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方 □ 邱鸿钟

　

○：客观地讲，中医的百年甄变算不上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领域中的强光带，但它作为传统文化中一门关涉民生的应用技艺，与社会生活广泛关连，且其学其术脚踏义理、实用两端。所以它的命运恰似一面巨大的文化透镜，聚敛着百年来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民族主义情绪与科学主义思潮、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都市化与田园情结等各种冲突与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文化标本，值得从文化史、思想史角度作系统的审视与清理，今天的对话只是一些即兴的“眉批”与“脚注”。

□：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中医，首先要清楚的是哪一个“中医”，因为“中医”这个词是“中国医学”的缩称，而从地理概念界定的术语不是凝固的，必然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其内容。当然，这种变化可能是结构性的、本质的，也可能只是知识容量与表述方式上的。所以，严谨的表述还应该在“中医”前面加上时代的限定，可分为古代中医、近代中医、当代中医，或20世纪中医之类。这三个概念的本质差别在于其知识的纯洁性方面，18世纪之前其纯洁性相对高一些，可理解为“自然哲学传统加经验主义积累”特色的传统医学，而近现代的中医则必然顺应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潮流，走向杂合与多元。严格地讲，“20世纪的中国医学”不仅只包括传统中医的部分，还应该包括源于西方，但如今在中国落户，被相对本土化的现代医学，以及中西医学在沟通中部分融合的创新医学。也就是说它容涵 了常说的“三驾马车”(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同样的情形是，“20世纪的美国医学也包括已经相对普及的源自中国的针灸医学。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关注近代科学演进的一个趋势，就是“地域学科”的逐渐消失。在今天，“科学无国界”是一个常识，因此，当代数学谱系中只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符号概念，而绝找不到“法国数学”、“美国几何学”、“荷兰代数”、“德国数论”之类的体系与类型概念。这一点不同于人文学科，譬如日本文学与美国文学相异，法国绘画与中国绘画各别。科技领域里却偏偏有一个顽强的“中国医学”概念的存在，实在是一个特例，它说明中西医学的整合程度尚有一定难度，也说明中国医学具有较浓的人文特征。对待这一特征的存在，人们有两种立场，一种是“纯种马优势派”，一种是“杂交稻优势派”，前者唯“纯”，后者尚“杂”，都有相当的道理，免不了相互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倒希望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去发展，不要也不可能既要“纯”、又要“杂”这类的调和立场，在我看来，砸碎传统的大革新家与坚守传统的大保守家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科学革命学说盛行的今天，要充分尊重文化守成主义者的选择实在不容易。当然，也应该警惕两者的迷失，我们既不能用知识进化论及科学主义眼光来宣布传统的低劣与死亡，也不能用哲学循环论、历史的钟摆律及民族主义情绪高谈传统的优秀与新生。

□：20世纪中国医学恰恰穿行于文化激进与文化守成的漩涡之中，知识的激增、观念的激变、情绪的激荡导向传统的误读与误解，最后做了一锅历史的“夹心饭”。夹心之处就在于将中西知识之别，科学与人文学说之异完全等同于新旧之争，而价值判定上又推衍到“科学与玄学”、“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向度之上，水火冰炭，龙虎争斗。甚至还闹出20年代末(1928年)启动政令程序“废止中医”的极端事件来。当然，迫于各方面压力及中医界的抗争，这项政令流产了。但是事后我们未能从思想史意义上、文化史意义上予以清理与反思，不免有些遗憾。

○：发生在70多年前的这桩政治公案本质上是一桩思想文化公案。如果说“废止中医”政令出台是果，那么“因”在哪里，是什么呢?我想可以分两端来说，一端是群体之因、社会之因，一端是个体之因。当时的中国被迫开放国门已近百年，西学东渐已成大势，10年前发生了“五四运动”，撇开其救亡意义，其启蒙意义在于通过反传统来弘扬科学与民主，既然万世师表的孔家店都可以打翻，可以批判，又何况黄老思想为轴心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呢?发生于该政令出台5年前的“科玄之争”的大讨论实际是“五四”思想启蒙活动的继续，吸引了几乎中国全数的知识精英参与论争，论争的理性结论最终没有决出，但就阵容、气势与说理的知识性、逻辑性而言科学派占据绝对上风。这种格局直接影响知识界对作为传统文化支脉的中医学与术的立场与姿态。可以说，它为后来医药行政决策者确定“废止中医”或“废医存药”政纲提供了思想与舆论依托，打倒“玄学鬼”嘛，没什么不对。

