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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方时方之别似乎可以追溯到伊尹以为汤液之时，伊尹为汤液应属经方出现的一种标志，汉书艺文志立经方条，表明此前已成学术派别。仲景感慨“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表明其时已出现学术衰颓之势，仲景正是在此基础上“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完成了可为万世法的六经辩证体系。

    经方派与时方派的分别本质上是辩证方法的区别。所谓经方派，似乎是指主要用经方施治者，若深究其意当为运用六经辨证体系本经方之意施治者；所谓时方派，应指主要用脏腑气血八纲辨证施方者。时方派往往将各种辩证方法并列参合运用，故其用方药多而杂；经方派以六经辨证统领八纲气血脏腑经络辨证，故其方药简而专。究其实，在乎理法，理愈明则法愈简，理愈晦则法愈繁。

       中医分为经方派、时方派，这，不但中国人晓得，日本人也晓得。经方派在日本叫作“古方派”，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后世方派”，意思一样。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也都晓得，经方派和时方派的“分水岭”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虽然齐名并称，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就是张元素，也就是张洁古（易水先生，易老)。而，张洁古做了一件“功德盖世，罪恶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而那件事情，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归经理论”——某某药入某脏某腑、哪一条或哪几件经。  

    归经理论是错的吗？不能算错，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临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对学习中医者而言，是甚有助益的。但，它是对的吗？也并不全对。因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药的药性。  

    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或《汤液经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作“经方”，汉朝到唐宋，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而以“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就叫“时方”，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农本草经》，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性．味”，也就是“什么味道”、“温凉寒热如何”，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则是“稍微提及”，例入“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不是通盘性的认同。而其后，魏晋的《名医别录》，唐代的《新修本草》、《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证类》、《大观》二本草……等诸多书籍，大都只是顺着《神农本草经》之后补入新发现的“效能”，却未曾对“本草理论”作更多的理论分析。  

    到了张洁古，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发现到“太阳病病到太阳、阳明之间时，会用到‘葛根’这味药……”，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葛根是阳明引经药，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会引邪入阳明！”同样，对于柴胡，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说它会“引邪入少阳”，而至于桂枝，因为有帖“桂枝汤”是治“太阳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太阳经药”了。石膏，他也说是“大寒之药，不可轻用”。  


    这，有没有错？从某个角度来说，“桂枝汤”的确是“会”作用在太阳经，而单味药的柴胡、葛根和少阳、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可是问题就在于：“不只如此而已！”后世的学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可是却变成“见树不见林”，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为这种“时方药理学”方便好用又好记，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补中益气汤”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妇人良方》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去男人下阴臊臭”专方的“东垣龙胆泻肝汤”（真的是‘痱子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称“伟大之方”。  

       可是，归经理论，却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论。洁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内经》起家的，偏得还不太多，但愈用到后来，纰漏愈大，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一剂知，二剂已”变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