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水稻已经有了婆家––––中化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中国种子集团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玺 | 北京报道

　　有媒体称，在沃尔玛长沙市黄兴南路店、中百仓储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路店检测出有转基因大米在售，四川成都伊藤洋华堂超市双楠店则在出售未经国家认可产地的转基因木瓜。

　　这已经是转基因水稻第二次在市场上被发现。

　　同日，农业部重申：批准发放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就允许商业化生产。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的背后，存在怎样的利益链条？

　　转基因商业化压力和诱惑

　　近年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呈现直线上升趋势。

　　据国际农业应用服务组织(ISAAA)发布的报告，全球生物技术第一个14年(1996~2009)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已由产业发展的初期1996年170万公顷上升到2009年1.34亿公顷，是当时的79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由最初的6个增加到25个。

　　“这一直线上升，伴随着对转基因安全的激烈争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个趋势不仅不会逆转，而且将会更加迅猛。

　　在转基因作物全球提速的压力之下，中国––––全球最大谷物市场的大门，逐渐向转基因技术敞开。

　　“10年前我们只是在棉花一种作物上和一家公司打遭遇战，今天是在整个转基因作物育种领域和数家跨国公司较量。”黄大昉说，中国目前在转基因技术发展上面临很大压力。

　　“出于粮食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国家需要加快发展玉米生产，我认为这是放行转基因玉米安全认证的主要背景。”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习银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有研究预测，到2020年，我国玉米需求量将超过2亿吨，但产量只有1.7亿~1.8亿吨，供需缺口在2000万吨以上。”

　　迹象在2008年就已显现。当年4月，农业部为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进行调研；9月美国《科学》杂志首次在中国为一篇封面报道举行新闻发布会，力推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员、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所所长吴孔明及其团队关于转基因抗虫棉的研究成果。

　　“这是个中国套娃，打开一个还有一个，最核心的娃娃藏在最里面。”业内对这一系列信息这样解读。“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

　　几个月后，一家跨国公司前总裁在北京召开的一个种业精英会场上一语道破了“最核心的娃娃”。

　　国际农业应用服务组织(ISAAA)报告预计，2010年全球转基因种子的市场价值预计超过110亿美元。

　　2009年，转基因种子市场的全球价值已经达到105亿美元。其中，53亿来自转基因玉米，39亿来自转基因大豆，11亿来自转基因棉花，占比最小的转基因油菜价值也达到了3亿美元。

　　作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产和消费国、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

　　“目前我们抗虫棉花年效益是77亿元，如果40%面积种植植酸酶玉米，我们可以创造135亿元的效益，如果40%面积种植抗虫水稻可以达到360亿元，效益非常显著。”一位转基因专家对本刊记者说。

　　“转基因水稻、玉米商业化生产和棉花不同，竞争会更加激烈，它们的品种专利权受到国家保护，私繁滥制受到限制，更主要的是它们是杂交作物，农民无法自己留种子，需要每年购买。”杜邦先锋前中国区总裁刘石说。

　　据业内测算，中国每年的玉米用种量在10亿公斤左右，市场份额为100亿元。

　　转基因大鳄

　　水稻作为中国人的主粮，广阔的种植面积、巨大的消费市场，激起了外界对商业化后财富的联想。谁会抓住转基因水稻这颗“金种子”？

　　2009年12月1日，“中国种业第一股”的丰乐种业上涨7.37%。两日后，涨停。登海种业、敦煌种业和隆平高科等相关种业股票也以大涨回应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农业部批准的消息。

　　早在2004年，丰乐公告称：本公司决定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科院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该公司总股本3000万元，中科院遗传所和福建省农科院以相关技术、品种等无形资产出资入股，分别占总股本的18%和17%。丰乐因此获得“转基因水稻第一股”称谓。

　　“我们现在和丰乐不存在合作。”中国科学院遗传所副所长朱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朱祯是一种抗虫转基因水稻品种的研发者。该品种和华中农业大学的“Bt汕优63”等品种被认为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突破点”––––有望获批商业化生产。2004年由他牵头研发的一个品种也提交农业部申请商业化生产。

　　没有合作的原因，朱祯没有细说。但他对本刊记者强调，“如果品种获批推广，不是一个公司能完成的，一个公司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国有8000多家种子企业，做育种的不到100家，绝大多数只能称之为销售公司。”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分析师黄德均说。

