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打着“超有机”旗号的食品，正以强大的宣传攻势，考验着消费者脆弱的判断力。事实上，根据南都记者调查，无论是在质量认证还是在学术体系上，“超有机”概念都不存在，在国际专业学术期刊上也找不到一篇相关论文。然而，4年来，“超有机”食品却一路绿灯横扫北京及至全国市场。

这种吊诡局面展现了中国食品安全问题面临的多重困境：商人的夸夸其谈和误导，食品专家的推波助澜，主管部门的监管空白，以及缺乏食品安全知识的普通消费者的无所适从。

□采写：余戈

3月的一天，北京市民王旭买鸡蛋的时候充满了困惑。在位于西大望路的三安超有机专卖店，促销员告诉他，“超有机”鸡蛋是目前最安全的无激素的鸡蛋。这种“超有机”鸡蛋价格不菲。一个礼盒装60枚鸡蛋66元，平均10元一斤，而普通鸡蛋平均价格不过3.5元一斤。他买回家吃了之后，感觉并无特别之处。现在他有点怀疑：超有机和有机是一回事吗，超有机如何能保证绝对安全？

王旭的困惑折射了中国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普遍存在的某种担心。不合理使用人工合成化肥和农药，造成土壤污染、水污染、食品农药残留，已是农业生产公开的秘密。现在越来越多号称无公害无农残的有机产品的出现，不仅没有减轻消费者的疑惑，反而让很多人愈发无所适从。

王旭说：“我非常想弄清楚，有机产品真的无农残吗？超有机比有机更安全吗？”

“超有机”旋风

号称“当今世界最安全的食品”

带着王旭的疑问，3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长椿街地铁边的金隅大厦15层，三安公司总部即在此间。风靡市场的“超有机”食品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

公司入口的书架上，摆满三安总裁张令玉所著“三安超有机标准化农业系列丛书”，作序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售价158元。“三安超有机食品，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无化学残留、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即‘三无残留’的安全食品之极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食品。”这样的宣传语，充斥着三安的每个角落。

公司客服人员称，三安“超有机”产品主要包括大米、牛奶、鸡蛋，此外还有应季蔬果。目前在北京金融界和西大望路两处昂贵地段拥有专卖店，近40家超市出售三安超有机食品。销售范围遍布北京、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杭州多个省市，全国有100多个代理商。截至2008年底，已在全国22个省(市)、56个县市、91个示范点展开，近百万人购买和品尝了三安超有机产品。客服人员所言不虚。随后几天，记者发现北京市场随处可见三安超有机产品的身影。

三安刮起的“超有机”旋风，在北京其他的有机农场中间掀起了波澜。大兴青圃园有机农场总经理张希庆去年慕名前去三安总部参观，当时三安董事长张令玉的儿子、三安副总张程，现场为张希庆一行讲解，张程的口若悬河令张希庆十分折服，“他们告诉我，只要用他们生产的试剂一擦，就检验不出任何农药残留了。”而有30年种植经验的青圃园总园艺师贾延贺则不以为然，“消完毒了再去检验，我也能保证无农残。不过，那还叫有机蔬菜吗？”

三安公司客服魏经理称，“三安生物技术主要应用在生产全过程，有机农业标准有30项，而三安超有机标准达到300多项。”他说，在达到300多项严格标准之后，三安超有机产品“全面超越日本、欧盟和中国有机食品标准，是当今世界最安全的食品”，但具体技术则“涉及到企业秘密，无可奉告”。

“未检出”背后

媒体送检证实三安有机米有化学残留

事实上，早在2008年11月，三安超有机食品“无农残”的宣传，就引起了媒体的质疑。生命时报记者在北京市场随机抽取了三安超有机精品米、金豚泰国香米、华藤小站米、日本新澙县米4种大米，送交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进行营养及安全性检验。该检测中心是北京奥组委定点食品检测机构之一。

检测涉及到的营养指标共有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钙、硒5项。结果，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4种大米不相上下，但是钙和硒，三安超有机精品米含量均为最低。

最关键的安全性指标检测，共涉及重金属汞、铅等，以及农药残留六六六、滴滴涕等23个检测。

结果表明，三安有机米虽然号称“三无”：“无化学残留、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但在实际检测中，铅含量为0.022mg/kg，根本不是其宣传单页上声称的“未检出”；铜含量为1.65mg/kg，也远大于其自称的0.5mg/kg，其他指标它也未占优势，和其近20元/斤的高价实在难以匹配。

