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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講了一些人不敢講的真話、實話，特轉載。


中醫要發展必須過三關
（在08年11月4～5號“第五屆軟科學國際研討會”上的大會發言)

香港中醫學者   李致重 教授

中醫與西醫是兩種不同的醫學科學體系。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兩種醫學的目的雖然都在於防病治病，但是兩者運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並以人體的不同層次或角度，作為各自的研究對象。因此，所形成的概念（範疇)體系各不相同，治療原則與具體技術也各有特色。

半個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執著地用西醫的研究方法，對中醫進行驗證、解釋、改造。因而使中醫理論體系不斷遭到異化和肢解，診療方式不斷朝著經驗化的方向倒退。人所共知，學術發展是事業發展的基礎。基於這一原則：欲求中醫事業的發展，必先實現中醫學術的復興；欲實現中醫學術的復興，必先在人類科學的整體框架上明確中醫的科學定位；真正明確中醫的科學定位之日，才是中醫學術健康地走向復興之時。否則，復興中醫學術、發展中醫事業的種種努力，將很難從“決策盲目、專家盲從、群眾盲動”的困境中擺脫出來。為此，以下談一些個人的觀點，請各界同仁討論指正

一、制約中醫學術復興的三大難關
長期困擾中醫發展的因素，主要有三。即近代科學主義、近代哲學貧困和非典型性文化專制。這三條是影響中醫事業發展的瓶頸，也可以稱之為制約中醫學術復興的三大難關。

（一)、近代科學主義
所謂近代科學主義，即以物理學、化學為龍頭的近代還原性科學的觀念與方法，作為評價中醫學術之是非，推進中醫學術之發展的至上信條和唯一標準。

如所周知，文化是多元的，科學便不可能是某一家的專利——有哲學體系之下的分門別類的科學，有物理學、化學體系之下的分門別類的科學。人是複雜的，醫學便不可能是單一的——中醫著重研究了人的形上屬性，西醫著重研究了人的形下屬性；中醫主要以哲學為其研究方法，西醫主要以物理學、化學為其研究方法。而近代科學主義固執地認為，只有西醫才是唯一的醫學科學。它不承認中醫的科學理論體系，認為中醫只不過一種經驗療法或者經驗醫學而已；它主張用西醫的觀念和研究方法來研究中醫，認為這樣做才可以使中醫科學化。它不顧研究對象不同，選擇的研究方法則必然不同的起碼道理；它也不顧不同類型的學科之間，研究方法則不能相互交換的起碼常識。所以近代科學主義主張的中醫科學化，就是持續半個世紀以來的“中醫西醫化”（以下簡稱“西化”)。

第一位注釋《黃帝內經.素問》的唐.王冰曾經說過：“將升岱嶽，非徑溪為，欲詣扶桑，無舟莫適”（1)。固然無路登不上泰山，無船到不了太陽升起的地方。那麼借輪船登山，借手杖渡海，必因方法、工具的錯用而失敗無疑。所以“西化”中醫之路，原本就是一條“不可能被西化而佯作西化的莫須有的路”。從科學發展覌來看，這是典型的“科學對科學的誤解，文化對文化的摧殘”。直至今天，人們還是下意識地“站在西醫的道理上來說中醫的事”，足見近代科學主義影響之嚴重，科學分類觀念之淡薄。以下舉一些例子，以資參考。

1.中醫科研基本“西化”
有研究資料表明：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級學術管理部門審批的中醫科研課題，95％以上是以西醫還原性科學研究的方法，驗證、解釋、改造中醫的課題。這些研究，即習慣所講的“西化”。

筆者在《中醫形上識》中引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研究課題資助專案表”的資料顯示：“1988年至2005年在中醫與中西醫結合研究上的資助課題，共分四大類。即中醫基礎理論、中醫內科、中西醫結合基礎理論、中西醫結合臨床基礎……類別不同的研究課題，其研究內容完全雷同”。（2)在這裏，分類不同無據，內容相同屬實——其實都是同一個“西化”中醫的模式。

2.中醫研究生教育幾乎全盤“西化”
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醫碩士、博士研究生教育，幾乎全盤“西化”。筆者在《中醫形上識》裏，將北京中醫藥大學1980年中醫教育史上的首屆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題目，與2004中醫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的題目做了比較。前者是100％的中醫研究，後者是90％以上的“西化”研究。（2)這裏所舉並非孤立的一例，而是全國中醫藥研究生教育的通病。

