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撰稿 汪伟

　　在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孙中山曾是一名医生，1925年他被确诊患有晚期肝癌的时候，有人希望他接受中医治疗，孙中山即说了这样一番话：

　　“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其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不久，孙中山受冯电邀赴京，没想到抵京5天后就因肝疾复发，住进协和医院。在媒体的追踪报道下，孙中山的医疗方案，成为1925年初举国关注的新闻事件。

　　西医表示对孙中山的病情无能为力，朋友、同志纷纷推荐中医治疗，但是孙中山不愿接受。协和医院同时对改用中医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愤慨。院方表示，中医药不能进入协和，虽然孙中山地位尊崇，但若要改用中医药治疗，必须搬出医院。孙中山最终于2月18日出院，在北京的寓所内接受了3位名中医的治疗。可惜，“没装罗盘的船”同样没有到达目的地，孙中山最终于3月12日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逝世前后，关于中西医优劣的辩论在报纸上不绝于耳。自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人对这样的辩论，已经毫不陌生。4年后，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全国性的医疗体制确定在即，所有的辩论随即达到了最高潮。

　　如果放宽眼界就可以知道，2006年关于中医的争议，与1929年的辩论有着惊人的相似。那一年，在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上，欢迎浏览ddhw。com你一定会喜欢主要由留学归来的西医界人士组成的会议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提案，旨在通过行政手段，彻底消除中医在中国的影响力。这一让中医界数十年后仍然余恨难消的事件，影响之大，中西医界卷入之深以及政治后果之复杂，则远非2006年的争议可以比拟。

　　1929年的争议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卫生会议，向来倡言“废止中医”的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等人在会上提出四项议案，目标直指“废止中医”，这些议案的核心观点大多见于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余岩认为，出于四个原因，中医必须废止：一，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学说是杜撰的；二，中医源自纬候之学，荒诞无稽；三，中医缺乏诊断方法，不能调查死因，进行疾病分类，无法防疫，更不能“强种优生”；四，中医理论和政府普及现代卫生科学的目的相抵触，阻碍社会科学化。

　　他为政府“废止中医”设计了自认为“渐进有效”的手段：中医必须前往卫生部门登记，申请职业执照才能执业，登记制度到一定年限即告终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同时禁止中医教育。

　　余岩提案的奥妙在于，等登记在册的中医病老死后，中国将不再有中医从业人员，中医也将告自然消亡。这位毕业于大阪医科大学的留日医学生强调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会议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激进的余岩方案基础上有所折中，但基本吸收了余岩的意见，规定“中医登记、禁止中医学校教育和禁止中医宣传”三条措施。

　　借政府之手推行西医废止中医，并非自1929年起，重要端倪在1913年已经发生。是年，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医学和药学学科的设置纯取西方模式，中医被高等教育排除在外。次年，中医界即联络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北京请愿，要求将中医纳入大学，遭到拒绝；到1925年，教育界也主动动议，提出在高校中接受中医学科，但又因余岩等人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而未遂。大学无中医，自此即是中医界一块重要心病。这块心病直到1950年代国家设立中医学院才告化解。

　　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通过“废止中医案”的消息，不久即由上海媒体捅了出来。上海中医界随即开始联络各地中医同行组织，商议组织抗议活动。各地中医团体代表于1929年3月中下旬在上海开会，并于3月20日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请愿。

　　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递交的请愿书表明了中医不能废止的理由，如中医确有疗效，废止中医等于禁绝国粹，并能满足西医匮乏的地方患者就医需求等等。也是在同样旷日持久的请愿中，中医界提出，废止中医的议案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当时西药国产能力低，所需药品需要大量进口，而且，一旦议案变成事实，将导致大量中医药从业人员失业，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事已至此，“废止派”索性在上海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表明主张，力陈“废止中医”的必要，中医人士则撰文回应，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

　　留学生的决心

　　回顾70多年前的争议，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余岩等人推动的“废止中医案”并未真正实施，一方面激进言论既不能解决西医无法在中国农村普及的现实，反而会导致大量人口失业，存在诱发社会不稳的可能，这自然不为上台不久的国民党政府所乐见，另外，国民党政府内部大佬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分歧，并且由此事牵扯出各股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汪精卫、褚民谊等人主张废止，而谭延闿、于右任、陈果夫等政要主张保存。中医仿效西医，在存废之争中，充分利用了政治力量的干预，政治力量角力的结果自然不出维持现状的老套。

　　经过1929年的争论，在国外学习西医进而主持国内医政的留学生群体对中医的激烈态度，从此广为人知。其中余岩最激烈坚决，以至于后世中医界常将那些废止中医的激烈言行统统称作“余云岫现象”。

