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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医大学学弟交流学习中医的若干心得体会

岳美中先生认为学习中医应当从学习方剂入手，李翰卿先生认为学习中医多快好省的办法是攻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然而如何在二位老先生的权威意见之间找到一条沟通的桥梁，笔者为此苦苦思索多年，现略陈个人浅见几条如下，仅供学习参考：                                       1、先学陈潮祖所著（中医治法与方剂)人卫出版社第四版；本书是一部专论病机、治法、方剂关系，并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的专著。学这部书要有两部工具书————（中医大辞典)或（简明中医辞典)与（中药大辞典)。
2、       宋兴：（临证解惑————陈潮祖教授学术经验研究)；这与（中医治法与方剂)联系起来读，可以增强对中医的学习信心。
3、       有了以上的基础，最好遵照李翰卿老中医的指导————直指中医四大经典（  （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   )与（温病条辨)，这是多快好省地学好中医的有效途径————自然，（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得放在枕边每晚临睡之前读它1小时————把古文学基础提高一步。
4、       以上三条如能办到，则读中医大学教材如卷席！读名医医案、搜索医学参考文献更不在话下！
5、       接下来谈谈如何博览群书：中医古书有一万二千多种，穷毕生精力也难以通读一遍，为解决这个难题，当代中医学者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如：南京中医学院（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新华编著有：（中医历代医论选)、（中医历代医案选)、（中医历代医话选)；李飞编著有（中医历代方论选)；吴昌国编著有（中医历代药论选)。上述五部书，囊括了几百种重要中医古籍精华内容，如能置之案头经常查阅，眼界必然大开，必将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打下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6、       现、当代著名医家著作：最近人卫版的“现代著名老中医名著重刊丛书”出了几十种，如经济条件许可，最好全予购买，留着慢慢细读；有些还未出版，耐心等待就是了。下面例举若干著作：（程门雪医案)、（岳美中医文集)、（任应秋论医集)、裘沛然著（壶天散墨)、焦树德著（从病例谈辨证论治)（用药心得十讲)、丁光迪著（中药临床配伍与运用)、方药中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温病条辨讲解)、（周仲瑛医论选)、王洪图著（黄帝内经临证发挥)、鲁兆麟等著（近代著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王庆其主编（内经临证发微)、柯雪帆著（伤寒论临证发微)、何任主编（金匮要略临证发微)、原中医研究院编（中医讲座一、二)（温病汇讲)、陈鼎三著（医学探源)、邹学熹著（中国医易学)、刘冠军著（中华脉诊)、至于（舌苔图谱)则任选一种；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更是出版了近百种。总之，根据自己的需要尽量予以收集就是了————裘沛然老先生有言：治学要猛，温课要温，以上例举各书，留着慢慢温习吧！
7、       要想在中医大学本科毕业阶段达到高级中医师的水平，笔者个人认为，以上的医书是不能不读的；其它课程，按学校要求去作就是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目前想搞独立自主地学习中医，环境不允许，随大流罢了。
2009，03，14，定稿。以下对各位医家在百度作一搜索，具体资料如下：

1.【李翰卿】（１８９２～１９７２)医学家。字华轩，又名希缙。大同市灵丘县沙坡村人。幼时上学兼从舅父学医，１５岁便独立诊病开方，被当地人称为童医。１９１９年考入太原中医研究会，毕业后应邀在太原复承堂行医，声名大震，被选为太原中医公会执委。１９２５年应聘山西中医学校任教，后在太原开业行医。日军侵占太原时，慕其医术精湛，曾以高官厚禄聘请，均遭拒绝。1949年后，主动将家藏《万有文库》等近２０００册图书捐献给国家。历任太原市职工医院医师、医务主任、副院长。１９５６年任山西中医研究所所长兼中医研究会理事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５５年进行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宫外孕的研究，获得成功，被评为全国十大医学科研成果之一。１９６０年编著《伤寒论１１３方临床使用经验》。１９７０年１１月赴京参加中西医结合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

2、岳美中(1900～1982)，名岳锺秀，号锄云，以宇行。河北省滦县人。早年攻读文史，二十五岁时因肺病吐血，发愤自学中医。曾行医于冀东、鲁西一带。解放后曾任唐山市中医公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后调中医研究院工作。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垒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主任、中医教授。从事中医工作数十年，有较深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对肾病、热性病、老年病等有深入的研究和较好的疗效，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名望。主要著述有：《岳美中论医集))《岳美中医案集))((岳美中医话集))《岳美中治疗老年病的经验》————合编为（岳美中医文集)以及《中国麻风病学汇编》等。
3、陈潮祖(1929)，男，四川省宜宾人。因母亲宿疾久困，常延医诊冶，长期耳濡目染，渐至心有所感，情有独钟，遂矢志岐黄，以济世活人。18岁时，从同里名师孙芳庭习医，学成，悬壶桑梓，医誉鹊起。1958年入成都中医学院师资班学习，结业后，留校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至今。1979年任讲师，1983年任副教授，1987年晋升教授。曾任方剂教研室主任，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省中医学会基础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l991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部选定为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教师。现为方剂学硕士导师。　　临床方面，于杂病诊治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辨证、遣方、用药经验。特重肾命之阳，尤长补火益元。在运用补火益元诸方时，对真武汤的研究尤为深刻，化裁40余种，治病50余症，半数以上是他本人的创造性发挥。他运用本品，常与生姜配伍，欲其温而散者用生姜，欲其温而燥者用干姜。益元特别重视和擅长运用人参。作为方剂学专家，对方剂学的突出贡献是选收医方，以临床常用，疗效突出，结构独特为原则，无贵无贱，广收博采，纠正了重经方，轻时方，重书刊方，轻民间方的偏见；编撰方书，创以五脏病症为纲类方和从脏腑病机入手研究医方的新体例；辨析方义，注重方剂结构、用法、特殊性的疑点、难点、要点分析，把方理研究推上了由形入神的高度；阐明方用，强调方随法施，法因证立，证系于五脏，把理、法、方、药融为了一体；并集古今灵机巧变之实例，当代科研成果以及临床心得，对众多医方的临床运用，作了切合临床实际的充实发挥，为当代，也为后世筛选保存了一大批宝贵方药遗产。　　学术上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全面继承，大胆创新，且数十年如一日，教学之余，深入临床，临床之余，精研理论，着力笔耕，在各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上，始终坚持以论明理，以案实论，力求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做到论实理透。由于内容生动具体，言辞雅畅清新，受到学生好评，誉为“月下清泉，流于石上”。3O余年来，一直主讲方剂学，先后为学科、专科、西学中班、进修班等各类学员讲授方剂学，还培养了学术继承人1名，硕士生2名，在读硕士生1名。合作编著《中医治法与方剂》(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中医方剂与治法》(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主编《中医病机治法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等方剂学著作2OO余万言。1988年任西南西北片区教材主编《方剂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其中，《中医治法与方剂》一书，从1972～1984年间，一直作为我校正式教材使用。而《中医病机治法学》一书，则成为其学术代表作。书中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五脏宜通”和“膜腠三焦”等新见解。该书问世后，迅速被日本翻译出版，流传海外。注：陈潮祖的（中医治法与方剂)人卫第四版，把（中医病机治法学)与（方理求真)二书融合成一体，比一二版有重大修订。
4、任应秋，字鸿宾，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１９１４年８月５日生于四川省江津县。４岁即就读私塾，及长，入江津县国医专修馆攻读经学，其间曾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季平。当时廖季平已年逾七旬，甚喜其聪敏好学，故悉心指点，并传授治学之法，使任应秋在治经学、训诂学、考据、目录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为以后研究中医学奠定了文学方面的根底。　　１７岁时，任应秋毕业于江津县国医专修馆，开始医学生涯，其祖父又聘请了当地著名老中医刘有余到家中为其教授中医典籍，并设立济世诊脉所，免费为当地群众看病，同时也积累临床经验。在以后３年时间里，学完了《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神农本草经》、《脉决》等中医学理论著作，并有了一定实践经验。１９３６年，任应秋在上海中国医学院读书期间，有幸见到当时上海地区名医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陆渊雷、陈无咎诸前辈，并一一虚心求教，受益匪浅，开阔了知识领域和学术眼界，使学业大进。翌年，因抗日战争开始，祖国危亡在即，任应秋不得不返回四川家园，自设诊所，行医治病。并凭借其文史知识，执教中学。　　４０年代，任应秋任《华西医药杂志》主编，同时从事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早在１９３７年，任应秋即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同年，为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歧视消灭中医的政策，还发表了题为《教育部不准中医学校立案是何道理》的文章，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大声疾呼。到了其任《华西医学杂志》主编期间，更不断发表学术论文，并于１９４４年完成了第一部医学著作《仲景脉法学案》，次年，《任氏传染病学》问世，１９４７年，《中医各科精华》（第一集)出版，使其学识才华渐为医界所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应秋受到政府的重视与任用，１９５０年被任命为江津县医务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并当选为江津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９５２年，又应聘出任重庆市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和市中医学会秘书长，并被选为重庆市人大代表；１９５７年被调至北京中医学院任教。于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７日在北京逝世。　　学术思想演变与治学态度　　任应秋从事中医工作５０余年，执教３０余年，知识渊博，著述宏富，已刊行于世的专著３７种，约１３００万言，其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医一直处在被岐视、排斥的地位，政府采取取缔和废止中医的政策。中医界很多有识之士，为中医事业的生存而努力，为争取中医合法地位而献身，发展中医学术，发展中医教育。任应秋在上海就读期间，曾受诲于“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陆渊雷先生，对陆氏之谈大加称允，遂效其法，以“中医科学化”为己任，其所著《任氏传染病学》、《仲景脉法学案》、《中医各科精华一集·内科学》、《中医各科精华二集·内科治疗学》均属“中医科学化”观点之代表作。在５０年代初期，所著《中国医学史略》、《脉学批判十讲》等书，仍是致力于“中医科学化”主张，这是任应秋４０岁以前学术思想主体。　　１９５４年，人民政府对中医提出了“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强调了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意义，相继建立和健全了中医的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在新形势下，任应秋认真学习领会中医政策的实质精神，深刻认识到“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是继承中医学的问题，“整理提高”是发扬中医学的问题，只有系统全面的继承，才能做到发扬光大中医学。从此，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全力以赴于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深入进行中医学术的研究。　　为了引起全国中医界对继承发扬工作的重视，１９５７年他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祖国医学遗产》一文，１９５８年又在《中医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从头学起全面继承，打下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坚固基础》一文，提出在全国中医界应认真学习中医政策，广泛开展继承工作，强调要认真学好几部经典著作，真正重视中医基础理论的学习。从１９５４年以后至１９６６年这１２年里，他先后著成《伤寒论语译》、《金匮要略语译》、《阴阳五行》、《五运六气》、《中医各家学说讲义》等书，为中医学的普及与提高做了大量工作。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医学术无法进一步发展，任应秋数十年所集的数万册书被查收，数万张学术资料卡片一扫而光，但他坚信发展中医学术无错，中医发展的春天一定会到来。１９７６年后，中医工作又开始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任应秋夜以继日，奋力著书立说，又先后完成了《内经十讲》、《中医基础理论六讲》，《中医各家学说》、《运气学说》、《内经研究论丛》等著作百余万言，校点了金代张元素的绝版书《医学启源》。这些著述，均是其晚年深入探讨中医学理论体系，并加以发扬光大的代表作。　　任应秋治学态度严谨，钻研学术刻苦，为了练就扎实的中医基本功，白天进行教学、科研、医疗工作，晚间博览群书，开阔知识眼界，每日工作１０余小时，数十年如一日，即使节假日，也从不例外。对于学术问题，引经据典，拨之临床，无不溯本穷源。《内经十讲》一书，对战国至汉代形成的中医第一部理论专著，从成书时代、古代文献、后世研究医家及其学术思想、理论体系诸方面进行探讨，引用大量古代文献资料，均一一得出结论，被中医理论研究者所称道。《医学流派溯洄论》一文，从大量中医文献资料和史料研究入手，得出医学流派起于战国的观点，成为中医界一家之言。他不囿于旧说，不固执自己的旧论，例如《中医各家学说》教材先后四版，在一版教材中他不主张划分医学流派；二版划分４个医学流派；至三版又提出７个医学流派，使教材不断充实、提高与完善，充分体现出其严谨的治学精神。　　研究中医流派　创立各家学说新学科　　任应秋执教北京中医学院后，集前贤及自身研究中医之经验体会，认为欲造就大批高级中医人才，必须师百家之长，集前人理论与经验之大成。经过数年的努力研究，１９５９年撰写了《各家学说及医案选》，介绍了历代著名医学家的学术思想与经验，并附以验案印证。该书首先在北京中医学院的本科生中使用，受到普遍欢迎，后经卫生部批准将各家学说正式列为高等中医院校本科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并由他主编了第一版《宋元明清各家学说及医案选》。１９６４年在原教材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补充与修订，又增写了总论部分，从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到各家学说的演变与发展作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中医发展史上存在四大学术流派，即以刘完素为首的河间学派，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宗法张仲景《伤寒论》的伤寒学派和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温热学派。所选医家由原来的２２人，增加至３９人，并附有原著７４篇，更名为《中医各家学说讲义》，是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二版统编教材，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１９８０年，经２０年的潜心研究，他对中医学术流派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提出了医学发展史上存在着７大医学流派，即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和汇通等学派。他认为历史上医学流派的肇始并非在金元，而当断于先秦。指出了医学流派的判定，当以师承授受与学术争鸣为依据。这些新的观点，在中医学界引起了反响，推动了对中医学的深入研究。他主编的全国高等中医学院教材《中医各家学说》第三版，即以７大医学流派为主线，包括基础理论和临床各家学说在内，共分别介绍了上自战国，下至民国时期的１１个时期，１０５位医学家，全书共约６０万字，可谓集历代著名医家学术经验和学术思想之大成。是书出版之后，日本汉医学界立即全文翻译。１９８４年５月，他在重病中，再次主持了新版《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编审工作。在“中医各家学说”这一学科领域中，任应秋是国内当之无愧的学科创立者和带头人。　　重视经典医著　精研基础理论　　任应秋一生阅读了大量中医古籍，尤其重视对中医典籍著作的理论研究，毕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的发掘、整理、提高，并且作出了突出的成绩。　　他一直坚持认为，中医学术中不仅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有它自身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中医没有理论”，“中医不科学”等观点，他深刻指出，中医学是一门经过了几千年亿万人民实践检验的科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过巨大贡献，实践证明，“道经千载更光辉”，中医不单有它系统的理论体系，而且中医理论中包含着深刻的整体观念、唯物论和辩证法，这种自然形成的中医理论体系，有着科学、合理的内涵。这正是中医中最宝贵的部分。１９７８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培养高水平的中医理论骨干》的文章指出：“目前当务之急是如何发掘中医宝库中的理论，并加以整理提高的问题”。并建议首先培养一支精通中医理论的高水平骨干队伍。办法是无论中医学院的在校学生，还是西医学习中医班，都必须认真学习几部中医经典著作，只有这样才具备发掘中医理论的能力，才能完成发掘整理提高中医理论的艰巨任务。　　任应秋一贯倡导学习中医古典著作，打好中医基本功。从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４年，他连续在《中医杂志》及其他医学刊物上发表古典医著学习辅导的文章１０余篇，系统地介绍了中医典籍《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以及有关温病、方剂、脉法、针灸方面的知识及其学习方法，读者多受教益。这些内容后经重辑，更名为《学习中医典籍七讲》收入《任应秋论医集》中。　　任应秋历来重视经典中医著作的学习与研究，而且卓有成就。以对《内经》的研究为例，他综合唐代王冰以下历代研究《内经》医家的研究方法，分为校勘、注释、类分研究和专题发挥诸家，高度概括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归纳出《内经》的学习思想和理论体系，指出《内经》一书主要包括了脏腑、经络、病机、病证、诊法、辨证、治则、针灸、方药、养生１０个方面，而其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则可以脏腑（包括络经)、病机、诊法（包括四诊)、治则四大方面来概括，并将其研究的１０个专题，撰成论文名为《内经十讲》，是其数十年研究《内经》的心血结晶，已成为现代研究《内经》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为了便于研究《内经》，他晚年又组织编写《内经章句索引》，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内经》的大型工具书。　　发掘中医学　整理抢救古代文献　　任应秋精通经史，有扎实的文史哲诸方面的基本功。学习、研究古代文献在同代人中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自述，其学习全靠１４年治经学的文字功底，并列举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医家，无不精通经史而治医有成就。因此，他强调指出，要想学好中医必须突破古代语言文字关，他说：“文以载道，各种道，包括医道在内，总是要通过文字来表达的。文以治医，医以文传，中医就存在于浩瀚的中医典籍之中”。早在１９６２年，任应秋与当代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陈慎吾共同上书卫生部，提出“对修定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其中之一就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突破文字关，建议加强医古文教学。这一建议，对中医教育和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与深远影响。尔后，他亲任医古文教研室主任，使北京中医学院的医古文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为了推动全国中医院校医古文教学研究的开展，在其不断关怀和倡导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古文研究会于１９８１年６月正式成立，任应秋被推举为研究会会长，从而开创了医古文教学、科研工作的新局面。　　继承发扬中医学的重要问题是大量中医古籍文献亟待整理。任应秋以其远见卓识，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１９７５年５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医文献亟待整理》一文，指出中医药文献书籍超过万种，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是中医药学伟大宝库的重要内容，无论从传统应用，还是从现代医学的科学发展来看，对这些文献资料都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具有整理古籍能力的老专家相继谢世，所剩无几，尤其是既具有中医知识又精通训诂学知识的专家目前殆成空白。“卫生领导当局若不重视，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工作抓起来，估计１０年以后要对中医工作进行整理，那时的难度将是不堪设想的”。他还开诚布公地进言：“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时间至可贵，一失不可再”。建议立即成立中医文献整理出版委员会筹建中医出版机构，制定明确的近期和远期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早在１９６４年，就从事中医古籍的整理校勘工作。首先校勘了金元名医张元素《医学启源》，１９７９年又以元版本进行了补校，使这部长期以来鲜为人见的名著刊行于世。１９８２年主编了大型工具书《内经章句索引》，继而又主持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的校刊，以及主编全国合作的《中医名著精华》，大型类书《中医十大经典类编》等，有的因身体状况而未能完成。　　弘扬仲景学术　促进中日交流　　任应秋不独是研究《内经》的专家，而且对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极有研究。晚年更集一生研究之学力，进一步深入研究仲景之学，为弘扬仲景之学，促进中日学术交流作出贡献。１９８０年应日本东洋医学研究会之邀东渡日本，以《中医学基础理论六讲》为题，进行学术交流。鉴于日本汉方医学界推崇张仲景《伤寒论》，并在仲景学术思想研究方面独具特色，任应秋此次日本之行还促成了１９８１年北京第一届张仲景学术思想研讨会的召开。１９８２年，在张仲景的故里南阳市又召开了张仲景学术研讨会。全国研究张仲景学说的专家有３００余人云集南阳，日本的两个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大会，任应秋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之一。这些活动促进了国内外对仲景学说的进一步研究。　　在张仲景的故里南阳市，有一所明代纪念张仲景的医圣祠，１９５９年，曾进行修复，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破坏。１９７６年以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求修复此祠，任应秋对此举大力支持，多方呼吁，促成了１９８２年医圣祠第一期修复工程胜利竣工，使得首届仲景学说讨论会在医圣祠召开。１９８１年冬，为庆祝医圣祠重葺并张仲景研究会成立，任应秋以五言古诗纪念张仲景，表达了他对张仲景学术的重视与弘扬精神，诗云：　　仲景医中圣，伤寒发宏论。上以疗君亲，下以救万姓。博采众方书，素难为龟镜。皇皇十六卷，言精而意蕴。三阴与三阳，平脉以辨证。三百九七法，足以概诸病。一百十二方，变化无穷尽。汉季兵燹多，文献遭蹂躏。江南秘不传，思邈抱怨恨。幸有王叔和，魏晋太医令。祖述大圣人，殷勤求古训。遗编赖以传，薪火续余烬。远被扶桑国，多纪善考证。矢志崇古方，明辨而笃信。庚申来南阳，宫墙仰万仞。乃见庙倾颓，满目荒凉甚。可钦诸地委，大力为整顿。鸠工以修葺，祠宇复幽峻。研究所建立，规划已订定。绝学赖以彰，循序而渐进。古义与新知，无一非学问。继承斯发扬，攀登勤为径。愿与诸君子，砥砺共驰骋。振兴中医学，且为万世庆。　　这篇发自肺腑的诗文，由任应秋手书汉隶镌刻成碑，矗立在南阳市医圣祠群碑之中。　　忠诚中医教育　培养中医人才　　任应秋从事中医教育凡３０年，受诲于其门下者数以千计。从５０年代前期，就授课重庆市中医进修学校，到５０年代后期，在北京中医学院执教于中医教学研究班，从一届又一届本科中医药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到各家学说、内经、医学史、医古文４个专业的研究生的成长，他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数十年如一日，任应秋始终执教在第一线，先后主讲过医古文、内经和各家学说３门课程，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运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将古奥的中医理论传授给青年一代，深受学生的欢迎。１９７８年以后，他同时招收各家学说、内经、医古文、医学史４个专业的研究生，数年间先后培养了３批共１０余人。他还是国内中医界为数不多能够指导两个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因病终未招收，尝以为憾。在其主持各家学说、医学史教研室工作期间，对于中青年教师严格要求，亲自随班听中青年教师讲课，亲手为他们逐字逐句修改讲稿，甚至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板书写字水平，要求他们每天写毛笔字，而且亲自批改。现在，他所培养的中年教师，有的已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晚年，他除了完成繁重的教学、科研、指导研究生等工作外，还在中医及学术界兼任很多工作，并积极抽时间承担校内学术讲座，校外学术报告及外地讲学等工作，以高龄之躯尽全力为培养中医人才默默奉献。１９８０年，为了圆满完成赴日本讲学的任务，在盛暑之季，挥汗伏案书写《中医基础理论六讲》８万余言，每日工作１０余小时，终于使这一讲稿圆满完成。　　任应秋对于学生，从来都是以诚相待，有问必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不仅传授知识，而且传授治学方法。数十年的辛勤耕耘，使桃李满园尽芬芳，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其学生中有的已成为颇有名气的教授、主任医师，一大批已成为医疗，科研，教学骨干。　　高超的医术　高尚的品德　　任应秋不仅中医理论造诣精深，而且医术精湛，临床治病既善用经方，时方，又灵活变通，并创立新方，兼取众家临床经验之长。如１９７５年山西省某军区干部卢某因患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手术后腹泻不止，少则一日七八次，多则一日１０余次，多方求治，屡服中西药物无效，经年未愈。先生诊之，处以赤石脂禹余粮汤加缩砂仁、石榴皮，药仅４味，服４剂而泻止。或问何以速效，答曰：“《伤寒论》有云：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患者腹泻得于手术后，所伤在肠，是肠气不能固涩，正合利在下焦之候。故用赤石脂，禹余粮固涩肠气，加缩砂仁、石榴皮以助之。此先圣之成法，余别无新义”。以此可知其运用经方之妙，没有对经典著作的深入研究，是难以尽快取效的。　　又一黄姓女青年，年２１岁，自６岁因病高烧之后，即患尿急频失禁，缠绵１５个春秋，服多种西药罔效。任应秋诊其脉沉细有力，询问其症口渴喜冷饮，溲黄有热感，察其舌正赤无苔，检其前所用之方多为补益固涩之品，遂断为肾虚热郁之候，前服补益固涩之剂误之久矣。立方黄柏４钱，知母６钱，肉桂５分，连服６剂，小便已能自己控制，惟仍有急迫感，继服６剂即完全恢复正常。１５年之痼疾，竟愈于旬日之间。或问：“既云热郁为病，何用辛热之肉桂。任应秋解释说：“《内经》云：‘通因通用，热因热用’，此之谓也”。如此之病，足以证明其对中医理论之纯熟，认证之准确，用药之灵活。　　中风乃常见的难治之证，任应秋对于中风从阴阳两方面辨别，认为中风证有阴虚与阳虚两大证型，据此自制豨莶至阴汤以治阴虚中风，豨莶至阳汤以治阳虚中风，临床用之甚效。　　任应秋为中医理论与临床，为中医教育事业奋斗一生，光明磊落，虽历经坎坷磨难，仍坦率直言，为事业奋斗。１９６０年他与几位中医专家上书卫生部，对改进中医院校的教学提出中肯意见，即有名的“五老上书”，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倍受迫害。但是“文化大革命”１０年过去之后，他又为抢救中医、改进教学大声疾呼，直率进言，这不仅反映了其无私无畏的品格，而且体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现出他对中医事业的献身精神。　　另一方面，任应秋敢于解剖自己，对自己一分为二地看待。就其学术思想及其发展演变而言，前半生推崇陆渊雷，追求科学化，为中医学的发展而探索。自从“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确定后，则致力于继承发扬中医学，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他十分客观地看待自己。在其晚年编辑《任应秋论医集》时，诚恳地在自述中说：“就所存者，略为审视，前一时期多无保留价值，后期作品，仅选其中颇有一得之见者，编辑成册，命曰《论医集》”。并自我反思说：“即治学无论怎样勤奋，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在５０余年中，勤奋一生，而先后效果迥然不同，至今犹值得我深思”。　　任应秋一生治学不倦，为中医事业发展而献身。愈到晚年，其报国之心愈切，曾赋诗云：“报国日已短，爱国情倍切，欲使百废兴，惟有争朝夕”。又曾作联语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四化艰巨，决心勇往直前”。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写下“自强不息”以自勉。先生终因积劳成疾，志未酬身先去。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将自己一生积存的５０００余册书全部献给北京中医学院，为此，学院建立了“任应秋献书陈列室”以志纪念。其夫人聂荣秀遵遗嘱，将捐书奖金３万元献给学院建立了任应秋基金会，以奖励在中医学中学有所成者。　　(作者：鲁兆麟)
　　简历　　１９１４年８月５日　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　　１９３１—１９３４年　江津医学研究社学习。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　上海中国医学院读书，后转入湖南国医专科学校毕业。　　１９３８—１９４２年　江津县立女子中学教员兼校医。　　１９４１—１９４９年　任江津县中医师公会常务理事。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　任全国中医联合公会联合会常务理事。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　任重庆卫生局中医进修班教导主任。　　１９５４—１９５７年　任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　　１９５７—１９８４年　先后任北京中医学院文献编研组、科研办公室、各家学说教研室、医史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兼中医基理论研究社社长。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７日　病逝于北京。　　主要论著　　１　任应秋．伤寒论语译．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１９５７．　　２　任应秋．金匮要略语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５９．　　３　任应秋主编．中医各家学说及医案选讲义（宋元明清)．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１．　　４　任应秋．病机临证分析．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６３．　　５　任应秋点校．医学启源，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８．　　６　任应秋主编．中医各家学说（中医专业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０．　　７　任应秋．如何学习中医经典著作，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８　任应秋．运气学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２．　　９　任应秋．阴阳五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０．　　１０　任应秋主编．内经章句索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１　任应秋．任应秋论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４．　　１２　任应秋．从头学习全面继承打下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坚固基础．中医杂志，１９５８，（３)．　　１３　任应秋．医学流派溯洄论．北京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１，（２)．

