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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课题之分报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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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报告集前言：寄语愿意振兴中医药的管理与执法人员(2009-07-25 11:27:42)

标签：分报告集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前  言——

寄语愿意振兴中医药的管理与执法人员

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对课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总报告与分报告集均于今年2月完稿。

正要准备将分报告集付印时，王雪苔老先生建议我们到昆明调研陈欣“假药”案。王老告诉我们，陈欣自学成才，治疗癌症效果不错，昆明市药监局硬要说是“假药”，中医还怎么振兴？像陈欣这样的人我们不支持，任凭个别人打击、压制、陷害，还有天理吗？！“药是由患者选择的，不是由药监局选择的。”

所以，尽管总报告已经付印，我们还是准备到昆明调研，拟将调研结果放入分报告集。由于从3月起老伴断断续续一直住院，调研一直拖后，8月底总算调研结束，分报告集这才付印。这也就是分报告集晚于总报告面世的理由。

陈欣的假药事件作为特殊报告第一篇刊出，可以说是分报告集的一个重头戏，希望有志于振兴中医的管理与执法人员认真一读。

另一篇特殊报告是写我们课题组组建的中医药研究院在汶川地震后主动组织抗震救灾小分队的事，借以表明民间中医也能为抗震救灾做贡献，不要瞧不起民间中医。

第三篇特殊报告是魏慧强等几个人建议国家采用魏慧强提出的新世纪医学模式应对禽流感等等。

谁都承认，医药卫生领域的管理与执法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然而，管理与执法人员所处的环境并不太好。

首先，自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之后，不少同胞逐渐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先是从器物上感到不如人，后来从制度上感到不如人，继而从文化上感到不如人。于是乎，五四之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今天则全盘采用西方文化，露脐装被视为风尚，不合国情的选美粉墨登场，全民学习英语说要培养精英，街上行人半数以上的衣服上都有几个洋文，就连中央电视台也变成了CCTV；在北京街上一转，有时候会不自觉的产生“到底身在伦敦还是身在纽约”的感觉。在这样的西化环境，我们的医疗卫生管理与执法人员自觉不自觉地会用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所以，我们总希望我们的管理与执法人员自觉地建立民族自信心，自觉地摈弃民族虚无主义，如此，中医药幸甚，中华民族幸甚，中华文化幸甚。

其次，自改革开放以来，似乎每个中国人都钻到孔方兄的肚子里了。官员大多数是好的，但与过去相比，贪污腐化的官员数量和恶劣程度大大增加。在这种环境下，不少管理与执法人员把握不了自己，不得不随波逐流，更有少数人借机谋求私利，这在几个调研报告中都有所披露。他们不是在管理，不是在执法，而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阉割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推销帝国主义的“狼”文化，其实有些人已经变成了狼。我很希望他们认真学学中华文化，回过头来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再次，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即文化渗透和培养汉奸。极少数的管理和执法人员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文化汉奸的角色，如郑xiao萸之流。他们的管理和执法不是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实际上是为了洛克菲勒医药集团的利益以及他们的私利。对这些人，没有什么建议和希望，只是奉劝他们早点住手，免得将来遭人民唾弃。

最后，几千年来，中国是官本位。官本位的一个特点是极易产生官僚；另一个特点是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不调查、不了解下情，搞文牍主义，当大学霸；第三个特点是对下面的反映、建议、要求、困难、问题，不予理睬不解决，这一点是其最大的本事，老百姓对之无可奈何，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这些，在本分报告集的调研报告中，多少都有所反映。其实，就是我们课题组这些年的研究报告，别说是分报告集，就是总报告，有几个管理与执法人员念过一遍？即使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找我们讨论、批评也好，没有！管理与执法人员常常被请去参加各种论坛、研讨会以给会议装面子。台上坐坐，说两句套话，拿上“劳务费”和礼品回家，或游山玩水，或探亲访友，有谁从头到尾听过会？认真进行过讨论？或者，有谁吸收、采纳过会议的观点和建议？这些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希望他们能改进工作，真正地到下面走走，看看，了解、体谅下情，特别是对于自己不了解、不同意的观点和想法，多找人讨论讨论，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别固执己见，不要怕承认错误。毛主席尚且犯错误，我们谁的水平超过老人家了？！

例一:中西医结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刚参与中医药软科学课题研究时，我也认为：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还感谢国家培养出像陈可冀先生这样的中西医结合大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无法结合；硬搞什么结合，最后是消灭中医。钱学森先生在给崔月犁部长的信中说：“中医、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没有办法结合，不是中医吃掉西医，就是西医吃掉中医，实际情况是西医吃掉中医。”加拿大一位中医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中西医结合是“骡子医学”。所以，我们专门设了个子课题：中西医结合研究。几篇研究报告都否定了“中西医结合”，用一句话概括：中西医结合是埋葬中医之路。其中，我很欣赏欧阳卫权的《盲目的“中西医结合”导致中医临床水平下降》。

三股力量，即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是衡阳会议上的一种妥协提法，会后不久就不再提了。这两年，有人又把它捡了起来，而且塞进了《纲要》，他们不仅要用“现代化”来消灭中医，而且要用“三股力量”来消灭中医。当然，也有人为之叫好。

近来，“重新改写《本草纲目》”的“呼声”甚高，要把《本草纲目》中每味药的成分搞清，要国家投资几十个亿。化物所的同志不懂中医药，提出这个创意情有可原。据说，支持者是两位中医院士，那就让人感到可笑了：谁不知道中药不讲成分，讲药性即讲每味中药的四性五味、升降沉浮和归经；化学药才讲成分，我们为什么劳民伤财地去研究什么中药成分？！所以，有人据此怀疑：这两位是不是西医院士。就我这个外行来看：一味中药中含几十种甚至二三百种化学成分，真按他们说的弄清每味中药的成分（那将是几百之后的事了！)，那将不再是《本草纲目》，而是“化学成分数据库”，那对中医还有用吗？！有人对“重新改写”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马上有人将之扯到政治上：没想到搞中药现代化还有姓资姓社的问题！

几十年来，中西医结合势力太大，一则是大环境使然，二则是管理与执法人员多数都是中西医结合出身，且几乎所有中医的医、教、研、药机构的负责人都是中西医结合人员，因为我们中医高等院校自改革开放以来，全是培养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所以，在呈报卫生部的《中医药法》草案的最终稿中，还鼓励中医院校培养高级中西医结合人才。如此结合下去，再有十年八年，中国恐怕不会再有纯正的中医，只有靠化验检查来开点中药、西药的“中医”了。

据说，最近又有人新提出中西医融合论。其实，换个名词而已，与过去提的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的新医学毫无二致。似此，加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归卫生部管辖，看来真应了邓铁涛老先生的话了：“我们是一代完人，完蛋的完！”

所以，希望管理与执法人员到下面去，认真听听下面的意见，然后坐下来认真讨论两个月，真正弄清中西医结合到底有没有用，能不能成功，究竟会不会因此灭了中医，然后再决定如何管理。

例二：清无。就是清查没有行医执照的非法行医人员。当然，这是清查中医非法行医人员，因为西医几乎无法个人行医。1989年，我国官方统计中医37万人，为历年最高者。以后，逐年下降，2001年33﹒4万人，2004年23万多人。所以然者何？自 法颁布以来，逐年砍掉了一些没有上过中医院校的家传、师承、自学的中医，又在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不许乡村中医再行医（黄炳华就是这样失掉行医执照的，见89页)，也有有关部门借故收去行医证，事后就再也不发给了，更有中医院老中医退休后也就失去了行医证的。如此看来，不少“非法”行医是政策造成的。几千年来，哪个中医是由政府发的行医证？哪个郎中会英语？哪个郎中上过中医院校？

近两年，张超中先生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医药知识创新战略研究》中详尽论述了中医属于意会知识，更适合于传承。对大量的自学、家传、师承人员不发行医证是对中医发展规律的无知，也是对西方学院制的过于崇拜。尤其是，医师法公布后，我们只知执法而丝毫不顾及国情与文化，丝毫没有考虑中西医的区别。再加上，下面的管理与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总想借“清无”发财（见108、129、162页)。两年中清除了9万多无证行医者，再清两年，民间就没有中医了；因为中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95％不当医生，当也不会临床！

这些无照行医者无证的责任不在他们，而在管理部门。他们没有受西化的影响，传承、保留了中医精华，打击他们，就是打击中医。众所周知，我们的中医正规军还有23万多，其中最多还有10％的人会望闻问切，能用中医思路看病，再去“清无”，还有中医吗？

例三。不承认光明中医函大的学历。尽管李德生、崔月犁、吕炳奎等创办的光明中医函大没花国家一分钱培养了近11万能临床的纯正中医，现在有三四万光明中医学子在合法或非法行医，且个个身怀绝技，水平绝不低于那些中医硕士、博士，然而，有关部门不承认其学历，不许他们行医（参见95页)。

今天动辄要文凭，却不看其临床本领。我请教过几所中医高等院校的老师：贵校能否找出20名能授课、能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老师？他们都告诉我，找不到20名。当年吕炳奎组建第一所中医学院时所请来的教师，哪个不会望闻问切？哪个不是民间医生？今天的中医高等学府已然如此，如何能教出临床中医？那么多硕导、博导，岂非多是“滥竽充数”？中医教育要彻底革命，完全教授中医与中华文化；否则，撤掉也罢，免得误人子弟，也免得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医不三世，药不可食”，说明中医传承的重要性。今天似乎也允许传承，但须是政府批准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才能带徒，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四次批准共两千多人，如此，中医怎能不后继乏人，后继乏术！说穿了，有关部门这种规定那种规定，不过是要揽权：权嘛，当然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光明中医函大的学习内容和方法与正规院校的完全不同，他们可是个个能临床！他们的临床能力绝不比正规中医院校的博士差。这些人拿不到行医证，责任在卫生部，在于其按西医从业标准衡量中医，在于他们根本没有调查研究，不知什么样的人才算中医。

说来说去，我这个外行希望愿意振兴中医的中医管理与执法人员认真听听老中医的意见，听听下面的意见，要敢于反思，敢于像李云龙一样猛打猛冲，敢于为国家、为民族提出创新意见。

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有谁想着当官、揽权、要工资？还不是为了一个理想而奋斗。刚搞特区时，不少同志愿意为改革犯错误，所以，改革成功了。今天如果没有人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中医事业、为了中华文化而敢于犯错误，恐怕将来我们就真的要到美国重新引进中医药了。届时，我们怎么有脸去见我们的祖宗？！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反正没人看这些报告，更没人看前言，说也是白说。不说也罢。

                               贾  谦  

2008年8月31日

分报告集目录(2009-07-25 11:22:29)

标签：贾谦 分报告集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课题之

分报告集目录

分报告集前言…………………………………………………（ⅰ)

特殊报告…………………………………………………………（1)

郑xiao萸阴魂不散，陈欣遭遇“假药”事件…………………（1)

附录一： 律师就陈欣“假药”听证会的代理词…………（16)

附录二：康复医院请求解决陈欣执业资格的报告……（20)

附录三：陈欣写给陈竺部长和邵明立局长的公开信…（24)

民间中医也能为抗震救灾做贡献…………………………（29)

关于中医应对禽流感理念与思路的建议 …………………（35)

调研报告………………………………………………………（37)

中医还能活下去吗？………………………………………（37)

广东农村城市化后乡村中医出路问题及光明中医学员

行医资格问题调研……………………………………（46)

北京石家庄农村中医发展问题调研 ………………………（59)

不应限制执业地点………………………………（73)

莫将中医“管”沉沦………………………………………（79)

这就叫考中医吗？——对当前“中医执资考试”的看法…（93)

拿掉悬在中医头上的这把利剑 ……………………………（99)

依靠中医解决农民医保问题………………………………（102)

如何正确把握和坚持中医核心思想？……………………（110)

中医民间师承教育现状及问题……………………………（114)

湖南省蓝山县中医情况调研………………………………（118)

“中西医结合”研究…………………………………………（123)

盲目的“中西医结合”导致中医临床水平下降……………（123)

没有独立法律标准中医就没有地位………………………（139)

从实践的观点看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146)

再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153)

三论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成败…………………………（158)

最大的失误是中西医结合…………………………………（164)

民间中医来信…………………………………………………（169)

雷京国先生给科技部程副部长的信……………………（169)

卢中华大夫给科技部程副部长的信……………………（172)

中药可以治疗高血压……………………………………（173)

民医唐令蛟同志来信 ……………………………………（175)

光明中医学员杨文给其院长的信…………………………（176)

光明中医学员杨文等的来信………………………………（183)

光明中医学员赵春芝的来信………………………………（187)

光明中医学员王淑媛来信…………………………………（192)

光明中医学员孙忠芹来信…………………………………（194)

光明中医学员黎伯伦等同志的来信………………………（195)

座谈会纪要……………………………………………………（197)

光明中医专家座谈会 ……………………………………（197)

襄樊中医院专家座谈纪要…………………………………（202)

河南中医学院专家座谈纪要………………………………（206)

运城中医专家座谈纪要 …………………………………（229)

大学生农村调研报告 ………………………………………（243)

山西省寨子村医疗现状 …………………………………（243)就山东姜庄看中医 ………………………………………（247)

兰考县胡寨村中医情况调研………………………………（250)

建设农村  关爱健康 ……………………………………（257)

陈欣遭遇“假药”事件2：前言(2009-07-31 0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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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一、前 言

我国的医药管理部门对现在的医师执业资格要求渐高，药品的生产使用管理也越来越严。这本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提高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质量。但是，由于中西医学存在本质差别，这些基于西医医疗体系建立起来的法律法规，对中医药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对提高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保障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导致“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愈加严重！

数年之前，我们就听说过这样一个事例：北京有一位被誉为“东方小儿王”的著名儿科中医（为了避免涉及此事的某些人感到尴尬，在此隐去其名)，在北京市某诊所出诊时给患者开了一些自制的中成药（丸散膏丹之品)。有知情者将此事举报到北京市卫生局，立即被认定为违法的“假药”。主管人员到其出诊的诊所进行查抄，将该医师自制的药物全部没收封存。此事的结局如何呢？可能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为了更好地讨论本文将要涉及的有关问题，笔者将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来给出这一“假药”事件的处理结果。

其实，很多知名的中医师，甚至一些大学中医药教授、博导，都有过类似遭遇。贵为“正规军”的大学教授们都在所难免，身为“地方武装”的民间中医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昆明市的民间中医陈欣先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陈欣遭遇“假药”事件3：事件叙述(2009-07-31 0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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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二、陈欣及其“假药”事件

陈欣是云南一位民间中医，有关其报道早就见诸报端：2006年4月19日，《云南信息报》发表了《“患者”齐聚药监局，口口声声要假药》的文章；此后，国内多家媒体都对其进行报道，如2006年6月8日的《云南政协报》登载了《“假药”为什么还有人要吃？》，2008年1月初云南电视台的报道，以及2008年3月27日《云南经济日报》登载的《“陈欣门”拖累民间医药》的报道，等等。

陈欣之所以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是因为他被举报制造了“假药”，而他的这些“假药”在治疗癌症上有特殊疗效。为什么有特殊疗效的治癌药会成为“假药”呢？

陈欣（即冷崇怀)，是一名小学教师。其家乡云南省宣威市来宾镇是一个癌症高发区，很多人被病魔折腾得倾家荡产。19岁时（1972年)，在来宾镇宗范小学执教的陈欣，目睹了当地居民因癌症导致的诸多惨状之后，萌发了探索癌症这一难题的思想。从此，他在没有任何科研条件的情况下，开始了艰辛的“个体科研”之路。他一边教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医的各种经典。在研读《本草纲目》时，他联想到植物种类繁多，认为李时珍的“尝百草”有一定局限性——很多“草”尚未尝到。

闻名中外的“云南白药”发明过程的传说，给陈欣很大的启发：“创始人曲焕章上山采药，意外发现一条被砸伤的蛇，吞食一株绽放白色花蕾的植物之后，第二天便基本愈合、行动如常”（这种植物后来成为“云南白药”的主剂)。联想到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对食物不择生冷，不杀菌消毒，却很少患上人类面临的各种疾病；此外，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一直在用草药防治疾病，形成了特有的防治疾病方法和体系。这些事例都说明：许多中草药的独特功能尚未被人认识到！并且不顾家人反对以身试药，26次中毒送医院抢救，被村民骂为“疯子”……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获得成功，定名“阴阳平调散”。

此后20多年，陈欣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生态环境未被破坏的山林中，寻觅野生动物爱吃的各种植物；遍访民间土医生，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收集其治病秘方、单方、偏方。最后，陈欣发明了“阴阳平调散”，完成了“中草药免疫调节法”治疗肿瘤的初步研究。

1996年，陈欣一位亲戚被查出患肺癌并已到晚期，医院断定她只能活三个月。她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思想接受了陈欣的治疗。三个月之后，她不但没死，还能下床做些基本家务。半年之后去医院检查，惊奇地发现扩散的癌细胞基本消失。从此，陈欣能治癌的消息逐渐传开，并陆续有人登门求治。也正是从1996年起，陈欣开始为多位癌症患者治病。

为了使自己的发明能为更多患者服务，1998年10月，陈欣到省城谋求出路。开始，屡屡碰壁，但他并未灰心。2004年4月，昆明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招聘医生，陈欣毛遂自荐。看他满怀信心的样子，罗小明院长同意一试。在医院开设的癌症门诊，陈欣用他所研制的中草药，开始对第一位病人进行治疗。这位病人是肺癌患者，治疗之后，其病情奇迹般地被控制住了。之后，又陆续地治疗了一些癌症病人。迄今为止，陈欣与他的中医老师（拜师后也称师父)副主任医师林玲兰一起，接治了近两千例癌症病人。这些病人大多数都是大医院放弃治疗的人，在接受陈欣的治疗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症状、延长了生命，有效率达到100％，一百多例已痊愈。

由于其治癌药物仍在探索完善中，就没有到药监局报备（国家规定可有五年探索期)。这就给有关部门“执法”留下了“把柄”。2006年4月11日，昆明市药监局接到一位“患者家属”的“举报”：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中医科陈欣医生治疗癌症的药全是自制的假药，这些药都是粉末，其价格昂贵，没有任何疗效。昆明市药监局药品稽查大队立即前往查抄。他们依据的法律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修订)》第五章第48条。依据这一法律条文，昆明市药监局两年中已经三次对陈欣的药物进行查抄并处以罚款，前后多次责令医院关门停诊（对“一个举报”，稽查大队就如此不查就抄、勒令停诊，处以重罚，可谓“认真”执法的模范！可你想过没有：那些患者都是您的“阶级弟兄”，如果陈欣刚开始治疗癌症时您就查抄，他后来治疗的近两千名患者还怎么活？！目前还有患者急待服用陈欣的药以救命，从人道主义出发，你也不能看着他们等死呀！)，胁迫陈欣交出配方。其中，第一、二次的罚款高达27万多元。就笔者了解，2007年12月第三次处罚是要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的，准备将罗院长和陈欣抓去坐牢。由于200多名患者和有正义感的同胞向市委、省委、中央三级政府写信反映，药监局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于2008年7月罚款23万多元（有关听证会已于8月14和18日举行。陈欣的单味草药能否算作制剂，药监局有否资格予以处罚，颇值得怀疑！请参见医院委托的律师的代理词——附录一。)。看来是咬定了陈欣，非要将陈欣和众多癌症患者置于死地而后快！如果稽查队长的至亲患了癌症且用了陈欣的药有效，不知这位大队长是否会“大义灭亲”，“恩将仇报”，是否会去查抄？是否会去处罚？在以前的调研中我们得知，河北某县卫生局要求公安局查抄某民间中医的“假药”，公安局长拉开抽屉说：“什么假药，我吃的就是这个假药！”这位民间中医就逃过了一劫。

也算是机缘巧合，在第三次《处罚通知书》下达之时，恰逢笔者到昆明市调研这一惊动了多家媒体的“假药事件”。笔者即随同罗院长前往药监局，想要了解一下为何短短两年中三次罚款。

2008年7月11日，在罗院长领取《处罚通知书》（印发日期2008年6月30日，7月11日领取人罗小明签字)之后，笔者随罗院长来到药监局稽查大队办公室，询问为何再次对他们进行如此沉重的处罚？

稽查大队长曾毅回答说：“安检处发给你们那种（处罚通知书)肯定是合议过的，讨论过啦”。之后，他带有讽刺意味地对罗院长说：“告到国务院的事情哪个敢压，从市里面告到省委，告到中央，全部都返下来了，……哪个敢来盖这个事情。”（就我们所知，有二百余封支持陈欣的信写给市级、省级和中央政府，认为如此处理不当。这些信都返回到市药检局了。曾队长似乎有恃无恐。)曾大队长还说：“陈欣的网站上还一天的拿我在那里点骂的”。（笔者查阅了陈欣的网站，没有发现对药监局的工作人员进行点名的，也没有骂人的话。不知这位稽查大队长从何说起？)

还是稽查大队办公室的一位女士说了实话：“罗院长，我跟你说，如果说以后你们医院还有这种行为，人家还要举报，我们还要查，该怎么处罚还要处罚。就是这样的。”并带有威胁口吻对我们说：“原来公安局那边之前叫移交，我们说案件移交过去也麻烦……肯定的嘛，人家公务员一辈子，万一把人家给整进去了（指被判刑)，那不是很麻烦吗？”

为了了解药监局同志执法的态度，有人以患者身份电话请教药监局李处长，李处长说：“他（陈欣)没有行医资格，他过去搞了一点草药……不排除个别病人吃了有效，但我们接到无数次的举报了……据说他已经不在昆明了……他的东西是一个违法的东西……很多人买了之后吃都没怎么吃就吃死掉了。现在很多人都找他索赔了，到法院起诉他。”（李处长的这些话不是谁编造的，有录音为证。)在此，我们不能不说，作为一个执法者，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没有关系，改了就好，但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私利而公开造谣，不顾患者死活来欺骗患者家属，让人们小瞧你了！今天，倒要请这位处长说说：究竟有几个人举报？究竟哪些患者是陈欣治死的？究竟有多少患者到法院起诉陈欣？我们药监局的同志如此“执法”，美国洛克菲洛医药财团该有多么高兴啊！

孔子云：“苛政猛于虎”。笔者也算是长见识了！

在本段结束时，顺便说一点好消息：陈欣历经4年的临床总结探索，研制的组方已相对固定，申报材料已于2008年8月8日呈报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T淋巴细胞转化实验”课题也已在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毒理实验室进行，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阴阳平调方药”能使T淋巴细胞转化率显著提升，预计11月份即可得出最后结论。

陈欣遭遇“假药”事件4：有关人士的反应(2009-07-31 00: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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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人士的反应

按照常理，凡是执法机关查处假冒伪劣产品，都大快人心。然而，在2006年4月18日，一部分癌症患者明知道医院的草药已被“查封”，却仍然找到药监局，希望在执法过程中不要中断他（她)们的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药是他（她)们的救命之药，离开这些药他们的病情就会不断加重。正因为如此，陈欣的“假药”非但没有被新闻媒体群起攻之，反而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如《云南政协报》的《“假药”为什么还有人要吃？》，《云南经济日报》的《“陈欣门”拖累民间医药》等，都是表达对陈欣的理解和同情的。

也有报道说：在大量的采访调查中，发现对陈欣的药是假药的定性是准确的，因为《药品法》确有这样的规定。但报道者无法否认陈欣的药对癌症确有疗效，而且他与患者之间的医患关系已达到密不可分的程度！尤其是，所“查抄”的药并非院内生产的“制剂”，而仅仅是25种单品种的植物粉末，拟用于辨证论治配药使用。既非制剂，何来假药（附录一)？！药监局于8月为此组织了两次听证会，西山康复医院委托的律师的代理词，言之凿凿，句句在理，明确指出既非假药，昆明药监局又无权处罚（附录一)，药监局在未能反驳的情况下，却又坚持罚款23万元，不知究竟为什么？也就不明白他们召开听证会的目的和意义何在了？

有的记者采访前曾怀疑去药监局、报社、电视台的患者是不是被陈欣所收买，最起码也受了他的恩惠。随着采访调查的不断深入，业已认定，被陈欣收买的事实不能成立，而受他恩惠却是由来已久。因为他的药对癌症确实有效，对于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的希望更重要了。

据调查，大多数接收治疗的患者对陈欣的医德医术都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接受笔者采访的第一位先生叫余仕甫，退休前是云南省曲靖市市委党校一名工作人员。据他介绍，他家有两个亲人在吃陈欣的药，一个是他的妻子李桂芬，另一个是他的小姨妹李某，这两人都得了肺癌。他的小姨妹吃陈欣的药已近3年，现在已可以下地干农活了。因为她家在农村，原本就不富裕，得了肺癌之后在几家医院的治疗费已弄得家里负债累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找到陈欣，陈欣从一开始就很照顾她，后来的一年期间所用之药基本都是免费的。这要是在其它地方，恐怕很难做到。余仕甫表示：他们一家知道陈欣的药没有国家正式批准文号，但他的药确实有效，他的医德也是高尚的。

之后，笔者又明查暗访了十余位患者。在接受笔者采访的十几位患者中，包括原云南省机械厅副厅长殷先生，原昆明市文联主席李先生，以及美籍华人曹女士，等等。他们的说法与余仕甫介绍的情况基本类似，对陈欣的医德也持赞赏态度！

著名中医学家、世界针灸联合会主席王雪苔先生闻知陈欣的遭遇后，先后多次表达对他的理解和支持。后来，王雪苔先生在其文章《应探寻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办法》（见2007年6月1日的《中国中医药报》)，公开表示对陈欣遭遇的同情。2008年4月23日的《人民政协报》也专门发表了文章《民间中医，路在何方？》，对目前民间中医药的发展现状进行评析，并为陈欣和民间中医的遭遇鸣不平。

但是，令人十分震惊的是：在多方面都对陈欣表示同情、呼吁保护民间医生的情况下，昆明市药监局今年7月再次下达了处罚通知，而且此次罚款高达23万元，加上前两次的罚款，总额已达五十多万元——这种近乎疯狂的罚款究竟是为什么？他们是要秉承郑xiao萸的遗志彻底消灭中医药，还是为了取得政绩好“进步”，是要为国库增收还是要让陈欣一类人成为执法部门创收的一棵摇钱树？我们没有深入调查，不敢妄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恶意执法，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可以和张辉赞围剿根据地相比——都是在执法，前者是为了维护西药的地位（明为西药、暗为私利)，后者是在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在本段结束时，顺便提一句：民间医生陈欣没有行医执照。西山区卫生局效仿药监局严格执法，把陈欣赶出诊室，不准为病人治病。（对患者而言，如此则良心何在！)最近，陈欣上报到西山区卫生局的确有专长考试资料竟然不翼而飞，陈欣也就无法参加确有专长考试（这样的小动作显得过于小气，恐怕不是君子所为吧！)。即使这样的考试能及格，还得6年后才能拿到 证，多数参加这一考试的民间中医岁数都已很大（陈欣已近60岁)，陈欣以及年龄比陈欣还大的民间中医拿到证时还能为患者服务几年？这样的考试对振兴中医有多大意义？陈欣大概不会参加这样的考试了。（见附录二)

陈欣的师父林兰玲以及陈欣所在的康复医院共同呈送卫生部一份报告，请求解决民间医生陈欣医师资格问题。结果将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会不会有人有魄力，能像当年对待一字不识的罗有名那样，看看会不会体谅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癌症患者的心情。（见附件三)

【缺《陈欣遭遇“假药”事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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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欣遭遇“假药”事件6：结语(2009-07-31 0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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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陈欣的遭遇凸显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民间中医”，以更好地发展中医药。昆明药监局个别同志打击压制陈欣，其实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制问题，是教育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同胞失去了民族自信心的问题。

吴仪副总理多次强调：“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的统一，必须充分遵循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要抓紧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和规律的规范和管理办法”，指明了中医药的发展方向。许多中医学大家也多次为此出谋划策。如王雪苔先生在《应探寻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管理办法》一文中，就列出了遵循中医药自身的规律、推动中医药发展的六条建议。

中医药面临的现状又如何呢？

我们喊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要大力振兴中医药，调动各级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各种能力。但是，目前国家的一些有关政策却仍然与中医自身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国家颁布的医药法规，都十分严格、不可逾越。这本是为了实现医药卫生行业的规范化、标准化，以更好地进行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但是，它们大多是基于西医的理念和发展规律建立起来的，与中医药讲究的个体化治疗，强调的“一人一方”等思想格格不入。这些法规的许多条条框框往往最终成为中医发展的桎梏。陈欣的“假药”事件就是明证之一。而有些行政主管部门的恶意执法，对中医药的发展更是起到了极大的负面作用。这种现状要是不尽快改变的话，振兴中医不要说“三百年”，就是“一万年”也难以实现！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执法部门时刻想着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想着十三亿同胞的健康，为人民执法，为中华民族执法，为中华文化执法。如此，则不会再出现陈欣“假药”事件，中医药幸甚，中华民族幸甚！

我们所以重视此次调研，是因为这次“假药”事件太典型了。如果让那些想消灭中医药的人得逞，中医药在我国再难振兴，也许会像有个美国人说的：“将来你们要从我们美国重新引进中医药。”真到了那种地步，那将是中国人的耻辱，我们将成为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儿孙的历史罪人。

我们希望我们的管理和执法人员好好学学中华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心，共同为建设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而努力。

共产主义战士罗盛教为救朝鲜少年崔莹而牺牲。罗盛教所在师部的科长据连队报告“（罗盛教)掉进冰河里溺水而亡”，师部“按淹亡事故向各团作了通报”。一个偶然机会，师长看到许多朝鲜老乡到师部请求部队用朝鲜人民风俗安葬罗盛教，亲自调查，才知道罗盛教是为救朝鲜少年而牺牲的，作为典型重新向上级报告了罗盛教事迹，并组织了2000多名官兵和数百名朝鲜群众参加的追悼会。罗盛教才由“淹亡事故”变为英雄，追记特等功。这提示我们：认真的调研才能弄清真相，得出正确结论。希望此事能与昆明药监局同志共勉。

报告至此，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昆明市药监局与西山区药监局联合组织调查组，先调查陈欣治疗的近两千名患者，了解是否有效，听他们的意见。如果证明陈欣之药确实有效，则予以鼓励、奖励、表彰，并对陈欣及康复医院进行帮助，促其早日成为院内制剂，协助推广，造福广大患者。如此，则“化干戈为玉帛”，皆大欢喜，药监局必将成为人人交口称赞的部门，也将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典范。

此次调研，是王雪苔老先生给我们提供线索、建议我们调研的。王老告诉我们，像陈欣这样的人我们不支持，任凭一些人打击压制，还有天理吗？王老已经走了，我们谨以此文献给王老。

陈欣遭遇“假药”事件7：律师代理词(2009-07-31 00: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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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联康复医院委托的律师就陈欣假药听证会的

代  理  词

尊敬的主持人：

根据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的委托，受云南同胜律师事务指派，本律师作为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的代理人，依法参加贵局关于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行政处罚案听证会的听证活动，现在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昆明市药品监督管理对本案依法不享有处罚的管辖权

(一)《药品管理法》第八十八条规定：“本法第七十三条至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职责分工决定。”按照贵局送达该医院的“听证会告知书”称该院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但贵局至今未能出示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及《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贵局享有处罚权的规定的。因此贵局对本案不享有处罚权。

(二)2005年3月2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医疗机构制剂监督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医疗机构制剂的审批和监督管理工作。”此证明法律明文规定贵局对本案依法不享有处罚权，该处罚权应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享有。

(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3年4月18日，同年7月1日施行的《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条规定，“药品、医疗器械管理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管辖。”{地域管辖原则。按此，一个案子，发生地之县、市、省、国家药监局都有管辖权}。

第六条第四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根据药品、医疗器械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地区的实际规定辖区内级别管辖的具体分工。”［级别管辖原则，在地域管辖的原则基础，加上级别管辖，方可确定一个案子的具体管辖权］。

调查人在听证会上未出示云南省药监局关于云南省药品违法行政处罚级别管辖的规定，因此，本案的级别管辖无法确定，调查人称贵局对本案享有管辖便没有法律依据。

(四)本案所涉药品系自采自用草药，对草药的管理，适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06年7月31日《关于加强乡村中医药技术人员自采自用中草药管理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卫生部门、中医药行政部门对自种自采自用草药行使监督管理权。

在我国对包括处罚权在内行政权权力的行使，实行严格的法律授权制，即国家行政机关严格根据法律授权行使行政权力，法律没有授权的行政机关绝对不得行使，这就是依法行政。前述有关规定没有明确授权贵局对本案(涉及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条)有管辖权、处罚权，因此贵局对本案不享有管辖权、处罚权。

二、调查人未向听证会提交合法立案调查的证据

应当说只要有人举报药品违法行为，贵局就可以立案调查，调查结果与举报内容是否一致则是另一个范畴的事。调查人在听证会未提供贵局是何时何渠道接受的何种形式的举报的证据材料，因此不能证明本案确实是根据举报立案调查的，本案的立案调查的合法性令人质疑。

三、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没有配制、使用医疗机构制剂的违法行为

2005年8月1日施行的《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制剂，是指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临床需要经批准而配制、自用的固定处方制剂。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应当是市场上没有供应的品种。”此规定明确医药机构制剂，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必备条件：1、制作方法是配制，即两种以上单种药，按照一定比例配在一起，成一种复合药。这种复合药的构成是固定的处方构成的，即众多人一方，众多次一方(包括单种类一样，含的比重也一样)；3、满足医疗机构本单位临床需要而自用，同时非经批准，不得供其他医疗机构使用；4、市场上无此品种。5、配制者是医疗机构(也可以委托药品生产企业配制)。上述条件缺一就不是医疗机构制剂。那么认定某种行为是不是医疗机构制剂行为，必须要同时具备上述五个必须要件，缺一就不是医疗机构制剂行为。下面本代理人就把西山区残联医院的行为和上述条件逐一比对，从而得出该医院的行为是否是医疗机构制剂行为的结论：

(一)该医院没有按照固定的处方把25种原植物草药配制成一种复合药的行为。此有贵局发给该院的《听证告知书》的认定和贵局当场查获的25种单种植物草药为证：①贵局《听证告知书》作了这样的认定：“我局当场查获无标识的中草药粉末25种共575.70公斤。”而没有当场“查获”的某某医疗机构制剂575.70公斤的认定。②被贵局当场查获的25种25袋(一种一袋)现仍摆在贵局仓库里的粉未，以它们单种原植物的客观存在证明它们不是复合药物。

(二)该院在使用这25种植物草药，是将其作为配方药的单种进行使用的，不是按固定处方使用的。这里有贵局强行取的102张处方为证，该102张处方记载反映，是一人一次一方。

综上，十分清楚，虽然该院是医疗机构(听证会上调查人称是合法医疗机构，虽然那25种原植物草药是市上没有供应的品种，虽然该院自用了这25种单种原植物草药，但该院行为不具备第一、第二两个构成要件(即没有用固定处方配制剂)，因此不构成配制使用制剂的行为，也就更谈不上是违法行为了。

四、《听证告知书》中拟作出的处罚与认定的行为事实不相适应

《听证告知书》中认定的行为事实是：“我局当场查获无标识的中草药粉末25种575.70公斤”。这样的行为不受行政处罚，因为在法律法规上找不到这样的行为要受行政处罚的规定。但《听证告知书》却作了二项拟罚条款：1、责令停止违法配制、使用制剂的行为。2、没收违法配制的制剂(注：不知该配制制剂为何物？在何处？)575.70公斤，并处货值115140.00元2倍的罚款230280.00元。这种处罚显然没有事实根据，是不能成立的。

五、对该院25种原植物草药采取的扣押强制措施是违法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2003年4月18日颁布、2003年7月1日施行的《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药品及有关材料……可以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人员在查封、扣押物品前应填写《查封扣押物品审批表》，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批准。

从扣押25种575.70公斤原植物草药之日起(2007年12月31日)直至听证会上，调查人未提交任何相应证据证明该25种575.70公斤原植物草药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证据，但却实行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此外，调查人也未按上述规定，扣押前填表报贵局主管领导批准。而是调查人一到现场，立即实施扣押的强制措施。因此，扣押25种575.70公斤原植物草药的行政强制措施是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

