获赔三十余万元。同样遭遇的还有南京栖霞区某公司的一位病人、南京某银行保卫处一位干部的夫人以及南京某医院一位护士的爷爷。安徽巢湖一位18岁的中学生在高考前慕名来向陈绍良求医，陈为其做了手术，该学生出院后死亡。南方周末记者获悉，由于正与院方谈判，该学生的家属选择保持沉默。

　　由于谢能金案，为了避嫌，南京鼓楼医院心脏科不愿对第一医院作过多评价，但有人私下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仅鼓楼医院一家就曾经收治多例谢能金这样的陈绍良经手的病例，鼓楼医院一位已退休的老专家甚至称，该院一直在为陈绍良“擦屁股”。

　　姐夫做手术，小姨子卖支架？

　　在国内心血管介入界，陈绍良的名声似乎并不如南京市第一医院广告中所宣称的那么响亮。

　　国内多位心血管科的医生均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无论是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那位著名的工程院院士，还是上海中山医院那位华东地区最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均曾对陈绍良主刀的病例提出公开批评。在一次国内的心脏介入大会上，某著名心血管病专家曾以陈绍良的一例手术录像作为反面典型，不点名地斥其为“谋财害命”，有同行称此一批评“恰如其分”。

　　谢能金的调查也让人们对陈绍良的过往经历产生怀疑。谢能金说，他已将录音等证据提交相关部门，证明陈曾在兰州某医院因支架手术致人死亡而被“打出兰州”，亦曾因在苏州大学请人代考败露而一度博士学历证书被扣。由于被调查者三缄其口，南方周末记者暂时无法予以证实。

　　但是，已有证据证明，不排除陈绍良进行大量支架手术是因为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第一医院提供给法院的证据显示，为谢能金手术提供支架的是南京莱萌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得到了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的授权，负责在南京市第一医院等医院销售强生的CordisCYPHERSirollmus涂层支架。

　　在南京市秦淮区工商局登记的南京莱萌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初，由自然人控股，注册资本50万元，股东是陈其智和楚婷两人，各占50%的股份。谢能金提供给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出自南京公安机关的证据称，楚婷的姐姐正是陈绍良的妻子(注：南京市公安局健康路派出所书面证实，楚婷的三个字的曾用名与陈绍良妻子的名字仅有一字之差，住址为南京市杨将军巷××号×××室，与南京市公安局新街口派出所书面证明的陈绍良住所一致)。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将这理解为“姐夫做支架手术，小姨子卖支架”，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组合。

　　现在，人们无法知道南京莱萌科技有限公司每年向南京市第一医院提供多少支架，更无从确切知道每年能从中获得多少利润。业内专家证实，如果是进口支架，莱萌科技的进价约为17000元，给第一医院的价格约为27300元，扣除18%的税和管理费用，利润约在5000元左右。

　　据《2003年南京年鉴》记载，至少在2003年之前，陈绍良的年介入治疗例数已名列华东地区第一。业内人士证实，早在数年前，南京市第一医院就曾举行过当年心血管支架手术超千例的庆祝大会，这个数字超过了江苏省内最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鼓楼医院与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总和。以一年1000例支架手术、平均每个病人安装2个支架计算，莱萌科技一年的利润约为1000万元，但不排除南京第一医院还有其他支架供应单位。

　　在南京莱萌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地址，南方周末记者未能找到这家公司。来自南京地税部门的内部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11月，该公司2007年度共向地税部门纳税700余元，2007年11月至今尚未纳税。该公司向国税部门纳税情况暂无法获悉。

　　至于第一医院，依照惯例，院方仅能对支架加价100元，另收大约2500元的手术费，照此计算，第一医院一年获得的收入约为260万元。

　　2004年10月的《扬子晚报》曾经披露，“急性心肌梗塞”的治疗中，江苏省人民医院平均收费4.18万元，鼓楼医院收费2.57万元，中大医院收费5.55万元，而南京市第一医院收费6.9万元，是数家医院中最贵的。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每年心血管介入手术超过千例的正规医院并不多，且大多在北方，业内人士均知道，由于饮食结构等因素，北方的心血管病发病率要数倍于南方。

　　在十多年前，南京市第一医院还不是特别著名，但在1998年引进陈绍良之后，第一医院知名度扶摇直上，尤其是陈绍良主持的心血管内科成为该院的主力科室，各媒体上关于第一医院和陈绍良的广告和宣传也铺天盖地。陈绍良个人也获得南京市政府和市卫生局45万元重奖，2002年获得南京市科技之星称号，其后更荣任第一医院副院长、南京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

　　进入司法程序

　　曾负责处理第一医院与谢能金纠纷的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由于事涉学术争议，同时要考虑到南京医疗行业的整体形象，曾要求相关方面不要擅自就谢能金案公开争论。对于陈绍良亲属卖支架的事，主管部门也曾有过耳闻，但始终没有证据，相关部门也在通过组织渠道进行调查，但是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禁止，只要其手续合法，应该都可以从事这方面的经营。目前，谢能金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卫生局当时的态度就是由法院秉公处理，无论是医疗鉴定还是司法鉴定，无论是在南京市进行鉴定还是到南京市、江苏省之外进行鉴定，完全由法院根据当事双方协商结果来决定。

　　当事医生陈绍良说，由于案件已进入法律程序，自己不愿过多发表看法，他建议记者直接找第一医院院长潘淮宁。

　　南京市第一医院院长潘淮宁则不愿意与南方周末记者见面，称案件正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院方不接受采访，只是希望记者“到此为止”。他说谢能金是在“造谣”，第一医院已经向法院起诉谢能金侵犯名誉权。南方周末记者得到的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称，第一医院与谢能金名誉权纠纷一案必须以另一案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因此裁定“中止诉讼”。

　　潘淮宁不愿明示谢能金具体的“造谣”内容，也不愿提供起诉书。他再三提醒记者注意，谢能金与第一医院之间的纠纷至今已经一年有余，谢能金也向省、市相关部门多次反映，并且还曾向有关部门实名举报，亦有省、市领导专门过问，但均未有结果，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至于说陈绍良的小姨子卖支架是否属实，潘淮宁表示“不能回答”，但他也强调，陈绍良个人在耗材方面的问题，如果确有其事，检察院早就该介入了，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纪检部门介入调查，这已经足以说明谢能金所说并非事实。稍后，潘院长又专门致电记者，指出今年“五一”陈绍良刚刚获得南京市“五一劳动奖章”。

　　就在南方周末发稿之前，按照双方商定的结果，谢能金已前往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缴纳了司法鉴定费用，期待中的司法鉴定即将开始。这一已耗时近一年半的诉讼终于有了新的进展，但在法院判决之前，世人仍难知其中的真相。让老谢担忧的是，不知是否还会有人重蹈他的“伤心”之路。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