□：说到“科玄之争”这场论争与20世纪中医命运的话题，我觉得有必要“设专题”、“挖深井”。丁文江的“科学万能”与梁启超的“科学文明在欧洲的破产”是一个对子，属于科学观这一层面的命题；而丁文江的科学方法优势论与张君劢的人生观方法(实际上是传统的人文方法)的差异论又是另一个对子，属于方法论层面的命题；包括对逻辑方法、实证方法、实验方法的评价以及是否有非逻辑通道的存在。人类认识方式的复杂性与唯一性、正统与异端的讨论在西方近现代很热闹，照今天多元、宽容的学术氛围来看，我看还是不应该把非正统的路子全都堵死。包括中医学的“取类比象”、“由臆达悟”、“内景返观”等通道，尤其是使用先贴上“玄学”、“旧学”的标签，然后打倒这种简单的手段。当然丁文江先生并非只有打倒一招，还有“收编”，即整合的一招。譬如他将一些他视为合理的、传统的人文学方法统归于大科学方法之中，好象如今的科学分类也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不惟只是理论科学、应用科学、技术科学一样，科学成为一切真理及认知真理方法的总汇，一条超级“大麻袋”，这样一来是否也有内容泛化以及容易滋生科学主义思潮的弊端，可以讨论。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很丰富、很精彩，有“科学”，也有“非科学”，还有“反科学”，都不是坏事情。科学精神不是讲怀疑、批判嘛，一切正确的东西，一切真理都归于科学，怀疑、批评不就失去了支点了吗?如果说有一个反面角色“玄学鬼”的话，那应该是“伪科学”、“迷信妖术”，而不应该是类型有别的非科学门派及其言之成理的反科学营垒。

○：“科玄之争”中的“第三者”陈独秀当年注意到这个分类上的问题。他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举例说出了张君劢遇病求医的三种选择，玄学的选择(张的家族)是求符咒仙方；中间的选择(张本人)是求汉医；科学的选择(丁文江)是看西医。而中医学的方法大致是直觉、综合、个案例举的，在陈独秀那里是应该留下来研究的内容，不应该一概推到玄学圈内。陈的良苦用心还在于缩小丁文江所说的“玄学”的外延，反对横扫一切，打倒一切，从柏格森的哲学到陆王心学。其实，玄学一词如不加“鬼”，亦有多重理解，中国人有“玄妙”一说，即“妙不可言”，超越凡常的妙。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指玄虚、虚妄、荒诞之类，但如果执着于玄虚之说研究的主体不是江湖骗子，而是书斋里的学者，这份玄虚之学的探讨也应该受到尊重。所谓唯心主义思想、认识体系与方法也不尽是“不结果的花”。再说中医既是学又是术，术之有效，引领之学即便有唯心的成份也应该研究，那种必须事先将其强拽到“唯物”阵营之内才能研究的做法不是客观求实的态度，而且是自欺欺人。

□：关于“科玄之争”还有许多话要说，咱们还是先说说个体方面的原因吧。1928年，废止中医的事端与一位“大人物”有关，即早年为铁血革命家，革命成功后身居高位，到后来又沦为大汉奸的汪精卫，当时北伐刚刚成功，建都南京，汪当时还在武汉，据当时抗争组织者陈存仁先生回忆，汪到处作演讲，大谈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件事就是废止汉医，中国要效法日本改革，就要废止中医。在他支持下，由余云岫起草的提案中这样写道：“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今旧医所用理论，皆凭空结构，阻碍科学化，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云云。汪派言论的错误在于把中医理论与科学启蒙对立起来，他们的中医观与废止举动完全是一种政治姿态，一种照搬日本变革办法的盲动(就汪本人的求医行为来说，并不排斥中医，尤其是晚年)。稍稍了解一些日本近代史的人定会知道，在日本采取废止汉医的举措是中医与荷兰医学龙虎交争的反弹，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谚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1849年，阿部伊世发布《(荷)兰方医禁止令》。1858年霍乱流行，汉医治疗不力，将军德川家也传染此病，无奈又发布《(荷)兰方医解禁令》。1883年，西医势力大增，把持卫生行政，发布医师开业规则，并未明令禁止，但严加限制汉医，规定年轻(30岁以下)汉医需加考若干西医科目，强令其研习西医知识，称之为“软刀子”扼杀，但这种集体参学西医的行动又有中西医沟通的意义。再说力倡废止中医的前台人物余云岫(余岩)是一位名医(留学日本)而不是一位职业政客，虽然他废止中医的主张错了，但他有别于汪，他曾花气力研究过中医典籍，写过《灵素商兑》、《医学革命论》等学术论争与政治狂言参半的书，于他似乎不能简单对待。我的意思是要系统地研究他的著作，厘清其思想与学术脉络。