－－－－－－－－－－－5、程门雪（１９０２—１９７２)，中医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对伤寒、温病学说有深邃的理论造诣，博采古今，熔经方、时方与一炉，善用复方多法治疗热病和疑难杂症，用药以简洁、轻巧、灵动见长。
　　程门雪，又名振辉，字九如，号壶公等。１９０２年出生于江西婺源的一个富裕人家。他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宿儒。幼时，父亲延聘饱学之士来教他四书五经、诗词赋曲，使程门雪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为他日后在中医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程门雪１５岁开始学医，启蒙老师是当时在上海行医的汪莲石。汪莲石学宗《伤寒论》服膺于舒驰远《新增伤寒集注》，临证善用经方，用药偏于辛燥，汪莲石悬壶沪上，声誉隆盛，当时许多名医如恽铁樵、丁甘仁等都曾就教于其门下。程门雪初入医门，以他聪慧颖悟的秉性，得到老师的青睐和心传，尤其对伤寒证治有深刻体验，从而形成了他行医初期用药迅猛慓悍、大刀阔斧的风格。
　　当时，汪莲石年届古稀，诊务繁忙，不能悉心授业，遂将程门雪介绍给同仁丁甘仁。丁甘仁为孟河四大名医之一，信从叶天士，薛生白的温病学说，临证用药以平淡轻巧见长。１９１６年，丁甘仁在谢利恒、夏应堂等同道支持下，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广益中医院。程门雪入学就读，成为该校首届学生。丁甘仁办学主张读书和临床相结合，要求学生融汇古今，这对程门雪有较深刻的影响。
　　１９２１年，程门雪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１９２６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聘任他为该校教员。丁甘仁逝世后，程门雪出任该校教务长并兼任沪南广益中医院医务主任，在教学和临床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段时间，程门雪边教书、边读书，学业日精。同时，他在临床上，根据病人大多来自劳苦民众的特点，力主用药迅猛慓悍，以仲景方药大剂出入。如阳明实热用白虎汤，石膏用至四两（１２０克)；风火水肿用越婢汤，麻黄用至一两六钱（４８克)；少阴虚寒用四逆、白通汤等，附子累计总量计一市斤许（约５００克)，治愈了不少危重急症。
　　１９３５年起，程门雪脱离教务工作，专注临床，自设诊所开业。这时，他已成为上海有名的中医，因而慕名求诊的大多出自富贵人家。程门雪根据这些病人“易虚易实”的体质特点，遣方则从丁甘仁平淡法出入，用药轻灵机巧，重视配伍和炮制。如麻黄３至５分（０．９～１．５克)用蜜炙，桂枝１至３分（０．３至０．９克)，煎水炒白芍，苍术用米泔水浸，熟地炒松，用砂仁或蛤粉捣拌等，从而形成了他临床用药的独特风格。
　　中年以后，程门雪治学愈发勤奋严谨。在临证之余，他又反复精读《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对各种版本的叶天士医案尤为致力并多次点评，且博涉古今历代著作，采摭临证名方，学以致用。程门雪读书常边读、边诠释按评，或赋成歌诀背诵，或编成讲义授徒。这段时间里，他著述宏富，计２００余万言，如《金匮篇解》、《伤寒论歌诀》、《未刻本叶氏医案校注》、《叶案存真评注》、《藏心方》、《女科歌诀》、《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等，都是其代表性著述。
　　１９５４年，程门雪出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１９５６年，上海中医学院创建，程门雪任该院首任院长。并先后任上海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华东血防九人小组成员、上海市卫生局顾问等职，并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他担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期间，对中医现代教育事业作出较大贡献。他提倡“学习中医首先要做到继承，没有在继承上狠下功夫，就谈不上整理发扬”。因此要求学生多读经典医著，随师临诊抄方、书写脉案，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教学上，他主张古为今用，百家争鸣，不拘门户之见，中医课程要有所侧重。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间，他亲自主持举行“近代中医学术报告会”１０余次，邀请上海中医名家传授各流派学术经验，对中医界学术争鸣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治学严谨　统一伤寒温病
　　程门雪一生治学严谨，对伤寒和温病学说有深邃的学术造诣。他对中医学术的研究，强调“要从诸家入，而复从诸家出，取其精华，融一炉冶”。即使对经典著作，也必须验之临床，绝不盲从而死于句下。
　　他认为，汉代张仲景著述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论述辨证论治的奠基作，但其中也掺杂了一些与临床不符合的内容，应该与证治规律性总结的文字分别对待。他指出，《伤寒论》中有三类文字：其一是总结临床证治规律的，如六经病总纲和主要方证的条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必须掌握；其二是个别经验的文字论述，如原书２９、３０条关于阳旦、四逆、脚挛急、谵语同时并见者，对此要与第一类文字区别对待，要通过临床去验证；其三是四言韵文式的文字，如“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等，与全书朴实无华的叙述风格不同，可能为后人加入，不可误为仲景原文而等量齐观。
　　程门雪强调研究仲景著述，首先要读白文，仔细反复通读，把其中相关条文贯穿起来，对方证进行归类对比、综合分析，注意药物加减变化，自能逐渐领会其辨证论治规律。他尤其重视精读评注《伤寒论》等书，并随着临床阅历的增进，去加深对仲景学说的理解。如１９４０年，他评注《伤寒论》麻黄升麻汤方证条文，认为其“方杂不纯，药不符证，非真无疑”。１９４５年，再次评注该条，又依据临床实际，联系上热下寒、上实下虚的病证表现，对其复方配伍的处方原则作了充分肯定，并自责以往误断，谓“学无止境，勿遽自以为是”。这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在程门雪著述中每多体现。
　　程门雪治学，强调掌握中医学术的精神实质，对经典著作要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中医学理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历代有所发展，至于辨证论治和八纲诊断则奠基于《伤寒论》”。《伤寒论》六经分证是在《内经》理论上发展起来的，《伤寒论》六经与《内经》所述的六经，都与经络学说密不可分，两者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对《素问•热论》中“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已满三日者可泄而已”的经文，程门雪提出了精辟论述。他认为，“三日可汗”之意，不是说三阳病都要发汗，而是说三阳经都可从汗而解；“三日可泄”也不一定是用下法，但包括下法在内，如少阴?募毕麓嬉鹾?养阴泄热，都是“泄”。从而纠正了许多人的误解。
　　程门雪一生崇奉张仲景和叶天士，主张学伤寒的必须联系温病，学温病的必须联系伤寒，要把伤寒和温病对热病证治的理论统一起来。他认为，叶天士《温热论》是在张仲景《伤寒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温热证治和方药应用上，又是对伤寒六经证治的补充，两者决不可孤立起来认识。早年他就在《未刻本叶氏医案》评注中指出：“天士用方遍采诸家之长，而于仲师圣法用之尤熟。……叶氏对于仲师之学极有根柢也”。因此，他决定从叶天士入手，以跻仲景学术之室，融会伤寒、温病证治方药，从而成为统一伤寒与温病学说的先行者，这对现代中医热病学的创立具有较大的影响。
　　程门雪认为叶天士《温热论》的理论，是对前人温热证治规律的系统总结，如“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说，是继承了吴又可“邪从口鼻而入”的论点；“逆传心包”，则导源于王肯堂对《秘旨》的引述；而卫气营血辨证法，则脱胎于《难经》的有关论述。温病学派在察舌验齿的诊断，顾养阴液的治疗法则，和轻清透气、芳香开窍、甘寒生津、咸寒救液等治疗方药等方面，对热病证治有较大贡献，补充了伤寒六经证治的不足。程门雪对叶天士“救阴不在血，而在精和汗，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的论断推崇备至，并常付诸实践，指导临床遣方用药。但对其“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液”等臆测之辞，却极不赞同。程门雪认为，柴胡、葛根为退热佳品，临床自有用途，如陶节庵柴葛解肌汤即是；如兼阴虚者可配益胃、养肝，如张景岳归柴、葛柴等配伍。可见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拘门户之见，实事求是的精神。
　　临证稳健　提倡复方多法
　　程门雪是上海有名的中医临床家。在临床上，他博采众家之长，融合古今方药，处方简洁，用药精当。晚年以后，他常接治久治不效的疑难杂症，针对患者虚实寒热错杂、病情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一套“复方多法”的治疗方案。所谓“复方多法”，是揉合若干成方，撮其主药，汇集温散、疏化、宣导、渗利、祛瘀、清利诸法，加减变动，攻补兼施，寒热并用，根据病证主次标本等具体情况，先后逆从处治，从而提高了临床疗效。
　　程门雪深得伤寒和温病理论精髓，对热病治疗常依据其标本缓急，稳健进退，自出机杼。如一春温重症，壮热神昏，白?，红疹互见的危急病人，经他１２诊次、１６天的中药治疗，先后用清热透气、气血两清、清营开窍、养阴清肺、涤热化痰诸法，使其转危为安，病入坦途。他在热病方药处治时，常合仲景、天士方同用，如小柴胡汤、栀子豉汤疏解，治发热、胸闷、口苦；葛根芩连汤清阳明经腑之热，治高热便泄；用桑菊、银翘辛凉解表，透风于热外；用益元散、甘露消毒丹清热利湿，渗湿于热下等，加减损益，化裁变化。
　　程门雪强调在临床上要借鉴前医处方经验，着重阴阳虚实辨证，来治疗各种疑难危症。如一慢惊风患儿，神昏睛露，角弓反张，口唇焦裂，汗出如洗，四肢厥冷，二便失禁，舌质光红，脉沉弱欲绝。前医曾先后用养阴救液、回阳固脱两法不效，且险象叠生。程氏接诊，以其脾肾阳竭，肝肾阴伤，阴阳不相维持，离决之际立待，果断用庄在田理中地黄汤回阳护阴，方中既用温阳健脾，又有滋阴润燥，配伍得当，竟使患儿迅速得救。
　　对于本虚标实的各种杂病，程门雪常依据其邪正进退情况遣方选药，注重治疗步骤和方药变化。如中风证治分为４步用药，以开关、重镇药，急则治其标；以清滋、腻补药，缓则图其本。对内风尤重豁痰通络、宣通机窍，如虚实互见者则以健脾益气为主，化痰泄风为佐使；内闭外脱者，则用参附汤或生脉散为主，配合羚羊角、至宝丹、导痰汤同用。在咳喘病治疗过程中，除始终佐以化痰诸法之外，还根据“在肺为实、在肾为虚”的证治原则进行临床治疗。如邪实者用定喘汤、小青龙汤、厚朴麻黄汤，症轻者则用泻白散、黛蛤散加味；正虚者，或用生脉散补肺，或以七味都气丸、肾气丸、黑锡丹等补肾纳气。
　　对于病情复杂的病证，程门雪主张复方多法处治。他每以１０味左右处方，而其中又融合了４至５个古方，涵意深刻，选药精湛。如淋浊病案，用泻白散、导赤散、萆薢分清饮、知柏地黄汤，上下同治，虚实兼顾；梅核气病，又寓麦门冬汤、半夏秫米汤、温胆汤、天王补心丹、甘桔汤诸方主药，合养阴、化痰、利湿、和胃、安神、清咽诸法于一方中。在应用复方多法治疗时，他往往取古方、经方之意而不用其方，或用其方而注意小剂量调理，或重药物配伍监制，总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恋邪为目的，使不少病人逐步得到恢复。
　　程门雪处方用药，以简洁、轻巧、灵动见长。简洁，是指他选药精细、处方简洁而言，这是他几十年来研究仲景、天士方药脉案，并积累临床经验逐步形成的特点。如温肾药分为温散（附子、肉桂、胡芦巴)、温补（巴戟、苁蓉、仙茅、锁阳、枸杞子)；祛痰药分为化痰（半夏、陈皮)、消痰（海蛰、荸荠、白芥子、莱菔子)、豁痰（枳实、郁金、远志)、滑痰（竹沥、竹茹)、涤痰（皂荚、葶苈子)等。他对诸多药性分门别类、随症选药，组成简洁处方。轻巧，主要是指处方用量轻。他曾说：“对于处方的分量当如东垣法，宜轻不宜重，药物的作用是导引，是调整，是流通，所谓四两能拔千金是也”。在临床上，对于年迈、体虚、久病者，他常以“轻可去实”法处治，组成轻补、轻清、轻宣、轻化、轻泄、轻开、轻香等方药，一般较少用粘腻重浊之品，即使要用也常顾护脾胃功能，或浊药轻投，或“制小其服”。灵动，是指他用药配伍精当，不落呆滞的意思。故厚味填补，必佐行气之品，如熟地与砂仁同捣；益气必佐和胃，吉林人参与橘白、谷芽同用；活血药常兼以理气，如山甲片与茴香配伍；介石重镇药，又佐以辛凉清泄，如石决明、珍珠母、龙齿配合薄荷、桑叶、菊花、蔓荆子等。他用药重视药性监制，如黄连、枣仁治失眠，苦泄酸敛同用；附子、羚羊角治中风，辛温咸寒同用；肉桂、姜黄治腹痛，寒凉与温热配伍；鹿角、白薇同用，治妇人虚劳；白芍、淮小麦同用，治低热、心悸、头眩等，都是他临床常用的“药对”。
　　程门雪深得叶天士“制方选药因症转移”之理。他常用古昔名方加减出入，融为一炉。如甘麦、大枣、炙甘草汤治心悸，百合地黄汤治内伤神志病，近效术附汤治阳虚眩晕，平胃散治失眠，宣明断下丸治久痢，醉香玉屑散治湿泄、瓜果积，转舌膏、地黄饮子治中风失语，肾厥玉真丸治偏头痛，越桃散治腹痛，牛膝膏治血淋，金水六君煎治肾虚痰成，宣郁通经汤治痛经，六神煎治脾虚发热等。如此种种，在《程门雪医案》中每多体现。
　　品行高洁　谦逊好学
　　程门雪医德高尚，品性廉洁，好学不倦，谦虚谨慎，深得同道赞许。早年成名后，他仍孜孜以求学问，对同道学有特长者虚心请教。如有一久泻病人经他多次治疗，用调理脾肾方，依然无效，后来这个病人携带程门雪方笺，就诊于王仲奇。王仲奇诊察甫毕，旋索程之处方，批上“此方可服，再加蛇含石四钱”。随即把处方交给病人。这张久服不效的方子，仅加上一味药，只服数剂，多年宿疾居然痊愈了。后来病人将此事告诉程门雪。从此，程深慕王仲奇医术，要拜他为师，曾多次托人求情，竟遭婉言谢绝。对此，程门雪引以为憾，终觉得未能得王仲奇心传，是一大损失。
　　程门雪常说：“人非十全，岂能无过”。他每遇未能治好的病，或自觉找出某一处用药的失误，承认是见识不到，胆力不够；或则曾见某书，自己没有经验，未敢遵用，以致延误；甚至还说读书太少；有些病经过苦心思索，已得头绪，却未能及时施用，终致不治，对此，程门雪均自认是“失手”。如此者，每遇一失，总是悒悒不快，咨嗟累日。晚年尝谓，“回忆生平失手之症约近百数，从今日水平看来，尚多可治之处。或者可以找出其不治的原因，以为他处之借鉴；或者可找出当时失手之处，以资今日之警惕。当陆续写成一书，名之曰《失手录》以示后人。”此书或未成稿，或遭浩劫而尚未发现，但象程门雪这样的一位名医能够不文过饰非，而自承“失手”，且以告人，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程门雪一生清廉高洁，恪守礼仪，专注医道。即便在物欲横流的旧社会，他也从不攀附富贵，贪图荣华，同流合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多次上山下乡，深入血防第一线，亲自为血吸虫病患者诊病。他身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热情工作，参政议政，对中医教学事业多有擘画。晚年竟逢“文化大革命”，遭受长期迫害，罹染多种疾患，即使如此心力交瘁，仍坚持给农民诊病，因而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爱戴。程门雪曾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和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晚年语及，仍激动不已，可见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
　　程门雪一生嗜好诗文、丹青、书法、金石，尝著有《书种庐论书随笔》、《晚学轩吟稿》，由其高足何时希辑《程门雪诗书画集》两集等。国画大师王个簃称其“不以诗名，而境界高雅，时手鲜有其匹”。可见程门雪清雅高洁的品性和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
　　主要论著：
　　１　程门雪。关于祖国医学的研究方法和经络学说作用的看法。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５９，（４)：５。
　　２　程门雪。为进一步研究祖国医学而继续努力。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５９，（１０)：４。
　　３　程门雪，张镜人。《伤寒论》歌诀。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６２，（１)：３７３８，（２)：３７，封３，（３)：３５，３６，（４)：３０３２，（５)：３７３８，（６)：３４－３６，（７)：３１３３，（８)：３８—４０。（９)：３７—４０，（１０)：３２３３，（１１)：３６３８，（１２)：３７封３；１９６３，（１)：３８—封３，（２)：３９—４０，（３)：３６３７。
　　４　程门雪。学习《伤寒论》的体会。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６２，（７)：１４；（９)：１０１４。
　　５　程门雪。学习《金匮要略》的点滴体会。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６２，（１２)：１８。
　　６　程门雪校注。未刻本叶氏医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３。
　　７　上海中医学院编。程门雪医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２。
　　８　程门雪。《西溪书屋夜话录》歌诀，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３，（３)：２９。
　　９程门雪。金匮篇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０　何时希，莫雪琴整理。程门雪评注《叶案存真》选。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７，（１０)：３１；（１１)：３３３４；１９８８，（１)：４６４８；（３)：３２３４；（５)：３７３８；（７)：２９３１；（９)：２６２７；（１１)：４０４１。