综上所述，经此次听证会调查人提交的证据证明：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没有配制医疗机构制剂的违法行为，25种原植物草药不是制剂，更不是非法制剂，不危及人体健康，为此，特恳请贵局撤销本行政处罚案，退还扣押的25种575.70公斤原植物草药，因扣押时间已长达近8个月，如果变质不能使用，则应折价予以赔偿。

云南同胜律师事务所

2008年8月19日

陈欣遭遇“假药”事件8：医院请求解决陈欣资格(2009-07-31 00: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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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医院请求解决陈欣执业资格的

报   告

呈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事由：请求解决民间医生冷崇怀（即陈欣)执业资格问题

一、陈欣简历

冷崇怀（即陈欣)，1952年出生于宣威市来宾镇。来宾镇是闻名于世的癌症高发区，陈欣少年时期目睹一茬茬父老乡亲被病魔折腾得倾家荡产后含恨死去，立志学医。在宗范小学当教师时期，利用闲暇苦读《内经》、《千金要方》、《丹溪心法》、《医宗金鉴》、《千金要方》等中医经典，节假日到云贵川交界的山林中对照《本草纲目》采集标本，深入少数民族村寨遍访民间医生，不惜代价收集他们日常保健治病的单方、偏方、秘方进行分析研究。1986年辞去教师工作、外出承包建筑工程，积累一笔经费后，一方面研读著名中医张锡纯的《中医参西录》、日本黑木登志夫的《征服癌症基因》、西医的《内科学》、《解剖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将中医基础理论与基因学、现代科学相融合；一方面进行病因防治研究和药剂组方实验，先后炮制了100多剂，不顾家人反对以身试药，26次中毒送医院抢救，被村民骂为“疯子”……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终于获得成功，定名“阴阳平调散”，尝试帮患者治病。

人们是起初都怀疑他的能耐，拒绝免费治疗。当一些被大医院断定无药可治，朝不保夕的肺癌患者，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心态接受陈欣的治疗见效后，声名迅速传开，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求治，从而丰富了他的临床经验和理论实践。

1998年10月，陈欣揣着30余年的科研成果到昆明各大医院毛遂自荐，都因没学历、没文凭而处处碰壁。2004年4月，我院招聘医生，陈欣闻讯前来应聘，院长罗小明排除偏见，抛开世俗眼光，为他设置中医专科坐诊，并聘了一位资深中医副主任医师协助临床施治，成效显著，一鸣惊人……。随着记者的采访报道和患者的口头宣传，陈欣声名远播省内外，患者纷纷找上门来。由于所用草药还处于一病一方辨证施治处方暂无法固定的探索阶段，临床治疗方案和临床病例报告也未最终完成，是以未进行申报，因而先后三次被抄没，第一次、第二次罚款27万，第三次被抄没后，因患者向省市政府、卫生部、国务院申述要求继续治疗，昆明市药监局才至今未作处理。引起社会很大反响……

二、诊治现状

陈欣从2004年7月在我院坐诊到2007年8月，每天都有详细的门诊记录，共接诊癌症患者1143例，其中：低分化癌624例，中低分化癌343例，中分化癌34例，中高分化癌21例，高分化癌2例，未确定分化类型105例。

临床治疗肺癌314例，肝癌135例，乳腺癌86例，直肠癌86例，结肠癌55例，淋巴癌45例，胃癌40例，卵巢癌39例，胰腺癌36例，宫颈癌34例，脑癌33例，骨癌32例，鼻咽癌27例，膀胱癌22例，甲状腺癌20例，胆囊癌16例，肾癌13例，子宫癌13例，白血病7例，其他癌90例，绝大部份是大医院放弃治疗的晚期患者。

在1143例癌症患者中，早期癌症有2例已经治愈，其余1141例均为其它医院确诊治疗后放弃治疗的晚期癌症患者。晚期癌症患者中有117例度过治疗风险期，治愈76例，现有16例仍在治疗中，25例因病情合并变化难以控制放弃治疗。并为80％以上病情重危、无法度过风险期的患者有效延长了存活期，在当前公认为无药可治的“绝症”医学界，可算一大创举。

三、学术成果

陈欣积30余年的艰苦探索，独辟蹊径，成功研制出“阴阳平调散”系列，从整体上纠正患者阴阳制化系统的失衡，恢复和增强免疫功能，因而取得卓有成效的治疗效果。其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将中医的望、闻、问、切与西医的影像、生化病理诊断等方法相结合进行辨证施治，五脏六腑分经而治，气血双调，使用药物有病治病，无病保健，形成集“早期诊断、治疗、预防和保健”为一体的系统工程，为中医现代化开创崭新的局面。

陈欣的“纠正免疫功能紊乱”的施治理念受到全国著名中医泰斗邓铁涛、王雪苔的高度评价，去年10月应邀出席国际医药产品展销会，今年5月应邀出席全国中医药研讨会。2004年以来先后撰写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肿瘤病因初探》、《肿瘤预防之我见》、《早期恶性肿瘤的中草药诊断》、《恶性肿瘤能否治愈》、《与癌症防治专家商榷》、《药物污染更致癌》……等20余篇论文，新颖独特，引人注目，有人赞誉可作为研究生的教科书。

云南出版集团今年5月将其20篇辨证施治论文，6篇批驳“废除中医”论文，38篇记者采访和患者亲笔的新闻报道，汇集出版，题名《挑战死神—云南中草药治疗癌症专辑》公开发行，许多名人题词作序给予褒扬。

陈欣历经4年的临床总结探索，研制的组方巳相对固定，申报材料已于2008年8月8日呈报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Ｔ淋巴细胞激活转化试验工作也已在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毒理实验室进行，预计11月份即可得出结论。

四、发展规划

我院已与两家外资企业商谈了投资10亿元的初步意向，拟以云南丰富的药物资源为支柱，以陈欣“辨证施治”、纠正患者免疫功能紊乱，增强免疫功能的理论为指导，以“阴阳平调丸（散)”为拳头产品，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建立医、教、研、药四位一体的合作开发集团，面向全国推广，在解决“治病难治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一社会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开创振兴中医、宏扬中医药科学的新局面。

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政府扶持，恳请卫生部根据胡锦涛总书记的“坚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努力营造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指示精神，不拘一格，认可陈欣的中医执业资格，以利实施各项规划，造福社会。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林玲兰

昆明市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

2008年8月10日

陈欣遭遇“假药”事件9：写给卫生部门领导的公开信(2009-07-31 0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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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专长考试者一份血泪交织的答卷

——写给陈竺部长和邵明立局长的公开信

云南民间医生冷崇怀（陈欣)

我是一个民间医生，为征服癌症在凄风苦雨中煎熬了30多个春秋，以身试药，26次死里逃生，命悬一线。自主创立了集癌症预防、早期药理诊断及各类癌症临床治疗为一体的免疫功能紊乱防治的理论和方法。大概应验了“自古忠医多逆死”的箴言，在我编撰的《挑战死神·云南草药治疗癌症》专辑出版前的20余个月中，因我研制的草药，为避免煎煮丢失疗效，单味打成粉末分别存放，临床根据患者病情辨证施治，被昆明市和西山区药监局先后认定为“假药”、“非法制剂”、“非法加工中药饮片”和“非法营销”四种罪名而被三次不查就抄，先后对医院罚款50余万元。如果不是病人的请愿和昆明市委、市政府的关注，几乎要把我和医院法人代表一起逮捕入狱。其后西山区卫生局又节外生枝，把我赶出诊室，不准为病人施治。近日又得知我上报到西山区卫生局的确有专长考试资料竟然不翼而飞。

民族虚无主义滋生了“月亮只是西方圆”的思维定势，就像“癌症是绝症”，谁人能医癌症就是违法，就是骗子一样，也助长和延续了“官本位”思维定势：谁人质疑执法不公，谁就是违法犯罪。在此环境中，谁还会为民族瑰宝的消亡忧心呢？

没有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管理办法，利用西医法规管理中医出现的缺失，成了某些部门敛财的金矿，执法者利用它随意罚款，媒体个别人则利用它敲诈勒……于是乎洛克菲勒家族笑了，他们通过百年的努力终于使中国人用自己的力量把繁衍了几千年的中医药科学根基拔掉了！

按理，国家为医药管理立法的本意在于维护医药市场的秩序，推动医药科技创新，保障民众健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行政执法的过程即是实现立法本意的过程，惜乎在某些县市药监局手中，法律变成了罚款的橡皮泥任意塑捏，法律好像纯粹是为罚款时提供依据而制定的。他们利用西医的法规管理中的不完善，随心所欲把罚款作为首选目标。

亿万民众需要健康保障，层出不穷的疑难病已让卫生主管部门穷于应付之时，为什么不对现状的形成作一番反思呢？

主流医学治不好的病不让中医治；官方医院治不了的病不让民间医生治，谁敢治就罚谁的款。在某些药监局官员眼中，除了罚款之外难道就不可以公平正义地施一点仁政？

我不知道国家卫生部长、药监局局长对此有何感想？提请人大制定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管理法规是你们的天职，为什么对上述压制中医的现象视而不见，纵容他们玩弄法律，践踏人权。（当我院质问：按药监法第四条“国家支持鼓励创新”，药监局做了些什么？答复是“我们只管查抄，其他不是我们的事。”)

一腔报国热血无处抛洒，拳拳赤子之心竟成了犯罪！

这类违背民意，悖逆党中央“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鼓励创新，构建创新型国家”治国大纲的“执法”，为什么在医政药政机关得以发生？就因为中医药没有符合发展规律的管理法规，就因为用管理西医的模式管理中医药，导致执法机关行政行为的随意性和错误的反复沉淀后，被顺理成章地变成了真理的荒谬和认识上的错误。

一般来说，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政策和法规可以兴邦，反之则必然误国，这个道理是人人皆知的。可在现实生活中道理是一回事，能不能认识道理，认识之后能不能和愿不愿实行又是另外一回事。

卫生部2007年52号文件是在没有方向的迷茫中出台的，是违反中医药科学发展规律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各省市卫生主管部门的官员们振兴中医的热情在52号文件的“指引”下寒凝成冰，人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中医药科学逐步消亡。

作为深受其害的全国几十万民间中医之一，我的感触更为强烈。我们不明白卫生部、药监局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重新拾起当年“洛克菲勒财团”的衣钵:让中国人自己消灭中医？

我想对卫生部长陈竺说：以你说的“我们不做跨国公司的奴隶”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你的胆识、抱负与胸襟。

我从不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但认定有它的局限性。相对而言，中医科学在疑难病方面的诊治远远胜于西医。对没有丧失治疗机会的癌症患者，中医可在2－3万元的费用内治愈白血病；可以在不见病人的情况下，仅凭西医的诊断资料或电话问询，花2－3万治愈癌症患者；可以在1－3个月内使癌症患者的T淋巴细胞转化率显著提升；可以根据药理反应诊断出癌前病变和早期癌症；可以根据细胞转化的快慢及稳定程度来判断癌症患者病情的轻重及预后的好坏。这些，西医临床治疗中都是做不到的。

西医既然做不到，就应该放弃成见，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希望陈部长及卫生部、药监局的官员们，以国家利益、民众福祉为重，建议政府组织资深中医药专家研究中医发展规律，以便制定出相应的《中医师法》、《中医民间医师法》和《中药管理法》，并授予中医药管理局独立自主的管理实权。任用纯正统的中医药专家主持关键部门的日常工作；建立医、教、研、药系统的管理规范。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官方及民间蕴藏的巨大中医药资源，为解决当前严峻的民众健康问题服务。并逐步积累经验，探索新的发展途径（绝非被称为现代化的中药提纯)，让以中医药科学为载体，使中华医药文化和谐的主旋律造福人类。

就我个人而言，既然报国无门，这场确有专长考试不考也罢：一方面我承认我考不起，即使考起，也要至少六年后方可获得 资格，就现实来说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我已经年近六十，距上帝召唤的时间日益逼近。我给自己的规划是：一、用三年的时间在完善中医免疫功能紊乱防治理论体系的同时，做好用现代生命科学中的生化、影像及细胞学诊断，诠释中医阴阳制化理论的初步工作；二、再用5至10年的时间探索艾滋病临床治疗的理论基础。如果为了求得一纸“确有专长证书”和一纸“ 证”而耗费这有限的时光，致使我有生之年不能了却心愿，我是死不瞑目的。

我的研究历程，就是与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管理法规冲突的过程。没有在这些冲突中以事实的力量取得的主动，就没有目前阶段性的显著成就。在这一连串的冲突过程中，从地方到中央关心我的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民与官斗是“以卵击石”，毫不可取的，都建议我或转移到政策比较宽松的贵州或广西去，或到海外谋求发展，我都婉言谢绝。中医正逐步进入世界主流医学领域，韩国人将中医申报为“韩医”未遂以后，近来又声称“穴位国际标准方案”用的是韩国标准！？此事件足以对国家医药卫生主管部门的行政措施敲响警钟。我不相信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不需要自己的中医药，更不相信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土容不下我一个人。我相信当国家卫生部陈竺部长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邵明立局长了解到没有中医药管理法规所造成混乱的严重后果之后，政府迟早是会采取相应有效的政策来改变中医药的发展现状，不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中医 法”、“中医药管理法”的缺失是中医逐步消亡的主要原因，也是民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更是国家医疗保障体制几近崩溃的原因。我创立的“中医免疫功能紊乱防治法”在临床治疗上对众多疑难病显著疗效证实，只有从速建立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管理办法，将中医药科学的发展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上述社会问题才能有效的得到解决。

残联康复医院是一个为残疾服务、扶弱济困的非盈利性医院，我本人是愿意把终身献给中医药科学事业的公民，愿把科研成果交给国家的民间医生尚且受到如此残酷的围剿，一般民间医生的处境又如何呢？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六条精神，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国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民间医生和传承几千年的中草药，无疑也是个体经济的一部分，可是，长期以来，卫生、药监部门单纯进行打击、取缔、罚款，从不进行公平正义的引导和出台保护性的管理法规，绝对是违背宪法的渎职行为的！对中医的打压事件在全国每年何止发生上万起，连全息学说的创始人、著名生命科学家张颖清教授也因此长期抑郁，最后含冤而死！民间医生哪里还有生存之地？

在众多的备受迫害的创新者中，我算是幸运者，由于昆明市委，市政府的关注，相关部门的封杀不得不有所收敛，改变为私下威胁，造谣中伤、挑拨医患关系……方才使我在病人的支持下才得以缓口气，“偷偷摸摸”地坚持下来。由于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关注，目前我院与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合作的“T淋巴细胞转化实验”课题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即，“阴阳平调方药”能使T淋巴细胞转化率显著提升。我院经四年努力的成果终于可以达到申报条件，目前省药监局正审查中。

查抄事件的听证也已经结束，我院聘请的律师要求撤销非法处罚，返还被抄没药物的代理词，也已于2008年8月26日送交昆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必要时我们将提起行政诉讼。

我相信，昆明市委，市政府会继续关注，法庭也会依法要求昆明市药监局公布病人上访要求继续让我院继续提供治疗的申诉调查结果，以洗刷昆明市药监局强加给我院的上访人是我院收买的冤屈，让我院能在宽松的环境中，逐步走向规范化，向集医、教、研、药为一体的中医药集团方向发展。为民众的健康、中医药科学、经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然，从坏的方面设想，世事难料，我已做好坐牢的准备。如果这种不幸一旦发生，请陈竺部长和邵明立局长主持公道、主持正义，留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免疫功能紊乱防治理论体系完善、规范后再去服法。这样可为后人拯救中医时多留下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根基，让我含笑九泉，死而无憾。

－－－－－－－－－－－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14:18 编辑 www.lindalemus.com

民间中医也能为抗震救灾做贡献(2009-07-31 00:13:45)

标签：抗震 民间中医 赵春芝 赵春枝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民间中医也能为抗震救灾做贡献

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  北京谦益和中医药研究院

我们，即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的北京谦益和中医药研究院，在汶川地震中，组建了抗震救灾小分队，现在总结如下。其所以总结，是要借以表明民间中医也能为抗震救灾做贡献，也借以希望国家有关部门里的有些同志树立民族自信心，振兴中医，复兴中华文化，不要再轻视民间中医。

一、我们民办机构为什么要组建抗震救灾小分队

灾情就是命令。汶川大地震一发生，海城吕氏正骨传人吕久东、广西柳州骨伤科传人潘宝建、山东莱西民间中医全本松等不断打电话给贾谦院长等领导，希望能帮助与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取得联系，让他们参加医疗队，前往灾区救灾；在京的研究院领导和工作人员如共产党员赵春芝、陈新民等都写了请求奔赴一线抗震救灾的志愿书，他们说民间中医也要为抗震救灾做贡献。赵春芝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我是一名中共党员，又是医生，在国家危难时一定要冲锋在前，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去。

研究院领导与有关部门多方联系，得到的答复是：让他们与当地卫生局联系。他们到当地卫生局报名，得到的答复是，只要正规军，民办医疗机构的不要。这种答复令研究院领导感到气愤，感到羞辱：我们民间中医也是中医，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上一线救助受伤同胞，为国分忧，何以如此瞧不起民间中医！知耻近乎勇，于是，院务会研究决定，我们要组建自己的抗震救灾小队，分三批（第三批是我院江西分院安排的人)奔赴抗震救灾一线——四川绵竹市九龙镇。我们听说广东省中医院等中医医院组建了医疗队前往灾区，但在当地没有见到中医医疗队伍，足见中医在其发源地——中国——已经消亡殆尽。也没有听说还有民间中医机构组织人员前往救灾，也许我们是唯一的民间中医药研究机构组织的抗震救灾队伍。

我们前后共去了10个同志，其中三名是当年李德生、崔月犁、吕炳奎组建的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培养的毕业生，五名是祖传、师承的中医、一名是西医司药。民间中医药研究机构力量有限，我们只带去了近7万元的药品，捐献了15万现金（不包括个人捐献的2万元)及一些小型设备和器械。前后共治疗了近300人次，更突出的是我们带去了“中医非药物疗法”，受到四川红十字协会、绵竹市卫生局及九龙镇政府、乡医院好评，受到当地灾民的热烈欢迎。灾民还自发写了不少感谢信，留言给我们作纪念。

我院第一批救灾人员五月二十二日到达绵竹市，吕久东、全本松很快打回电话，反映了救灾情况和当地需求。他们根据胡锦涛主席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以及“中医非药物疗法”简便廉验的优势，建议尽快组织第二批医疗小分队赴绵竹市，将“中医非药物疗法”带到当地，引导和推动当地以“非药物疗法”为主的医疗机构重建，解决当地缺医少药的问题。于是院领导立即命擅长“非药物疗法”的赵春芝带队前往。随后不久，我院江西分院孟凡波道长等也前往灾区救灾并以研究院名义捐献15万现金，以其个人名义捐献2万元。

施永同志是牡丹江林业局医院的司药，利用休假参加我们的医疗小分队。他看到九龙镇卫生院救护车为地震所毁，他回原单位说服领导，为卫生院捐献了一辆救护车。

二、国难当头方显英雄本色

忠孝者，为人之本也。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盛朝以孝治天下”；不孝之人不可为伍，不可共事。忠乃大孝。国家有难，先公后私，先赴国难，后顾家难，乃大忠大孝者也。

我们救灾小分队按时到达绵竹。每天都有余震发生，时时都会有危险，但我们不怕，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医务人员。没有交通工具，我们每天要走三十公里巡回医疗，为灾民送医送药。一天下来很累，但听到灾民的赞扬声，看到医疗服务有了成效，我们十分欣慰，疲劳感顿时消失。当我们医治好他们的病时，灾民们往往含着眼泪说：北京派来了救命恩人，一致盛赞共产党好，胡锦涛主席领导好，温家宝总理指挥好。

参加抗震救灾医疗队的同志都有家。按常理，谁也不希望自己家人冒险。他们所以能够奔赴抗震一线，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懂大义明大理的家。他们的丈夫妻子何尝不知道在余震不断的灾区，随时会有危险，但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受苦受难的同胞，舍小家为大家，毅然“送郎上战场”。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多难兴邦。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亲和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就是这样走过了五千年！

吕久东要求上战场时，夫人怀孕5个月。他夫人说：他急着要上汶川，每天能给贾老师打10次电话。贾老师还把他的请愿书转发给了卫生部王部长。他急着要去地震灾区，因为他是骨科大夫，那里人民需要他，我能拖他后腿吗？！没有当年青年踊跃参军，我们能打败日本鬼子打败蒋介石吗？！

三、为了中医药大业，用身体证明中药疗效

潘宝建大夫是柳州祖传中医，又拜名师学艺。潘家祖传几代的“跌打还魂丹”疗效甚好。服药后，上半身受伤会吐，下半身受伤会泻，吐泻之后喝一碗大米热粥即可止住。无论伤有多重，只要能撬开嘴巴灌下药，就能活命。汶川地震发生不久，潘宝建就给贾老师打电话说，从电视上知道，受伤的灾民，无论老少，胳膊、腿一锯了事，似乎是救了一命，实际上，无非是壮大了残疾人队伍、给国家增加了负担而已，在我们中医看来，根本无需截肢。他边说边哭，一再要求参加医疗队上灾区。一经同意，他立即带了近五万元的“跌打还魂丹”赶赴九龙镇。不幸的是，不知药监局如何得知他的“跌打还魂丹”还没有拿到国家批号，前去没收他的药品，周围站满了记者，个个虎视眈眈。潘宝建拿出民族医药学会的证明都不行。他意识到，一旦药品被没收，记者一加渲染，这一祖传几代的名药将永世不得再见天日，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天下黎民百姓。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石头砸破自己脑袋，吕久东打开几个胶囊，将药粉撒在其伤口上，立时止血，如此才没有没收他的“跌打还魂丹”。他用亲身实验的方法保住了这一名中药的声誉，也向郑xiao萸制定的一系列扼杀中药的法规条例提出了强烈抗议。

有鉴于此，贾谦下令让他暂回柳州。他到柳州后，通过自治区卫生厅中医局和民族医药学会与四川有关部门联系，证明他已经取得 证，只是证书还没有拿到手里，证明他的“跌打还魂丹”疗效甚好，是祖传的，从2002年起已在广西应用。但有关部门不予理睬。这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早已指出，药品法不适用于中药，是用西药标准衡量中药，加之郑xiao萸又发布187个条例，勒在中药脖子上的绳索一扣紧似一扣，中药根本没有活路。尤其，今天是非常时期，救人要紧，只要能救助百姓就是好药，更何况，潘宝建又不是卖药牟利，何必非要走完“程序”才能用于救灾？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我们红军战士什么药不用？！上述做法完全不像我们党几十年为群众谋利益的作风！

潘宝建在柳州待了三天，心中思念着绵竹受难的同胞，思念着他治疗了一半的患者，不顾当地有关部门对他会如何，毅然再次奔赴九龙镇，受到当地群众和红十字会的欢迎。

四、中医在救灾中能起作用

吕久东是我院第一批赴川救灾人员。他是祖传中医骨科，到灾区后，先后救治了近百人。例如，九龙镇清泉村某女69岁，被倒塌房屋砸伤，右膝关节肿胀疼痛，伴活动受限，经当地治疗后未见明显好转，用双棍扶行。5月23日吕久东巡诊时诊断为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经用吕氏正骨法治疗后，立时可以行走，3天痊愈。又如，某女，37岁，腰痛3年，走路跛行，双下肢麻木。吕久东诊断为腰间盘突出，采用吕氏正骨抬腿复位法、针灸、电疗，第二天可以工作，6天基本治愈。

全本松是家传中医，作为我单位第一批救灾志愿者前往绵竹市九龙镇，先后救治40多名有严重伤情者。得知开封某部队救灾的一名战士生命垂危，全本松切脉后利用点穴和随身带去的中药，使其在一小时内转危为安。随后，应曹队长邀请，为10几名患有皮肤病的救灾官兵治疗，仅两天之后，他们即基本痊愈。为了救治更多的人，全本松将家传治疗各种皮肤病的处方，赠送九龙镇党委和成都共青团委抗震救灾办公室，并转呈四川卫生厅。

五、大力推行“中医非药物疗法”

中医治病并非仅仅用药，中药仅是中医诸多疗法之一。中医各种“非药物疗法”甚多，如砭、针、灸、导引按跷、拔罐等。中医的一大优势是简、便、廉、验，而中医的“非药物疗法”几乎不要什么成本，却能解决众多疾病问题，也可养生保健。我们早已提出，在中医药的发源地，应该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

赵春芝带领的第二批救灾队员到绵竹后即到市卫生局报到。赵春芝向市卫生局张书记汇报了我们希望在绵竹推广“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想法，张书记说:你们谦益和中医队伍能用“非药物疗法”给老百姓医治，我们表示感谢!我们接到省卫生厅通知，正想用非药物疗法试点。张书记表示，希望将来帮助他们培养一批非药物疗法医务人员。赵春芝立即代表研究院表示同意。我们拟于今年年底派专家前往绵竹，希望尽快帮助他们建立非药物疗法队伍，减轻医疗费，借以帮助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的各种医疗体系都没有解决医疗费用指数般上升的问题。我们认为，我国医改无论拿出什么方案，同样难以抑制医药费用的飞涨，原因在于：仪器设备越来越“高级”“先进”“现代”，西医的检查化验费用只会日渐升高而不会降低。然而，中医除了能应对各种疾病之外，其一大优势是简便廉验，因此，我国应该大力发展中医，尤其是几乎不要任何成本的中医非药物疗法。所以，我们希望，为灾区培养非药物疗法医疗人员的工作能得到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支持。

                                （赵春芝执笔)

关于中医应对禽流感理念与思路的建议(2009-07-31 00:14:49)

标签：禽流感 中医 对策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关于中医应对禽流感理念与思路的建议

尊敬的领导：

2003年SARS的流行，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若非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让中医介入治疗，损失将更大。

2004年以来，禽流感闹得沸沸扬扬。目前，各国都在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寻找杀灭病毒的药物及预防的疫苗，希图解决禽流感问题，但都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各种致病病毒，尤其是流感病毒，不断发生变异，药物与疫苗研究几乎永远赶不上病毒的变异。而且，疫苗使用率不到2％，如果禽流感大爆发，2％的疫苗注射率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我国是中医的发祥地，中医历来讲究“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即特别注意人体的自康复能力，这才是防治流感等疾病的根本。然而，我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尤其是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几乎完全忽视或淡忘了中医的药物特别是中医非药物疗法提高自身免疫力的作用，仍然走西方已然淘汰的生物医学模式老路，忽视环境和社会因素，忽视人的能动性，把病人只当成被动治疗的对象。尤其是当前防治禽流感的理念与策略，只注重了病毒的本身，而忽视了中医对人体在抗流感过程中自我保护的适应性反应和独立的主动性抗病能力的调动。

魏慧王强  主任医师系统提出了“防治流行性感冒保健新法——新世纪医学模式应用”等全新的应对禽流感的中医的理念、思路、措施与方法（如艾灸法、按摩法、火罐法、热盐包法、电吹风法和导引运动法等)，并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不少培训和推广实践，深受广大群众、专家与学者的欢迎与好评。

新世纪医学防治模式可以做到比当前采用的常规防治手段更加全面妥善、经济省钱、简便易行、安全可靠，而且人人可以学会，可操作性强。并能充分展现中国养生医学的以人为本、天人相应的理念与科学内涵（魏大夫总结有一套光盘和教学材料)。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禽流感等疾病的防治中，应采用与贯彻新世纪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和被动与主动相结合)来应对流感等病毒性疾病。这需要有上级领导强有力的支持和大规模的推广。

近日，北京流感病人每天已达5000人，且仍在增加。应用人人可以学会的、几乎无需成本的中医非药物疗法，尽可予以解决。

我们恳切希望能在您的关心与支持下，尽快召开一次“防治流行性感冒保健新法——新世纪医学模式应用”听证会，欢迎专家学者从难、从严和以科学挑剔眼光来批评指正；然后，组织专家组推广新世纪医学模式，这于民、于国、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以及和谐社会的建立，均将是功德无量之善事！

                   此致

敬礼！

     合理化建议人：

中国中医科学院（原研究院)原院长

全国政协委员、教授                               傅 士 垣

卫生部原科教司司长                              

中华预防医学会原副会长、教授                     黄永昌

国家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中心

中医发展战略课题负责人、研究员                   贾    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科技合作中心执行主任

健康管理联盟秘书长、教授                         黄明 达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

美容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任医师              魏慧 王强

                                           2007年1月5日  于北京

中医还能活下去吗？(2009-07-31 00:16:33)

标签：张晓彤 中医出路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中医还能活下去吗？

张晓彤  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编者按：该文是总报告之附录二。总报告印刷时打印机出错，

该文多处乱码，难以阅读。故在此重印，以飨读者。

谈这个题目，不是哗众取宠，只是想讲几句真话。可能这几句真话，未必有人爱听。但无论如何，真话讲出来，心里比较舒服。另外，就是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中医，或许对搞中医的人有些启发。

中医还能否活下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大家听完我的报告后，会得出各自的结论。

一、什么是活，什么是死？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作为一个人，心不跳就死了。现在被西方科学搅得有点乱，什么脑死亡，这个死亡，那个死亡的。最近有个传说，说一个卖蛇的人，把蛇头砍下来，20分钟以后蛇头跳起来咬伤了人。这怎么解释呢？死活真的很难判断吗？

什么是活，什么是死？中医在这个问题上更乱。其实，中医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是一样的，人若心不跳，神不在，就死了，因为心主神明。人死的概念和活的概念同他的学历有关系吗？没有；同他的地位有关系吗？没有；同他的历史有关吗？没有；同他的贡献有关系吗？没有；与他的钱财有关系吗？也没有。如果与这些有关系的话，那么秦始皇今天肯定还在，他有钱、有权、有势、有地位，是不是？他心不跳、神不在，他秦始皇也得走。

那么中医的心是什么，什么是中医的心跳？很多同志讲中医死不了，有悠久的历史，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做了无数的好事，造福中华民族，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死呢。现在还有人用实例来说明，我国有多少中医人才、多少中医大学、每年培养多少毕业生，在多少个国家开展了中医，中医怎么能死呢？

我认为中医的死或活的关键问题并不在这里。在与中医老专家探讨中，发现中医的命、中医的心跳只在于两个字“民意”，有民意则存，无民意则亡。中医若心不跳了，则必死无疑。

现在中医的心还跳不跳？最近，中医药报上有个调查说，九成的人都相信中医；电视台的调查也是这个结论，八、九成的人都相信中医。什么叫相信中医？后面还有一个数据，有了病找中医看的只有20％左右，中医药报上登的是27％。如果你相信某个人，就是有事不找他，这是真的相信他吗？当然不是。其实，调查的随意性是很大的。中医这么好，那么好，就是病来了不找中医，这是真的相信吗？

而且这27％去看中医的人，看的是什么中医呢？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医院，中药的使用率不到50％，使用中医的手段来治疗不到50％；如果20％再乘以50％的话，是多少？这与“相信中医”的比例恰恰相反，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90％的人不相信中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

作为中医工作者，首先的一条就是要看清中医今天所处的地位，所面临的局面，别像阿Q似的，不能面对现实。在面对中医的死或活的问题上，中医生存的依据是什么，心跳是什么？值得深思。历史上，中医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这种局面：老百姓开始不相信中医了。这在中医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医不断发展？为什么近百年屡遭废黜却屹然不倒？原因在于中医有疗效，中医能治病，在于有相当一部分老中医在临床上有相当大的影响，老百姓相信中医。现在老百姓在医院里碰到的，有多一半都是只会写论文、只会答题而不会看病的假专家、假大夫，其疗效之差，直接影响了中医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必然使不相信中医者越来越多。

其实，现在社会上反对中医的人，都不懂中医吗？真的没认识到中医的优势吗？当然不是。他们真的就以为一个马兜铃酸事件能把西医、西药的毒副作用顶回去吗？他们不至于无知到这种地步吧，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反应停导致畸形儿，四环素牙、链霉素耳聋、激素导致股骨头坏死……如要细数西药的毒副作用，简直不胜枚举。美国自己都承认医源性疾病和药源性疾病已上升到导致死亡原因的第三位。反对中医的人明明知道这些，为什么还装傻。在于有“机”可乘。这个机是什么，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医工作者深思。

目前有水平的中医人才已经很少了，如北京市加流动人口有1500万，真正在临床上有相当经验的有好疗效的中医还有多少？不过几十人而已。湖北中医药学会会长李今庸老先生不久前来北京，我问他：“湖北好的中医还有多少？”他说：“还有几十个吧”。我说您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我说三条标准：第一条能用望闻问切诊断，第二条能辨证处方，第三条在临床上有一定疗效，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基本上还算个中医，有多少？李老说有200多人。湖北省有6000多万人口啊！二三十万人中才有一名中医。刚解放的时候全国至少有50万中医，今天有多少，佘部长前年答记者问说是24万人，包括助理医师；去年说是27万人。如果按照我刚才提到的三条标准来看，刚解放时不到这三条标准的话，根本就不能称其为中医，无法在社会上生存立足。按这三条标准来衡量今天的中医，还有多少？没有人去统计，只能估计，有人估计不超过3万人，我估计不超过1万，还有人估计不超过3000人。可是，中国人口是从5亿“减少”到13亿！中医是从50万人“发展到”3万人。这在中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二、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医目前这种局面？

我与费老（费开扬)探讨过这个问题，费老讲了一句话：“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导致中医目前这种局面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不是因为先长了虫，我们的米面不能吃了，而是先腐了，才生虫。中医腐在哪里？那么多年都没有腐，唯独现在腐了？党中央讲“中西医并重”，就想起腐来了？邓小平讲中医不能丢，就想起腐来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但事实就是这样。

中医腐在哪里？我认为腐在走上了一条西化的不归之路。中医的西化表现在医、教、研、药的各个方面。

先看医疗，“SARS”来了，开的是抗病毒的方子，说其中一味药——贯仲是抗病毒的。全世界有众多专家、最先进的设备、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没有研究出抗病毒的药来。嘿，中医却先出来了。这是中医吗？中医治“SARS”是这个原理吗？当然不是。中医什么时候说过中药可以抗菌杀毒？中医就是调节人体内的条件，调节阴阳、表里、寒热、虚实。通过人体内的平衡，使病菌、病毒无法在体内生存和繁殖。什么时候中药造成过病毒变异？没有。为什么？中药不杀病毒，只是调整条件达到和平共处。中医西化的例子太多了，某中医权威说中医是多靶点的，这听起来多好，中药一下可以把所有的病都治好。这还是中医理论吗？中医讲究的是病机，就一个靶点，“夫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针对病机，一枪中的。什么“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现在满天下都这么喊，真对吗？上次我在中医大学讲课，我说你把大礼堂全部摆满世界上最先进的仪器，你来测张三、李四谁生气了？这测得出来吗？不能。但中医一号脉不就知道了吗？可是到了今天中医自己也喊起“西医诊断、中医治疗”来了，中医西化到了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地步，自己开始刨自己的根了。

在教育上呢？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报告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每年毕业多少学生，具体数字不清楚，但我知道一个数字，每年中医院校毕业的95％学生不从事中医，而转行干其他的。在剩下的5％中有90％作为医药代表。从1980年恢复高考以来，当时北京中医药大学（当时称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学生分数线是最高的，到今天20多年了，这批学生中出了几个中医大家？可见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彭佩云同志讲过，我们中医高等教育几十年来基本上是失败的。我完全同意这个判断。中医教育失败在哪里？听听中医院校的校长怎样谈中医发展的方向：要有两个接轨，第一要与国际接轨，第二要与市场经济接轨。就这两条肯定培养不出真正的中医人才。现在中医大学本硕连读7年，上了四年了还没有见过《黄帝内经》。我父亲崔月犁在世的时候对中医教育的判断仍然准确：中医大学培养的学生是“两个中专生”。现代中医就是这么教育的，也是这么西化的。李今庸老先生有一个判断就是：“培养中医掘墓人”。现在喊中医西化的、现代化的、标准化的人都是中医的毕业生，都是中医圈里的人在折腾，外面就一两人而已。

