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医大师”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玉川　　　　　　　北京中医药大学
王绵之　　　　　　　北京中医药大学
方和谦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邓铁涛　　　　　　　广州中医药大学
朱良春　　　　　　　南通市中医院
任继学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苏荣扎布（蒙古族)　内蒙古医学院
李玉奇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李济仁　　　　　　　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矶山医院
李振华　　　　　　　河南中医学院
李辅仁　　　　　　　卫生部北京医院
吴咸中　　　　　　　天津市南开医院
何　任　　　　　　　浙江中医药大学
张　琪　　　　　　　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
张灿玾　　　　　　　山东中医药大学
张学文　　　　　　　陕西中医学院
张镜人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陆广莘　　　　　　　中国中医科学院
周仲瑛　　　　　　　南京中医药大学
贺普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班秀文　　　　　　　广西中医学院
徐景藩　　　　　　　江苏省中医院
郭子光　　　　　　　成都中医药大学
唐由之　　　　　　　中国中医科学院
程莘农　　　　　　　中国中医科学院
强巴赤列（藏族)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
裘沛然　　　　　　　上海中医药大学
路志正　　　　　　　中国中医科学院
颜正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
颜德馨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来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站
－－－－－－－－－－－班秀文，男，
1919年出生于广西隆安县，6岁随家迁至平果，广西中医学院教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广西首批硕士研究生导师，妇科专家。
　　班秀文教授1940年毕业于广西省立医药研究所（本科)，从医60余年，治学严谨，医德高尚，学验俱丰，擅长治疗内、妇、儿科疑难杂病，对中医经典著作和历代名家学术思想颇有研究。用药常从脾胃入手，主张辩证审慎，用药精专。对中医妇科造诣尤深，崇尚肝肾之说，喜用花类之品。治疗月经病，重点在肾，兼顾肝脾，注重活血通络以恢复肾之藏泻功能，治疗崩漏，塞流之中有澄源，澄源之中重复旧，故能达到药到病除，事半功倍的效果；治疗带下分五色，重点调脾，兼治肝肾，治湿为主，兼以治血，血水两治，效果卓越；治疗不孕症辩证与辨病相结合，调治肝肾，使开合藏泻有度，精子卵子如期相遇，故能精足而子嗣。著述、主编的论著多部，专著有《班秀文妇科医论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壮乡医话》；曾主编《中医药基础理论》、《妇科讲义》、《中医妇科发展史》；在国内外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六经辩证在妇科的应用》一文以其师古而不泥于古，融会贯通治百病的丰富经验受到国内外中医学者的重视，并被日本东洋出版社摘要出版。
　　班秀文教授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曾任全国中医妇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史学会理事、广西科协常委、广西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广西中医妇科委员会主任委员、《广西中医药》主编、澳大利亚自然疗法学院客座教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 、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广西中医学院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壮医研究室主任。1989年被授予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1990年，被国家人事部、国家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专家；1992年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并被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入《中国当代名人录》。
－－－－－－－－－－－针灸专家程莘农简介
　　程莘农 (1921.8.2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医、针灸专家。江苏省淮阴（现淮安市)人。
　　六岁时随父(程序生)学习文字，11岁起读中医学术籍，16岁拜温病大家陆慕韩为师临床实习。他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同时还继承了陆师在温病、内科、妇科等杂病方面的丰富经验。
　　1939年独立挂牌行医。加入中医师工会为会员，并任清江市(淮阴)卫生工作者协会秘书股股长。1948年获民国考试院医师证书。
　　1953年参加清江市区中西医进修班。1954年入江苏省中医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医本科进修班学习，毕业后任针灸学科教研组组长，负责南京市100余名针灸师及江苏省8个专区约20个县市针灸医师的进修。此外，他还承担对外教学。为朝鲜友人金光一讲解《难经》。随后金将朝鲜五行针和名医李济马所著《四象方》相赠。从此便专门致力于针灸研究工作。?
　　1957年奉调北京中医学院，任针灸教研组组长，兼附属医院针灸科组长、副主任、主任医师，统管针灸教研工作。除了日常临床教学等工作外，他还主持编辑《北京中医学院学报》及任《中华妇科杂志》常务编辑等，为原苏联和越南的留学生授课培训，组织骨干力量大搞创新。他主攻功能性子宫出血、中风和三叉神经痛等，并完成了“中风偏瘫64例观察”等课题。编审了《简明针灸学》、针灸挂图、《中国针灸学》统编教材等。这对国内外的针灸学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1975年，北京中医学院并入中医研究院后，他转调中医研究院工作，任针灸研究所经络临床研究室主任，针灸教学研究室主任，针灸研究所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等。在从医数十年中，他诊治患者数十万人次，尤擅长中风、面瘫等疾病的治疗。还参加一些实验工作与尸体穴位解剖等工作。?
