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人生
      周亚玲

　　“非典”危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5年前的一段记忆。但是对于那些曾经的“非典”患者，那场危机就是永远的切肤之痛。这些死里逃生的幸存者至今无法摆脱那场危机留给自己身体的后遗症：股骨头坏死、双肩坏死、肺部纤维化等。这些可怕的后遗症也许会伴随终身。
5年多来，他们一直无法从那场梦魇中走出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患有抑郁症。


熬
杨志霞是非典康复者之一，由于接受过多的激素治疗，她的头发稀少，人显得格外憔悴。她在“非典”之后的一个月里，送走了四位亲人——父亲，母亲，丈夫，弟弟。
出院那天，医院通知单位去接人。由于没有司机愿意来接，她一个人支撑着回到郊区的小平房。家中已被小偷洗劫一空。警察告诉她，知道她们家都得了“非典”，不好找人，也不好意思通知她。
无奈之下，她回到父母在东四十条留下的平房里。由于身体太差，无力做饭，大杂院的邻居东一户、西一户地给她送吃的。很快，她就觉得实在呆不下去——这个杂院里到处都是父母的影子。
她曾做过厂长，笔直地坐着时，衣着干净得体，依稀可见当初的干练模样。但是现在说话没有条理，常因痛苦的回忆而中断叙述。
她的亲人只剩下大哥和弟媳两家。大哥原来是全聚德的厨师，现在哥嫂和她一样拿着病退的工资，她的侄子则由于得过“非典”，至今没有生育；弟媳妇和杨一样，一个人拖拉着女儿生活。
她离开了东四十条，到别处居住。没过多久，她知道自己患上了股骨头坏死。刚开始，她还去单位上班。时间长了，就没能力上班了。逐渐地，除了每周二去医院看病或去信访办争取一些医疗和生活上的补助，她都不愿意出门了。由于骨病太重，周围的病友都轮流到她家给她做饭，陪伴她。最严重的时候，她连裤子都提不起来，因为她的双肩骨头也出了问题。
经济上的压力、身体的病痛和对亲人的思念，让她在最初的几年，常有轻生的念头。但儿子作为她的支撑，让她熬了过来。母子之间几乎都不会提及那场灾难。只是在父亲离开的半年后，儿子还是会拨打曾经属于父亲的手机号。
后来，亲戚送给杨志霞一条小狗。现在她每天早晚除了用治疗仪烤身体——哪儿疼就烤哪儿，吃药，用中药泡脚，就是遛狗。
一次，她用中药泡脚，因为疼痛，动弹不得，被迫保持一个姿势数小时，一直泡在水中。


只请客人喝饮料
章玮也是一位 “非典”后遗症患者。他的大哥、父亲都在“非典”中故去了。他大哥是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患上“非典”的。直到今天，大嫂和两个侄女都不和章玮家人来往，每次听到是他们家人的声音，都会挂断电话。
章玮在得“非典”前，是北京一家大型汽车配件厂的设计师。广州标致、切诺基的内饰门板都是他设计的。
现在只要有客人去他家，他都会拿饮料来招待。“得病之后，我只给客人喝饮料了，连纸杯都不用。”他说。
章玮的妈妈也是一位“非典”康复者，80多岁的高龄。两年前，又得了脑溢血，再也不会说话了，每天都靠营养液维持生命。章玮为了节省费用，自己学会了给老太太换灌食营养液的导管等很多护工的活儿。尽管非常节约，但每个月光老太太的营养液还是需要1500多元。
章玮自己的右腿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钙，手指甲都脱落了。夫妻俩3000多元的工资支撑着整个家庭，除了花费积蓄，他们没有别的经济来源。章玮在经济上一直很困顿，2004年，有家医院因为一个“非典”科研课题，可以免费给章玮做检查，章玮才敢去做。“那检查要1000多元呢！”虽然之前，他已经常常感到骨头痛。有的非典患者，在得知周围有病友得上股骨头坏死这种顽疾之后，都不敢去医院，因为他们害怕面对检查的结果。
2006年，北京市指定了几家医院给患上股骨头坏死的“非典”康复者免费治疗。病痛发作的时候，章玮就到医院，对医生说：“打那海豹油。”医生就会赶紧给他拿这种动物体中提取的药物。因为关节的连接处缺乏胶原蛋白的润滑，骨头的摩擦痛感外人难以想象。
“‘非典’后遗症的疼痛，你们是不会明白的。”章玮说。


