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甘肃青海吉林再现三聚氰胺超标奶粉。警方在青海一家乳制品厂，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500余倍，原料来自河北等地，生产的奶粉主要销往江浙一带。吉林也查出黑龙江生产的三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奶粉。


新华网北京7月8日电 (记者 周立权、朱国亮、王大千)河北“三鹿奶粉”阴云未散，超标三聚氰胺奶粉再次“现身”！警方查明，在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厂，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达500余倍，而原料来自河北等地。

为了查清问题奶粉的来源与走向，记者分赴甘肃、青海、吉林等省进行了追踪。

甘肃：检出问题奶粉产自青海

记者7月4日从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了解到，他们在三份接受委托人送检的奶粉样品中，检验出三聚氰胺超出限量值标准。甘肃质检部门立即通知相关省份进行调查。

据甘肃省质监局介绍，6月25日，甘肃省质监局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接受委托人刘西平送检的三份奶粉样品，要求检测三聚氰胺一项指标。这三份奶粉样品均用无色自封塑料袋包装，每份100克，上面加贴白色小纸片，用圆珠笔分别写着“样品1”“样品2”等字样。

甘肃质检部门检验发现，三份样品三聚氰胺含量分别为：215mg／kg、1397mg／kg、323mg／kg，分别超出限量值标准86%、559%、130%。

甘肃省质监局副局长王忠习介绍，这三份包装异常、三聚氰胺严重超标的奶粉样品引起了甘肃质监局的怀疑，随即利用当事人取质检报告的机会，对刘西平进行了调查，并移交兰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同时将情况上报甘肃省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

刘西平交代，他是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垣乳制品厂业务员，问题奶粉就存放在这个厂附近的村子里，供货商为一姓周的陕西人。

甘肃省质监局随即向陕西省、青海省质监局发函，请求协助调查。

王忠习介绍，目前，青海省质监部门已查获这批问题奶粉，约38吨，青海质监局也检出这批奶粉三聚氰胺严重超标。嫌疑人刘西平于7月3日被移交青海方面。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分析，很有可能是一些犯罪分子利用过去尚未完全销毁的“三鹿问题奶粉”进行加工、销售，不在本省而在外省检测三聚氰胺含量，目的是为了根据三聚氰胺的含量进行调兑。

甘肃省质检部门要求本省各地加大对奶粉的抽查力度，严防问题奶粉进入市场。据刘西平交代，他所在的东垣乳制品厂生产东垣牌奶粉，主要销往江浙一带，少量在青海本地销售。

青海：记者追踪问题奶粉遭遇困难

记者从青海省一份内部通报上了解到：7月3日，海东地区公安机关根据甘肃省提供的线索，协助质监部门对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垣乳品厂问题奶粉进行了查封。

警方初查，民和县东垣乳品厂于近期分别从河北等地购进奶粉原材料58吨，其中从河北购进原材料38吨，从中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500余倍。

记者了解，东垣乳品厂法人代表、厂长刘战峰，男，54岁，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办乳品厂人；生产厂长王海峰，男，37岁，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相桥镇柴寨村人。目前，二人已分别被警方依法控制。

经核实，现已查封东垣乳品厂奶粉原料64吨、成品12吨，经青海省质监部门对上述原料4批次样本检验，均检出三聚氰胺含量超标。

记者7月7日前往青海省质监局采访东垣乳品厂三聚氰胺事件情况，质监局办公室主任联系政策法规处一名刘姓工作人员与记者见面。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青海省质监局没有向记者提供信息的权力，指出记者应该向青海省卫生厅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了解相关情况，并提醒记者学习法律。

7月8日10时许，记者又前往青海省卫生厅采访，卫生厅食品安全监管处和应急办无人在办公室。记者向隔壁财务办公室工作人员询问，对方回答“人不在，开会去了。”又询问主管食品安全的厅长怎么联系，对方回答“不太清楚。”随后记者拨打了卫生厅副厅长颉学辉电话，他以早上和下午都要开会、没有时间为由拒绝了记者采访。

接着，记者在10时48分拨打了青海省公安厅副厅长任三动的办公电话，他说“我们只做不说，有关情况请与青海省政府信息处联系”就挂断了电话。记者拨打民和县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孙瑞平电话，对方也以“开会”为由挂断了电话。