○：你说到中医的命运与近代史大人物有关，我还想补充几位。一是孙中山，他是香港西医书院最早的毕业生(仅两人)，尽管他们思想倾向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其个人求医行为却是偏嗜西医的，他直到肝癌晚期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接受名中医陆仲安的侍诊。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曾经对中医不恭，一方面是因为其留学生身份、知识、价值背景与传统中医相抵牾；另一方面是早年的经验，如鲁迅幼年时有为父亲肝病求医的经历积淀，以致于周氏兄弟谈论医药的杂文中都少不了嘲讽、针砭几句中医。这对世俗学风与价值观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名人效应”吧。

□：挑战并不可怕，问题是如何清醒、理性地去应对，这方面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迎击科学“长矛”的两块“盾牌”就缺乏谋思，显得无力。一曰“我是国粹”，二曰：“我也是科学，而且正为进一步科学化而自我更新”。 先说前者，20年代初，“孔家店”被“砸烂”，传统文化受到挑战，中医界当以“国医”相称，以表示其国家医术的正统身份，类同于国语、国文、国旗、国徽、国术、国戏。1928年“废止中医提案”起草时还颇为顾忌，于是改为“旧医”，暗喻落后，必须被淘汰。但是，一部近代史，国粹的声望日益疲软，甚至被人视为必须提请国家给予政策性保护的孱弱科目。国粹的命运不济，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最基本的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从商务印书馆第一套新式教材取代私塾经卷迄今不过80年光景，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却已大大改变，使得“京剧”、“国画、”“中医”等国粹成了西学汪洋中的几座文化孤岛，不再是必然的选择，而是多元社会世俗生活的或然选择。譬如人们的求医选择，选择中医或西医，最初都是随机的，但西医现代化程度的扩展，机构与规模的显要，说理系统语码与生物常识的契合很容易形成选择优势。当然，过分分科、冷漠服务、药祸等因素也会赶走一些病友，使他们在二次选择中优先选择中医。其次是各自的疗效优势，选择的天平朝着优势一方倾斜，久之可以形成一种求医惯性，如急病找西医，慢性病、疑难病找中医。中西医之争本质上是市场之争。而且市场占有与学科地位互为因果，坦率地讲，在这种消长中，中医一方失落感更多一些。

○：一个世纪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撩起的不仅仅只是几位中医大夫心头的失落感，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奏与重构。在今天，带有民族识别特征的象征性的大众符号除了汉语言、方块字之外，恐怕就只有听京戏、看中医、练书法、习武术、收藏国画寥寥几项了。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文化氛围中，高谈“国粹”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除了前朝的文化遗民，哗众取宠的政客，作为社会知识阶层的主体，无论是文学新军、科技英才，还是人文社会学者，都不会以“国粹”、文化的纯洁性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坐标或行为准则。当然，中国地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偏僻的农村，还有许多乐于接受诸如“寒包火”、“邪伏膏肓”等说理形式与内容的朴实乡民。

□：在论争中坚守并发展的传统中医最忌讳的指责便是“不科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唯心论”、“封建迷信”、“玄学”。办法之一是理论上、哲学上申辩自身的科学性、唯物论、辩证法；之二是引进现代科学手段、技术论证中医指标、观点、方法的客观性、可重复性、群体性。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这个大前提，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可以用主流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题等理论成分和诊疗方法与技术也就应该而且可以被公认的科学标准和研究程序加以检验。现代医学即是遵循这一规范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于是，现代医学的方法与指标常常作为衡量中医药现代化努力进程中学术研究的金标准。但是50年过去了，依照这种现代化思路建构的科研工作没有取得“熊掌与鱼”兼得的成果，相反还形成老中医不认同，对提高临床疗效无助益这样一种龙蛇皆非、无功而返的局面。于是，人们开始追问中医学的基本性质，中医学是科学吧?如果是，它又是什么意义与理解层面上的科学呢?