女儿
“非典”康复者大都形成一个圈子，杨志霞和白利新因为共同的病得以相识。白利新得“非典”前，在新华书店总店做配送，体格非常好。她有个智障的女儿，胖乎乎的，老带着甜甜的微笑。康复之后，一些老街坊遇到她，都绕道走，还有些人在后面指指点点。这时候，女儿就会冲上去和别人吵架，保护妈妈。在医院的日子里，小孩每天给妈妈打电话，一个月的手机费就高达1000多元。小孩在电话里哭诉最多的一句就是：“妈妈，你别死，你死了，我怎么办？”
有一次，白利新去看病。爸爸对女儿说：“我们吃饭，不等你妈妈了。”孩子误会了爸爸的意思，就和爸爸打了一场架。
“非典”结束后到现在的5年多时间，孩子每天都和妈妈在一起，几乎片刻不离。孩子多次表示，她要看着妈妈，怕妈妈死掉。
白利新觉得，女儿现在逐渐懂得别人的痛苦感受。一次病友杨志霞谈到每年清明要去给“非典”中故去的四位亲人扫墓时，泣不成声。孩子就抚摸着她的肩，目光中流露着纯真和温柔。
白利新在非典康复之后又患上了糖尿病，同时股骨头坏死。因为治病，家庭变得非常拮据。一次，丈夫回来，和她开玩笑说：“外面有个流行的词叫‘月光族’，我们家就是‘月光族’。”她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后来听清楚了，自尊心让她心如刀绞。
在2004年以前，她从来没有想过给自己的智障女儿办个残疾人证，似乎没有那个证，孩子就和所有的普通孩子一样了。但老师和她说：“现实是你连自己都照顾不过来了，为什么还不能给孩子办个证件，享受一些照顾呢？”
她说：“如果我不在了，最牵挂的就是孩子。”此时，女儿突然转过头，紧盯着她。女儿很懂事，病友聚会结束后，孩子拿出几片饼干和大家分享，还把几张自己带来的小卡片送给妈妈的病友。


隔绝的世界
汪永红得“非典”那年是43岁。生病之前，他是一家报社国际版的编辑，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离开医院后，他彻夜都睡不着，每天晚上他都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痛苦地思考为什么自己会得这种病，为什么生活突然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股骨头坏死，他也很少去单位了。
汪永红知道，他现在的生活非常地封闭。除了病友，他很少和别人交流什么。“去单位，同事们肯定会问长问短，怪沉重的，既影响他们的工作，也影响我的心情。”他说。
同事们有时候也很为难。有一次，部门领导和同事说起：“每次吃饭，我都有点头痛。如果喊上汪永红，大家有说有笑，讨论很多东西，包括工作、家庭等等，怕刺激汪永红；不叫他，又怕他有想法。”
虽然单位对他照顾有加，但汪永红还是觉得，“非典”患者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因为别人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痛，也无法了解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对这些原本生龙活虎的人的影响。汪始终难以彻底接受如今的现实：“我患病的时候正好是我做事业的好时候呀！”
2006年，汪永红离婚了。虽然前妻还常常陪他去医院看病、取药，但他明白，未来的这几十年路，在北京举目无亲的他要靠自己慢慢一个人走。
对于那些“非典”康复者来说，给他们带来痛苦的不仅仅是肉体的后遗症，还有经济上的压力以及与社会的隔绝所带来的精神上的难言之痛。
因“非典”失去妻子、如今全身多处骨坏死的方渤情绪常常无法自控，稍有言语不和，便很容易与家人产生争执。一次大年三十，又和家人争吵起来，他掐着女儿的脖子，要“弄个你死我活”。他两个同样得病的女婿，都因为家庭的压抑感先后离婚了，然后租房结伴生活。
“我们除了病友，几乎没有任何朋友了。行动不便，无法参加社交活动。别人也无法理解我们。”康复者郑素玲说。


