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吕明合 实习生 袁端端 发自杭州 广州

　　在没有良好的农药监管体制，没有合理的管理制度之下，过去十年，中国始终处于食品安全的困扰之中。

　　毒影笼罩

　　虽然官方数据屡次证明中国的食品安全改善明显，但层出不穷的有毒蔬菜事件，依然让人们不得不以另类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不安。

　　除了走俏沪上的“果蔬盆栽”——从农场“认领”土地，自己播种瓜果蔬菜的种子，不施肥、纯绿色，从长沙到上海，从广州到哈尔滨，原本流行于网络的游戏“开心农场”，2010年春节过后正以新兴产业的形式兴起于现实中国。

　　“毒”蔬菜危机显然为产业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信心。在4月的海南“毒豇豆”和青岛“毒韭菜”事件双双爆发后，投资者加大了自我宣传力度，报名一度火热。

　　“比起市场上买的，我们吃的都是在农场里亲手种的，更加绿色安全，吃起来比较放心。”浙江临安的一位“开心农场”种植参与者说。

　　过去的十年内，中国始终处在有毒食品的阴影笼罩下。现在有据可查的是1999年5月23日，中山市沙朗镇28位民工因食用高毒通心菜险些丧命。

　　“封存、彻查”，成为官员面对此类事件的第一反应。

　　2000年“肥仔米”——包含一类致癌物黄曲霉毒素的过期大米——事件后，全国各工商所被动员起来追查其去向。而2001年毒菜事件后，长沙在重点农贸市场、大型超级市场设立无公害蔬菜销售专柜和专卖店。

　　一年后，南京秦淮区副区长一家中毒后，区里甚至给每个农贸市场配备了一台检测机，组织专人夜查猪肉，早查蔬菜和豆制品，以杜绝有毒蔬菜混进市场。

　　2004年8月9日，卫生部紧急参照欧盟制定标准，批准黄花菜中使用焦亚硫酸钠和硫磺等两种食品添加剂，结束了黄花菜无标准生产的历史。

　　但所有这些，都是“报道出来以后，政府部门感觉有问题了，搞得一阵风，”浙江大学副教授吴加伦评价说。

　　风过尽、愈难禁。以瘦肉精为例，在2001年广东河源484名市民食肉中毒后，曾掀起全国彻查的运动。但随后几年的频发依然给了乐观的人们当头一棒。

　　仅以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的案例显示，2005年，江西应用技术学院黄金校区就发生一起75名因食用含瘦肉精的牛肉而引起的集体化学性食物中毒。2006年8月14日，广东惠州惠城区河南岸一间小五金厂，5名工人因吃了瘦肉精超标1000倍的猪肝而引起中毒。2008年11月浙江嘉兴中茂塑胶实业有限公司70名员工在午饭后开始出现手脚发麻、心率加快、呕吐等症状。出现症状的员工，都吃了红烧大肉。一查原因，罪魁祸首依然是“瘦肉精”。

　　“违法私了，成了行业公开的秘密。很多猪场使用了瘦肉精，后来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广东一位农业科技公司总经理透露。

　　农药超标背后的“治乱循环”

　　十年回溯，中国的食品安全似乎正陷入“治乱循环”的怪圈。以今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蔬菜农药超标为例，浙江大学农药与环境毒理研究所副教授吴加伦说，国内毒蔬菜事件屡发，主要在于农药滥用。但相较美国农残超标比例常在2%至4%之间的水平，中国的蔬菜农残超标显然并不正常。“按规定，农药必须实行登记制度。登记在哪个作物上，才能在哪个作物上用。”吴加伦介绍说，但现在的问题是，菜农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张冠李戴。“登记在限定作物上，往往用在别的作物上。一些用于谷类的高毒农药由于杀虫能力更强，往往就被滥用于蔬菜上。”

　　以大家耳熟能详的甲胺磷为例，它实际仅登记于水稻使用上，但农民拿到手很方便，就用到蔬菜上，就容易酿致“毒蔬菜”悲剧。“它对蔬菜的虫害效果很好，价格便宜、工艺简单，每个县的农药厂都能生产，导致使用的管理上失控。”

　　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介绍，如韭菜本应使用乐斯本这种低毒、低残留杀虫剂，但无良的种植者却经常使用3911这种被禁止用于蔬果作物的低成本高毒杀虫剂。“剧毒农药，要跟枪支弹药一样管起来。农药生产厂家，要像管理人民币印刷厂一样管理。枪支弹药能管好，食品安全怎么会管不好？”金长诘问道。

