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世佐


中药学发萌迄今，历史可谓久远，历代本草典籍大致涵容了其发展轨迹。但随着岁月迁延，本草本身归于湮散者颇多，许多内容后人无由得观，治本草者莫不以为憾事。与此相对的是，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修史，向有“盛世治史”之说，遂使我国洋洋大观的典藏中，自人文肇始迄今的历史记述从未或缺。令人正视的是，传统史籍无一例外地以记载人物事件为形式的体裁，使不同历史时期的许多医药名家得以跻身其中，一些帝王将相辈有关药物的逸事轶闻亦时有所见，而这些内容往往可从某个侧面对本草的缺漏有所补苴。故宋代以降，不少修本草者多从史料中撷选有关资料，楔入本草专籍中以为旁证，诚如《嘉补注神农本草总叙》所言：其内容“虽非方饵之急，其间或有参说药验，较然可据者，亦兼收载，务从该洽，以副诏意。”《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所列引据书目显示，两书对其前各代史籍几乎均有涉猎。但这些为本草引述的资料，较之史料全体而言，仍是挂漏颇多，其沦没未识者并非少数。披览史籍，会发现其中关于药物的内容，自某药的发现经过、产地、临床应用到毒副作用等，靡不涉猎。笔者试撷举其一二，期与群侪共飨。

药物起源

关于中药的起源，除公认的“药食同源”之外，国内外一些学者尚持一种“药源于动物本能”之说。这是指早期人类发现药物，除了在采集天然动植物作为食用的过程中得到许多药物知识这一正源外，还曾通过观察一些动物在患病或受伤后利用自然物进行本能自救的现象发现某些新药，如虎中箭伤后会食青泥，雉为鹰伤则去啄地黄叶自敷等。虽然当代也有对此说持批评态度者，但《南史·宋本纪上》的一段记述却恰为该说提供了有力佐证：宋武帝刘裕(乳名“寄奴”)微时，某日“伐获新州”，曾射伤一大蛇。翌日，仍去原处，远远传来杵臼声，循声前去，见几个青衣童子在“榛中”捣药。问其故，说是在为其王合药。刘裕将童子叱散后收药而返，此后在征战中用治金疮，屡获奇效。此药因此被命名为“刘寄奴”，现作为活血化瘀药使用，功能破血通经、散瘀止痛，除用于妇科血瘀经闭、产后瘀阻腹痛等证外，尚多用于创伤出血疼痛、跌折损伤。史书本意无非借以印证刘裕为“真命天子”，但在客观上反映了刘寄奴一药的发现经过、命名由来及功效主治。真实情况可能是：刘裕在目睹蛇嚼敷该药以疗箭伤的情景后受到启发，将该药施之人身。这一史料可说是某些药物源于动物本能自救行为的有力例证。

药材产地及品种

有关药物产地或品种的记载在史料中时有所见。《隋书·五行志》载：“上党有人，宅后每夜有人呼声”，后在“去宅一里所，但见人参一本”，且“具体人状，呼声遂绝。”故事似涉荒诞，但可为《名医别录》所谓“人参生上党山谷”，《药性论》所谓人参“人形者上”等唐代以前有关人参的认识提供了旁证。《北史·列传》则讲述了盐的品种，计有白盐、食盐、黑盐、胡盐、戎盐、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等九种，并言及各自的用途：除前两种作食用外，黑盐可疗腹胀，胡盐可疗目痛，戎盐能疗疮，其余不堪用。此段史料在后世《证类本草》、《本草纲目》中均有引用，惟前者引用不全，后者则云是陶弘景引自史书。按卒于公元536年的陶弘景能引述成书于唐代的《北史》内容，显然不符合逻辑，当系李时珍谬舛。