孕妇
梁旭以前爱跳舞，在各个高校免费教大家跳舞，1米7的个头，很漂亮。但是现在她把自己的舞蹈用品都送人了，因为再也用不上了。她说她并没有感染上“非典”，但不幸的是，因为她当时难以甄别的发烧等症状，而被当作“非典”患者加以治疗，结果是股骨头坏死。现在，她需要用双拐来支撑行走，过年的时候，父母谁都不敢说出去遛达遛达。
前任男朋友离开了她。几年之后，因为工作上的接触和了解，梁旭有了一个男朋友，最终他成了她的丈夫。
后来梁旭怀孕了，因为北京的医院都没有处理这类孕产妇的经验，在多处辗转之后，一家医院在配了好几个专家后才接受了她。“过几个月就要生出来了，但现在我是喜忧参半，不怀孕时愁，现在怀上了更愁。不说怀孕负重对坏死的股骨头不好，还不知道原来的治疗和后遗症对孩子将来有没有影响。”梁旭的母亲抹着眼泪地说。
2006年8月，“非典”病友自发做了一次调查，参与调查的110位得过“非典”的人，没患上骨科疾病的人只有11.8%，而罹患此后遗症者的治愈率为零；肺部纤维化回答为无或未回答的为34.5%。这110人中，被迫中断工作的有43人。而参与调查的人平均年龄仅仅为43.7岁。
这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有关部门也显然意识到了。根据北京市卫生局出台的《北京市关于非典出院人员社区健康管理工作实施方案》,从2003年开始至2008年,分成两个阶段,用5年时间了解全市“非典”出院人员生存质量、社会状态和心理问题,初步掌握他们的社区卫生服务需求,为他们提供连续性、个体化的医疗照顾。
－－－－－－－－－－－早用大小青龙汤就没这么多事了，也是他们命中注定，要被西医所害
－－－－－－－－－－－伟大的西医。
－－－－－－－－－－－还要多少这样的教训？？？才能另我们的老百姓醒悟！！！
－－－－－－－－－－－这就是西医激素的力量
－－－－－－－－－－－

中医治非典必须且可行

亚洲周刊
http://www。enwei。com。cn/medicine/company/dispnews.asp?lmdm=010002&file=20035130100020136.htm

组图（1) 组图（2) 组图（3) 组图（4)

李致重认为，西医以『病毒为本』，治理非典时用药一成不变：中医则『以人为本』，在病发不同阶段按表证开不同药方。如果中医在非典病发初期就参与治疗，能有效截断疫情发展。
香港的非典型肺炎死亡人数迟迟难控制，但发病个案开始下降，专家学者总结交流经验，希望找出最有效的抗疫方式，其中中医的作用日益被关注。

日前，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研究及开发部、世界医学新人类协会等单位联合召开《非典型肺炎整体治疗及预防：中西医论谈》研讨会，会上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李致重教授提出，一场非典已经把中西医逼到非走到一起不可的路上，『在治疗非典病人时，中西医越早走在一起越好，中医在病发初期参与治疗，能有效截断疫情发展』。

李致重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具四十多年临床及教学经验，是『伤寒』及『瘟病』专家，三年前应遵到浸会大学教授中医课程。他接受本刊访问时表示，发挥中医理论与临床优势，对防治非典至关重要，『广东非典爆发后可较快速控制，且将死亡率降到最低，中医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抹，香港再不重视中医治疗非典病例的作用，会错失治疗良机』。

从非典病情及发病过程看，该病属于中医外感温热病的范畴，病初症状如高烧、乏力、头痛、关节疼痛等，与中医外感病的『表证』，即病尚在外、在上的初期阶段完全相同。李致重指出，把握时机治疗表证，阻断病情进一步发展为肺组织大面积损害，是治疗非典的关键环节。他认为，非典是西医骤然面对的新课题，以西医研究的程式，对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发病机理、特异性预防和治疗等问题研究，尚须时日，而中医对此则拥有一套较成熟的理论，中医四大经典中，《伤寒论》和有关瘟病学的内容就占了一半。李致重说，《伤寒论》从『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为病』的角度出发，以『邪正消长关系』为著眼点，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把外感病过程中表现在身体上的『总结果』，作为医病依据。他指出，在治疗非典时，中、西医都对病情发展进行阶段的分类，但西医是『病毒为本』，抗病毒、抗炎的主体方式就是几种药，甚至一成不变，而中医『以人为本』，辨证论治、机圆法活的概括为『整体性综合调节』。