　　从50年代便开始中医针灸的文献研究工作。60年代后，研究重点放在了经络问题上。他在262医院的协作下，共同完成的“体表循行81例研究”为我国早期经络研究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后，他多次主持国家级、部级课题。其中作为主研人进行的“循经感传和可见经络现象的研究”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学术观点上，以《灵》《素》《难经》为主，反对玄学，提倡务实创新，对针刺“三才法”的改进颇有新见。其主要著作有《中国针灸学》(中、英文本)、《针灸精义》(印度发行)、《难经语译》初稿等。并亲躬教学数百班次，培养博士、硕士近20人，外国学生几千名，遍布百十个国家和地区。他多次获“优秀教师”、“荣誉教师”等奖，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3年被国家科委聘为国家八五重大基础理论科研攀登计划“经络的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1994年当选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曾任中华针灸进修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医学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现高级顾问)，中国国际针灸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名誉主任)，是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9月8日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00年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
　　他数十年潜心研究，深谙传统中医针灸理论，善于治疗内科，妇科疾病及各种疑难杂症，特别对偏瘫、高血压、面瘫、坐骨神经痛、功能性子宫出血等疾病的研究和治疗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临床治愈率和有效率很高；在经络理论的实质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主持了“循经感传和可见的经络现象的研究”和“十四经穴点穴法”的研究；主编和撰写针灸专业教科书7部，成为国内外针灸教学的主要范本。并负责北京国际针灸教学工作，去过十多个国家，进行针灸学术交流。
[编辑本段]享誉国外
　　?
　　为推动针灸走向国际，扩大针灸的学术影响，先后应邀前往日本、印度、加拿大、美国、英国、意大利、巴西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城市进行讲学和考察，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努力向国际推广针灸，在国际上获得较高声望。被聘为加拿大传统针灸学院名誉教授，美国美东中医针灸师联合会名誉理事，南斯拉夫针灸学会名誉主席，挪威针灸学校名誉校长等职。1990年获世界文化理事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
[编辑本段]书篆留名?
　　此外，程莘农从六七岁起习书法。他的书法作品多次入选展出，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其作品还被选刻于古城开封的“翰园碑林”中。建国前加入上海中国画会为会员，中华全国美术会为会员，建国后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卫生部老工作人员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中国画研究会会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杏林书画协会顾问等。亦喜篆刻，有《程莘农篆刻偶存》等。
[编辑本段]注:近代经络发展简史
　　近代经络创新简史表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又先后进行了“八五(1992-96年)”和“九五(1997-98年)”两个国家级经络攀登计划项目，研究从现象逐渐深入到本质，课题围绕着循经感传的机理、经脉脏腑相关和经脉线的理化特性三个方面展开，形成了若干个假说：
　　1996年邓宇等“分形分维的经络形态及解剖结构”（非间隙经络，细胞充填的非管经络)
　　1996年张声闳“间隙维”经络
　　1995年
　　· 神经论：认为循经感传是神经元之间兴奋传递的结果。
　　· 体液论：认为中医经络中的气血指人体中的各种体液，经络是体液运行的通道，体液运动刺激神经产生循经感传。
　　· 能量论：认为经络是某种物理能量与信息的传输渠道。
　　1985年，法国de Vernejoul P同位素示踪显像方法；另外，法国Niboyet 对皮肤电研究
　　1984年，谢浩然，人体经络间隙结构解剖观察
　　1984年，匈牙利Eore用二氧化碳测定仪研究经络。
　　1980年张保真等采用的肉眼实地观察铺片及血管灌注法
　　1978年孟昭威的经络第三平衡系统
　　1972年汪桐提出经络的实质是二重反射假说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本山博用液晶薄膜法观察，循经感传线上的温度变化
　　1970年，法国J.Borsarello使用红外热像方法进行经络研究。
　　1956年Nogierop对中国耳针穴位图谱及作用的研究等，
　　1955年，中谷一雄等“良导络之研究”成果，笹川“良导点”，“良导络”
　　1952年，藤田六郎提出了关于经络的假说
　　1950年，日本长滨善夫报道了循经感传现象。
－－－－－－－－－－－邓铁涛，中医学家。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名老中医.1916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名老中医，内科专家。
[编辑本段]邓铁涛教授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知结合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名誉理事，广东省卫生厅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广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教授，辽宁中医学院名誉教授，广东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1990年被遴选为全国继承中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教师。1993年荣获广东省“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
　　邓铁涛教授擅治心务疾病，研制成功的中成药有“冠心丸”、“五灵止痛散”等。临床长于对内科杂 病的诊治。并擅于运用中医脾胃学说论治西医多个系统的疾病以及疑难杂症，如重症如肌无力、萎缩性胃炎、肝炎、肝硬化、再生障碍性贫血、硬皮病、风湿性心脏病、红斑狼疮等，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其著述、主编及编写的论著名8部、发表论文80多篇。专著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耕耘集》、《邓铁涛医话集》。主编《中医学新编》、《中医大辞典》、《实用中医内科学》、《中医论断学》、《实用中医诊断学》等。1986年开始主持国家七五攻关项目--重症肌无力的临床的实验研究课题，1990年通过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５０多年来，精心研究中医理论，极力主张“伤寒”“温病”统一辨证论治。强调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于中医诊断学的内涵建设提出新的见解。临床善治消化、心血管系统疾病。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中医人才。其论著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
[编辑本段]邓铁涛生平