　　“产业化面临很多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体制，生物育种或者说转基因的产业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尽管在抗虫棉上进行了尝试，但毕竟是个案。农业上大的公司不多，种业的上市公司有8家，但投资额、销售额、利润、市场份额都有限，即便像隆平高科等，支撑它的也不完全不是种子，还要搞房地产。产学研结合的，还没建立起来。”黄大昉对本刊记者说。

　　“只有在常规和杂交水稻的研发和销售方面已经具备多年经验的公司，才有可能抓住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机遇。”一直参与专项方案起草工作的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黄季焜说。

　　“我们希望国家的企业来做产业化，国家企业便于管理和规范。”全程参与了已获得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的两项转基因水稻研发团队成员、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实验室教授林拥军曾对媒体表示。

　　“转基因水稻已经有了婆家，现在获批的是由中国种子集团来做。它主营就是种子，已和华中农业大学那边签订了协议。具体合作的情况没有披露，但我们的会议他都来参加。”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一位专家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

　　中国种子集团是1978年在原农业部种子局基础上成立的种子公司，2007年6月并入中化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重组之后的中国种子集团从种业集团领头羊地位一路下滑，被隆平高科、丰乐、登海反超。“中种业绩下滑是因为中化是以贸易起家的，对种业的研发、试验、成果推广和应用并不擅长，也不愿投入研发经费。”一位种业人士介绍说。

　　转基因玉米潜力

　　在转基因玉米领域，中国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全球独家供应商、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企业––––奥瑞金尤其惹眼。

　　谁是奥瑞金？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网站信息显示：公司1997年创建于中关村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是第一批由政府批准的具有全国经营资格的民营种子企业。2005年成为国内首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农业生物技术企业。

　　上市后不久，奥瑞金便展开收购行动：2005年参股创世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拥有34%的股份；2006年，以500万美元现金收购种业30强之一––––德农正成52.21%的控股权；2006年，与吉林农科院和吉农高新达成战略合作，直接和间接拥有吉农高新和另一家公司41%的股权。控股3家中国种业50强，奥瑞金的业务从玉米延伸到了棉花、水稻。

　　2009年12月，奥瑞金对外表示在未来两年内再推出两款竞争对手尚未开始开发的转基因玉米品种。植酸酶转基因玉米最大的特性是改善动物的消化，减少环境污染。公司董事长韩庚辰说，已经有些饲料厂商感兴趣和奥瑞金合作。2011年，植酸酶玉米将小规模耕作。

　　据中国饲料行业协会数据，全球植酸酶市场潜力估计为5亿美元，其中中国市场潜力就价值2亿美元。

　　除了转基因玉米外，奥瑞金也正在开发其他品种。奥瑞金从中国农科院和四川生物技术基因公司获得了一项全球专利证书，可以在稻米、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5种作物中使用的抗草甘膦基因。

　　抗虫棉的下坡路

　　在转基因商业化道路上，棉花先行一步。

　　在迫使外资巨头孟山都退出中国第一个商业化转基因作物市场的棉花种子上，创世纪转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创世纪)打了个胜仗。

　　目前转基因棉花占到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70%，转基因棉花种子中90%使用的是创世纪的技术。

　　然而，创世纪并没有像孟山都一样成为控制棉花种业市场的巨无霸，“中国现在棉种每年的市场总额大概20亿元，创世纪公司占1亿元。”一位种业内人士对本刊说，不是想象的那么大。

　　在创世纪利润结构里，育种销售利润占大头。其转基因棉花商业化运作的模式是“转基因专利许可费＋种子销售”，创世纪总裁杨雅生把这个模式叫做“两条腿”走路。

　　2004年杨雅生出任总裁之前，创世纪还在用一条腿走路，主要从事抗虫转基因专利许可工作。从1998年到2004年，被誉为“高科技牵手大资本”成功样本的创世纪公司，产业化并不顺利，亏损达1764万，濒于倒闭。

　　“企业顾虑能不能带来效益，迟迟不投钱，股金不到位。”一位熟知创世纪运作全过程的专家告诉记者。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商业化生产的经验借鉴，合作当初为日后经营埋下许多隐患。