11时左右，记者拨打青海省政府信息处电话，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对于东垣乳品厂三聚氰胺事件表示“不知道”，并让记者联系雷主任，而雷主任的电话打过去也无人接听。

吉林：紧急封存检测超标问题奶粉

在甘肃和青海发现问题奶粉前几天，吉林省也查出三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奶粉，为此吉林省采取了紧急行动。

记者7月8日从吉林省工商等部门了解到，吉林市6月22日发现的“三聚氰胺超标奶粉”的样本正在进一步检测中，结果尚未出炉。

6月22日，吉林市工商局丰满分局在检查中，检测到辖区内一家市场零售点销售的黑龙江省大庆市一家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袋奶粉三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复检结果与第一次检测结果相同。

吉林市公安和工商部门迅速展开行动，将1000多袋问题奶粉进行了封存。随后，吉林省对这家企业生产的奶粉进行清查和追缴，并对封存产品进行了抽检。

目前，吉林省各有关部门对吉林市“三聚氰胺超标奶粉”事件正在展开全面调查，已将这家企业生产的所有产品在全省勒令下架封存。待事件调查清楚后，将由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发布相关情况。此外，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也于8日要求，从9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对乳制品生产企业的检查。

青海、甘肃、吉林等省发现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后，有关部门要求严肃查处，杜绝问题奶粉流入市场，彻底查清其来源与销路，坚决予以销毁，并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


来源：新华网
－－－－－－－－－－－[导读]两年前全国销毁三聚氰胺奶粉的运动中，不少中小企业因财务压力及赔偿机制不顺畅而选择了藏匿，如今保质期将到，有人选择再度铤而走险。


时隔两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余波未了。

7月9日，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由该质监局负责检测的三份奶粉样品中，检验出三聚氰胺超出限量值标准，“确有其事”。

新华社公布的消息显示，这三份接受送检的奶粉样品，是在6月25日受委托进行检验的。结果显示，三份样品三聚氰胺含量分别为：215mg/kg、1397mg/kg、323mg/kg，分别超出限量值标准86倍、559倍、130倍。

受检的奶粉来自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东垣乳制品厂。青海省质监部门已查获这批问题奶粉，约达38吨。

不仅甘肃，在青海、吉林等地，也在奶粉中发现了三聚氰胺超标事件。在稍早前几天，6月22日，吉林市工商局丰满分局在检查中，也检测到辖区内一家市场零售点销售的黑龙江省大庆市一家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袋奶粉三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吉林省工商局食品处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对于问题奶粉的检测工作还没有结束。”

几乎同时在三个省发现严重超标三聚氰胺奶粉，这也是2009年底，上海熊猫奶粉、陕西金桥乳粉等多起三聚氰胺超“回魂”事件之后，仅时隔半年，又一食品安全恶劣事件。

斯时，上海熊猫奶粉等事件曝光后，2010年1月30日，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办公室主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即要求彻查并坚决销毁2008年问题奶粉。各地也随即在食品种养殖、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展开了专项整治工作。

在7月1日这天，农业部副部长高鸿宾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饲料和生鲜乳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会议上也表示，今年上半年，生鲜乳三聚氰胺抽检合格率继续保持100%。“饲料和生鲜乳质量安全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吉林省工商局人士则透露，在当时也进行了严格的整治工作。此后例行检查工作也一直持续至今，“每天都很正常”。此次问题奶粉也正是在一次正常的检查过程中查处的。

高压整顿之后，问题奶粉到底来自何处？是新产的问题奶粉，还是那些尚未被销毁的存量问题奶粉？如果是后者，整顿之网是如何被撕开的？

被隐匿的毒粉

新华社披露的细节显示，警方初查，东垣乳品厂于近期分别从河北等地购进奶粉原材料58吨，其中从河北购进原材料38吨，从中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500余倍。

河北正是当年三聚氰胺事件的诱发地和重灾区。

但这批如此高含量的三聚氰胺原材料，究竟是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还是新近生产的，仍等待官方说法。

“据我个人推断，应该还是两年前没被销毁的那批。”7月9日，河北省奶协秘书长袁运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道，公布的数据显示东垣乳品厂的原料三聚氰胺超标太高，“如果是新生产的，量不会这么高”。