在科研上呢？解放以来，国家也投了不少钱，但绝大多数“科研”都是属于追踪西医，验明中医，搞中药成份提取，没有几个真正按中医的理论搞研究的。就像陆广莘教授说的，是“研究中医”，而不是中医科研。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梦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药就更不用说了，凡是在第一线的大夫都有深切的体会，从审到批、管，哪个不是用篮球的规则来裁判足球啊。一天到晚都在弄中药的有效成分，谁说中药治病是有效成分在起作用？中药的四气五味哪去了？这些科学的理论体系被活活地砍掉了。药监局对中药的管理全部西化，没有一点中医的色彩。从药品管理法出台，前后出台了187个管理条例，用的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办法来扼杀中药。

邓老（邓铁涛)对中医药的西化归纳为“自我从属”。就是从属于西方、从属于洋人。跟在洋人后面，邯郸学步，别人的没学会，自己原来的也忘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家。我看这是对我们中医走上西化不归之路的最形象、最贴切的比喻。

除中医自身西化外，还有两大势力推动中医西化。第一个帮你的是西方国家，西方拿出大笔的钱来宣传中医的西化，只有中医中药灭亡了，西药才能成为霸主。不断地制造事端，如马兜铃酸事件、大黄事件，等等。中医用药有自己的规律和理论，讲得十分清楚和精确，凭什么中医用药得听西方的，符合西方的标准呢？在人体生命科学高峰上，中医已经攀登到半山腰了，而西医还才到山脚。他们非但不虚心向我们学习，反倒要把我们也拉下去，这不是霸权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西化的政策。从公布实施《职业医师法》短短几年查出了13万，占中医人数50％的“假”中医，我们就真的有这么多的假中医吗？没有。这是政策使然啊。几十年行医就是考不取的老中医大夫被取消行医资格、被抄家。除了政府承认的外，有几个人能同时符合师承条例那四条标准？这是用法规断了师徒传承之路。在价格政策方面，以针灸为例，在中国扎一次，原来5毛，现在5块，这是何等的低啊？看看美国多少、德国多少？中医接骨，痛苦小，疗效高，却百十元，西医手术，动辄上千。这种政策导向，想要人来学中医，实在是太难了。这么多的老大夫为什么自己的子女不学中医？人家子女说您治的病人不少于几十万人了，从医几十年了，您有什么呢？要车没有，要房也没有，要钱更没有了，有什么？您穷了一辈子，还让我们也跟着再穷一辈子？中医发展的阻力，谁来蹚开、谁来作主、谁来让中医先富起来？没有。中医不能先富起来，凭啥让年轻人来学中医？这明摆着要断中医的根嘛！就是让你没人，看你怎么发展！

教育上，潜心搞中医传统教育传承的人，会给你发医师证和毕业证吗？不给啊。山东搞中医少年班的试点，招初中生来学中医，中医药学得很好啊，毕业后很抢手，但当时经历了种种政策上的障碍，也没有继续办下来。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就没有人支持，办不下来？就是由于西化政策导致的。普及教育从来没有开设过中医的普及教育课。科研就不用说了，大批的科研经费用来弄中医的规范化，结果什么也不是。只是在用西医的东西来规范中医。

药上西化更盛，每年进口多少洋药？中国是中医药大国，有自己的中药标准，可是硬要用西药的标准来衡量它。我们应该自己拿出国际通行的中医药标准，应该是国际权威化。反应停通过了FDA，为什么？不就是钱多嘛。谁有钱，谁就说了算。只要有钱，好的说得天花乱坠，坏的也说成好的。从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以来，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上使用，其他6000多种被淘汰了，这都经过了西方科学的检验、双盲试验，还是被淘汰了，今天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中药使用了几千年了，有哪种中药被淘汰过？政策的西化太可怕了，这带给中医的是致命的伤害。

这里要着重讲讲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我原来觉得中西医结合多好，你看芭蕾舞演员与足球运动员结婚，生出来的儿子又漂亮又结实，多好啊。结果呢？让患者一考，临床疗效不行，为什么？这得从根上谈，中西医结合并不是学术的产物，而是毛泽东政治的产物。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讲得很清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革命的成功，由此推之要把西方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相结合，就能产生中国新医学。“文化大革命”中，老中医全部被送进牛棚，说是封建迷信。而中西医结合成了“中医发展的唯一道路”，“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是政治运动，这个口号就是典型的政治口号，与学术无关。学术上中西医结合是没有理论基础的，拿出来的结果不是中医的就是西医的。这两种医学怎么结合，一个是还原分析，一个是整体演绎，二者没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理论上不能结合。

为什么偏要结合？这恐怕有其他的原因了，可能是中医太难学，可能是社会上西化倾向太严重，等等。在《中医药法》草案征求意见时，很多人提到应该去掉中西医结合，但中医管理局就是不采纳，今年9月5日中医局报送的草案中依然强调中医药院校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早在1997年11月1号，我父亲崔月犁曾经给胡锦涛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西医结合不但出不了重要成果，中医还很容易简单地被西医代替，中西医结合没有什么大的创新，中医反被消灭。”这是9年以前，就已经作出的判断。当时医学三股力量，中西医结合号称有5万人，医院也挂上中西医结合的招牌，好招揽病人。实际上中西医结合的口号不能再提了，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中医就是铁杆中医，西医就是铁杆西医。二者可以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发展。费孝通老先生搞了一辈子的社会学，集一生的研究，最后总结了16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其实处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就是这样简单，不需要太复杂。为何要搞这么复杂，其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医。这是我的结论。

三、中医还能活下去吗？

中医和人一样，一定会经历生长壮老已的过程，这是必然的。任何科学都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中医应该什么时候消亡？我认为当生命科学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时，当出现一种能更贴近于生命科学规律，能更深刻地揭示生命现象时，中医会自然而然地被取代，这就是中医的寿终正寝。但是，现在远不是这种情形，西方医学对生命的认识，远比中医要落后得多。中医科学尽管已历几千年，仍然充满生机，发展前景极为宽广，应该说是正当壮年。如果现在消亡，那是夭折，是令人痛心疾首的英年早逝。如今对中医的民意，已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空前衰落的民意，正是中医空前衰败的真实反映。

那么中医还能活下去吗？我认为要活下去，要改变断代30年的局面，至少要做到三条：

第一条，所有的中医要争当铁杆中医。中医就是中医，踏踏实实地下苦功，把中医的东西学到手就已经很好了。中医有的是本事，能够治疗各种急慢性疾病，铁杆中医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根本。有铁杆中医，就有中医疗效。提高中医疗效，恢复中医声誉，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当前局面使中医难以参加到大的传染病的治疗当中去。如果还不能把中医挽救起来，再遇到像“SARS”这种大的传染病的时候，还能拿什么来抵御它们呢？

第二条，政策全面调整，把政策中所有西化的地方全部删除，踏踏实实地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医药，医教研药概莫能外。中医药的“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实质都是西化，这些口号到了该收起来的时候了。“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这个口号应是当前中医政策遵循的总方针。

第三条，全民教育。在普及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普及中医药知识，让老百姓做一个成熟的就医者，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尽量减少医患信息不对称的差距，别盲目追随西医的诊断和治疗，更不会去找假医和骗子，做到有病不要乱投医。做好全民教育就能留住中医的根，有了老百姓的相信就有了中医的不断发展。

我想，中医是否还能活下去的问题大家已有自己的答案了。这三条达不到，我看中医是死定了。就是办到了，中医的复兴也要有三、五十年的努力。邓铁涛邓老说他们是“一代完人”，这代人一死，中医就完了。前些日子焦树德焦老说，我原来以为我一死中医就完了，现在看来可能我比中医活得长些。老一代中医大家没有必要耸人听闻，这是他们的真实感受，也是他们的切肤之痛，在说这番话时，他们的心在流泪，在流血！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再努一把力，救救中医吧！

谢谢大家耐心地听完了我的真话。

－－－－－－－－－－－ 本帖最后由 moni 于 2011/9/3 14:17 编辑 www.lindalemus.com/yishi/

乡村中医出路及光明中医学员行医资格问题调研（1)(2009-07-31 00:19:41)

标签：乡村中医 光明中医 行医资格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广东农村城市化后乡村中医出路问题及

光明中医学员行医资格问题调研

盛志刚   贾  谦   甄广文

内容摘要：2005年4月，广东省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口号。近三年来，在广东省有关各部门的努力下，中医药各项事业得到空前重视和发展。而他们如何对待和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乡村医生”问题，如何处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学员的学历和行医资格问题，就突显其全国性的代表意义——广东省的一些做法，对其他省市、自治区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通过对深圳地区的几位“乡村医生”的实际调研，以及对茂名市光明中医学员“非法行医”的调研，我们认为：广东的许多做法值得全国其他地区效仿、参考，但也存在一些可以放开步伐、创造政策、引领政策的地方。在此一并提出来，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一、引  言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进入21世纪，由于在治疗一些西医束手无策的疾病上显现出来的独特疗效，尤其是在2003年“非典”（SARS)肆虐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独特治疗优势，中医药得到空前的重视。2003年10月“非典”过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主办了“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专家们充分肯定了中医药在“非典”流行过程中所做出的显著贡献。中医药的地位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提高，其内在的科学性也得到了更多的肯定。

经过近几年的积累，加上在“非典”中得出的经验教训，2005年4月，广东省正式提出了“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口号。同年9月，“广东省中医药振兴计划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华华亲自担任该领导小组的顾问，常务副省长钟阳胜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游宁丰和雷于蓝等任副组长，开始着手制订《广东省中医药振兴计划》和相应的配套政策，并具体提出了通过振兴中药产业，发展中医医疗，建设中医药强省，来促进广东省的中医医疗、中药产业、中医药科研、中医药人力资源培养四个方面水平大幅提升的具体目标。广东省的“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做法为中医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广东在中医中药方面有丰富的资源和深厚的发展基础，包括一批老字号的医药品牌、著名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以邓铁涛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名老中医。此外，广东省广大农村地区至今仍然活跃着一批“乡村中医”以及许多没有合法身份的中医。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人大多积累了相当深厚的中医临床经验，很受当地群众欢迎，而且他们的工作对现有公共医疗体系的不足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有时甚至是替代作用。如何对待这些人，是打造中医药强省的关键之一，自然是我们此次调研的重点。

所谓的“乡村中医”，是指二十世纪60年代前后，我国为了发展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弥补城镇医疗力量的不足，通过中短期培训或拜当地名老中医为师等途径，培养出来的一批“半农半医”的农村中医从业人员，也包括八十年代初李德生、崔月犁、吕炳奎建立的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的一大批毕业生。他们以中医为主，解决了广大农村群众的医疗问题。

城市化后乡村医生的合法身份以及如何对待大量的光明中医学员没有行医证问题，不是广东一个省的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颇有点典型意义。

二、 由黄炳华经历看农村城市化后乡村中医出路问题

黄炳华是一位当地很有名气的“乡村中医”。黄大夫现在的诊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塘下涌村（现在已改为社区)，全名为“黄多茹中医内科诊所”。这是由于他没能考取 执照，不得不按照广东省深圳地区的规定，挂名在黄多茹医师（副教授)的名下来行医。

黄炳华出生于1939年，今年69岁，其经历多少带有一些传奇色彩。14岁时，他身体瘦弱，其父找到当地两位中医，想让黄炳华学习中医，以便日后保命。但是，因存在抵触情绪以及对日后生计的担忧，他未能遵从父愿。大约他十六七岁时，大病一场，一年多才最终治愈。正是由于这次大病，使他开始对中医产生兴趣，走上了发奋学习中医的道路。

上世纪60年代初，正在他努力学习中医时，新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他也有幸被选入“半农半医”的培养行列。1971年，他开始在塘下涌卫生站担任赤脚医生，并进一步参加了函授大学的学习，他的中医临床和理论水平都因此得到大幅度提高，名声也在当地逐渐传开。

因为在村民中威望较高，1992年7月黄炳华被选举为塘下涌村党支部书记。后来，又到镇里担任过几任其他行政职务，为宝安地区的经济发展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出于对中医的眷念之情，退休之后，他于2002年4月开办了黄氏中医诊所，为当地居民和外来打工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他在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在肠痈（即西医的阑尾炎)的治疗上颇有心悟、疗效显著。而且，黄大夫不收诊费，从不用西药，只开汤药——纯粹的中医治疗。由此，黄大夫也成为深圳地区少数几位较有名气的“乡村中医”之一。目前，他每天接诊的病人少则三四十个，多则七八十人，在塘下涌及周边地区颇为有名，常有百十里外慕名前去就医者。

在自己开办诊所的几年中，黄炳华正好经历了我国中医 制度逐渐开始推行的过程，此外，近10年，深圳两次实施农村城市化。在这两个城市化过程中，黄大夫和其他“乡村中医”一样，也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经历了数次被取消行医资格的威胁。同时，黄大夫也和当地的其他乡村中医一起，进行了多次的上访和抗争，深圳市现行的一些稍有利于乡村中医的政策，也多少受到他们的影响。

1996年，随着深圳地区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黄炳华所在宝安区以及龙岗区农村卫生站和“乡村中医”同时被撤销。从1997年起，农村卫生站和乡村医生的证件不能续期。这些乡村医生既没有被组织起来并入城市卫生体系，也失去了受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他们不得不成为个体医疗机构的法人，找他们看病是不能报销的，但群众找他们看病的很多，一天少则三五十人，多则六七十人，有的甚至超过百人。由于证件失效，他们大多都在“非法行医”。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这种处理方法，导致当地很多“乡村中医”成为“黑户”，很多的农村卫生所也成为“黑诊所”。一旦出现医患纠纷，医生就要负全责。一些不法分子也借机对他们进行勒索敲诈。在深圳地区行政管理部门的多次“清无行动”中，宝安和龙岗两区的很多农村卫生所被强行关闭停业，药物和器械等也被没收销毁。这不仅使两个区的“乡村中医”蒙受重大损失，也使农村基层卫生网元气大伤，当地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也更加严重。

由于受到这种不公待遇，自1997年开始，当地“乡村中医”就开始了各种抗争求生的历程。他们前后找到深圳市卫生局，宝安、龙岗两区和市级的人代会，以及市政府等，多次反映情况、申述苦衷，希望政府能够妥善解决他们的问题，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但是，由于卫生部制定的政策问题，他们的处境始终没有好转。

在此期间，有关部门也多次找黄炳华先生谈话，要求他闭所停业、不再行医。宝安区行政管理部门的几次“清无行动”也殃及黄炳华和他的中医诊所，导致他的医术特长无法得到正常发挥，老有所为的恬淡生活也受到严重干扰。在这种境遇下，黄炳华也被迫加入当地“乡村中医”抗争求生的行列。

2003年10月，深圳市政府下文要求加快宝安和龙岗两区城市化的步伐。2004年4月，卫生部下发文件，批复福建、黑龙江等省在执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提出的问题，要求对城市化地区的“乡村医生”进行清理整顿，不再按原《条例》中的规定给予优惠。2005年初，广东省也开始执行这一批复精神，深圳的宝安、龙岗两区“乡村中医”直接面临被取缔的危险。

2005年10月初，黄炳华与宝安、龙岗两区的100多位“乡村医生”一起，到深圳市卫生局上访，要求允许他们继续行医。由于深圳市和卫生局的有关领导能审时度势、认真对待，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初步解决。2005年10月26日，深圳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要求宝安、龙岗两地的区卫生局在国家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妥善处理“乡村医生”的行医资质问题，使部分原有农村卫生所得以恢复营业。

但是，由于年龄等原因，黄炳华等部分当地的中医师未能考取行医执照，也没有取得最新的合法行医资质证书。这些人仍然多次上访申述，为自己争取合法的身份。由于政策限制，深圳市目前采用了一些折衷的方法，来解决这部分人合法行医的问题。例如，允许黄炳华等人在诊所聘请一位持有医师执照的人以形成合法身份的前提下，继续他们的行医历程，暂时解决了他们行医合法性的问题。这些方法虽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毕竟没有彻底解决部分确有专长的民间中医师合法身份的问题。请来的负责人也只是挂个名，承担不了任何责任，倒是人为地使黄炳华等人每年增加几万元的经济负担。

2008年2月底，黄炳华来到北京，将其有75人签名的给陈竺部长的报告《关于请求解决农村城市化后乡村医生行医资格问题的请示报告》亲自送达卫生部，由其秘书签收。内容是讲：农村城市化后，应该保持政策连续性，给原来的乡村医生以出路。结果是“泥牛入海无消息”：领导太忙，顾不上这些小事。今年5月，深圳市卫生局将黄炳华等三位乡村中医报省卫生厅，请求予以行医执照，卫生厅可能还没有顾得上处理，截至8月底付印时，尚无结果。黄炳华等当地的“乡村中医”仍然在寻求解决自己合法行医资格的途径。但是，由于国家仍然没有出台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法规，广东省也尚未制定相应的规定——他们也没有获得某种中医药政策上的自主权力，因此，广东地区的很多“乡村中医”仍然处于随时都可能被判为“非法行医”的阴影之中，他们的许多合法权利依然无法得到根本保证。

三、 深圳市现行中医政策调研

在国家政策法规出台之后，如何结合实际情况来理解和执行这些政策法规，不仅会影响这些政策法规的落实，而且对民心民意也会产生直接影响。

众所周知，远在SARS流行之前，广东省中医院就在邓铁涛老教授建议之下，组织全院中医重温四大经典。因此，SARS爆发时，广东省中医院才应对自如，取得巨大成绩。我们在采访深圳市卫生局之前就已了解到，深圳已经按省中医局部署，市卫生局分管中医工作的江捍平副局长亲自编写教材，轮流对深圳各医院的中医进行培训，让他们重新温习四大经典，提高中医理论水平。

由于江捍平副局长到外地出差，我们直接采访了中医处廖利平处长。廖处长毕业于江西中医学院，早年在基层医院工作过。据他介绍，深圳地区医务人员五万多人（包括护士、药房等二线人员)，中医从业者约占10%。在中医从业人士中，中医师约有3500人，其中在编人员约1500人，聘用人士约2000人。而深圳地区具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包括“乡村中医”)的具体人数，卫生局目前还不太清楚。而据我们了解，仅宝安、龙岗两个区尚有乡村医生140余人。

另据廖利平处长介绍，现在深圳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各社区医院在中医药方面尽快实现以下六大功能：

（1)中医治疗功能：每个社区医院至少配备一位中医主治医师，以便开展有关服务；

（2)实用技术功能：每个社区医院选拔一人进行培训，掌握中医的针灸和按摩技术；

（3)名老中医服务功能：请名老中医送医下社区医院，定期到社区指导工作；

（4)高级医师治疗功能：要求各大医院的中医主治医师必须分期、分批进社区服务；

（5)科学普及功能：普及中医养生知识进入各个社区，提高居民的养生保健水平；

（6)……

但是，要真正完成这些功能，在人才和物资资源上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目前深圳市有600多个社区医院，但只有200多个配备了相对合格的中医师。不过，这没有考虑原有的“乡村中医”力量——在采访中廖处长也没有提及将来是否会考虑这股力量的问题。

此外，对中医药未来发展的问题，廖处长也谈了一些具体看法。他认为：国家的政策导向是最为重要的——国家应该制定一些更有利于中医药发展的政策和法规；此外，在资金的投入，法律的保障和资源的配置，以及在传统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国家也应重点倾斜、大力支持……从交谈中不难看出，廖处长对中医事业充满热爱之情，对中医药的未来发展也较有信心。

之后，我们又采访了宝安区卫生局主管中医工作的廖欣副局长。廖副局长本科毕业于贵阳中医学院，在中医研究院北京西苑医院获得硕士学位（导师是闻名中医界的赵树仪教授)。据廖副局长介绍：宝安区现在有10家公立医院，其中一家是中医院。这家区级中医院在中医康复方面做得较好，大部分采用中药来进行治疗调整，预后也相当不错，很受当地群众欢迎。但是，目前采用纯中医治疗的医院很难生存，中医专业毕业的学生也很难靠中医药维持生计。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

廖副局长还介绍说：深圳地区目前对国家《 法》不予承认的老乡医采取了折衷的方案，这些人可以聘请一位注册医师在自己开办的诊所挂牌，以初步解决他们合法行医的问题（这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临时解决方案)。此外，廖副局长还对中医药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希望国家能通过专项拨款来扶持中医院的发展。现在深圳各医院的经费60％来自国家拨款，其他40％还要靠各医院自己来解决。而区中医院在编人员的费用虽然有75％来自国家的拨款，但运营资金还是相当有限的。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如果不进行重点扶持，中医药的发展很难实现明显的突破。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特地询问廖副局长宝安区是否有医术较高的民间中医，她首先提到了塘下涌村（社区)有位姓黄的中医大夫较有水平，并说很多人都找他看病。由此可见黄炳华先生的医术在当地还是颇有名气的。

乡村中医出路及光明中医学员行医资格问题调研（2)(2009-07-31 00: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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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茂名市光明中医学员报国无门

我们党曾经提出过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也就是说要发展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李德生、崔月犁、吕炳奎等为了发展中医药事业，组建了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即后来的北京光明中医学院，先后培养了近11万名毕业生，迄今尚有三四万光明中医学员在行医，且其医术一般都比较高，得到群众认可。光明中医学员都是在经过试卷密封、监考严格、法律公证的考试合格后发放的毕业证，证书上写明在法律上有效（参见本分报告集170页)。国内有些地区的政府部门承认其学历，当地的光明中医学员大多都拿到了 证。但是，一些地区至今不承认光明中医的学历，迫使很多人仍然在“非法行医”。考虑到广东要打造中医药强省，自然其光明中医学员是必不可少的一股力量，为此，我们到广东省茂名地区了解光明中医学员的执业情况。结果发现，广东还没有承认光明中医函授大学毕业生的学历，这些学员绝大多数还没有拿到行医资格，换句话说，广东在打造中医药强省的工作中，还没有充分发挥光明中医学员的作用。换句话说，广东省还没有来得及利用这一大笔财富。

光明中医广东分校茂名辅导站成立于1985年下半年，一直活动到1998年。该辅导站共有学员1518人，中途停学305人，毕业的共1213人。现在获得行医资格从事医疗工作的有102人，另外1111人都没有获得行医资格，他们大多数都在“非法”行医。

打造中医药强省靠什么，主要不是靠中药企业有多大，有多少，而是要看中医人才有多少，他们的的医德医术有多高。茂名不少“非法行医”的光明中医学员都身怀绝技，甚至大医院的大专家教授要家属“处理后事”者，都由他们给起死回生了。这不是个案，而是有数不清的案例。

杨文先生是茂名市委宣传部干部，也是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广东分校五个优秀生之一，被任命为茂名辅导站站长。尽管杨文出身中医世家，又是光明中医函大优秀学员，却拿不到行医证，但其医术甚高，周边各县患者到处请他。例如，茂名市人民医院某职工的儿子陈强，患慢性骨髓炎，经正规医院治疗10多年，花钱无数，毫无效果，医院最后提出截肢，家属不同意，遂请杨文前往诊治，一剂见效，30余天彻底治愈。随访10多年再未复发，免其截肢痛苦。又如：某老太太患老年筋骨痛证，不能动弹，睡着拉屎拉尿，转身即痛，请三位教授诊治，毫无效果。杨文诊用药一剂，次日晨便能下床走动，仅服二剂中药，彻底解除痛苦，仅花钱17元。

黎伯伦先生也是中医世家，他在高州根子医院药房工作，光明中医函大毕业后还不许他坐诊。然而，医院其他医师看不好的病也找他，就在药房为患者诊治，费用全部上交医院，也为医院赢得了荣誉。如，某患者胃气上升40多年，四处求医，大医院专家、教授都诊治过，服药40多年，疗效全无，遂慕名请黎伯伦诊治，仅服药五天，彻底治愈。黎伯伦对不承认光明中医学历、没有行医资格想不通，上书中央，请求解决。这原本是正常反映情况，下面应该设法解决，然而高州卫生局的答复难以令人满意：一则指责黎伯伦越级上告，二则指责黎伯伦在医院为患者诊治是非法行医，三则警告他不许再非法行医。尽管卫生局的答复实在不很高明，总算是在“照章办事”，还没有把他当“衣食父母”。

杨永先生是光明中医函大89级毕业生，由于学历得不到承认，在茂名市中医院内部也不准坐诊，只能做些挂号之类辅助工作，然而其医术同样很高，不少患者找到家里请其诊治。例如：某人患急性膀胱炎，尿点滴，小腹疼痛难忍，在广州大医院经CT诊断为前列腺炎，开价2000元，自感药费昂贵，即乘车回茂名市中医院找杨永诊治，服药仅一小时多，痛楚立止，小便正常，服中药三剂，应手而愈，仅用10多元钱药费。

其实，茂名不仅有一批光明中医学员，还有一些自学成才的民间中医，如谢卓邦先生。他治疗癌症和疑难杂症颇为有效，也没有行医证，他自制的丸散膏丹也屡遭查抄。

五、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1．“乡村中医”是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农村缺医少药，我们党把农村一些青年培养成“半农半医”，70年代改称“赤脚医生”，80年代又称为“乡村医生”。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培养教育下，从防疫保健直到能够防治常见病、多发病，甚至攻克疑难杂症。乡村医生大多生存在各地农村医疗网的最底层，他们用毕生的精力为广大农村群众防治疾病几十年，曾经为我国的医疗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目前也仍然是基层群众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在深圳，“农村城市化”把他们的行医执业资格剥夺了。但是，政策总有个连续性，总不至于解放了，进城了，为自己做出过贡献的农村的黄脸婆就没资格再当妻子了。尤其是，我们今天中医后继乏人，有这样的中医人才，我们为什么不用！如何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怎样帮助他们摆脱目前的困境，已非局部和个案问题，有必要引起各级卫生部门特别是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否则，大力继承和发展中医药、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就可能成为空谈。

自2005年4月广东省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的口号以来，一些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已经意识到解决“乡村医生”生存问题的重要性，像深圳已开始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这一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就深圳而言，目前公共医疗所能提供的中医服务还是相当薄弱的。相对于90%的西医从业人员而言，中医只占10％（这一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即使在这10％之中，多数也没有用纯中医中药来治病。如果能充分发挥“乡村中医”等民间中医的作用，就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深圳中医的这种被动局面，而且还可以为广大的基层群众提供更多价廉质优的医疗保障。不言而喻，这无论对深圳地区的社会和谐或者经济发展都将是极其有益的！因此，农村城市化后如何解决乡村医生的出路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期待深圳能够做出榜样。

2．光明中医学员是建设中医药强省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看到，光明中医函大广东分校，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为广东培养了一大批能临床、能实战的中医大夫。我们两次调研，见到10多位光明中医学员，个个身怀绝技，人人受到患者欢迎和尊敬。光明中医学员等民间中医未受太多的西医影响，保存了许多中医药的精华，更应该受到关注和扶持。这是广东省打造中医药强省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不成熟的几点建议

1．争取作为中医药发展的特区

2004年3月底，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兼广东省中医局局长彭炜主持论证会，研讨如何把广东打造成中医药强省。贾谦在会上提出：深圳原来不过是一个渔村，小平画了一个圈，深圳成为特区，允许其在法规政策上有所突破，深圳发展起来了，成了全国的榜样。广东要成为中医药强省，就要向中央申请，给广东省画一个圈，成为中医药特区，按照广东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中医药政策法规，三年五年之后，广东省就会成为中医药强省。

特别是，韩启德副委员长2006年11月在视察广州中医药大学附院时的讲话指出:“遇到什么问题，就去破什么规矩。不要被这个规矩牵着跑……要去引领政策，创造政策。”委员长的讲话为广东打造中医药强省打开了思路。

想当年，有人敢于为改革而犯错误，也就是说，敢于突破规矩去创造政策，这才有了深圳的经济发展；今天，为了打造中医药强省，我们相信，只要省里放权，就有人敢于设法解决城市化后乡村医生的出路问题，就有人敢于为光明中医学员发放地方粮票的行医执照？！各地区就会找到自己发展当地中医药的合适政策。就会解决当地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不再出现“掏光了患者口袋再把他宰了”的医患紧张关系。

我们也特别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各地划出几个省市、若干个地级市，甚至一些县，作为中医药特区，允许他们自行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地方法规政策（包括医师执业资格等)，不一定非要一丝不苟地执行卫生部的既定政策。几年以后再行总结比较，予以推广。我们认为，广东省有中医解决SARS的成功经验，有以邓铁涛教授为首的一批中医专家，广东完全应首先成为中医药特区之一。

2．不拘一格降人才

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特别是中医药发展迅速，诸子百家如雨后春笋，关键在于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西医“一花独放”难以成春。只要给中医松绑，给民间中医宽松的环境，中医药必将成为保障13亿人健康的主力军，而非今日之西医医佐。

有关中医药的法律法规都是在民族虚无主义、外国月亮圆的思潮下制定的，无论是 法，还是药品法，都违背了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都不利于中医药发展。

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创造了“个人知识”一词，从而使知识不再被看作具有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认的客观的性质。对中医药学来说，其本身就是难以被西方学术言传的“个人知识”。按照波兰尼关于知识的理论，中医药知识在性质上属于意会知识，因此，更适合于手把手的言传身教，师徒传承，使之领悟。院校教育肯定是有用的，但决非是唯一的，更不一定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中医适合家传、师徒传承和自学，而西医很难做到这一点。由此出发，我们一再建议国家，在这里也建议广东更加重视这一部分中医人才，不要以为只有中医药大学毕业的才是中医，许多乡村中医水平远高于院校毕业生。而且，也要看到民办中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水平不亚于32所正规院校毕业生的水平。所以建议广东尽快承认光明中医学历，为其学员发放行医证。也建议广东允许成立民办中医院校。只有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医才会振兴。广东也才能够尽快成为中医药强省。

近年来，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都不断强调要大力发展中医药，并尽快使它能在建设各地基层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中发挥支柱性作用。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尽快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而且也是为了大大减轻国家的卫生财政负担，使国家目前有限的卫生投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此，我们呼吁中央各有关部门、各级政府和全国的医学院校，不要囿于业已滞后的既定政策，而是拿出实际行动，切实重视中医药的未来发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求早日出现一个中医药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北京石家庄农村中医发展问题调研（1)(2009-07-31 00: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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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家庄农村中医发展问题调研

盛志刚  仲海亮  贾  谦

内容摘要：二十世纪70年代，虽经“文革”之乱，我国农村的卫生保健体系曾覆盖了80％以上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实现了农村的初级卫生保健。这一覆盖率居当时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先水平。在这一历程中，中医药作为主要医疗科技要素起到了支撑性的作用。但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否认中医的科学性，导致中医药被严重边缘化，我国卫生保健体系的覆盖率出现严重倒退，广大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无法得到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尤其是广大农村，9亿农民已有80％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这不仅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严重阻碍了民族素质的提高。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又如何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呢？本文在调研了北京郊区和河北农村的一些中医诊所和中医师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思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一、前  言

历史上，中医药（包括我国各民族的传统医药)曾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一直是支撑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主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中医药曾经作为主要医疗卫生要素之一支撑了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但是，由于近年来片面模仿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模式，加上我们的一些部门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致使中医药被严重边缘化，无法在农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健康保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已经导致我国80％的农村居民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处于严重的缺医少药状况。

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在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份考察报告中，就把中国二十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合作医疗”（指在农村的集体经济所有制下，农民依靠集体力量创办的生产大队卫生所，培养半医半农的“赤脚医生”，购置基本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上免费的医疗服务等)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在当时中国农村的这种合作医疗体制中，中医药因其“简便廉验”的优势而起到了支柱性的作用。

当时，城镇地区的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曾经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实现了农村大多数人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国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在《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与决策》这部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的著作中十分自豪地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前任总干事马勒博士，曾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中国当时的卫生保障制度曾经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这种情况被严重逆转。在2000年6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WHO)第53届卫生大会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改善绩效》中，首次选取三项总体目标来评价各国卫生系统所取得的绩效。这三项总体目标分别是：

1．对健康状况的改进度；

2．对人群期望的反应性；

3．对财务负担的公正性。

在对全球191个WHO的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量化评估之后，《报告》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其中，对中国的几点结论令人十分震惊：中国在“卫生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位居越南、尼泊尔等国之后，排名第188位——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被排在最后（倒数第四)，被列为“卫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向被人们认为是“贫富差距极大”、“分配极不公平”的人口大国印度，却排名第43位，远远超过中国而位居世界的中前列。

在短短的20年之中，中国的卫生绩效竟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两种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评价。这一结果令人十分吃惊！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发之后各地医疗卫生部门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广大农村卫生所也向城市大医院学习，泛用西医的化验和仪器检查等手段，大量使用西药，“简便验廉”的中医药被严重排挤、弱化，甚至被一些部门的当权者认为是不科学的。由于中医药无法正常地在农村人口的健康保障中发挥作用，致使农村的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令一般农民难以承受，最终导致80%的农村居民缺医少药、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这种状况也波及到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使不少城镇居民也难以得到正常的医药卫生保障。近几年这一问题日趋严重，已引起我国政府高层的密切关注。

近年来，几届中央领导都已认识到发展中医药的极度重要性，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促进农村中医药的发展，以求逐步解决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但是，这些政策法规究竟落实得如何？目前农村中医药发展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乡村中医师的境遇又处于什么状况？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都切实了解吗？下面，我们通过两个较典型的例子来反思这些问题：一个是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乡村中医卫生所，从他们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窥见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被城市化地区近年来的中医发展状况；另一个是一位河北省某县城里的个体中医师，从他的亲身经历中不难看出改革开发后我国农村中医师的遭遇。从这几个实际例子，我们可以较直接地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中医药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以及农村中医从业人员的生存困境。

二、 北京市一家乡村中医卫生所的发展历程

西黄村地处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西黄村周围的居民原来大多数都是农民，主要从事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的生产。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北京市的快速扩展，使这里逐步城市化，大多数当地居民都农转非了。但是，西黄村居民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在很多方面还与农业有关。除了首钢和北方工业大学等国营单位的职工外，很多居民没有城市职工那样完整的医疗保险。村民们的收入普遍不是很高，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无法负担起目前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生病之后都喜欢到村里的这个中医门诊部来看病。

西黄村中医门诊部的全称是“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中医门诊部”，也称为“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站”。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笔者对西黄村的这个中医门诊部很早就有一些了解。他们的中医治疗水平较高，先后吸引了不少患者到此来看病。现在，这个中医门诊部的负责人是蔡玉岭先生，他同时也担任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站长。1968年蔡玉岭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务农，迄今他已在基层工作38年了。对几十年来西黄村和周围地区卫生事业发展的情况，蔡玉岭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通过他的经历，我们可以对中医在基层卫生组织中的情况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

据蔡玉岭站长介绍：解放初期，由于执行了党的中医政策，坚持面向广大工农群众、面向农村的卫生方向，西黄村的中医药事业开始得到大力发展。解放后不久，当地几位个体中医大夫响应国家的号召，自筹资金成立了西黄村中医联合诊所——就是现在这个八大处中医门诊部的前身。后来，石景山卫生局又分配了几名中医学校的毕业生到这里工作，增强他们的技术力量。当时，诊所在业务上由区卫生局主管，经济上实行单独核算。由于技术力量较强，每位医师又认真负责，这个诊所成为当地居民卫生保健的重要依托之一。人民公社成立之后，这个诊所在行政上划归当地生产大队管理，先后更名为大队卫生所和乡医院等。当时，石景山区共有12个大队卫生所，每个卫生所都有从医人员3～10人。在这12个大队卫生所中，有4个是中医卫生所。但由于中医药的价廉效显，其他的几个大队卫生所也都配有中医，日常治疗也基本以中医药为主。当时，这些卫生所开展“三土四自”、“一根针一把草”，充分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的优势，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提高当地居民的健康水平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到二十世纪60年代，以这些卫生所为基础、以区级医院为依托，基本形成了村、社、区三级卫生医疗网，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区”，基本上解决了当地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当时，这些卫生所还承担着当地教师、公安、街道等部分国家干部的公费医疗和附近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合同医疗及所管辖村庄的农民和居民的防病工作，工作量相当大。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80年代初。其间，除了文革初期受到了一段时间的冲击之外，这种初级卫生保健网基本上覆盖到当地绝大多数的居民。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各级卫生部门开始大力追求经济效益，对那些经济效益较差的各级医药部门进行了调整改制，农村卫生所也被大量压缩淘汰。在近年来改制的浪潮中，对比当地的其他几个大队卫生所，西黄村这个中医门诊部可以说是一个幸运儿。石景山区原有的十二个大队卫生所，在转制过程中只有两家转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站。一个以西医为主，另一个就是西黄村这个中医门诊部；其余十个大队卫生所，在改制后均已不存在了。在被淘汰的十个大队卫生所中，有六家已经把中药饮片斗子等器具卖掉，改行从事其他的工作了（如原来的黑石头卫生所，几位中医就回乡务农了)，另外几家则自然消亡了。