西医对非典病发按阶段分型，但不同阶段几乎都用同样药物，治疗中体现不出分型。李认为，《伤寒论》不仅把外感热病划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六个不同的证侯类型和演变阶段，全书更概括为三百九十八法，一百一十三方，每个症状都有数十法、数十方。广州八十七岁的著名中医专家邓铁涛教授曾应邀为一对夫妇治非典。这对夫妇的亲友曾因非典不治，他们希望从中医找到新希望。邓要求他们停西药、服中药，不到十天两人就康复了。

五帖中药治愈非典
月前，李致重也应香港私家医院邀请，为一名感染非典的四岁小孩诊治，他以治疗伤寒、瘟病的方式开出两帖药，就见效果而停了西药，然后再作善后调理，总共用了五帖药，小孩就见痊愈。

李致重表示，中医重视内外医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辨证论治，他说：『在非典各病理阶段表现的情况不一，不同的非典表现也不一样，治疗方法当然应该不同，这是中医的特点也是长处，』他强调，中医是根据昨天的来势，今天的表现，来预测明天，制定预期目标；不是到什么阶段用什么方法，而是『到什么阶段用后一个方法。』

李致重认为：中医在治疗非典过程中是必须而且可行的，中西医如能取长补短、相互配合，彼此不断交流切磋，就可能在非典的防治上走出一条新路。
－－－－－－－－－－－中医治SARS世卫评价高
2003年05月21日
http://phtv.ifeng。com/home/news/Inland/200305/21/65420.html
凤凰卫视5月21日消息：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在目前尚无治疗SARS有效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怎样尽快降低死亡率、提高治愈率，成为全世界医务工作者亟须解决的问题。而中医药在中国防治SARS的战斗中大显身手，取得了、发挥了西医药所未有的神奇疗效，再次显示了中医药在人类医学领域的独特魅力。
87岁的著名中医邓铁涛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教授。他认为，SARS是瘟病的一种，这次瘟病发於春初，湿邪内侵所致；而中医治疗瘟病历史悠久，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用中医药可以治好。
中医治疗瘟病历史悠久
中医药治SARS是否有效，实践给予了最好回答。广东省中医院从2003年1月至4月共收治了确诊的SARS患者112例，其中9例因床位紧张转院，实际收治住院病人103例。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这103例住院患者，绝大多数患者痊愈出院，取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的初步成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情况同样有说服力。该院自2月至4月17日共收治SARS病人37名，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15岁，有基础病变的5例，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全部治愈，无一例死亡，而且平均退热时间为2.97天，平均住院8.86天，医务人员无一例感染。
平均退热时间为2.97天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先后救治了17例SARS病人，治疗上以中药为主，包括清开灵、鱼腥草注射液和汤剂，配合小剂量激素，一般在3天内退烧，无1例转为重症，而且1周后减完激素，康复出院。
中国中医研究院接收治疗的42位SARS患者中，有十名接受中西医联合疗法治疗后，近期痊愈出院。他们当时大多有食欲不振、腹胀、乏力等不良反应。北京胸科医院中医科主任刘德泉：「使用西医退烧不平稳，易反覆，而中医则退烧平稳；另外，在消除肺部阴影上中医平稳，而西医采用激素疗法，容易出现第二次高峰。」

激素疗法易惹第二次高峰
中药在此次对抗SARS病毒过程中显现的效果，世界卫生组织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世卫官员、流行病和传染病专家詹姆斯．马圭尔博士在广东调查期间，到广东省中医院一分院考察。他表示，中医治疗SARS经验若能上升至常规治疗层面，则可对世界其他地方在防治方面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

SARS过后, 折翼天使在哭泣

http://news.21cn。com/today/jiaodian/1214/

中医药在“抗非”中突围 (2003-6-6)
http://www。cs。com。cn/csnews/20030606/373783.asp

世卫首次肯定中医治非典疗效 称最具潜在效益
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10-11/26/355603.html