6、裘沛然（1916年—)，原名维龙，男，汉族，浙江慈溪人。曾就读于国学专修馆，当时在国学馆任教的为江南著名学者施叔范先生。他童年时在施公处就学虽仅二年，然已初步奠定了古汉文的基本知识。其后他在家自学经史百家之书，旁涉新文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对化学饶有兴趣，学习颇为勤苦。其叔父裘汝根通晓针灸学，为广西名医罗哲初之高足。裘氏在深读的同时，挤出一定时间从叔父学针灸，故对中医古籍及针灸临床亦粗晓其理。时值军阀混战，国是日非之际，他虽有匡时经世之志，而当时的时代思潮，革新者主张把中国古文化扫地以尽，另一面则力图维护封建礼制，均与他的理想不合，乃锐志于医学。
　　1930～1934年入丁甘仁先生所创办的上海中医学院学习。并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请益于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之门，深得海上诸名家的青睐。1934～1958年悬壶于慈溪、宁波、上海，以行医自给，临诊之余，勤研中医学和历史、文学、哲学等，家中藏书数万卷，寝馈其中20余年。1958年进入上海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历任针灸、经络、内经、中医基础理论，各家学说诸教研室主任。其时，学院开创伊始，无现成的教材，他就率领针灸教研室教师，并带头编写各种教材以应教学急需。并在短短的四年中主持编写出了六种针灸书籍，推动了全国针灸学术的发展。他对教学重视启发式讲课，形象教学和现场教学。他还创造性地制订了“三基”(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训练项目，对中医教学质量的提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他讲理论常常联系实际，如教授针刺手法，在临床亲自显示操作方法来训练学生，以及在临床带学生实习，还多次带领学生下厂，下乡，既提高学生感性认识，又以全心全意为工农群众服务的精神灌输给学生。他从早到晚，甚至在风雪交加之夜，奔走于泥泞道路到病家为危重病人治疗。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甩长期从事中医教育和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广闻博学，在中医基础理论及历代各家学说方面颇多建树。
　　裘氏1980年担任国家科委中医组成员，81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参加卫生部召集的论证中医工作和探讨医学的各种会议，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有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会议上，他作了“祖国医学的继承、渗透和发展”的长篇学术报告，提出中医发展有三条途经：首先是提高中医理论和临床水平，二是采用多学科发展中医学；三是中西医要求真正的结合。他的报告受到全国许多学者的赞扬，并为有关刊物转载发表。裘氏在1984年任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为院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暨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全国第一届500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导师，1991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的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首届“上海市名中医”。他为学院的教学改革，学术研究，专业设置及对“中医法”的讨论等，召集院内外的著名专家共同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意见。
　　1979年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83年任市政协常务委员，1988年任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市及兄弟省市的医药单位及教学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考察工作。对振兴中医事业和其他卫生保健工作及教学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担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经常为政府献计献策。兼任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顾问，作出很多贡献。
　　自1958年以来，任《辞海》副主编兼中医学科主编，主持编写《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卷、《大百科全书》传统医学卷、《中医历代各家学说》、《新编中国针灸学》等30余种著作，所撰论文计30余篇。其中主编《中国医学大成》三编，计950万字，对赵氏旧著作了大量删增。特别是其晚年的力作《壶天散墨》一书，以“扶择陈言，剖拆疑似，俯仰古今，直道心源”以议论精辟，见解高超，文笔优美而见称当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有《剑风楼诗文钞》为世所称。
　　裘氏是全国著名中医理论家，中医临床学家，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学者，他以广博的文史和科学知识，被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聘为兼职教授，他虽已达八旬之年，仍深深感到自己知识浅薄，“名浮于实”而勤奋不倦地研究学问，裘氏能诗善文，曾感赋一绝：“学如测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诗到换年浑是梦，世犹多病愧称医”。这寥寥数语，体现了他一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追求真理的精神，诗中虽寓有一些“才华迟暮”之感，但他还是念念不忘病人的痛苦，而对世界人民的幸福寄以殷切的关怀和无限的希望。
　　裘沛然先生是中国著名中医学家，年近九秩，行医七十年，医德广被。他读书万卷，著作等身，所主编及撰写的医学与诗文书籍达36部，寝馈于《辞海》工作逾四十年，还编着其它各种辞书、丛书和医学百科全书等巨著，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
　　《裘沛然选集》，分上下两集；上集有三个部分：一为文集，二为医论，三为剑风楼随笔；下集有两个部分：一为医案，二为剑风楼诗集。
　　本《选集》集中了我国著名医学家、诗人裘沛然的主要著作404篇（首)。上集分为文集、医论和剑风楼随笔三辑，下集分为医案和剑风楼诗抄两辑。其中医论35篇，随笔66篇，医案125则，诗歌140首，共70万字，另有图片40余幅。
　　在《裘沛然选集》中，裘老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助于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以义制利”的思想有益于化解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成人之道”的思想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这四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他还简述了为人的三大原则———即提倡“以仁为本”，“以礼为节”，“以义为衡”。裘老说，树立这样的养生观，既可寿人，还可寿世，比热衷于“保健补品”，更能获益。
[编辑本段]关于养生观
　　裘沛然对养生学说深有研究。他曾分析了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含义，并发表了“高明的医生是防病于未然，而医学的最高境界是消灭医生”的见解。
　　他认为养生的根本在于“全神”。中医学中的“神”，是人生命的内核。裘沛然所说的“全神”不仅是通常所说的感觉思维、“神色”、“神气”，而是指“神明”的妙用。
　　他指出：“神”实际上就是目前科学家远未了解的宇宙界的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它是“妙万物而为言”的。人为万物之灵，得神最全，故凡人体的生长衰老寿天以及气血精髓的充养，喜怒哀乐的调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等诸多生理活动，无不赖“神”所主宰。他比喻说：人有如一部最精密的“自动机器”，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补、自我适应、自我控制四大功能。这四大功能只有在精神不受损害的情况下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治疗疾病的任何手段和措施，都是通过“神”的功能发挥其治疗效应的。倘若病人到了“神不使”的境地，药虽对症也难以为功。因此，养生首先要全神。
　　所谓“全神”，就是努力使自己的精神完美无缺，要运用各种修心养性、澄心息虑的方法，使自己的心态保持至善至美、恬澹宁静的境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具有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摒除邪恶和贪欲之心，不慕求浮荣，不损人利己，破除私心杂念，要有忠恕仁厚、纯一无伪的精神。只有在心神极其安宁、“碧海无波”的情况下，“神”的功能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而使人体气血和畅，五脏安宁，精神内守，真气从之，这是保持和达到人原来应享的年寿的关键。
　　裘沛然指出，作为社会的人，不可能没有思维，问题在于思一定要“纯”，能纯则“全”，精神纯真专一，潜心学术研究，为人民多做好事，自然心安神怡，形劳而不倦。至于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但七情之发贵乎“中节”。所谓“中节”，就是注意不要超过精神活动的“临界度”，如七情过度可伤神，神伤则致百病。古人所说的乐而不yin，哀而不伤，即寓有“中节”的意思。《内经》提出“生病起于过用”。情志活动、房室劳逸、饮食五味等，均须“动而中节”，不可过用，过用则病。
　　裘沛然还主张，养生要坚持一个“啬”字。人的精神气血是有限的，要处处注意摄养爱护，使之多贮存而少消耗。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五色、五音、五味等皆是人之本能所必需，但如纵情于犬马声色，必然耗伤精气神而损及年寿。所以“治人事天莫若‘啬’”。所谓“啬”，就是要摄神、葆精、爱气、养形。“啬”与“中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中节是指不要超过身心活动的正常范围，而啬的含义则是使精气神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
　　裘沛然所倡导的“全神”、“中节”、坚持“啬”字的养生要义，是在继承历代养生家的经验和理论并总结自己的实践体验后提出来的。他非常重视养生的地位，曾在报上著文说：“养生康复必将成为人类医学的主流和热点。因为医学的最终目标必将发展到人们在身心两方面可以自我康复和长寿的水平，我们的养生康复事业前途不可限量”。
[编辑本段]治疗疑难杂症的经验
　　裘沛然在临床方面亦具有丰富经验，对于疑难杂症的治疗尤多心得。他所写的《疑难病证的中医治法研究》一文，是长期临床经验的总结，１９８７年获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该论文总结养正徐图法，反激逆从法、大方复治法、内外贯通法、培补脾肾法、斩关夺隘法、随机用巧法、医患相得法等８种疗法，融哲理、医理为一炉，医界评之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的佳作。
　　轻剂起沉疴“混沌”疗痼疾“假兼备以辜中，借和平以藏拙”这是清代医家叶天士对当时一些医生临症盲无定识，用药轻淡塞责的针砭之辞。袭沛然认为，叶氏之呵斥，确有必要，但他对上述两句话的含义另有新解。他指出，“兼备”与“和平”本非坏事，病情错综万变，往往虚实互见，寒热夹杂，治疗就应全面权衡，统筹兼顾，处方往往假“兼备”而获奇中，如果真正能用“和平”之品以起深痼则更值得称道。
　　他早年曾治疗一痢疾危证。患者一日痢下数十次，病延二旬，已濒危殆。中西医历治无效，已到不能进食、神识昏糊、脉微欲绝、四肢厥冷的险恶阶段。裘为之处一方，方中集补气温肾、清热燥湿、通里攻下、涩肠收敛及养阴等于一炉，似乎是一张“杂乱无章”的“兼备”之方，可谓“混沌而又混沌”。结果药后翌日即痢止神清，腹痛亦除，脉转有力，胃思纳谷，仅二剂而病痊，病家为之惊喜。说明“兼备”法并非杂凑成方，其中寓有缜密和巧思。

7、
焦树德，当代中医名家。兼融师承、自学、国医学院、西医学校、西学中班等教育于一身。涉猎研读古今医籍，学识渊博，基本功深。他师古而不拘古，敢于探索，勇于开拓，主张“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突出特点，创新发扬”。创议“尪痹”与“大   ”。他深研辨证论治，擅长诊治疑难杂证，尤其在辨治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风湿病方面颇有独道之处。
焦树德，学名焦聚辉，别名焦怡然。男，1922年5月生于河北省辛集市。早年向外祖父学习中医．攻读古典医籍，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反复研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对《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金、元、明、清等历代医家的代表性著作，均有涉猎研究。1941年在原籍开业行医，同时考入天津国医学院、西医专门学校函授学习，边干边学。抗日战争时期，利用行医之便参加抗战工作，为抗日干部和伤病员诊病疗伤。1946年经冀中卫生局考试审查合格，发给医师证书，1950年悬壶于北京市。同年参加中央卫生部高级医师考试及格，即于1951年冬，参加国家工作，任北京市立第二医院内科医师。1955年冬，到中央卫生部举办的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学习近三年，再次系统深入地学习祖国医学，亲聆了蒲辅周、黄竹斋、杨树千、秦伯未等全国几十位中医名家的教诲，毕业时荣获银质奖章。
1958年秋，分配到北京中医学院担任教学工作达27年之多，历任内科教研室讲师、副主任、副教授、教授；附属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中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培养了三届硕士研究生。1981年当选为北京市东城区第七届人民代表。1984年春，奉调到中日友好医院任中医内科副主任，筹备开院。开院后于1984年被评为全院“先进个人”，获奖金、奖状，并任专家室副主任，1986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授予的“全国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此后，在国家“七五”攻关课题 “尪痹复康冲剂”的研究中做出了贡献，被北京市科委、科协评为“科技之星”，并于1992年；4月30日《北京日报》头版，发表其先进事绩。同年被卫生部、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药专家。他努力为国家，为中医事业培养出了自己的“学术经验继承人”。
他曾主编《简明中医内科学•下卷》、《痹病论治学》等书和《橘杏春秋》医刊；主审《老年中医保健》和光明中医大学《中医内科学》讲义；参加全国中医学院试用教材《内科学》和北京中医学院《内科学》讲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中医内儿科》等书的编写。
他临床擅治内科疑难重病，对肝、胆、泌尿系结石注重增强肝、肾本脏功能：对萎缩胃炎、溃疡病等采用自拟的三合汤和四合汤，不但胃痛能愈，而且胃镜和病理检查也见明显好转，溃疡愈合；对冠心病、心肌炎、心绞痛采用心肺、胃、肾同治，理气活血，助阳化痰并用，颇有良效；对中风证(急性脑血管病)，常用中风三法，认为风痰阻络、风中于经常归于腑,必须清化阳明，通腑活络；对再障及出血性疾病．重用滋胃凉血、降气清热，对高热性疾病，谨遵“见热莫攻热”之圳，活用清、疏、滋、降、和解等法，力求治本，其热自解；对休克厥证，人事不省诸疾，用助阳开窍，宁心醒神，辨证治本，效果颇佳；对诊治各种顽疾、危证，每每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拥戴。他在学术上强调中医理论对临床实践的指导，特别重视辨论治的灵活运用。主张用整体系统观念、动变制化思想分析观察疾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转归，力求理、法、方、药清楚，丝丝入扣。对咳嗽的辨治，提出宣、降、清、温、补、润、收等治咳七法．认为七法巧妙配合、变化无穷。对哮喘提出《治喘两纲六证三原则》（又名治喘六麻)，创拟麻杏二三汤、麻杏苏茶汤、麻杏蒌石汤、麻杏补肺汤、麻杏六君汤，麻杏都气汤等治喘效方；对神经衰弱的阴虚肝旺证和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创用挹神汤；对下肢淋巴管回流障碍的足胻（胫)浮肿，创有足胻消肿汤等等，广为临床医师采用。他还创有表格式脉象标记法，不用标明寸、关、尺和左、右手，即可了解患者六部脉象的特征。此法于1964～1966年曾被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规定用于病历书写之中，全国通用中医病历书写格式中，也曾被采用。日本京都高雄病院，也用此法。
他主张有目的、有选择、积极地吸收现代科研成果，促进中医药学按照自身规律向前发展，对中医科研工作，提出“继承传统、博采众长、突出特点、创新发扬”的研究方法，该文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的青岛会议上和《光明中医杂志》上宣读和发表，提倡具有中医特色的创新。例如诊治类风湿性关节炎，颇有心得。对具有关节变形、骨质受损、肢体僵屈的痹病，创议了“尪痹”病名，并提出初步诊治规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痹病学组1983年采用这一病名和主要方药，组织27个省市科研单位，进行了临床研究。又与本溪第三制药厂合作，共同创制了“尪痹冲剂”，现已畅销国内外，并获国优产品奖。1986年领导中日友好医院“七五攻关”尪痹科研组再与该厂协作，通过5年研究又研制出第二代尪痹新药——尪痹复康I号、Ⅱ号，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三等奖。为了进一步提高疗效，1993~1999年又领导中日友好医院尪痹科研组研制了“尪痹舒安”，其科研成果已转让给药厂。他又相继提出了区别于相当于主指“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医“尪痹”病名和相当于强直性脊柱炎的中医“大 ”病名及其辨治规律与经验。
他曾多次应邀赴日本、新加坡及美国等国家讲学，被聘为日本中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和美国加州医师顾问等职，受到国内外医界人士的高度赞誉。主要著作《用药心得十讲》和《从病例谈辨证论治》二书，均获人民卫生出版社“优秀作品奖”，前者畅销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后者已被译成日文《病例から学ぶ中医弁证论治》在日本刊行。《焦树德医论医话精选》1990年在美国出版后，受到中医界的欢迎，现正在准备刊出第二版。他曾发表《治咳七法》、《心绞痛的辨证论治》、《尪痹刍议》、《中药的临床运用》等医学论文50余篇，日本《中医临床》和《新中医研究》杂志，新加坡中医院《毕业特刊》上均有发表和转载。
他历任中日友好医院专家室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学术委员会委员、高级称职审评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级顾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审评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科技图书评选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顾问、中国中医医药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心病专业委员会主任、痹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客籍教授；《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中级医刊》和《中日友好医院学报》顾问、《光明中医》副主编；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理事、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北京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理事、中国药材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河北省辛集市中医院名誉院长等职。
焦树德年虽八十有余，但其孜孜不倦、勤奋好学；不辞辛苦、救死扶伤；言传亲授、临证指迷，确是痴心不移。
－－－－－－－－－－－8、丁光迪(1918.4-2003.3) ，江苏武进人，中医学家，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曾任全国高等中医药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医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学会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中医学会理事、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
　　丁光迪出生于中医世家，1935年开始跟从父亲学习中医。
　　1938年起，在家乡独立开业，后又从恽铁樵、陆渊雷函授学习中医。
　　1955年3月，进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一年后留校任教，从此投身于高等中医教育事业。先后主讲中医诊断学、金匮要略、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各家学说等多门课程。
　　1978年被评为副教授，并负责筹建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创立和建设这门新学科。
　　1983年被评为教授,198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学术专著有《金元医学评析》、《中药的配伍与应用》、《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东垣学说论文集》等6部；主编教材《中医诊断学》、《简明中医内科学》、《金匮要略学习参考资料》、《中医方剂学讲义》、《中医各家学说》等6部；整理校注古医籍《太清导引养生经》、《养性延命录》等9部。
　　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曾主持国家中医管理局科研课题《诸病源候论校注》，并获国家中医管理局1993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丁光迪酷爱中医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医教学、临床、科研等方面，颇多建树，对高等中医教育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全国中医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9、方药中，我国已故的著名中医学家方药中先生睿智善辩，很多跟他同时代的老专家都很敬重他为捍卫中医事业挺身而辩的胆识与辩才。记者在采访方药中的夫人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许家松时，她讲述了方老挺身卫道、多次论战的故事。

　　方药中1921年生于重庆，在青少年时，适逢抗战，很多中医界名流云集山城，方药中为此多有受益。尤其是被誉为京都四大名医的陈逊斋非常喜欢这位勤奋、正直的青年，收之为徒。陈逊斋是清代著名医家陈修园的后裔，他的严谨、博学、慎思、明辨等都让方药中受益无穷。

　　而就方药中个人的经验而言，他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并讲求实效，述经验必验之临床病例。

　　在学术上方药中也是高瞻远瞩，不随波逐流，对中医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运气学说因为深奥难懂，长期被搁置和否定，但方药中认为其是中医理论的精华而不可避绕。五行学说素有争议，方药中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方药中出版了中医第一部研究辨证论治的专著——《辨证论治研究七讲》。

　　方药中热情大度，性刚气豪，心正口直，为捍卫中医或仗义执言，或奋笔疾书。而他也总能以深邃透彻的说理和滔滔江河的气势让人折服。                                                                        　　在日本舌战群儒

　　上世纪80年代，方药中先生多次应日方邀请讲学。 1987年9月，日本再邀方药中赴日参加“第五届中医研讨会”。到日本后，邀请方突然改变了方式，将学术报告改为即席答疑，许多问题都带有挑战性。

　　一位中年的日本学者提问道：“请问方先生，我们日本人从来研究学问最讲泾渭分明，概念清楚，可是中医书里，很多概念不清。比如：‘湿’这个概念，一会儿表述为痰，一会儿表述为饮；有的地方称水，有的地方称水肿，有的地方又写作湿。”他举着最近一期的《中医杂志》说：“这里面还说‘燥湿同源’，真是把人搅得糊涂了! ”

　　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而尴尬，对于方药中来说，既要卫护中华文化和中医药的尊严，又不能强辞夺理，以失我中华学人风范。但这种场合一般是难不倒方药中的，他不急不躁，朗声答道：“我们中国人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中医学概念也没什么混乱不清之处。我们中医所说的‘湿’，是一个一级概念。从自然界自然气候而言，指的是六气中的‘湿’，就人体而言，指的是人体水液代谢障碍和液态病理产物的潴留统称为‘湿’，根据潴留部位和形态差别又有了二级概念——痰、饮、水、湿、肿等，概念一清二楚!”