三安宣称拥有108项自主知识产权。记者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PCT专利文献检索入口，在发明人一项中输入ZhangLingyu，只能检索到3项专利。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申请(专利权)人查询，只有8项；以发明(设计)人查询，是25项。知识产权人士称，这些都不是PCT专利，并且其中许多专利都已被视为主动撤回。

三安生物科学院副院长魏刚说：“‘超有机’全面超越有机，我们有检测报告作证。”他所说的检测报告，被印制成册页夹带在出售的产品中。在安全性指标测试中，多数检测均显示“未检出”或“零含量”，这几乎成为“超有机”无毒的最有力证据。

三安牛奶的检测报告显示为北京出入境检验疫局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出具。但是10日该检测中心人士声明：只对来样负责检测，对企业生产的真实性并不负责。该人士说：“去年给三安做过检测。我们只是接受委托。来样检测无农残，并不代表认同企业生产的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

三安大桃和葡萄的检验报告，显示为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出具。该中心工作人员亦表示，只对来样负责。

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人士表示，超有机这个概念就是对有机的混淆。据了解，有机食品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直到2005年国家才出台有机产品标准。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颁证委员会主任俞开锦认为，有机产品的标准只有一个国家标准，三安宣传的“超有机”是夸大，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超有机再怎么号称安全，也不可能超过有机产品的标准。”

专家批驳“超有机”

使用生物制剂“消灭”农药残留是“作假”

学术界打假明星、新语丝网站的方舟子，看到张令玉声称“自1974年致力于生命科学信息调控技术(BioinformationAdjustmentTechnology，简称Tech-BIA)平台的研究，于1983年基本创建成功Tech-BIA平台”，不禁哑然失笑。

“调控的规范英语不是Adjust-ment，而是regulation。专业英语根本没这个说法！这明显是查汉英辞典东拼西凑自己翻译的。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基因组学兴起后，才有生物信息学(bioinformatics)、生物信息(bioinformation)这些说法。张令玉说1974年就开始研究简直是笑话。”方舟子说。

“张令玉号称有108项技术专利，似乎在说明产品有多么高科技。其实专利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专利只考察独创性，对是不是真能运用，并不在考察范围之内。”方说。

超有机宣称的“零农残”在方舟子看来不值得一驳。因为，“空气中、土壤中、水中，本来就都含有种种有害的化学物质能被作物吸收，根本不可能保证‘零农残’，只是量多量少的区别，绝不可能像三安宣称的‘三无残留’。”

“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实际生产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超有机’存在。”3月10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质量安全中心评审专家曹志平在接受采访时说。

三安超有机声称，之所以能做到无农残是因为用生物制剂净化被污染的土壤和水，实现了种植环境无害，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用生物制剂取代各种化学肥料和农药杀虫剂。再经过三安自己拟定的标准进行认证，达到了完全安全。

“这种技术没什么新东西，大家都在用。”曹志平认为，使用生物制剂就是降解，称之为恢复，这样做的目的也仅是达到有机的要求而已，并不能超越。另外，如果是使用生物制剂擦拭，使得产品检测不出农药残留，则是“作假”。她强调，有机其实是一种生产方式，检测结果“未检出”，并不代表生产方式就是有机的。

顺风顺水的“超有机”

“一是舍得宣传，另外背后有人”

在农业和生物界人士看来，不难识破“超有机”的破绽。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则不容易。随机采访的多位消费者多表示“听说过超有机食品”、“它的概念就是超越有机”。

在持续的宣传攻势下，4年来三安超有机一直顺风顺水，占据了不小的市场份额。中国农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称：“张令玉的能量很大，一是舍得宣传，另外好像中国工程院、农科院都有领导专家在关照，背后有人支持。”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对于超有机的追捧，尤为引人关注。陈君石院士同时还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

据三安网页上的宣传，陈君石曾亲自写信给领导推荐三安模式。2008年3月，张令玉教授编著的《三安超有机标准化农业系列丛书》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陈君石在序言中欣然写道：“食品生产的源头环境污染是一个世界性的顽症，即便是世界上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还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难以置信的是，张令玉先生创建的三安标准和农业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以上危害。”

陈君石说：“从我接触三安开始，已经有三个年头了，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安农业能够保证农产品源头不受污染，从效果来讲，已经有几十个县的种植结果来证明了。我一方面要强调三安的技术是很先进的，它的生物制剂是很安全很见效，而且是很管用的；进一步讲，三安也解决了我们国家现在十分关心的三农问题。”