中医专家认为非典是温病 中医治非典有疗效

http://news.sohu。com/18/59/news209365918.shtml

中医治非典引起关注——美国中医协会会长一席谈
http://news.tom。com/Archive/1003/2003/5/8-56232.html

2003年05月08日15时37分　　来源:中国日报

[ 本帖最后由 walking 于 2009/1/7 16:10 编辑 www.med126.com]
－－－－－－－－－－－还有这种声音哦——听听反面声音：
中医能治非典？鬼扯 (2006-09-14) 　来源: 北方网
http://talk.163。com/06/0914/08/2QVGPP6Q00301IJI.html
作者：王澄 美国康复科医生
中医说他们治好了非典，中西医结合比单一西医效果好。他们在京城弹冠相庆，全国的中医也好不容易跟着笑了一回。他们的根据是：第一，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用中西医治疗的效果比钟南山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院呼吸疾病研究所用单一西药的效果好；第二，北京和广东用中西医治疗的效果比香港用单一西药的效果好。
中医真的能治疗非典吗？
我在下面讨论的内容相当于医学院一年级的医学统计学课，因为我的读者有普通百姓，所以我尽量谈得白话一些。当我们要比较两组病人的治疗结果的时候，（我们今天说的“组”就是中西药组和单一西药组，)有三件事要求尽量均质，才可以进行比较。均质就是两组之间要尽量相同。第一，两组病人尽量个体情况要相同。第二，两组医生的诊断标准和诊治水平要相同。第三，两组病人接受的西医（药)治疗措施要极其相同，包括什么阶段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之所以药物要极其相同，是因为在一个事先设计好的临床试验中，第三个条件是最容易控制的。然后经统计学审查过，认为两组之间这三个条件“相同”或“基本相同”，那么这两个组才能够作比较。比较时，两组之间相同的部分互减等于零。到了第三个条件，一组只用了西药，另一组用了完全一样西药再加上中药。那么西药减去西药等于零。如果最后两组的治疗结果不同，这个不同才可能是中药造成的。
我举一个控制很好的例子。比如我们用大白鼠作非典治疗试验。第一，我们要选出两组个体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大白鼠，品种一样，年龄一样，体重一样。给它们注入可以导致非典的病原体（冠状病毒)，注入的量要一样。产生的非典临床症状要基本一样。第二，同一个（组)研究人员同时治疗两组动物。第三，两组用的西药要绝对一样，西药最好是同一厂家同一批号。在这种严格条件控制下，其中一组动物多用了中药。如果两组的治疗结果不同，统计学才会认为这个不同是因为中药造成的。像这样严格控制的实验每组大约需要40-50个大白鼠。（以治疗效果为观察目标的动物整体实验要比观察器官反应的动物亚整体实验困难得多。)
另外，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了中西药组比单一西药组的治疗结果好，也只能叫做“苗头”，而不能叫做“结论”。有了苗头，要紧接着向两个方向作研究。
一是重复同一实验，看实验本身是不是出了错。很多情况下，发现的“苗头”是实验本身的错误造成的，而不是一个新的发现。二是要问自己为什么中药能起到作用，提出几个假设，向细菌学，感染病学等方面作动物亚整体实验。这样要做很多很多很多的工作，才能得到结论：中西药结合组疗效比单一西药好，还是不好，或同样。
在一个事先设计和控制很好的临床人体实验里，可控条件包括医生的训练和治疗措施（用药)，可以做到两组之间基本相同。第二和第三个条件达到了。但是，病人可能是不均质的，不可控制的。第一个条件就有了问题。那么，统计学就要我们“配对”，（中医要先弄清什么叫“配对”。)并加多观察例数。比如每组200到300人。这样才能“看出来”中西药组和单一西药组是否有不同。
非典是突如其来的一件事，从“实验”的角度来说，是完全“失控”的，这样的两组是不能做比较的。因为三个条件都不均质，而且是极不均质，就是加多观察例数到每组一万个病人，用统计学可能也“看不出来”中药的好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临床实验，第二和第三个条件都能控制得很好。过不了统计学这一关，不能做比较，实验白做了的例子，大多数原因是第三个条件不能达标。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中国非典时期的任意两组之间，三个条件都极不相同，如果一定要做比较，那就是国际笑话。因为国际上常常是一个条件不行就报废了实验。
在中国非典时期：第一，两组病人的病情极不相同。比如在其中一组的辖区内，重病人死在家里，轻病人送来医院；年老的病人少，年轻的病人多；病原体的毒性轻，病人的症状轻；辖区内非典因为发生的晚，群众的警惕性高，就医及时；病人的经济状况好，就医及时等，都会获得更好的治疗结果。而并不能说明中药起作用。