　　邓铁涛生在中医家庭，父名梦觉，毕生业医。幼受熏陶，目睹中医药能救大众于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继承父业，走中医药学之路。１９３２年９月，邓铁涛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在学习期间，遵照父之吩咐；“早临证，跟名师”，先后跟随陈月樵、郭耀卿、谢赓平等各有专长的名家实习。１９３７年８月，邓铁涛完成学业。５年的学习，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深深感到中医药学财富甚丰，博大精深。他决心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而贡献毕生精力。
　　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军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与同学４人在文威东街南北药材行会址，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于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应诊。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读了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和介绍共产主义初步知识的书籍，还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及《鲁迅全集》等。在此期间，他深深感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自己学习钻研中医有很大帮助。这竟成为他以后探索中医药学宝库的一把钥匙。香港被日军侵占后，邓铁涛返回广州，辗转于穗港及武汉之间，行医谋生。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广州，翌年他到广东中医专科学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医学从奄奄一息中苏醒过来，但未能迅速恢复。１９５６年，邓铁涛得以参加国家早期兴办的４所中医院校之一——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其所学与抱负才得以发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备受冲击，但始终未能使他放弃钻研中医。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卫生部先后召开了衡阳会议、石家庄会议、西安会议，中医事业的形势逐步好转。１９８２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要在发展现代医药的同时发展传统医药，特别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为我国中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邓铁涛为中医事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高兴，更激励他投身到振兴中医事业的工作中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邓铁涛在中医教学、医疗、科研等领域相继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赖。他曾任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处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并曾担任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委员。现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医药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委员和该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州市科委顾问、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医史学会主任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论文著述及获奖项目主要有：《学说探讨与临证》获省出版成果三等奖。参加编写的《中医学新编》、《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词典》、《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获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研制成功的中成药“五灵止痛散”获市科技成果四等奖。邓铁涛常说：“个人学术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
[编辑本段]从实践中探求中医理论真谛
　　“寒”“温”
　　邓铁涛既重视理论又着力于临床，学术上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完全得益于“早临证，跟名师”。他亲见父亲运用仲景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一例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小时而过后又剧痛的产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当时他的认识，“枳实芍药散”只不过是一个平淡的方剂，但经过他父亲的实践，“经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医疗教学实践中，他更深地体会到中医理论来自实践，必须在长期的临床体验中，不断验证探讨，才能探求得中医理论的真谛，从而掌握其要领，加以发扬。
　　“寒”“温”统一辨证论治长期以来，外感发热病的论治，有“伤寒”与“温病”之分，在历史上发生过数百年的争论。邓铁涛自幼受父亲的影响，对“伤寒”与“温病”无所偏执。以后在实践中，更体会到只要真正辨证论治，有是证而用其方，无论是伤寒方或温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温”之争？邓铁涛在50年代便开始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温病学说的产生与发展作了较全面的剖析，认为伤寒学派以东汉张仲景为宗师，以《伤寒论》为典范。但宋元以后，由于都市人口密集，水陆交通频繁，并且远洋业也日渐发达，为传染病的流行酿成条件，传染病的种类续有增加，这就使医家感到运用伤寒经方治病有时而技穷，于是便有了温病学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时期，经吴又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等医家的探索研究，温病学说日臻成熟，从而形成了温病学派。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温病学派是在伤寒学派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了的，可以看成是伤寒派的发展。但如果认为既然是发展了，便可取代伤寒派，取消伤寒派的宝贵经验——法与方，那是错误的。同样，认为温病派微不足道，杀人多于救人，而一笔抹煞温病派数百年来的学术经验，也是不对的。他主张：伤寒与温病的学说和方法同样是我国医学宝贵的遗产，应该以科学的方法通过临床实践进行研究与实验。1955年8月，他在《中医杂志》发表了题为《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一文，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在中医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文后来被日本神户中医学研究会翻译，刊于《中医临床》1980年第3期，对日本中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寒”、“温”到底如何合流？邓铁涛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研究课题。他从毛泽东的“两论”中得到启迪：理论之重要，在于能指导实践。“寒”、“温”之争，主要矛盾在辨证。