南都记者致电陈君石，陈院士说“不谈这个问题”，拒绝对此置评。

方舟子对院士为企业出头炒作现象提出了批评。方舟子认为，商人喜欢找院士，因为可以增加可信度。而院士参与这种商业炒作，带给消费者的误导会十分严重，虽然这些不检点的行为均违背了院士自律和道德准则，但是没有一个部门对此进行处罚和规范。

“超有机”发明人、董事长张令玉被三安公司宣传描绘成一个划时代的科技奇才。虽然还有一个名为三安生物科技院的机构存在，但是看不到研发的迹象，常见的状态就是客服人员接听热线，推广宣读“超有机”理念。工作人员显然训练有素，对于“超有机”之外的话题都保持警惕。

似乎没有一个员工能知道张令玉的去向。在三安生物科学院副院长魏刚以到基地视察为由拒绝了南都记者的采访之后，这处神秘的公司总部就被越来越厚的迷雾包裹起来。

“三安超有机食品，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无化学残留、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即‘三无残留’的安全食品之极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食品。”

———三安宣传语

“无论是国际学术界，还是实际生产中，根本没有所谓的‘超有机’存在。”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质量安全中心评审专家曹志平

“消完毒了再去检验，我也能保证无农残。不过，那还叫有机蔬菜吗？”

———北京一有机农场园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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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

是被美国多个国家机构争聘的高级科学家、被李嘉诚诚邀加盟的首席科学家，

还是高中毕业的科研所勤杂工、上世纪90年代席卷全国的“假化肥坑农风波”主角？

如今，他以“带领九亿农民增收致富的‘三安模式’创始人”身份再战江湖。

“我要么是最大的骗子，要么是最大的发明家，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

——张令玉

（刊登于1992年1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



神秘“天才科学家”
一如欲说还休的“超有机”核心技术，记者一直联系不到的三安董事长张令玉同样行踪神秘。三安网站上，张令玉的介绍是：“1954年12月出生。生命信息调控技术(Tech-BIA )创始人，长江生命科技研究所首席科学家，长江生命科技研究所所长，带领我国九亿农民增收致富的‘三安模式’创始人。”

有些宣传让消费者真假难辨：“张令玉1989年首先开始了生物农业技术在全国的推广，不到两年的时间便在国内引起了轰动的影响，1993年以美国国家重大利益移民将张令玉教授全家移民到美国，被美国B io-A G、海军生物研究院、N IH等国家机构聘为高级科学家，从事新型生物农业、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生物新药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赫的成绩。”

最为常见的宣传片段是：“亚洲首富香港长江实业集团主席李嘉诚先生极具慧眼，洞察到张令玉教授会创造出世界巨大影响的效益，于1999年9月8日派专人请张令玉教授加盟长江集团。并亲手创建了长江生命科技，任首席科学家、研究所所长。”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农业部质量安全中心评审专家曹志平称，张令玉所号称的世界最好的超有机技术，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论文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张令玉一直称自己生于1954年，一家网站介绍说，张令玉是西安人，1972年毕业于南京航天大学，主修电子工程。但在南京航天大学的校友名录中，查不到张令玉的名字。记者得到的一份黑龙江常住人口登记资料显示：张令玉，山东滕县人，住黑龙江富裕县(现嫩江市)，生于1951年1月，学历仅是高中。

张令玉确在1999年加入李嘉诚的香港长江集团的长江生命科技公司(以下简称“长科”)。但已成历史。3月11日记者致电长科总裁甘庆林，最终得到企业事务部的书面答复称：“张令玉先生现在并非长江生命科技之雇员。自张令玉先生于一年多前离职后，长江生命科技与张令玉先生之间再无关系，亦没有保持联络。”

现实中，“长科首席科学家张令玉”一说，仍然被三安到处宣传。

田力宝风波

张令玉上一次成为公众焦点是2002年。李嘉诚旗下长科在港交所上市。香港媒体发现，第三大股东是一个行事神秘的陌生名字：张令玉。

当年长科招股说明书对张令玉的介绍是：长江生化科技研究所有限公司之研究所所长，负责领导多位科学家研究及开发本集团新应用方案，于生物科技方面累积超过20年科研经验。张先生在免疫学、肿瘤学、艾滋病学、农业、畜牧学、生态学，以及微生物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经验丰富。