3.中醫本科基礎醫學課程中西並行、西多於中
中醫教育從本科開始，基礎理論課程的設置就是中西並行、西多於中的狀況。為什麼中醫這一個學科，要同時開設中醫與西醫兩個學科的基礎醫學課程呢？為什麼西醫的本科教育不這樣做呢？

（二)、近代哲學貧困
造成中醫的近代哲學貧困，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我們揚棄、遠離了中國傳統哲學；其二，當代哲學也面臨著近代科主義的衝擊。

哲學的根本特性，大體有四。其一，哲學是研究一切事物共同規律的學問。其二，哲學以天然之物的運動、變化的過程為其研究對象，並不是將其肢解而研究其局部結構。其三，哲學是由理性思維而形成的學問，即按照邏輯思維的原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以認識事物本質屬性的學問。其四，哲學必須接受历史的檢驗，並為實踐所公認。而我們的中醫，本來就是哲學和系統理論孕育下的醫學科學。

哲學貧困帶給人們的現實是：中醫學與自身的方法論相分離；中醫隊伍的理論思維能力下降；我們至今不明確中醫在人類科學之林的定位；我們誤用西醫的研究方法曲解中醫50年，至今不思改進。這正像，“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宋.林洪.西湖)。在哲學貧困之下，我們變得不認識自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這豈不是“夢裏不知身是客，”“直把西醫作中醫”了嗎？如果我們不在哲學、科學史的思考中準確地回答“中醫我是誰”、“我是怎麼來的”這兩個問題，中醫的臨床、教學、科研、管理，豈不進退無據、寬嚴皆誤了嗎？這裏也舉一些例子，以供參考。

1.中國傳統哲學被污名化
在近代，中國人給自己的傳統哲學戴上了“封建”、“落後”的政治大帽子，籠統地劃歸為主現唯心主義、客觀唯心主義、樸素唯物論、自發辯證思想之列。使中醫的方法論——即陰陽五行理論，至今置於被揚棄、被廢除的質疑之下。

2.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對號入座解釋中醫
作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馬克是列寧主義哲學，它以鮮明的立場反復重申，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哲學”，“是資本主義社會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產物，是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學表現。”（3)所以對生命、自然科學而言，它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而20世紀30年代以後，中醫界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對號入座地解釋中醫，幾乎成為不容懷疑的一種時尚。楊則民的《內經之哲學檢討》，是最早的代表。

比如，中醫陰陽學說的核心，是“人以陽氣為本前提下的陰陽相互消長的關係”，它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中“對立統一”原理相差甚遠。前者強調的是和諧、統一、互根、以平為期的目標，後者突出的是矛盾、對立、鬥爭的精神；前者重視陽氣在生命過程的主導作用，後者主張相互矛盾、對立才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前者源於我國《中庸》裏“致中和”的思想，後者是來自社會科學裏“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理論；前者的陰與陽相當於彼此在0與1之間的相互消長、進退，彼此接近0.5時才是人體陰平陽秘的最佳健康狀態，後者的相互對立相當於負1與正1之間的互為兩極、不可調和，人體的生命現象與此完全不能比擬。……當“陽氣為本”被忽略之後，當“相互消長”被曲解之時，則對《黃帝內經》的陰陽理論，造成了難以挽回的誤讀。

3.經驗層次的規範導致中醫臨床水準倒退
在近代科學主義與哲學貧困之下，中醫從業者的理論思維素質隨之下降。比如，20世紀80年代以後開展的中醫病證規範化研究，實質上是經驗（即感性、現象)層次上的“症候群”、“綜合癥”模式的借用，而非中醫本來的“知識結構的規範”和“理論思維的規範”。從認識論講，感性認識所見到的是事物的表象，理性認識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建立在中醫理論思維基礎上的辨證論治，即辨證求因求機，審因審機論治。而對疾病過程中病因病機的認識，就是對疾病本質的認識。所以當經驗層次的臨床診療被抬上規範的寶座之後，中醫的辨證論治便名存實亡。這種以感性認識代替理性認識的當代規範，直接導致了當代中醫臨床療效的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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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典型性文化專制

非典型性文化專制，指的是“操好心、辦壞事”這一類危害文化、科學發展的決策管理問題。受官本位觀念的影響，出自發展、創新願望的長官意志尾隨著近代科學主義和哲學貧困的氾濫，誤將“西化”作為我國中醫發展的方向和道路。1958年毛澤東主席的“10.11”批示（4)是其代表，一個代表“學術問題政治化”的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的典型。