　　“至于燥湿同源，以口渴为例，最主要的有两种情况，热性病津伤阴亏，口渴用五汁饮、沙参麦冬汤等；还有一种情况，湿盛困脾，致津液不能上输于口，口渴不想喝水，也表现为燥，实质是湿，此燥是由于湿，所以叫燥湿同源嘛，用五苓散解决，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方药中侃侃而谈，时而引经据典，时而实例以佐，妙语连珠，发问者无言以对。

　　于是又有人提问道：“我们日本学者近来常听中国学者强调学《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成书太久远，其中毛病甚多，如《素问》阐述了十九条病机，可是以现代医学观来看，病机何止数十、上百条呢!这不是让人去学习落后的‘经典’么?”

　　方药中沉吟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学然后知不足’。先生的这个疑团我国许多同行都提出过，后来在教学和临床中才慢慢发现，不是《内经》要修改，而是我们没有真正读懂这一章。其实，十九条是十九个用以说明辨证论治的步骤和方法的例子，属举例性质。它用以阐述疾病发生的原因及人体病后所出现的阴阳、气血、虚实的生理变化，对疾病的定位等等，这本应当是一整套辨证论治的内容，至于具体病机，又何止十九条。可是过去我自己就没有仔细研究，以致造成了多年的‘模糊’。本人的这个观点，新出了一本书，叫作《辨证论治研究七讲》。各位如有兴趣，可以看看。看完之后，我们再做深入的探讨如何？”让方药中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许多人当场拿出《辨证论治研究七讲》请他签名，可见日本学者在治学上还是很认真严肃的。

　　在答谢宴会上，日方说：“这次我们做了很多准备，有备而请，可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方先生的宏论面前，感到拍岸巨浪扑面而来……”
　文革中的愤笔横眉

　　方药中性格耿直而刚正，几十年来，在不利于中医事业的言行面前，他从不容忍，总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1975年，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五行”运动，大有黑云压城，山雨欲来之势。方药中则认为，阴阳五行作为中医的哲学思维方法和理论工具，用以说明中医理论，总结中医丰富有效的临床经验，虽不是中医学本身的内容，但它几千年来与中医血肉相连，目前这样的“批五行”、“废五行”，最终将废医存药、医药俱废啊!

　　方药中不顾个人安危，奋笔疾书，写成《评五行学说及其对中医学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文。文章从五行学说的产生、发展特别是在中医学中的运用和地位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文中直斥这次的批五行“不是一场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是“向中医学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宝贵的临床经验的进攻，企图从此达到废医存药的罪恶目的。”浩然正气，犀利文笔，跃然纸上。

　　文章发表后，很多同道都为方药中捏一把汗，中医前辈魏龙骧书赠“中流砥柱”四字。方药中当时也知道要冒很大风险，也做了准备，好在天助人佑，文革结束，一切都平安地过去了。
　　为中医发展仗义执言

　　一次方药中夫妇去石家庄开会，一位扶杖的老中医紧握方药中的手激动地说：“我终于见到您了!谢谢您30年前为我解困、对我的支持啊。”原来1955年，河北中医田成庆发表了《论中医“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的文章而受到笔诛，“治未病”不过是“中医惯有的吹牛话”，古代中医不可能“有预防为主的进步思想”。 田成庆受多人围攻，势单力薄，当时颇有学术辩论演变成政治争论之势，情况极为不利。方药中为此写了《我对“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认识》，对有关治未病的认识加以系统论述，支持了田文。这场暗含硝烟的论战也就此结束。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看来方药中可谓高瞻远瞩，颇具真知。

　　多年来，方药中还主张中医科研应现代方法与传统方法并重，他曾撰文《论中医研究工作中的传统方法研究问题》。文中指出，传统方法与现代研究方法各有特色，相辅相成。特别是在现阶段，在发展中的中国，在基层，对广大中医来说，传统方法更具现实意义和可行性。

　　方药中的胆识和辩才在中医界里一直被称道，生前夫人许家松曾对他说：“人家都说方某人好辩善辩。”他沉思了许久，引了一句韩愈的话：“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又说孟子曾自解：“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是啊，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一个献身中医事业的人，怎能不挺身卫道而直言敢谏!

10、

周仲瑛，男，生于1928年，江苏如东人，家世业医，自幼随父著名中医专家周筱斋教授学习医术，出道后悬壶乡里。为求医术精深，又先后就学于上海中国医学院、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1956年毕业后留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先后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主任医师（教授)、副院长等职，1983年调任南京中医学院，任院长，现为该校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重点学科“中医内科（急难症)学”的学科带头人，是首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七届人大代表，中华全国中医药学会理事，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江苏省药品审评委员会顾问，江苏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首批授予的全国著名中医(500名)之一。先后荣获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研究生教师称号。
　　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50余年，对中医内科的各种常见病，尤其是急难病症（如心、肺、脑血管病，肝胆、脾胃疾病，免疫性疾病及肿瘤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发挥中医辨证论治优势，具有良好的疗效。
　　在学术上始终认为临床医学必须以提高疗效为首要目标，先后提出了审证求机论、辨证五性论、知常达变论、复合施治论等理论观点，对外感热病倡“气营中心说”、急性肾衰创“三毒说”，而对内伤杂病创“内生六yin说”、“第二病因说”等，揭示了临床辨证论治的特殊规律。辨证强调注重病机分析，尤其重视气血痰瘀等病理因素的影响，对疑难杂病多采用复合立法，用方精于识辨类方的异同，选药擅从同类药中寻求个性及其配伍关系，逐渐形成一套系统的学术思想体系。创立以脏腑为疾病系统分类的内科学总论，对临床专业分化发挥了先导作用。创建了“中医内科急症学”分支学科，主编教材、参考配套用书，为振兴中医急症医学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先后主持承担了37项研究课题，包括国家七五、八五攻关课题等，获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22项，如“中医药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对病毒感染性高热、病毒性乙型肝炎、感染性休克、出血性疾病等进行了系列研究，取得多项成果。近数年来，又对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出血性中风等疾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制的多种科研新药已转让药厂，“清化瘀毒、调养肝脾法辨治慢性乙型肝炎的研究”、“凉血通瘀法治疗出血性中风急性急性期的研究”先后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主编、副主编内科教材、著作27本，其中任副主编的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内科学》1992年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近二年对被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聘任为《中国传统医学临床丛书•中医内科学》、《中医内科学（七版教材)》的主编，仍在不懈地作出新的奉献。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如“常见脏腑病机词汇类证鉴别（心、肺、脾胃、肝、肾)”分别连载于《江苏中医》1979；（1)-（4)，1981（2)，系统论述了常见脏腑病机的类证鉴别，对习医者提高临床辨证能力颇有裨益，集数十年治学、临床、研究成果的个人专著《周仲瑛临床经验辑要》已出版发行，读者从中可较全面地了解其学术思想与诊疗经验。先后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30余名，均已成为有关医院、科研院校的业务骨干。尝以“古为今用，根深则叶茂，西为中用，老干发新芽，知常达变，法外求法臻化境，学以致用，实践创新绽奇葩” 自勉，集中表达了多年的治学思想的。
周仲瑛医论选(精)
新浪价：48.00
市场价：60.00
作者：周仲瑛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7-1
【本书目录】

治学篇
谈中医治学与成才之路
读经典，谈感悟
关于中医古典医籍的学习
中医现代化初级阶段的中医职责
中医药发展的路向
教育篇
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回顾及刍议
应将师承教育纳入中医高等教育
新论篇
一、瘀热论
瘀热相搏证的提出及其对中医临床实践的指导作用
从“泻下通瘀”法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少尿期??谈蓄血、蓄水与伤阴
瘀热型血证初探
重症肝炎瘀热发黄证辨治述要
凉血通瘀法是治疗脑出血急性期的重要法则
孙络热与高脂血症关系初探
从瘀热论治风湿免疫性疾病
二、湿热论
“湿热论”钩玄
“湿热伤阴夹瘀”临证浅识
清热祛湿法在肝炎治疗中的运用
三、三热论
从“三热”论治糖尿病的经验
对“消渴三热论”治法方药的探讨
四、痰瘀论
从痰瘀同病辨治疑难病症的经验
五脏痰瘀初探
从脏腑病位谈化痰祛瘀法的运用
从病因谈化痰祛瘀法的运用
浅论心悸从痰瘀辨治
糖尿病从痰瘀辨治初探
五、毒邪论
略论毒邪学说及临床应用
“伏毒”新识
略论“癌毒”及其临床运用
六、其他
审证求机论
知常达变论
药随证转论
复法组方论
急症篇
一、概论
……
疑难病篇
方药篇
科研篇
附录

11、王洪图，男，(1937—)，河北省蓟县人。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内经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经重点学科主任、 中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规划教材编委会委员兼《内经选读》主编。兼任中国中 医药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兼理论学会副主任。 1963年大学毕业迄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内经新论》、《黄帝医术临 证切要》、《儿童多动症临床治疗学》等专著十余部。荣获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全国优秀老师”称号、证书和奖章。 重视以理论指导临床诊治疾病的研究，根 据《黄帝内经》有关记载，提出“调理脾胃”是对多种精神神经性疾病治疗的中心 环节，运用由无毒副作用中药组成的调理脾胃方剂，治失眠、神志病疗效好，同时 具有提高智力的作用。
王洪图，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该校中医系副主任、内经教研室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经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中医基础理论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国家中医药继承工作中的指导老师。曾承担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科研各层次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围绕“继承与发扬”中医理论进行，主编《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曾获国家、部级等奖项。倡导“内经学”并得到学术界认同，使《内经》研究与教学发展为中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提出“脾胃转输是五脏藏神关键”学术观点，并在多层次进行了探讨与证实。注重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与临床实践，《内经学》出版并被教育部列为本硕连读七年制教材；在对“脾胃转输”进行理论与临床研究基础上，筛选出治疗癫痫、失眠、抑郁等疾病的有效方药――利脑明颗粒，应用于临床。重视科学普及，写有科普著作，并曾为某医学杂志的“读者信箱”栏撰稿。
　　主要著作：黄帝内经--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课程
　　“万年青”工程•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继续教育系列项目！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课程！
　　中医药基础课程示范教学项目！
　　从这里--走进中医之门，走上执业之刚，走向名医之路！
12、
鲁兆麟（1942— )，男，北京市人，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医医史文献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市重点学科——中医医史文献学科学术带头人。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医药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新药评审委员会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各家学说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临床药物评价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从事中医教学、科研、临床工作30余年，研究领域为中医医史文献，主要研究方向为：1. 历代名医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研究；2.中医学术流派及学说研究；3. 中医医案研究。



　　获得奖项
  获科研成果奖3项



　　著作及论文
  主编全国各家学说教材2部，率先开展中医医案研究，主编《二续名医类案》，获立夫医药优秀著作奖。先后主编及参编出版著作25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40余篇。



　　承担项目
  先后主持与参加局级以上科研课题5项


近代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方法 作者：鲁兆麟‧杨蕙芝/著 出版社：知音 出版日期：2005年07月13日 语言：繁体中文 ISBN：9867825349 平装 / 250页 / 25K / 普级 / 单色印刷  内容简介本书采用了64位大陆近、现代名老中医的170个典型案例，皆选自公开发表的专著、医案荟萃之中，并特别选择有代表性的、有特色的、具有诊治难度的医案。 　　透过了解这些名中医的辨证施治过程，探索、总结了推动中医学个个阶段发展的“继承与创新辩证思维法”，从而形成了这部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的系统性著作，正是对中医方法学，尤其是临床方法学的探索。
－－－－－－－－－－－13、王庆其，男，医学硕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年，擅长治疗消化系统及神经精神系统疾病，积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从事黄帝内经教学26年，擅长内经理论的临床运用。
[主要学习工作简历]
1981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中医研究生部。曾先后师承方药中教授、裘沛然教授。为裘沛然教授的学术继承人。曾任上海中医药大学内经教研室主任，研究生部主任。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学位评审委员会中基分会主任，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内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中医药学会中医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中医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任《辞海》中医学科主编，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中医系兼职教授、新加坡中医学院客座教授。
主编教育部“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新世纪高等中医药教材《内经选读》、教育部自考本科教材《内经选读》，主编上海市研究生教材《内经专题研究》、卫生部中医药规划教材《黄帝内经理论与实践》等。先后赴美国、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及讲学。培养博士生、硕士生10余人，博士后2人。
王庆其教授为全国著名内经专家，2004年评为“上海市名中医”，2005年评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名师。
1987年获上海市教育局“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1991、1992年度两次分获国家中管局继承优秀论文一、二等奖。 1999年《黄帝内经研究大成》获国家中管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同时获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优秀科技著作一等奖。2004年主编的《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集》（贵州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获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二等奖。2007年主编教育部规划教材、新世纪高等中医药教材《内经选读》获上海市教委优秀本科教材一等奖。2007年获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名师高徒奖”。

主编、副主编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代表著作《内经临证发微》、《黄帝内经心悟》、《内经专题研究》、《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历代名医医案精选》等。承担国家科技部“十五”攻关课题“裘沛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研究”及上海市教委高水平特色项目课题。

14、
柯雪帆　　男，1927年生，江苏常熟人。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名师工作室导师、专家委员会委员。
　　17岁从师学医，上海中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历任上海中医药大学伤寒论教研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专业委员会委员、顾问，中医药类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上海市中医药学副理事长兼内科分会主任等职。曾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医林掇英》、《伤寒论选读》（全国规划教材)、《中医辨证学》、《中医外感病辨治》、《疑难病证思辨录》、《伤寒论临证发微》等。