当我们用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治疗的病人的病情和钟南山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单一西药治疗的病人的病情做比较时，我们读了《南方日报》2003年4月20日报道：《激流中的“南山”——记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呼研所集中收治危重病人，不仅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而且大大减轻了兄弟医院的压力。钟南山，成为同行们的靠山。---春节前后，广州的发病人数越来越多，不少医院因不大了解非典的传染性而遭到重创。这时，钟南山主动请缨，要求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作出这个决定需要很大的勇气。第一，当时病因不明，谁都没把握治好病人，治不好就等于砸了自己的牌子；第二，当时已经明确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病情越重，传染性越强。钟南山没
有考虑这些。他对全所同志说，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本来就是研究呼吸疾病的，最艰巨的救治任务舍我其谁？从此，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纷纷从其他医院转送过来。这些病人或合并感染，或多器官衰竭，治疗工作相当繁重。”
很明显，当时钟南山的病人的病情比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病人严重得多。这两组之间的病人是“不均质”的。所以，即使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不给病人用中药，他们的病人也会比钟南山的病人死得少。
第二， 两组医生之间医疗经验严重不均质。首先是时间差。非典发病进入高峰在广东是2003年2月，香港是2003年3月，北京是2003年4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西医事先受过非典的训练，全国西医手忙脚乱。人类的学习曲线是抛物线，头两三下的差距最大。如果有三个医生，一个没见过非典，一个治过一个非典病人，还有一个治过十个非典病人，他们三人之间应付非典的能力的差别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拿北京和香港比，北京的专家已经从广东学了两个月（下面讲到钟南山的第一手经验成为全国通用的救治方案)，从香港学了一个月。北京医生4月迎战非典时，他们的能力已经比香港医生3月的能力高出很多。北京的疗效应当比香港好。（我文中不讨论广东和香港的比较，因为广东的主力军是用单一西药的钟南山部，而我要讨论的是中药是否有作用。)
其次是条件：人力，物力，专家学者的水平和数量。北京在天子脚下，是共和国的脸面。非典时提供的条件比香港好很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者说，4月的北京已经是草木皆兵，人人都超敏感。多少“嫌疑”都已经被关起来治疗了。
所以，和3月的香港比，北京非典的病人可能在症状很轻的时候就接受治疗了。把北京的这几件事合起来，大家都明白，用不着中药，北京的疗效也应当比香港好。
第三，非典时期，组与组之间用药很不相同。因为毫无准备，初期用药完全是各自为政。
作为一个突发事件，“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用“乱”中数据作出“中西医组的效果更好”的科学结论，是完全没有可能的。病人，医生和治疗措施（包括西药)这三个基本条件，在比较的两组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这三个条件的不一样就足以造成两组治疗结果的显著不同，这个不同远远大于中药可能造成的治疗结果的不同。拿数字表达老百姓好理解。我们要观察的中药的作用（前景)是个个位数，而背景中两组之间差别已经成了千位数的区别。所以没有办法从千位数里挑出与中药有关的个位数。
换句话说，即使是中药真的有更好的治疗非典的作用，这个作用的表达也已经淹没在上述三个条件的极大的不同质中了。再给老百姓打个比方，在机器轰鸣的工厂里有人对你轻声说话，你听不到。因为背景的杂音阻止了你的“听说话”的能力。你看到对方的嘴在动，但是你不能判定对方是能发音还是不能发音（哑巴)。
所以，作出“中西医治疗非典效果更好”的结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胡说八道。中医的自恋症的毛病又犯了。因为不能比较，没有结论，所以西医把中药在非典中可能有效作为未知数。而中医一口咬定是已知数。把未知数说成已知数，中医祖传的江湖骗子的基因就给化验出来了。