西黄村中医门诊部之所以能生存下来，一方面是因为蔡玉岭和他的同事们热爱中医药事业，在多年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中医为主的方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在改制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文化大革命后，他们这个门诊部的老中医和中医学校分配来的学生都相继离开，留在这里工作的就剩下几名乡村医生了。为了生存下去，他们采取了“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走出去”，就是把门诊部的乡村医生派出去进修，参加各种中医成人教育学习班，并取得相应的学历，培养成为业务骨干；“请进来”，就是请进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医研究院知名教授和专家来门诊部开设门诊。因此，近几年这个中医门诊部治疗了大量的疑难杂症，中医的声望也由此远近闻名。

由于坚持了中医特色和自力更生精神，这个门诊部的业务蒸蒸日上——从原来的一所破庙，发展到现在近900平米的门诊面积。他们目前不仅有自己的中药制剂室，而且中医的日门诊量达到了150人以上，在本地区名列前茅。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看到，有些知名的中医专家在他们这里出诊时，一个人半天的门诊量就常常达到30人以上。现在，这个中医门诊部已经被批准为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和医疗保险定点机构。

据蔡玉岭先生介绍：石景山区目前只有一家由原来的综合医院改建的中医医院。由于中医实力较差，疗效也不明显，多年来这家医院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类似的情况在北京的其他区县也普遍存在。目前，一些中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的中医科、针灸科的医生，由于不受重视，加上奖金低、福利少，工作起来缺乏动力，往往看病不号脉，开方不辨证，依病人要求开药处方；扎针如栽葱，起针如拔草，根本就不讲手法，因而疗效很差，得不到病人的信任——这不仅大大降低了中医的威望，而且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未来发展。

石景山区目前成立了十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医的。在这些卫生服务中心下设的四十个卫生服务站中，只有3个是中医为主的。国家一直提倡的“中西医并重”，在这里成了“重西轻中”。从人才资源上说，人才补充是基层卫生组织发展的根本保障之一。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石景山区的各个基层门诊部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基本就没有中医院校的大学毕业生分配来这里，上级也没有吸引人才到这里来的相应政策，已经形成了中医药事业在基层后继乏人的危险局面。此外，过去在这里为广大农民服务的主要是当地的乡村医生。他们大部分是师父带徒弟出身，有一技之长，在多年的医疗实践中为当地农民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自从实行 法以来，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因为该法未能顾及乡村医生的特殊情况，也没有相应的过渡办法，完全是一刀切——只有通过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才能成为合法医师，否则就是非法行医，就要被一律取缔。这样就使得一大批基层中医人员失去了行医资格，使原本就人才匮乏的基层中医诊所更加后继无人。这样的政策符合中国的国情吗？下面我们通过蔡玉岭先生的亲身经历来看看这个问题。

蔡玉岭在1968年中学毕业后，响应国家的号召回乡务农。由于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不久就成为生产大队培养的赤脚医生，到西黄村卫生所工作。1969年，蔡玉岭开始随师学习中医，不久之后成为一名乡村中医。在多年的从医实践中，蔡玉岭深深体会到中医学的博大精深。经过刻苦努力，1983年9月，他考入了北京中医药大学函授大专班。经过四年多的系统学习，他掌握了中医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1987年毕业之后，由于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理论，他对中医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这些年来，他结合临床实践，不断学习中医的各种知识，中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目前已成为八大处中医门诊部的业务骨干。但是，由于近年来实行的全国医师资格考试过分偏重了西医知识的考核，很多规定不符合基层医师的实际情况，蔡玉岭虽然几次参加了有关的考试，但至今仍然未获得 证书。蔡玉岭在这方面的遭遇是非常典型的，他周围的很多人也有类似的经历。这中状况无论对个人或者中医药事业都是一种极大的遗憾。据我们了解，他的这种尴尬境遇，在全国其他地区的中医师身上也是较普遍的。

从西黄村中医门诊部和蔡玉岭站长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目前中医药事业在我国的基层卫生组织中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至少应该说是支持不力的。他们这个中医门诊部虽然依靠自力更生得以生存下来，但是如果没有上级领导的重视，是很难得到资源、人才和政策保证的。众所周知，人才和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基层中医出现严重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实在是令人忧心忡忡。这样的局面对中医药的未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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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石家庄农村中医发展问题调研（2)(2009-07-31 00: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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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执法人员素质低下，陈计存医师横遭磨难

几年前我们就听说了河北省赵县有一位医德医术颇高的陈计存大夫，他是当地有名的年轻中医。在“非典”流行时，他曾向国家献方，其献方曾被登载在国家防治“非典”的有关媒体网站上。后来的几次交往，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他的许多与众不同的个人经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特殊经历，引发了我们对赵县中医药发展状况、以及对当地的个体中医目前处境进行调研的兴趣。

我们不妨先从陈计存大夫的个人经历入题。虽然其个人经历带有较大的特殊性，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各地一些中医师的遭遇。这些遭遇与国家的政策法规有关，更与地方的干部素质直接相关——毕竟我们的政策法规在制定发布后，都是由各地的有关政府部门来具体执行的。

因为父亲也是一位中医师，陈计存很早就接触过中医知识。但是，他入校学习中医，是在文革后各省（市)恢复中医培养制度时才开始的。1978年，陈计存考入河北省中医学徒班（大专)，系统学习了中医的基本理论。1981年取得大专学历后，进入赵县县医院从事中医工作。1985年他又考入河北中医学院函授班（四年制)，1989年获得毕业证书。因为这些学习经历，他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中医药学基础。在1984年10月，他被调到赵县中学担任中学校医，此间他取得了中医 的行医资格。

陈计存医师的个体行医历程是从1987年开始的。由于在中学医务室接触的病例种类太少，1987年4月，陈计存提出辞职申请，得到中学领导的批准，由此开始了私人行医的历程。由于他看病认真、疗效较好，又经常深入到周围的农村给当地的农民看病，他的医术迅速提高，名气也越来越大。

1989年下半年，赵县卫生局换了新领导（因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各地都大幅度地调整了各级干部)。但令人未曾想到的是，赵县的个体医生由此开始了他们的噩梦。如果从1989年开始算起，第一位上任的局长是董局长，他在位的时间是1989年～1993年。董局长在位时本人较少过问个体医生的事，而主要由与他同时在任的第一副局长的付局长来过问。到任后不久，付局长就开始敲诈勒索个体医生，还经常向个体医生索要财物。例如，他曾经多次对陈计存医生说：你要一辈子管我的烟酒。从此开始，赵县卫生局开始了对当地个体行医者的大量非法收费历程。

董先生走后的第二任局长是高局长，他在位的时间是1993年～1996年。这位局长的外号叫“高三光”（吃光、喝光、用光)。与他的前任不同，高局长开始直接过问个体医生的具体事务。上任后不久，他就发布多个文件开始对当地的个体医生大量收费。其中，最有名的是被当地个体医师称为“高局长第一号文件”的东西。其主要内容就是将当地个体行医人员的行医执照全部没收，听候处理（等待卫生局收费)。在没收了个体行医人员的行医执照之后，只要这些行医者给人看病，就会被卫生局的有关人员扣上“违法行医”的帽子。陈计存等人分别为此上交了数千元不等。

高局长走后的第三任局长是赵局长。这位局长在位期间（1996年～1998年)，是个体医生相对较平安的几年。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我们没有进一步了解到有关这位局长的其他情况（比如说为赵县卫生事业办过哪些实事？)，但他确实没有给当地的个体行医者留下太多的怨言。对比当时的其他几位局长，这应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赵局长走后，上任的局长是刘局长（1998年～2000年)。这位局长与前述第一任局长董彩文类似，在位时较少过问个体医生的事，而主要由当时的主管副局长兰全兴来过问。这位兰全兴副局长，就是《燕赵都市报》1999年6月10日报道提到的那位赵县卫生局的主管副局长。这位副局长在位期间，干了大量坏事。由于他的倒行逆施，引发了一场惊动河北省纪委的法律纠纷。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由于连年的乱收费，而且种类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赵县个体医师们的怨声载道被《燕赵都市报》的记者知道了。1999年6月10日，燕赵都市报头版登出了一篇“新闻聚焦”：《收费连白条都不打——赵县卫生局竟如此执法！》。在这篇“新闻聚焦”中，记者报道了河北省赵县卫生局对本县个体诊所乱收费的一些违法事实，并报道了几位当地医师在采访中反映的情况。陈计存就是被采访者之一，只不过在这篇报道中他是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诊所业主出现的。

《燕赵都市报》的这篇报道引起了赵县县委和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县委书记李屏东，县长王俊林等人分别在当日报纸上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抓住这个典型事例一查到底。后来，赵县纪检委也组成专门的调查组，首先对报纸提到的县城柏林街的十几家医疗诊所进行调查，认为报道属实——卫生局的确存在一些执法不严、执法违法等问题。由此看来，省报的报道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久之后，《燕赵都市报》又报道了赵县卫生局虚心接受舆论监督，对全县医政执法进行整顿的消息：“（赵县)卫生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对医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五项具体的措施，并开始给县城的一些诊所补送财政票据……”，“赵县主管副县长李彦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且不论向医疗诊所收费合理不合理，卫生局坐收坐支就已经违反了财政纪律。如果有人不打条就乱收费，就有中饱私囊的嫌疑。对此，卫生局也正在调查，不管是谁的问题都要一追到底”，等等。这些报道都说明，赵县县领导对卫生局乱收费的问题还是相当重视的，并派人进行了调查核实。

1999年7月，在新闻曝光的一个月之后，赵县监察局对兰全兴等人进行了处分——撤销其卫生局副局长（7月22日下发了文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到两个月之后，几位受处分者就开始对有关的个体行医人员进行大肆报复。9月8日，当地卫生执法部门的一位干部郭曙光，带着五十多人到陈计存等人的诊所实施强行抄家。他们借口说陈计存等人属于非法行医，强行将陈计存诊所里所有的医疗用具和药品全部抄走，并罚款壹万元。然后，他们让陈计存等人于9月23日到赵县卫生局去进行陈述和申辩（为此他们开具了有关的申辩通知和罚款收据)。对此，陈计存等人当然不服，决定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力。9月中下旬，陈计存等人联名到赵县法院起诉赵县卫生局，控告卫生局干部的多项非法行径（包括乱收费、乱罚款和强行抄家等)。但是，事情后来的结果让人有点啼笑皆非了。

在当代的中国，人情的影响经常令人难于想象（有时甚至可以淹没法律)。由于知道自己违法行径的严重性，刘局长和兰全兴等人开始托人找陈计存等人，哀求他们撤诉——不然卫生局的多位领导都要被撤职查办，那样他们一辈子就彻底完了。他们前后托陈计存等人的多位亲友来说情，请求陈计存等人原谅他们的不端行为（关键是要撤诉)。可能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也可能是经不起说情亲友们的车轮战，陈计存等人最终撤诉了。但是，我们在此是否应该问一下：是不是只要当事人撤诉了，任何犯党纪国法的事情都可以不追究了？这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精神相符吗？

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年之中，赵县卫生局的执法部门到底非法乱收了多少费用，我们已经无从查起了。而全国其他的一些地方在近几十年里难免也存在类似的现象，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为什么这种腐败行径在赵县等地可以明目张胆地存在长达十年之久？而且目前全国的其他地方是否仍然还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类似的腐败现象？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熟啊——我们不能忘记：当年国民党政府就是因为腐败而走向灭亡的——如果不彻底清查腐败，我们就有可能步其后尘。

经过多次抗争之后，从2000年起，陈计存等当地个体行医者总算赢得了自己的基本权力，开始能够在一种相对安定的环境下行医了。但是，近年来他们的处境（尤其是中医的)究竟如何呢？他们面临的主要困难又是什么呢？为此，我们到当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赵县是河北省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较落后的地区（属农业大县)，总人口目前为55万，耕地面积约78万亩。全县共有281个行政村，在册的大小诊所共有四百多家，其中中医只有15家（仅有10个行政村设中医诊所)。赵县县城的人口目前有十几万人，县城内有各种诊所八十多家，其中中医诊所仅有5家。为了较全面地了解情况，我们不仅到陈计存大夫的诊所进行了考察，而且对当地的几家中医诊所（包括一家农村的诊所)和县中医院也进行了实际调研。

在调研中发现，当地中医师和就诊病人反映最多的主要是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中西医发展极不平衡，政策对中医的关注太少。这直接导致基层的中医药人才严重匮乏。十几年前，这里几乎每个村都有一两个中医可以给村民看病，现在都没有了（退休、去世，又没有新中医人才来补充)。在县中医院，我们了解到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情况。近十几年来，县中医院共分配来二十多个中医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包括大专生和本科生)。但是，这些原来学中医的学生现在大多数都能上手术台了。经询问，医院的医务科长冯京居大夫告诉我们：由于中医看病的收入实在太低，每天就几十元的草药费，这些大学生都改行考了西医的 ，并到省里或者京城的大医院参加培训，成了西医外科、内科都看的“中西医结合大夫”，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都能做开颅手术了。呜呼！在县城中医院里中医的人才都被如此糟蹋，乡村里中医人才的处境更是可想而知啊！

第二，中西医收费差别很不合理。同样看好一个病，西医收费大约是中医的5～10倍，甚至更多。如治疗痢疾，中医治愈只需要30～50元，而西医治愈需要500元左右。再如治疗盲肠炎，中医一般只需要几十元即可治愈，而西医则可以达上千元、甚至数千元。由于当地的中医越来越少，而西医的收费又越来越高，导致许多村民看不起病。到烟家寨调研时，就听到当地群众有“三不起”的说法：看不起病（医疗费太贵)；上不起学（交不起学费)；办不起事（各级部门盖公章的收费太高)。

第三，对中医师行医资格的管理政策极不合理。目前所有的中医资格考试，几乎都向西医的标准看齐（而西医的标准大多都是学欧美的)。非学院毕业的学生，如祖传、师承和自学的中医，国家都不允许他们行医。此外，所有的中医 都只能在其注册的那家医院里给人看病，如果到外面给人看病即属非法。这完全没有考虑到中西医的差别——西医往往离不开他们常用的各种诊断仪器和分科配合，但中医师却可以靠个人来解决诊断和治疗的问题。如再考虑到目前中医人才的严重匮乏，这种规定更为中医人才缺乏的困境雪上加霜。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之外，我们还了解到其他一些问题。如当地卫生部门对基层的中医很少进行培训，政府对中医的扶持不够（如是否可以发给诊所一些中医饮片机，切片机等)，较好的中药材（道地药材)很难买到，等等。此外，由于国家政策和宣传的偏向，近年来部分群众对中医已经开始冷漠，不太相信中医的疗效。这些都是制约中医发展的重要因素，应该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

四、结论和建议

近年来，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中医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逐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促进中医药的发展。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或部门利益，或积重难返，导致基层的中医药发展依旧在走下坡路——我们的调研结果确实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状况如果再继续下去，不仅我国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无法及时建立，而且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近一段时间，我们又听到了一些“反中医斗士”的喧嚣声。虽然他们没有达到目的，但他们也并非没有一点市场。著名的“反中医斗士”王澄在他的《写给中医学院和中医药大学青年学生的一封信》中就公开指出：“我和中国大陆的大学校长们，以及比他们更大的官都有过接触。我发现他们心里好明白。他们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多，接触广泛，很容易接受我的种种意见，和我很能谈到一起。但是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大陆只能做不能说，只能暗中给中医下绊子，不能公开反对中医。因为中国的旧文化势力太大”。他讲的这些东西并非没有一点根据——很多中医药大学早就有明显的西化倾向了。我们的教育部门或卫生部门完全可以做一个调查：看看我国能完整坚持中医方向的中医院校到底还有多少？是否也有像赵县中医院那样，把中医师培养成能做开颅手术的“全科”医生？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尊重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中医人才的培养几千年来主要靠家传、师承和自学，不要认为院校毕业的才能考中医师，不要用西医标准衡量中医。建议尽快制定中医医师法，解放中医。

大力发展中医药，尽快使它能在建设农村新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中发挥支柱性作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尽快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而且也将大大减轻国家的各种卫生负担，使国家目前有限的卫生投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各级政府和全国的医学院校都尽快拿出实际行动来，尽早做到还中医于民、切实重视中医药的未来发展，让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居民早日受益、常保安康！

不应限制执业地点（1)(2009-07-31 00: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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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限制执业地点

张晓彤  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一、现有法律法规对 执业地点的规定及存在问题

1．《 法》1规定， 由县级以上卫生部门注册，并颁发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2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3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办理变更注册手续。4但《 法》未对“执业地点”的含义进行界定；也未有条款明确规定禁止异地执业。从法理上说，法无明文规定禁止即合法。因此，可以推论《 法》是允许异地执业的。

2．《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5规定，执业地点是指医师执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登记注册的地址。6又规定，医师执业地点在两个以上的管理规定另行制定。7单从这两个条款看， 可以在两个以上的医疗机构执业，即允许兼职。但《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同时又规定，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变更执业注册事项的，除依照前款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外，新的执业地点注册主管部门在办理执业注册手续时，应收回原《医师执业证书》，并发给新的《医师执业证书》。8这表明 执业只可以在同省的两个以上的医疗机构兼职。如果是跨省，则在办理变更执业地点的注册手续时，其原执业证书将被收回，重发新的执业证书。因此，该规定实质上是不允许医师跨省执业，而《 法》未有明文规定禁止异地执业，因而该规定有超越《 法》之嫌。

3．《 法》和《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均规定，境外人员的注册和执业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9这表明根据《 法》和《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的规定只适用于中国医师。根据《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10外国医师来华行医可以受聘多个单位，11而且这些单位可以在不同地区。12外国医师来华行医的注册地为设区的市以上卫生部门。13而《 法》和《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则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是中国医师执业注册的主管部门。14这些规定，显然比对国内医师要宽松，外国医师可以异地执业，而没有跨省与否的限制；可以受聘多家医疗机构；且注册地为市级，比国内医师的县级注册地要大。这导致外国医师在中国可以合法地在多家医疗机构执业，而没有跨省与否的地域限制，而中国医师却限制重重。这种对外国医师的超国民待遇显然与我国入世后应遵循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符。

二、与现有法律法规对其他类似专业人员的执业规定相比较

从性质上说， 与律师、会计师、教师类似，他们都是向公众提供专门技能或者知识服务的专业人士，因而国家对其资格和执业均有法律规定。

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15司法部在《关于律师异地执业有关问题的批复》16中指出，《律师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是指：律师承办业务不受地域限制；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可以到其律师事务所所在地市、县以上的地区履行职责；不应理解为注册地不受限制。这表明执业地域和注册地是两个概念。注册地是律师所在律师事务所所在地，而执业则可以超出其注册地，到其律师事务所所在地市、县以上的地区履行职责。而对于律师的异地执业，司法部并未禁止，而是要求对其注册予以管理。为此，司法部在2003年5月30日《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提出，加强对律师调动和异地执业的管理。要坚持保障人才合理流动和促进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相对稳定的原则，制定合理的律师调动和异地执业管理规定，加强对调动律师的执业情况和职业操守的审查，简化办事程序，加快文件流转。

同样，我国《注册会计师法》也规定，会计师受理业务不受地域、行业限制。17由此可见，律师、注册会计师承揽业务不受地域限制。 作为同样性质的专业人士，其承接诊疗业务也应不受地域限制。

不允许律师和会计师兼职的原因，在于维护法律公正和商业机密。

我国《教师法》规定，教师由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根据国家规定自主管理，18即教师所在的教育机构的管理只要不违反国家规定即可自主决定。《教师法》规定，逐步实施教师聘任制，即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19教师既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又有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的义务。20《教师法》未明文规定禁止教师兼职和异地执业。医师与教师的服务性质更为相近，前者是治病救人，后者是教书育人。因此，对待医师的管理可以借鉴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的管理方式，应允许其兼职和异地执业，并在《 法》增加医师权利与义务的规定。

此外，针对专业人士的跨国执业，教育界最早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引进了外教。我国2005年3月开始实施的《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21也废除了原来内外有别的规定，22统一了内外注册会计师的注册办法。23治疗和教育同样也是无国界的，尤其是在WTO框架内，对国内外的 应采用统一的注册和执业标准。

不应限制执业地点（2)(2009-07-31 00: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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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立法建议

1．不应使用“执业地点”这一概念表述，而应以相应的“办公地点”、“执业医疗机构”和“医师注册地”三个概念来替换《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2、25和17条中的相应概念。

2．参照《律师法》和《注册会计师法》，明确规定医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以激励医术精湛的专家医师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百名医学专家峰会上公布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大约七成 希望允许依法异地行医，即中国210万 中，有71.7％呼吁“医师职业社会化”。 24

3．应统一内外医师有别的规定，对外国医师与中国医师的注册与执业实行统一规定。既允许医师受聘多家医疗机构，也允许其异地执业。

四、执业地域不受限制的积极作用

1．有助于医疗打破垄断，鼓励人才流动、人才竞争。目前根据医疗机构所在地确定管理部门级别的做法，容易导致大医院垄断人才，限制人员流动。

2．有助于医师不断提高自身医术，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3．有利于满足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病人需求。

4．有助于中国国民共享社会医疗资源，改变医学专家和先进医疗技术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的局面。

5．中医“简、便、廉、验”的特点相比西医而言，更具有异地执业的方便和优势。允许中医师异地执业能够使中医药事业更好地为广大民众服务，尤其是为农村医疗和社区保健提供便利服务。

6．有助于在学术和经验上的广泛而切实的交流，而增进交流正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7．有助于各地各医疗机构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关心、培养和合理使用。

8．有利于消除由于脱离实际的硬性人为规定打击面过宽的弊病，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孤立和打击真正的江湖骗子。

9．有助于以科学发展观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自主创新，以人为本地开创我国医师管理的新途径、新方法。

10．为依据中国国情修订医疗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打下一个更切合实际、更符合多数人意愿的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1998年6月26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1999年5月1日起施行。

2．《 法》第13条：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除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受理申请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准予注册，并发给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医师执业证书。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可以为本机构中的医师集体办理注册手续。

3．《 法》第14条：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4．《 法》第17条：医师变更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等注册事项的，应当到准予注册的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变更注册手续。

5．1999年7月16日卫生部令第5号发布。

6．《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2条：医师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活动。执业地点是指医师执业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登记注册的地址。

7．《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25条。

8．《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17条第3款。

9．《 法》第47条：境外人员在中国境内申请医师考试、注册、执业或者从事临床示教、临床研究等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28条：境外人员申请在中国境内执业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24号)，1992年9月8日经第十三次部长办公会议通过，自1993年1月1日起施行。

11．参见《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第4条：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必须有在华医疗机构作为邀请或聘用单位。邀请或聘用单位可以是一个或多个。第5条：外国医师申请来华短期行医，必须依本办法的规定与聘用单位签订协议，有多个聘用单位的，要分别签订协议。

12．《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第9条：邀请或聘用单位分别在不同地区的，应当分别向当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

13．《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第8条：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的注册机关为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14．《 法》第4条：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医师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工作。《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3条：卫生部负责全国医师执业注册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是医师执业注册的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医师执业注册监督管理工作。

15．《律师法》第12条律师应当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执业不受地域限制。

16．司复[1999]9号

17．《注册会计师法》第29条：会计师事务所受理业务，不受行政区域、行业的限制；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8．《教师法》第5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教师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师工作。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根据国家规定，自主进行教师管理工作。

19．《教师法》第17条：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实施教师聘任制的步骤、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

20．参见《教师法》第7条和第8条。

21．财政部令第25号，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

22．自该办法施行之日起，《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暂行办法》（[93]财会协字第122号)、《外籍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暂行办法》（财协字[1998]9号)、《＜外籍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审批暂行办法＞的补充规定》（财会[2003]34号)同时废止。

23．《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第23条：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居民以及按照互惠原则确认的外国人申请注册，依照本办法办理。

24．新京报讯（记者 魏铭言)，http://www。test99。com/pages/200411171741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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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将中医“管”沉沦（1)(2009-07-31 00: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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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将中医“管”沉沦

谢卓邦  广东省电白县三角圩谢卓邦医务所

新中国建立后，为发展中医事业，国家作了大量的投入，办了许多中医院校、中医研究院，培养了大批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但现在却不时看到褒贬不一的报道。

有人把中医的辉煌史绩描述得举世无双，是永恒的科学，是未来的世界医学。如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曾把国人可获取该奖的希望寄托在中医（后来又出尔反尔)。2003年《健康报》记者刘燕玲在该报刊文《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医教育》，提到过去在历史上代代出名医，当今半个世纪尚未培养一个有名的中医大师。2003年10月《中国中医药报》记者赵雯在《为现代中医院画像》一文中，说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敏如提出：据调查许多中医院所开的中药处方，只占整个医院处方的3%，有的医院甚至在1%以下……中医医院有名无实。这些人表述了对中医发展的内心忧虑，有人却把中医中药贬得一无是处，如同期《南方都市报》的“中医诗人”患十二指肠溃疡，通过中西医治疗对比，诗人认定“中医是庸医，中药是毒药”，近来又有人要五年内消灭中医，读之真使关心中医事业者心寒。

笔者是民间中医。也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医繁衍的自身规律

1．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

中医治病，首先从四诊掌握患者的临床症状着手，然后运用八纲辨证医理切入治疗。辨清此是什么疾病？性属如何？中医辨证论治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中，人的疾病同样如此，要根据疾病在不同发展变化期出现不同性质的临床症状；又根据药物的性能、功效，运用中药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理，去对病对症组方用药治疗。以重症肝炎的治疗为例，病情伊始患者体实，感受温热病邪亦盛，其临床辨证属阳黄，以扶正结合清热化湿凉血解毒退黄为治则；用健脾护肝丸结合以有清湿退黄作用的茵陈为主药属君，用增强退黄荡　久湿积下行的虎杖合溪黄草辅助药为臣，以赤芍生地清热凉血解毒为佐，柴胡带诸药入肝，组成大剂量的大柴胡解毒汤对症治疗。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九届中国肝胆病学术会议”中，我发表论文《重症肝炎的中医治疗论》。但在临床中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患者：因病情起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治疗，病情延及20天以后或至三个多月，黄疸不但不退，反而逐渐加深，并出现不同程度的腹水肿胀，面色亦从橙黄变为黑色，大便泻痢或秘结、足冻甚至口鼻气冷。病情至此，按中医辨证为阴黄，多是前医寒冷过剂所至。应以扶正温阳利水退黄为治则，用健脾护肝丸结合大剂量茵陈术附汤，重用附子（50-80克)治疗。我曾用此法挽救了不少危重患者。如冯某，男，40岁，电白人，1979年4月中旬出现全身肿胀合并深度黄疸，全身呈金黄色，腹胀如抱瓮，面色晦暗，足冻有肝臭，昏睡不醒。按阴黄论治，半年痊愈。至今观察26年，患者一直从事农务劳动，身体安康。林某，女，31岁，1986年5月间患慢性活动性肝炎，住某人民医院治疗，从无黄疸治至出现黄疸，并不断加深，逐渐出现腹水肿胀，最后至肝昏迷。主管大夫叫家人将病人拉回家安在旧屋厅堂，几天问还有反应声。经群众介绍，我为其治疗半年，返原医院复检，肝功各项指数正常，脾稍大。原为其治疗的主治大夫，问起离开医院后的情况，连说“奇迹！”2004年5月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全国第十一届中医肝胆学术会议”上，我发表论文《回阳救逆健脾护肝治愈慢性重症肝炎》，谈了这方面的体会。

从以上可见同是一个病，在不同的病情发展变化期，用药有相同，亦有根本性能的不同。所以中医就有同病异治之理。在此也说明中医药治病的可重复性，必须要结合辨证论治的中医灵魂，没有灵魂的中医还是中医吗？为什么日本出现沸沸扬扬的小柴胡汤事件，中医的故乡中国也出现过龙胆泻肝汤事件呢？这是肢解了中医的医与药，阉割了中医的灵魂的恶果。

外国人要学习和理解中文的方块字本就不容易，谈到中医的八纲辨证论治更是无法理解。当今由于现代医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提到治病，就会受到××炎、××炎的“炎”字干扰，更加上“炎”字是火字头上加个火的错觉，使得当今中国的中医大师，凡遇错综复杂的病情，亦常会迷茫不清六神无主。在治疗××炎症病都随着电视广告方向转，时兴用解毒、排毒泻火的大黄，而对大热有毒的附子一辈子都不敢沾边，这样如何能治好因寒凉过剂的脾肾阳虚的症状呢？

当今有不少人说日本、韩国的中医已超过中国。那是中药不是中医，他们有生意头脑，看准世界中药市场，凭他们的国际关系，出手快，捷足先登，占有优势。谈到中医，永远是中国人的强项，外国人对中医的辨证论治就奥妙莫测。可惜在当今中国医疗市场上，连中国的大师都难倒了。

2．古文功底和拼搏精神是中医学者成功的要素

昔人云：“秀才学医，如笼抓鸡”。首先应理解，学中医是知识分子的活儿，因为祖国的医学书籍汗牛充栋，多如牛毛，没有文字功底者不可想象，无毅力者望而生畏。古之秀才基本精通中国古典传统文化，医学相当部分知识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所以秀才学起医来就不存在文字的理解和医理的博大精深的障碍。当时，中国只有自己的文化，不受现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冲击，一心虔诚于悬诚中医学说，这就是如笼抓鸡的重要因素。

回忆自己的学医生涯，笔者是在1962年电白一中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参加农村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后，仍有大量的业余时间，所以立志自学中医。在行内人的建议和同学的帮助下，我买到许多书籍自学，又得到当时电白名老中医唐雨亭老先生的指导，又买了一套高等中医院校的教材、中国医学大辞典、辞源等工具书。唐老先生说：“自学中医者，必须从书本学好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医学的临床体系的知识。这个从教材比较容易学，然后去博览群书，从病案和验方类去扩宽视野，就能指导你们的临床实践，使其运用自如，处理疑难疾病就会有胆有识。医是学无止境的职业，努力拼搏者自会成功。”我当时以唐老先生的话当作座右铭，写成条幅挂在墙壁上，并定1963年11月1日为学医纪念日，打起头悬梁锥刺股精神。从长夜、饭休到工休，我每天挤出不少于12小时的“业余”时间自学。60年代因农村缺医少药，我还未学到一年的时间，就开始实践了。我的第一个病人就是我自己。当时我在水利工地担石头，一担150公斤，走了5公里，担伤了，胸痛，夜睡12点痛得无法翻身，我用鸡鸣散二剂痊愈。村中兄弟叔侄得知我学医后，凡有小伤小病就找我治疗，从小到大，从近到远，凡担伤、打伤、阳疮、阴疮、麻疹、咳嗽、哮喘、风湿、水肿、黄疸、头痛、胃痛、小儿疳积、癫痫等农村多发症、奇难杂症都来找我治疗。三四年时间我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1968年农村办合作医疗，我被群众推荐为大队赤脚医生，登上大雅之堂的“医生宝座”，名正言顺地为本大队社员治疗疾病，而外地患者来求医者也日渐增多，其中有许多典型病例。茂名市石浪村患者杨××,15岁，患幽门梗阻，早吃暮吐，西医需手术治疗，我用四逆散加左金丸，一剂即不吐，后用两金丸两个月治愈，体重增加15公斤。高州市荷花公社患者张××，13岁，患风湿性心脏病合并二尖瓣狭窄，血沉113单位。医院诊断需做手术治疗，我用马前子散配生脉散加味，治疗一个月，血沉降为4个单位，二尖瓣狭窄明显改善，经调治而痊愈，复检无需手术。当时茂名市有不少肝病患者，经医院久治不愈后前来医疗站留医治疗。记得其中碳素厂有一工人梁××，是市传染科老慢肝，来我处治疗半年痊愈，在此期间还向我学了些医疗小知识，听说他下岗后开个凉茶铺，做得红火。市农机一厂干部陆××患晚期肝硬化，来我处治疗两个月，后回厂调理四个月痊愈，观察30年，至今安然无恙。1986年邻县韦××在海口工作，患晚期肝硬化并腹水，在海南农垦医院治疗，用尽招数无法救治，请我到医院诊治一次，后寄药治疗四个月痊愈。两年后其家属患同一疾病，又被请到海口为其治疗。      

3．医德是学术超载的源泉，是学者成名的决定因素

医乃仁术，无德不成医。即使你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能把医理、病症、药物性能和汤头歌诀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跟过多位名师，但疾病和药物都是与时俱进的，当今还有许多疑难疾病，几乎没有现成的疗法可以照搬。

我曾接诊过一哮喘患者梁××，一次要服36粒麻黄素才可平喘；接诊陈××胆管癌术后腹水，一天要滴注三支速尿才有小便出；接诊一晚期肝硬化患者罗××，腹胀甚如抱瓮，脐突出3厘米，曾在脐部穿出水两次，导至肝昏迷送医院急救。

当今西医主导了中国医疗市场，做中医更难啊！要根治这类病人谈何容易，必须要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要长期与大量的慢性疾病患者滚打在一起，体会患者疾苦，观察疾病症状，辨证论治，才能探索出一套为患者解除疾苦的途径来！遇到那些不治之症，患者家属听群众介绍请你治疗，是不是诊断为不治便对家属说声无能为力而去呢？或者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地去想办法争取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呢？凡遇到此类患者，已被疾病折磨至精神崩溃，而经济上亦家贫如洗，对疾病治疗失去了信心，持等死心态。其家属亦是听群众介绍，为做到仁至义尽而凭着试一试的心理才去请医生的。此刻在医生的心目中应该只有一个念头——普救含灵之苦！在为患者诊疗过程中，一定要胆识过人，以和蔼可亲的态度，同情体贴的心理，仔细地观察患者临床症状、体征，了解曾治疗的经过，在认为自己对疾病都了如指掌，都要做这诊断程序（总算你有丰富的诊断经验，一见患者可准确诊断病情，都要做这个诊断程序)，并要向患者讲清楚，他患的是什么病（其透明度以增强患者信心为准)，过去治疗的变化，今后治疗服药可能有什么反应，如何好转，说得头头是道，使患者认为医生诊断准确了他的病。此时，医者一定要视患为亲，义无反顾地施医施药，为患者解除后顾之忧。只有这样，在情感上让患者视医为亲，精神上感到无限安慰，在学术上认为医生高明，油然对医生产生崇敬的心理，认为贵人到了，视医为救星，把医生开的药为救命灵药，只要吞下肚，自己的生命就能救治。此时凭医生的辨证论治，配合药物组方的巧能巧合，这样的医生的妙手常借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起死回生屡见不鲜，在此回顾一例：

梁某，男，62岁，电白盐场职工，叫出诊到其家儿子才说：“父亲得病放在厅堂，来到这里才敢与你讲。”系胃癌术后转移到肝，病重才从医院放回家。我细查病人后给以健脾护肝丸扶其正气，双龙化癌丸消其肝内包块，对症汤剂则用六君汤加川足、炮甲、白芍、当归、北芪和白芥子，患者服药后病情明显好转。全程施医施药治疗两个月痊愈，至今观察12年多，安然无恙。作为一个医生，对于此类疾病，从精神上和经济上来讲都是一种付出，但正是这些付出，才能把医学不断地推向新的水平，从而在民众中树立自己的形象，业务前景就自然广阔。中医师姓“中”就稳坐自己的“钓鱼船”。

莫将中医“管”沉沦（2)(2009-07-31 00: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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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化管理导致中医沉沦

1．当今的中医管理呈两极分化

当今的中国医疗状况，不比以前，在城市西医基本占领了医疗市场，中医院也不姓“中”了，中医生也在学西医，中医被西医化了，所以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到城市中医院工作，已失去按辨证论治临床实践的机会，与实践出真知这条对不上号了。从目前医疗管理体制来讲，是以学位、职称高低来定工资级别标准的。促使那些理论基础好、上进心强的学者去攀比学位文凭，所以分配到城市中医院校的毕业生，不管学位高低，真正继承中医传统疗法者却寥寥无几。但在农村平民百姓的心目中，不管那种治疗法（中、西)，哪个医生的治疗效果好，花钱少，那个医生就受欢迎。所以农村基层百姓多数青睐中医，他们不买什么主任医师、专家教授的账。我曾亲眼目睹文革后公社卫生院调来满腔中医经论的黄副主任医师在办赤脚医生培训班的课堂上，说得头头是道，但在带徒临床实践治疗中，疗效不佳，后来他在卫生院坐诊，亦不再开中药处方了。在我们民间医生的心目中，文凭是一张纸，技术值千金，追求的信念是不怕无人请，只怕艺不精。但因无学历无权参加 考试，而被取缔医疗行为者为数不少。当今的医疗管理，管成两极分化，“管”使中医沉沦。