蜚聲國際的美國蘭德諮詢公司，從創立以來承擔過許多諮詢者交付的事關重大決策的研究專案。決策的研究，即今天所講的軟科學研究。該公司曾有一個類似品牌特色的說法：令人最感驕傲的，是我們的研究結論往往與諮詢者原有的期望目標完全相反。所謂“最感驕傲”，是因為該公司嚴格信守學術自由，與諮詢者沒有任何依附關係的獨立體制。所謂“完全相反”，是因為軟科學研究只尊重事實和事實內在的科學本質，而不理會諮詢者原有的任何期望目標或想法。由此可知，軟科學研究遵循的基本原則是，保持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不做描繪期望目標或長官意志的水彩筆。儘管我們目前還沒有像蘭德諮詢公司那樣的中醫軟科學研究機構，但從杜絕文化專制考慮，各項管理決策如能在學術自由的前提下進行科學論證，必將會少一些失誤，多一些可行性。

實踐表明，當代中醫學術發展方向與道路上的錯誤決策，已經造成了中醫醫療、教育、科研、管理嚴重“西化”的後果，成為困擾中醫復興的一大桎梏。也使《憲法》關於“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的規定以及“中西醫並重”的衛生工作總方針，長期被虛化、被擱置。以下仍然聊舉數例，供大家討論。

1.過時的個人批示至今淩駕於《憲法》之上

1958年毛澤東主席關於中醫工作的“10.11”批示，不是一般情況下領導人的個人意見。批示裏直接指明：“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負責辦理”（4)。這就事實上成為一份出自領導者個人之手，代表著國家重要決策的行政公文。這一份特殊的行政公文，以“中西醫結合”的名義，規定了我國中醫“西化”的發展方向和道路。而且批示還強調指出：“這是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不可等閒視之”（4)！所以在國人對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巔峰的特殊時期，迅速通過計畫、管理、人事、組織等各個環節，把中醫“西化”的方向和道路從計劃經濟時期的管理體制上，落實並牢牢地固定了下來。因此，這一文化專制的做法，成為中醫當代歷史上“學術問題政治化”的典型特例，充當了近代科學主義的保護傘。

而現在的最大問題是，50年前的“批示”專制到了國家《憲法》與新時期衛生工作總方針的頭上。而且“西化”中醫的道路，至今還在頑固地走。以下的舉例，也表明這了一點。

2.中醫行政管理職能劃歸不合理

1985年新組建的國家中醫管理局，在其職能劃歸上既管理中醫，又管理中西醫結合。實質上是既負責中醫發展，又負責“西化”中醫。這種典型的悖論式的管理體制，使新組建的各級中醫管理部門舉步唯艱——客覌上形成了中醫管理部門，執行中醫“西化”的尷尬局面。

按照毛澤東主席的“10.11”批示和他以往的看法，“中西醫結合”的目的，是要用西醫的還原論觀念和方法來整理中醫，最終統一為一種醫學。既然統一的觀念和方法完全是西醫的一套，那就在西化中醫的同時，也自我否定了“結合”。這在理論或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而按照《憲法》精神，“中西醫結合”應當是兩種醫學理體系並存並重，兩者在臨床治療上取長補短，優勢互補。所以“中西醫結合”其實就是“中西醫配合”——即中西工作者相互合作前提下的兩方面臨床優勢的配合。如此以來，將“中西醫配合”的職能劃歸到衛生部，更有利於立足中醫與西醫兩者的管理體制之上，全面統籌和協調。這也是按照《憲法》精神和“中西醫並重”的方針，理順我國醫療行政管理體制的基本環節之一。

3.1994年出臺的“中醫病證診斷標準”嚴重失當

1994年6月28日頒佈的《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行業標準)，（5)與上面提到的病證規範化研究一樣，也是典型的“症候群”、“綜合癥”模式。因此這一“病證診斷療效標準”，仍然是以經驗、感性、表像層次上的認識，作為評判中醫診斷與療效的所謂“標準”。如上所述，“感性認識所見到的是事物的表象，理性認識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質”。所以這一標準，還可以稱之為“只要感官、不要大腦，抓住表像、丟掉本質，感性認識為主、理性思維靠邊”的“標準”。從認識論講，這是一個大倒退的標準，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標準。而將這樣的標準在全國各級中醫院貫徹實施，必然導致中醫臨床療效的大倒退——它限制了中醫固有的“辨證求因、求機，審因、審機論治”的臨床理論思維，這就扼殺了中醫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臨床優勢的發揮。當代中醫療效下降，它應當負主要責任。