据袁运生介绍，自今年年初全国性的问题奶粉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河北省包括畜牧、卫生等部门一直没有放松过监管检测。同时，在最新修订的乳品产业准入政策中，河北省也是力度最大的。据悉，到今年年底，河北省计划将所有乳品企业彻查一遍，凡是未达标或违规的，均取消生产资格。

“已经开始行动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没有人有这么大胆量顶风作案再进行生产！”袁运生说。

对于最大可能是未销毁的问题奶粉继续“作祟”的说法，也得到多位业内人士的赞同。

公开信息显示，今年年初公布的多家“涉毒”企业，也均源于使用了此前已经被查处的三聚氰胺超标的产品。

“这些未被销毁的毒奶粉应该都是当年在销毁过程中被某些人偷偷藏起来的。”袁运生告诉记者。

乳业专家王丁棉对记者表示，“毒奶”流出可能有两种途径：一是当时生产厂家生产出来的含三聚氰胺的产品并没有做到完全销毁；其次，这些产品在离开生产企业，进入经销商等流通渠道后的去向不明。

本报记者调查发现，三聚氰胺事件时，对于毒奶产品的销毁，主要有深埋和焚烧两种方式处理。例如伊利、蒙牛等企业当时主要采取了用大车将产品拉到沙漠等荒芜地区进行深埋的方法。

对于三聚氰胺奶粉的最大制造者三鹿，袁运生表示，河北当时在工商、质检等部门的监督下，对于三鹿等问题产品已经销毁。“三鹿的库存是一袋不留！”

原三鹿北京地区一级代理商、北京市世行商贸公司常务副总姚文华也告诉记者，经销商均把问题奶粉退还给三鹿，当时三鹿的仓库是“只许进不许出”，整个销毁过程非常严格。“都拉到发电厂销毁的，烧了。”

“但是不排除下边存在藏匿这种可能性。”姚文华所指的“下边”，是指一些奶粉生产的小厂、作坊，以及一些经销商。

早在去年6月的时候，有一饲料商曾向王丁棉透露，自己从一奶粉经销商手中购买了六七吨三聚氰胺严重超标的奶粉，准备用作饲料。

据此，王丁棉曾估计这批未被销毁的超标奶粉数量应在15万吨—20万吨。“具体数字其实仍是未知，没有部门能真正统计到。”

袁运生说，藏匿于流通环节和地下作坊的这些毒奶粉，如果拥有者一直“按兵不动”，是很难被发现的。“监管难度太大，只能靠工商部门在接到举报的情况下进行打击。”

赔偿中的玄机

为何2008年三聚氰胺毒奶粉成为“过街老鼠”的情况下，还有人选择了藏匿而非上缴销毁呢？

相关企业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就乳品企业而言，在那次销毁中需要承担三块成本，分别来自产品的生产成本、回收清点成本和销毁处理成本——后者即支付给负责销毁的相关部门的费用。

“对于企业来说这是很庞大的成本，即使大型企业也很难承受。”这也意味着，在众多被发现了三聚氰胺超标的中小奶粉生产企业，很可能因为难以支付这一成本而无法做到完全销毁。

这也使得已经卖出去很多奶粉的中小奶粉生产企业，无法以充足的现金收回。“销毁奶粉就意味着企业或者经销商的钱打水漂了。”一业内人士认为，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更愿意不吭声，就悄悄放在仓库里，特别是很多不太正规的小作坊。对此，袁运生表示，当时政府严查问题奶粉，并没有明确说到针对企业或者经销商的赔偿问题。“也没法补偿，那种情况下肯定是先找出来销毁了再说。”但至今未见“再说”。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即便是当时明确表示给予经销商赔偿的三鹿，到目前为止清偿工作也并没有结束。

原三鹿北京地区一级代理商、北京市世行商贸公司常务副总姚文华告诉记者，在2008年底三鹿事件处理过程中，三鹿集团和河北省石家庄市工作组曾承诺全国代理商，三鹿集团收取代理商的合同保证金、三鹿向代理商借的市场费用和未到货保证金将在后期逐一返还。去年春节前后，货款分三次已经付清，但是经销商垫付的市场费用，以及提供三鹿的原料费用，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下文。

姚文华透露，这方面的费用全国加起来应该还有2亿-3亿元。“看来是不了了之了。”