2.中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建议用中医的“××疗法”方式申请专利，这比以药物申请更符合中医的自身规律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严格讲中医与中药像一个有机体一样联在一起的，肢解医与药，轻医重药，离开医纯用中药去搞动物实验，要耗子点头，是不符合中医自身科学规律的，是错误之举。其实，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医生，在扎实学习好中医基础知识后，治疗就是把书本或跟师所获得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践方药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对一些疑难疾病和不治之症的治疗探索，运用八纲辨证论治和结合药物功效性能，能创新自己的疗法，使医学技术不断推向新水准，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获得的真知比搞动物实验还可贵，是中医繁衍、传承、发展的途径。凡属创新疗法，其疗效又明显高于同一疾病的现成水准者，都应鼓励创新人申请专利，推进中医事业向前发展，以免出现“龙胆泻肝丸事件”。离开医去研究药是方向性错误。是让中药永远靠广告过日子，让中医无端受蒙难，让国民身体受到摧残。

3．中医的医与药分家，以药管医，颠倒位置

我在广州，开个处方附子用量50克，患者家属跑了三个药店，药师都不敢配方，并说这方会毒死人，我负不起责任，不找麻烦，不敢配药，后找到负责任药师说：“要配方可以，不过复印个方留底，要写个声明，死人我药店不负责任。”家属问我怎样办，我说照药店意思办，快拿到药物救人要紧。服后病情有好转。后来根据病人状况，再服三剂，我加重附子至60克。我就是靠大剂量的附子逆转了不少寒凉过剂而致病危的患者。作为一个医生，我同亚急性肝坏死打滚了三四十年，近年每届都在全国肝胆病中医药学术会议上发表相关论文，我还不知道如何用药？试想，如果这方子真的服下死了人，我这医生还有辨护余地吗？

中医历来都是医管药，而不是药管医。我从坐堂医生转为个体开业，开始不设药房，精明的药店走上门来，叫推荐处方到他的药店配药，我都顺其意。但在复诊患者中觉得有些病例服药后反应不对，检查其药剂，才发现贵重药漏了网，部分药不按处方要求炮制，后来我只好也搞个中药房。我体会最深刻的是：凡旧患者，处方都由患者带走，但病情危重者，三两百里都跑回我诊所药房抓药。记得三年前，高州一晚期肝硬化患者，接到我的处方说：“医生，我可不可以拿处方回去抓药？我弟弟开中药店，他可以关照我的药费。”我说：“可以。不过你先在这里抓三剂回去，到家里你再把处方交给他，按处方备齐药，并要如方炮制好。这样对你的疾病治疗会好些。”怎知一周后，他又跑60公里回到本诊所药房抓药。医生治病，是靠药服到患者肚里观察其疗效的，一对比就明如镜了。中医生不但要设药房，而且还要严格把好药房炮制关，才能保证治疗效果。

4．医生探索有独到疗效的药物被端掉，医生难生存

不久前深圳市有报道，对医疗机构门诊，见死不救者罚款一万元，该拍掌叫好！但笔者在2004年10月27日门诊自配备用于治疗疾病的丸剂27种（其中一种未注名为治疗腰椎增生试疗药)，用两工具车拉走了，价值19万多元，在与我协商时说要罚款160万元（已交4万元)，封了制药器械（后解封)。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据用药如用兵之理，假如你是一个司令官，平时很注重训练一批素质好、技术精湛、各具特殊功能的士兵，突然调走了，即令你上阵对敌，你能应付吗？一个名副其实的传统中医师，手上若没有掌握几种通过三几十年临床观察、对其性能功效了如指掌、运用自如的药物，每当遇到危重症候时，你如何体现你的价值呢？就在此事发生时，德庆一位晚期肝癌胆管转移患者徐××（一位基层医务人员)，原AFP为103320单位，经治疗50天降为5561单位，三个包块直径都缩小一厘米多，临床症状痊愈。当听到我的药物被查封时，由于受到刺激和得不到药物的连续治疗，病情突发，不能控制而死亡。见死不救，该罚。现医生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用于救命的药物被端掉而出现人命大事，这个责任又应是谁负呢？当今的中医药监管条例制定者：在药品管理法中，民间中医的丸散配剂用药，既不设报批，又不准医生自为配用，市场又没有供应，患者何处求治病良药？！他们对传统民间中医的管理太外行了，他们把民间中医探索几十年，有独到疗效、价格低廉、有良好口碑的药物，当作假药论处，这算不算几千年中医史上的一幕悲剧呢？这与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要解决“看病贵”的政策不是背道而驰吗？2004年首届全国中西医结合肝治疗方案技术成果推广暨合作项目洽谈大全中，我听北京某大医院原副院长庞××教授在作临床经验介绍报告中说：曾治疗一急性乙型肝炎的患者，达肝功正常、大三阳转阴并出现乙肝表面抗体阳性，疗期需一年半，药费为15万元。笔者治疗的患者疗效达同样标准者，疗期只需两个半月，药费不到1000元。当今的民间中医师生存环境令人担忧啊！知法却仍要犯法去救治病人，该当何罪？头上架着“尚方宝剑”，你怎敢犯？唯有明哲保身，按中医教材开个方子敷衍了事，打发来求治的患者走为上策吧！笔者看来，现就是明清四大名医之一的朱震亨、东汉时期的华佗再世，亦会被当今的药品管理法卡住，无能为力啊！当今药品管理法对犯罪的定论是以医生自配用丸散剂的数量多少为依据的，数量越多罚款就越多，而医生需自配用药量是据就诊患者人数而备的，亦即是说医生的罪恶与就诊患者数量成正比。当年华佗因医术高明声誉好，曹操都要请他治头风，因逆其意，竟遭杀身之祸。当今有点名气的传统医生若破了产还交这笔巨大罚款，要到监狱中去体验一下生活亦不足为奇。半个世纪国家出资大力培养未培养出一个有名的中医大师；按当今的处境，民间传统中医中又如何能出现像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和李时珍这样的中医大师来呢？管理医生应以史为镜，“无规矩不成方圆”，治医应有所规，方可成功。

5．中医师的从医空间应允许适当的伸缩权

昔日金元四大名医之一、有医侠之称的朱震亨，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一财主患危重病，自知非朱震亨莫治，但又不舍得药钱，就施背井离乡之计，以探子探得朱出诊必经之地，择一适当位置躺好，听报朱快近，即放声大哭：痛死了，痛死了。朱闻声停轿，视之。诊后朱说：今天你未该死，有幸遇到我，如果是朱震亨就要定你40担谷子。后来财主病愈后叫人送了40担谷子到朱家。朱震亨在旧社会就凭自己的医术，去劫富济贫。当今许多国人已达小康，富豪亦不少，但因病至贫、因病破产亦不鲜见。我们民间中医收费按国家物价部门规定标准，一视同仁，穷者适当关照，无力支付药费者都有药带回治病，从医三四十年此宗旨不变。记得在80年代，一药商找我看病，一年后复诊时请我吃饭时说：“谢医生，去年我请你看病，你给了我一个月的药，才收了35元。我的心就淡了，想我曾去上海治疗过，花了6万多元都不能治愈的病，这35元的药如何能治病呢？我就把你的药放在一边不吃，继续去医院看病。有一次，医院的药治完了，我才拿你的药试一试，服后自觉明显好转，因此今天特来咨询今后如何调理，争取根治。”啊！当时我如果收他几千元迎合富人的心理，他回家一定会立即服药治疗，他的病也早好了。这样岂不两全其美，又何乐而不为呢？可惜我这个守法公民，却愚弄了他的病情。

6．中医的医疗机构要正名，杜绝医骗匿名，假广告设陷阱，欺骗患者，嫁罪他人

从前听人说过：“做什么假都可赚到钱，唯有医生做假就会做到尽头”，现在的形势不同，看来最好赚钱的是假医生，×××原是无证的江湖游医，以民间中医的名义，利用××草，赚了几个亿去了美国。×××原来是洗脚上田的农民，承包个什么医院门诊，不久住进了别墅，坐了“奔驰”，发得不清不楚。我曾听一中华中医药学会的官员说：“当今中国医疗市场的混乱，都是你们民间中医搞出来的”。真是黑狗偷吃，白犬担罪呀！事实是这样的吗？当今的医疗管理体制有许多空子可钻：起个充满爱意或模仿可信度高的名称，办个合法医疗机构，美化其名；套用江南草药王或匿世名医之类的民间中医，便会“猕猴变成齐天大圣”；启用新颖的医学科学词语，使患者产生错觉；抓住患者的无知或病急乱求医心理，夸大病情要害；借助可信度高的电台、报纸、媒体铺天盖地，广而告之，捷足先登，一哄而上，一旦形成了气候，钱就有得数了，患者可就惨了。但如果社会的医疗机构都能按：凡公立医疗机构的名称要以地方行政地名相同；公立不准私人承办；国家学术团体办医院，用自称、分院要加地方名；欲立私人医院或诊所以其人名为医疗机构名；办集团医院者，以组头或大股东为医疗机构名。名正了，“假”的死尸自背，“假”的命不可长矣。

7．民间中医学术不可等闲视之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虽当今的医疗管理制度使得中医两极恶变，“正规军”西化了，但由于他们都有深厚的中医理论，缺乏的是中医的临床实践。他们有发言权，自己学不好又抽了老祖宗的底，成为当今所说的中医的“掘墓人”。民间中医没有西化，较好的保存了中医的精华，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振兴中医的中坚。尽管在当今不切实际的管理制度下受尽刁难，但由于他们饱饮民间瑰宝溢出的仙泉，使他们身怀绝技，被视为神仙。他们以中医的传统理论创出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奇迹。

以重症肝炎的治疗为例。此乃卫生部重点攻关课题，搞了四个五年攻关，至今创了个“药物－人工肝支持－肝脏移植综合模式”。健康报2002年9月24日文章《瞄准制高点，提高生存率》报道了北京佑安医院建立重症肝炎综合治疗模式，每个患者耗资三四十万元，仅可提高生存和生活质量，日后还需继续治疗。平民百姓对此治疗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且缺乏肝源供应，可说有科学价值却无现实意义，但却被推广，受到学术管理者的青睐。

笔者2000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九届中医肝胆病学术会议”中，发表论文《重症肝炎的中医治疗》，同年县科协中医学会遴选为县卫生战线学术论文，送市科技论文评奖，县卫生局不予选送。2004年5月在湖北宜昌召开的“全国第十一届肝胆病学术会议”中，我又发表论文《回阳救逆健脾护肝治愈慢性重症肝炎》，两文中以27例重症肝炎患者的实践，探索“两丸一汤法”治疗痊愈。不但有疗效突破的特点，而且药价便宜仅两三千元。在文中，我郑重承诺：“早治无重肝”。此语当今中外学者无人敢提，而出自一民间中医之口，太无价值了，所以论文仅获个参会资格。民间中医学术至今尚未列入国家科技范围，我如果当年交过了学费，现是个研究员或大医院主任医师，那就好办了，我这个“疗法”早已为人类重症肝炎患者造福了。我这个民间中医的学术，有什么方式能让医学领域界的学术权威认可呢？可现在被当成社会罪犯，药物遭到查封。笔者就这些事整理成《民间医生的苦衷》一文，于1999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全国首届误诊与医疗技术及医院管理研讨会”上发表，其中有诗几句：“杏林国手百万千，自学成医有几员？百草辛咸皆尝遍，灵丹济世甜苦酸。诊疾中西融一体，重肝突破史无前。平阳出虎遭狗咀，良驹何日伯乐全”。

8．医疗推向市场，中医价格低贱而遭市场冷落

当今中国的医疗市场被西医占领，中医药价格低贱是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医疗市场是个特殊消费市场，不同其它，消费权掌握在医生手中，由不得顾客选择。因此，价廉物美者被冷落。当今只要价高有利可图，销量就会大增。中医院大夫见他人做西医的，尤其是外科的，都捞得盆满钵满，自己孩子上学都要受特困关照，现在既然又懂赚钱的那套东西，何乐而不为呢？！如此搞得中医院不姓“中”了。

三、体会

国粹中医是一门治疗疾病维护人体健康的唯理辨证的医学。因其自身规律的特殊性――医理深奥，辨证论治需大量的临床观察才能掌握要领，其辨证依据观察人体的病理变化，去辨证辨病治疗，所以她的科学性是永恒的。世上事物各有规律，当今是用培养西医人才的方法来培养中医人才，用管理西医的方法来管理中医，未能达到预期成效不足为奇。应从管理自身找原因，不可对国粹中医倒打一耙。当局者是否想过，当今批量培养不出名中医，而封建时代朝廷作过多少投入呢？却代代见名医。中国历史上有哪个名医是朝廷培养出来的？中医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广泛应用于民间。尽管当今西医垄断了中国的医疗市场，民间仍是孕育国粹中医的摇篮。

西医治病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治标不治本，光棍只顾眼前开，给许多疾病患者带来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民间中医运用辨证论治的医理挽救。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是现成的事实，是民众有目共睹的。所以民间中医依然是国粹中医的时代中坚。如本文提到的林某，好好的一个人进入全国百佳医院，治肝炎治成肝坏死，昏迷不知人事才叫家属拉回；经我治疗半年回医院复检，前诊疗大夫惊说：你还在这里？奇迹！至今夫妻俩重新逐鹿商海已8年。陈某，女教师，肝癌手术及化疗，数月间肺胃部转痛，骨瘦如柴，头发脱光，又到南方医院复诊，大夫认为不能再动手术了。她来找我治疗，自去年7月中旬治疗至今食得睡得，头发重生，身体恢复如病前。叶某，男，患肾结石，两次激光碎石后成尿毒症，省医湛附院要透析治疗，因无经济能力负担而出院。我用健脾护肝丸结全十补丸加味治疗2月痊愈，观察15年安然无恙，今年已85岁。这些都是废止“旧医”引出的恶果。幸有我们民间中医一一予以挽救。类似实例多不胜举。在《饭碗与中医》一文中，张先生认为：“时至今日，中医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大概尘埃已定……疗效降低则中医不消自亡。”本文为证明笔者提法有依据，亦列举了不少病例。张先生有兴趣可作调查，如有半点虚假，一切费用由笔者承担。笔者也写过多篇中医论文，由于没有与西医疗法对比，不能上档次；奇怪的是，西医的论文从来不和中医疗法对比。但我们绝不会屈从于西医那套模式和西医思维方式。中医诗人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经中医治疗大难不死后，即说“中医是庸医，中药是毒药”。中医诗人先生，笔者文中提及的杨××患者，按理说比您的病情严重，却治愈了。如诗人在百忙之中能查一查，笔者不胜感谢。不知中医诗人请的哪位中医生治的，不知是否是名副其实的中医。就算是吧，但有一个病人未能痊愈，作为一个医生来讲不足为怪，不管中西医都会有，怎能如此就给中医“下庸”医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民间中医不但没有享受过保护和政策的倾斜，而且面临的是受到废止和压迫。我们仍感到欣慰的是在治疗许多疾病中，有西医无可比喻的疗效，还可以矫正西医在治疗许多疾病中顾此失彼的致命弱点，并且药价低廉，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故可自行解决生存和发展。国粹中医繁衍应遵照自身规律，德才兼备是从业者成功的决定因素，奋发钻研的拼搏精神是成功的动力。中医是一门邻里道德，讨个饭碗的职业，靠民众口碑处世的职业。想学李嘉诚者走错了行，想急功近利者学西医外科吧。中国当代领导人提出“执政为民”，温家宝总理讲“让穷孩子都看得起病”。要使此语兑现，就要让孩子们少得病，要用很少的钱能为孩子治好病。首先要有措施控制当今日益高涨的医疗费用。中国有简便廉验的国粹中医，但医疗保健公平性却世界排名倒数第四。当局者在中国人的医疗保健问题上，能走活国粹中医这步棋相当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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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考中医吗？(2009-07-31 00:30:44)

标签：中医考试 资格考试 执业资格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这就叫考中医吗？

——对“中医执资考试”的几点看法

杨春成  运城市新绛县中医学会副会长

一、考试中的怪事情：他们被淘汰了，他们却过关了

今年7月6日，我县中医界应试人员兴致勃勃地前往山西省运城市考场进行中医实践技能考试，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两个人，一个叫续卫杰（男，34岁，16岁拜师学中医)；另一个叫杨兴武（男，40岁，18岁随父学中医)。这二人同时在1992－1994年运城市卫生局举办的“中医自考大专班”学习2年，均通过山西省教委成人自考委员会考试，均有盖着“山西省教委成人自考委员会”和“山西中医学院”印戳的毕业证书。他们从事中医临床近20年，对治疗风湿病、中风、哮喘、腰腿疼、不孕症都有很好的疗效，并且在省级医学刊物上均发表过论文，现在都是我县中医学会理事。续卫杰还被推选为县政协12届委员。他们在我县医疗界和群众中是小有名气的。但在首轮考试中，他们被无情地淘汰了。原因是：他们不会穿手术隔离衣，不会运用标准的西医检查方法做肾脏触诊，也不会正确地书写西医病名。而一些没有正式从事过一天中医临床工作的青年人员，却因为懂得这些而顺利过关了。这让人感到困惑不解：这到底是中医师考试还是西医师考试？为何懂得运用中医方法治病的人员不能通过考试而不懂中医方法治病的人员却能通过？中医专业和中西医结合专业是两种专业还是一种专业？为何考试时这两个专业放在一起、用一个标准考试？传统的中医今后还能不能存在？……

二、原来问题在这里……

对于这些问题，作为一名一生从事中医工作的医务人员不得不关心和思考一下。我终于在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资格委员会制定的2006年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大纲”中似乎找到了答案，可这答案令人感到很大的震惊和压抑。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中医考试在大纲内关于临床技能方面的内容共有5条，其中第1、4条为中医内容，2、3、5条为西医内容——西医内容占60%，中医内容仅占40%（大纲第1页)。在病证方面，中医有40种病，西医有36种病，西医疾病数量几乎达到全部内容的一半（大纲1－5页)。基本操作方面，中医内容有5个部分，西医的却有9个部分，中西内容比例为1：1.45。中医医师资格（师承和确有专长)实践技能考试大纲（大纲10页)、中医执业助理医师（具有规定学历)实践技能考试大纲（大纲18页)、中医执业助理医师（师承和确有专长)实践技能考试大纲（大纲26页)中的中西医考核比例也是大同小异。与中西医结合 、助理医师实践技能考试大纲相比，除后者在临床技能中加了一条“急诊急救能力”以外，其它的内容极为相近（大纲33-49页)。

在大纲附1中，中医医师实践技能考试病历书写格式45个内容中，有关中医专业的仅占3条（7％)，并将中西医诊断平列。大纲附3中：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实施方案中的有关考试基地器材配制中共有57种，其中属中医的仅8种，仅占20％。在“考试内容”里，第一站辨证施治同时提出“西医诊断依据”，第二站基本操作中共3条，纯属中医的仅占1条，第三站临床答辩中共3条，纯属中医的也是1条（第58页)。

在考试时间与积分表中，总计100分，但在纯中医得分方面，具有规定学历的仅占50％（其中辨证施治40分，中医操作10分)，师承和专长人员仅45分（其中辨证施治35分，中医操作10分)，中西医结合医师得分也是50分，其余部分都是西医或包含西医内容。既然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内容占分比重一样，那么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在名分上又加以区分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第59页)

在“应试指南及习题集”中，绝大多数采用“ABCDE”多选题。将中医系统的、连续的、纵向的、整体的为主流的思维方法切割成无数的短小的、个体的、前后思维欠联系的横向比较，节节为营，句句设卡，在分析问题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横向比较上，大大削弱了理法方药的纵向逻辑观、层次观和特殊情况下的整体取舍观。

三、简单分析

从上面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考试内容和积分上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和实质上的不同。考试操作中运用的一种方法，并没有区别对待，那为何还要搞“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两个专业呢？

中医考试就是要考出中医的特色，包括独特的理论体系、独特的治疗方法和卓越的疗效。既然有了中西医结合专业，为何还要在中医专业考试中加入一半西医的内容，其原因、目的和意义何在？

如果考中医师必须加一半西医的内容，那么考西医也需要加一半中医的内容吗？是不是西医 把中医知识考核合格了才能颁发西医 证书吗？这样明显两种不同的考试标准，能叫中西医平等对待吗？符合《宪法》第21条精神吗？

在“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大纲”第二部分中（第10页)有一个“确有专长”的名词。这个专长是指中医专长，还是指西医专长呢？如把“考试大纳”中的西医内容全答对了，那不成了合格的西医，变成西医专长了吗？不会回答西医内容的试题，中医这种专长难道就自行消失了吗？试问有多少确有专长的民间医生、祖传医生，数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抹灭的贡献，他们哪里还会想到还有一半西医知识还不知道也未及格呢？他们都是在进行着“非法行医”呢？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对于目前处于弱势群体的中医来说，是否有点残忍呢？

关于中西结合的病名问题。众所周知，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一个证可以存在众多疾病之中，一种疾病又可以不同的人体不同的疾病阶段而表现出众多的证。这样要求中医师把证和病都能准确写出来，可能吗？如果一个很有临床经验、辨证准确、疗效确切的中医师就因为西医病名写不准，就取消他的行医资格，不让他看病，这符合中医的政策和客观规律吗？在中医民间医生中流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病方法，如放痧、挑痧、挑“羊毛痧”等等，这些方法救人无数。他们能完全知道所治的是西医什么病吗？如果是现代西医没有发现的疾病呢？出题的老师们也能回答出来吗？答不上来就视为错误全部封杀，恰当吗？

再问现在中医进手术室做手术的有多少人？占百分之几？考“穿手术隔离衣”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紧急疫情临时学一下也是可以掌握的嘛！何必非要在考试中设此关卡？！在中医触诊中，有“拒按属实，喜按属虚”的触诊方法，哪有“正确的肾脏触诊”？中医的“肾”和西医的“肾”本来就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是指系统综合功能，后者是指具体的实质脏器，怎么能叫中医去触肾而“得分”呢？

就算是中医大夫为了考试，把“ABCD”多选题搞得十分“清楚”。然而在临床上遇到了“舍症从脉”、“从症舍脉”、“从舌舍症”、“从症舍舌”的情况时，你这个所谓的“清楚”还有多大意义？只重视局部，忽视整体联系，是中医临床上的“大忌”。不可本末倒置，越考越乱。

我想再谈谈“应试指南”这本书。该书共1490页，150.8万字。每年4月份发给应试者，9月份应考。切不说该书贵贱，就是一个临床医生不干其它任何事情，不吃不睡也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将“指南”全部内容读完记牢呢？何况又是将中医系统理论切成无数碎块，不易于记忆。我想请问编书的老师，你能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将书读完吗？你能记得牢吗？再说一句“斗胆犯上”的话：可不可以让我们用你出的书上的题目考核你一下呢？你能得满分吗？咱可不能只为电脑记分方便或别的什么而不结合实际情况办事呀！编纂这么大的书，你们也耗费了不少心血，也挺辛苦的。这书作为“参考书”当然还是很有用的，可作为“应试指南”……

如果今后仍用这样的方法考核中医，其结果是很可能有相当大比例的会用中医思维看病具有临床经验的不懂西医的“正统中医”永远难以通过；而通过考试的是那些花大精力学习西医却对中医学的灵魂和实质不能很好掌握的“中医师”了。这样的中医师不但不能应用中医方法去治病，甚至研究探索中医的奥秘的人和事也必然受到相当的影响。

四、几点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的伟大理念，强调了“以热爱祖国为荣”。中医是祖国文化的璀璨瑰宝，在养生治病方面有独特效果，并且是西医西药取代不了的。吴仪副总理提出了“切实加大对中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所以应该把支持和发展中医视为热爱祖国的一个具体表现。

制定中医考试方案、命题及考试方法，必须要由一个热爱珍惜中医、懂得中医的班子来制定。不能用考核西医的方法来考核中医，更不能搞双重政策、两个标准，有意地给中医加“紧箍咒”。比如西医考试并没有加入50％的中医内容。

既然我国已有中医学、西医学和中西医结合三种力量，那么必须用三种不同的标准进行分别考试，突出各自的特色。虽然三种力量之间是可以相互联系的，但绝不能相互混淆，才有利于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向前后纵深方向发展，争相攀登科学高峰，为构建“和谐社会”做一点点实事。

制定中医考试方案的人员一定要清楚：中医既是“国宝”，当前又是“弱势群体”，必须要从制度上加以保护，发展上给予方便，政策上给予倾斜，待遇上给予优惠，经济上给予扶植，考试“把关”上既要科学又要宽松，才有利于中医事业的快速发展。

对于具有多年临床实践经验的中医民间、祖传、师承人员，必须给予优惠保护，简便手续，发给行医执照。对于一些理论记得好但没有实践经验或实践经验很少的年轻人要积极引导，在临床上能够与老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互补，使他们早日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中医事业接班人。

对于过去地区以上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正规合法的中医毕业证件应该认可。对于临床中医工作多年的中医大夫，特别是年龄大一些的，可减免简化手续发给执照。

以上情况反映，供领导参阅。内容中如有欠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拿掉悬在中医头上的这把利剑(2009-07-31 00:31:34)

标签：中医政策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拿掉悬在中医头上的这把利剑

杨春成  运城市新绛县中医学会副会长

中医，这个中国独有而古老的文化，为中华民族繁衍至今立下不朽功勋，而且又未能被西方医学所取代，在许多方面又大大的优于西医的疗效，在近代史上却受到了许多曲折和磨砺的璀璨瑰宝，现在迎来了灿烂的春天。以胡锦涛主席为总书记的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极为重视，国务院吴仪副总理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提出了“切实加大对中医药事业支持的力度”等许多政策、措施方面的重要指导思想，这预示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新的高潮即将到来。

为了切实贯彻落实好党的中医政策，本人提出目前中医发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供各级决策者加以参考。

一、关于医药分家问题

在五千年的中医发展中，中医和中药都是集于一体的，我们的祖先没有一个不是“从治病中验药，又从制药到提高疗效”，从无数代人无数次的实践、验证、提高、再实践……“大浪淘沙”，才总结出如今较为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和疗效。并且这个中医“特有的”医学发展方法必将继续传承下去，不能用实验室的方法去取代，也就是只有医药结合，才能不断结出“爱情”的结晶——良好的临床疗效。可现在的医药政策，偏偏把中医和中药从中分开，搞所谓单方面发展的医师和药师，从而“医师看不到药”，“药师见不到病人”，医师不知他所开出的处方的饮片质量、产地何方、采收季节、炮制状态、同名异物或异名同物等等，如果疗效不佳或发生不良现象，病人就会把矛头指向“医师水平不高”，或西医以为“中医不行”大加指责，中医师只能为此而背着“黑锅”，更谈不上医生去直接研究中药的发展了。“夫（医)妻（药)分居，焉能有好”？

二、医生不能亲自采种、制药问题

开天辟地以来，中国医药学的发展从来都是医生和一些群众将药物亲自采种制成的，多数都是物美价廉，利于群众，许多病可免费治疗，故又称为“仁术”。特别是二十世纪70年代在发展农村合作医疗期间，为解决广大农民“因病致贫”中起到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中造成了极高的声誉。可在当前全国上下解决“奔小康”的伟大高潮中，操作“药监”时，把“没有药材公司发票的”、“没有批号的”、“没有登记的”中草药均以假药对待。比如：遍地生长的茵陈、车前草、青蒿、公英等，均需从国家药材部门花钱购进，使得中药价格猛涨，病人负担加重，许多“因病致贫”者，不能说这不是其中原因之一。同时也影响了医药之间的联系、发展，与九亿农民“奔小康”方针“极不相合”。

三、关于医生不准自制药的问题

医生制药，天经地义，如果没有这一点，中医药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丸、散、膏、丹等几十种剂型和数千个良方。现在的“药监”操作过程中，正好将医生祖传或自己的经验配方一律视为假药，大加处罚。虽说提倡药品申报制度，但周期长（多则数年)、费用高（数百万)。而广大中医人员在目前形势下，多数被“排斥”在乡镇、农村，经济实力均达不到审批条件，故对审批新药者，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再就从发展规律上讲，经验也是由从少到多、不断发展、不断改进。然在发展中医的大好形势下，由于不健全的法规和操作，实际上“药监”等一些部门每天都在自觉不自觉的具体地将中医消灭、扼杀在萌芽之中。

四、关于领导权的问题

很多综合性医院没有中医人员作为领导（也有的职称为中医，而对中医事业却“无缘”者)，也有一些中医专科单位是西医作为领导（当然有志于投身发展中医事业者另当别论)，他们用西医的模式去要求和管理中医人员，如查房、诊断、抢救、治疗、书写病历，中医工作者时时处于被动、防御、“赤化”的环境中间，使中医工作者不能正常坚持中医特色，相反被迫改学西医者也不乏其人。

五、关于事故处理，中医更是“狼狈不堪”

在处理医疗事故中，几乎完全按照西方医药的观点去操作，如果按照西医的方法去处理，死亡率高一点也不会成为事故;如果按照中医方法处理，即使死亡率再低，也可能“难逃厄运”。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有关“中医的医疗事故处理法规”。所以，中医在临床中，只好首先应用西医的方法去做，然后再酌情辅以中医治疗，故现在中医治疗和抢救急症病人的方法正在逐渐消亡。

六、关于中医经费的问题

中医事业要发展，必须要有经费作为支柱保障。从建国至今，基层从来就没有过专门的中医经费。世界上任何事物离开了“营养”物质保证都会被“饿死”，即使该物种生命力很强，但要得到很大的发展，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各级政府必须要明确看到这一点，加大对中医事业经费投入，专款专用，才会使中医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以上六个问题，只是制约中医发展中的一个缩影，但这些问题却像“利剑”一样悬在中医的头上，时时刻刻威胁着中医事业。搞得中医工作者每日都在“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弯着身子不敢抬头，稍有不慎，即可引来“灭顶之灾”。本人认为，要想发展中医，必须尽快通过“立法”，拿掉这些本来早该除去的剑，给中医工作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要让世人看看，东方雄狮还要持续大吼：中医独特疗法可以与西医相媲美，某些疗法可超过西医，在国际事务中永远处于领先地位。将中医变成世界性医学，为全人类健康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如何正确把握和坚持中医核心思想(2009-07-31 00:34:56)

标签：中医思想 把握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如何正确把握和坚持中医核心思想？

盛志刚  贾 谦

提要：中医的核心思想包括整体观和辨证论治。但如何正确认识和坚持这两个核心思想？是很多涉足中医的人至今未能把握好的问题之一。这不仅引起很多不该发生的误会，而且严重弱化和扭曲了中医药的科学性。本文重点讨论了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希望引起涉足中医药研究和推进中医发展的各家人士的注意，同时也希望能更好地帮助中医药尽快走出目前的困境。

众所周知，中医的核心思想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整体观，一个是辨证论治。只有把握这两个核心思想，中医才能真正发挥其诊断治疗和防病养生的优势。但是，目前很多涉足中医药的人，包括置身中医、关心中医以及反对中医的一些人士，对这两个核心思想的认识还很模糊，这直接导致中医有效性被人为地弱化、科学性被人为地扭曲，并出现了许多误导大众的后果。下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外行的曲解

2006年夏天起，中华大地出现了一股废除中医的逆流。很多“反伪科学斗士”或反对中医的人，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五花八门，但基本都是认为中医药不科学的言论。虽然国内外很多有识之士对这些反中医言论逐一加以批驳，捍卫中医药的尊严，但这场争论引发出来的很多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下面先来看一个典型例子：

著名的“反伪科学斗士”何祚庥院士，最近在接受某报记者的采访时谈到：中医冒充科学有一个很不光彩的做法，就是近年来有人为了与唯物辩证法凑合，把早年中医所用的“辨症施治”改为“辩证施治”了。他认为：将“辨症”偷梁换柱为“辩证”并不能表明中医就具备辩证思维、就具有科学性了——这实际上是一种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的行径（是一种严重的欺骗)。

我们不妨先来考证一下中医的“症”和“证”的来源。中医最早的经典之一是《黄帝内经》，在此书的《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中就有：“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的论述。而另一部中医经典《伤寒论》在论述六经辨证时，也都是用“辨证”二字。这说明早期中医就有“证”和“辨证”的概念，而并非“辨症”的提法。后来的部分医书将“辨证”写成“辨症”，多属于一种汉字通假或代用的方法，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概念的本质意义——无论是用“辨症”或“辨证”的名词，都是为了抓住疾病的本质，以“证”为桥梁，过渡到论治（药方、针灸或其他)的阶段。

此外，何祚庥院士提到的近年来有人冒用“辩证施治”的词语，显然是少数人的问题——任何学科都难免有个别不明概念实质而乱用名词或者用错字的人。中医的主流从来也没有“辩证施治”的提法——难道非要改用“辩证（法)”才能更好地抓住疾病的本质？显然是多此一举！由此可见，如果不认真考察词语的来源，不懂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实质是什么，就以点带面、断章取义，难免要陷入“误解作者，误达读者”的怪圈。

当然，何院士对中医还有很多误读（如对阴阳五行的误读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不难看出，他对中医的此类误解是很有代表性的——很多反中医人士对中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也有类似的批评和责难。一个院士尚且存在这样的认识误区，那么其他中医外行人士对中医各种问题的认知偏差就更难以想象了。

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如果不明中医的实质而妄加评论，难免犯牵强附会、以偏概全的错误。而以此为据来批判中医、大谈“废除中医”的话题，能够令人信服吗？这些人的动机不能不令人生疑——如果不是轻浮无知，就是为了哗众取宠！

二、内行的误导

如果说上面所谈的外行对中医基本问题的曲解和言论，所起到的负面影响是外部的、较间接的话，那么下面就来看看一些中医专业人士（包括西学中的人)对中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曲解和误传的，他们又起到了怎样的反面作用？

先看一个较典型的例子。不难发现，近年出版的很多现代中医处方书籍中，绝大多数都是以西医的病名来给出中医处方的。这原本就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做法——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和表述与西医的认识和表述，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两者所用的概念术语在总体上差别很大，几乎没有任何对等的东西。而很多方书的作者却非要把这两套截然不同的体系混到一起，将原本应该“辨证论治”使用的处方，擅自改为“辨病论治”之方。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处方都偏离了中医的核心思想，经常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错误，甚至围绕西医的病名和器官误用中医的药物归经来用药组方。

以治疗“慢性胃炎”或“胃溃疡”为例，目前绝大多数中药方书给出的都是归经脾胃的中药，似乎中医在治疗此类疾病时都必须以脾胃为中心来用药。但是，中医师应该知道：如果经辨证知道其主因不在脾胃的话，完全可以不投脾胃药——如果是由肝气郁结引起的“慢性胃炎”或“胃溃疡”，往往可以只投疏肝理气之药就可以将疾病治愈，而根本不必大用脾胃之药。

用中医的整体观来看的话，如果人体的某个脏腑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到其他的脏腑和器官，而治疗的原则是找出本质偏差所在来进行调整，以求恢复整体的平衡。如果针对肝气郁结引起的“慢性胃炎”或“胃溃疡”的病人大投脾胃药的话，最终可能会加重人体的不平衡，结果不是导致病情恶化、就是贻误治疗时机。

近年来，很多中医专业人士脑子里建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出现严重西化的倾向。他们对中医基本思想的把握在很多情况下都出现了严重偏差。如“六味地黄丸可治疗430多种病的科研成果”、“青蒿素是中药现代化的典型代表”，以及上述借西医的病名来给出中医处方的例子，都是混淆了中西医的本质不同而导致的结果。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按上述思路来发展和普及中医的话，我们还能够坚持中医的整体观吗？还能正确地应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吗？这难道不是人为地对中医有效性和科学性的一种扭曲和弱化吗？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三、结  语