　　按技术入股协议，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和发明人以技术入股，占创世纪注册资金8000万元的33%股权。创世纪获得单价抗虫基因专利权和双价抗虫基因的排他实施许可权。

　　为了把这项技术迅速推开，生物所广泛和开发商种子机构合作。“每一个地方都要找一个合作公司，有些省甚至有两三个合作单位。他把基因专利转让给种子公司开发，每个合作单位先交保底费20万元，然后根据销量，每斤再提取1块钱到几块钱不等。但是合作的太多了，有些合作单位不交保底费和销售提成。”一位种业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

　　“当初没有经验，我们有产权，很多种子公司、育种部门希望拿我们基因做育种，就采取了分许可的做法。”黄大昉坦承，后来不搞分许可了，把单价所有权转让交给了创世纪，双价的留下了。

　　这就导致在日后运作中，一些种子公司和育种部门钻空子，有些企业利用原来的关系，直接向科研单位购买种子。

　　按照目前规定，转基因品种需要经过安全评价和审定后才能销售。创世纪收单价抗虫基因的评审费，双价抗虫基因的归生物所。“评审费价格昂贵，前两年我负责这块的时候要接近20万元。”上述种业人士说，一年参加安全评价的要十多个品种。

　　正是这种商业化推进中无法避免的利益分配，让合作者之间有了嫌隙。

　　“对创世纪的经验，值得好好总结。在水稻、玉米产业化中会遇到与抗虫棉同样的问题。”黄大昉说。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抗虫棉领先，现在走下坡路。我们比印度搞得早，但人家已经是二代了，我们还在做第一代。我们的二代没有跟上，一个是资金的问题，二是公司和科研体系结合的问题。”黄德均说。

　　外资巨头虎视眈眈

　　“国内的企业只是小鱼，国外的巨头一直虎视眈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对本刊记者说。

　　根据赵刚的调研，目前，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农作物种业公司已有76家，其中包括26家独资公司、42家合资公司、8家中外合作经营公司。这些按规定名义上只占合资公司49%股份的外资实际上掌握着种子公司的核心资源––––专利与技术。

　　“我国玉米种业市场有个杂交种子先玉335，就是杜邦先锋的品种，在中国卖得很好。杜邦和澄海种业、敦煌种业都合资，先锋都占49%。他和中国几个搞玉米很好的种子公司都进行了合作，卖的都是它的种子。”

　　黄大昉也感受到了跨国公司策略的改变。原来他们直接要求中国对他们开放市场，不愿意和中国合作，不愿意给中国技术。“最早是孟山都。我们在研发的同时，也曾想买它的技术。但他们不卖给我们抗虫基因，只说你可以把你的品种给我，我们把基因转给你。又过了两三年，他又提出组建合作，搞一个联合开发，表面听起来挺好。但他们要求中方提供建研究中心的土地，还要让农业部同意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当然不同意。要这么做了，中国吃亏就大了。它是以技术换市场，占我们的市场，甚至不给技术。”

　　“现在孟山都建实验基地、建合资和独资研究中心。先锋建合资公司，他更灵活一些，表现的是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他和国内的合作，把一部分大家都掌握了的技术拿出来，这是一种姿态。先正达则利用北京市政策的调整，急于让跨国公司进入北京的机会，建起了一个生物技术研究中心。”黄大昉说。

　　“孟山都等跨国公司这些年一直在游说中国政府放开转基因作物。”赵刚说。

　　败退转基因棉花之后，孟山都把突破口转向了玉米等种业。其选择的合作伙伴是中化集团旗下的中国种子集团。双方合资成立“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在中国开发并推广迪卡品牌的玉米和向日葵杂交品种。中种迪卡是第一家获得许可经营玉米等大田作物种子的中美合资企业。

　　2004年，孟山都获得中国农业部发放的抗农达基因改造大豆、两种转基因玉米和两种转基因棉花的永久性进口证书。2008年8月21日，孟山都宣布与中种公司协议扩大对双方合资企业的投资额。

　　“人家在研发上投入那么多年，经过很多试验，只要在中国进行适应性试验，本土化改良，就可以用上了。市场是残酷无情的。农民不管种子是谁生产的，只要给他带来切实利益。”赵刚说。■

　　
(本刊记者张瑜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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