在教材中，外感发热病的辨证，有“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六yin辨证”，这对学术流派学习是必要的，但在临床上，则往往使初学者见证茫然，所以他认为“寒”、“温”合流的关键在辨证上，从而提出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伤寒派与温病派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所研究的对象又同是外感发热性疾病，所以辨证的统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样使分歧的辨证比较紧密周详，取长补短使之统一，便于掌握和指导临床，把前人的学说提高一步？邓铁涛对文献医著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以临床实践为依据，于７０年代初，先后发表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刍议》、《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等文，从历史发展、病因、病机、辨证、实践等方面阐述了外感发热病辨证可以统一，而且能够统一的观点，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辨证提纲和论治方法。《外感发热病的辨证论治》内容，于1971年编入《中医学新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铁涛在所主编的《实用中医诊断学》中，将“外感发热病辨证之统一”的学术观点，更统一化、理论化地融会到“辨证方法在临床上的综合应用”的章节中。
[编辑本段]五行脏腑
　　五行学说之研究６０年代初，有学者在哲学领域上对古代的五行学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和机械论，这些观点亦直接影响中医的教学界，有人主张在教学上废弃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对待这一学术争鸣？邓铁涛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准绳，涉猎《周易》、《尚书·洪范》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学说，结合历代医家理论及自己的体会，认为中医五行学说来源于古代哲学，但又不是古代哲学，因为它与中医临床相结合，经过历代医家的发挥，已成为中医理论体系不可缺少的核心之一。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６日，邓铁涛在《光明日报》“哲学”版上发表了题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一文，指出中医的五行学说主要落实在藏象学说中，脏腑配五行，是经过无数医疗实践提炼出来的。反映了中医把人体的功能归纳为五大系统（五脏)，内外环境都与这五大系统联系起来，并用五行生克关系表达五大系统的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用以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指导诊断、治疗与预防。通过该文，邓铁涛肯定了中医五行学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１９７５年，邓铁涛就其研究心得，又发表了《再论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指出：中医五行学说不等同于古代哲学上的五行学说，后世中医的五行学说，也不完全等同于秦汉以前医学的五行学说，它在中医学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所概括的生克制化关系，实质是脏腑组织器官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体内各个调节系统促进和抑制之间的关系，五行学说指导临床治疗过程，实质是使人体遭到破坏的内稳态恢复正常的过程。从而肯定了五行学说随着医学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辩证法因素。进一步指出这一学说值得研究和发扬。
　　邓铁涛认为，中医学之发展，必须与时代各种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在此同时，中医学本身首先要把原有的宝藏来一次大整理，使中医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规范化。“阴阳五行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之一，但“五行学说”在古代哲学上唯心主义者运用得较多，只有中医学之五行学说一直与医学之唯物辩证法相结合。而我国学术界对此了解甚少，因此一直怀疑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日本的汉方就不信中医的五行学说。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医五行学说之精华——相互联系的辩证法思想？邓铁涛迫切地感到应对五行学说加以发展，赋于它现代系统论的内容。１９８８年，他在《广州中医学院学报》第２期发表了《略论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行学说的精髓是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脏腑组织之间，人与外环境之间等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关系，主要是五脏相关关系。并提出用五脏相关说取代五行学说，指出五脏相关说提取、继承了五行学说之精华，并赋予它现代系统论内容，是五行学说的发展方向。
　　心主神明论的新认识有人提出到底是脑主神明还是心主神明？其实质是怀疑中医“藏象”学说的科学性。邓铁涛认为，所谓“藏象”，就是心、肝、脾、肺、肾５个脏的宏观现象，是中医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对人体功能加以归纳的五大系统，这一学说是中医通过几千年的治疗与预防疾病的观察而升华为理论的。对其不能以西医的解剖生理学来衡量与理解，只有用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才能理解中医的藏象学说的科学性，才有可能发现藏象学说的奥秘。他在７０年代就认为心脏不单是个血泵的作用，心脏一定有内分泌物质足以调节大脑的作用。当西医学者研究发现肺脏除了呼吸功能之外还有“非呼吸功能”（即肺还是机体很多内分泌素产生、释放、激活及灭活的主要场所)，从而证明了藏象学说的“肺主治节”理论的科学性之后，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４日，世界第一个植入人工心脏患者死亡后，外电引述了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脏的外科医生德夫里斯的话说：“虽然塑料心脏不断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变得松弛无力，发生膨胀，他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把带氧的血推向全身器官所需要的压力。他的结肠功能丧失了，接着他的肾功能丧失了，然后大脑功能丧失了。”邓铁涛对这一报道十分重视，他估计，心脏被置换之后，“心激素”的分泌停止了，当肺脏代替心的部分功能维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心激素”在体内的储存用尽之时，生命便终止了，并指出要使人工心脏能长期显效，必须寻找心脏的内分泌素。他于１９８３年４月发表了《心主神明论》，文中指出，中医把心藏血脉与主神明合一起来，是把循环系统与高级神经活动合起来都归属于心。提出心脏这个实质器官，不仅只具有血泵的机械作用，它一定还有能作用于大脑的内分泌物的假设。并预言：当人工心脏的使用扩大之时，就会发现心脏的内分泌物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从而将证明“心主神明”论的科学性。１９８４年，世界医学界便有学者报道发现心脏有内分泌素。
[编辑本段]脾胃学说
　　脾胃学说之继承与研究脾胃学说是祖国医学的璀璨瑰宝，邓铁涛向来十分重视。他善治胃、十二指肠溃疡，完全得益于这些理论作指导，他认为此病成因较为复杂，多因几种因素的反复作用而成。于诸因素中，较为重要的有三大因素——饮食因素、精神因素、体质因素。三者之中又以体质因素为关键性因素，体质因素即脾胃虚。从脏腑的关系来看，病生于胃，受侮于肝，关键在脾。脾气虚常为此病的重要一环。在分型治疗上，对肝胃不和者，常用四逆散加云苓、白术、大枣；脾胃虚寒者，常用黄芪建中汤加减；脾虚肝郁兼瘀者，常用四君子汤加黄芪、红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之属；胃阴亏损者，常用麦门冬汤加减（麦冬、党参、沙参、石斛、玉竹、云苓、乌梅、甘草)。并指出，此病虽成因多种，但必因脾胃之气受损至不能自复而后成病，常是慢性而反复发作，故不能满足于症状的缓解而中止治疗；脾胃气虚为本病之根本，因此不管原属何型证，最后均需健脾益气或健脾益气再加养胃阴，巩固治疗２至４个月，方可言收功。他的这一学术观点，是脾胃学说理论在治疗胃肠道疾病上的继承与深化。