而据调查，高中毕业的张令玉，并无肿瘤学、艾滋病学领域任何专业背景及研发成果。《商务周刊》曾经调查：1983年张令玉闯荡北京，进入北京一家科研所当了一名勤杂工。1988年张令玉成立了一个没有注册的“中外科技应用研究所”，自任所长。这家研究所1988年推出了第一个微生物肥料———“肥丹”。

很快，香港媒体发现张令玉的低调事出有因：张早年(1975年)曾因盗窃罪，被富裕县人民法院判处3年有期徒刑。后来又因涉嫌化肥欺诈在徐州被当地公安局拘留。

香港明报等报道之后，长科发表一份“英雄不问出身”的声明，“有关张先生在加入本集团前的一切事务，包括其个人事务、商业行为、所创造及销售的产品、所参与的公司及其与第三者之关系，概与本集团无关。”

张令玉也通过一家公关公司称，“我从来没有骗过任何人，更没有因此而被判罪坐牢，在徐州也不例外。”

这场风波还引起了内地媒体的关注。《财经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都对张令玉的神秘经历展开调查，发现张令玉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一场“假化肥坑农风波”的主角。

据《商务周刊》报道，张令玉的“肥丹”因存在问题被农业部和化工部化肥司要求停止推广后，1989年张令玉在“肥丹”基础上推出了“新一代微生物肥——— 田力宝”。

田力宝亦时运不佳。当时国家化肥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分析显示：“营养成分含量太低，‘田力宝’根本不能称为肥料。”1991年5月28日，农业部发布(农土肥)第69号文件：“‘田力宝’没有经过严格科学试验研究，没有取得行业许可证，不具备作为商品肥料进入市场的条件。”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委托中国土壤肥料研究会召开“田力宝”座谈会，专家集体呼吁：“领导部门应对这样一个使国家耗资巨大，给农民带来损失的伪科学技术和产品，予以严厉查处。”

《商务周刊》的报道称，此后许多地区都发生了田力宝导致减产事件，其中最早设厂生产的广东地区最为突出。1992年广东省工商局、化工厅、农业厅和供销社曾联合发文：谁生产谁销售田力宝，就追究谁的责任。1993年农业部派员到广东地区实地考察，调查人员将大量“田力宝”坑农案例拍成一个180分钟的录像片。一位知情者说：“录像带送回农业部时，农业部科技委正在开会，在会上就播放了录像，主持会议的科委主任藏成耀看后，被气得当场中风。”

2000年6月23日国家发布《肥料登记管理办法》之后，广东省农业厅厅长司徒绍在《南方农村报》上说，“田力宝是假劣肥料，给广大农民造成了巨大损失。”

作为田力宝的始作俑者，张令玉却安然无恙，田力宝从最初每万吨转让费20万元涨到了1991年底的40万元。当时田力宝厂家达到68家，推测1994年张令玉仅靠技术转让就获利超过4000万元。知情人对张的公关能力印象深刻，“张关系广泛，上面有人支持。”

南都记者多次联系三安公司希望采访张令玉，均被以各种理由拒绝。3月11日，三安公司研究院副院长魏刚出面接受采访时对此不予置评，而是强调：“(田力宝)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

和首富的离合

田力宝争论尘埃落定之后，张令玉远走美国。据说曾有美国人愿意投资做他的化肥，但是后来又涉及到质量纠纷不了了之。

1999年前后，人们再次听到张令玉的名字，他已经出现在香港，继续推广他的生命信息调控技术(Tech-BIA )，宣称新生物技术将造就“袁隆平第二”及解决农业根本问题。此时，李嘉诚看中了生物技术的前景，双方一拍即合。

随后，张令玉将北京田力宝关联公司的业务、资产和作为发明人拥有的专利权，转移给了长实集团，转让金超过1亿港币。张本人则与长科签订雇佣合约长达十年。北京田力宝研究室的营业执照于2001年8月被撤销，部分人马划为长实集团的新公司———“北京稳得高公司”员工。2002年7月4日，李嘉诚旗下长科在创业板上市。三大股东排名为：长实集团44.02%、李嘉诚29.34%、张令玉6.24%。

