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百年的中西医争辩中无不纠缠着民族兴亡的自尊和自强的意志。因为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式请到了中国，科学就成为事务是否可行的先进标准，科学与否代表正确与否。现代科学支持下发展的西医于是当然是公共医事的指导，这种逻辑下的中医抗争只能是一部辛酸史。

　　◎志余

　1568年:西医进入中国的开端

　　1568年澳门区主教卡内罗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从此西医来华就未曾间断，但那时他们的主要活动只是在澳门、广州一带，而且大多是传教士医生，主要工作是传教，行医是接近民众获得良好印象的传教辅助方式。

　　1827年:郭雷枢来到中国

　　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枢(Colledge)来到中国，他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公司的传教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他的一个建议加速了西医进入中国的速度和规模，1835年他在《中国丛报》发表论文《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郭雷枢认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对世俗和身体利益特别关心，而不太关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几年后，郭雷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行医过程不仅对传教事业有益，而且对贸易有很高价值，还有助于改造中国人的错误思想体系。1838年郭雷枢发起“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最先响应这一提议的是美国公理会。此后，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不断增多。

　　1835年:伯驾的广州教会医院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给传教和医疗以明文规定，传教医师合法地深入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城市。最好地执行这个策略的是著名的彼得·伯驾(Parker)。伯驾的身份也只是牧师兼医生，1835年创办了广州教会医院，很快成为当时最成功的西医院，钦差大臣林则徐及两广很多大小官员都曾请伯驾看病，说明其名声很大。1855年伯驾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

　　1877年时，大约只有38个中国人在教会医院受训，到1895年时，仅广州教会医院就有150名中国人通过训练毕业，随后逐年增加。

　　协和理念与协和医院

　　20世纪初，各大教会为了协调宣教事业，提出了“协和”理念，联合分布在不同区域的教派，具体表现为教育和医疗上的“协和”行动，教会、商业、医药，三位一体地大规模进入中国。他们集资合办医院和医科学校，“凡是有传教士的足迹，就有西式诊所和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就是这个理念的产物，1917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创办。在所有教会医学院校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最为著名，到1936年，从协和毕业了166名医师和86名护士，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现代医学的中坚，同时也不可否认从肉体到精神上征服他者文化是教会的原初目的，这一目的使西医与中医相遇时，往往和政治局势、文化思潮、社会形态、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纠葛成错综复杂的暧昧关系，相互的论辩歧义错综，几经周折。

　　西医刚开始面对的中医

　　西医最初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引发中西医之争，1805年，牛痘术传入中国，牛痘接种术的发明人贞纳得到的信息是“中国人似乎比近在家乡的英国人更加信赖种痘术”。1880年奎宁进入中国，也没遭抵制，只是太过昂贵，不能被普遍使用。当时的中国人并不拒绝外来知识和技术。但教会深入内地后，反洋教运动却不曾间断，最终聚集成激烈的义和团，西医也是被当作洋教的一个方面加以抵制。

　　那时的西医，伯驾等医生手里的器械主要是体温表，主要阵地是外科、眼科、妇科。如白内障手术、肿瘤切除术、外伤缝合、兔唇修复等是西医当时的先进手术。在当时，西医并不像其他学科那样具有全面的技术优势。

　　西医所相对的中医则早已经有一个自我完满的体系，汉代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认为是中医体系的确立之始，自隋朝开始，王朝都设太医院，而且由于典籍在儒生手中成为学问和修养的一部分，所以能成大体统一的局面。

　　甲午以前的“汇通派”

　　晚清进士唐容川，认为中医比西医高明，但西医也有所长，“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所以应该“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中归于一是”，这是他著名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的基本主张。另一位主张汇通的代表是朱沛文，他比唐容川更了解西医，人在广州，与西医多有来往，他的汇通之见更倾向于西医，但也没有否定中医。自1601年，利玛窦定居北京，此后10年间宣传西方历法，得到成效，有过中西历法“汇通归一”的提倡，徐光启在那时候做了一些关于汇通的论证。

　　甲午以前汇通派成为医界潮流，风行一时。1871年，清朝的同文馆设立了医科，但没有成效，数年后就解散了。1881年李鸿章创办北洋医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一部分，师资当然都是西人，而最早留学归国的西医黄宽从1862年受聘于李鸿章幕府。北洋医学堂在洋务派失败后也就萧条了。

　　丁福保的《医学报》

　　甲午战败在中国上下引起的震动不亚于鸦片战争，要点就在于，区区日本小国在短短的40年，竟与西洋列强一样傲视中国，所以甲午战败后，着力引进新知已经是当时的人心所向。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康广仁，倡导变法维新，反对缠足，他办的《知新报》上开有专栏介绍西医。

　　这时期由中医丁福保和海归西医颜福庆创办的两个医学团体“中国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先后在上海成立。1904年丁福保创办了《医学报》，他虽然是中医，而他在报纸上却也大力提倡引进西医，介绍解剖学、生理学之类西医知识，对中医界大加检讨，这份报纸也成为随后成立的“中国医学会”的会刊。在几年内丁福保还翻译了一大批西医书。甲午之前中文的西医著作有50种，中医书有120多种被译为西文。到1919年之前，情况大不一样了，西文的中医书增加了数十种，而中文的西医书达数千种。