　　６０年代初，广州中医学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５７医院联合进行脾胃学说的研究，根据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与李东垣“内因脾胃为主论”，提出了脾胃与预防疾病关系的研究。邓铁涛是研究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他们对婴儿消化不良和慢性无黄疸型肝炎进行治疗和实验观察，发现消化不良病儿经健脾施治后，胃排空时间缩短，胃液酸度与酶活性均提高，血白细胞增加１４．６％～４０％，分类以中性粒细胞的增加为明显，其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吞噬率增加０．５～１．５倍，吞噬指数提高０．２～１６．７倍，取得了“健脾与免疫功能的加强紧密相连”的临床与实验资料。另外，他们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的理论作指导，治疗了１６２例慢性无黄疸型肝炎，取得了较高的疗效，从而认识到本病不单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着重治脾，兼治肝肾的治疗原则。并撰写了《脾旺不易受病》的学术论文，提出了脾旺与免疫功能的正常有一定联系的学术观点。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还运用中医中药治疗了不少急腹症的患者，总结出采用攻下、针灸等疗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肠套叠、蛔虫团梗阻、胆石症、胆囊炎等急症的治疗经验。为中医药能治疗急腹症提供了一定的临床依据。
　　７０年代，邓铁涛在医疗教学中，更感到脾胃学说有极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很值得倡导与研究。他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就其研究心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１９７８年在广东中医学会的学术会上发表的《略论脾胃学说》，其文以生理、病理及治疗为主线，对《内经》、张仲景、李东垣、张景岳、叶天士、张子和等有关脾胃学说上的论述加以整理、归纳，并结合临床体会阐述了个人的认识与评介，对脾胃学说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概括。指出脾胃与人体的消化、吸收、代谢、排泄、内分泌、免疫以至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都有密切关系，并对“中医的脾胃实质是什么”进行了探讨。认为从生理、病理来看，中医的脾胃应包括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与有关体液，从治疗角度来看，范围就更大，可以说，调理脾胃能治疗各个系统的某些有脾胃见证的范围相当广泛的疾病。
　　邓铁涛的上述认识，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的。他不单运用脾胃学说指导治疗胃肠疾患，而且对西医学中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重症肌无力、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宫脱垂等，均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效果的例子。他认为脾胃乃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受纳运化水谷精微，达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在生理、病理学上占有重要位置，一旦发病，设法恢复脾胃正常功能，使气机调畅，升降得度，是治疗疾病，促进机体康复的关键环节。抓住脾胃这个轴心，不少奇难杂症多可迎刃而解。８０年代，邓铁涛以“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型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探讨其辨证论治规律及发生机理”为科研题组织课题组上报卫生部，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经卫生部中医司批准，定为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经过４年努力，提出了重症肌无力的病因病机为脾胃虚损且与五脏相关的学术观点，总结出其辨证论治规律，使重症肌无力的辨证论治系统化、规律化。用这些辨证论治规律指导临床实践，治疗２５２例，取得了总有效率９８．８％的疗效，并进行了与激素治疗对照共９４例，两组疗效无差异，但无激素之不良副作用。该项研究成果于１９９１年１月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认为这一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
[编辑本段]痰与瘀
　　痰与瘀的探讨邓铁涛长于诊治心血管系统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等，且多采用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这是经过对痰瘀理论的探讨摸索总结出来的。以治冠心病为例，现代许多医家都认为血瘀为患，采用活血祛瘀治法，这也不错；但在南方，邓铁涛却发现临床中属血瘀证的并不多见，而属气虚痰浊型的往往屡见不鲜，运用祛瘀法取效不大，而用益气除痰法多能应验。他未囿于别人的认识与经验，提出痰与瘀之间的关系如何？活血祛瘀对南方冠心病人能否普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一再研究《金匮要略·胸痹篇》，并从１９７５年起参加冠心病专科门诊，对数百例冠心病人作临床调查与治疗。认为广东人身体素质较之北方人略有不同，岭南土卑地薄，气候潮湿，故冠心病患者以气虚痰浊型多见。气虚的表现是：舌质胖嫩，舌边有齿印，脉细或虚大，心悸气短，胸闷、善太息，精神差。痰浊的表现有：舌苔浊（尤以舌根部苔浊)，脉滑或弦，肢体困倦，胸膺痛或有压迫感。邓铁涛基于多年的临床体会，提出了“痰瘀相关”的见解，认为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这一理论在临床应用取得疗效之后，他又指导研究生从血流动力学的角度进行探索，从实验室的数据初步得到证实。他拟定“益气除痰”的治疗方法，“益气”他喜用广东草药五指毛桃根，又名南芪，益气而不伤阴，为首选佳品；痰瘀相关，配以鸡血藤行血养血；除痰基本方为竹茹、枳壳、橘红、胆星、党参、获苓 、甘草；气阴不足者再合生脉散；确有血瘀者用丹参、田应用于临床，取得了一定的疗效。邓铁涛对冠心病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中医对冠心病的认识和治法。
[编辑本段]中医急诊术
　　致力于中医急诊术的研究在过去，中医私人开业，抢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进行。当西医院迅速发展后，危重病人都送入了医院急诊室，中医治疗急症的机会几乎没有了。邓铁涛认为，中医治疗急症有许多散在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未有加以系统总结，使之成为有效常规。早在５０年代初，邓铁涛便对急腹症之一的阑尾炎运用针灸、中药及外敷法进行综合性治疗，使阑尾炎患者免除开刀之苦。他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在《中医杂志》发表了《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此文从历史文献、中医理论及临床验证等方面阐明中医能治疗阑尾炎，打破西医主张阑尾炎在２４小时内施行外科手术把阑尾截除的定论。６０年代初，他在中医学院和１５７医院联合搞科研之时，参与了急危重症的抢救工作，使不少病人转危为安。特别是在急腹症上，如对急性阑尾炎、胆道蛔虫、胆囊炎、胆石症、尿路结石、肠套叠、蛔虫团梗阻等急症，摸索并总结出不少中医中药的救治法和经验。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医急症的研究。对急性痛证，他研制成功的“五灵止痛散”，临床上可用于气滞、血瘀、邪闭等各种痛证，并于１９８４年８月通过技术鉴定，现已由药厂投产。对昏迷病人，邓铁涛以“心主神明”，“舌乃心之苗”为据，首创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点舌法，据临床观察，点舌后昏迷患者痰涎分泌物明显减少，口腔秽臭辟除，对帮助昏迷患者复苏起到重要作用（治例包括高热、一氧化碳中毒、心肌梗死等昏迷患者)，不失为抢救昏迷病人的一种创新手段。邓铁涛在抢救危重病证，如高热、大出血、心衰、休克、尿毒症等，积累了不少经验，口服药物力求少而精，灌肠用药则峻而猛，内外治法兼施并举。他于１９８３年２月发表了《中医急诊术必须抢救》一文，为抢救中医急诊术大声疾呼，身体力行。