○：这种怀疑由来已久，4年前，旅美学者聂精葆博士曾著文提出摒弃“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一元价值观，走出科学主义的阴影，以历史的实践为准则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医，尤其应重视被主流医学遗忘的中医人文传统的挖掘、整理和重建。因为中医存在和发展的优势恰恰在其类型上的“差异”与方法上的“逃逸”，正是这种差异与逃逸构成了对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近现代医学的挑战。这之后，我就20世纪中国医学思想史的开掘谈及“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的张力，力图把它确立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理性坐标与认识范畴，并由此揭示20世纪中国医学的思想流脉与特征。

□：笼统地讲科学与人文的张力还不足以揭示出中医的本质特征，在我看来，科学精神的世界普同性与认知方法的多样性应该区别开来。由此可以界定中医学在本质上认同与接纳科学精神，但生长过程中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包括形式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主要是哲学的、个性顿悟的、类比的、生活与临床体验的，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从个体的经验开始，以经验作为判别和理解一切事物真伪、价值的标准。如果讲类型意义的话，中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方法的结合体。认清这一点既有利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也有利于保持也挖掘中医独特的思想精华。在研究中，不至于迷失，才不会把认知问题混淆于本体论问题；把逻辑问题误认为实在论问题；把文化差异错当自然差异；将方法差异当成客体差异。

○：对中医特质的把握是一回事，当代中医的发展模式是另一回事，我看不能混淆。譬如你讲中医学是当代科学之林的别一种范式，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方法结合的典范，并不等于日后的路依然朝着这这两个方向走。医学是人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物科学。研究也好，临床也好，教学也好，均有中西体系，人化、物化旨趣之别，但选择的姿态不同。一部分人主张“扬长避短”，以强化固有模式、惯性发展为策略；一部分人主张“拾遗补缺”，缺什么补什么，追求新的整合与平衡。两种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不是用“加法”就可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科学与人文、人化与物化、中学与西学的通约与互洽不容易解决。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油画画在坯布上，国画画在宣纸上，如果挪一下材料把油画画到宣纸上，把国画画到坯布上，结果会怎样呢?或许是两败俱伤，或许是新画种的诞生。

□：陷阱与出路总是共存的。20世纪中医学的甄变与发展无疑是一次文化突围，必然要支付相当的代价。我不大同意一些学者对中西医不可通约性的夸大其辞。“通约性”也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在18、19世纪西方医学紧紧拥抱形而上学及还原论法则的时代，中西之间的通约性相对差一些，但在系统科学蓬勃兴起，文化、学术背景多元，人们普遍注重跨文化、跨学科沟通与交叉整合的时代，这种通约性就会大大提高。如果今天仍然将中西医的分野类同于芭蕾舞与京剧的关系，无疑也就堵死了中医更新的路子。使得中医的现代研究只能在文献整理、老中医经验继承、教材版本翻新等有限的空间里踏步，不仅理论上不会有创新，临床也会日渐滑坡、萎缩，这不仅是中医界，也是文化界不愿接受的局面。

○：考察百年来的中西医关系实在是一件很严谨的学术工作，对通约性理解的变化只是其中的一条线索。其本质是对跨文化生成的两大医学体系差异的体验与认识，当然还夹杂着情绪化、偏激、功利、浮躁等阶段学风的裹胁。如今，我们已经脚踏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理性、从容、宽容地抚摩过去的百年，是思想史学者的使命。但思想史命题完全可以借助世俗的隐喻来表达、诠释。由此来说，中国医学前50年，甚至还可上溯到19世纪，时代舞台上演的是“风马牛”与“龙虎斗”；后50年历史大幕上绘的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图，同时还调了一壶“鸡尾酒”，嫁接了几株“苹果梨”。“风马牛”是不相及，“龙虎斗”是论争、对抗，“二水分流”是独立发展，不必多费口舌去解释。引人思考的是’鸡尾酒”与“苹果梨”，它们都是一种文化上的兼并、融合，但很显然境界有别。前者是形合，阿司匹林加白虎汤；后者是神合。“小夹板骨折固定法”，讲的是动静结合，机理上已融为一体。对未来世纪与未来世界而言，“苹果梨”的意义更具现代性。如果说中西医学通过’苹果梨”的方式完成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的整合，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也就找到了钥匙。这不仅是中医的新生之途、也是中国文化的新生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