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安徽中医学院　　对于《黄帝内经》中“七损八益”一词，历代医家的解释颇有分歧。近读7月12日《中国中医药报》载文认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出土以后，这个问题才算迎刃而解。”“拿竹简的这类论述去解释《黄帝内经》所论七损八益，无不丝丝入扣，语语贴切，疑难冰释，悉得其解。”“长沙马王堆汉墓竹简《天下至道谈》的出土，不仅大大丰富了传统房事养生与性保健的内容，而且也为《黄帝内经》注释中长期争论不休的七损八益等学术问题的彻底解决，划上了一个非常圆满的句号。”

　　马王堆《天下至道谈》中的“七损八益”与《黄帝内经》的“七损八益”与否一回事？用《天下至道谈》的“七损八益”能否圆满解释《黄帝内经》中的七损八益？笔者持有不同看法，略述如下。“七损八益”一词，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应象大论”的命名，是因为该篇主旨强调的是自然界的阴阳与人体阴阳之“象”的对应，所以人体的一切活动需要与自然界的阴阳气化之“象”保持一致。　　综观古代医家对“七损八益”的注释，虽众说纷纭，但认为“七损八益”调和阴阳大法的基本精神还是一致的，分歧主要在对七和八的不同理解。之所以对七和八产生不同解释，是因为把七和八看成了一般的数字，不知《内经》“七损八益”中的七和八是象数，主要表达的是“象”而不是数。　　在易学的洛书模式中，七居西方配兑卦，兑象少女为阴；八在东北配艮卦，艮象少男为阳。（见图1)“七损八益”在易学中就是“损益阴阳”。但损益阴阳为什么是“七损八益”呢？有人认为这是古代男权思想的反映，我们认为《黄帝内经》在讨论摄生时还是男女都很重视的，故不至于公开提倡损女益男，其实这里隐含了五运六气的概念。　　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反映了阴阳气化的六种状态，在中医学中以三阴三阳分属之。三阴三阳的概念始见于《素问·阴阳离合论》，经文云：“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厥阴之表，名曰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笔者据此绘出三阴三阳开阖枢图（见图2)，将此图与洛书九数及太极图相合，得三阴三阳太极时相配洛书九数图（见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到，8位于东北方，相应于初春“太阳为开”之处，天气左升右降，8之后阳气渐旺；7位于西方主秋之位，7之后“阳明为阖”，阳气逐渐闭藏。四时之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上半年的气化特点表现为“阳生阴长”，下半年的气化特点表现为“阳杀阴藏”，故“八益”表达了阳生阴长，“七损”反映了阳杀阴藏。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原文，上文为“帝曰：法阴阳奈何？”岐伯讲了一番“阴阳更胜之变，病之形能”后，黄帝又问“调此二者奈何？”岐伯回答“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显然，岐伯所答的“七损八益”是调和阴阳之大法。下文“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憺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是讲“圣人”如何遵循“七损八益”之道的，亦未涉及到房中术。《黄帝内经》不是讲房中的著作，“阴阳应象大论”是讨论阴阳五行的大道理的，相比之下，房中术是小道。所以，如果将《内经》中的“七损八益”理解为《天下至道谈》中之房中术，不仅不合《内经》旨意，也局限和贬低了“七损八益”的重要意义。　　黄帝和岐伯讨论的“七损八益”是天人相应，调和阴阳的大道理，房中养生时当然也需遵循此大法，故《天下至道谈》等房中文献中出现了房中术的“七损八益”。但这类文献中“七损八益”的七与八，已是具体的数而不是象，而且不同的房中文献中“七损八益”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故不可以《天下至道谈》中讨论房中术的“七损八益”来解释和代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七损八益。　　七损八益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概念，关系到养生防病和辨证论治的许多方面。通晓损益阴阳之理的人，才能够适应自然；机体与自然的阴阳协调，则苛疾不起。《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四时阴阳变化相应。既然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是“七损八益”，人们在养生、治病，调和阴阳时就必须知道七可损、八宜益的道理，并顺从这一规律。这种顺应天地四时阴阳关系而摄生防病治病的指导思想在《黄帝内经》和历代医著中随处可见。　　例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这里“春夏养阳”就是“益八”，“秋冬养阴”则是顺从“七损”的自然规律，通过“养阴”帮助阳气收藏。因为冬天的阳气以精的形式封藏于正北少阴之位，故有“少阴君火”和“肾间命门”之说。“命门”即上文中的“生长之门”。春夏阳气表现在外为“浮”，秋冬阳气收藏于内为“沉”。顺从七损八益是原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方法，“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是境界。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在《脾胃论》中引述了《素问·六节藏象论》“凡十一藏取决于胆”的论点，认为“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生，则余藏从之。”故在其创制的著名方剂补中益气汤中加入柴胡，用升发少阳春升之气来带动脾胃中气。李氏这种重视春升阳气的观点，也是“七损八益”思想的一种体现。　　外感病的治则有“伤寒下不嫌迟，温病学下不嫌早”之说。伤寒为何下不嫌迟？《素问·五运行大论》曰：“风寒在下，燥热在上，湿气在中，火游行其间。”从上述“三阴三阳太极时相配洛书九数图”可知，“风寒在下”宜乎先犯艮八太阳之位，此时阳气宜益不宜损，若早用下法，势必阻遏和损伤东升的阳气，不利于人体抗病机能的发挥。至阳明病时多用下法，是因为阳明之位已在“七损”之后，用下法顺从了西降之气。温病则不同，“燥热在上”，温邪上受，首先侵犯的是手太阴肺，而手太阴肺在正西，又与兑卦相配，恰属“七损”之位，“下不嫌早”就顺理成章了。明代医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一》中列举四时用药原则：“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檗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这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七损八益思想在组方遣药方面的运用。　　综上所述，“七损八益”一词是《黄帝内经》顺从四时阴阳养生疗疾思想的生动体现。同时，通过“七损八益”以及“阳杀阴藏”等问题的运气学阐释，也充分体现出五运六气理论在中医学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指导意义。

    注：本文转自2006年7月21日《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