[编辑本段]教材建设
　　教材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邓铁涛先后任教过多种课程，计有《诊断学》、《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温病学》等。桃李遍及国内外，先后培养了３名博士研究生，２６名硕士研究生（其中有３名是外国留学生)。在数十年教学中，他对中医教学的内容不断实践与思考，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行了一些教学内容的改革，还参与多种中医教材和参考书的编写，为中医理论的整理与提高作出了贡献，较为突出的是对中医诊断学教材的建设。关于中医诊断学，历代诊断专书不少，但纵观其内容，亦多只载“四诊”。４０年代始有医家根据张景岳阴阳六变而提出“八纲”辨证之名。５０年代，中医教学皆以四诊八纲为诊断学之内容。６０年代，中医高等院校集中力量编写统一教材，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除四诊八纲外，还将外感与杂病几种具体辨证方法纳入《中医诊断学》之中，强调了辨证方法在诊断学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邓铁涛对中医诊断学作了大量研究工作，主编了第一、二、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百多万字的《中医诊断学》教学参考书及《实用中医诊断学》等系列著作，为中医诊断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编辑本段]振兴中医　情深意切
　　邓铁涛将个人命运与中医事业紧密相连，年逾古稀，还日夜思虑中医药问题，为振兴中医，弘扬祖国医学大声疾呼，情深意切。
　　１９８４年３月１８日，他以一个中共党员的名义，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在信中，他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之一，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中医药事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造成了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严重局面。中医药这一条短线，要使之根本好转，实在不那么容易，非下大本钱不可。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邓铁涛的信反映了整个中医界的心声，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
　　中医学的前途如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医药学往哪里发展？这是邓铁涛时常思念的大事，１９８４年他在《大自然探索》科学家论坛第２期发表了《中医学之前途》一文，该文通过对历史的回顾，肯定了中医学两千多年不衰减其学术光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其内涵着朴素的辩证法与医学的结晶。文章还分析了中医学发展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因素，提出要发展中医事业，人才是根本、医院是关键，中医特色是方向；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一进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要与自然科学相结合，以发展中医辨证论治，运用中医综合疗法为宗旨。中医之兴亡，将取决于现代之中医，如果目标一致，团结合作，中医之振兴经过艰苦努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并号召有志于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同志们团结起来，朝着正确的方向迈步前进。
　　１９８６年６月，邓铁涛进一步就中医学发展的问题，在黑龙江《中医药学报》上发表了《试论中医学之发展》，他在文章里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医学界现存西医、中西医结合、中医三支力量的特点，指出在三支力量中，目前最有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中医这支力量。这支力量要发展自己的学术，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思想，抢救与发掘老中医之学术与经验，临床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要有所突破，要同现代自然科学各个有关学科相结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邓铁涛敏锐地觉察到，这同样是对中医事业的挑战和机遇，他于１９８５年１０月撰写了《新技术革命与中医》刊载在《新中医》上，他的信念与祈望是：新的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各方面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医事业也不例外，越新的技术越能阐明中医和发展中医。中医之振兴，有赖于新技术革命，中医之飞跃发展，反过来将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这是党和政府为尽快摆脱中医事业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抢救老中医药专家的宝贵经验的重大决策，亦是振兴中医的一项战略部署。邓铁涛在大会上代表全国的老中医药专家发言，表示要毫无保留地尽自己之所有教给自己的学生，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表达了对继承人的热切期望。
　　(作者：邓中光)
[编辑本段]简历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　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钱岗乡石蛟村。
　　１９３７年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　与同学数人在香港合办南国新中医学院（夜校)，并在九龙芝兰堂药店坐堂行医。
　　１９４１—１９４９年　在穗港及武汉等地行医。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　受聘于广东中医专科学校（１９５３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任教，后任教务主任。
　　１９５６年—至今　历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教研组主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现任中医内科教授。
[编辑本段]主要论著
　　１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　邓铁涛主编．中医简明教程．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３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讲义．修订２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４．
　　４　邓铁涛主编．中医学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
　　５　靳士英，邓铁涛，姜国屏等．新编中医学概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２．
