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经》把泽泻列为上品，称其味甘、寒，主治风寒湿痹、乳下难，消水、养五脏、益气力、肥健。自此至唐如《药性论》、《日华子本草》、《开宝本草》均言其具补虚损五劳，特别是《药性论》说它能主肾虚，精自出，一直将其作为补益肾阴、渗湿利水的药物。但是到了宋代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钱乙根据仲景肾气丸化裁出补肾名方六味地黄丸并明确指出肾无实证，在治疗大法上有补无泻，说明钱氏用泽泻是用其有补益之功。可是以苏颂《图经本草》为代表的医家却根据仲景五苓散﹑泽泻汤的立方之意，把泽泻定为行利停水，最为要药，完全无视仲景肾气丸﹑猪苓汤﹑牡蛎泽泻散的方旨，而同时代的寇宗奭虽然看到了肾气丸中的泽泻，却说了句：“张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过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他意。”
　　到了明朝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时，虽然注意到了泽泻能够治疗头重目昏耳鸣，但是他认为泽泻能祛除脾胃湿热，湿去热消，土令得运，清气上行而发挥它养五脏﹑益气力之效。认为仲景肾气丸用泽泻乃取其泻膀胱，非引接也。明确提出古人用补药必用泻药，一辟一阖，提出了配方一补一泻说，并将一直沿用的性甘﹑味寒改为甘﹑淡，至此泽泻有泻无补，专于利水渗湿。清朝汪昂在《本草备要》中承时珍说，同时在诠释六味地黄丸时说：“六味丸有熟地之湿，丹皮之凉，山药之涩，茯苓之渗，山萸之收，泽泻之泻，补肾而兼补脾，有补而必有泻，相和相济，以成平补之功，乃平淡之神奇。”六味地黄丸祖方配伍“三补三泻”论沿用至今。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以张山雷氏为代表认为六味地黄丸之立方大旨无一味不从利水着想，只堪用于热病后期轻描淡写作用，至于作为补肾专药则力不能及。在否定泽泻等具补益功能的前提下对六味地黄丸补肾作用亦予以否定。
　　其间虽有不少医家对泽泻的临床功效评价有过认真的反思和探究，如明卢之颐历17年始言泽泻功力，体用俱备。到了清代一批医药学家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如陈士铎说：“岂知泽泻不独利水渗湿，原善滋阴，六味丸中，仲景夫子何以用泽泻泻耶？夫肾有补无泻，泽泻补肾，非泻肾，断断无差。”周岩在《本草思辨录》中也说：“泽泻不特逐饮，且能起阴气，以召上冒之阳复返于本。”但终改变不了如今泽泻利水渗湿、泄热的作用。
　　数千年来，泽泻的功效由补多泻少，有补有泻，到泻多补少，又落为无半点补阴之力，在历史的变迁中掺杂了许多医家个人的好恶、臆测。如今随着临床认识的日渐深入，是该还其润泽渗泻本来面目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