　　失控正跟中国本身的管理体系有关。吴加伦批评说，与多头并出的中国体系相比，美国管农药的只有三个部门，分工明确：环保局，主要管农药的注册登记、安全使用最大残限的标准制定，开发农药残留的分析方法；农业部，专门有一个部门，专门做国内的残留抽样；FDA，则做国际和州之间的进出口检测。三部门工作协调，分工明确。而相形之下，中国的农药使用几乎毫无控制和限制，什么人都能去买。除了没有相关知识，农民“即使知道，没有约束，也很难考虑后果”。

　　“这就像你在家里，门窗关得很好，他不一定进来；如果门窗打开，就是一种诱惑，管理者也有责任。”长期关注食品安全机制的杭州市市场协会副会长金长说。

　　吴加伦认为，虽然中国这几年一直建立检测体系，但问题依然很多，“一是技术人员达不到这个水平，二是检测成本比较高。蔬菜价格比较低，在现有收费制度下，即使有经费买设备，也没经费来做。”“政府确实很难管，但不是不能管。”吴加伦说，例如台湾的农会就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追溯系统，农会对村里农药的购买都设了账。如果出了问题，就能查到谁用了药。“如果海南毒豇豆事件发生在台湾，谁用了，谁买了农药都能查到。”

　　缺乏预防体系是一个大问题。吴加伦说，苏丹红等事件，均是事后管理。而以美国FDA为例，它就曾在四个超市的人参样品中发现农药超标，随后马上起草法令，要求进口的人参一定要做农残检测，并将检测灵敏度提高10倍。”

　　而在德国，政府还专门设立独立机构，每年由财政出资，“先公布年度报告，公开黑名单，然后引起政府重视，提高预防。”“如果我们真的吸收好的经验来做，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好的话，最起码，(食品安全)可以得到基本保障。”金长说。

　　22年后，新“菜篮子工程”再启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吕明合 发自广州

　　菜篮子工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如何修补这个关于千家万户生计的菜篮子，正为各级政府所重视。然而，新的菜篮子工程能否解决问题，现在还是未知数。

　　菜篮子回归

　　被淡忘的“菜篮子工程”正在回归。“突发事件的频发使得政府风险管理能力亟待加强，要尽快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4月9日，农业部在答复南方周末记者的回函中说。此前的3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意见》。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菜篮子”。2009年中国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分别占世界的43%和49%，均居世界第一。

　　世界最大的“菜篮子”，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从毒豇豆、毒白菜到毒韭菜，“我国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突出，已经影响了农产品的消费信心。”4月12日，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第一届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

　　“菜篮子”工程，本是计划经济时代供给不足的产物。22年前，1988年5月，国务院批准农业部组织实施“菜篮子工程”，目标就在“发展农副食品生产、保障城市供应”。

　　22年过后，菜篮子工程已完成最初使命，但随着计划经济的结束，“菜篮子”产品的生产供应从以城市郊区为主转变为城郊与农区并举，农区日益成为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的主要供应者。

　　农区主要是散户种植，其直接农药残留无法根治。据中国农科院要求匿名的一名研究员回忆，2001年，全国蔬菜抽检的普查合格率只有52%。

　　当年4月，农业部紧急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上述研究员说，经过8年努力，最好的时候全国抽检已能有95%左右的合格率。

　　但农残问题，显然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浙江大学农药与环境毒理研究所副教授吴加伦认为，农业技术推广站被推向市场后，成了滥用农药的鼓励者，“有些虫害，本来一种农药就喷死的，农技站一旦有了利益驱动，就会让他买两种。”

　　“菜篮子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菜篮子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规划、监管和扶持是第二轮菜篮子建设应关注的重点。”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陈日远说，“第二轮应解决的是两类问题，一是食品安全性问题，二是农民增收和农业的基础建设问题。”

　　“首先要关注菜篮子工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其次，需要关注在季节性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时，如何保证市场的有效供给。第三，如何通过菜篮子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第四，如何通过菜篮子建设，在保证国内有效供给情况下，拓展国际市场。第五，由于交通运输、储运保鲜比较灵，国家应该做好规划，哪些是优势地区。“像美国就是集中生产，分散供应。尽可能减少成本。”

　　“在第二轮设计时，应加强对基础设施，特别在农民合作组织和流通环节、税收、农基、农业装备上的补贴。”陈日远说美国每年农业补贴大概有两三千亿美金，相当于人民币1.5万亿元左右。”

　　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力量的投入，把原来体制改变后，农业推广系统涣散或分解的状态重新捡起来。以便于在用药上加强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在财政上要向这方面倾斜，扶持他们，就等于扶持了农民。”新一轮的配套措施正在进行。农业部将对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布局进行分工。同时重点对菜篮子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和能力建设作出规划。

　　“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菜篮子产品基本实现可追溯，质量安全水平显著提高；市长负责制进一步落实，供应保障、应急调控和质量监管能力明显增强。”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说。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