　　６　邓铁涛，欧永欣，林建德等．中医大辞典．基础理论分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２．
　　７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修订５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４．
　　８　方药中，邓铁涛，李克光等主编．实用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
　　９　邓铁涛主编．中医名言录．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０　邓铁涛主编．中医诊断学（参考丛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１　邓铁涛主编．实用中医诊断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　邓铁涛主编．奇难杂证新编．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３　邓铁涛主编．中医证候规范．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４　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
　　１５　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　邓铁涛．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中医杂志，１９５５，（８)．
　　１７　邓铁涛．试论中医治疗阑尾炎．中医杂志，１９５６，（１１)．
　　１８　邓铁涛，何霭谦．乙型脑炎治例小记．广东中医，１９５８，３（１０)：１１１４．
　　１９　邓铁涛．中医五行学说的辩证法因素．光明日报，哲学版，第３６７期，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２０　邓铁涛．癃闭治验两例．广东医学．传统医学版，１９６５，（６)．
　　２１　邓铁涛．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及其在临床上的应用．新中医，１９７３，（１)．
　　２２　邓铁涛．冠心病的辨证论治．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７７，１６（１)：４０—４２．
　　２３　邓铁涛．硬皮病治验．新中医，１９７７，（６)：１９—２０．
　　２４　邓铁涛．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中医治疗与体会．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７，（７)．
　　２５　邓铁涛．略谈四诊．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８，（６)．
　　２６　邓铁涛．高血压病辨证论治体会．新中医，１９８０，（２)．
[编辑本段]参考文献
　　〔１〕邓铁涛．学说探讨与临证．广州：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李向明，陈光曼，王瑞廷等．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略．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４：７０—７６．
　　〔３〕邓铁涛．耕耘集．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上海中医学院．中医年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４９４、４９６，１９８６：４０８．
　　〔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编辑室．名老中医之路．第二辑．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８．
　　〔６〕刘小斌．广东中医育英才．广州：广东省卫生厅，１９８８：１１９—１２４．
　　〔７〕陈敏章，贺建国主编．中国当代医学家荟萃．第二卷．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９５—３９７．
[编辑本段]现代中医史
　　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1996年,清华学界对中医气本质，经络实质，阴阳，五行，藏象，中医哲学观等都有了新的全面整体创造性的认识和解说。如，邓宇等发现的:气是流动着的‘信息－能量－物质’的混合统一体；分形分维的经络解剖结构；数理阴阳；中医分形集：分形阴阳集－阴阳集的分形分维数，五行分形集－五行集的分维数；分形藏象五系统－暨心系统、肝系统、脾系统、肺系统、肾系统；中医三个哲学观－新提出的第三哲学观：相似观－分形论等。
　　还包括近代针灸经络的发展史,近代中医气的进展简史,中西医结合史,中医中药史等.
[编辑本段]古代(经典)中医史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6]。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最高，被人尊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在朝鲜东医学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许浚撰写了《东医宝鉴》。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医作为“古为今用”的医学实例得到中国共产党政策上的支持而得以发展。现代，中医在中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国际上，针灸在引起医学界极大兴趣，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认为，针灸已被证实在减轻手术后疼痛、怀孕期反胃、化疗所产生的反胃和呕吐、牙齿疼痛方面是有效的且其副作用非常低，然而，对慢性疼痛，背部疼痛以及头痛，数据显示出模棱两可或者争议性。[7]。WHO认为很多针灸和一些草药的有效性得到了科学双盲研究的较强支持，但是对于其它的传统疗法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且不能忽视未经研究的传统疗法存在的安全性及危险性等问题[8]。WHO在2002年5月26日发表“2002－2005年传统医药研究全球策略”，邀请全球180余国将替代医学纳入该国的医疗政策。
[编辑本段]藏象近代革命简史表
　　（引子：1980年，雷顺群， 系统论与藏象学说(一)， - 辽宁中医杂志, 1980。1983年，续系统论与藏象学说(二) - 辽宁中医杂志, 1983)
　　序幕
　　1994年，肖烈钢.试论藏象学说中的五脏系统特性[J].陕西中医,1994,15(5):211-213。侧重、强调藏象学说中五‘脏’系统（器官的)有整体性、联系性、有序性、自主性作了较为系统地阐述，说明了藏象学说中的五脏系统思想，其本质与现代系统论是一致的，然又有其特点。
　　革命
　　藏象五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脾系统，肾系统。分形藏象五系统。
　　1999年，邓宇,等; 藏象分形五系统的新英译 [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年09期分形藏象五系统，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脾系统，肾系统，藏象五系统，超脱出心肝脾肺肾五脏腑，五器官的传统局限性认识。
　　邓宇　等，1999年，中医分形集，数理医药学杂志，1999。
　　拓展
　　邓铁涛主审，，邓中炎主编，2002年，《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现代研究:基础与临床》，广州中医药大学。藏象心系统，肝系统，肺系统，……脑系统等。
　　2005年，赵喜，心主神明论《河北北方学院学报（医学版)》> 2005年6月2卷3期。心系统
－－－－－－－－－－－方和谦　　方和谦，中共党员，山东掖县人，1923年11月出生。教授，主任医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家训，勤于治学，融会贯通诸家而精于仲景之学，探索《伤寒论》之精髓颇多心得。从医50余年，于医教研业绩卓著，在治疗内科杂证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是京城有名的中医专家。他13岁随父学医，19岁即考取中医师资格悬壶京城。