　　那时期，报刊中谈论医事并不用中医西医的冠名，内容多是中西兼论，医学团体也不以中西医区分，只称医学会。当时所谓的西医界，所指是外国医师的团体，而在外国教会医校毕业的西医也可加入中医发起的医学会。医学会内部并不强分中西门户，因为医学会的宗旨是博采各种医理，改良医学。丁福保主持的中国医学会其章程中明确说:“研究中西医药学，交换知识，振兴医学。”引进西医的目的体现了改良主义的主张。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医学会在1909年发生了一次内部纠纷，分为两派，一派是副会长丁福保支持其弟子发表了以日本的医事政策为先进榜样、攻击中医的文章，而会长蔡小香和另一个副会长王问樵向社会征文反驳，把辩论上升至政治、伦理高度。

　　之前有医学之外的言论和行政新制度对中医们有很多刺激，一些新知识的主张者对中医大加抨击，在卫生行政上有诸多中西医差别，1903年，清政府制定的大学堂章程中，医科大学分医学和药学两门，医学门设29科课，中医作为首位，药学17科，中国药材也是第一位，但两者都只占一科课，这让中医们感觉到，中医虽在形式上居首位，实际上已是虚置。种种刺激使中医们变得敏感起来。

　　即使辩论的言辞十分激烈，其中并没有攻击西医的文字，其实王问樵的用意基本采取的是张之洞的倡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辛亥革命后，再次重新制定政策，1912年，北洋政府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这针对的只是西医，因为只有西医有专科学校，而中医是师徒传习的。因为条例中完全没有涉及中医，各地中医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并指责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都以日本体制为蓝本，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不列中医的意图无非是效法日本。这就是近代医史上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3年，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教育总长汪大燮在接见代表时，第一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说法。他“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远在江西的当局就真的颁布了取缔中医的章程。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理由是中医不合教育原则，此后，中医争取办学权利的请愿一直持续到1949年。

　　第一次请愿

　　教育部的规程公布后，上海余伯陶等中医联络各省中医征集意见，之后全国19个省市的中医界以及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请愿，力请将中医纳入学系，保存中医中药。民众第一次听到废除中医药的说法，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从医界延伸到民间舆论。

　　中医界的第一次请愿以失败结束。教育部坚持原规程，辩解说中医“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中医的请求被当作“庸议”驳回。1922年3月，北洋政府由内务部又颁布了一个《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要给医士发开业执照，医生要开业必须经当地警察厅考试合格才能领有证明文件。上海有一些中医抗议: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他们开会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会后派代表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内务部这一次接受请求，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1916年:正面论辩开始

　　1916年，有两个西医会成立，形势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这两个西医会不是对西洋医生团体的指称，而是由中国医生组成，这些中国医生或从教会医院毕业，或是留洋归国的。自从1928年北方有一批从协和医院毕业的青年医生组织了一个“丙寅学社”，北方形成了一个反中医核心，此前中西医论争的中心一直在上海。当年有一个从北洋医学堂毕业的西医张蕴忠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天津《大公报》上，因文中再提中西医汇通，立刻遭西医们驳斥。

　　与甲午战争前的情况比，这时，中医西医早已不仅是医学问题，而是亡国兴国问题。

　　1916年，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最坚决的废止派医生余云岫著书《灵素商兑》，被认为是批判中医的第一部完整著作，他从中医的根基《黄帝内经》开始抨击。1922年，著名中医恽铁樵最早著书反驳，中西医正面论辩开始。

　　真正激烈的倒不在医理学问，而是由学理而动义气，一篇题为《西医界之奴隶派》的文章说:“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学来的，日本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孙子罢了。……不过既得了他家遗产反而把亲生父母的遗产拼命破坏，那就不免丧心病狂了。”

　　余云岫在他自己的一部论集的序言中冷嘲热讽:“不是夸口，我若是挂上中医的牌子，恐怕可以做上海不可多得的有名中医，说不定要做上海第一等的中医。”“国医们闭着眼睛瞎说，横着心胡闹，无非是扰乱是非，颠倒黑白，搅得混乱黑暗方才可以落脚，方才可以鬼混下去。”

　　知识界的反中医

　　中西医的争辩不仅在医界，而且几乎卷入了整个知识界。

　　当时的知识界多倾向于为西医辩护，因为梁启超在协和医院被误诊了一次，中医以此为由证明西医并非全知全能，梁启超为维护西医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其大意是，虽然西医不尽善，但也还应该扶植西医。因为西医连同的科学是中国富强的方向。在胡适口中，中医根本就“毫无学理，不足为法”。

　　傅斯年是知识界反中医最激烈的。1934年他撰文说:“中国现在最可怕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开了40年学校，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还在那里听中医说五行六气的胡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

　　1925年孙中山病发而进协和医院，手术后诊断为肝癌，为不治之症。当时有人建议看中医，孙中山在决定怎样治疗之前，就引起了争论，协和医院的态度极为强硬，要服中药就不能留住协和。放射治疗后，病情加重，孙中山只好出院，改由中医治疗。