15、
名医何任和他的女儿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22日08:56 浙江在线
　　我国著名中医教育家、临床家何任先生
　　何任先生，1921年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何公旦，当时名医，誉满江南。何老医学得自家传，并于1941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
　　何老历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委、浙江省中医学会会长、全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编审会副主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果评审委员、浙江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医报》社社长、何任中医基金会会长、浙江名中医馆馆长等职，曾任省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为浙江中医学院终身教授、主任医师，全国中医药学会顾问，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何老为我国著名中医教育家、临床家，为全国中医学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首届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他对张仲景学说研究有精深造诣，1982年出席卫生部第一次“中日伤寒论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学术报告，深得赞誉；1985年应日本汉医界邀请去东京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临床治疗擅长内科、妇科、肿瘤、疑难杂症。
　　高风杏林系出名门
　　何若苹是何老先生的小女儿和高徒，主任医师，毕业于浙江中医学院，近30年来师从父亲学医，深得其传。临床擅长治疗胃病、急慢性肝胆疾病、肠炎、咳喘、冠心病、高脂血症、失眠等内科常见病和疑难病以及妇女月经不调、盆腔炎、崩漏不孕、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更年期综合征等。对用扶正祛邪法治疗肿瘤，尤其是肿瘤术后或放化疗后的中医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对中医冬令进补有较深的研究。
　　晚上我下班回到家，老爹招招手让我过去，给我一张报纸，上面连标题带文章，他都已经用红笔划出来了。我捧过来一看，又是一篇关于中药的报道，说某种中草药经过现代药理研究含有马兜铃酸，长期大剂量的使用会引起肾病，这种药用的辰光要特别当心和慎重。
　　这一幕，在我家里是太平常了。我父亲（我平常日子总是昵称他老人家为老爹)在我随他侍诊、学习中医的这几十年来，在进修和学习上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我的督促。我们家里，包括父母和我，我和我先生（他也是行医的)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学习气氛和交流习惯。我们做子女的已人到中年，诊务非常繁重，报纸不一定有时间看了，老爹就帮我们看。他做了一辈子的中医，哪篇文章有价值，哪个医学领域有新的研究动态，他看了认为好的统统会勾出来，留着等我回来看。我常常讲笑话儿，老爹是我的特派情报员，只要有他，新知识就会源源不断地传送到我这里来，绝对不会漏掉的。
　　父亲是知名的中医学家，长期担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桃李门墙，临床教学著作10余种，论文百余篇，叠叠起来都有一大摞。但他并不觉得有多满足，总是感叹年纪大了，要学的东西还很多，时间不够用啊。他常对我说，伢儿刚刚生出来，天资和本性是相差不多的，将来有没有出息，关键在于自家肯不肯勤学苦练。
　　父亲经常给我讲起他小辰光的事情。我们何家是杭州城里的一个世医之家，我太公也是懂医道的，爷爷何公旦先生更是一位名中医，我父亲说他3岁起就在家庭教师教导下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记得小时候每天上午家中都有二三十个门诊病人，午饭以后爷爷就去出诊，要到很晚才能回家。爷爷的医术很高明，立方用药也非常恰当，疗效极高。老爹对我比划道，当年在爷爷的诊室里，病家所送的银盾（当时病人感谢医生是送银质纪念牌的，类似现在的锦旗)不下数十架，杭州皮市巷的何家老家门口也没挂什么医生招牌，只在门楼上挂了“清源何”3个字以便识别，四方求医的人却是源源不绝。
　　1938年，父亲轻轻松松地考取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的二年级插班生，这所学院是老一辈名中医私人集资创办的，老师都汇集了当时上海滩的名医。在这里，父亲系统地学习了医经、医史通论、中药方剂、伤寒杂病、温热病、医化学、药化学、生理、解剖，中西各门临床课程和见习、实习等，使他对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都有了比较系统扎实的掌握。
　　十里洋场是个花花世界，父亲当年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他却能静下心来咬牙苦读，他虚心请教比他年长的中医名家，还经常到医院学习西医诊断及注射，连寒暑假都不歇一歇的。老爹跟我讲笑话儿，那辰光，读书读得连春夏秋冬都过得混里混沌，春天到，噢，路边走的人都穿单衫了？才晓得春天到了；夏天的晚上，读书回来到亭子间睡觉，要是能花三枚铜元买一支棒冰浸到凉开水里当冷饮喝，那就是非常奢侈的享受了。
　　1941年，学成归来的父亲随祖父行医，由于病人很多，特别是急性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猩红热、伤寒、副伤寒等，另外还有内科、妇科、儿科诸病，使得父亲在很短时间内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病案，很快，他的医术也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毫无人性地使用细菌战，丽水、云和、龙泉除了各种急性传染病流行外，还有鼠疫流行。永康大轰炸后父亲转到龙泉，每天都能听到鼠疫病人死亡的消息，他为此查阅了大量的中西医资料，拟定治疗方法，与当时驻龙泉的一个二战时国际组织医疗队合作，治好了很多病人。他住处有某青年得了“腺鼠疫”，父亲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并参照“阴阳毒”治法处理，是典型的成功病例。当时，无名高热不退，头痛类似重流感等症流行一时，父亲创制了治疗这种头痛、高热不明原因的流行病经验方“青苏散”，交到当地药铺按方制作，价廉效高，治愈了不少病人。
　　我父亲这一辈子行医救人的故事，说上一年都说不光的。甚至他老人家自己生病时，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医生，还在钻研救死扶伤的岐黄之道。
　　1973年，父亲突然发现血尿，经浙医一院检查诊断为膀胱肿瘤，月底就做了肿瘤切摘并膀胱部分切除。这场病，让父亲搜集了各种抗肿瘤的方子，自己又亲自尝了大量中西药品，探索出了较完整的治疗膀胱肿瘤的中药方和进食薏米仁的独特疗法。他仔细地分析吃下去的药，各自有什么性能功效：有些对白血球杀伤很强，有些对肠胃损伤太大，有些有牙痛的副作用。他对我说，这些以前都不太注意，现在自己亲身体会到了，以后碰着这样的病人，开方时就要注意了。
　　我跟父亲学习中医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别的我也不敢说，在学习的踏实勤奋上，我是父亲手把手地带出来的。30年前，我一边随父亲抄方，一边在浙医一院心电图室进修。“浙一”是教学医院，病例很多，我的工作是每天读片，然后打报告（就是对诊疗片的描写和结论)。有的病例比较难，我一下子打不出来，病人等在那里，蛮难为情的。“浙一”有心血管方面的权威专家，心电图室的老师对我也很好，我就虚心请教，回去拼命看书。这样经过一段时间，业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老师对我信任，所有的教学片子报告都是叫我打的，大家都觉得我报告准确，文字漂亮。一直到后来，我已经做中医师了，我们中医学院有人去进修，发现拿到手的许多教学资料片上还都是签着我的名字。　　1978年，我参加高考后，被浙江省卫生厅录取为名中医学徒，在浙江中医学院学习了5年中医。之后是全国的名老中医带高徒，我又跟父亲学习了3年。8年学习中，我每个星期总要抽几个半天随父亲门诊，这个习惯到现在也快30年了，雷打不动。
　　这半天时间，工作非常紧张，四五十号病人，从早上8点不到开始，一直要忙到中午12点，甚至下午4点多，中途连上卫生间也顾不上。跟父亲门诊，首先学习的是做医生的道德和作风。父亲今年是85岁高龄，他老人家身体也不是很好，但对远道而来挂不上号的病人，即使再吃力也总是耐心地坚持把所有病人看完。他对我说：“一个好医生，仅仅有医术是不够的，更要有医德。”　　每有病人来，望闻问切，我父亲先搭脉，碰到一些特殊的脉，如怀孕的妇女，高血压病人，父亲搭过就让我再搭。中医说24种脉象，实际上在临床实际中，岂止24种呢？什么叫洪大、细数、弦？什么叫一吸三至？脉诊是“心中易了，指下难明”啊。这些，既要父亲细细地教给我，也需要我细细体会，多实践，积累经验。
　　例如最常见的胃病，中医叫胃脘痛。根据它的病因、病理、治则、治法、方要，教科书将它分成数种类型，但实际上，病人不可能精确地按照书上的分类来生病的，病起时，可能是两三种证型一起夹上来的，生搬硬套教科书，你是要闹笑话的。这就叫：“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
　　临诊中，父亲经常让我跟他一起证验古方、古法。比如说《金匮》“温经汤”，在随父侍诊中我认识到，这既是一张治妇女绝经期后下利挟血的良方，同时用这个方子治妇女小腹寒冷、崩漏、月经量多或月经不调的不孕症，居然也屡见其效。这实际上已跨出了这个方子原来的界限，扩大了其适应范围。1983年，就是这张方子，治好了一位结婚4年不孕的罗姓妇女，一年后，她就怀孕了。
　　恶性肿瘤随着病情的发展往往出现疼痛，一些常用的活血止痛药止痛效果都不理想。有一位64岁的男病人，不幸患了左肺癌，近一月来反复左胸及背部疼痛，并逐渐加重。父亲教我：仙鹤草和白英能活血祛风，止痛；失笑散能活血祛瘀，散结止痛；这几味药配合使用就能止痛。果然，这张处方病人连吃7剂后，胸痛就明显减轻了。
　　还有鼠妇这味药，临床上医生很少用鼠妇。父亲指导我用鼠妇与六神丸相伍，临床应用在治疗癌症疼痛上。有位病人到了肝癌晚期，痛得冒冷汗，吃了这只方子3剂后疼痛就缓解了，又续服14剂，疼痛基本上就得到了控制。
　　再比如菟丝子和肉桂（末)这两味药，是很便宜的中草药，到了父亲手里，却化平淡为神奇。菟丝子治妇女的黄褐斑，同时配以滋肾的六味地黄丸和活血的赤芍、当归、红花等，产后面部有黄褐斑的妇女在连服10几帖后，一年多一直不褪的黄褐斑就慢慢褪下去了，连体倦神疲、腰酸等症状也改善了。还有位得了急性泛植物神经感染所致的直立性高血压的沈姓男子，才33岁，到我父亲这儿诊治前，经常站着站着就晕倒了。父亲给他开的处方中，在参、芪补气的基础上，加桂枝和肉桂，前后坚持服药5个月左右，他日常生活竟能自理，能和健康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外出了，哪个人都看不出半年前，他还像只煨灶猫一样只能整天平躺。
　　薏苡仁，就是米仁，《本草纲目》上说，日日食薏苡仁，可治久风湿痹，补正气，利肠胃，消水肿，除胸中邪气，治筋脉拘挛。父亲通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也认为这是一味能抗肿瘤的好药。在应用薏苡仁时，父亲认为应该选用粒大、色白、饱满的国产薏苡仁，每日30-60克，洗净后加水在砂锅里煮成稀饭，并加入少许白糖或食盐调味；也可以加少量红枣同煮，每天早上或下午空腹时服用。这只食疗的方子，对体虚，容易感冒的人和患有高血脂的病人都有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对动过手术、做过放疗或化疗的肿瘤患者，只要坚持服用薏苡仁，就能促进体力逐渐恢复，抗病能力提高，病情稳定。可见，服用薏苡仁对养生保健、扶正抗癌是很有好处的。
　　我跟父亲学习了30年，学习的是中医大内科，以前的大内科是什么病都看，现在医学发展了，分科越来越细。按现在的分法，我的擅长应该是集中在中医内科、妇科和肿瘤这3个科别上，限于篇幅，我就先讲讲和妇科、肿瘤都搭边的乳腺癌吧。
　　女同志里边，得乳腺癌的很多。乳腺癌的病人在接受放疗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放射性肺炎，这个咳啊，咳得整天都歇不下来，病人如果在放疗之前先到我这里来看看，我就能替她做一些预防工作，尽可能地减少放疗对肺部的损伤。就像现在冬天虽然还没到，但路旁的树上已经刷上了石灰绑上了稻草，预先防虫防冻了。医生考虑问题要比病人早一步，在发生这个疾病之前，就事先采取治疗措施，让病人免于其他病的困扰，这就是中医“治未病”的思想。
　　对乳腺癌，我主张综合疗法，在手术、放疗、化疗的过程中，坚持不断吃中药。手术虽然做得越彻底越好，但手术是双刃剑，病灶处切面越大对人的损伤也越大。手术后人的元气亏了，非常虚弱，这时用中药调理，就能不断扶助正气，使得她尽快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到我父亲和我这里来看的很多乳腺癌病人，都是省内大医院的西医权威人士介绍过来的，他们对病人介绍说：“你在我这里的治疗告一段落了，现在你再去找中医，找何任去吧。”西医治疗，同时用中药调理，这种整体疗法往往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能提高肿瘤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所以很多高明的西医并不排斥中医。
　　乳腺癌的病人，要服用三苯氧胺的药抑制体内雌激素的水平，这个药照理要吃5年，有的病人会出现GPT增高，脂肪肝，有的会子宫内膜增厚，月经都不来了，病人的情绪会很烦躁。对这种病人，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根据病人出现的病状，随症诊治。得乳腺癌的病人往往都蛮年轻，一得这个病，局部淋巴清扫，整个乳房一下子全端掉了，人也会一下子就没自信了，精神很颓废。于是，我就让恢复得好的病人来现身说法，让病友之间交流一下。有的病人不愿意把自己的隐私公开，比较开朗的病友，就可以起到安慰新病人的作用——“哎，你慌啥西啦，我在何医师这里吃了15年的药，我现在不是蛮好吗！”这样一句话，往往比医生磨破嘴皮说一千句话都还顶用。
　　再谈谈妇科、内科这一块吧。
　　妇科的常见病，如卵巢囊肿，发病率也很高，往往一侧刚拿掉剥离了，另一侧又长出来了。有的人不愿意再去开刀，她也会到我这儿来服用中药；有的人就能通过吃中药让病灶消失掉。这种病例也很多，父亲和我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方。
　　随着时代的发展，难治的内科病也不断增多。譬如说对脏器移植后来就诊的病人，一方面需要中药促进抗排斥的作用，使移植的肝脏、肾脏或心脏都能稳稳当当地安家落户；另一方面要用中药解决脏器移植后出现的生理或心理方面的问题，因此对中医的选方用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在临床上反复探索，找到了一些既能改善排斥反应，又能解决临床症状的方法，为相当一部分脏器移植后的病人解除了病痛，心里感到很高兴。
　　面对疾病，我自己感觉，不管得了什么毛病，哪怕是得了癌症，心理上自己不能先垮掉。父亲把高尚的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同时他还教会我们怎么做人——谁都说不准这辈子会生什么病，医生自己得肿瘤的也很多，目前肿瘤也不一定能根治。但是，只要带病延年，生活得有质量，10年20年人都在，活得开心，也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不是也蛮好吗？来源：今日早报
何任 男，浙江杭州人，1921年1月生，浙江中医学院教授。医学上自家传，1941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历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杭州市中医协会主委，浙江省中医学会会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编审会副主任。国家中医经管理局成果评审委员浙江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主任，浙江名中医馆馆长等职，曾任省第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泊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国家级名老中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我国著名中医教育家、临床家，对张仲景学说研究有很深化造诣，1982年在北京参加第一次“中日伤进论学术讨论会”，代表中国学者作“《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学术报告，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号人物，临床治疗以内、妇科，肿瘤、疑难症擅长，对诊治疾病，则经方、金元医方选而用之，对肿瘤以扶正祛邪法，并探索出，“产池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治疗原则，妇科完陈素庵，庵主，善以益利经脉法 治 （)瘕。对时病则善用江南温病学派轻清渗解。何任的著作有：（1)卫生部级课题《金匮要略校注》，于1990年出版，获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2)卫生部部级课题《金匮要略高等中医学校校教材函授讲义》于，1986年出版；（3)《何任医论选》于1985年出版，获省级科成果二等奖；（4)《金蒉要略新解》，于1982年出版。（5)《金匮要略新解》日文版，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出版。为日本学习《金匮》之教材。（6)《湛园医活》1988年出版，获浙江省教委高校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7)《金匮通俗讲话》1985年出版，至今已出版10余万册。（8)《金匮提要便读》1985年出版。（9)《金匮百家医案评议》1992年出版。（10)最近撰写的《何任临床经验辑要》由中国医学科技出版社于1998年1月出版发行。全书理、法、方、药俱全。突出何任五十年临床独到经验，其余尚有《何任医案》、《何任医案选》、《金匮归纳表》、《金匮燃犀录》、《实用中医学》一、二、三、集，《医宗金鉴四诊心法白话解》等著作共十余种及论文百余篇。
－－－－－－－－－－－16、名老中医之路 忆陈鼎三先生
        足行万里书万卷 一生临证未曾闲 ——忆陈鼎三先生

[陈鼎三小传] 陈鼎三(1974～196O)，字宗錡，四川乐山人。十五岁从文学医，后拜师于邑之宿医陈颖川。 陈老潜心歧黄，嗜书如命，不仅能背诵四大经典著作原文(其中《内经》是重要篇章)，且能背诵一些名家的注释；博览群书，兼收并蓄，虽特别推崇仲景学说，亦喜用汉以后医家的独特经验。临证识精胆大，刻意求工，以救治伤寒坏证，逆证名噪遐迩。壮年以后，热心于医学教育，诲人不 倦，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名医。著有《医学探源》六卷(郭老沫若亲笔署面)、 《中国医学常识》、《心腹诸痛论》、《柴胡集解》等。
先帅陈鼎三世居苏稽镇，其父陈光先乃外科名医，尤精于治疗疔毒及刀伤。陈氏兄弟六人，他居第五，虽自幼聪颖好学，然禀赋不足，体弱多病。十五、六岁时，父令其改研歧黄之术，以期自医。初由其父指示门径，后拜师于邑中名医陈颖川先生。颖川医道甚高而秘不示人，因其子好中医外科，遂与陈光先易子而教，相约务传医之精要。自是陈老潜心于方书，终身不辍。
多读还须善悟

先师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认为一本书，只读一遍，其真正价值是不可能理解透彻的，往往很多地方会被忽略过去，如果忽略的地方恰好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那就太可惜了。特别是对经典著作及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反复精读，乃是古往今来有所建树的医家卓有成效的途径之一。取法乎上，得法乎中，取法乎中，得法乎下。对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医典精品，就应该认真读，重点读、细读、精读。在对医籍的博览上，每得一医书，便如获一珍宝，必废寝忘餐，读然后快。如此数十年如一日，上至《内》、《难》、《本经》、 《伤寒》、 《金匮》以及晋唐以后各家学说，下至明、清医家及近代医林著作，莫不博览精研，颇具心得。

17、邹学熹(1931)，男，四川省新都县人。12岁时，即拜新都廖德明学习中医，20岁时已名噪乡里。50年代，又师从易学专家蔡福裔学习易经。1956年考入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因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在同学中有“秀才"之称。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l 9 74年在讲课时昏倒于课堂，患瘘证卧床8年，奋力与疾病抗争，康复后，曾任《成都中医学院学报》编辑(1981 ～1983)。1983年调入函授部任教，曾任夜大函授部教研室主任。1987年聘为教授。1991被国家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确定为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教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曾担任中医专业本科《中医喉科学》、《中医外科学》等课程教学工作，后在函授部从事《内经》等经典著作课程的教学。
　　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擅长中医内科、皮肤科，善于以五脏为纲，对各种疑难杂症进行辨证论治，有独特见解和绝招。对阳黄的治疗，采用茵陈蒿汤，主张入剂清热利湿，认为关键是掌握好药物剂量。对右胁下血症，主张以化除瘀血为主。常用大黄廑虫丸加减化裁，收到很好效果。对尿血、淋证、癃闭、风水等交叉出现的病证，主张在存阴液的条件下，大剂使用凉血清利之品。因其病证的根本原因还是湿热，湿去则热孤，此实宗古人“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之理，且方中多用鲜六谷子根、鲜白茅根、鲜苇茎等药物，常用此法治愈不少病人。在各种疑难杂证的治疗中，常用虫介药配入方中，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治疗顽固性湿疹，在凉血祛风、清热除湿药中，配入全蝎、僵蚕、蝉蜕之类，疗效显著。治疗瘰疬，在舒肝柔筋、通络散结药中，加入蜈蚣、甲珠、牡蛎之类，能使之缓消渐散，不再复发。本着“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的道理，认为治国安邦当用和药，着常用北沙参、麦门冬、玉竹、生谷芽、生麦芽、糯米草根、白芍之类，以补五脏，从整体上来进行调整。却敌制胜，则又当用毒药，如对一些疑难杂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故常用番木鳖治疗痹证、遗尿、骨节间病及跌打损伤等，确能斩将夺关，取得很好疗效。采用三仙丹少许内服治疗梅毒，用金银花、甘草、土茯苓、重蒌等煎汤送下，可以防止其毒性反应，收到预期的效果。
　　对易学、中医学以及二者的关系有深入的研究，著作颇丰。有的是他身患瘘证，卧床8年时，以顽强的意志，战胜病魔而写成，其中饱含了他无数的心血和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近年来，他的专著，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有：《中医五脏病学》(1983)、《易学十讲》(1986，1988年台湾千华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中医谚语一百条》(1987)、《中国五脏病学》(1988)、《中国医易学》(1988)、《中医急证手册》(1988)、《易学精华丛书》5种(1992)等达400余万字。这些著作，内容翔实，论述深入浅出，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其中，《中国医易学》、《易学精华丛书》，是其主张医易汇通，以发扬中医学的学术思想的集中反映。他认为，易学是古人为了生产和生活，在观测天文气象中发现的一整套认识、分析、处理事物的规律和方法，其内容包含在八卦、河洛、太极之中。八卦就是中医阴阳学说的来源，河洛是五行学说的来源，而太极则是阴阳．五行的公式图。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核心，所以，他认为八卦、河洛、太极是研究中医理论的灯塔。近年来，先后多次应邀到北京、南京、郑州及省内各地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及香港等地区讲授医易学。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医五脏病学》突出了他以五脏为中心的辨证论治体系，使用于指导中医临床各科的诊断和治疗。1990年，《中国医易学》、《中国五脏病学》分别获西南西北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一、二等奖。

18、
刘冠军　　
　　刘冠军，男。1930年出生于吉林省辉南县，献身中医事业50余年，学验俱丰，擅长针灸，兼精内科，尤对脉诊、经络、流注的研究成绩卓著。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
　　入选《中华名医100人》
　　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吉林省科协常委
　　长春市人大代表
　　刘冠军同志先后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国针灸学会理事、全国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会委员、全国中医教材编委、东北针灸经络研究会副会长、吉林省中医学会理事长，被选为吉林省科协常委、长春市人大代表等，多次被评为省、市科技先进工作者、市劳动模范、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被授予终身教授荣誉。
　　所著《脉诊》一书，影响广泛而深远，被译成多种语言。
　　所著《子午流注易通》一书，为研究时间医学提供了宝贵资料。
　　其研究的三联治瘫法及产品邦尔健麝香抗栓丸获得卫生部、国家科委重大科技成果奖，被国家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被中国中医科学院全程监制。
注：（脉诊)一书修订本为（中华脉诊)书名。