4.2004年出臺的“傳染病防治法”不完善

2004年8月28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其實是一部西醫防治傳染病法。眾所周知，2003年春季中醫在防法非典型肺炎中所取得的突出療效，已為世界所公認。一年多之後修訂的這部法規，沒有突顯出我國醫療結構所獨有的，中、西醫兩種體系並存並重、優勢互補、相互配合的特點。也沒有為中醫防治傳染病的特色與優勢，在法規上留下足夠的發揮空間。這部通過修訂的《傳染病防治法》顯然形成了中國對本國中醫的地位與作用的限制。這不僅是對中醫的傷害，而是又一例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的現象，或者一種違背《憲法》精神，違背“中西醫並重”衛生工作總方針的現象。正在討論制訂中的全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方案》，一定要接受這一教訓，千萬不要再忘記了中醫。

基於上述，近代科學主義、近代哲學貧困和非典型性文化專制，長期支配著我國中醫發展的道路，統治著中醫醫療、教學、科研、管理的體制。它是半個世紀以來制約中醫發展的三大桎梏，而且像幽靈一樣，禁錮著人們改革的新思維，讓我們付出了“歷時五十載、上下三代人”沉重代價。今天，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是：中醫的發展失去了自主性、科學性；中醫的理論在西化中異化、解體；中醫的臨床朝著經驗化方向倒退；原創型的中醫人才嚴重潰乏，而且僅存的這類人才多數處於邊沿化的狀況。早在1982年衛生部主持召開的“全國中醫醫院和高等中醫教育會議”上，就曾提出 “振興中醫”、“突出中醫特色”的號召。可惜沒有多久，便被“西化”潮流淹沒了。所以這三大桎梏，同樣是中醫復興的三大難關——欲復興中醫，必須從突破這三關開始。

二、以中医的科学定位为突破口

中醫的復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要按照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學術復興決定事業發展的原則，從思想認識與管理體制上逐步改革制約中醫特色與優勢的弊端。當前面臨的重點是，突破制約中醫學術復興的三大難關，把中醫學術從桎梏下解放出來。為此，需要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牽頭組織，把學術的事情交給學者，以中醫科學學、軟科學研究開路，從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上打開突被口。按照這一思路，以下談幾點看法。

（一)、勇于超越现实的发展戰略新思维

中國人應當明白：我們必須誠懇地面對以“歷時五十載、上下三代人”的代價，而換來的中醫學術的真正衰落。在這一問題上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已經不容許我們再彷徨和固執錯誤了。


面對中醫學術的衰落，中醫學子們知道，中醫學術復興的重點，在於揭示其科學原理的基礎理論體系。圍繞這一重點，需要讓更多的人懂得：科學發現源于學者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思想自由和學術民主是其催化劑，“有心栽花”的唯長官意志並非決定因素。我們還要讓眾多“重臨床、輕理論”的人懂得：中醫基礎理論體系的鞏固和完善，才是提高中醫臨床技術的前提條件和可靠保證。幾十年來我們在中醫學術發展上，尤其在中醫的科研工作上所做的，就像在黃塵蔽日的沙漠中舉辦的沒有起跑線的田徑賽一樣。現在是應該反思，應該考慮收場的時候了。為此我們一定要以3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中醫學術與事業領域促成一種新理念、新氛圍。這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崇尚真理，尊重科學，愛護中醫，把學術交給學者，將中醫從根救起”。這是實現中醫復興藍圖中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切切不可等閒視之。


（二)、以中醫的科學發展觀面向未來

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確立起中醫的科學發展觀，這是突破三大難關，實現中醫復興的思想基礎。


我國宣導的科學發展觀，其核心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和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原則。文化科學的發展，也必須遵循這種態度和原則。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任何一門具體學科的發展，既是現代的，也是歷史的——是內在于傳統的歷史性的演進。所以，“內在于傳統的歷史性的演進”，這就是文化科學領域的科學發展觀。中医的科学发展观，无疑是“内在于中医自身传统的历史性的演进”。中醫學術的發展與創新，不可能告別自身的歷史與科學傳統。告別中醫自身歷史與科學傳統的時候，就是將中醫“連根拔起”，走向衰落和滅亡的時候。在高揚科學發展觀的今天，這一點，人們尤其需要牢記。

（三)、从中醫復興到人類醫學革命的战略目标

中國人要明白：其一，中醫是世界傳統醫學中，唯一具有成熟概念（範疇)體系的理論醫學。其二，在世界上高度重視傳統醫學的今天，中醫的復興很可能成為推動人類醫學革命性發展的強大動力。其三，中國在中醫工作上一定要多做成績，少犯錯誤，不辱使命。