　　50年代初，他先后任职于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及北京中医学校，担任《伤寒论》教研组组长。60年代，方老担任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为医院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几十年来，方老为振兴中医事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他医术精湛，治学严谨，为人热情谦和，团结尊重同道，对病人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一视同仁。他应用古人之法而不拘泥于古人之方。在处方用药中，一切从病情需要出发，辩证合理，用药少而力专，药到病除。他很少用犀、羚、麝等贵重药品，力求简、便、廉地解决问题。方老认为中药汤剂最能反映中医辨证用药的特点，主张一病一方，这也是他临床诊病的最大特色。首创“和肝汤”，此方具有扶后天之本之正气，祛郁滞之邪气，适用于肝脾气血失和的多种疾病，为和解法又一有效方剂。
　　他一贯重视中医人才的培养，1990年，他被国家中医管理局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经验师承制导师，他培养后学从不保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弟子和学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医疗教学的骨干。
　　方老德高望重，曾任全国中医药学会理事，全国中医药学会内科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学会张仲景学术研究会副主委，北京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红十字会理事等诸多社会职务。
　　专长：临床擅治多种疑难杂症。对呼吸系统、心脑血管及肝胆系统疑难杂症的治疗有独到之处。通过辨证施治，灵活机动用药来医治急慢性气管炎，哮喘，肺心病患者；应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医治急慢性肝病，肝硬化，胆石症，使多数患者得以治愈；对中医医治老年病，如心脑血管疾患，中风病半身不遂的中医调治也取得较好的疗效。此外，除内科外，还涉及了外、妇、儿、五官各家之学。
－－－－－－－－－－－郭子光　　郭子光，字茂南，1932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郭氏中医世家，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全国著名老中医专家带徒第三批导师，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四川省政府首批确定的学术带头人，国内外公认的伤寒和各家学说专家、中医康复学科开创者。曾任《学报》常任编辑、各家学说教研室主任，兼任四川省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仲景学说研究会主任、四川省中医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海外联谊会养生文化研究会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秘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专家评审组成员、卫生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卫生厅科技成果评审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学术顾问等职。
　　郭老医风朴实，在临床上以“病证结合”的思维方式为诊疗特点，擅长内科诸病，尤对心血管、血液、呼吸、神经、泌尿系统的某些疾病拥有丰富的经验。能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形成独具风格的临术思路与方药运用而卓然自立。所总结的“八个临证治疗步骤”，即为其临术医学思想的代表，已编入《名医名术精华》(重庆出版社，1992)。汇集多年经验写成《伤寒论专题材料》和《中医内科专题材料》，供研究生学习和运用。
　　郭老认为现阶段中医学的各个领域面临新的挑战，处于孕育理论突破和思想出路的非常时期，运用各种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医，正是在思维能力上富有力度的健全标志。因此，在理论探讨、文献整理与实践研究方面，能大胆探索，小心求证，发挥颇多。《肺结核病》(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提出具有普遍性的“三因鼎立”之说，而形成下述发病公式：原因十诱因十素因致疾病，是对中医发病学的发挥。《伤寒论汤证新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提出“病理层次”之说，阐述伤寒六经证治规律，从一个侧面发挥了仲景学理。《中医康复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在全国率先开拓中医康复学术领域。主编《日本汉言医学精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杜，1990)，是介绍日本汉方医学特点的专著，体现科学无国界，能容则大的思想。主编《中医奇证新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65)，集古今奇证治验之大成，加按阐明机理。
－－－－－－－－－－－何任　　　何任 男，浙江杭州人，1921年1月生，浙江中医学院教授。医学上自家传，1941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历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委，浙江省中医学会会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编审会副主任。国家中医经管理局成果评审委员浙江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主任，浙江名中医馆馆长等职，曾任省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泊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国家级名老中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我国著名中医教育家、临床家，对张仲景学说研究有很深化造诣，1982年在北京参加第一次“中日伤进论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学术报告，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号人物，临床治疗以内、妇科，肿瘤、疑难症擅长，对诊治疾病，则经方、金元医方选而用之，对肿瘤以扶正祛邪法，并探索出，“产池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治疗原则，妇科完陈素庵，庵主，善以益利经脉法 治 （)瘕。对时病则善用江南温病学派轻清渗解。何任的著作有：（1)卫生部级课题《金匮要略校注》，于1990年出版，获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2)卫生部部级课题《金匮要略高等中医学校校教材函授讲义》于，1986年出版；（3)《何任医论选》于1985年出版，获省级科成果二等奖；（4)《金蒉要略新解》，于1982年出版。（5)《金匮要略新解》日文版，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出版。为日本学习《金匮》之教材。（6)《湛园医活》1988年出版，获浙江省教委高校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7)《金匮通俗讲话》1985年出版，至今已出版10余万册。（8)《金匮提要便读》1985年出版。（9)《金匮百家医案评议》1992年出版。（10)最近撰写的《何任临床经验辑要》由中国医学科技出版社于1998年1月出版发行。全书理、法、方、药俱全。突出何任五十年临床独到经验，其余尚有《何任医案》、《何任医案选》、《金匮归纳表》、《金匮燃犀录》、《实用中医学》一、二、三、集，《医宗金鉴四诊心法白话解》等著作共十余种及论文百余篇。
－－－－－－－－－－－高山仰止
－－－－－－－－－－－可惜才看到，从简介来看，估计都退休了吧。
－－－－－－－－－－－老中医才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