乳业专家王丁棉更表示，包括蒙牛等大型企业在内，当年给予经销商的退货款，仍有很多没有退还。“退的都是很小一部分”。

毒奶粉幽灵再现的动力

河北省奶协秘书长袁运生透露，前述提到的奶粉原材料，一般是指淡奶粉，即不加糖，也不加任何配方。在奶源充足，而销售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企业一般会多生产这种大袋装的淡奶粉。这种奶粉易于储藏，便于运输。特别是在一些靠近奶源但产能较小的企业。

到今年9月，距离三聚氰胺事件就整整两周年了，王丁棉表示，这也意味着那些被藏匿的毒奶粉也快要失去所有的营养效力了。按道理，是应该做饲料的。

但这也给了很多加工企业更大的吸引力。

记者从获得的相关资料发现，被查处的东垣乳品厂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该县畜牧业较为发达，特别在东垣乳品厂所处的川口镇，聚集了多家乳品企业和奶牛养殖户。那为何在奶源较为充足的情况下仍购买含有三聚氰胺的原料奶粉呢？

“这种奶粉，三聚氰胺超标，又事隔两年多，经销商肯定急于脱手，相比直接购买原奶，价格要便宜得多！”

在今年1月初曝光的一批三聚氰胺超标案件中，一些食品企业也位列其中。

王丁棉认为，例如饼干、饮料、糖果行业也可能成为“消化”毒奶粉的场所。首先，他们消耗量小，不需要直接控制奶源，而只需购买淡奶粉。其次，由于量小，三聚氰胺也可以被“忽略”。

三聚氰胺事件后，卫生部曾制定了三聚氰胺临时监管标准，规定：每千克婴儿配方奶粉中的三聚氰胺含量不能超过1毫克，每千克其他食品或动物饲料中的三聚氰胺含量不能超过2.5毫克。

就在7月6日，联合国负责食品安全标准的机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也对食品中的三聚氰胺含量做出了规定，与卫生部之前制定的标准一致。

王丁棉表示，对于“聪明”的企业来说，拿到这批毒粉，可以使用“化整为零”的手法，即一吨有毒原料粉配几百吨合格的奶粉，如此比例下来，三聚氰胺含量会降到很低。


记者 杨颢 实习记者 蒋卓颖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最起码这个人非常实在。说白了，也就是农村普遍说的‘老实人’。”周忠华叹了一口气。

　　沸沸扬扬的青海再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引发了全国乳制品行业一阵重新检查之风。作为向青海省民和县东垣乳制品厂提供问题乳粉原料的犯罪嫌疑人而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周忠林正是周忠华弟弟。

7月19日晚，周忠华告诉记者，周忠林是经手销售往青海的三聚氰胺奶粉的中间人，他对该批奶粉含三聚氰胺并“不知情”，货是周忠林从一位孙姓行业人士处购得，而孙的货则来自河北，由一位戴姓奶粉生产方提供。“姓戴的应该是三鹿那边的，河北的奶粉生产原来都挂三鹿的。我今天听说，姓孙和姓戴的两人都被抓了，厂子也找到了。”

　　而周忠林曾经的乳业漂泊经历折射出了中国乳业小企业的乱象与困境。

　　乳业“漂泊者”

　　1977年，周忠华从西北农大毕业后回到老家陕西泾阳县乡里的中学教书。次年底，咸阳市招干，他挤上“最后一班车”，凭借畜牧兽医专业的大学文凭来到了泾阳畜牧站，并使泾阳成为远近闻名的奶山羊县。此后，周忠华又在任兴隆乡副乡长期间大张旗鼓地搞起了奶牛养殖。

　　此后的经历让周忠华成了泾阳县志中经济人物之一，县志中记载：“1993年，考虑到县域及邻近地区鲜奶加工能力不足导致群众‘奶贱杀牛’的实际，(周忠华)毅然辞去公职，开始租赁经营已经停办的咸阳市底张镇乳品厂，不到一年时间，企业起死回生。1999年，企业发展成为拥有1600万元资产，百余名员工，年产值1100万元的陕西省咸阳康华乳品有限责任公司。”

　　故事的实际过程并不如县志中的描述这般顺风顺水。

　　周忠华1993年离开畜牧站之后，接手了两家分别停产了3年和10年的乳品厂——后来改名为咸阳乳品厂的底张镇乳品厂和另一家名为“方里”的奶粉厂，在1994年又去山西接手了一个乳品厂。