3月5日，甘肃东方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梁桂英，向记者讲述了当年在西北推广“稳得高”的经过。梁所在的公司2000年4月开始推广田力宝。到了8月5日，梁桂英被告知：“田力宝”发明人张令玉及相关人士已被长江公司收买，今后只有稳得高生态肥。并发来30个车皮总计1610吨的稳得高生态肥。

梁桂英回忆：2001年2月24日李嘉诚在北京稳得高公司总经理的陪同下亲临甘肃。“李的到来把我们以前或多或少的疑虑打消了，于是我们终止了其他业务，全力以赴投入‘稳得高’推广。”

“2001年3月21日，当我们把肥料配送到农户时，发现了一系列问题：包装袋破损率高达1.6%；包装袋标识重量≥25kg，可实际上每袋均少于25kg；同一肥料却有两种包装：一种标明是中外合作‘北京’稳得高公司，一种标明是中外合作稳得高公司；一种有有效成份标识，一种没有标识。”

梁说，2001年5月26日，甘肃张掖地区完全按照说明书使用稳得高肥料，造成普遍减产，张掖土肥站要求赔偿各项损失80多万元；2002年7月，陕西汉中城固县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稳得高为不合格产品；2003年3月，甘肃景泰县质监局因涉嫌质量及生产许可证问题将该地稳得高肥料全部封存。

最后梁桂英只好关门大吉。她称，受损农户不断上访告状，自己把家底都赔光了，总损失达600万元之多。

梁说，“稳得高”是“田力宝”的翻版，“不过换了一个名字”。“稳得高”声称是应用张令玉首创的微生物交变电场生物工程(M A B)技术研制。而M A B技术与张令玉当年开发田力宝的技术一致。

“稳得高”不断换名。2002年5月改为“隽思”，后又改为“绿营高”，以生态化肥为主营的长科在股市圈钱据估超百亿港币。据梁桂英介绍，当时首席科学家张令玉月薪20万港币，李嘉诚还给他配了4名尼泊尔保镖。但是张和首富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到约定的10年。经查证长科年报，张令玉的名字从2003年连续3年出现在高管名单中。但是他的名字在2006年的资料中消失了。

3月11日，香港长科企业事务部对于记者的提问作出如下答复：“阁下有关张令玉先生之查询，本公司谨此回应如下：根据香港证监会《证券及期货条例》，持有上市公司百分之五或以上股份权益人士，方须披露其股权资料。根据纪录，张令玉先生持有之长江生命科技股份权益，于零六年四月下降至百分之五以下。自此，本公司并没有收到张令玉先生据上述条例资料披露之任何资料。”

“要么大骗子，要么大发明家”

张令玉离开香港的2006年，恰与三安在北京落户、“超有机”上市的时间吻合。资料显示，在回到北京的几年里，张令玉频频以长科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出席在全国人大、各高校、研究所等场合举行的论坛、学术会议。

或许，刊登在1992年1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上张令玉自己的一句话，更接近他的内心独白，“我要么是最大的骗子，要么是最大的发明家，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西大望路的三安超有机专卖店，发现又有一种名为“奇力生”的“免疫调节口服液”，和“超有机玉米”“超有机鸡蛋”一起出现。后经查证，“奇力生”正是当年长科上市后声称正在研发的一种可对艾滋病有效率达80%的生物产品。说明书上注明：“世界独创的tech-BIA技术产品”。正是张令玉宣扬的“生命信息调控技术”。

专卖店女促销员用机械而热情的口吻介绍：“这是著名科学家三安董事长张令玉团队最新研发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口服液，继超有机产品之后，即将推向市场。”

□采写：余戈
－－－－－－－－－－－认证混乱·监管缺席·产销萎靡

有机菜，有尴尬


有机食品认证本代表着农产品供应方面国家最高级别的认证，但这道原本最难跨越的关口如今却在利益驱动下日渐形同虚设，认证机构如雨后春笋，企业过关也就难免蜕化成了“交钱拿证”；而过关后的监管，也“主要靠企业自律”。安全难放心，叫消费者如何拿出数倍的价钱，去买内有“玄机”的有机菜？

价高不是问题，消费者安全信心疲软，才是位于新鲜蔬菜金字塔尖有机蔬菜的致命伤。

“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都缺乏足够的安全保障，消费者犹豫，生产商放不开，所以做不大”，2005年曾就食品安全提出议案的广东省人大代表万洪富认为，与全国有机菜现状一样，这一行业虽前景可观，但眼下普遍亏损，谈不上暴利，亏就亏在“体制性不安全”。