药物功用

史书中某些关于人物轶事的记载，时有涉及某药功用的内容。高良姜一药，功能温中止痛，善治胃脘寒痛，《宋书·文九王传》记载了始安王休仁的一段轶事：“其体有冷患，闻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医上省，送供御高良姜饮以赐之。”这当是古人在临床施用高良姜的实例。《周书·列传》所载二则关于姚僧垣氏施用大黄的病例，在显现其高超医术的同时，又形象地展示出大黄的临床宜忌：初时“梁武帝尝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垣曰：‘大黄乃是快药，然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后来梁元帝患心腹疾，诸医皆云“至尊至贵，宜用平药”。而僧垣以为“此有宿食，非用大黄必无差理”。“梁元帝从之，进汤讫，果下宿食，因而疾愈。”这一正一反的两个实例提醒后人：大黄味苦性寒，功能泻下攻积、清热泻火，固然可下宿食、清火热，但临证尚须视患者体质及具体病情决定取舍。苏颂《本草图经》在征引此典故后评说道：“毒药攻病，必随人之虚实而处置，非一切可用也。”徐灵胎曾有“辨经络无泛用之药”，“因寒热而有反用之方”之说，以上实例形象展示了临床上用药须辨证施治、因人而异的重要性。

药物毒性

许多具有毒性的药物，本草一般只是在药性栏中标注为“大毒”、“小毒”或“有毒”等，但其具体的毒性反应如何则基本未见记述，史籍中却有某些资料可为此补白。《前汉书·外戚传》记载的这样一段史实为其例证：西汉宣帝时，权臣霍光之妻霍显，为使其已是皇妃的女儿霍成君得为正宫，勾结女医淳于衍，趁素与宣帝恩爱深笃的许皇后分娩之际，投以用大毒药附子合成的“大医大丸”，致使皇后当即殒命。书载许皇后甫经饮药，便觉“头岑岑也”，旋即“加烦懑”。按“岑”当是“涔”之通借，“岑岑”应是冒冷汗之状；“烦懑”即心胸烦闷。此段描述正与附子所含乌头碱中毒后出现的心慌心急、周身汗出等反应相合。历史上霍显利令智昏，终归自伐，未成想却在史册上为后人留下一则形象生动的药物毒性反应实例。

药事逸闻

史料中另外一些关于某些帝王将相围绕药物展开的逸闻轶事，虽说并非以药物本身为叙述主体，但读者却可从中领略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些药物使用情况，以及颇有情致的引伸发挥。《南史·列传》记载了这样一段宋武帝时名臣刘穆之的轶事：穆之少时家贫，但好酒食，屡上妻兄处乞酒，妻江氏屡劝不止。一日妻兄家办喜事，穆之不顾妻子劝告前去，自然免不了一番饕餮。酒足饭饱之后，向妻兄乞槟榔消食，当时“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其妻听后深以为耻，归则暗剪头发售出，回请兄弟以挽回一些面子。至刘穆之为丹阳尹，某日设宴招待妻兄弟，待其醉饱后，令仆以金盘满盛槟榔奉上……。该段文字使我们了解到，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槟榔就被一般民众广泛用以醒酒消食。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后世，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即云：槟榔“其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二曰醉能使之醒……；三曰饥能使之饱……；四曰饱能使之饥……。”

《宋书·五行志》中有一则三国时名将姜维与当归的故事：“魏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这段故事也许只是治史者牵强附会、演绎而来，但当归等诸多药物因功效而得名、因命名而被延用于人事交往的风雅之举在古代的盛行则是不争的事实，如晋·崔豹《古今注》云：“……赠以文无，文无一名当归也。……”而远志一药，《本经》谓其“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名医别录》云可“利丈夫”。当归在古时每每被人们用以寄寓召唤亲人的殷殷之情，远志则常被用以表达大丈夫志在四方的豪迈襟怀!

史料中有关药物的资料颇多，笔者引用者不过其万一。就其内容来看，其中某些兴许只是著述者为志异而录自传闻，亦难排外出自主观演绎，因而有不少似涉荒诞。但须正视的是，内中更多的当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药物认识和应用的真实记载，本草专籍虽有所撷选，但其居多者仍湮没在浩浩史海之中，有待我们去索检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