　　1994年，初中毕业后在外面做了几年炊事员的周忠林过来给周忠华帮忙。“饭做得不错”但字写得像“蚂蚁爬过去一样”的周忠林，就此管起咸阳乳品厂的奶粉销售。

　　根据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此前的数据，1999年乳制品行业内绝大多数亏损，有1200多家乳制品企业日加工能力在20吨之下。这些小企业不少均生产奶粉——生产奶粉的主要设备为浓缩设备和喷雾干燥设备，属于传统技术，易掌握。

　　周忠华说，自己在咸阳乳品厂的经营理念经常被视为异端——“大家都反对，包括同行都反对。”反对者中就包括自己的弟弟周忠林——后者既反对比他大三岁的哥哥“搞奶粉也需要搞养殖、草地等一系列配套”的思路，也反对哥哥1997年上脱脂奶粉生产线的决策。

　　原因很简单，周忠华自认为正确的理念并不能转化成看得见的利益。

　　2001年年底，周忠林离开咸阳乳品厂，但与人合股搞的全脂奶粉厂半途停滞，他买下合伙人的股份销售了几年奶粉。

　　在周忠华的描述中，周忠林接手的奶粉厂在渠道中拖欠的货款太多，“没赚几个钱”又在2007年卖出了厂子。而在此期间，周忠华的咸阳康华乳品有限责任公司(由咸阳乳品厂改名)也在阜阳“大头娃娃奶粉”风波中严重受损。

　　周氏两兄弟都来成了乳业又一个赚不到钱也离不开的“漂泊者”。

　　卖厂之后，周忠林在甘肃临洮县又跟人合伙办了一个厂，“刚办起来，时间不长就赶上三鹿这个事。”

　　三聚氰胺风波后，地方政府希望周忠林的乳品厂持续生产以支持奶农，“政府要求他必须开厂，给政府解围，当时政府借了他150万让他继续生产，但很快就赔完了”。周忠林随后退出临洮的这个乳品厂。

　　奶粉调拨与中间人

　　一位乳业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周忠林的经历在行业内非常典型——“大公司抢奶的时候，小奶粉厂得不到奶源就关门了。而等到大公司撤出这片地方的时候，奶农卖不出奶，小奶粉厂又开张了。”

　　上述人士认为，近十年来高速增长又伴随着数年一次危机事件的奶粉市场，使得中国数以千计的中小奶粉厂开开停停，这导致了市场长期存在库存奶粉以及相应的奶粉调拨——奶粉厂买入奶粉“生产”奶粉，使得奶粉“掮客”应运而生。

　　这些中间人许多都是曾在乳业中摸爬打滚过的“漂泊者”，他们不但可以买低卖高，向中小奶粉厂倒卖奶粉，甚至有机会把生意做到大奶粉厂。“许多(业内)人相信，原料奶粉即使有问题，稀释(奶粉厂加入其他来源的奶粉或食品经营者掺入其他原料)之后问题也不大。问题奶粉很难真正退出市场。”

　　青海三聚氰胺奶粉风波之前，周忠林在北京找到一个合伙人，准备借康华的场地与部分设备搞碳化硅的太阳能项目，项目投产准备期间接到过去有往来的东垣乳制品厂来电，说需要一批奶粉。

　　周忠华辩解说，周忠林把这单子交给了河北一个姓孙的人，还叮嘱后者“把质量弄好绝对不能出问题”。姓孙的中间人说：“‘没问题，这你放心，质量绝对没问题。’”

　　6月25日，甘肃省质监局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接受委托人刘西平送检的三份奶粉样品，要求检测三聚氰胺指标。检测结果，三份样品中三聚氰胺均严重超标。青海再现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由此揭盖。

　　此后，周忠华发现，卷入这一轩然大波的弟弟，居然不清楚奶粉的实际来源，立即让后者停下手头的太阳能项目飞往河北，百般周折找到孙姓中间人。“最后给他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上线说出来了。”

　　7月8日，周忠林带着接收奶粉款项的银行卡出门向质监局与公安局反映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同时，周忠林还背负着有200多万元个人借款与奶农欠款的厂房里进行着的尚未完工的新项目。

　　“现在好多人见了我就说，忠华你那个时候如果搞房地产就好了，你当时搞房地产要比现在搞房地产发达的人条件可要好多了嘛。”周忠华自嘲自己的乳业经历说，“你门进错了嘛。”


记者：柯志雄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