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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家荟萃:道德的勇气——选自《民国语文》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作者: 罗大伦
  向大家推荐一本书,是《民国语文——八十堂大师国文课》,其中选取了诸位民国大师的精彩文章,做为当时中学语文的课文,我看后非常惊异:中学课文,竟然如此郑重地请大师们谈人生、道德、艺术等问题,看得我震惊,非常想让今天的孩子们读读,更想让成人也读读,因为我们的中学似乎漏掉了这一课。今天我把这本书的第二篇,罗家伦先生写的《道德的勇气》贴上。罗家伦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北大毕业,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后来曾任中大校长,在抗战期间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篇《道德的勇气》即写于烽火之中,今日读来,仍让人振奋。
   道德的勇气
   作者:罗家伦要建立新人观,第一必须要养成道德的勇气(Moral Courage)。道德的勇气是和通常所谓勇(Bravery),有区别的。通常所谓勇,不免偏重体力的勇,或是血气的勇;而道德的勇气,乃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现。
       “匹夫之勇”与“好勇斗狠”的勇,哪能相提并论?
     什么是道德的勇气?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第一、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冲动的行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它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坚毅愈差。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第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的人,决不能成大事。所谓“举趾高,心不固矣”。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而一经接受,就要咬紧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气,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举一例来说明: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Philadelphia)城,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尔(John D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应。等代表团走了以后,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回到寄住的人家来,半夜不能睡觉。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色舞,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口里念到“先师孔夫子,犹未见周王,老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道德的勇气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体魄的雄健。就第一个条件说,一个人有无作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说看人能否担当国家大事,就是我们结交朋友,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凡对自己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人,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自然这样的人,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特别爱戴的。所以古来许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标准,是宁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乡间的农夫,看来虽似愚笨,却很淳朴诚恳,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只有那戴尖顶小帽,口齿伶俐,举动漂亮的人,虽然一时讨人欢喜,却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别无可靠之处。就第二个条件说,则体力与胆量关系,实在密切极了。二者之间,系数极大。体力好的人不一定胆子大;体力差的人却常常易于胆子小。一遇危难,仓皇失措,往往是体力虚弱,不能支持的结果。《左传》形容郑国的小驷上阵,是“张脉奋兴,阴血周作,进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战事弄糟了,用他们驾战车上阵的国王,也就误在这些马的身上。马犹如此,人岂不然。我相信胆子是可以练得大的,但是体魄是胆子的基本。担当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吗?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气。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对于修养工作最好的说明。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才可以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的从容态度。修养到了这个地步,道德的勇气才可以说是完成。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一)知识的陶熔 真正道德的勇气,是从知识里而产生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练而产生的道德的勇气,才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专恃直觉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还是指本性的、直觉的方面而言。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熔,才能真正辨别是非,才能树立“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识的深信,是一切勇气的来源。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人,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划、有远见的行动。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只是他把算盘看透了!(二)生活的素养仅有知识的陶熔还不够,必须更有生活的素养。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 (“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联在一起说,实在很有道理。没有简单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上有些坏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一时降不下来,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个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有两个大臣相约殉国。两个人说好了,一个正要辞别回家,这位主人送客出门,客还没有走,就问自己的佣人猪喂了没有。那位客人听了,就长叹一声,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国之理?后来果然如此。中国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贪官死去,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你太贪了,来生罚你变狗。”他求阎王道:“求阎王罚我变母狗,不要变公狗。”阎王说:“你这人真没有出息,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读过《礼记》的。《礼记》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我要变母狗。”原来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读“母狗”,以为既可得财,又可免难。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是对于“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个最好形容。须知一个人的行动,必须心无所蔽,然后在最后关头,方可发挥他的伟大。这种伟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养之中的。(三)意志的锻炼 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只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操行,所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动摇他的信念,而他能以最大的决心,去贯彻他的主张。他是“富贵不能yi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挟长,不挟贵”,而在这个年头,更能不挟群众,而且也不为群众所挟。他是坚强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难,而他的精神愈奋发,意志愈坚强,体力愈充盈,生活愈紧张。凡是脆弱的人,最后都是要失败的。辛亥革命的时候,《民立报》的一位编辑徐血儿,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风动一时。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他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了,终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为真正的“血儿”。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养的结果。至于曾国藩一生却是一个坚强意志的表现。他辛辛苦苦,接连干了几十年,虽然最初因军事败衄,要自杀两次,但是他后来知道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坚强的意志去征服困难,才有办法,所以决不灰心,继续干下去,等到他做到了“忍”的功夫,他才有成就。(四)临危的训练 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他的伟大的人格,只有到临危的时候,才容易表现出来。世界上哪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不为所屈,而后能够产生的?俗语说:“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炼。”修炼的时候,是很苦的。时而水火,时而刀兵,时而美女,一件一件的来逼迫他、引诱他。要他不为所屈,不为所动,而后可以成佛。这种传说,很可以形容一个伟大人物的产生。张睢阳临刑前说:“南八,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这种临危的精神,是不因为他死而毁灭的。黄黎洲先生在他的《补历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这段沉痛的文字,岂仅指危素而言,也同时是为钱谦益辈而发。要知不能临危不变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只有强者才不怕危险,不但不怕危险,而且爱危险,因为在危险当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发挥。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伟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积极表现道德的勇气的。十年以前,我和蒋先生闲谈。我说,我们何必多提倡亡国成仁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诸位呢?蒋先生沉默了一会,他说:“文天祥不可以成败论,其百折不回,从容就义的精神,真是伟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为,及其留下的教训,现在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他最初不见用于乱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时候,才带新兵二万入卫。元朝伯颜函相兵薄临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讲解”。他以抗争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随从义士杜浒等设计使他逃出。准备在真州起两淮之兵,又遭心怀疑贰的骄兵悍将所扼,几乎性命不保,逃至扬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饥饿得不能走了;杜浒等募两个樵夫,把他装在挑土的竹篮中抬出。航海到温州起兵,转到汀州、漳州,经广东梅州而进兵规复江西。汉奸吴浚来说降他,他把吴浚杀了。江西的会昌、雩都、兴国、抚州、吉安和庐陵的东固镇,都有他的战绩。他的声势,一度振于赣北和鄂南。兵败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闽粤之间起兵,又由海丰、南岭打出来,在五坡岭被执,自杀不死,路过庐陵家乡绝食不死;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宾之礼说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诱他,他总是不屈,要求元朝杀他。若是不杀他,他逃出来,还是要起兵的。元朝也为这个理由,把他杀了。他在狱中除了作《正气歌》之外,还集杜诗二百首,这是何等的镇静!何等的从容!他就刑时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几句话,不特留下千秋万世的光芒,也是他一生修养成功的“道德的勇气”的充分表现。他本来生活是很豪华的,经国难举兵以后,一变其生活的故态。他的行为,有两件特别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败仗而决不灰心。当然他是文人,兵又是乌合之众的义兵,打败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胜仗,间有失败而不灰心,还容易;常打败仗而还不灰心,实在更困难。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几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还是去举兵抗战的。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现什么一种勇气?做事只要是对的,成败有什么关系?“若夫成功则天也”,是他最后引以自慰的一句话。文天祥出来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当时人人都能如此,元朝岂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对外抗战的模范人物!必须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国开基的事业!进一步说,若是真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国开基的事业!“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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