“叫好不叫座”

有机蔬菜虽比普通蔬菜贵上5-10倍，但销量只有2%-3%

3月12日上午，广州从化吕田镇水埔村狮象岩段山雨欲来，空气里似乎随时能拧得出水来。

东升农场场长刘真云在田埂上巡视，两侧地里刚种了20多天的芥兰苗和奶白菜，已经青青葱葱连成了一片，长势喜人。

“老板要求很严，绝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谁敢用就开(掉)谁”，刘真云说，因广州气候湿润，种植叶菜特别容易长跳甲，一种似乎怎么灭也灭不尽的小虫，但农场还是坚持用植物性农药来防治，仅农药成本一项，就要比种植普通蔬菜贵上5-6倍。

此外，由于生长过程中绝不允许使用化肥，有机蔬菜一般要比普通蔬菜长得慢得多、产量也低。

东升农场的老板区景泰原籍番禺，早年去了香港，曾靠手推车卖菜为生。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市场放开，区景泰回到番禺承包下成片土地搞农场种植。由于供港蔬菜要求一直比内地严格，从未丢掉新鲜蔬菜供港业务的东升农场，在内地有机蔬菜兴起后，也于2003年前后开始试水种植有机蔬菜。

目前，作为广州地区唯一一家通过认证、能生产有机蔬菜的公司，东升公司在云南、江西、四川等国内5省已分布有8大农场共2万多亩菜地，其中仅珠三角的种菜面积就已达6000多亩。但在如此大面积的蔬菜基地中，东升公司绝大部分国内农场种植的都是安全质量要求稍低的无公害蔬菜和绿色食品蔬菜，仅从化水埔村的1500亩菜地能生产有机蔬菜。

水埔村狮象岩段依山傍水，多是坡地山田。村里菜地边，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堆肥池，一些塑料菜棚内，还悬挂有专门的蜂箱。“等一些蔬菜开花时，再放进蜜蜂箱，助其传粉采蜜，有些蜂还可以杀虫”，东升公司工作人员统计，由于有机蔬菜生产程序严格，目前该农场蔬菜产量并不大：每天除一半供港外，能供应整个珠三角市场的有机菜每天仅3-4吨，其中广州约1吨，多销往了超市和高档酒楼。

在广州五羊新城万家、家乐福万国店等大型超市内，记者发现包装精致的有机蔬菜虽十分抢眼，但与普通蔬菜柜台前熙熙攘攘的人群比，仍颇显冷落。单纯从售价上看，无公害小黄瓜4.8元/公斤，有机小黄瓜29.7元/公斤，有机菜是普通蔬菜的6倍多。而差价最大的一款有机白萝卜，要30元/公斤，比普通白萝卜贵了近17倍。

从广州其它超市现场调查来看，有机蔬菜一般都要比普通蔬菜贵上5-10倍，名为“天价蔬菜”也不为过。但奇怪的是，如此价高的单品蔬菜，在进入市场十多年间，却一直未能让为数寥寥的生产供应商眉开眼笑过，更不用说坊间猜测的“暴利”了。

东升公司采购经理伍尚锦看好有机蔬菜的前景，他承认，截至目前，东升公司的有机蔬菜生产仍无法赢利，还要靠平均每天销售量是其200-300倍的无公害蔬菜和绿色食品蔬菜来弥补亏空。同样，另一家生产有机蔬菜的广东公司也大抵如此，要靠销售大量有机茶叶来弥补。

广州家乐福万国店负责人证实，有机蔬菜虽然高档、高贵，但好看不叫座，如今在该店设有专柜的广东河源另一有机蔬菜品牌，过年期间每天的销售量仅占超市同类产品销售量的5%-8%，平时更只有2%-3%，“如此少的销售量，根本谈不上赢利，超市愿意卖这个产品，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产品线齐全，毕竟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少量的这个高消费群体”。

有机认证乱象

合法认证机构20多家；“这家不过那家过”；“交钱就能拿到证”

对我国农产品供应商而言，有机食品认证是国家最高级别认证，也往往是把关最严、最难过的关口。然而这道原本最难跨越的关口如今却认证混乱，变得让消费者难以放心。

“有机蔬菜认证不容易通过”，3月上旬，作为农业部下属最早一批获得有机认证资格的中绿华夏广东分中心介绍，按照国家颁布的《有机产品生产和加工认证规范》，对生产有机蔬菜的大气、水和土壤等，都必须严格检测，要求绝对“纯天然”、“无污染”。