19、张学文   1.陕西中医学院教授
　　中医内科学家。陕西汉中人。出身于中医世家。1956年至1959年，先后在汉中中医进修班、陕西中医学院师资、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首届全国温病师资班学习深造，而后在陕西中医学院执教至今。从事中医工作30余年，精通内科，尤擅长杂病、中内的治疗。六次荣获院级、省级、卫生部级科技成果奖。研制的通脉舒络液氏口服剂辩证治疗中风（脑血栓形成)，获卫生部1986年重大科研成果乙等奖。“小中风片”1990年通过省级鉴定，填补了中医治疗小中风证的空白。“出血热预防片”属国内首创。曾任内科教研室主任，中医系副主任、主任，学院副院长、院长。现为陕西中医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附属医院急症研究室主任，兼任第二届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急症中风协作组组长、陕西中医学会第二届副会长、陕西省中医内科学会主任委员等职。主编、合编有：《瘀血证治》、《舌诊图鉴》、《中医内科急症学简编》等。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夯实理论，根深方可叶茂
　　大凡见过张学文教授的人，可能都会陶醉于他那高深的理论见解、深厚的中医功底，以及言必引经、用必据典的学者风采。虽然张学文教授以温病、脑病专业为最大特长，但他并不轻视岐黄之理、仲景之言。记得还是在1983年前后，我们在母校聆听张老师的精彩授课，当讲到温病发斑之时，他引用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论斑的经文，至今尚萦绕耳畔：“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引经据典地剖析了伤寒发斑与温病发斑之异，令人记忆犹新。至于对历代名医经验的继承，张老师更是广采博收，从无门户之见。张学文教授素有“张丹参”之雅称，自然以清代医家王清任先生为其宗，似乎言必丹参、法当活血，其实细观张老师的临床用方，也绝不尽然，关键在于辨证论治，因病而异。张学文教授治疗疑难大病，除了活血化瘀疗久病之外，祛痰化浊可愈怪疾、巧施虫药可愈痼疾、扶正补虚可愈慢病、以毒攻毒可除大病，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张学文教授的渊博学识。由此而言，凡业医者，一定要打好中医基本功，强化必胜信念，根深方可叶茂，理论高强，临证方可运用自如，百战不殆。
　　德高术精，广播才能成荫
　　俗话说得好，“万事德为先”、“百业术为重”，可见德、术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性。对于我们以济世活人为要务的中医行业来说，医德和医术同样也至为重要。
　　张学文教授无论在为人方面，还是在学问方面，均以药王孙思邈所倡导的“大医”标准来要求自己，德术并重，把济世活人之术作为他积德行善之业，处处以病人为重。在学术上勇于创新、在临床上精益求精，在科研上成果累累、在教学上桃李满园。不管是行政工作多么繁杂、也不管社会活动多么繁重，社会兼职多么繁多，他总是那么有条不紊、井井有序，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见到张老师有过烦乱、应付。尤其是在临床诊疗方面，张学文教授总是认真周详，一丝不苟，遣方用药，环环相扣。成千上万的各类顽症病人接受了张老师的诊治之后，都有一种如遇亲人、绝处逢生的感觉，真正体会到了中医大家的接诊风范、处方艺术和神奇疗效。
　　除了切实搞好临床及业务工作之外，作为始终执著于中医事业的一员，张学文教授为了更好地发挥好他的带头作用，数十年来经常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四处呼吁振兴中医的伟大事业。无论在省内还是省外、国内还是国外、行业内还是行业外，总是持之以恒、反复申明重视和支持中医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为快速发展我省及全国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吁、呐喊助威！
　　“春日播下一粒子，秋月可收万斗粮”，德高望重的张学文教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我们树立了振兴中医大业的榜样，让我们更加增强了弘扬和发展祖国传统医药文化的责任和信心。
　　躬身实践，滴水可成涓流
　　众所周知，中医药学是一门特别重视临床实践的实用性学科，在人们的眼中，中医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其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服务于实践，笔者以为这种见解虽然不能达到至善，但是绝对有其内在道理！
　　张学文教授幼承家学、广拜名师，后又深造于陕西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无论在何时何地，从未脱离过病人。张老师常常说：党和群众是鱼水关系，我们医生和病人何尝不也是鱼水关系。任何一位医务工作者，如果离开了病人，即使水平再高，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如此，不管他怎么繁忙，只要病人来诊，张老师从来没有推辞过，有时甚至就支在自己的腿上开出了药方！
　　作为一位国家级名老中医，张学文教授所接治过的疾病遍及内外妇儿各科，治愈的疑难病证成千上万。据我们初步统计，其中有案可稽、值得总结整理的病种就多达12大类百余种，尤其是脑病、高热、中毒等急症和痹证等慢性病，张老师都在其50余年的临床诊疗中积累和总结出了一整套疗效卓著、方案成熟的治病策略和方法，业已得到大家的公认和采用，不断得以充实和扩大，真可谓滴水成溪、溪流成海！
　　关于疑难病的中医诊疗思路，张学文教授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探讨，在借鉴和吸收了古今名医，尤其是他学术挚友良师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八大方法，即前车之鉴，悉心总结；辨证求精，求深求细；筛选方药，知药善任；循求秘方，出奇制胜；独创新论，另辟蹊径；坚持久战，守方徐图；广采众长，协同作战；拓宽思路，中西汇参。临证之际，一定要做到辨疑不惑，治难不乱的程度，方可成为杏林高手！
　　勤于笔耕，点石可以成金
　　一位中医学家的最主要标志是他不但具有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也有独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学验俱丰，张学文教授在此方面可谓是我们的楷模和榜样！
　　探究张学文教授成为著名中医学家的内在原因，乐于临证、勤于笔耕可谓是其关键。张老师在极其繁忙的临证、教学、科研、管理之余，硬是利用休息时间，在诸多弟子们的鼎力相助下，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临床经验撰写成文、汇集成书，一则总结自己，二则启迪他人。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有百余篇，先后公开出版了《张学文中医世家经验辑要》、《医学求索集》、《疑难病论治》及《中风病》等学术专著10余部，一版再版，业已发行至海内外，受益者众。
　　我们常有这样的切身体会，终日只忙于临床诊疗而不善于及时总结整理其宝贵经验，到头来这些经验常常被流失而无法继承，充其量只是一个“一方名医”；而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心得、体会、经验、学说撰写发表出去，久而久之，积少成多，积木成林，不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会丢失，而且也会给后学者送去研习之柄、发挥之机，长此以往，则会成为“一代大医”，张学文教授便是这样一位耕读相伴、著述颇丰的杏林大师。
　　在张学文教授所提出的理论新学说中，尤以“颅脑水瘀论”最为著名。这一学说的形成，既突破了传统的瘀血学说，又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了中医治疗各种脑病的新途径。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张学文教授又研究出了不同的新方法、新方药，经过课题组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以“通脉舒络方”、“通窍活血利水方”、“益肾化瘀方”为代表的系列性治疗方法，授人以渔，示人以法，从而起到指点迷津、化石成金之效。
　　教学相长，薪传方可不断
　　按照中医学2000多年来所形成的师传特点，师徒相传的优越性仍然在中医教育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张学文教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陕西中医学院从事着教学及研究工作。他曾担任学院首届本科生班主任，直至现在仍然奋斗在中医教育工作之中。从教50余年，除他常年授过课的数千名学生之外，直接受教于张老师的还有集体弟子45人，学术继承人4人，硕士及博士研究生74人，最近新纳浙江弟子2人、河南弟子1人，私淑弟子2人，他们都秉承着张老师的医德医风，不断弘扬着中医文化精华，业已成为推动中医事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张学文教授在中医教学方面，特别注重向学生传授经得起临床考验的宝贵知识，无论讲哪一个专题，他都特别重视三个结合，即古代与现代结合、理论与经验结合、自己与他人结合。笔者特别记得，张老师授课，条理清晰、详略得当、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即使是再复杂的问题，再大的选题，只要由张老师来讲解，我们都感到非常轻松，而且很容易牢记在心，难以忘怀！
　　出血热曾是陕西的一种多发病，常分为五个阶段，患者在少尿期和休克期极易死亡，因而属于一种危重之病。张学文教授在给我们讲解温病学中卫气营血辨证之时，特别以此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临床实例，依次讲透了叶天士、吴又可、余师愚、喻嘉言等温病大家的有关论述。同时又引用了江苏、江西、湖南、浙江等地现代名家的有关见解，古今一体，一目了然；在治疗上，经过10余年的不懈努力，张学文教授和他的同事、学生们终于研制成功了“出血热预防片”，出版了中医防治出血热之专著，同时也培养了一批防治出血热的专业队伍，达到了教学相长，同步提高的目的。
　　在张学文教授教学风格的熏陶下，他的得意门生们也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展示着导师的风采，个个思维活跃，言谈儒雅。张老师的弟子姜良铎教授、王景洪教授、刘华为教授、戴春福教授、李军教授，分别在北京中医药大学、陕西中医学院、福建中医学院等指导着博士、硕士研究生，颇多殊荣；万海同教授、解建国主任医师、申锦林、金杰博士等人也相当出众。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一辈传一辈、一人传一人，共同继承着张学文教授的医风医术、教风教术，逐渐形成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张学文教授学术流派”。
注：张学文等编著的《舌诊图鉴》一书已经没有再版。

20、宋天彬： 1963年毕业于本校中医系本科，由人事处遴选为“师带徒”，师从教务长李重人，参加高干保健门诊。“文革”期间先后在北医三院从事针灸针麻研究；在东直门医院急诊室和协和医院心、肾、内分泌病房进修。为赤脚医生班讲中医内科、中药、针灸；为西学中班讲内经、中医基础、中医诊断。为本科生讲中基、中诊、气功、养生。后来承担主要课程为中医诊断、和中医气功学。自选科研项目有：舌诊研究、中医望诊、脉象图研究、八纲辨证客观指标研究、中医与三论。院级课题有：舌诊研究、获院级科技成果三等奖；有关气功、中基等七篇论文获各年度优秀论文奖，“传统内丹术探讨”获首届传统医学世界大会优秀成果三等奖。代表作：《中医舌苔图谱》、《从控制论看中医理论发展前景》、《道教与中医》、《气功治病法精华》。
中医望诊识病图谱
书 名：中医望诊识病图谱
作 者：陈家旭 宋天彬
出 版 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书 号：117-07499-X
责任编辑  开本 大32
出版时间 2006年6月 字数 千字
中医望诊识病图谱 内容提要 ：《中医望诊识病图谱》以北京中医药大学陈家旭教授主讲的首批国家级与北京市级精品课程《中医诊断学》中的望诊内容为主，配以临床常见的望诊体征图片，简要说明望诊要领和常见病证，供中医诊断学教学和临床实习之用。《中医望诊识病图谱》包括望神色、望形态、望头面官窍、望舌、望躯体四肢、望皮肤等六部分的图片和说明，共搜集典型图片221幅。可供大专院校的医学生、留学生以及中西医临床、科研、教学工作人员参考，也为广大中医爱好者提供一个科普读物。

21、
（（中医历代药论选》，近期将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敬请期待。下面是本书序言。
       中医古籍之有药论，大约始于唐代。此前虽有《神农本草经》及陶弘景《名医别录》、《本草经集注》等，但这类经典只是直接描述药物的产地、性味、功用、主治、有毒无毒，而不进行相关的理论探讨。正如缪仲醇所说：“正以三坟之书，言大道也；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言其象也。”唐代医药学家们在整理、补充本草经典的同时，开始通过按语的形式，逐渐展开对药物有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从而进入药物学的理性发展阶段。迨至明清时期，随着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高度发展和完善，药学理论亦空前蓬勃地发展起来。其直接的文献形式就是存在于中医古籍中大量丰富的药论。
       什么是药论？如果我们把本草经典看作是中医药学体系的根干，那么各家的药论就构成了这个体系的枝叶。所有的药论都必须围绕着那个根干展开，但正是这些极其丰富、深入、细致的药论，才使整个中医药学体系获得了鲜活的生命。
       然而，对于中医药论的整理研究，目前还进行得很少。我们的中药学教科书所采用的叙述方式，仍然是早期本草经典那种简单的描述，对具体药物的理论阐述很少。同时，由于未能对药物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前人已经阐述过，但未能吸收进来)，于是学生们只获得了一些干巴巴的简单知识，与实际应用距离甚远。
       有一个问题可能许多人不太搞得清楚：什么是中药？一般人都认为，中药就是中草药，就是中药房买来的自然药材。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从学术角度讲，只有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药，那才是真正的中药。西医也可以取自然药材为其所用，但必然要符合它的理论才行。中医历来也不排斥人工造药（酱、醋、酒自不必说，更有采矿炼丹制药)，但所造之药也必然要用中医药理论加以认识、阐述，才可以使用。虽然经验也可以使用某些药物治病，但那一定不是中医药学的核心部分。各个民族都曾经有过自己的传统医学，都会使用自然药材治病，但这些传统医学大多逐渐消失了，其原因正是由于他们不具备象中医药这样的完备的理论体系。
       有人认为，学中医就是要背药性歌、方剂歌，背熟了就会看病了。我也认为那些东西要背，否则你就无法入门。但是，那些东西就是入个门而已，离登堂入室还远呢。对中药药性的进一步深入的学习，必须通过阅读本草原著，特别是阅读各家的药论，才能有个完整的认识。西药是有药理的，中药当然也有药理。中药的药理是什么？《中药学》教科书上是没有的。有人用西药药理的理论或实验方法来研究说明中药，那不是中医固有的药理，对中医辨证论治基本没用。放着中医自家的药理不用，反过来去学用别人的东西，岂非舍近求远？
       一般人的简单机械的思维方式，不符合中医药的特定要求。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一切药性、功用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医道的圆机活法，在中药的理论和应用中无处不在。药物的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可以确定，而在不同条件下则可以是不确定的。同一种药材，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表现出寒或温的双重药性，一般人难以理解这一点，但是对于获得了中医理性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却是毋庸置疑的。
       药理不单单是药物本身的问题，必须在药物与人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观察和说明药理。要懂得药物之所以能治病、如何治病，必须深刻地了解药物与人体的同中异、异中同。人体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的疾病，也必须采用具有生命特征或作用的药物才能治之。于是，我们如何从生命的视角去看待药物，这便成了中药学的又一大特点。
       中医药学理论所涉及的问题极深极广，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阅读传统药论才能加以学习和研究。对本草药性功用的更深入细致的了解和更理性的把握，是中医临床工作者避免用药粗糙、草率、马虎的唯一办法，也是进一步提高中医临床疗效、充分发挥辨证论治优势的必由之路。
       基于以上考虑，我编写了这本《中医历代药论选》，希望能为中药理论研究做一些文献资料准备工作，也为想要浏览古代药论的同道提供一本较好的参考书。
       整个编写过程非常辛苦，目的是想尽量选得更精炼，文字处理更准确，抄录错误更少些。虽然编写上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古代医药学家们那些精妙的论述，读来依然令人十分兴奋。如果你喜欢这本书，那么让我们一起感谢祖先给我们留下这份珍贵的遗产吧!

吴昌国
2007年8月23日  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22、王新华、李飞二位学者名字百度搜索不到，暂时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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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宋兴

　　宋兴，男，1948生,四川省仪陇县人。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各家学说博士生导师，四川省中医学术技术带头人。

　　1976年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医学系， 先后为专科、本科、留学生、硕博士研究生等讲授中医基础、医古文、医史、金匮要略、中医各家学说等课程。1991年被选定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药专家陈潮祖教授学术继承人，从事由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主持的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1994年以全省最高分的优异成绩圆满出师，并代表四川省学术继承人赴京参加出师盛典。

　　在《中医杂志》《中国医药学报》《中医教育》《上海中医药杂志》《新中医》《中国针灸》《四川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安徽中医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中医疑证诊法探要”、“中医怪证诊治探要”、“中医治癌问题反思”、“《医法圆通》阴虚证治析疑”、“景岳探病法论要”、“托里透毒法治疗消化性溃疡机理探讨”、“真武汤治疗前列腺肥大”、“‘冒家欲解，必大汗出’析疑”、“清代名医郑清安运用辛温药物心法”、“病毒性心肌炎诊治辨析”、“矽肺诊治辨析”等学术论文30余篇。“‘冒家欲解，必大汗出’析疑”一文的观点被《金匮要略》七版教材引用。自著《临证解惑》，主编《中医疑难病秘验方大典》，副主编《现代中医治疗学》第二版、《临床教学改革研究进展》，参编《中医学家专辑》、《中华名医特技集成》、《全国医古文函授教材》、《西南西北片区医史教材》等教材著作共14种。还在《中医刊授》《中医教育》《中医学与辩证法》《中医成人教育》等内部刊物上发表论文近百篇。

　　1995－2002年，先后六次赴日本东京传统医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台湾长庚大学从事中医学术交流和教学、临床工作。并被长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临床上长期深入研究伤寒、温补等不同学派历代著名医家的学术见解和诊疗心法，擅长运用健脾补肾、宣肺化痰、活血通络等方法治疗心肺系统、肝脾系统诸如急-慢性气管炎、急-慢性胃肠炎、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意外后遗症、癌症术后、放-化疗后继发症，眩晕、便秘、疝气、脱肛、面瘫、口腔溃疡等多种病症。

－－－－－－－－－－－一、蒲辅周

　　蒲辅周，现代医学家（1888-1975年)。四川梓潼人。其祖父为医生，辅周初习儒，后因经济原因而辍学，改从祖父习医，十八岁时即悬壶应业。后又深入钻研《内经》、《伤寒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著作。医术益精，名噪一时。后迁成都行医，并于1965年参加“同济施医药社”，施医发药济贫，于温病、妇科病证尤有研究。1956年，中医研究院甫成立，即应聘到该院任职，尝任该院副院长之职。曾以其医术挽救甚多温病包括乙型脑炎等传染病患者。对若干内、妇科疑难杂证，亦颇有治验。其治病主张灵活辨证，反对泥古不化。其著作有《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法》、《中医对几种传染病的辨证论治》等多种。尝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蒲辅周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蒲辅周，原名启宇，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２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下有弟妹６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蒲辅周７岁开始上私塾，１１岁后在上小学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１５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入晚苦读到深夜。他以《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经３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１８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

　　１９１７年，蒲辅周至成都开业，数年后返回梓潼行医。１９２７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商会评议员。１９３３年被选为四川梓潼县第一区区长，数月后因病辞职。在此期间，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１９３１年倡议成立了梓潼县“同济施医药社”。此慈善机构，解决了不少贫苦百姓无钱请医买药的困难。还创办了平民教养厂、“施棺会”、西河义渡等多项慈善事业，活人济世，受到当地劳苦大众的欢迎。

　　１９３６年，有感于时事日非，且不屑与地方政界同流，蒲辅周又赴成都行医。同时，在成都亦办起了“同济施医药社”，并与泰山堂订下合同，无钱买药的病人经他免费诊断后，可持他的特定处方去泰山堂抓药，账记在他名下，由他定期去结算。

　　１９４０年，梓潼霍乱流行，蒲辅周闻讯后，立即汇２００银元和处方一张，要他弟弟们将治疗霍乱的药方抄录后四处张帖，广为宣传；把所汇银元买成药品，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取。１９４５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郊劳动人民聚居区，为他们免费诊治。

　　１９５５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进京前，他回梓潼，为群众挂牌义诊３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抵京后，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１９５６年参加农工民主党。１９６０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１９６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５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９日逝世于北京。

　　蒲辅周一生勤于临床，著述较少，除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其临症医案经学生门人整理出版者有《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治学严谨　精益求精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７０多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４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３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３条准则：其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３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材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

　　师古不泥　阐发经义

　　蒲辅周是富有经验的临床医学家，又是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中医理论家。他认为，中医学有独特的理论，《内经》、《伤寒论》等典籍，是中医理论体系以辩证法为内核的结晶，必须认真继承和发展。他对《内经》和《伤寒论》有精深的研究，在继承《内经》、《伤寒论》的理论基础上，对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精辟的阐发，体现了他师古而不泥古的风范。

　　如对“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和“冬不藏精，春必病温”的经义，摆脱了一般学者从伏气论的观点所作的解释（即冬日受了寒邪，邪气伏藏于体内，到春天发为温病)，而是从冬不藏精比类悟出，冬失因藏和冬病伤寒之人，其正气必虚，春天邪气所凑，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温病，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整个冬天伏藏于体内而到春天才发病。　又如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看法，他认为五脏六腑皆有阴阳，何者为阳有余？何者为阴不足？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有偏胜，则必为病，岂可能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人不为病的？所以人体之阳，不是火有余而是水不足，这就是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的本意。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说后影响医界数百年，直至明代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才将朱丹溪的影响纠正过来。反映了蒲辅周继承前贤学术，博学广思，师古而不泥古的精神。对《医林改错》及作者，蒲辅周的评价是：“王清任先生苦心于医药，积有心得，值得学习和尊敬。但仅观察数十具不完整的尸体，而确定古人是非，殊属自矜太过，其图证之现代解剖亦有未合……”。他对王清任的评价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但也是他学习前人经验并不盲从的一例。

　　对中医治疗大法的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蒲辅周认为，八法的具体应用应掌握分寸，若当用而不用是为失治，不当用而用是为误治，但也有当用而用之不得其法，结果病情未得改善。蒲辅周从《伤寒论》桂枝汤下载“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悟出，八法之应用，应达到汗而勿伤，下而勿损，和而勿泛，吐而勿缓，温而勿燥，寒而勿凝，消而勿伐，补而勿滞的境界。比如补法，他认为，补法用于虚证，能补不足，促使患者康复。但虚有因虚而病，有因病而虚；有渐虚，有顿虚，还有先天、后天之别；又有阴阳、气血、津液之分；五脏又各有虚证，所以要有多种补剂，针对使用。漫补达不到效果，补药堆积也难达到效果，甚至导致胸腹胀满，衄血便燥等不良反应，总结出了“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的指导原则。

　　治病用药注意时令气候影响

　　蒲辅周强调，治病“必先岁气，毋伐天和”，认为各种不同气候环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病因素，因此要注意自然气候和季节等对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的影响。

　　如麻疹病，多发于春季，但其他三季也有发生，见症有所不同，治法亦有同有异，所同者，宜宣透；所异者，宜根据季节时令之暑湿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温之品。１９４５年近立秋，成都小儿麻疹流行。当时大雨连绵，街巷积水，病儿麻疹隐伏于皮下，医生用宣透无功。蒲辅周联系到其时多雨，热从湿化，因而用通阳利湿法，俾湿开热越，疹毒豁然而出，虽不宣透亦热退神清而愈。同道用之，亦皆应手。

　　１９５６年，石家庄市曾流行乙型脑炎，用清热解毒、养阴法治疗，治愈率达９０％以上，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时，用上述方法效果不显。蒲辅周从临床实践中发现，北京多年阴雨连绵，湿热交蒸，因此属暑湿偏盛，遂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化裁，通阳利湿，收到了良好效果。蒲辅周在总结经验时说：“在这一次实践中体会到：由于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患者在诱因上多有暑湿并重的现象，个别的还有一些变症，我们在治疗脑炎过程中，随时都要注意到这一些”。

　　在对内伤杂病治疗中，他亦注意气候的影响，适当加入相应时令药，如其治周期性发热，就按季节灵活处方用药，暑天选用四妙丸加茵陈、青蒿、木瓜、荷叶等清热利湿，入秋后用五积散合四妙丸加味，祛寒除湿，以提高疗效。为配合季节，还注意用药的剂型。１９６３年治金某心气虚痛（冠心病)一例，即冬用膏、夏用散，以与季节相适应，既考虑到疗效，亦方便了病人。

　　强调治病求本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蒲辅周对此深有研究，并对在辨证求本过程中应注意处理的几个关系作了阐述：