众所周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背离了这一点，马列主义理论就将变成教条、变成一具空壳。同样的道理，“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则是中医的核心所在，背离了这两点，中医理论也将变得空洞死板、成为一具僵尸。但是，目前许多涉足中医的人（甚至中医专业人士)都在有意无意地背叛或淡化中医的灵魂思想，并已经导致诸多严重的后果。上述方书之误和何院士的言论都是较为典型的例子，而闻名世界的“关木通事件”不也是这种背弃的一种必然结果吗？

中医的整体观，就是从整体出发来考察人体出现失衡（疾病)的原因，并从恢复整体平衡的角度来进行调整（治疗)的思想。中医的辨证论治，则是对疾病的本质进行辨别和归类并紧扣本质来实施治疗的过程。而所谓的“证”，就是中医用自己的概念术语对疾病本质的一种表述。明确这几点并不难，但是要真正把握和坚持就没这么容易。

    当前，中医药发展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怎样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卫生体系中的作用？正确认识并坚持中医的核心思想，是解决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本前提——这是我们无论何时都不能忘记的！也只有坚持中医的核心思想，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医药的发展，才能最终摆脱中医药目前所处的困境。

依靠中医解决农民医保问题(2009-07-31 00:36:12)

标签：农民 医保问题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依靠中医解决农民医保问题

仲海亮杜艳艳 贾谦

原有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体后，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非常普遍，农民连最基本的医疗保障都难以享受到，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十分普遍。要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缺医少药问题，必须依靠中医药来实现。

一、重新确立中医药的主体地位

中医药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传统”医药学，其中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简、便、廉、验”，其疗效已被五千年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所证实。

中医学能不断应对人类疾病谱的变化。抗生素在解决这种变得异常复杂的疾病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力不从心”。中医学是通过临床实践总结出的医学，它强调非对抗治疗、非伤害性治疗，引导病人依靠自身康复能力调节阴阳平和，用药是借以调动人这一复杂、开放的巨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其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的方法，能够适应治疗多因素集成的、有着明显个性化特征的“现代心身疾病”。

中医药学重视对人体的整体调节，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注重发挥人体自身的调节作用，强调要保持人体的阴平阳秘，因而对于尚未进入疾病状态、而人体的阴阳已经出现偏差的“亚健康”状态，通过其辨证论治，宏观调节、整体处理，做到防患于未然，使人体从“亚健康”状态恢复到健康状态，保持最佳的身体状态。中医学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汤药治疗、非药物治疗，都遵循着两个原则，那就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也就是说从人体整个系统去调节平衡状态，达到保障人体健康的目的。

中医药学有其独特的优势，具有悠久的历史、系统的理论、丰富的实践、浩瀚的文献、精制的方剂，是数千年实践检验过的科学，因此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特别是中医药辨证论治，追求“以防为主”的理念和思路，对解决人类疑难杂病和“亚健康”问题成效十分明显。中医药还蕴涵着解决目前现代医学尚未彻底攻克且病死率较高的疾病(如癌症、艾滋病、非典型肺炎、禽流感等)、现代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的巨大潜力。中医药在我国良好的人文和社会环境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应用历史。现在，中医药已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青睐。

中医药在我国有着广阔的前景，我们必须在占世界人口22%的中国卫生事业发展中确立其战略地位，使其在中国人民的医疗保健事业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产生最广泛的影响，使之真正成为保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主力军。

在我国，特别是在广大农村，依靠中医药来保证健康的人数仍然不少，据2003年出版的《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的调查统计，就医者在选择医疗方式时：按文化程度分析，不识字、识字少、小学文化程度三者选择中医治疗的比例约为32％。

然而，我国中医萎缩得非常厉害：清末民初，全国有中医80万人，解放初，50万人；今天，我国人口从清末的3亿多人增加到13亿多人，中医却减少到23万多人。换句话说，清末民初，每万人口有26名中医，今天每万人只有2个中医，而且还不是纯正的中医，大约每10个中医中只有一个可以用中医思路看病。反之，西医人数由1949年的8.7万人增长到今天的175多万人，占了绝对统治地位。这是民族虚无主义导致的恶果。因此，必须迅速改变这一状况，重新确立中医药的主体地位，为13亿人民的医疗保健服务。

二、在农村建立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

就我国广大农村的医疗现状和我国国情而言，必须在农村建立简便廉验、新型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这个体系必须是真正为全体中国人民健康服务的，必须是公平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总之，这个体系必须是为13亿人服务，特别是要能解决占总人口70％的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这个新型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必须是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体系，必须要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中医和西医并重的治疗手段是非常必要的，而中医药的简便廉验的医疗更是与贫困地区农民的经济收入状况相适应，最重要的是，中医的养生理论能被老百姓自然而然地接受，既能养生健体，使人健康长寿，又可治疗常见病、疑难病和各种传染病。

中医药与农村合作医疗有紧密的“血脉相连”。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合作医疗提倡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最初级的中医药疗法——“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俗称“土方土法”。这也是当时农村合作医疗“主力军”——“赤脚医生”使用的主要治疗手段。例如，张自宽于1965年月10月13日，在湖北省麻城县区卫生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加强合作医疗管理时曾说：“坚持实行‘两减一保’，……公社卫生所都要做到：不该用的药，坚决不用；不该买的无效药品，坚决不买；能用土方土法治疗的，就坚决采用土方土法，并且要大力提倡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至今，他提起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时，还是那么动情地说：“中医药当然很重要！当年如果没有‘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我们怎么搞合作医疗？”

《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在分析之后，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中药的确是一种价钱比较低廉的药品，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农村，更适合于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健康。”在此，我们不得不指出，此话说对了一半，不对的是：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并非因中医简便廉验而只适合农村，中医药同样适合城市；只因我国农民过于贫困，首先应用于农村；再者，城市已经形成现代医学的利益集团，难以一下突破。

三、加强农村中医人才培养，让“赤脚医生”重新焕发活力

中医不仅能治疗慢性病，而且中医是在与急性病、传染病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张仲景治伤寒，吴鞠通、叶天士治瘟疫，解放后蒲辅周治乙脑，邓铁涛等治SARS，都是明证。我国20世纪70年代合作医疗能在农村有85％以上的覆盖率，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农村拥有大量的赤脚医生，他们掌握了中医的一些适合农村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农村中医人才极其匮乏，因而必须加强农村中医人才培养，为重建乡村医疗网络提供医疗人才的支撑。

在农村，一方面，完全可以通过师徒传承培养一大批适合农村的中医大夫，而且由于其乡土性而不会离开农村。中医学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继承发扬，主要靠的就是师徒相授的形式，在这样的一种世代沿袭过程中，中医学代有发挥，名医辈出。像刘渡舟、路志正这样的中医泰斗都是学徒出身。另一方面，高等中医药院校每年应为农村定向招收一批学生，定向培养，毕业后返回到农村工作，而且对他们应该像当年对待师范生一样予以免费，管吃管住管生活费。另外，应对“赤脚医生”和卫生院医生中的中医举行定期培训，提高他们的医术水平。这样，既可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又可使农民用上当地的廉价中药。

我国20世纪70年代能以世界1%的卫生事业费用解决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构成了农村三级卫生网的最下一层。他们既是卫生行政体系的下层，又因为出自当地而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这种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生子夜出诊、突击接生、舍己救人的思想基础。如果完全以市场经济来建立农村三级卫生网，是有一定困难的，也是不符合中华文化传统的。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广大农民还是相信中医药的，《中国中医医疗服务需求与利用研究》对选择中医治疗者进行原因分析，以“信任中医”为原因的比例最高，约占51％。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就近采药应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地的药材可以解决当地大部分需用。早在民国初年，我国3亿多人口，有80万中医，多分布于农村，当时约1000名西医几乎全部集中于城市。1965年，毛主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大批医务人员下乡；60年代末，全国又掀起办合作医疗的高潮。到1975年，全国有赤脚医生156万人。基本上解决了农民就近看病问题。到2000年底，由赤脚医生改称的乡村医生还有102万人，到2002年底又有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我国至少还需要培养百万名“赤脚医生”才能满足农村需要。按我国中医院校的教育能力，应该说，10年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些“赤脚医生”的培训当以针灸、拔罐、按摩、刮痧及中医基本知识为主，并教以简单的注射、吊瓶等西医疗法。因此，完全可以重建赤脚医生制度。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和三级卫生网，使广大农民回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年代。

四、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宏观调控,对特困农村施行医疗救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成功地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毕竟也是市场经济，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我们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诸多问题。市场也许能解决众多领域的问题，但是对于医疗卫生这一特殊领域而言，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只依靠市场经济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刚刚解决温饱的广大农村，将医疗卫生事业这种既有公益性质又有市场成分的特殊资源完全推向市场，纯粹由市场运作，显然弊大于利。因而国家必须加强农村医疗市场的宏观调控，合理规划，合理配置农村有限的医疗资源，加大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预算的投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的优势，建立和健全农村医疗和预防保健网络，逐步解决农民因病致贫等问题。作为基层医保中心的乡镇卫生院应以公共卫生服务为主，重点做好预防、保健和基本医疗服务。

国家已经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然而当面对贫病交加的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时，自然会想到要保持农村的稳定，要建设好小康社会，就必须首先保证农民的健康和生命。针对农民买不起药的问题，解决办法说起来似乎也简单，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让他们的钱匣子能够鼓起来。但是这种治本的办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非易事。恐怕这并非是解决所有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农民没钱看病吃药，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下，医疗市场却是统一的，医药和医疗的价格更大程度上是依据城市的标准制订的。谁都知道我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不但本来就差别巨大，而且还在不断的拉大。

于2003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明文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农民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和其他医疗保障形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然而问题是：怎样发展？如何完善？为了让农民看得起病买得起药，有一些地方在尝试着建立一种新型的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根本的问题就是钱从那儿来？由自愿参保的农民交纳一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助一点，政府再支持一点，“三个一点”共同形成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农民就医时可按一定比例报销医疗费用。我们不能否定这种种改革的尝试。因为从理论上讲这种制度在防止农民在得了大病之后会倾家荡产方面是有作用的。但是农村医疗制度的改革不能搞一刀切，对非常贫困的农村来说，由于农民的收入太微薄了，“小病扛，大病拖，拖不过去见阎王”是农民们非理性而理性的选择。农民的自愿性也就大打折扣了，三个“一点”中的农民的一点的能力非常的小，甚至是趋于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点也就不用说了，因为如果有一点点的话，它的最终来源还是农民自己的身上。那么算来算去也就只有全靠政府了。因此在农村医疗改革中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之外应相应建立一种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医疗救助当作一种政府行为，主要针对没有能力参加农村医疗保险的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对其实施的医疗费用减免，以保障其最低医疗需求，这是农村医疗保障的最基本制度选择，医疗救助应由各级政府纵向实施。国家要分级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不同的救助支持。特别要加大对特别贫困的农村地区医疗的财政投入。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民就可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来买药治病。

五、加强农村医保的科技支撑

虽然近年来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但是地区差异依然十分明显，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农民还是处在贫困状态之中，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的建设任务仍很艰巨，发挥科技对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建设和解决“三农”问题的支撑作用有很大的空间。

首先要解决农村医疗人才和技术支持人才匮乏的问题。一方面，可通过高等医学院定向培养卫生人才来解决，亦可通过建立继续教育制度，对当地医疗卫生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和技能培训等办法解决偏远乡镇卫生院急需的人才问题。另一方面，组织中医非药物疗法专家讲师团深入基层传授实用医疗知识和技能。比如中医针灸，拔罐，刮痧、按摩等，以及一些民间验方、偏方，可以使农民花很少的钱治好病。可针对当地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选择有效的偏方、验方及针灸知识，组织医学专家讲师团，定期深入基层培训乡村医生。

加大对农村的医疗卫生保健的中医药科普宣传。农村卫生工作应该以预防为主，通过科普工作，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农民普及卫生常识，使农民对地方病和常见病有正确的认识，使这些疾病得到相应的预防和控制。建议将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科普宣传作为科技扶贫工作和科普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加以安排。

乡村医生工作在农村医疗保健工作的第一线，任务重，责任大，对乡村医生的培训和指导十分重要。国务院386号令《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于2004年1月1日起执行，其中也强调了对乡村医生的培训和教育。建议组织专家研究建立我国面向基层和广大农村的远程医疗网络的可行方案，为一线工作的乡村医生和社区医生提供经验获取和接受在职教育的便捷渠道，并实现远程诊断指导。

六、在农村推广新型医保模式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在这些地区，可以借鉴山西左权县过去的经验和贵州省正在试点开展的——“以药换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即农民在看病时，可以带上自采的草药交与医生，实行“以药换医”。农民受惠于中药材，就会自觉保护药材资源免遭破坏。这样可减少农村病人费用的支出，解决农民“有病不敢医”、“有病无钱医”等问题。这一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健体系可以促进农民合理利用当地资源、减少其医疗负担、增加其收入，应予以总结、提高、推广。

再如，由祝总骧教授倡导的“312”经络锻炼法，简单易学，操作简单，还能强身健体，预防和治疗疾病，值得在全社会特别是农村地区推广。

总之，农村医疗保健关系到保护农村生产力、振兴农村经济、维护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农村医保工作还任重而道远。如今，农村医保体系的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瓶颈。我们建议国务院召集各有关职能部门，就有关农村医保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以期从整体上理顺关系，使农村医保工作真正走向正规。整个社会都应该关心和支持农村医保事业的发展，完善农村三级卫生网络系统，建立起一道保障农民健康的坚实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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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民间师承教育现状及问题(2009-07-31 00:41:21)

标签：中医师承问题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中医民间师承教育现状及问题

贾谦　杜艳艳　张超中　傅俊英　仲海亮

在民间自发的具有原始意义上的中医师徒传承模式，是中医学千百年来得以代代相传，并日益发展的主要传播方式。中医学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延绵不绝，对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巨大贡献，其中师徒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许多中医学内容属于隐性知识范畴，需要大量的记忆和实践才能很好地掌握，通过师承学习方式可以及早接触中医经典和切脉、针灸等实际技能，这对需要相当悟性思维的中医知识体系极其有利。历代中医大家都是在学习继承前人基础上，悟出新意而不断发挥创新而成。像张仲景、叶天士、刘渡舟、邓铁涛等古今名医，大多在15岁左右即从师进入了中医学殿堂。

师带徒的师承教育模式，本是历史的延续，应该能对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现在，国家规范中医市场无疑是必要的，打击假医也是保障民众安全的有力措施，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优秀的民间中医师和千百年来证明有效的师徒传承方法的存在，更不能为了防止不良医药事件发生，就简单粗暴地一棒子将所有民间中医全部打死。如何有效地将那些有真才实学，掌握着治病救人本领的大夫与骗医区别开来，并让他们参与到济世救人的医生队伍中，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政府一切为人们群众利益着想的精神和以卓越鉴别水平体现出来的管理才能。

据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在2003年香山科学会议上保守估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十多二十年，但也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这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据我们课题组估计，我国目前大约有15万拿不到行医执照的民间中医，由于民间的需求，他们只好冒着风险天天在非法行医。几千年中，中医的传承教育模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医人才，像上世纪初我国就有中医80万人，远远超过现在以院校教育为主培养的27万中医师人数。

一、民间中医的现状及问题

（一)现缺乏合理的民间中医认证方法

2003年10月1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规定：“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的人员以及确有专长的人员，应通过 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并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中医医疗活动。”虽然，但全国许多省份均未组织开展师承人员的考试项目，许多民间中医求证无门，有的只能改行，有的则仍在“非法行医”，随时有被查处和被医政部门某些恶劣官员敲诈的危险。

例如在近五年内，就我们调研所知，有14路民间中医主动去艾滋病疫区提供免费中医药治疗，但由于他们都没有接受过院校正规教育，或自学或祖传或拜师，没有行医证，按照《医师法》规定，他们都是非法的。然而实际上他们治疗艾滋病的效果相当不错，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因此，目前这些民间中医能否取得行医证，应关键是看他们的医疗水平是否高超和医德是否高尚，如果他们完全具备行医的能力和实力，那么他们没有行医执照的责任就不在他们而在相关部门了！那就是这些部门不顾历史和今天的客观情况，不能急广大群众之所急，没有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所造成的。

吴仪副总理在徐冠华部长的报告上批示：要组织中医界参加AIDS防治工作。有关部门原本应该借这一批示的东风，肯定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顾及艾滋病问题时自动上一线免费为艾滋病人治疗的成绩和功劳，然后将之组织起来，一方面予以资金支持，加以引导，让他们发挥特长，解决艾滋病问题，一方面组织他们学习，加以提高，将他们培养成名中医。然而，应有关部门要求，课题组和这些民间中医向局领导汇报两次之后，不仅没有得到一句对这些民间中医赞扬或肯定的话，却“严格执法”，这些民间中医不得不统统离开艾滋病村，因为他们几乎都没有也拿不到行医执照。这不得不让人想到：抗日必须黄埔毕业，老百姓抗日有罪！

（二)目前的民间中医职业考试缺少中医特色

首先，大部分民间中医过不了职业医师考试关。其中技能操作考试中绝大部分是西医知识，甚至考呼吸机的使用和手术服的穿戴，而笔试中1/4为纯西医内容，其余3/4为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目内容，但考试形式固定，考试内容刻板，某病某证型只能用教材上列举的某一个方，丝毫没有顾及中医临床运用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往往是学富五车、临床颇有心得的老中医不一定能答得上来，而刚从院校毕业，硬背了几本教材，毫无临床经验的学生猜中率颇高。

（三)对民间中医行医权力范围和治疗手段限制太死

法律对于中医师自制丸散膏丹进行了严格限制，药厂也需达到GMP标准，并得到新药号后才能生产中成药。也就是说，中医师不能自行配制、销售丸散膏丹。我们调查后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的生命力。中医秘传成法、验方真正行之有效，但这些有效的方剂没有批准文号的不准使用，否则列为非法药品。一旦被药监部门发现，一是没收药品，二是罚款。但要这些民间中医真正拿出以雄厚资金为基础的现代动物实验（也完全没有必要)数据来申报新药，真是难上加难。其实，像云南白药等名药都是民间实践、筛选后的成果，并非是从动物实验数据中分析出来的；实验室是拿不出真正的中药处方的，拿出的就不再是中药制剂了，如青蒿素虽然是由中药青蒿中提取出来的，已不再是中药而是西药了。如果不再允许中医通过临床筛药、制药、治疗，而完全靠实验室动物实验来筛选中药新药，肯定会扼杀中医药。如洛阳有个魏春菊，其魏氏祖传药物和方法，治疗断指（趾)，不仅不需要截肢，还能让断指（趾)再生，对于这种已有数代临床实践经历，并且有多例临床案例证实的药物，能否给予政策上的扶持，像云南白药一样，不用公布其药物组成，制成成药后，在全国推广应用，这样受益的将是广大群众。而且，还能在目前尚无有效措施保护传统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让其继承、推广开来。

二、民间师徒传承是继承发展中医的根本途径

师带徒是历史上中医学培养人才的固有的有效的做法，通过口传心授，将基本理论、中医特色、临床疗效传承给徒弟。徒弟在抄方侍诊中，了解老师的思维方式、治病用药方法，不仅增强徒弟的从医信念，而且在学习中悟出新意而不断发展创新。因此，根据中医学实际，培养高层次临床型实用人才，师承教育不失为一种好模式。鉴于中医学是一门继承性极强的医学科学，而师带徒是继承与发展中医学的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故国家应该将师承教育纳入到中医教育之中，成为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应根据传统中医特殊成才规律，结合现代 资格要求，制定专门的资格认定和执业监督办法，使有真水平的民间中医公开化、正常化、合法化；同时，引导和规范民间中医市场；目前一刀切的 考试内容中有太多的西医知识，用来考中医医师执照并不合适，应设计适合民间中医的培养方向和特色的试卷。对于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民间中医，正确的“引”远胜于单纯的“堵”：鲧治水以堵，失败告终；禹治水以疏导，终于成功。只有以某种合理的方式将他们纳入国家队，给予及时指导，给那些像真正有能力防治艾滋病的民间中医一个机会，才可能让那些真正有疗效的中医药发挥救死扶伤的作用。

总之，现在以院校教育为主，但也应尊重历史和客观现状，保持中医教育的多元性，且应给师承方式培养出的医师一个不同于院校教育要求的认可方式。如果简单化地剥夺那些如在救治艾滋病方面殚思竭虑的民间中医的行医资格，其实是对生命的漠视和对历史的背叛。

湖南省蓝山县中医情况调研(2009-07-31 00:42:05)

标签：中医情况调研 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湖南省蓝山县中医情况调研

甄广文  贾谦

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了解到湖南省蓝山县有一位小有名气的曾浦财大夫。他从医几十年了，用自己研制的中药治愈了很多病人，有些病人是因承受不起巨额的医疗费用或者医院救治无果的情况下找他治疗，大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引发了我们对蓝山中医药发展现状、以及对当地乡村中医目前处境进行调研的兴趣。

蓝山县，位于湖南省南部边陲，2006年末全县总人口35.5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9.64万人，乡村人口25.86万人，除了极少数居民能够享受完整的医疗保障外，大多数农民虽然有合作医疗，但是在医院昂贵的治疗费用面前，大多数农民望而却步。

几位不愿透姓名的大夫告诉我们，病人到医院看一般的门诊，首先是三大常规（血、大、小便化验)检查，有些病人还需要做肝功能化验，X光，B超，CT检查后才能介入治疗。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患者负担。就现在农村医保来说，平均报30%。如：住院2000元扣除基数500元，1500元报30%～50%（450～750元)病人自掏1000多元，本来，一些病花300～500元即可治愈，但你享受医保，反而比不享受医保还要多开支一倍药费，所以大多数农民选择到个体诊所看病。

就此，我们对当地的一些私人医疗诊所进行了实地调研。曾浦财大夫所开的曾才诊所坐落于县城相对比较繁华的二市场59号，诊所面积不大，但布置得有条不紊。曾浦财大夫上初中时就开始学习中医。1970年曾入伍参军，1973年服役期满后复员回家，同年下半年考入零陵卫校中医班。1975年毕业后分配在基层竹市公社卫生院工作。当初曾大夫只会看中医，出诊时就带一支笔到病人家看病，开完处方，就回卫生院，但乡卫生院没有中医科，只有一个门诊室，曾大夫被迫看门诊，由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开始学习西医。

曾大夫多年基层行医积累的经验为提高自己的临床水平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1987年2月经县卫生局批准，曾大夫开始了个体行医的生涯。

曾氏典型病案走访

病例一，一位曾在蓝山县政府招待所工作过的王先生对我们说：他2006年曾患带状疱疹，经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明显，患处有20公分左右面积，皮肤溃烂，后来到曾大夫处治疗，用自制“复方七一花酊”外用当天见效，治疗一个月症愈，总费用才200多元。

病例二，蓝山县大桥乡大冲村的张女士，现年58岁，因患胆结石、双肾多发性结石、脂肪肝和右肾囊肿，经多家医院诊治一年无效。2007年3月28日张女士来到曾大夫处，服用曾大夫自己研制的“无根三金溶石排石汤”，通过两个月治疗，脂肪肝与胆结石痊愈，右肾囊肿由55X54MM缩小到6X5MM，双肾多发性结石减少到一个小强光点，后继续服用上方10副，肾囊肿与双肾结石痊愈。至今6个月，随访无异常情况。

病例三，蓝山县总管庙乡的黄先生，今年37岁，2005年4月20号经蓝山县中医院超声诊断为肝硬化，于同年4月27日转入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MSCT扫描诊断为肝硬化、脾大和腹水，住院治疗半个月左右，病情有所好转，但因经济问题只好出院，半月后病情极不稳定而且有所加重，经其弟介绍至曾才诊所接受中医药治疗，服用曾大夫自制中草药“肝乐福胶囊”，六个月痊愈。至今两年多未复发。

正是如此，曾大夫的医术得到患者的认可，名气逐渐传了出去。

李大德大夫的中医情结

为了更多地了解当地的中医药发展状况，我们又走访了岐石脚村的李大德大夫。李大夫1937年出生，初中文化，他的医术是祖传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大夫，受父亲的影响，经常随父亲上山采药，李大夫逐渐喜欢上了中医，现在可以认识几百种药材。李大夫药柜里大部分药材都是自己从山上采下来的。治疗上，除了吸取父亲的经验，李大夫也不断地总结和研究，针对风湿、骨科、毒蛇咬伤、肿瘤、三叉神经痛等病配置了多种药剂，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李大夫治疗过的病人很多。一个典型病例就是，2007年5月份左右，李大夫接诊的一位胃癌病人。病人于2007年3月经长沙肿瘤医院诊断为胃癌，要交5万元押金，需接受住院治疗，因家里经济状况不好，只好放弃住院治疗的打算，辗转找到了李大夫。李大夫用中草药与动物类药研末让病人口服，每次开水冲服6克，一天服药2次，大概两个月后，病人基本痊愈，治疗费用前后不过300元。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蓝山县中医发展情况，我们在2007年12月9日上午（星期天)拨通了卫生局长陈沅新的电话，想约个时间面谈，陈局长说自己正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不方便接待。经过我们反复沟通，陈局长说一会儿回电话确定见面时间。但由于陈局长工作上可能实在脱离不开，最终我们也没能见上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多走访当地的中医，进一步了解中医药在蓝山县的发展现状。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县中医院因不能维持下去，在2006年与人民医院合并，名称也改为“蓝山县中心医院”。为了究其原因，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当地一些群众告诉我们，以前去县中医院看病，基本都是开处方吃中药，但抓药都是从中药店或是中医诊所，因为中医院药价偏高。当地一些大夫说，以前中医院不是医保定点单位，政策上扶持力度也远远不够，再加上药价较高，所以很少有人去看病。合并为中心医院后，作为合作医疗定点单位，才有一些可以享受医保的病人去看病。还有一些个体中医大夫因收入水平太低，逐渐卖起了西药，给病人挂上了吊瓶。这些状况不仅仅出现在蓝山县，据我们所知全国其他省市也存在此类现象。

我们也了解到，县里“清无”工作抓得还是满紧的，执法还是满严的，常常会将那些没有行医执照的大夫、自制药剂的大夫“请去”，家属自会设法送去金钱，人嘛，自然也就回家了，回家后自然一切照旧。第一，一家人要吃饭，第二，有人找他看，第三，他也能看好。要是他看不好病，自然没人找他看了，自然也就用不着执法者“下大力气”“清无”了。所以，我们觉得，既然他能看病，何不就给他发行医证、让他名正言顺地给人看病呢？反正你给他发不发行医证，他都要给人看病的。发了证，名正言顺地归你管，你可以名正言顺地组织他们学习提高，既提高医术，又提高医德。对大夫、对百姓、对管理部门都有好处，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卫生部要求的2007年9月举行的医师资格考试，并没有通知到每一个无照行医者。不少人想参加考试而不得知，错过了时间，颇有意见，而考试内容相当一部分还是西医的知识。

从蓝山县中医发展情况看，从曾大夫、李大夫治疗的病例看，个体中医诊所的存在，有助于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因为中医药确实简便廉验。我们建议个体中医诊所应该纳入国家医保报销范围。

我们不太主张中医诊所用西药、挂吊瓶。今天不少中医诊所所以如此，皆因不被列入医保报销范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耳。

在澳大利亚，在中医诊所看病是列入保险公司报销的，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医看病要便宜得多。在中医药的发源地，是否更应如此？而且，唯有如此，才可以减少医保费用，才可以使群众真正得到医疗保障。

盲目的“中西医结合”导致 中医临床水平下降（1)(2009-07-31 00: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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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盲目的“中西医结合”导致

中医临床水平下降

欧阳卫权  广东省中医院

写下这个标题，不是笔者故作标新立异，吸引眼球，亦非一时冲动愤慨之语，实是这些年临床中，见到太多的所谓的“中西医结合”怪现象。

一、中西医结合的现状

多年的临床中，有诸多的“中西医结合”怪现象：一怪，现在的中医界，真正运用纯中医来治病的医生寥寥无几，个个都是“中西医结合”医生。二怪，现在的疾病，小到头疼发热打喷嚏，大到急危重症疑难病，病病都需“中西医结合”——中药加西药的方式治疗。三怪，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在临床中不见踪影，中药西用愈来愈滥，一遇高热，静滴少不了清开灵、双黄连，谓能退烧；一见感冒，开方就是板蓝根、大青叶，谓能抗病毒；若是炎症，银、翘、芩、连、蛇舌草，摇笔即来，谓能抗菌消炎；治疗冠心病，肯定就是桃仁、赤芍加丹参，谓能扩冠、活血化瘀。其结果，适得其反，疗效不显，于是不得不求助于西医西药——“中西医结合”。四怪，中医科研套路常常是：某某方治疗某某病的临床与实验机理研究。以方治病（好一点的加个辨证)，观察期间一方到底，不作任何加减，谓此符合DME精神；研究结果靠堆砌一大堆西医指标，谓能证实中医药疗效；实验机理研究则需要小白鼠点头，造出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中医证候模型，脾虚模型用大黄泻下后得出，肝郁模型把发情期的小白鼠分开饲养……甚者有人在小白鼠身上做推拿，借以探讨中医药的作用机理……我们的中医界真的需要这样的“中西医结合”才能有发展、才有出路吗？

五十多年前，一位伟人诗意般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此后，我国的中西医结合事业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五十多年过去了，中西医结合事业似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肾阳虚本质研究、脾虚研究、活血化瘀研究、青蒿素、三氧化二砷……活血化瘀研究最终也摘取了我国科技进步奖的最高奖，一时中医界无上光荣，引以为傲。而放眼我们中医临床呢？中医临床水平日趋下降已经成为中医界不争的事实！

或许很多人不认为现今中医临床水平下降了。如某教授认为，早期的中医药技术水平远远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了。中医药近年来正处于一个发展非常迅猛的时期，而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主要是因为中医药学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借助了现代科学，包括西医的科研成果。

真是这么回事？请问，我们的中医师们在临床中有百分之几的病人是用纯中医看好病的？如果是用西医看好的，请不要将功劳归于中医的名下，那是“挂羊头卖狗肉”，可耻的事；如果用中医看好的百分数太低，能不承认目前中医临床水平下降么？

也许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用纯中医看好病才能证明中医水平？我们现在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水平不是很高么？诸多学术期刊论文证明，中西医结合疗效明显高于单纯的中医与西医。

果真如此么？诸多学术期刊论文的论证真的客观么？我们可以来看看现实中的中西医结合又是怎样的状态。

（一)谁在搞中西医结合？

1．西医院只有极少数人在搞中西医结合

在西医院里，那些西医师基本上是用纯西医在治疗、抢救病人，他们中大多数无须在纯西医中掺入中医内容，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很瞧不起中医，蔑视中医，甚至诋毁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认为中医疗效靠碰运气。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西医结合”主力军。

2．绝大多数中医院是事实上的中西医结合医院

在中医院病房里，用西医西药来治疗、抢救病人成了普遍现象，成了常规。中医中药成了可有可无的辅助甚至是点缀。在急诊里，稍微发烧都要用上抗生素，挂上点滴。只在门诊，还稍微能看到一点中医的气息，看到部分老教授基本用中医中药在治病。所以，真正的“中西医结合”主力军就在绝大多数的中医院里。

中西医结合医院是当然的中西医结合主力军。不用说，自然是中医加西医了。实际上也是基本上用西医，加上中医的点缀而已。

以上可以看出，现实中“中西医结合”的主力军在哪里呢？西医院？自然不是，是在绝大多数的中医院与所有的中西医结合医院里。

（二)中西医结合疗效果真就高了么？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两个现象：

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我们几乎所有的期刊论文都是报道中西医结合疗效高于单纯的中医与西医。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是，我们大多数中医院门诊量和经济效益均低于同级别的西医院。部分中医院门诊量日益萎缩，经济效益每况愈下，个别甚至举步维艰，艰难度日，濒临倒闭！这可是担当“中西医结合”的主力军啊！不是说“中西医结合”疗效都好于单纯的中医和西医么？照此推论，中医院（因为基本都在用中西医结合治病)、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量、经济效益都应该比同级别西医院好才是，但现实恰恰相反！！

那么，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怀疑，那些大量报道的中西医结合疗效高于纯中医与纯西医的“事实”“依据”从何而来！

虽然中医院门诊量少、经济效益差与很多原因有关。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主要原因是：中医院的临床疗效差。可以说，代表纯西医疗效水平的是在同级别的西医院，代表纯中医疗效水平的是在临床中真正用纯中医治病的中医师中。所以，比较中西医结合疗效好坏，也应该是与前二者相比较才是。而我们的“中西医结合”者们是：拿自己的中西医结合水平跟“自己的”纯中医与纯西医水平比较。结果当然令人满意！疗效好不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病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所以他们总是流向西医院去。

在这里，没有诋毁中西医结合的意思，也深信在不少急、危、疑难疾病中，中西医配合治疗疗效肯定会高于纯中医与纯西医。关键是，目前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并不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而是一种盲目的、泛滥的中西医结合、虚假的中西医结合！

什么是盲目的、泛滥的、虚假的中西医结合？

看看中医临床上：一见到发烧，打的是柴胡针，吊的是清开灵，外加冰敷物理降温，曾几时考虑过柴胡是疏解少阳？清开灵并不解表？一见炎症，处方里没有几味清热解毒中药心里就是不踏实，谓能抗菌消炎，不管病人是否舌淡苔白，体倦纳呆；一见心梗，就是益气养阴，活血化瘀，别无它法，纯粹就是活血化瘀研究成果的流毒影响！这样的辨“症”论治、辨“病”论治还有几丝中医辨证论治的气息？至于几乎每个病人不管轻重缓急，都是中药加西药的治法则已成普遍现象，蒙骗病人说是“中西医结合疗效好”，扪心自问是不是对开出的中药处方心中没底？这样的“中西医结合”又有多少意义？

中医教育方面，由于盲目的“中西医结合”，将中医也划分为基础与临床，做基础的研究《内经》、《伤寒》等经典却不许接触临床，做临床的只顾与现代医学“接轨”却无时间钻研经典，结果导致做基础的“闭门造车”，做出来的新理论不能指导临床实践；做临床的课程划分……

中医科研方面，中医界最为津津乐道的中西医结合下的科研硕果：活血化瘀研究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我们有没有反思，这成果对中医临床到底有多大帮助？在临床中，有没有因为活血化瘀的“卓越”研究而真正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医治疗冠心病的疗效？我看没有，临床中真正中医水平的中医，仍然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仍然是“有是证用是药”，仍然是辨证论治：有痰浊则化痰，有饮留必化饮，有阳虚必温阳，有瘀阻方才化瘀，而疗效却很好。而反观现在中医院心脏病房年轻医师们的处方，无一病人不用丹参，无一病人不活血化瘀，而疗效呢？疗效不佳，则反过来责怪中医不过如此，从而投靠西医营垒，理直气壮地使用西医西药。正如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以前是外界人要消灭中医，现在是中医人自我背叛！

活血化瘀研究对中医影响是深远的，深远到几乎无病不活血，无病不化瘀！辨证论治思维就在这样的研究中日渐弱化，日渐萎缩。

中药新药临床试验（GCP)，也是盲目的“中西医结合”——某个新药治疗某个病，或某个病的某个证，总是一个方到底，观察一两周甚至一两个月。这段时间内，也许西医的病情变化不大，但中医的症候难道就没有变化？凭什么依据还要用这个中医方？中医治病，重在“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动态的治疗，病人情况变化了，治疗方药一定得变，不变就会适得其反，这是中医的治病特点，也是中医治病的优势。如《伤寒论》第97条所言：“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在这里，当病人“渴”了，病情已转到阳明了，该用治阳明经的药了。而之前的小柴胡汤，能说没用对么？既然用对了，应该好了才是，怎么病人还渴了呢？还要转到阳明经呢？其实，小柴胡汤只治疗在这段时期具有小柴胡汤证前提下的病证。若服后渴了，转阳明了，就该改方。这不是小柴胡汤无效，而是中医治病是动态用药。某个时期状态出现某个方证，随证而治，方是随证移动的，证是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初时辨证的证型会随着治疗后发生改变，有时是大的改变，有时是小的改变，改变的时期也是具体病人具体时期而不同，所以治疗用方用药也要适时改变。绝不是GCP预先所强制定的两周或两月，并认为在这两周或两月中证型不变，用方不变，连加减都没有。我们的GCP，恰恰就是这样死守方不移！这不是中医特色，不是中医优势，这是对中医的特色和优势视而不见，盲目套用西医西法的恶果。以这种视点来看待中医经典名方，可以说，在他们眼里，没有一个方是好方，是值得开发出新药的好方，因为没有一个方能明确地治什么病。这是残害中医，阉割中医！