但对于申请认证企业而言，最难过关的显然还不是自然条件，而是“在生产过程中绝对不能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化学性农药和化肥”，以及对每一件售出的有机蔬菜产品都必须建有全套溯源台账这两条。

由于国家规定严格，中绿华夏广东省分中心成立7年来，全省仅通过了9家有机食品认证。“首先要由企业提出申请，然后认证机构会辅导企业按国家要求建立、落实一系列规范管理文件，尤其是从选种，到种植收割、储运加工等一系列溯源体系的建立”，中绿华夏介绍，有机蔬菜通常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全部认证，而进入种植期，还将根据土地状况，设有1-3年不等的有机菜生产转换期。

但这些由繁杂文件和严苛程序所垒就的高门槛，在利益驱动下，如今竟日渐形同虚设。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未期，我国刚试行有机食品认证时，认证主要由国家环保局下属机构负责。2004年5月，有机食品认证转归国家认监委下属机构。其中，2003年前后，国家农业部也对有机食品认证成立了专门的认证机构。如今，10多年间，得到国家认监委认可的合法认证机构已发展到20多家。

“这家通不过，另外一家可能就通过了”，让中绿华夏广东省分中心负责人马细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夏天，她所在中心正对一家省内申请有机认证的企业进行认证前辅导，并要求其按规定做出一定整改，不料两个月后，这家企业却将通过另一机构获得认证的有机食品证书，“有意无意”传回到了中绿办公室。

近些年，与国家级认证机构对应，在国内各省市，除了各国家级认证机构的地方外派机构外，越来越多的外围商业机构也开始搭便车挤入认证行列，使得有机食品认证市场，一度出现“凡咨询必能通过”、“凡交钱就能拿到证”的行内怪现象。

在广东地区，公开声称自己能办理有机食品认证的机构多达近十家。经南都记者调查，其中一半以上为各种认证机构的代理商，或者自称“与认证机构关系很铁”、“保证能帮助企业拿到认证”。位于广州天河体育西路的一家公司，承认该单位是受有机认证单位委托，专门对需要认证企业提供管理咨询，“如果包括办证，总费用一次5万-6万元”，对于第二年、第三年的协助复查，费用还可以打8折或8.5折。而广东省内一些省、市级农业科研单位，虽也纷纷宣称自己能够进行有机食品认证，但据记者了解，事实上他们也只是对部分有机认证指标负责检测，并不能直接进行认证。

珠海一家认证机构则表现强势，自称是“中南五省唯一的官方认定机构，只要企业需要申请，一个月内就可以派人去实地调查，对申报资料也可以进行辅导，整个程序认证下来，估计约2-3个月，而且第一年认证过关收费、加上做资料费用，总共4万-5万元”。该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强调，与其它国内有机食品认证机构不同，“通过该机构认证的资格证书，目前已经获得了欧盟、日本等国际互认，其它机构认证的有机证书则只能在国内使用”。

但这一说法被农业部下属的中绿华夏广东省分中心否定。该中心透露，目前国内有机食品认证，由于各国贸易间绿色壁垒存在，尚不能与欧盟、日本等国互认，“如果说能够与国外通行，那肯定是假的”。

对眼下国内有机食品认证市场的混乱现状，中绿华夏广东分中心也深感无奈，该中心肯定，广东目前只有三家有机蔬菜企业通过了认证，且大多处于河源、梅州、粤东等偏远山区，其中一家还处于有机生产转换期，至于其它认证机构发证，“我们只认南京国环的，其它机构都不认”。

监管主要靠自律

“这是一个诚信行业”；“认证通过后，一般不会出现大漏洞”

家住广州天河区的白领Suling，家庭收入绝对属于金领一列。Suling平时对食材挑选十分精细，但对超市普遍昂贵的有机蔬菜，她却也不经常买。“不是嫌价格高，就是不放心，担心不值得”。

“消费者对有机菜安全没信心，这是个死穴，结果越贵越没人买，越没人买企业越不敢放开种植，造成有机蔬菜市场长期萎靡难振”，关注有机蔬菜市场的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教授陈日远，对近十年广东有机蔬菜的发展大有恨其不争之感。但他也无法否认，有机蔬菜在突破认证第一关之后，进入市场流通环节之后，与国内众多普通蔬菜一样，也同样是在多重监管的缝隙中游刃有余，甚至余地更大。