中医错误地把病人死不死作为观察指标，因为他们在清朝时就是这样评估一个药的治疗效果。中医不知道“病人死亡”是一个不寻常的指标，是一个终极指标。一个病人入了医院，要经过多少事才死亡。对于钟南山的危重病人，每一个环节做不好都会死人，做好了也会死人，你怎么能说只是因为没用中药病人才死亡的呢？把死不死人当成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来说明中药有效，会引起全体参加过抗非典的医护人员的反感。他们当年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拿自己的性命拼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作了无数尝试，最后也不能把那些危重的病人抢救回来，终于死亡。而中医今天马后炮说，如果当年你们用了中药，病人就不至于死。抗非典医护人员这番艰苦卓绝的努力还顶不上你那两元钱一斤的草药？因为他们当年经历的事多么复杂，可中医提出的建议多么简单。人家心里能服你吗？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中生有的事。西医最终战胜非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丰富的抗呼吸系统感染和战胜病原体的经验。比如，在与非典的早期战斗中，以钟南山为首的呼吸病专家攻关小组夜以继日地查阅文献，观察病人，记录各种可供研究的资料：当肺部阴影不断增多，血氧监测有下降时，及时采用无创通气；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适当给予皮质激素，阻止肺部纤维化；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这些治疗措施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整个抢救过程也包括很多技术的掌握，比如隔离技术，呼吸机技术等等。
中医对非典也是毫无准备，（慢郎中)以前既没有治疗过急性呼吸衰竭和急性肺炎，不知道血氧下降该怎么办，中医也没教过烈性传染病的隔离技术，也不知道中药的杀菌杀病毒谱。居然能“急中生智”战胜非典，这种好事真是“史无前例”呀！
中医啊，看看你的皇历吧，现在是21世纪了。非典是21世纪全世界人民的灾难。只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能找到治疗非典的更好的办法，全世界的医生都会扑过来，把这个办法抢回去。你们在中国自己给自己发了那么多奖，吹了那么多牛皮，为什么本国的西医都不吭声呢？假装没听见。怎么没有人请你们出国会诊呢？
中医真不经打，从张功耀2006年4月发表《告别中医》到今天才5个月的工夫，中医已经从纯中医路上败下来。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院士说，大部分中国医务人员认为，研究中医最好的方法是现代医学或现代科学方法。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先生曾经认认真真地搞中医药现代化十几年，他认为以前他走过的中医药现代化是条死路。
怪不得这两年中医大谈特谈中西医结合，对西医“性搔扰”。原来是他们没路可走了嘛。中医盘算的中西医结合，一是要用西医药来掩盖中医药的无能，像现在很多中药掺进西药成份。二是中医想要贪污西医的功劳。西医天天忙着给病人看病，中医天天忙着找政府要政策。中医是没有用的人嘛，他们跑来和西医结合不是画蛇添足？抗非典后，中医对钟南山的说法让全中国西医寒透了心：中医把危重病人转入钟南山病房，转过脸来就对大家说，“你看钟南山不如我行吧，他的病人死的比我们多嘛。”这些个卑鄙小人，哪个西医愿意和他们合作。
西医和中医对中西医结合的“圣喻”的解读完全不一样。西医认为政府想给中医找个“寄存处”，而中医到了今天已经是无路可走，他们很可能拿着圣旨吓唬老百姓：说西医有很多不足，只有加上中医才完美。就好像有个人吃了四个馒头才饱，中医做梦都想成为那第四个馒头：出力少，功劳大。西医也不是傻子，他们怎么会和中医这种带有病态心理的人合作。非典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帮人完全没有一丁点科学态度，他们混在西医里面，治疗成功了，中医就迫不及待地跳到西医前面，功劳当然都是我中医的。如果有一天治疗失败了，西医被告上法庭，中医一推六二五，说我中医是辅助治疗，我们中药治疗的正效果和副作用还在研究之中，不是很清楚，失败都是西医的错。
中医自四人帮时代“得气”和泛滥，一直闹到今天：鸡血疗法，自血疗法；喝尿疗法；非典中给全国人民卖白兰根：一面组织全国人民跳大神，一面发国难财；特定电磁波治疗仪（神灯)骗了不知多少海内外华人的血汗钱；诈骗国家的钱研究根本不存在的经络；假针麻骗外国人；夸大事实：（文革歌曲)“医学史上几千年，聋哑人有口说不出话。小小银针手中拿，无声世界惊雷炸，聋哑人开口说了话。” 而美国主流医学在美国观察针灸20多年后，认为针灸不能治病，只能作为止痛的辅助治疗；随意进行临床人体试验，急于在任何可能的想法和道听途说中打开一个应用中医的缺口；自编自导自演中药静脉注射液，把煮草水往中国人的静脉里打；中药有毒但死不认“毒”；帮助藏医贩卖用炼丹术生产的重金属和石头做成的“丹药”，等等。
够了，That’s enough。我们忍不住问一声：在神圣的救死扶伤的医生队伍中，中医到底算哪路人马？
－－－－－－－－－－－王澄,可能不吃粮食，也不吃人的食物。

营养来之哪里，他可能是西药养大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