或许有人问：那为什么不用纯中医治病呢？回答：用纯中医治病心里没谱，心虚；没有西医的“保驾护航”，处方不敢开出去。

为何导致纯中医治病心里没谱，必须倚赖西医西药的“保驾护航”这样的局面呢？罪魁祸首仍然是所谓的盲目的“中西医结合”！这种“结合”导致现在中医人退化了。他们大学本科毕业后就从来没有单独用脚走过路，一直就是手脚并用地爬着：中药加西药！十几年、几十年过去了，升主治、主任了，成教授了，还是手脚并用地爬着：中药加西药治病。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

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1980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多么深刻的认识！多么尖锐的批评！我们现在这种盲目的中西医结合，何尝不是正在消灭中医？

盲目的中西医结合，直接导致了中医人对西医西药过分地、懒惰地依赖，不思从中医角度去钻研、认识、解决疾病；导致了中医人临床辨证论治思维的偏移和退化；导致了中医人对中医临床疗效信心的丧失；导致了下一代中医人对中医疗效的怀疑，对中医信念的崩溃。长此以往，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中医临床水平江河日下！

盲目的“中西医结合”实质就是“中医西化”和“西医代替中医”！

盲目的“中西医结合”直接导致了中医临床水平下降！

盲目的“中西医结合”对中医各方面产生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

要真正发展中医药事业，提高中医临床疗效，首先就要向这种盲目的、虚伪的、欺骗的中西医结合开刀！此刀不下，中医药的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医能治好病能治好很多急、危、疑难病只能渐渐成为历史，成为后人心中一个美丽的神话与传说。

二、中医科研应以提高临床疗效为主

中医的科研应该少做些毫无意义的帮国家烧钱的事，多做些临床研究，真正从中医的思维方式去诊治疾病。某些专家在谈到中医停足不前的根本原因是目前中医缺乏创新、创新、创新。而我们目前真正缺乏的是继承、继承、继承啊！我的一个病人腰痛六天，理疗、中西药都吃了无效。我开4剂甘姜苓术汤合五苓散就治好了，病人连称神奇！而这些方是1800年前的，有什么神奇啊？我只不过是继承了而已。这些治法内科教材都写得明明白白，可就是现在的中医不会用，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用。这里，需要继承还是创新呢？搞中医科研的马上就会来研究这个方，我说：你们做动物实验吧，保管你们的实验结果是治不好小白鼠的腰痛，你们的结论永远认为这个方不是个好的治腰痛的方子，因此你们永远不会采用。但临床就是这么有效！就是这么神奇！关键是什么情况下用，这就是中医的辨证！这就必须继承这种传统中医的辨证思维方式。现在所谓的中医药现代化是做不出这样的辨证结果的。

有专家认为中医科研中的实验研究其实只是非常小的一个方面，目前基本已不是主流。然而，请注意，现在中医科研相当多的套路是：某某方治疗某某病疗效观察及机理研究。疗效观察——临床，先进而死板的所谓DME方式，GCP规则；机理研究——实验，检测几个观测指标，或在人身上，或在老鼠身上。最后得出结论：某某方治疗某某病疗效大大的好！稍微有点中医气息的就：某某方治疗某某病的某某证型大大的好！然后通过鉴定，报奖！省级或者国家级，结果皆大欢喜。最后，该课题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好一点的就继续开发“新药”。

某专家认为：该规律如何优化为最佳剂型、配伍、用量等，此时可进行包括机理等方面的基础研究，然未必是动物实验。那么，这位专家所说的优化为最佳剂型、配伍、用量，是为谁优化？是为你具体看的这个病人优化？还是为统计学的95%优化？还是仅仅为这个病优化？中医的特色就是治疗个体化，医生治病，不是一定治好这个病，是治好这个病人！一个一个地治，不是广施善斋，每人一碗粥救济灾民。“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些哲学思想对医学尤其具有指导作用。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因此世界上也没有两个人得完全同样的“病”——比如感冒，一个发烧，一个却不发烧，你能说：他们得的都是同一个病：感冒？严格来说，他们得的病并不相同，感冒只是人为给他们加上去的一个病名而已——人类以为找到了感冒的发病机理和原因，给他们冠上一个名称。所以，治疗也应该是不同的，应该是辨证论治的。  

现在中医界有些人常常把中医临床水平的滑坡和衰落归罪于中医理论上缺乏创新，并历数历史上金元四大家、温病学说对中医理论的发展即源于创新。这明显忽视了另一个事实——他们之所以能在理论上创新源于深厚的临床实践！反观我们现在的中医理论研究，不在办公室就在动物实验室，搞中医基础研究的不搞临床，研究出来的理论是空对空，可以说，几十年来的中医理论研究“新成果”，还没有一个对临床中医产生过好的影响，更别说发展。即使活血化瘀的研究被认为是重大理论突破，但带来的流毒亦深重——现在中医师在临床中几乎无病不瘀、无病不活血，对冠心病尤其如此。而疗效呢？不佳！
    我们忘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医的理论研究目的，是为中医临床服务的。现在中医理论研究完全跟临床脱节，闭门造车！

盲目的“中西医结合”导致 中医临床水平下降（2)(2009-07-31 00: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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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医需要不需要科学研究？

有人问：中医既然不需要做实验，那么还需要不需要科学研究？我们的回答是：当然需要科学研究。但在科学研究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科学？科学就等于真理么？科学就是绝对正确么？其次，我们要弄清楚，科学研究就必须是现代西医的那套方法么？科学研究就必须采用“现代科学”的还原论的方法么？

众所周知，科学一词源于西语“science”，由上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新文化激进分子转由日本引进，日本人将“science”理解为“分科之学”，这是对的。科学就是分科的学问，犯不着把它抬高到无限高的程度。但是，由于中国近百年的屈辱挨打史，使中国不少有识之士进行积极的探索救国之路。结果发现：原来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中国缺乏“science”。于是，当时的精英们积极引进了“赛先生”与“德先生”，以求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自此以后，科学一词在中国越来越被抬到一种极端的高度，甚至被抬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坛被无条件地顶礼膜拜，直至把它等同于“正确”、等同于“真理”。所以，现在我们说一种事物、方法、观点不正确，往往说它“不科学”。我们说它是“科学的”，骨子里认为它就是“正确的”。

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但却在中国广泛地被灌输、被执行。

其实，我们从任何一门科学发展史都可以看出：科学只能是某一阶段对事物本质的比较客观的反映，其性质只能是比较正确，其发展只能使科学比以前更接近真理而已。而真理，才是绝对正确。但绝对真理，我们几乎不能得到，所以才导致人类的认识无限下去。

在讨论怎样来进行中医科研之前，我想先谈谈现代科学方面的一些东西。

19世纪末，在牛顿定律的贡献下，全球物理学家均认为物理大厦即将建成，并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是这样的：时间是永不回头地一维地无限地往前走的，空间是静止的，物体运动需要参照物来描述，与参照物的背景时间无关。光在一种叫“以太”的东西里穿行。

而一个意外的发现让人们对这样的宇宙产生了疑惑：人们发现，不管我们的运动与光运动相对、相反、或成直角，光永远是以恒定的速度运动。物理学家寻找的“以太”也无踪影——即使有“以太”，也无法解释光速为何恒定，而不是像牛顿认为的那样拥有相对速度。

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出现，彻底粉碎了人们心中传统的时空观。我们发现，我们每人拥有自己的时间，你的运动快，你花的时间就少，宇航员飞行回来显得更年轻，这不是传说而是事实；古诗里“到乡翻做烂柯人”也是科学的事实而非幻想。时间和空间纠缠在一起，时间不再是无关的背景。

苹果落地打着了牛顿脑袋，让他顿悟万有引力。认为物质质量大的东西引力也大。质量的搬运引起引力场的改变；而在牛顿定律里，这种改变是瞬间的。但瞬间到能超过光速吗？牛顿给爱因斯坦出了难题，因为在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中光速是恒定的，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光速。但这难题直接导致了广义相对论的发现——原来，物体周围的空间是弯曲的。所谓引力，只不过是小物体“落”到了大物体周围弯曲的空间而已。而为了防止落下，它们必须具有某种速度——月亮绕着地球跑，速度不够快，就会砸向我们，让我们像恐龙一样灭亡。

从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经典物理学里面，时间、空间、引力与相对论里面完全不同了。科学发展了，一切概念都改变了。

但我们就此认为牛顿定律都是错误的吗？如果是错误，那我们中学为什么还要学习牛顿定律？使用牛顿定律？

不是错误了，是定律适应的条件改变了。每一个理论或定律只在它相应的条件范围内适应。霍金都说过：有没有用来描述整个宇宙的统一的理论，目前来看，还没有。所以，任何理论，都是在某一个方面、一个侧面反映事物的真象。想全面反映么？除非你比霍金还厉害！

这还没完，让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相对论来解释宏观宇宙非常的符合实际观察结果，获得巨大成功。但在微观世界里呢？量子力学却让他烦恼。原来量子力学里发现，微观粒子居然运动得毫无规律，纯粹是偶然的出现，我们只能以概率来描述。而爱因斯坦顽固地相信：上帝不是在扔骰子。同时，爱因斯坦又相信宇宙是静止地一直这么下去的，但爱因斯坦方程式导出的结果并非静止的，这又让他错误地想导入一个宇宙常数来解决。

现代物理学家大多支持宇宙起源于大爆炸，大爆炸的起点被称为“奇点”。而对宇宙解释得很完美的爱因斯坦方程式却在“奇点”处失效。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正确么？这在“奇点”失效的爱因斯坦方程式难道是错误的么？是不科学的么？是不正确的么？

霍金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霍金的成功在于黑洞的研究和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结合。在他的推导里，原来我们以为茫茫无边的宇宙是有限的，有限但无边界，好比一个形象的比喻：比如地球，有边界么？当然有，但如果你一直朝东方走去，你会发现你一直走不到一个边界。

通过现代物理科学的发展史我们清楚地看到，科学不等于正确，它只在某一阶段，某一范围内是相对正确的。牛顿定律在我们肉眼所见的范围与客观现象吻合得很好，所以我们中学物理课本中一样奉若经典地学习它。但它却无法解释光速以及宇宙时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宇宙时空观，却在宇宙大爆炸的奇点处失效。科学仍需要发展，科学永远不等于绝对正确！而检验科学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就是实践。在光速的检测实践中牛顿力不从心了；在奇点处爱因斯坦烦恼了。伟大的科学理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西医总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又将科学等同于正确。既然已经是正确的了，为何还需要发展？难道要发展到错误上去？其实，西医所谓的医学进步、医学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纠正以前的错误。比如胃溃疡，上世纪30年代居然用维生素C来进行治疗，认为是维生素C缺乏；后来认为是胃酸过多，刺激了大量的抑酸剂、制酸剂药物的产生；现在认为是幽门螺旋杆菌在作怪，抗生素进入了治疗胃溃疡的主力部队。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如果上世纪30年代，西医高叫着：只有我们才只科学的，正确的，胃溃疡就是维生素C缺乏，中医连这都不知道，中医真是狗屁不懂！那么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觉得可笑？而恰恰，我们现在却还在一犯再犯相同的毛病，很顽固的毛病——把科学等同与正确，鄙视、嘲笑、摧残与自己不同体系的科学。认为自己才是科学，认为对方是不科学、伪科学。这几十年的所谓“中医科学化”（骨子里是中医不科学)、“中医现代化”（骨子里是中医西化)，不就是这种生动的写照么？？

四、中医学术不能贱卖

针灸，国外红火国内滑坡：世界针灸学会终身名誉主席王雪苔教授把问题的结症主要归咎于体制、政策等外部环境因素。以中医方法治病经济效益低是一个不容轻视的现象。如根据北京市现行的规定，针灸一次的收费标准是4块钱，这就造成有的大夫不愿意钻研针法，而是“工夫在针外”，通过电针、拔火罐、耳针等不必要的“花样”来增加收入。与此相对照，在美国，一次针灸的初诊收费一般为100美元，复诊60元。一个针灸师一年中等水平的收入能达到8－10万美元。

已故尚天裕教授称此为“中医学术的贱卖”——那么高疗效的针灸、正骨以及寥寥几味汤药就能治好病，而收入的回报仅仅是数元数十元！同样一个病，西医可以凭借不断发展更新的高科技检测仪器、设备、新药的丰厚利润来赚钱，而中医呢？真正有水平的中医往往就是那么几味中药和一些简单的辅助治疗就解决问题了，但他不能因此得到西医同样的收费报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如“带状疱疹”，单抗病毒西药“丽珠威”一盒药100多元，才够三日服用，一般8－10天的疗程就要300多元，还有其他提高免疫的转移因子、聚肌孢、干扰素以及止痛西药。所以一个带状疱疹病人的治疗一般西医需要近千元的花费。而中医呢？属肝经湿热的用龙胆泻肝汤内服，外用六神丸调醋搽，也不过一周左右痊愈，花费不超过100元。

中医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他的诊金中！

中医在国外倍受欢迎和尊敬，在国内却倍受歧视！

五、中医没有必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我们说中医目前濒临灭亡，此话并非危言耸听！

“申遗”无非是希望借以保护已经濒临灭绝的中医。能保护得住吗？“申遗”不是保护，是把中医放进历史博物馆。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发展得中医需要通过“申遗”来加以保护，本身就令人啼笑皆非。我们中医不需要这样的保护，而需要振兴！振兴中医，首先我们中医人应该自信、自立、自强！拿出自信、自立、自强的政策和办法来。振兴中医，靠我们自己，靠的是中医具有其他医学所没有的巨大的优势，靠的是中医是成熟的理论医学，靠的是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不是靠申遗！

六、中医不只在亚健康方面有优势

有人说，中医擅长于治疗亚健康。不对！中医不只是在亚健康状态方面有优势！这不是显示中医的辉煌与优势，而是中医现今发展的耻辱！！

我们现在有个坏习惯，喜欢弄清中医治疗疾病的优势病种在哪里，好像还有个国家级课题在搞这个研究。有必要用一个国家级课题来研究这个问题么？

看看这几十年来我们对中医治疗疾病谱里优势病种提法的变迁吧：

解放前，中医什么病都能治，都能跟西医一较长短，一比高下，结果中医胜出。还记得《医学衷中参西录》里张锡纯关于当年香港中医界与西医界以治疗鼠疫为比赛项目一较高下的记载么？大快人心！中医疗效远高于西医啊！

解放后，中医不知何时，渐渐退出了急诊的阵地。当时中医对急诊病，需要用科研的方法（似乎中医以前的经验和理论不能令人信服，必须重新科研一番才能采用，而且所谓科研又是用西医的方法！)来探讨。结果出现一个肺炎心衰了，汗出肢冷了，还在用初始的解表剂，胶柱鼓瑟，不知变通，完全一个方治一个病的西医套路！因此，经方大师胡熙恕气愤地说：“这哪是在搞中医啊，在是在毁灭中医啊！！”然而，几十年来，我们有多少科研课题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啊！一个方治一个病，中间不加减任何药味，还要GCP的严格限制，可叹可恨！

于是，有人提出，中医在功能性疾病方面有很好的优势。此话一出，鼓舞人心，中医界真的以为功能性疾病属于中医这一块了，谁也拿不走，自己好好享用吧。

若干年过去，现在看看吧，那些高血压、冠心病、胃病……有几个病真正是在用中医治疗啊？

现在又有人提出：亚健康状态，是中医手中的一块肥肉啊，中医可以抓得牢牢的，十足的把握，十足的优势。亚健康是现代医学的说法，中医讲治未病，而不说治亚健康。的确，现代医学靠指标，对于那些还没有出现指标变化的身体状态，现代医学几乎束手无策，但中医绝非仅擅长于此。如此说法，是对中医的无知。

其实，中医没有不治的病。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同志曾与一些老中医和一些老西医一起讨论过：什么病西医能治而中医不能治？结果是：没有中医治不了的病，只有没有学好的中医；似乎手术是现代医学的优势，但立即有人说，我们的手术早在三国时候水平就非常高，领先世界1500多年，后来所以不发展手术，放弃手术，是因为一则手术过于残忍，二则中医用点药内服外敷，不必开肠破肚即可解决问题，更为人性化。所以，中医人士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完全可以保障人类以及各种动物的健康，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

七、中医药现代化最好别提了

目前大肆鼓吹的中医药现代化基本上是在搞中药现代化，而中药现代化实质上是中药“西化”。很多中成药的开发基本上走这么一个思路：即某方治疗某病有效，于是探讨其有效机理，追随现代时髦新名词，西医研究到分子水平，中药研究跟进到分子水平；西医研究到基因、蛋白质组水平，中医亦步亦趋地跟进，研究的结果好像很“高科技、现代化”，从分子水平探讨，从基因、后基因水平探讨，机理似乎十分清楚。但一开发成新药再运用到临床上去，疗效大打折扣。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新开发出来的“中药”都是用现代西式术语来解释作用机理，且极为详细，而中医辨证机理及适应范围则轻描淡写，甚至阙如。导致临床医生在使用中药时想用中医辨证，却抓不住确切的中医方证适应范围，按现代药理来用药却因不同的人体质不同而疗效下降，最终不得不求助于西医西药，长此以往，则愈加对中药疗效大加怀疑。而且，花了那么大力气开发出来的中成药用到临床上疗效还不如临床辨证开方。怎么说心里也是难受吧——这是国家的钱财啊，就这么扔掉了。

真若要探讨中药的作用机理，是否还可以多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如2004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课题“益气升陷法在病毒性心肌炎中的应用与研究”从抗心率失常的离子机理、心肌损伤的凋亡机制、病情迁延的柯萨奇病毒RNA持续感染及心室重构与心功能等方面全面揭示了益气升陷法的作用机理，证实了益气升陷法的可靠性。但我们知道，不少中医专家用“益气活血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同样效果显著。如果也给个国家级课题，是否同样可以观测出一大堆现代数据出来，同样可以揭示益气活血法的作用机理，同样可以证实益气活血法的可靠性。如果这样，就犯难了，有人就问：到底哪种治法好？哪种治法更具临床优势？我可以回答：两种都好，两种都具有临床优势，而且不但是两种，还有更多种，如益气温阳法、清热活血法、解毒活血法，等等，都可以在病毒性心肌炎的治疗中产生好的疗效，具有临床优势，将此申报课题进行研究，都可以得出很好的阳性结果，来证实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确有疗效。如果这样，那么，这个益气升陷法又有什么道理独占中医药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所有治法？也许，有人会说，我只是通过现代研究，来证实一下益气温阳法治疗病毒性心肌炎的现代机理，用现代大家能理解的现代医学科技语言来阐述而已。但你是否知道，这样的现代“高科技”的机理研究，却阉割了中医最具体优势的特色：辨证论治？！

因此，中医药现代化最好别再提了。

中医是成熟的理论医学，不要再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来验证中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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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独立法律标准中医就没有地位(2009-07-31 00:46:05)

标签：分报告集文化

分类：课题组：分报告集

没有独立法律标准中医就没有地位

唐飞舟  广州中医药大学

众所周知，中医是中国的原创性医学，具有许多优势，应该成为中国的真正的主流医学。然而，中医在中国又濒临灭亡，何也？主要原因在于中医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法律标准。

一、中医的苦与痛

１．中医院

据有关方面调研，全国所有中医院中，已经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中医院了。说起来真是一种悲哀。本来好端端的中医院，不知何时变了调。名义上“中西医结合”，实际上以西医为主，中医仅作点缀。挂中医院的牌子，搞西医一套货色，正如俗话所说“挂羊头，卖狗肉”。堂堂中医院，“不闻病房中药香，只见输液瓶挂滿。望闻问切四诊抛，生化、照片、做B超”。不和西医院比自己的医疗特色，比自己的优势，而是拿己之短比人之长，争先恐后购买“先进”仪器，以显示医院的“实力”。殊不知，中医院的实力并不在此。俗话说，西医靠门（门越大，设备越高级，医院越有实力)，中医靠人（靠有名医坐诊)。中医不靠设备，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跟人家的特色相比，那是比不过人家的，并且还加重了病人负担。病人一检查下来，几千元就没有了。穷一点的，病还没治钱就没了。所以广大农村群众有病根本就不敢上大医院，捱到实在不行了，要么倾家荡产上医院延缓时日，要么就只有等死。这就是我国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民医疗体系的特色吗？本来，几剂中药就可以搞定的病症，这搞那搞，非得花你几百几千上万不可。该做的检查绝不能少，不必要的检查只要是沾一点边也一定得做，称“排除性检查”。血、尿、便三大常规，生化十二项，肺片，Ｂ超，心电图，ＣＴ，ＭＲ……一大堆，不花几千，怎么下得来？

在中医住院部，病历都是按西医模式来写的，入院体检、病情询问、诊疗思路等都按西医一套来。因此用药自然是以西药为主了，也无怪中医院的床头挂满了输液瓶。至于每天一瓶所谓的中药，自然是可有可无的了。为什么说是所谓的中药呢？因为它这个药是在西医思维指导下开出来的，已不是真正的中药了。为什么说可有可无呢？一则因为在许多住院医生眼里，治病靠的是西药，并不靠它；二则因为思维不对，疗效不佳甚至无效，用不用无所谓。那为什么还要给病人吃这无所谓的中药呢，免掉不更好吗？医生说，病人是冲着中医院这块牌子来的，不给他们中药喝，许多病人有意见。如此，中药都成了“安慰剂”了，这还是中医院吗？业内许多人都有共识：如今中医院的中医实际上只守住门诊部内一小块阵地了。

这样惨痛的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除了经济原因外，医院也有它的苦衷：并不是它存心想让医患关系变得紧张，实际情况是，医院不这样做还真的不行。

２．医生

现在许多人都说医生良心坏。一次在电梯里，静静地，一病人突然迸出一句话来：“这些医生，衣服是白的，心是黑的!”我心不由一惊，白衣天使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吗？

细想，也难怪。检查贵，检查多，开大方，用贵药。省级医院住院一月,都要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的都有，只用几千的都没听说过。即使一个小小的感冒看门诊，不花你几百绝不放手。而若真按中医，几剂药几十元就能搞好，甚至不用吃药做做推拿都能治好。例：一病人感冒，头痛、发热、咽痒、咳嗽、颈肩痛，治疗月余，花费一千余元未愈。找我诊疗，视其病历，数位医生皆是用西医思维处中西药物，药物一大堆，病情却不退，何也？思不对路也。本是风寒所致，表热里寒，为表热所惑，还一味用银、翘、桑、菊、板兰根、千层纸之类寒凉药物，安能痊愈？与其如此，不如不看医生，可能早好了。她是打工的，无钱再买药。我说好办，便给她推膀胱经，拿肩颈，走罐，点按风池、大椎、风门、肺俞等穴，做毕顿感轻松。两次即愈。

“人之初，性本善”。人的天性是善良的，只是在后天的现实生活环境中才磨炼出不善的一面。为什么许多中医在临床中纷纷弃简便验廉的中医药转到西医的路上去了？既然成了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就不是医师个人的事了，就应该问询于这种制度、这种医疗体制，就应该反思医疗是否应该推向市场。

３．人才培养

表面看起来中医还比较繁荣，中医学院几乎每省都有一所，全国每年培养中医人才数以万计，然而中医还在痛吟“乏人乏术”，何也？因为中医培养的人才大都走了西医的道路，甚至成了埋葬中医的掘墓人，尤其是培养的中医“高级”人才。请听下面几位中医博士的心声：

中医博士1：“没有西医，中医是寸步难行的!”

中医博士2：“中药能治病吗？说它能治SARS，那不过是一种政府行为!”

中医博士3：“有病吃中药，你是不是有病(神经病)？你看我们这层楼的博士们，哪个有病吃中药 ？”　

中医博士4：“现在中国99%的中医都在干扰着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中医博士5：“中医是骗人的。我们学校的教授都是骗子！”

我问其中一位博士：“你这么痛恨中医吗？”

答：“我这是捍卫真理。”

问：“那你为什么不考西医院校博士而来读中医博士？”

答：“那是人家不要我，人家学校难考嘛。”

不知读者听此话做何感想？呜呼！哀哉！这是中医的悲哀！西医院校不要的，你把它捡过来加以培养，人家不但不领情，还认为你贱，还要踢你一脚、咬你一口!中医不是在培养人，而是在培养掘墓人，并且是授以高学位高级别的掘墓人!可怕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现象!

一方面，尚未完全西化的对中医尚有一点感情的“两个中专水平”的中医本科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完全西化的、写不出10个方剂的中医药高级掘墓人大行其道。这样，中医的前途会是什么？不久的将来，这些“高级人才”就会走上领导岗位，进入决策机关，中医的未来可想而知。毛泽东曾说，共产党是外力不可战胜的，怕就怕自己内部出问题。实际上，中医药也不例外!

二、症结所在

为什么中医院严重西化？医院说不是他们轻中重西、崇洋媚外，他们是迫不得已：现有医疗制度下，最关键最伤脑筋的是，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还必须得按西医一套来操作、运转，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医疗标准和风险承担的问题。同样一个病，你若按中医思维诊断、治疗，一旦出了问题，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而你若按西医诊疗标准操作，尽管不合理，出了问题，你可保无事。比如一个肺结核病人，你若不给抗生素治疗，而按中医思路给中药治疗，治不好病人告你，你就完了。而若按西医标准治疗，即使病人死了，你也没有责任。因为目前医疗事故评判系统是以西医为标准的。许多医生都感慨良深地说：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想搞真正的中医、不想给病人减轻负担呢？但是，按中医一套来，出了医疗事故怎么办？给病人做很多的检查，除经济效益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要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不做多一些检查以排除一些疾病，一旦出了问题病人告你，你肯定输。现在一旦出了事故，一赔就是几万、几十万,那可担当不起！这就说明了问题所在：中医没有自己的诊疗标准和风险责任评判标准，一切都是参照西医标准进行的。标准是人家的，你敢不依么？此其一。

其二，国家投入低，医院自负盈亏，中医药价格又相对太低。如果不像西医一样靠增加检查费和手术费来维持生计，医院就运转不起来，就得倒闭，医生就没得饭吃。你搞中医望闻问切，诊疗费按主治、副教授、教授算分别才4元、5元、7元；而按西医诊疗，光检查费就达数百、数千甚至上万!中药几剂药才数十元百余元，西药几盒药就数百数千。针灸是一些疾病如中风、面瘫、痹症等的最好治疗方法，但在内地中医院已基本不用甚至失传。原因？太亏!一次针灸收费才5元，一般要半小时。而开张方也5元，但半小时可开5张，就25元了。如此，谁还做针灸呢。广州针灸做得好，一直都坚持了下来，因为它收费不比内地，一次收费就几十元。骨科传统的小夹板疗法，效果好，花费小，几十元百余元就可搞定，但现在一般都不用了，取代它的是做手术，一台手术一般都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这牵涉到一个效益问题。如果不变通，早就关门了。内地一些中医院不能及时转制、炊不能继而倒闭了，不就是明证吗？

难怪很多医生说：也是不得已啊，你若不用贵药，不但自己收入低，医院效益不好，运作不畅，也会炒你。这就说得很明白了：没有自己的标准，就没有自己的路，中医就没有前途。因为没有了自己的法律层面上的独立标准，便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跟在西医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样最终的结果，便是完全西化，便是中医的消亡。可见，中医树立自己的法律体系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大多数中医博士都走上了西医的道路？这主要与他们的主观因素有关外，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这些人中有一些本科时就有困惑：中医学院里，西医课程比中医课程还多，中西比4/6，有些甚至是3/7。到底是中医重要还是西医重要？等到到医院住院部一实习，终于明白了：几乎一切都是按西医标准来操作的，原来还是西医重要啊!即使原来培养起一点中医感情，在实际面前也被击得支离破碎了。硕士研究生，第一年上课外，第二三年基本都是在住院部里锻炼。这样，就完全走上西医的路了。一壶中药就显得可有可无而随意开了，疗效究竟怎样就不用管它了。博士培养模式也一样，第一年上课，第二三年医院锻炼，进一步陶冶，这样就升华成了痛恨中医、捍卫西医真理的卫道者了。为什么要这样培养掘墓人？还不是因为要适应目前诊疗标准和医疗事故评判标准！人才培养是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医疗实践以西医为标准，教学肯定就以西医为主轴了。难怪中医在痛呼“乏人乏术”啊。再这样下去，中医的结果不就是消亡吗？问题的根源在哪？还不是因为没有独立的几大法律标准从而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所造成的!

三、治疗措施

“治病求其本”，这是中医治病的特点和长处。如今中医病得如此，病根在哪？上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怎么办？这就是：

第一，必须建立独立的中医医疗诊断治疗标准。中西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医学理论，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一个是宏观医学，强调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五脏相关，天人相应；一个是微观医学，强调的是辨病论治，着重局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医学，不可能套用同一个标准，搞了这么多年“中西医结合”，都无法真正结合，便是明证。硬要中医套用西医标准，其结果肯定是中医西化，最终消亡。建立了独立的诊断标准，中医师才能按中医思维诊疗疾病，才不用看西医脸色行事，才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独立的诊断治疗标准是建立独立的医疗事故评判标准的基础，否则，就没有独立的医疗事故评判标准，空中楼阁是造不起来的。

第二，建立独立的医疗事故评判标准。中医诊断治疗标准立好了，就可建立中医医疗事故评判标准了。没有中医医疗事故评判标准，是制约中医发展的最根本原因。中医院、中医师、中医学生都参照西医，走西医的路去了，中医不但不能发展，而且生存都成问题!一旦这一金标准建立起来，许多人便会回归的，因为改道的人中热爱中医的也不少，之所以丢宗忘本，大多是逼上梁山的。没有这一标准，中医诊疗标准便是形同虚设。有了这一标准，中医才吃了定心丸，才不用参照西医标准，才敢按中医思维按中医诊断治疗标准进行治疗。这样，中医才能生存、发展，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身心健康才有更充分的保障。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经济如此发达，都不堪医疗费用负担之巨，发展中国家就更不堪承受了。而中医药具有简、验、便、簾的优势，不但能为我国而且能为世界人民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解决医疗保健问题。立好中医法，意义重大。

第三，建立独立的中医医疗收费标准。目前，收费标准基本上也是参照西医进行的。现在的问题是，在国家医疗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西医靠昂贵的检查费和手术费就可生存，但中医靠5元挂号费、免费的望闻问切和经济便宜的几剂中药，能够生存吗？喝西北风不说，医院都得倒。没办法，只好跟着西医走，望闻问切不要啦，去做B超、CT、MR，中医正骨丢一边，还是手术刀好赚钱。再不解决这个问题，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造福人民的简、验、便、簾的中医特色就要丢光以至失传了。前不久报上所说数位著名老中医医术己无传人，便说明技术价格太低廉也不利于对中医的保护，因为施术者他毕竟也要养家糊口，要解决劳动力再生产，才能为中医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做贡献啊。因此，独立的有特色的中医医疗收费制度也必须建立起来。

要振兴中医，就必须抓好中医人材的培养，后继有人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必须改革目前的中医教育制度。但是，人才培养所出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以上三大问题没有解决。因此，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以上三大标准的建立。这三大法规建立了，中医能够以自己为中心围绕着转了，不但教育体制会自然跟着转变,其它相关制度也会跟着变。不然，就像目前已经建立的一些地方性或局部性的中医规章一样，即使立了，也只是纸面上的东西，难以实施，甚至许多中医师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从实践的观点看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2009-07-31 00: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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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的观点看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

李今庸   湖北中医学院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文献上有关神农炎帝记载，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距今八千年甚至上万年前，不仅在黄河流域，而且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就有了原始农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令为信服地证明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个神农时代。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表明在上古时期，由于“人民众多，禽兽不足”，禽兽肉不足以供食用，我国先民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生活革命，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抓到什么吃什么。于是吃到稻菽菜蔬而腹饱体舒，劲力增强，而吃到藜芦则出现呕吐，吃到麻黄则出现汗出，吃到大黄则出现泻下，吃到车前则出现尿多，吃到乌头则出现瞀闷，甚至导致死亡，等等，此即《淮南子·修务训》所谓“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也。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二重性。有人吃了藜芦而胸膈呕噁之证去，有人吃了麻黄汗出而肌肤寒热之证退，有人吃了大黄泻下而腹胀便秘之证已，有人吃了车前尿多而尿少涩痛之证除，有人吃了乌头瞀闷而肢节疼痛之证消等。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先民们逐渐意识到：藜芦有涌吐作用，可以消除胸膈满闷呕噁；麻黄有发汗作用，可以消除肌肤寒热；大黄有泻下作用，可以消除腹胀便秘；车前有利尿作用，可以消除小便淋沥涩痛；乌头有大毒，有麻痹作用，可以消除肢体疼痛。于是有意识地分别将各物用于消除各自适应的人体病证，从而发明了原始医药。2001年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盛有煎煮过的草药的小陶釜”，足证我国在上古时期就发明了医药。之后，其单味药治病通过临床医疗实践，又发展到数味药和合配伍的复方治病。

古人为了认识自己，认识人类本身，将人放在天地万物的自然环境中，观察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观察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和人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适应状况，保持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又将人与自然环境分离，通过长期对人的生活活动和临床医疗活动，观察人体及其各部组织的生理功能活动和病理变化，并通过如所谓“殛鲧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等的尸体解剖，正所谓“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者，而得到了人体内部组织结构的认识。从而使古人在人体内部与体表的组织结构认识上，在人体各部组织功能的正常活动与病理变化上，以及人体疾病的治疗上，都积累了大量的实际经验。

我国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派别多得到了发展和成熟，冲破了长期以来巫教神学的羁绊，各门自然科学如农学、天文、气象、历法、数学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医药学通过长期医疗实践活动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际经验，并对这些丰富经验有了规律性认识。由于冶铁的出现，改进了人体解剖的工具，更清楚地观察了人类自身内部大体组织结构。从而在大体解剖知识的基础上，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哲学思想为思想指导，通过秦、楚、燕、齐、韩、赵、魏等七国的相互交流，海纳百川地将各国长期观察医疗实践和生活实践所得的实际经验与理论知识，进行整理、总结、升华、创建了以“阴阳”，“五行”，“藏府”，“经络”，“营卫”，“气血”，“精”，“神”，“津液”，“六yin”，“七情”和药物的“四气五味”以及组方原则的“君臣佐使”等为内容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它还包涵有“汤液”，“醪醴”，“百药”，“砭石”，“针刺”，“灸焫”，“按摩”，“导引”，“行气”，“洗浴”，“药熨”，“焠刺”，“束指”，“膏敷”，“手术切除”和“心理疗法”等丰富多采的治病和健身方法，从而写出一部划时代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

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它把人放在天地万物间，使人和日月往来、四时运行、寒暑变迁、海水潮汐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自然环境保持着平衡、和谐、协调的统一，形成了中医药学的整体观和发展变动观，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特色，体现了中国医学特色，具有着先进的辩证思维形式和符合发展规律的开放性质。这就规定了在中医药学的医疗实践中，不能“守株待兔”，不能“刻舟求剑”，必须根据疾病不断变化的客观规律，不断修改其治疗疾病的方法，做到“病万变药亦万变”，“随证治之”，做到“辨证施治“。从而确立了中医药学生动活泼的治疗观，体现了中医药学医疗工作的与时俱进思想。

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几千年来，一直有效地指导了中医药学临床医疗实践的活动，保证了中华民族的蕃衍和昌盛，也受到了医疗实践的严格检验，并在这个严格检验过程中，不断地从医疗实践中吸取新的养料充实自己而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在对世界的医药文化交流中，我国中医药学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过积极影响，也吸收了世界各国民族进步文化中对自己有益的医药知识和经验以充实和发展了中医药学。如1983年广州象岗发现约葬于西汉武帝元朔末至元狩初年(前122年左右)的南越王赵昧墓。墓中出土了产自红海沿岸的乳香，呈树脂状，重26克。表明了中医药学经常用以配方的乳香一药，就是吸收了他国民族的医药文化才有的。根据我国文献记载，中医药学的不少药物和药方，甚至还有理论叙述，都是来自国外其他民族医药文化，而被中医药学吸收而融为一体的，阿魏，苏合香，安息香，龙脑香，诃黎勒，没药，质汗，西洋参，高丽参，波斯青黛，波斯石密，天竺干姜，波斯皂荚，波斯盐，安南桂，倭硫磺，茴香草，葫蒜，蒝荽，苜蓿，胡黄连等药，和《肘后方》中之支法存诸“治中蛊毒方”、《千金翼方》中之“耆婆汤”、“耆婆治恶病方”、《备急千金要方》中之“耆婆万病丸”等方，以及《外台秘要》中之“《天竺经》论眼”等，都已成为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中宝贵内容。可见具有“天人合一”观念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气势宏伟，胸襟宽广，对世界一切民族的医药文化，只要有益于自己发展，都是能够兼容并包纳为己有的，确实是一个开放系统。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国家用船坚炮利轰开了封关锁国的清帝国的大门，世界列强纷纷侵入了中国，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各国的洋商品充斥了中国市场。西方传教士也先后在我国澳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开办医院，带来了西方的医药文化。中国人从此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的文明和进步，有些人就感到愧不如人，产生自卑心理，一心向往西方，不加分析地盲目迷信西方的一切，误以为西方的一切都好，而自己民族传统的一切都不好，必欲铲除而后快，大叫“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废止中医”，力主“全盘西化”，使自己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另有些人在医学领域里则采用了“中西汇通”或“衷中参西”，意欲将“中医”，“西医”二者加以融合而无功，即遭到“全盘西化”派的必欲“废止中医”的主张所否定。南京政府颁发的“废止中医令”，在全国中医药界的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下被迫取消；随后，中医界成立“国医馆”。在“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下，一场以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从而取消中医药学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学术变革积极进行着。至建国后，大约在1953年，毛泽东主席批评了“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资产阶级卑鄙心理”，同时，提出了“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形成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建立机构，培养人才，划拨经费，组织领导，1958年，在“超英赶美”的氛围中，报纸上正式提出了“中西医结合”这一命题。于是，全国数十家医疗和科研机构对中西医结合的途径进行了积极而认真的探索，数十家医药刊物对此项工作经验进行了及时的交流和宣传。至“文革”期间，报纸上更是发表了《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的文章，在全国医药卫生领域里又掀起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高潮。广大中西医结合工作人员，长期都在仔细寻找中医，西医的结合点，以求得到一个突破。但遗憾的是，至今仍然没有取得这一突破，因而也没有出现一个学术上真正的中西医辨证结合的成果。现在临床上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是中西医在医疗工作中的合作共事，或者是中西医的两法治病，无关于学术上的中西医结合也。

江泽民总书记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同样，一个中医工作者如果忘记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中医工作的现在和正确地走向中医发展的未来。因而有必要对我国近百年来中西医结合的历史作一简单的回顾。

历史是不会重复的。但历史上的情境、情势常常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的。鸦片战争后，世界列强凭藉他们的船坚炮利以军事向我入侵，西方文化因之也涌进了中国，中国有些人见而迷惑，无能分析，一味崇洋，看不起自己民族文化，叫嚷“废止中医”，力主“全盘西化”。而当今之世，西方发达国家，则凭藉他们的经济优势和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及对信息技术的垄断，以文化向我入侵，输送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企图对我进行分化、西化，在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又涌进了中国，中国曾受到过民族虚无主义影响而尚未肃清的某些人，在“中医现代化”口号下，偷梁换柱，鱼目混珠，以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以西医动物实验取代中医临床实践，以西医的辨病给药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以西医的现有科研方法取代中医科研方法的创造，在中医事业领域内推行西化。视弃中医药学如敝屣，把自己置于文化买办的地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在中国推销西方文化的义务推销员。这就导致了中医药理论的严重危机和中医药学疗效的明显下降，自然也就无助于中西医结合之事了。

中西医结合，虽然只是1958年才提出来的，但是要把“中医”、“西医”这两种医学融合成一体的思想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然在前数十年里，它是医家自己的追求，医家们根据自己的认识和理想，自主地终身进取，几代努力，未见成效;后数十年里，它在政治运动频繁的环境里，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全国努力，仍然没有见到一个真正中西医结合的成果。相反，中医药学却受到极大的伤害!