　　余岩，字云岫，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习医，1911年一度回国，两年后再次负笈日本并于1916年毕业回国。他曾担任中华民国医药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余氏在归国次年(1917年)，就写了一本全面批判中医的著作《灵素商兑》，将中医归为占星术、巫术与“不科学的玄学”一流，而完全将中医的临床效果视作偶然的巧合，高呼“坚决消灭中医”，理论来源与制度设计，则大多出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废止汉方”的规定。

　　中国近现代史上，留学生一直是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而留日学生往往态度和手段最激烈，不光在中医问题上如此。鲁迅留学日本并于1904年开始学习西医，对中医则一直持刻薄批评的态度。他著名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更是广为人知。传记作家说，这和他少年时代家道中落又目睹父亲患病不治的悲惨记忆有关，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很多同时代人比他更加激烈地批评乃至要求废止中医，尤以那些留日学生为甚，他们并非都有被中医所误的惨痛经验。实际上，留日学生对中医的激烈态度，很大程度上是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气象所刺激。

　　中医6世纪传入日本，称作“汉方”，占据日本医疗主流一千多年，到19世纪中期与西医体系发生严重冲突，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将“废止汉方”作为全盘西化的一颗重要棋子，除了大力举办西医学校和医院，派学生出国学习之外，还立法规定医生执业考试以西医体系为标准，由于官方的汉方学校被废止，釜底抽薪的政策只需等少数被特许执业的汉方医生老死就收全功。鲁迅曾经说过“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果不其然，1929年通过的《规定旧医登记案》，其旨趣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策的旨趣几乎完全相同。

　　而当年在医政两界呼应余岩的，又是何许人物？1929年的全国卫生会议上，共有卫生委员17人与会，其中13人曾出国留学：7人留学美国，包括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在内，全部出自哈佛、耶鲁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三校，另有3人毕业于日本， 2人毕业于法国的，1人毕业于英国。

　　此外，曾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是1907年回国的留日学生，任内制定学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排除在医学教育体系之外；一向身居高位又反对中医的汪精卫，是1903年赴日的留学生。

　　学习西医出身的留学生回国后主持医政，对国内医疗体制、医学教育和资源分配的设计，无不以西方国家的医政为榜样，以西方现代医学精神为导向，这对中医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知识精英一边倒

　　中医的危机加重，不只是因为西医专业人员掌握医政，也在于100年来，中医渐渐失去了不少知识精英的信任。

　　曾被胡适称作“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是激烈反对中医的现代中国人物的一个极端个案。丁表白说，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的态度，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有人问他，“假如你到穷乡僻壤考探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一西医，更无西药，你会让中医诊治你吗？”丁文江断然答曰，“不！科学家不得毁其信仰的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

　　到1930年代，由于中西医的争论激烈，反对中医更多不是以科学的逻辑进行批判，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丁文江自撰一联说：“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与丁文江类似的表白，清末民初以来实在多见。在日本学医出身的郭沫若、鲁迅自不待言，傅斯年的说法与丁文江更如出一辙：“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傅斯年是火烧赵家楼的旗手，“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这种表态实可见一时之潮流。

　　有些人并不特别反对中医，但支持西医的态度却更加坚决。1926年3月，梁启超曾因尿血难愈前往协和医院治疗。X光透视的结果显示，梁右肾中有一个黑点，医生诊断为肿瘤，决定手术摘除肾脏。术后对病肾做病理分析，发现黑点虽在，但并不是癌症，而梁的尿血症状也没有被手术治愈。一时间，舆论耸动，社会风传，协和误将梁启超的一只好肾切掉了。陈西滢、徐志摩等著名人物都纷纷撰文，讥刺协和西医误人。当舆论变成一场对西医的质疑时，梁启超本人出面，撰写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为协和医院和西医的治疗原则做了辩护。后世不断有资料表明，梁启超私下对协和的医疗方案并不满意，他为西医辩护的行为，有人称之为“强忍委屈”，但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梁笃信科学，为协和辩护，毋宁是为西医和西方科学的原则张目。

　　梁启超以确定无疑的口吻说，诊病就应该用西医的“严密检查”，而“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针对西医的批评则是“反动的怪论”，将成为“中国医学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这样影响舆论的文化名流大多生于19世纪，他们的青年时代成长于中医的环境，仅就其个人经验而言，也并不绝对排除吃中药，然而，他们赞同西医并非仅仅据其疗效，而是因为西医是西方现代科学原则的产物：从这个角度说，赞同西医即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和科学化。日本经明治维新一跃为亚洲强国，对志在图强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刺激，更是巨大的榜样。明治维新的新政中即有废止汉医一项，这似乎更加证明了推举西医与现代强国之间的关联。

　　批评乃至攻击中医的人士，常常将中医称作“旧医”，而以“新”标举西医，暗示西医之优于中医，犹如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又如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政治格局，是不可动摇的客观规律。这与数十年后废止中医论者的主张，有着惊人的相似。总的来说，20世纪前期尤其是1929年的争论，既是西医进入中国以来中西医争论的总爆发，也为此后数十年来的中西医争议，奠定了基本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