我們在思考中醫復興的時候，要有歷史的視野和整體的維度。其意思是：欲知中醫的今天（現狀)，先要知道中醫的昨天（近代)；欲知中醫的明天（未來)，更要知道中醫的前天（源頭)。對於近代科學主義、哲學貧困、非典型性文化專制現象的長期羈絆，我們首要的任務是：全面、深刻地檢討昨天，果斷、徹底地超越近代中醫的“百年困惑”。只有這樣，才可能實事求是地對待前天，客觀真實地認識今天，清醒明智地預見明天。否則，我們主觀上儘管希望將中醫“從根救起”，但是因為出發點或起跑線的迷失，很可能滑向將中醫“連根拔起”的覆轍。那將是中國在人類醫學發展上不可饒恕的重大罪過。

（四)、以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為突破口

中醫的軟科學、科學學研究，必須以中醫自身的科學原理為前提，以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為起點。

軟科學，一般指的是關於決策與管理的科學；科學學，即研究科學發展規律的科學。不言而喻，中醫的科學學研究是中醫軟科學研究的基礎；中醫的科學定位研究是中醫科學學研究的依據。在中醫科學學研究的時候，對於中醫步入成熟科學以來的歷史，我們要虔誠的尊重，認真的學習，深入的研究，小心的求證。在回答“中醫我是誰”的時候，也要知道“西醫他是誰”；在回答中醫“我是怎麼來的”時候，更要知道西醫“他是怎麼來的”。當人們在思想自由和學術民主的環境下，從科學、哲學的基礎上明辨中醫與西醫的原理之後，中醫學的科學定位則不言自明。

半個世紀之前，由於中醫的科學定位不明，中醫學術隨之被近代科學主義、近代哲學貧困、非典型性文化專制所包圍。半個世紀之後的今天，欲突破制約中醫復興的三大難關，厘清中醫的科學定位，仍然是最為關鍵的突破口——當中醫的科學定位無可動搖之時，就是中醫走向復興之時，也是真正意義上的人類醫學革命來臨之時。這就是科學的價值、科學的力量，無須解釋，也不容懷疑。筆者在“中西醫之間的公理性原則和人類醫學革命”一文（6)對此已經作了系統的論證。此時此刻，歷史正在期待我們由以往的盲目、盲從、盲動擺脫出來，期待我們從中醫的復興朝著人類醫學革命而邁進。

本文討論至此，令人由然記起宋代哲學家程顥的兩句詩：“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這裏“有形”二字，指的是有形有象的萬事萬物；萬事萬物之外，其實就是形而上了。故沿著形而向上叩問，則自然走向了道；而道者，就是指示後人認識萬事萬物形上性的原理。可知學問造詣，第一要有形而上的思想境界，第二要有求真務實的負責精神。本質上屬於形上性中醫學，欲求其復興，則更須如此。在制約中醫復興的錯蹤複雜的困難面前，我們要有哲學和科學史的視野，更需要一批有道德、有學養的仁人志士為之淡泊名利、知難而上、不懈努力。如此，歷史的期待必將會逐步實現。



參考文獻

（1).王冰.黃帝內經素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8年第1版.第5頁

（2).李致重.中醫形上識.香港.奔馬出版社.2005年10第1版. 第245頁

（3).華崗.辯證唯物論大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版. 第18頁

（4).人民日報.1958年11月18日第1版

（5).陳佑邦等.中醫病證診斷療效標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6).李致重. 中西醫之間的公理性原則和人類醫學革命.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4-10頁



（2008年10月28日定稿於北京蝸居)

[ 本帖最后由 tcmsar 于 2008/11/16 17:45 编辑 www.lindalemus.com/Article/]
－－－－－－－－－－－说到点子上了!
－－－－－－－－－－－很有深度，国家中医局知道吗。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
－－－－－－－－－－－最重要的是不要外行人管内行人，尸位素餐，整什么标准考试，没有用的，
而且中西医一定要分开，不能合在一起，因为两个的理论，方向都是南辕北辙的，
把束缚民间中医的绳子解开，大力发展民间诊所，不要搞什么大医院，真正就能
解决人民的医疗问题，从实践中锻炼出真正的医生，老毛当年的"赤脚医生"政策是
很值得借鉴的

[ 本帖最后由 virgn 于 2008/12/1 11:07 编辑 www.med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