既然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的学术成果，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真正中西医结合实际成果的知识内容传授给学生。然而有人却偏偏无视历史事实，无视经验教训而非理性地在教育事业上违背医学发展规律，盲目宣教所谓的“中西医结合”，实际上仍然是中、西医“老师堂上各讲各，专让学生来结合”。妄想以此得到惊人成就，岂不愚而可悲也哉！这就充分暴露了其对中西医学术的知识和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显得浮躁、浅薄和无知！

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真理的标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中西医结合，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至今没有找到一个结合点，没有找到一个结合途径，没有见到一个真正的结合成果。表明了在今后二三十年内真正学术上的中西医辩证结合仍然是不可能的。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中医是我国古代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直接经验而总结、创造出来的，而西医则是在十五，六世纪后西方出现实验科学产生的，二者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发展过程不同，理论体系不同，哲学基础不同，医学基础不同，二者不具有同一性，因而现在缺乏结合的基础。有些人明明知此，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却对此秘而不宣，岂不显得太自私而少有科学家之气度也哉!

中医，西医，是我国存在的两种绝然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医药文化，二者各有自己的内部规律，具有质的区别。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认识客观规律，顺应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促进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因此，我们只能根据我国存在的中、西医两种医学各自的内部规律的发展需要，为其创造有利条件，促其按着各自的内部规律所规定的发展方向而不断发展，发展，再发展，发展到两种医学模式的转变，即西医学由现在“单一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学则由“古代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现代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两种医学都具有现代性质的相同医学模式，可能形成浑然一体，瓜熟蒂落，成为真正学术上的中西医有机结合，以实现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中西医学的梦想!实践证明，将人们的主观愿望，强加在两种医学这一客观事物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结果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人们应当引以为戒!

再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2009-07-31 14: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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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成败

李今庸  湖北中医学院

我国数千年历史发展中, 在医学领域里, 一直都展现出中医药学的一枝独秀。迨至1840 年的鸦片战争爆发,世界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因而西方文化涌进了中国。随着列强对我国的文化侵略,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西方宗教,并办起了西式医院,从而中国开始出现了中医、西医两种医疗并存的局面。始而清末中医唐容川欲将中、西两种医学汇通之,然汇而未能通；继而民国西医余云岫在半殖民地社会思潮支持下大叫“废止中医” 而强树“西医独尊”, 欲使我国医学丢掉民族性,导致中医药学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先生提倡“把西医西药的知识和中医中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接着严厉地批判了当时卫生部主要领导人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并先后创办了中医科研、教学和医疗机构,以发展中医事业。在1958年,我国报纸上正式出现了“中西医结合”这一命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西医结合”的探索,且先后两次掀起了“中西医结合”的高潮,然而我国在 “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 已经实践了40多年,几近半个世纪,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至今尚未能见到一个真正的学术上有机结合的成果,而且还在一片弘扬传统文化中医药学的声浪中、在一片中医药事业繁荣发展的赞歌声中而丧失了中医药学的灵魂,形成了中医有其人无其术,名存实亡,名中实西,中医躯壳包藏着实实在在的西医内核,中医几乎人为地全然西医化。时至今日,此情此景,我们医药卫生界实有必要像我国文化界、社科界、哲学史界、美学界等一样,作一番认真的反思,反思我们对中、西两种医学文化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反思我们对民族传统医学的感情和心态, 反思我们以往在中医药研究上的观点和方法!

中医、西医,是我国现实存在理论体系绝不相同的两种医学,其分别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范畴,而各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

众所周知, 西医学是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 出现了实验“细胞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还原性医学, 以机械唯物论为其哲学基础, 是一种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 认为人体就是一个“细胞的总和”,人体生病则为某病原体侵入导致了某细胞组织发生病变,治疗则采取“无情斗争”的“对抗疗法”,或对病原体杀而灭之,或对病变细胞组织局部切而除之。这种医学注重微观研究,忽视对事物的宏观认识,造成了一种静态观点,故对事物的认识深入、深入又继续深入, 从而对客观世界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见病不见人,见物不见世界,自我迷信, 自我陶醉,自认为其是绝对真理,是唯一科学, 否认世界科技文化的多样性,否认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性,拒绝容许其他不同医学的同时存在。然而中医药学则是在我国古代农耕社会里, 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世界东方的中华国度里, 古代先民长期与疾病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直接经验,不断总结,不断整理,不断把丰富的实际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综合性的中国传统医学,以古代辩证法为其哲学基础,是一种古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有智慧,会劳动, 能创造,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赞天地之化育”并有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因而在医学世界里当以人为本,尊重人,关爱人,充分相信和依靠病人治愈疾病。这种医学注意宏观研究,重视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事物因果关系,具有动态观念,认为人禀阴阳之气以生。人体各部组织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与周围环境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统一体总是处在一个和谐与平衡协调之中而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化。人体生病则是某种致病因素导致了阴阳气血失去平衡协调而不相和谐使然。体内病变, 必遵循“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规律, 显现出相应的病证,治疗则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辨证施治, 并随着病情变化“病万变药亦万变”,以调整人体机能,使其阴阳气血恢复平衡协调而重归于和谐状态以愈病。

据上所述, 中医、西医两种医学具有“质”的差别性, 二者产生的条件不同, 历史背景不同, 理论体系不同, 哲学基础不同, 医学模式不同。二者没有同一性。在这种条件下, 企图将中医、西医这两种医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新医药学理论体系, 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要使中西医有机结合, 必待两种医学各按其内部规律发展到医学模式的转变, 西医学由“单纯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 “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中医学由“古代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转变为“ 现代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届时，中、西两种医学始有可能结合成为一个具有辩证思维形式的新的医药理论体系。因而必须根据中、西两种医学各自发展的内部规定性加强研究，促其按自身规律不受干扰地正常发展, 西医药学中国化,加速其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学现代化,则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医药学的基本理论,按其内部规律,以客观态度进行认真的细致的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揭示其科学本质,用现代的思维和语言表述之,赋予这个时代的特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经指出:“ 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放到事实中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学的指导思想。中医药学现代化,必须保持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特色和优势,以东方文化的面貌走向现代化,而不是抛弃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特色和优势而使之异化,因而绝对不能先验论地把脑子里先有的东西塞到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中去,以西医原有理论取代中医药学理论,把中医“西医化”。若如此,这就丧失了民族文化,是绝对不恰当的。我国中西医学的有机结合, 这本是将来可能实现的事, 似乎不是近二三十年所能达到的,故现在不宜多提倡, 大肆鼓吹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只会有害于中医药学,最终也有损于学术上真正的中西医有机结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 一书中早就告诉过人们:“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然而有些人却不顾医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硬把将来可能实现的事情拿到此前就开始做,到现在己接近半个世纪,还有行政力量的推动和报刊杂志的鼓动,仍然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学术上有机结合的科研成果,反而阻碍了中医药学的正常发展,推迟了中西医结合的进程!然而最近多少年来,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在医疗工作中中西医合作共事, 即中西医在工作中的相互配合或中西医两法治病,混称之曰“中西医结合”, 尤其在 2003年上半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以下简称“非典”) 在北京肆虐时, 某些怀有西方霸权主义同样心态的中国人,始而不让中医参与对“非典”的治疗, 在西医治疗“非典”显得“黔驴技穷”而束手无策时, 在中央领导倡导下,5 月 8 日起,中医药全面介入于北京地区“非典”的防治工作,旋而使北京地区居高不下的“非典死亡率”立即降了下来,凸显了中医药对“非典”的治疗优势。但在报导中却连篇累牍地笼统的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效果,这就是把抗击“非典”工作中的中西医紧密配合,误说成是学术上的中西医结合。显而易见,这种报导,缺乏表达事物的准确性,显得名不副实。然而从具体医疗工作角度看, 根据临床治疗实际需要,中西医紧密配合或中西医两法治病,在当前条件下都是对的, 而且是必要的。但它并不是学术上的中西医有机结合,因为二者在学术理论上没有内在的联系,故尔从学术思想的角度看,它没有辩证法的思维形式,而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定义,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指出:“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 作出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拿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在一起 (既是玻璃圆筒,又是炊具), 那末我们所得到的就仅仅是一个指出事物的各个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定义”。折衷主义阻碍着辩证思维的道路,它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因而在构建新的医学理论体系过程中,只能以辩证唯物论作为指导思想,从事物的本质联系,从事物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客观地把握医学发展的方向,推动医学的前进。绝对不能把毫无内在联系的两种医学硬凑在一起,贴上“中西医结合”的标签。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现在一些怀有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心态的中国人, 在“中医不科学论” 的思想指导下,正是玩弄的这种手法。他们把“中西医结合”叫得震天价响,背地里贩运着贴有“中西医结合” 标签的“中药加西药、中医理论加西医理论”的“中西凑合论”,以此欺骗群众,也欺骗政府,从而掏出别人口袋的东西填入自己的腰包,并博得一大批学术浅薄的追随者,指导其或与其共同掏空别人囊中的“阿堵物”。如此而已，岂在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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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成败(2009-07-31 1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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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成败

李今庸  湖北中医学院

毛泽东主席生前在1956年接见音乐工作者的讲话中，对我国医学发展提出了“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构想，还没有来得及举行专业论证和充分讨论，我国出现了“超英赶美”的政治氛围，于是这一构想就被缩为概念不清的一句“中西医结合”口号在1958年见诸报端，且学术问题政治化。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我国医药卫生领域里的教学、医疗、科研、防疫、舆论等都参与了这一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卫生部刘湘屏发表了《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从而在全国又掀起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高潮。两次高潮，使我国人力、物力、财力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没有获得一个真正的具有辩证思维的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反而严重的冲击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和诊疗技术，导致了医疗质量的下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西医结合工作在我国进行了半个世纪，至今没有出现一个中西医有机结合的成果，没有产生一个中西医统一的新理论。它表明了中西医学的不可通约性，表明了中西医结合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它不符合我国中西医学发展的目前实际。即使我国中西医将来有可能结合，那也是几十年以后的事，硬把它拿到现在来做，欲速则不达，也是会吃力不讨好的。有些人明明知道“中西医结合”此路不通，但出于他的既得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和民族中医药文化，昧着良心大叫“中西医结合”以捞取个人资本，完全丧失了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堕落成了可鄙的投机者！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有些人把毛泽东主席生前构想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具有辩证思维的“中西医有机结合”，篡改成“折衷主义”的把“中医药学内容”和“西医药学内容”毫无内在联系的拼凑在一起，大搞“中西凑合论”以欺骗群众，也欺骗领导。影响所及，造成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支离破碎，中医人员的鱼龙混杂，中药理论的日渐异化和广大患者对中医的信任危机，正如楼宇烈先生指出的：“近年来很多所谓‘中西医结合’实际结果却是在用西医瓦解中医……”(见《光明日报》2007年3月20日第12版)，使中医药事业在表面繁荣的景象中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几乎只剩下一个干瘪瘪的躯壳，有其名无其实，全国大多数中医院不姓“中”，大多数中医人员“西医化”，比较普遍地得了“失语症”，没有自己的学术，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语言。中医药“简”、“便”、“廉”、“验”的特色在消退，医患情感的亲密融洽在断裂，而“中药加西药”这种篡改了的“中西医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了广大临床医生的认同，从而成为患者看病贵、看病难的原因之一。有的人对此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裹胁一班人马跟着他闭着眼睛说瞎话，硬说“我国还有一支中西医结合队伍和一批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他们也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见《中国中医药报》2003年10月10日《关注名医培养造就一代巨匠》一文)。他们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了吗？他们是推动中医药事业向哪里发展？走向西医化是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真是无耻之尤！

有的人明明知道“取得中医行医执照者不得从事西医……这种制度有利于中医临床工作者一心一意研究中医，努力提高中医水平(见同上《关注名医培养造就一代医匠》一文)，却偏偏要以民族虚无主义崇洋媚外心理，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中医药文化，千方百计地剥夺中医“一心一意研究中医，努力提高中医水平”的权利，并采取一切手段——行政的、经济的、思想的——促使中医靠拢西医，以实现其中西医学“结而不合”的“中西凑合论”，使中医在临床医疗中苍白无力，中医丢了，成为第二、三流西医，永远自我附属于西医，跟在西医屁股后面爬行，这就是导致“全国大多数中医院不姓‘中’，大多数中医人员‘西医化”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中医、西医，是绝然不同的两个理论体系，分别属于东西方文化范畴，各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西医的东西照搬过来，未必都有助于中医，中医的东西照搬过去，也未必完全有用于西医。“中医落后论”者硬说“如果一个取得 资格的人在临床实际工作中，连最普通的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等医学常用设备都不能使用，最常规的血尿便检验数据都看不懂，中医诊疗水平也就很难提高。”会用体温计、听诊器、血压计和能看懂血、尿、便检验数据就提高了中医诊疗水平？以西医为标准，撇开中医整体现和辨证施治的需要来评论中医诊疗水平的高低，其本身就是荒谬的、无知的！谁都知道，检测诊断是为治疗服务的，这里且举病人“发热”为例，中医传统方法是以触诊测知其体温为微热，为高热，与体温计测量体温为38度、39度、40度都有客观指标者不同。虽然体温计测量体温的精确度高一些，但它无助于中医治疗的用药，试问用中医治病哪一味药或哪个药方是退38度烧的？哪一味药或哪个药方是退39度烧的？又是哪一味药或哪个药方是退40度烧的？没有，绝对没有。中医治病是整体观，是从全身思考的。简略的说，如体温高“发热”，则要看其“发热”与“恶寒”是同时存在，还是交替出现而为寒热往来？抑是“只发热，不恶寒”？或再兼“头痛”或“无头痛”，治疗是不一样的，此所谓“辨证施治”者也。听诊器检测结果的中医治疗亦然。中药里找不出哪味中药或哪个药方，是专门消除听诊的“干性啰音”或“湿性啰音”抑或是“奔马音”的。事实上，把西医检测手段照搬到中医里来，让中医按西医检测结果施治，绝对不会有好疗效的，这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这是在提高“中医诊疗水平”的话语下促使中医趋于消亡！本来，人们看到我国中医药学术日渐萎缩感到痛心，建议政府在内地也仿效香港、台湾地区一样采取分业制，容许“中医临床工作者一心一意研究中医，努力提高中医水平”，发展中医。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心的表现，应该得到欢迎！我2003年4月28日写给吴仪副总理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建议：“在临床医疗过程中，要严格中西医的界限，明确中医不能滥开西药处方，西医也不得滥开中药处方，清理医疗中的药物混用状态，减少药害和杜绝浪费”。不料这一建议冲撞了中医管理系统里某位管理者，在工作中对“建议者”竟无理进行排斥，甚至裹胁一班人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组织围攻，大加声讨，不让人说话。这种企图禁锢人们思想的做法，严重阻碍了中医学术的自由讨论，违背了中共“十五大”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与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诚然，我的这个建议是会妨碍“折衷主义”的“中西凑合论”顺利实现，但它并未反对中医药学正确吸收和动态利用西医一切检测技术来发展自己。说实话，早在三十年前的1976年，我为岳美中老先生创办的培养高级中医人才的“中医研究班”讲课时，就提出过“我们必须在祖国医学的基本理论指导下，在临床工作中，利用现代科学的检查方法，如听诊器、血压计、心动图、心电图、扫描计、超声波、脑电图、爱克斯光以及各种化验检查等等，(还有今天的CT、核磁共振等)积累新的资料，找出新的规律，为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服务，从而发展祖国医学的辨证施治”(见《中医专题讲座资料汇编》第一集，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全国中医研究班编制)。应该明白，现代科学检测手段，对中医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把它纳入辨证施治中动态利用，有创新，它可以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如用得不好，把西医照搬过来，静态利用，和从前一样让西医已有结论牵着鼻子走，疗效不高，而只会渐归于衰败。这正是“中医落后论”者指引的前几十年走过的一条道路，绝对不能再走!

《论语·子路》说：“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说：“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是“名”乃表明事物的“真实”，故常言要“名实相符”。毛泽东主席生前对我国医学发展提出的“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构想，虽然不符合我国中、西医学发展客观规律的实际，努力了半个世纪而未能取得较理想的成果，但是这个构想的本身要求创造出一个统一理论体系的中西医结合新的医药学，则是具有辩证思维的。然而，“中医落后论”者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支配下，别有用心地撇开了“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等文，只提出一个含义十分不清的“中西医结合”模糊概念，导致了“中西医结合”的名实混乱。《吕氏春秋·先识览·正名》说：“凡乱者，刑(形)名不当也”是其义。由于“中医落后论”者为了迎合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分化”和“西化”，一方面把“中西医结合”篡改为“中西凑合论”，另一方面制造谎言，说“中西医结合”是帮助中医“提高”、推动中医“发展”的，且不容人们对“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质疑和讨论，管理干部和新闻报刊也在那里用极不严肃的态度和极不确切的话语天天称说“中西医结合”，使“中西医结合”概念实际是“中西医凑合论”充斥于人们的视听，促成了一些学术浅薄者对其趋之若骛，竞相效仿，中药加西药者有之，西医输液加渗中药液者有之；西医诊断用中药治疗者有之，西医外科手术加针刺止痛者有之，在同一个班次里教师各授中西医学知识而培养两个中专人才者有之，西医病房管理用中西药治疗者有之，中药化学提纯如“青蒿素”者亦有之。此皆不具备“学”的身份而混入了中西医结合的范畴。本来，在我国目前中西医学治疗水平的基础上，根据某些病情需要，中西医配合采用中西两法治病，是完全可以的，有益的。但这是“中西医配合”，属于“工作问题”，它与具有辩证思维的真正的“中西医结合”为“学术问题”是有严格区别的。如果在临床医疗中，不管病情怎样，概为“中西医结合”而“中西医结合”，创造最大的经济效益，则是错误的。它浪费了我国医疗资源，增加了病人的用药痛苦和经济负担，搅乱了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定义，冲击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和辩证思维，危害了我国民族的中医药文化，是绝对应该揭露而给以澄清的。

“中西凑合论”可以休矣！

最大的失误是中西医结合 李枝  南京中医药大学  何谓(2009-07-31 14: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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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失误是中西医结合

李枝  南京中医药大学

何谓“结合”？“紧密联系合二为一”（《辞海》)。中西医结合的理由无非是二者有同样的目的。其实目的相同的同一类专业太多了，国画和油画可以“结合”吗？京剧和西方歌剧能结合吗？

100多年前，先是有人提“中西医汇通”。其中，以清代医学家唐容川（1847—1897)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中医已经发展到“气化”阶段，超越了西医的解剖：“西医近出，似精实粗，群焉趋之，以为新异……去明就暗，以求杀人，岂非世之大患哉。”认为西医只能讲生理和病理，这样的差距不必去低就“结合”。可惜的是他们一直没有条件去说明并发挥“气化”的高明，反而被认为“保守”而遭冷落。以至中医逐步走上了日益西医化的道路。

西医，起源于西方文明，主张天人相分、二元对立、斗争克制，亦称对抗医学。西医依赖西方科技的高速发展，且在社会理念、宣传舆论、思想习俗等方面均与西方之情况相适应，加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遂成世界医学主流。但西方文化传统上将人看成“物”，按线性思维直观量化，寻找因果关系，进行公式概括，订立规范标准；而人类乃经30多亿年生物演化的万物之灵，因此，以处理机器故障之法对待疾病，必然产生一系列事与愿违的结果。如化学合成药物有严重的毒副作用，我国由于用西药不当而引起的药源性疾病每年250万，死亡19万；抗菌素、干扰素的使用更导致细菌病毒抗药性的增强，进而变异翻新，致有艾滋、SARS出现。这正是当今回归自然之风和一股股中医热掀起的根源。

在生命科学研究中运用我国独特的中医学优势，蕴藏着极大的潜力，形成绝好的机遇。令人痛心的是，在北大物理学家发现红曲含它汀可降血脂，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按西医生药思路研制成药品“血脂康”时，却公然打着中成药的品牌推销。所谓中药，是按中医理论使用的药物，大蒜按中医理论使用是中药，按西医理论用于消炎灭菌则是西药。血脂康并不按中医理论辨证施用，因此，血脂康的推销做法正是中医界最反感的利用中医的盛名而“打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更令人不解的是，最近一次“现代中药发展战略高层论坛”更将其列为“发展现代中药造福人类键康”的样板（2005年12月28日《中国中医药报》8版)。此乃“废医存药”之典型！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人为了证明中医的科学性，煞费苦心地引用西医的标准来说明中医的达标。为什么我们不能从比较医学的角度去论证西医的不科学呢？！在这方面，倒是有些西医或华裔学者为我们提供了可贵的范例，如：美藉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如此介绍美国医学会领袖曼戴尔松医学博士：“他在1980年出版了一部巨著《一个医学叛逆者的自白》……他忠实的读者们纷纷站出来，成立一个叫做全国健康联盟的组织，公举曼博士为会长，全美大城小镇全有分会，定期举行集会……这是西方有史以来首次对医药界的大革命。”“曼博士书的副题是：如何捍卫自己的生命，不受医生、化学药物和医院的坑害。封面上列出六个重点：（1)医院的年度身体检查是一个陷阱。（2)医院是患者的险地和死所。（3)大多数的外科手术给患者的伤害过于益处……（4)所谓疾病化验或检验……也是错误百出，完全不可信任。（5)大多数的化学药物不但没有治疗的真实效果，抑或是致病、添病的缘由。（6)X光的检验是诊断程序的重点和特色，但其辐射线对人十分危险，而且检验结果错误频出。”曼博士把专以化学和器械检验、化学药物或外科手术治疗为本的西医斥为“披着科学外衣的迷信”，“整个医学体系是一个充满迷信的大教会……大制药公司是他们的上帝……赚钱是他们的教义，医生是穿着白色道袍的神甫教士，实际上是大药厂的次级推销员（大药厂规定什么病开什么药，医学博士的医生们如敢违背，立刻解职，处罚，永世不得翻身。比药厂的直接推销员还低一个等次。)……”曼博士还说，因受化学药品而受到伤残、致死的美国人，每年至少150万。（《中医战略》，序七)

曼博士说：“医院是合法的伤人或杀人的场所。和一般屠宰场不同的地方是：被伤害的人必须倾家荡产，付出极昂贵的价钱，去被他们宰杀。如果你是穷人，付不起医药费，即使磕破头求他们，他们也不屑浪费宝贵时间来宰杀你，除非他们看中了你的脏器。化学药品是大药厂背后的世界最大富豪们的摇钱树（可与石油比富)。整个医疗系统和政治、法律挂钩，若有病患不愿接受他们的“治疗”，政府法院就立即介入，强制执行。”（贾谦等：《中医战略》，序七)

曼博士说，“因服用化学药品而受到伤残、致死的美国人，每年至少150万人，这是政府公布的数字。这个“邪教”组织严密，势力好大，财富无穷。这套制度不仅危害美国本国的无数哀黎，同时也是对外的战略武器。威逼利诱使别国在医疗制度上必须与它接轨。富豪大佬常公开地说：“这比正式掠夺人家的政权更实际，更权威，更没有风险。”因此，当“富豪”要征服一个地方，就去那里“行慈善”、“做好事”，去“捐赠”“药品”、“疫苗”，办一个或多所“医院”！” （贾谦等：《中医战略》，序七)

再如，美国拯救地球国际组织创始人约翰·罗宾斯所写的《还我健康》内称，“在纽约，每1000个婴儿中有10﹒8个在一岁前死亡，平均寿命白人73岁，有色人种70岁；而在中国上海，每1000个婴儿中只有9.9个在一岁前死亡，平均寿命75.5岁。”哥伦比亚的波哥大的医生曾罢工2月，死亡率反而下降35%。正是中医使我国以1/160的世界人均医疗费达到与美国相当的人均预期寿命。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切从未看到报道，而某些中成药由于后人误用酿成后果却大加渲染，这又说明什么呢？！                

我们在学术思想上的西化，是导致我们在医学上中学西范的根源。中西医只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互补借鉴，决非“结合”所可行。有人提要与国际接轨，这也是当前的热点。问题是国际上中医药有什么“轨”可接？与此相关的法规标准又由谁制定呢？显然，对此，我们责无旁贷，结论只能是：中医药要国际化，先要本土化，然后让外国来和我们接轨，这一切难道不是我国汉唐盛世的史实吗？！为什么今天我们有些人无视中医西化的危险，为了一己私利热中与国际接轨，其民族自尊心跌落至此，面对伟大的祖先，怎不令人齿寒！？

促进科学发展的横向结构是教育、科研、开发，传统中医合三者于一身，如今已西化分开。结果兼涉文、理、医三科的中医基础研究实际已无人承担。临床上，中医重文化因而与西医本无所谓结合，只有比较与借鉴。当前，在管理、分科、诊疗等具体环节上，则基本采用西医主导的中西医结合模式，这就全面肢解了中医，抛弃了中医特色，以至临床上“几千年从两条腿的人身上得到的经验和理论最后均须由四条腿的耗子点头才算数”；流散于社会的民间绝技、祖传家珍，按现代脱胎于西方科技法规下的资格认定和执业要求，同样难有立足之地。这正是中医长期以来感叹“后继乏术”的根本缘由。现行中医教育则是用培养逻辑思维提倡定律化、公式化用以征服物质世界的西方教育方法，取代了以追求悟性、体验、形象思维、感性思维的中国传统的师带徒教育方式；加之“现代化”的职称评定标准与应试教育的课程安排，使中医课所学无几，以至中医院校实际上培养出来的反而成了中医事业的“掘墓人”，且只有百分之几的毕业生从事中医临床，更加剧中医几十年来的“后继乏人”。

这一切最严重的后果是，中华文化被游离于自己祖国发展的视野之外。在文化发展的基地一一综合性大学内，真正的传统中医无一席之地。一些名老中医的相继去世及许多家珍、绝技的失传，使中医不再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优势。近百年来大量志士仁人的屡战屡败，更使许多人望而生畏，形成恶性循环，以至实际上铁杆中医所剩无几。结果是：“几千年中医成果昭然，但如今花了几十年时间、人力、财力研究中医，最后得到中医是有道理的结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一个都没有’（焦树德)。‘中医院校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裘沛然)，毕业出来的硕士博士没有几个能看病的、论文教据大多是假的”(《现代教育报》03﹒9﹒15)。

今天，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中华民族的有些不肖子孙自毁家门的恶念，他们身受祖国的教育却对中华文化一窍不通；挂着专家教授甚至“院士”所长的招牌，却迷信西洋到毫无民族自尊心的地步，真不知那些单位是如何授予他们这些招牌的。

雷京国先生给科技部程副部长的信(2009-07-31 14: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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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京国先生给科技部程副部长的信

程津培先生：

您好！

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您和一些中医药行家的一些文章。看后我感觉很好，觉得其中的观点很实际，戳穿了压抑与淹没传统医技的一些真相，剖析了一些外行领导扼制民间传统中医的行医资格的弊端，替传统中医说了公道话，充满了中华民族的千古良知，是在匡扶正义，我感到十分钦佩和欣慰。你们在文章中说明了现代医学发展到了顶尖，徘徊不前。我认为现代医学不能顺从自然规律，而是逆水行舟。

我就是那些因素造成的受害者之一，有病没处治。所以我写了以下严厉的实话，希望您能指正，可能的话请转交给温家宝总理。旨在使现代医学（西医)治不好的患者尽快得救，能够完善中医药实施纲要及管理机构，挽救流传千年万古、濒临灭绝（失传)的传统医技。

我处有位世代家传的中医（名叫卢中华，我让他也给您写了一封信，一同呈递来了)，以前曾治好了我母亲多年的腿痛，又治好了我儿子经大医院治疗无效的每晚12点发作的剧烈头痛，还治好了我同事女儿的白血病（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单为据)。今春我出现身体不适。为了能报销，我先在市人民医院检查治疗二个月效果不佳。无奈就去找这位老中医，不料去时见其门诊已经关门了。门诊处挂的对联写着：“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患者来就医，请找卫生局”。我又走访了好几家中医，结果都一样。老先生们都说，“医为仁术，以德为本”，如今却成了非法行医。有人激愤之下把医书及药品一并烧掉了，不再让下代人行中医。

中国地大物博，民间处处藏龙卧虎。长期以来，传统中医药治疗“慢性病”、“疑难杂症”的效果显著。老先生们都说：现今世上所有的病症，并不是近代发现的；所有病症自古就有，并且传统中医已有一整套完美的对症治疗方案，民间中医有的是经验。而对于慢性病疑难杂病，现代医学却是无能为力的。由于《医药管理法》、《 法》的出台，民间中医没有合法的行医资格，逼迫善门关闭。仅仅是一张大专文凭就限制了民间“简便廉验”的中医绝技，使其不能发挥。所谓现代正规的治疗方法治疗无效的疾病，又不让传统医技治疗，致使患者与家属“劳命伤财”，甚至“人财两空”。

中医西医的理论“势不两立”，“背道而弛”。不懂中医科学（阴阳五行)、不懂中药性能的某些当权派（管理者)肆意限制中医事业。当然也有些人不争气，不识药，拿错药或以其它代替的有之；经销商以次充优，以假充真的有之。更为令人痛心的是药材公司的个别人（个别领导)和工作人员不仅不让提意见，更不给换拿错的药（多为官方家属)，这足以证明外行执政和中医药市场不正规到了极点。现在各地中医院又有几个真正的中医能望闻问切，能根据《八十一难经》以二十八脉、八纲辨证来诊断和治疗疾病。他们大都是依靠仪器检查诊断，然后用西药治疗。这是“挂着羊头卖着狗肉”。现今中成药广告多多，借着国家某几位权威、专家、教授、名人夸大宣传，误导人们。药品包装十分精美，价格也十分贵，高得老百姓难以承受，而且是“一方治百病，成为多功能神药”。真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为了金钱丧尽天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有损传统中医中药的好声誉。

这一结果是谁造成的呢？是不懂中医科学的外行领导造成的。更有甚者，公开宣扬三大国粹之一的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国粹要淘汰”。这些不懂中医科学、不懂“易经”包罗万象、理论深奥的领导，虽然没有杀人，却扮演着“祸国殃民、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们破坏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扼杀传统医技的管理者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若这样下去，温家宝总理宣告的“积极发展中医药事业”岂不成了空话。

我认为：中华医药科技要想发展，就必须改革外行领导内行的制度，从全民族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组成一支精通医道的科研、管理队伍，挖掘民间精通传统医术的高级人才，切实发挥传统医药技能，严厉打击游医、药品商品化倾向造成的危害。这才是中华医药科技得以发展的唯一出路。

谨致

恭礼

  河北省隆尧县隆尧镇东河村

雷京国

电话：0319-679060

邮政编码：055350

卢中华大夫给科技部程副部长的信(2009-07-31 1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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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中华大夫给科技部程副部长的信

程津培副部长：您好！

我是一位民间传统中医的世家弟子，没上过几年学，没有高级学历文凭。但我深爱传统医技，自修了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全部课程，并继承了世代家传医技，治好了一些大医院治疗无效的难症。由于《 法》的出台，地方政府取缔了民间传统中医的行医资格。很多疑难怪症大医院又治不了，像“血液病”中的“吐血”、“尿血”、“鼻衄”、“皮肤瘀血”这样的病症，世界视为难题，我就治好过几例。但我不想闯红灯，不愿违背国家政策。

我曾在电视上看到天津市血液病医院院长说：世界对白血病的治疗没有好办法。我认为这是由于治法不对，可我没有行医资格。这种有力没处使的状况让我很痛心。又有好心人雷京国多次动员我，并让我看《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您和张向永写的文章，说国家已重视民间医技，促使我请示政府再行医，发挥民间医技专长解决现代医学难题，造福全人类。

为此，我写了这封信，希望能通过您请示政府，让民间医技介入白血病的治疗。我认为只要按照中医学的“八纲辨证”、阴阳及五行生克的理论，什么病都能像“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那样治好。如您珍爱传统医技或能向政府请示，我可写出详细的论述报告。

此致

敬礼

卢中华

2006.1.18

注：程部长批示：请梅永红同志一阅。能否就以中医为主要支撑的农村新型健康保障体系的建立和中医师培训，使之行医合法化等为题作一下了解。如能形成好的见解，可用作政协大会发言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