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亚琳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古代许多医家对服药方法理论都十分重视，正如《医学源流论》中所说：“病人之愈不愈,不但方必中病,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法,则非特无功,反而有害,此不可不知也。”
服药时间
《
黄帝内经》要求医者顺应天时而调理血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毋逆天时”、“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提示无论用针用药，都必须随时间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否则，将会引起不良的后果。
《神农本草经》提出不同部位病证的服药时间原则：“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指明了不同病位病证的服药时间与饮食时间的关系。
张仲景对服药时间作出了大量的论述。首先，他提出了运用汗、吐、下法的适宜时间；其次，提出了六经病“欲解”时间规律，这一时间规律不但可以帮助判断疾病的预后，而且可以指导六经病证的临床用药。另外，在《
伤寒论》113首方剂中有11首方剂明确指出了具体的服药时间，如平旦服药、日夜服药、餐前服药、按季节服药等。
金、元时期的许多医家，对服药时间都总结出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补土派代表李东垣就根据季节确定了治法和用药法度，如：“时禁者，必本四时升降之理，汗、下、吐、利之宜。”其针对脾阳下陷证所创的益气升阳之方剂，强调清晨或上午服药，认为此时服药药必神效；对于病情累及多脏、寒热虚实错杂的复杂病证的治疗，还提出了因时分服的方法，如治阴盛阳虚之青白目翳：“每日清晨以腹中无宿食服补阳汤，临卧服泻阴丸”。刘河间发展了《伤寒论》的理论，以独圣散涌吐风痰，强调“吐时辰巳午前，宜早不宜夜”。张子和在其《儒门事亲》“下剂”之中，方后服法均注明“临卧服”，而且极力主张吐药宜于平旦时服用。罗天益倡导益气升阳药、发汗解表药宜于午前服用，认为“午前为阳之分，当发汗；午后为阴之分，不当发汗。”金元时期创立的子午
流注针法，对后世时间针灸治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机理在很大程度上与择时服药方法的机理相一致、相补充。
明清时期温病学说发展，按照时令病发生流行特点制定的服药时间原则丰富了辨证治疗的内容。明代医学家
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中记载了大量须入夜临卧时服的药，如下蓄血之抵当丸、润肠通便之
脾约丸。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就具体注明了各种方药的进服时间近百处，如早用温肾阳之药，晚服补脾气之品；晨滋肾阴，午健脾阳；早服摄纳下焦，暮进纯甘清燥等等。
服药次数
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一书中，刘完素首先根据《黄帝内经》“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气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的制方原则提出了服药方法原则：“肾肝位远，数多则其气缓，不能速达于下，必大剂而数少，取其迅急，可以走下也。心肺位近，数少则其气急，不能发散于上，必小剂而数多，取其气宜散，可以补上也。”张从正也执相同的观点认为：“有份量轻微而频服之小方，盖治心肺及在上而近者；有分量大而顿服之大方，盖治肝及在下而远者”。李东垣在“病家须知”中将其总结为：“病在上不厌频而少，在下不厌顿而多，少服则滋荣于上，多服则峻补于下。”
对于汤药、丸药的服用次数和原理，阐述最详细的当属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他指出：“凡服汤法，大约皆分三服、取二升，然后乘病人谷气强进，一服最须多，次一服渐少，后一服最须少，如此即甚安稳，所以病人于后气力渐微，故汤须渐少。凡服补汤，欲得服三升半，昼三夜一，中间间食，则汤气灌溉百脉，易得药力。”有关丸药的服药次数他认为：“凡丸药皆如
梧桐子，补者十丸为始，从一服渐加，不过加十丸，过亦损人。云一日三度服，欲得引日，多时不阙，药气渐渍，熏蒸五脏，积久为佳，不必顿服，早尽为善，徒弃名药，获益甚少。”对于外感风邪病证的服药方法他总结为：“于无风处密室中，日夜四五服，勿计剂数多少，亦勿虑虚，常使头面、手足、腹背汗出不绝为佳。”
张仲景《伤寒论》中每个方剂都有服药次数说明，充分展现了他的辨证论治思想。他所用治表证的方剂，多分三次服，强调一服汗者，止后服，再服不汗者，可缩短给药时间；治疗咽痛的方剂均采用多次少量的服药方法，如
猪肤汤“温分六服，少少含咽”、
苦酒汤“少少含咽之”；治疗危急病证的，多采用大剂顿服以抑制病势，如干
姜附子汤治疗肾阳暴伤采用顿服，少次多量，使药力迅速作用于下焦、又如
瓜蒂散治邪结在胸膈不能食者，以之涌吐痰浊实邪，亦要求顿服。根据体质强弱不同服药次数也有差别，同样是
调胃承气汤，仲景提出，壮者宜用顿服，而素体阴阳不足者则用“少量温服”之法。药剂性味峻烈，攻邪较速，但易伤正气，对这类药仲景提出一剂药常分作二服或三服，先饮一服，得效余勿服。如
大陷胸汤“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后服”；
大青龙汤“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一服汗者，停后服”。丸剂药力较缓，服药次数宜多而连续。如
理中丸“日三四、夜二服”；
麻子仁丸，“日三服，渐加，以知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