　　民国时期，思想界对中医的态度不仅受到了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的思想革命运动有关。中医药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在思想与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严复等都有这方面言论。

　　1929年:废止中医案

　　1929年初，蒋介石南京政府召开卫生部会议，全面规划现代化的卫生工作。2月23日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主持人是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此人之前是协和医院院长，与会的14人中没一个中医，大部分人在之前都曾有废止中医的论述。此次会议通过了让医界乱了10年的“废止中医案”。

　　初始提案包括，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的提案，限定旧医登记至1931年为止;另有提案禁止新闻杂志介绍旧医。余云岫还另起一份提案提交教育部“请命令废止中医学校”。余云岫曾解释过，这个提案的目的是计划在50年内让中医消亡。

　　此时的中医正式被称为旧医，在这之前有称中医，有称国医，西医一向对“国医”的称号不满。

　　再次失败的请愿

　　1929年2月26日大会结束，“废止中医案”在卫生委员会通过。经报纸报道后，上海的中医们以上海中医学会常务委员会为首，致电卫生部表示抗议，第二天电文发表在《新闻报》上，作为向全国中医的通告。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报纸《社会医报》出了一个特刊，把“废止中医案”正式公布。一时间舆论哗然。

　　上海名医张赞臣倡议召集全国医药团体的代表在上海聚集，时间约定于1929年3月17日，口号是“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中医们再提中医加入学制系统的请求，并把“3·17”定为国医节;同时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可是这个联合会在1931年就被国民党取缔了。

　　会后推举了一个5人请愿团，请愿团到南京时，正值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期间，他们先向大会请愿，后把请愿书分别提交行政院、工商部、卫生部。请愿获得的结果是“废止中医案”暂不执行，其余请求没得到答复。

　　一个月后，答复来了:卫生部禁止中医使用西药西法，说中医使用听诊器等西法实属有伤国体;教育部则规定，中医学校要改称传习所，因为中医学校“不以科学为基础”，“改称传习所以符名”，而传习所不在学制系统内，所以无需在教育行政机关备案。按照规定，传习所毕业也不被准许开业行医。

　　当年12月，中医团体代表又一次聚集上海，这一次220多个团体的450多人到会，其中还加入了南洋和菲律宾等域外的中医代表，请愿队伍人数多达23人，提请的议案也有变化，要求中医加入卫生行政系统，改中医之名为国医，编纂中医药教科书等。政府发函答应撤销教育部、卫生部的布告，请愿团各回各地，转过年的1931年1月，布告的规定还是执行了。

　　此后一次次更大规模的请愿，结果都是失败。

　　幸存的国医馆

　　1931年有一个国医馆幸而成立，是一个半学术、半行政的组织，“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其中理事包含了当时的所有名医，理事长是陈立夫。蹊跷的是，这个国医馆是经由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提议成立的，在国医馆成立的同时，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却被解散。这时的中西医之争已被卷入国民党的政治斗争。

　　国医馆曾有过一项统一病名的工作计划，要求全国医师在三个月内一律按照经审定的病名录使用统一病名。国医原来的病名不合科学，“天下事物只有一个真是，西医病名既立于科学基础上，今若新造病名，必不能异于西医”。这个理由当然不会为中医接受，争论再起。香港中华国医学会的名医何佩瑜电告全国医界:“国医先哲根据大自然气候变迁以立病名，是从种病之因着想。西医根据解剖学、细菌学、生理学以立病名，是从得病之果着想。有因然后有果，此国医之翘然独异处，若弃此病名，无异将国医学术根本推翻矣。”中医们持续半年的争辩促使国医馆收回了建议。

　　1943年后，国医馆最终为中医争取到了合法办学地位，也促成了医师法。此后反中医的事端多以小规模形式出现，尤其以1946年最为频繁。1月，杭州卫生局在中医执照上附加规定“不准之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则吊销执照，撤销资格”。2月，上海教育部取缔了上海中医学校好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也被勒令停办。6月，南京卫生署规定中医不得再称医师，否定了医师法。11月，上海举行中医考试，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南京政府卫生会议决议，严禁中医使用中药。

　　屡战屡败的中医

　　中医的抗辩似乎主要的活动就是请愿。从1913年上海的中医团体组织的“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洋政府要求把中医纳入教育体系，到1947年的一次绝食请愿。一次比一次激烈，中医却是每战每退，提出的请求竟退缩为要求中西医平等待遇。

　　这种情势并不足为奇，新文化运动已经把“德先生”和“赛先生”正式请到了中国，科学已经成为事务是否可行的标准，科学与否代表正确与否。现代科学支持下发展的西医当然是公共医事的指导。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医被逼迫到唯一的生存之道上，即中医科学化。-

　　(参考资料:《挽救中医》、《基督教与近代文化》、《再造“病人”》、《银元时代生活史》、《近代中西医论争史》。感谢接受采访的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傅锦华研究员，中医史专家赵洪钧医生，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袁钟教授)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