　　一是邪正关系。他认为从邪正关系上来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气为标，正气为本。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过程，正是邪正斗争胜负消长的过程。因此，在治病过程中，要注意患者的正气情况，掌握扶正祛邪、祛邪养正的辨证关系。若只见病，单纯以驱除病邪为务而不顾正气，则失去治病求本的意义。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前面治疗的医生均只注意肝炎为病毒感染这个外邪的一面，以致中阳更伤，饮食日减，便溏完谷不化，神疲肢倦，月余卧床不起。蒲辅周治以香砂理中汤加吴茱萸、草果健运脾胃，扶正祛邪，患者很快康复。　二是病因和症状的关系。他认为，疾病的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所以治病必须寻求病因，对因治疗，才能达到痊愈的目的。如他曾治一尿闭和一尿失禁的两个患者，从症状看，两人是完全不同，但从病因病机分析，却都是中气虚弱，一是中气不摄以致尿液失禁，一是中气不运，尿闭不通。因此都从中气虚弱治，处以补中益气汤加减而愈，而不是见失禁就固涩，见尿闭就通利，此即中医异病同治之义。又如两心悸患者，虽主症均为心悸，但一例心悸而伴头晕，恶心、有痰、便溏，苔中心黄腻，脉滑，为痰湿夹胆火上扰心主之实证，便溏是脾弱之象，治宜先以温胆汤加味化痰湿，兼清胆热，加用资生丸兼调脾胃而愈；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下肢浮肿，大便溏，严重时出现心房纤颤，则属心气不足，兼有脾湿，偏虚证，治宜补益心气，温脾理痰，治疗亦以温胆汤化裁，但以党参易竹茹，随症加减而收效，明辨标本，治本而愈。

　　此外，在治病求本同时，蒲辅周十分强调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强弱。他认为外感病须助胃气，内伤病尤须重视胃气，因为卫气来源于中焦，胃气强者，卫气始固，玉屏风散用白术即本于此。因此，蒲辅周每将调理脾胃作为外感病恢复期的治疗关键。而脾胃为后天之本，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胃气受戕则内伤难复，所以治疗内伤时亦必须时刻不忘胃气这一根本的原则，在蒲辅周临床中是不胜枚举的，例如他对一例久治不愈中阳衰弱低热患者的治疗，处以升阳益胃汤，每日煮取１５克，获效甚速；而他治另一例寒湿痹症后期邪却正伤患者用建中汤调和营卫、温中补虚，后以薯蓣丸收功而愈。他说“辨证论治要审病求因，分析邪正相争不同时机，因势利导，邪去正安，扶正祛邪。病后调理，应重视胃气。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健强，气血充足则康复矣”。

　　蒲辅周调理脾胃，既取法于李东垣之升脾阳，又效法于叶天士而保胃阴，升降润燥，权宜而施，融李东垣和叶天士之长，用补中益气汤和益胃汤加减，亦常用补益资生丸，既避免参苓白术散之补而壅滞，亦无香砂枳实丸消导香燥之弊。

　　精通医理　临证每有独到

　　蒲辅周一生临证近７０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内科疾病，他认为，内科是临床医学的基础。他治内科，在遵崇仲景学说同时，并采撷历代各家学派之长，如刘河间之寒凉，张子和之攻下，李东垣之温阳，朱丹溪之滋阴，融众长于一炉，以补仲景之未备，开后学之法门。因此他能集思广益，出奇制胜。他平素所治内科病例，大多是应邀会诊，故多疑难杂症，要取得显效殊属不易。但由于他医理精通，经验丰富和善于辨证论治，每能得心应手。

　　蒲辅周治疗外感热病，尤见独到。临床所见外感热病，属中医伤寒、温病范畴。自明清温病学说形成，即有了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之论争。对于两者的关系，蒲辅周认为，伤寒学说开温病学说之先河，温病学说补伤寒学说之未备，应当互为充实。伤寒与温病是始异（伤寒是寒邪侵犯太阳经，温病是温邪首先犯卫)，中同（寒邪入里化热，证属阳明，治以白虎、承气，温病顺传气分，治亦以白虎、承气)，终异（伤寒传入三阴，治宜温补，温病入营血，灼伤津液，治宜清润)。伤寒治以发汗解表，温病治宜透达取汗，两者均需顾及津液。这些心得和认识，使他在温病学术上多所建树，特别在指导治流行性乙型脑炎方面更多贡献。

　　蒲辅周不仅精通内科，妇儿科亦为所长。他认为妇儿科与内科，只有见证的异同，而无本质的区别。由于妇、儿的生理、病理特性，妇女有经、带、胎、产，儿童有麻、痘、惊、疳，其余疾病基本与内科相同，因此，他在精于辨证的基础上，在妇儿科诊治上也有独到之处。

　　对于妇科，他以调理气血为主，以舒肝和脾为枢机，运用寒则温之，热则清之，虚则补之，瘀则消之的大法，临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于儿科病，蒲辅周特别强调小儿的机体特点。认为小儿属稚阴稚阳，非纯阳之体，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必须认真运用四诊的诊察手段，平脉息，察指纹，望面色，审苗窍，听声音，观动作，综合分析以得出正确诊断，并注意稚阴稚阳之体不任攻伐。儿童无七情内伤症，但腠理不密，易感风寒咳嗽及急性烈性传染病，肠胃脆弱，易得伤食伤冷之症。蒲辅周诊治的儿科疾病均为危重急症，其救治之成功更体现了他在四诊方面娴熟的技术，其判断之准确，用药之精当，足堪儿科医效法。

　　蒲辅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理论渊博，为千万患者解除了病痛，为中医事业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称赞他“高明的医生，又懂辩证法”，实为当代杰出的中医临床家。

　　(作者：傅芳)

　　简历

　　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２日　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

　　１８９５—１９０２年　读私塾、小学。

　　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　随祖父学医。

　　１９０６—１９５４年　在 四川梓潼和成都开业行医。

　　１９５５—１９７５年　任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医师、内科主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