与国外蔬菜瓜果的生产与流通不一样，国外凡是合格上市者，均要求质量安全达标，但我国蔬菜瓜果等农鲜产品，通常有四个管理层级，即最基本的是普通果蔬，其次是无公害果蔬，再往上才是只有国家才能认定的绿色食品和顶尖级有机食品。

“按国家标准，绿色食品允许有少量农药残留，而有机蔬菜则要求农药残留必须在国标基础的5%以内，相当于是5‰，几乎不存在农药残留”，中绿华夏广东分中心解释，通常情况下，无公害蔬菜的管理尺度相对要宽些，通常各省自行就可以认定，而有机蔬菜和绿色食品的认证权在国家层面。

3月12日中午，从化东升农场一处包装车间内，场部技术人员正将当天收割的菜心、波菜和芹菜封进一个个透明包装袋，除了部分留在农场自检外，其余样品将一一送到从化市、广州市等农业部门进行检查。“企业自己对有机蔬菜要求是批批检，市区各农业部门则通常每个月送检1-2次”，农场一技术人员反映，有机蔬菜质量监测这一块，目前主要还是靠企业自律，“不要说省、市监管部门，就是区里现在也少有下到农场办公的了”。

此外，按照有机食品认证规定，有机食品在完成认证后，负责认证的机构还应对其产品生产和管理进行监督。而且有机认证证书的有效期只有一年，过完一年企业还须重新认证。但据记者调查，这相较于其它新鲜蔬菜产品，原本更多一道的安全阀，竟在众多认证机构混杂竞争的情形下再度轻易失守。

在广东，即使是有国家认定资质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在企业通过认证后，也基本不再监管企业行为，事后取消企业资格认证的情形更等同于零。“我们着重是帮助企业在认证前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管理程序，这样认证通过后，落实起来一般不会出现大漏洞”，广东一认证机构认为，目前对包括有机蔬菜在内有机食品的安全监管，更多责任应该归于企业。“这是一个诚信行业，不诚信者不应进入”，“国外也主要由生产企业负责，生产企业一般会宣誓，一旦产品出现问题，首先倒掉的就是品牌企业，尽管认证机构声誉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负责粤东某市农产品认证的政府工作人员证实，不仅国家认证级别最高的有机蔬菜，就是级别稍低的绿色食品，一般须三年重新认证一次，但一旦通过认证，也极少有被取消的，“除非企业经营不善自己倒掉”。几年前，该市一获绿色食品称号的米粉样品，被送到湛江一国家级检测中心检测，结果发现送检样品水质不合格。于是该市农业部门重新通知生产企业，允许生产企业不采用日常生产所用的山溪水，而是单独改用干净的自来水重新制作了一批样品，重新送检过关。“这不是秘密，行业内大多如此”，该工作人员称。

广东省农业部门反映，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产品认证刚刚兴起时，省内生产企业一度曾热情很高，不少企业纷纷向政府申请认证。但后来品牌认证渐渐变成了“你有我有全都有”，品牌信誉度直线下降，对企业的吸引力衰减。“尤其是三鹿奶粉事件后，不仅消费者，就是行业内部对品牌认证也很受打击”，一工作人员强调：“三鹿奶粉不仅是绿色食品，还是国家免检产品，几乎什么认证都拿到了”。

按照国家规定，省市农业部门对所有上市农产品都有抽检任务，“有时还是相邻省份互检”，但广东省农业部门相关人员承认：平时对高端有机蔬菜抽查较少。“因为有机蔬菜大不了是不合格，质量再差也差不过普通蔬菜，不会出大问题，所以在监查人力物力不充裕的情形下，通常不抽检有机这一块”。

“最关键是认证和监管这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扎实硬朗了，消费终端的价格不是问题”，陈日远信心满满：“要知道目前广州每天销售1吨有机菜，仅相当于正常估算量的1/400”。

“每个月多出300-500块钱菜金，相信广深等珠三角大多数家庭都能接受，但如果质不抵价，因此而多买了一份不放心或闹心，那还是少些麻烦好”。尽管不知不觉中，不用刻意去大超市就已经能够在社区方便买到有机蔬菜了，身边也渐渐有了越来越多尝鲜的邻居加入，但Suling依然不愿意更多地选购有机蔬菜。显然，在始终不够坚挺的安全面前，高价有机蔬菜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采写：本报记者　杨晓红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