　　１９７５年４月　病逝于北京。
－－－－－－－－－－－对脾胃学研究成绩卓著的中医学家刘炳凡
刘光宪整理
编者按刘炳凡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中医学家，从１９２６年拜长沙名医柳缙庭为师学习中医始，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已逾７０年。
本文全面介绍了刘氏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特色，尤其着重论述了他在长期研究脾胃学中对其从理论到临床应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不仅提出了他把握脾胃学应用的四条基本要求，概括了脾胃学应用的四条机理，还论述了脾胃与其他脏腑的全面关系，言简意赅，让人读之即得其要领。刘氏在临证中灵活应用脾胃学理论指导临床，圆机活法，本文总结２８种具体的治法，并多结合实际病例加以分析评述，使人时时拍案叫绝，深受启迪。此外，本文还介绍了刘氏治疗肿瘤、内科疑难急症、老年病等方面的经验和理论认识，均与实际病例紧密结合，介绍的几个典型医案也是如此。可以说，理论和临床的紧密结合是本文最大的特点，相信读者定会从中得到许多的教益。
昔日之成不足以自矜，今日之获不足自限。
———顾炎武治学格言
刘炳凡，１９１０年生于湖南省汨罗市，曾为中共湖南省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第四、五届人大代表，湖南省科委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科研系列高评委员会委员。
现任全国中医学会第一、二届理事，湖南分会一、二、三届副理事长，湖南省中西药品高级评审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学术顾问、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导师。
刘氏幼习文史，１９２６年拜长沙名老中医柳缙庭为师，专攻内、妇、儿科。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从事晚期血吸虫病的研究，深入疫区，创“晚期血吸虫病腹水辨证论治”的经验。７０年代从事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研究，总结出中医药对肿瘤辨证论治的规律，创用蛞蝓、鼠妇治疗上腭混合瘤及喉癌的经验。８０年代初任本院硕士研究生班主任，伤寒、内经专业导师，并主持“抗衰延寿”课题的研究。根据马王堆出土文物竹简《养生方》“还精补脑”之秘旨，结合本院名老中医和自己的实践经验，研究出抗衰老新药“古汉养生精”。
在医疗实践中，刘氏坚持理论与临床结合，提出“中医治病，首先治人”。通过调整机体的功能状态以提高免疫力，发挥自然疗能作用。临床上注重后天之本———脾胃，先天之本———肾，在处理先后关系上尤重调护脾胃，认为“只有资助后天，才能培养先天”。临证处方“时时考虑脾胃是否胜药，胃气一败，百病难治”。对疑难杂证的治疗，注意在健脾助化、益气养阴的基第四卷４００础上配合活血化瘀、通络散结。总结出“归经汤”、“蛭桂散”、“三藤汤”、“三参首乌汤”、“艾附汤”等临床效方。
在教学方面，承担本院硕士生的带教工作，培养的硕士生１１名、继承人２名均成为单位骨干。此外，１９８５年受聘为光明中医函授大学湖南分校校长，业余为中医培养人才，使两届四年制１２３４名学员获得毕业证书，补充了基层医疗网络。在教学中提出“教学、临床、科研是有机联系的。脱离临床的教学必然是教条式，苍白无力的，脱离科研的教学必然是辑录式，支离破碎的，教学必须紧扣原文，熔铸实践，联系科研。使学生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训练中寻找规律。”主张“教学相长”，启发学生自学能力。
主要著作有：《脾胃论注释》（执笔卷下，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执笔刘河间、朱丹溪，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主编《湖南省老中医医案选》一、二、三辑（湖南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１９９１年版)，主编高等中医函授教材《中医儿科学》（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编著《脾胃学真诠》（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饮誉国内，传入日本。主要论文有：“行气活血治则基本理论研究”（全国首届中医学术会议《论文摘要选编》１９７９年)、“论治疗肿瘤宜察个体差异、因人以施治的经验”（《当代名医临证精华•肿瘤专辑》１９９２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等，共发表论文５０多篇。
自参加工作以来，历年被评为先进，受到多种嘉奖。主要有：１９５３年获湖南省人民政府奖状，１９５６年获湖南省先进卫生工作者奖章，１９５９年获卫生部乙等获，１９７８年所著《脾胃论注释》获全国科学大会奖，１９８４年参加省组织的劳模观礼团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中央领导接见。１９８６年获卫生部卫生文明先进工作者称号，１９８７年获湖南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１９８９年获湖南省劳动模范称号，１９９０年被载入《中国人物年鉴》，１９９１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学术精华
一、对脾胃学研究的贡献刘氏对脾胃学的研究，代表作有与李聪甫老先生合著的《脾胃论注释》、《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之研究》，近年融汇自己临床心得所著的《脾胃论真诠》，有学者评价为“开建国以来研究脾胃学之先河”。现代学者符友丰氏认为他的“脾胃学说经典性研究卓有成效”（均见《中国中医药报》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０日)。
（一)提出把握脾胃学应用的四条基本要求刘氏研究脾胃学十分重视临床运用，认为要把握好脾胃应用的基本原则，才能更好运用于临床。对此他提出必须注重的四个方面。
１应重视脾胃的盛衰刘氏素来主张：治病必须治人，注意人的素质，治人必须重视脾胃的盛衰，因为脾胃居人体第四卷４０１之中，主饮食水谷之纳运，是供给人体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内燃机”，是维护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灵枢•五味篇》云：“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就是这个意思，“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决气篇》)，“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灵枢•营卫生会篇》)，“五脏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素问•玉机真藏论》)，均反映了脾胃对人体饮食营养消化吸收敷布的作用，是维护脏腑功能，生成气血、津液的奉身养神的首要因素。故有“得谷者昌，失谷者亡”的经旨。
刘氏认为：中医所说的脾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功能概念，除了消化系统外，还涉及到许多全身性功能范畴，如调节、代谢、免疫等；脾胃不仅是热能动力的源泉，而且是提高疗效，增强抗病能力和促进机体康复的重要因素。因为“脾禀气于胃而灌溉四旁”，“人生而有形，先天之精气，唯赖后天水谷之充养，脾胃一虚，四脏皆无生气”。故有“百病不已，宜从中治”之说。
唐•孙思邈云：“五脏不足，调于胃”。东垣云：“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唯益脾胃之药为切”。这是治疗内伤杂病的要法，实为金针暗度之名言。
但脾胃各有阴阳，东垣所言，重在健运脾阳多用温燥升提。刘氏认为饮食进入机体，必须经过胃的消磨腐熟，脾的吸收运化，才能发挥营养脏腑、百骸、五官、九窍的作用，所谓“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脾喜刚燥，胃喜柔润”，即是根据此生理特性而确定的治法。胃阴之说虽完善于叶天士，但刘完素已开其先河，如论“土为万物之母，水为万物之源，……地干而无水湿之性，则万物根本不润而枝叶衰矣”，“故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受气皆在脾胃，土湿润而已。”所以刘氏在调整脾胃用药中强调，凡脾胃湿胜者，宜温燥之药以去其湿，脾胃干涸者，宜清润之品以润其燥，语云：“太潦物不生，太旱物亦不生，”除湿润燥，而使土气得其平，此乃用药之关键。
为什么要重视脾胃的盛衰？刘氏认为：一是“土为万物之母；”二是脾胃是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三是增强脾胃，有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此诚为临床实践有得之言。
２．辨清内伤外感在运用脾胃学中，应注意辨清内伤、外感。刘氏指出：“东垣在实践中，应用《内经》‘阴虚则生内热’的原理，又理解到《内经》‘劳者温之，损者温（益)之’是温养之温，非温热之温。故发明‘甘温除热法’，创治内伤发热之制剂补中益气汤，并写出《内外伤辨惑论》以严内外之别。但事实上常遇到外感中有内伤，如《伤寒论》：‘伤寒解后，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又内伤中有外感，如《伤寒论》：‘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刘氏所举之例，说明内伤外感，在辨证上可以分析，在处方用药上可以综合。关键在于辨清内伤外感。
３．知机审情、多向调节刘氏认为东垣的脾胃学特点是：知机审情，多向调节。如东垣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药８味，当归补血汤药２味，而清暑益气汤药１５味，清燥汤药１８味。后人评其药味多而用量少，组方似乎庞杂，其故何在？刘氏认为：这决不是无师之智，仲景《太阳篇》中的干姜甘草汤、芍药甘草汤，药只２味，而《厥阴篇》中的麻黄升麻汤，药１４味，分五个层次，五个药组，集寒、热、温、凉、升、发、补、泻于一方。刘氏在论治疑难病中，根据其双向性病理反应的性质、部位、层次及趋势的差异，配伍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复方，即姜春华氏之言“病性的多向交叉，用药就得多向调节”。常滋阴、助阳同用，或益气、活血并施，或温补、清泄结合，或升清、降浊并行，以纠正疾病双向性病理反应，使失衡的机体恢复动态平衡。如刘氏治汪某，男，４４岁，患慢性舌炎，反复发作，服药未见疗效。症见舌红如柿，无苔垢，上腭溃疡满布，自诉口鼻经常现火，渴饮温水，盐第四卷４０２汤刺激舌面作痛，因进食困难，头晕失眠，双下肢如踏冷雪中，小便多，脉细。辨证属肾虚火浮，治从补益肾气，引火归元。方用：生地、熟地、怀山、枣皮、丹皮、茯苓、泽泻、菟丝子、牛膝、附片（用此以双足冷感为据)、炙甘草、芡实、金樱。每日１剂，共服２８剂后症状消失。舌质已淡红，薄白润苔满布，进食吞咽无阻。剖析此例，患者肾阴、阳皆亏，理法方药颇费心思，非大剂辛温燥热，或苦寒滋阴方药所宜。刘氏以群队甘温滋润、炉中覆灰、柔剂养阳之法，使“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火自除”，共同组成阴阳并补、双向调节之剂，不伤脾胃而达到治疗目的。
４．师古不泥、药随病变刘氏非常赞赏“东垣治痞，消食强胃，在他的老师张元素用仲景枳术汤加荷叶烧饭制成枳术丸的基础上，按辨证论治的精神，制出４个子系统枳术丸，既继承又发展了前人的学术思想，为后人演变为消食助化的‘焦三仙’导开先路。正如朱丹溪云：‘用古方治今病’，主张‘药随病变，病随药愈’。即‘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这是前人在医疗实践中符合辩证法的思想反映。”刘氏在调脾胃、助运化的学术思想基础上，根据人的素质及病的主要特征，辩证地结合益气活血，养阴温阳。此即先哲所言“小病治气血，大病治阴阳”之义。常用化瘀通络的虫类药，如：水蛭、地龙、蜈蚣、全蝎、僵虫、壁虎、蛞蝓、鼠妇之类；以及藤类药，如：常青藤、鸡矢藤、鸡血藤、夜交藤、银花藤、钩藤、爬壁藤等。因为人的血脉经络是用药的载体，若载体畅通无阻则事半功倍。此外，虽寻常运用之药品，亦于剂量、炮制、气味和合等特别注意（如水蛭气味腥臭易慝胃作恶，即伍以少量肉桂，既芳香制秽，亦以性温中和水蛭的咸寒)。至于大苦、大寒、大辛、大热，有毒之品，则运用更为慎重，若需从权而用，则病退即减，恐其“久而增气”。
（二)概括脾胃学应用的四条机理刘氏认为，脾胃学说的临床应用，远远超出了西医消化系统病症的范围。这是因为：１脾胃为后天之本，其饮食营养的纳运，不仅是热能动力的源泉，而且是提高和巩固疗效、增强抗病能力和促进机体康复的重要因素；２脾胃居五脏之中，脾胃功能障碍可以影响其他脏腑功能的正常运转，而其他脏腑疾病也往往影响脾胃的纳运，所以脾胃在五脏六腑中显得十分重要；３中医对一切病后调整，都着眼于脾胃。“形气不足者调以甘药”，“久病不已，宜从中治”；４口服给药，脾胃为第一关，通过脾胃而达到病所，以发挥疗效，就必须考虑到脾胃能否“胜药”，必须时时维护胃气，胃气一败，百病难治。
基于以上四点，刘氏认为：要从内外环境的变化，针对其有关脾胃“寒热温凉”的病因，所谓“寒热温凉则逆之”，此治病的正治法也；辨析其有关脾胃“升降浮沉”的病机，所谓“升降浮沉则顺之”此治人的调节法也。所以刘氏强调：不论是正治其寒热温凉，调节其浮沉升降，关键在于重视人体的机能活动，所谓“治病必治人”，治人在于权衡阴阳，注重素质，特别是脾胃盛衰与其思想状态。此脾胃学真谛之所在，亦即治而不治，不治而治的微妙机理所在。
（三)论述脾胃学与其他脏腑的关系由于脾胃与五脏六腑的关系十分密切，故脾胃学适应范围也十分广泛。刘氏认为：可以从脾胃学与脏腑证治的关系予以探讨。孙思邈云：“五脏不足，调于胃”（《千金要方•脾胃》)。东第四卷４０３垣著《脾胃论》，论证了脾胃虚实相互转化的关系，特别强调“人以胃气为本。”刘氏认为：东垣《脾胃论•脾胃胜衰论》所概括的脾胃与心、肺、肝、肾四脏相关的发病机理有指导临床的积极意义。刘氏从实践经验中提出治则２０个字。即：治肺宜温、宣、清、润；治心宜开、通、化、养；治脾宜升、降、健、运；治肝宜疏、达、平、调；治肾宜滋、填、温、纳。
刘氏阐发肺与脾胃关系时指出：肺主气，肺气有赖于脾气散精而脾又需肺气宣发，则水谷精微敷布于全身。若脾失健运，则湿气凝聚化为痰饮，上逆犯肺，以致肺失肃降而咳喘，所以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在治疗上刘氏认为：用药之关键，在于不是见咳止咳、见痰化痰，而是重在根本，按标本先后，从健脾助化入手，“执中央以运四旁”，用整体疗法改善局部。
刘氏在阐发心与脾胃的关系时指出：心主血、脾统血，脾气健运，气血生化之源充足，则心血充盈，体健神旺；若脾虚不健，生化之源不足，则心失所养，而呈现心悸、健忘、记忆衰退；或因脾虚不能统血而心无所主，导致血不循经而产生各种出血疾患。更重要的是“心主血脉”。历代医家认为：脉资生于胃，其根在肾，以脉动在于心阳，脉所以动在于肾气，食前脉衰，饭后脉旺，更与胃气有关。
刘氏在阐发脾与胃的关系时指出：叶天士认为纳食主胃，胃宜降则和。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能食不能消，病在疲；能消不能食，病在胃。所以叶氏制养胃汤以补东垣之不逮，对不欲进食的病人要作具体分析，如舌红少苔，口干便结，心烦失眠，属胃阴虚损无疑，用叶氏养胃汤：玉竹、沙参、石斛、麦冬、生地、甘草等加生北山楂，养胃生津，则胃气和，食纳增，卧亦安矣。《素问•逆调论》云：“胃不和则卧不安。”予半夏秫米汤其卧立至，此和中降逆，协调阴阳之效也。又如“脏躁悲伤欲哭”而不得卧，用甘麦大枣汤，甘平以缓中和脾胃，从而达到静脑安神之效。
刘氏对于脾胃与肝之关系认识中，强调“肝主疏泄”，“木喜条达”，“肝病传脾”，这些寓有规律性的东西。如肝硬化腹水，即有腹胀大静脉曲张、淋溲便难、尿黄等见症。肝郁脾虚则纳少运迟，“肝为罢极之本”，则肢瘦乏力。“肝病传脾”虚则能受，实则能传，不治其虚，安问其余。
因此，用六君子汤以健脾，加丹参、灵脂、蒲黄活血化瘀，楮实子、刘寄奴、隔山消、白芍、?木、半边莲以疏肝利水，麦芽、鸡金以助消化……。以治肝硬化腹水之经验。
脾主运化，肝主疏泄，脾得肝之疏泄，则升降协调，运化功能健旺；脾气健运，则水谷精微充足，才能不断输送营养于肝以周全身。刘氏治一小儿，某医院诊断为“好动症”，曾从肝论治而无明显疗效。刘氏察之，患儿面色白，挤眉弄眼，手足乱动，禁不能止，夜卧不安，自汗、盗汗，食欲不振，舌质淡，边有齿印，舌苔薄白，神疲，脉缓。此系脾胃气弱不能滋养肝木，以致肝失所养，治宜健脾培中，养肝熄风，予以六君子汤加白芍、夜交藤、钩藤而愈。刘氏认为，小儿“好动症”，临床多从平肝熄风着手，但要注意，脾胃不能滋养肝木，导致诸风掉眩。虽然“肝为刚脏，治宜柔克”，但“脾主四肢”在于健运，故宜健脾培本，使化源不绝，并结合“静以制动”则善行数变之风不治而自熄。
刘氏在论述肾与脾的关系时指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脾与肾的关系体现在相互资生，相互制约。脾肾如此，诸脏皆然。
刘氏治慢性肾炎水肿，宗“其本在肾，其标在肺，其制在脾”之旨，常以真武汤加党参、黄芪、苡米、毕澄茄、鸡内金、杜仲、补骨脂、怀山。如腹水盛则重用苍术以助化，全身肿而无汗，则重用苏叶、藿香以开汗窍，即《金匮》所谓“大气一转，其气乃散”之旨。肿消食增后，以香砂六君补第四卷４０４后天以培养先天，此从治病治人之法也。
总之，刘氏认为脾胃学适应范围十分广泛，这是因为“脾为后天之本”。《内经》曰：“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这是“代”的过程；“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这是“谢”的过程；“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可见整个机体的代谢过程，脾胃是关键。东垣云：“人以胃气为本”。善医者只论元气精神。即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二、论治疗肿瘤的四个关系肿瘤，特别是恶性肿瘤，人们谈虎色变，但实质上并不可怕。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和掌握了防治规律，它也同其他急烈性传染病一样，会被人们征服的。祖国医学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多种征服肿瘤的途径和方法。例如，宋代杨仁斋的《直指方》云：“有癌疮颗颗累垂如瞽眼，其中带青，由是簇头各类一舌，毒深穿孔，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肩，令人昏迷，急用地胆为君，佐以白牵牛、滑石、木通，利小便以宣其毒，更服童便灌涤余邪乃可得安也”。刘完素亦用地胆为主“治小肠、膀胱气痛不可忍者”，方名全圣散。从痛不可忍的病情来看，类似泌尿结石或膀胱肿瘤，阻塞和压迫尿路，不通则痛。从证测方，药只四味（地胆、滑石、朱砂、苦杖)，具有消肿块，通淋泌的作用，可见完素方有所本。方中主药———地胆，属卵生虫类，活动于土壤或石隙中，长五分至一寸，体黑微碧，尾赤色，有翅不能飞，此药制法与斑蝥同，现在有人用于治恶性肿瘤，已取得疗效。其他虫类药如斑蝥、壁虎、蜣螂、地鳖虫、鼠妇、蛞蝓、蟾蜍、蜈蚣、全蝎、僵蚕、蟾酥、蜂房、蛇蜕等，多用于治疗肿瘤，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朱丹溪在《格致余论》中亦说：“乳房属阳明所经，乳头厥阴所属……若不得于夫，不得于舅姑，忧思郁怒，昕夕积累，脾气滞阻，肝气横逆，遂成隐核，大如茶子，不痛不痒，数十年后，方为疮陷，名曰奶岩，以其疮形凹似岩穴也”。他并用疏肝解郁，活血行经之法治愈其族侄妇的乳癌初起。至于颈项淋巴肿瘤，石疽、噎膈、肠覃、石瘕等等，历代名医医案中治愈者不知凡几，治愈这些病的方法是怎样的？刘氏认为应注意以下４个关系。
（一)注意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整个自然界是个整体，人体内部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又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不断运动变化的，这种认识有人把它叫做“整体恒动观”。因而刘氏对于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便处处从这一观点出发，并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这是祖国医学认识论的精华和防治疾病的指导思想。比如《内经》说：“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又说：“从阳引阴，从阴引阳”；“得神者昌、失神者亡”；“治病之道，气内为宝”。这就是说，整体观既要注意形质，更要注重精神，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观点而坚持辩证的神形统一观。刘氏曾治一例脑肿瘤，患者肖某某，男性，４８岁。头部剧痛，眼复视，且具有顽固性呕吐（历时５个月)。西医院作头颅侧位Ｘ线摄片检查（照片号７６３０７号，编号１９９)均确诊为颅底蝶鞍区占位性病变，脑部蝶鞍瘤。认为必须手术治疗，并且告诉患者家属，手术的结果可能是“一死、二残、三苟延”。患者不愿手术而于１９７５年５月来所求治，头痛剧烈时，双手抱住后脑，挺向墙壁，头晕、恶心、呕吐与进食无关，眼睛视向右侧则见物为两，烦躁不眠，大便干结，口干喜饮，舌第四卷４０５质红，苔黄白而干，脉弦劲细数，诊为肝风上冒，肝邪犯胃，治宜平肝降胃，熄风通络：丹参１２克、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２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２克、生赭石３０克、珍珠母２０克（二味先煎)、广皮５克、竹茹１０克、天葵子１０克、蜈蚣１条、蛇蜕（焙)３克、紫草１０克、牛膝１０克、黄连３克。另用锈铁、灶心土烧红入黄连淬水兑药服。１５剂后，痛缓，呕稀，大便已润。舌质红，黄苔已退，原方去旋、赭、竹茹、黄连，加龟板２４克、鳖甲２０克、茺蔚子１２克、石决明２０克，服３０剂，头痛渐止，呕更轻稀，舌红而干，少津，脉弦带数，原方加减：太子参１５克、沙参１０克、丹参１０克、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２克、甘草５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０克、炙龟板２０克、生牡蛎２０克、紫草１０克、牛膝１０克、桑叶１５克、蛇蜕（焙)３克，五诊用原方加减共服８０剂，５个月后，头痛复视消失，呕吐已止，舌质淡红，苔薄白而润，脉弦不数，以养肝肾药收功。
１９８１年复查，自觉症状完全消失，体重增加，疗效巩固。
又治一例潘某，男，４５岁。患右侧偏头痛，阵发性加剧，头昏眼胀已一年有余，右眼视物模糊，因头晕目眩不能行动，夜晚尤甚。扪及右额颞部冠状缝开裂，１５ｃｍ×５ｃｍ，凹陷０８ｃｍ，裂缝中有肿块，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Ｘ光检查为：“右额颞冠部裂缝新生物”，１９７６年８月来我所就诊。症见头痛剧烈，浅表静脉怒张，眼球突出，视物模糊，头昏失眠，血压偏高，口干、便结，舌质红，苔薄白而干，脉弦带数。此属肝阳上亢，络阻血瘀，治宜平肝潜阳，清润通络。方用三甲复脉汤加减：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５克、丹参１２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０克、龟板２０克、鳖甲１５克、生牡蛎１５克、磁石１２克、朱砂０５克、骨碎补１０克、牛膝１０克、旋复花１０克、红花５克。
服１６剂后，症状明显改善，头痛头昏缓解，视物较前明晰，但大便仍结。原方加生首乌、草决明，服２０剂而大便通畅，头痛止，视力接近正常，冠状裂缝渐缩小，眠食俱佳，舌质淡红而润，脉弦小，因夜尿多，原方去磁石、朱砂、旋复花、红花、生地易熟地，加怀山１２克、山萸１０克。１０剂后，夜尿减少，冠状部裂缝仍明显，再加鹿角霜１０克、核桃肉１５克继服３０剂。３个月后复查，头部裂缝愈合，新生物消失，返回工作岗位，至今疗效巩固。此二例，“气上不下，头痛巅疾”，治宜上病下取，从阴引阳，通过整体改善局部，从而取得疗效。
（二)注意机体素质与免疫的关系刘氏刻意探索了《内经》广义的治本思想和《内经》所指出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相互关系。邪是致病因子，正是抗病能力，“扶正祛邪”（养正邪自除)，“祛邪扶正”（邪去正自安)无非是要达到“保存自己”的目的。又从长期医疗实践中体会到“脾胃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均属人体生化之源，临床上包括肿瘤在内的许多慢性疾病，虽然错综复杂，而治疗时必须保护脾胃的健运为第一要图，故前人有“四时百病，胃气为本”的说法，只有资助后天，才能达到培养先天的目的。这样，通过自然调节，使全身的阴阳相对平衡，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例如刘氏曾治一例肺部肿瘤，患者易某某，女，５５岁，１９７３年６月因胸胀，透视发现钙化点，在贵阳职业病防治院照片，右肺门有肿块如核桃大。后去上海肿瘤医院复查，不排除肺癌，登记住院手术，患者不同意，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来所要求中药治疗。症见胸闷气急，胸骨柄后隐痛，咳嗽间见痰红，面黄倦怠，神色沮丧，眠食俱差，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缓无力。此属脾虚气弱，肺失肃降，治宜健脾固本，兼清肺化痰，用参苓白术散加减：条参１５克、怀山１２克、茯苓１０克、苡仁２０克、炙草５克、冬虫草５克、紫参１５克、白芨１０克、白英３０克、冬瓜子１５克、土贝母１０克、蛤粉１２克、田三七３克，每日１剂，服２０剂后，胸闷气急减轻，痰红第四卷４０６未再出现。病者有治愈的信心，眠食转佳。原方坚持继服２０剂，呼吸均匀，胸骨隐痛已止，原方去白英、冬瓜子，加白术１０克、生鸡金５克健脾助化。又３０剂，自觉症状全部消失，１９７７年１０月乃去北京首都医院断层照片复查。右肺门前缘可见一圆形致密影边缘不齐，时期较长无明显变化，考虑良性肿块（Ｘ线号：７７８９２７)。继续间服中药观察４年，健康情况无变化。其旅美女儿惊为神奇，去年１２月，一同来所面谢，患者红光满面，疗效巩固。
另治一例杨某某，男，６５岁。患下唇肿核，初起一粒胡椒大，６个月渐如梅核大，质坚硬，发展迅速，在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切片检查为鳞癌。手术后，历时两个月复发，因白细胞在３５００／立方毫米以下，不能进行化疗。１９７８年６月来所就诊时，唇肿大如覆杯，原切口处翻花如剥开之石榴状，溃烂流水。诉进饮食困难，疼痛牵引到右侧头面部，右颌下淋巴结肿大如豌豆大，口干，大便结，小便黄短，舌质红，苔薄黄，脉弦细带数。此属阴伤热炽，毒滞血瘀之候，宜养阴清热解毒，活血通络化瘀：太子参１５克、沙参１０克、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黄精１５克、丹皮１０克、白芍１２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０克、蒲黄１０克、天葵子１０克、土茯苓１２克、甘草５克、蛇蜕（炒)５克、皂角刺炭３克煎服，每日服一剂。外用蛞蝓（鼻涕虫)、鼠妇（地虱婆)等分烘干加冰片少量，共研极细，撒布癌灶溃烂处。初上此药觉痛感加剧，患者坚持，每日涂约４次。内服外涂，服上方２０剂，溃烂面已消平缩小，头痛缓解，进食不感困难，大便通畅，尿转淡黄。坚持原方继续内服外涂，两个月后复诊，癌灶已全部平复，收口生肌，颌下淋巴结肿大也相继消失，口不渴，二便如常，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小而缓，改用六君子汤加沙参、石斛，调理脾胃善后，３个月复查，疗效巩固。
本例证见阴虚火炽，益肾水以资化源，口渴止，二便通调，改健脾胃以增进营养，结合消肿软坚，虫类搜剔，仍然是通过整体疗法以改善局部。
此二例标本兼治而重在治本，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但治脾治肾各有侧重。
（三)辨证论治注意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恒动的整体观和个体差异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刘氏曾治几例腹主动脉瘤，治法同中有异。例一，伏某某，男，５４岁，近年来，自觉腹部有一股气向上冲，发作时，心悸头昏，耳鸣，恶心欲呕，颈动脉搏动明显，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诊断为“腹主动脉瘤”。于１９７９年７月来所就诊时，脐上二指处扪及肿块约４ｃｍ×３ｃｍ×１５ｃｍ，搏动应手，身体俯仰受限，纳差，倦怠乏力，形寒便溏，舌质紫，苔润白，舌下静脉曲张，脉弦缓滞涩，此属脾肾阳虚，瘀血阻络。治宜温中助化、活血通络，主以附子理中汤：党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炮姜３克、炙草５克、附片３克、加酒芍１０克、肉桂２克、水蛭５克、地鳖虫１０克、海藻１０克、田三七３克、荜澄茄３克、鸡内金５克。服１４剂，食纳增进，形寒消失，大便成形，冲逆症状减轻，发作已稀，肿块未再增大。原方去附片、炮姜，加丹参、隔山消、瓦楞子（煅红醋淬)。坚持服３个月，肿块逐渐消失，冲逆止而未作，眠食俱佳，复诊，舌质淡红，脉已不涩，体重由５２千克增至５７千克。最近复查疗效巩固。
这种化瘀通络的方法，是通过健脾胃、助消化而达到治疗目的。
例二，卿某某，男，４５岁，患者近年来自觉腹部有股气向上冲，发作欲死，心忡心烦，头晕眼花，颈动脉冲动，恶心作呕，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诊断为“腹主动脉瘤”。于１９８０年２月就诊我所，患者纳差，睡眠不好，口干，便结，舌质暗紫，舌下静脉曲张，脉弦数带涩，证属阴虚阳亢冲气上逆，瘀血阻络，治宜镇冲潜阳，活血通络：丹参１２克、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白芍５克、赭第四卷４０７石３０克、龙齿１２克、珍珠母２０克、瓦楞子１２克、海藻１０克、水蛭３克、肉桂１克、地鳖虫１０克，服１５剂。
复诊：气上冲胸次数减少，发作时症状减轻。精神稍好，脉仍弦涩。小腹觉隐痛。原方肉桂加至２克，又服１５剂，患者明显好转，气上冲胸渐止。眠食俱佳，大便带结，舌质稍红，苔薄白，脉弦不涩。原方去肉桂１克，加地龙１０克、草决明１２克。服３０剂后，患者来信，病愈，已返工作岗位。
以上二例，都属主动脉瘤。前者偏于脾肾阳虚，形寒消失，即去姜附；后者偏于肝肾阴虚，出现小腹隐痛，即少加肉桂以化寒凝、降冲逆，此病同证异而治法不同，必须注意个体差异。
（四)注意精神因素与自然疗能的关系心理、社会因素对肿瘤病的发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加强祖国医学研究的同时，加强精神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内经》中早已指出：“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真气从之，病安从来”。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产生抗力，与它作斗争。直至战而胜之。”战胜疾病（包括肿瘤)，国外学者曾详查了１９００～１９６５年所报道的世界文献，在６５年间有１７６例经病理组织学确诊无疑的许多种类癌瘤得到自然获愈的“脱癌”（本文和三例亦属此类)。因此，刘氏常用毛主席这一教导鼓舞病人斗志。例如老红军王某某，男，６１岁。１９７３年患声音嘶哑，喉部隐痛，吞咽时有异物感，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会诊为喉癌，曾去广州部队医院放疗。因白细胞降低，体力不支，病情未改变。于１９７３年４月回湖南就诊中医。治前检查，披裂水肿，假声带充血，咽后壁滤泡密布，右颈淋巴２ｃｍ×２ｃｍ，右胸闷痛，咽干口燥，眠食俱差，大便干结，小便黄赤，舌质绛红无苔，脉弦细带数。此属肾阴亏损，虚火上炎，治宜滋阴降火，理肺清咽：太子参１５克、沙参１０克、生地１５克、丹皮１０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０克、白芍１０克、甘草５克、冬虫草５克、川贝５克、木蝴蝶３克、藏青果（另噙咽)，日夜服一剂，“治上焦如羽”，嘱每隔两小时一次，小量呷服。并针对悲观情绪，反复讲解毛主席给王观澜同志的信，以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连服４０剂，喉痛减轻，声音渐出，吞咽不困难，情绪乐观，大便已不结，小便淡黄，舌质转淡红而润，仍无苔，脉弦细不数。原方去生地、丹皮，加熟地１５克、怀山１２克、金樱肉１２克，又服３０剂，病情进一步好转，１９７４年７月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复查，喉部基本良好，声带变白，披裂未见异常。根据下肢冷感，便溏，小便夜多，腰酸、膝软等症状，为阴损及阳，治宜柔剂养阳，用金匮肾气丸去桂加牛膝、菟丝。共研细炼蜜为丸梧桐子大。每服３０丸，日夜４次，连服３个月后，下肢冷感等症状消失，语言清亮，吞咽无阻。每年秋冬，仍间服中药，随访８年，疗效巩固。
综上所述，虽举例不同，但整体观、辨证论治、提高免疫力、增强自然疗能是相同的，而且是有内在联系的，治病必须治人，既要针对素质，更要注意精神，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治疗其他疾病如此，治疗肿瘤也不例外。
第四卷４０８临证特色
一、将脾胃学理论灵活应用于临床刘氏认为：脾胃学应用的基本方法，应遵东垣“重视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之则，兼“治病治人”之旨，然后据理以立法，缘法以尽变，以达到治疗之目的。现将刘氏脾胃学应用的基本方法介绍如下：（一)调和营卫法刘氏认为：“脾为之卫”，脾虚时可导致免疫功能低下。《内经》云：“阴者藏精而起亟，阳者卫外而为固。”脾胃健运，阴裕阳充，则抵抗力自然提高，此法常用于表虚易感者。如刘氏治康某某，女，４０岁，常自汗出，易感冒，怠倦嗜睡，少气懒言，脉缓弱无力，与黄芪建中汤７剂而病解，此东垣五药之一，乃《金匮要略》治“虚劳里急诸不足”者。尤在泾云：“急者缓之必以甘，不足者补之必以温，而充虚塞空则黄芪尤有专长也。”所以固表止汗，可防复感，用之屡验。
（二)和胃疏肝法“胃不和则卧不安”、“胃宜降则和”。刘氏认为：肝胆气郁，多见胃气上逆，故降胃必须平肝。胃寒不和则泛清涎；胃热不和则食入即吐；过饱不和则宜消其食；过饥不和则宜填其空。
和则纳，降则通，肝之疏泄利则气不滞血不瘀，而痛止矣。如治范某某，女，４２岁，患者精神不爽，胃脘刺痛连胁，影响睡眠，恶心欲呕，不思饮食。经某医院用纤维胃镜检查为“慢性浅表性胃炎”，曾用中西药治疗，疗效不明显。察其舌质淡红而边紫暗，苔白薄，其脉弦涩。此乃肝胃不和，肝气横逆犯胃，气滞血瘀而作痛。治宜和胃疏肝，调达气血。方用沙参、茯苓、怀山、炙甘草、法夏、广皮、灵脂、蒲黄、延胡索、白芍、甘松、砂仁。服上方１４剂，胃痛缓解，恶心欲呕消失，食纳增加，拟原方１４剂，服完病愈，未再复发。
刘氏认为：本例患者久病体虚，精神不爽，气郁伤肝，肝气横逆犯胃，气机阻塞瘀滞，胃失和降而痛连脘胁。故治疗用陈夏六君加砂仁，以健脾和胃，用沙参、怀山易参术者，养脾胃之阴也。《别录》云：“沙参疗胃痹心腹痛。”用延胡、白芍、灵脂、蒲黄、甘松，疏肝理气，活血化瘀，不治“炎”而炎症自愈。
（三)和胃利胆法胆邪犯胃，则痛呕胆汁，利胆而不和胃降逆，则非其治也。虽然，“十一脏皆取决于胆”，但调其升降者仍在脾胃，故立和胃利胆法。如治谭某某，女，４４岁。患者右上腹、胁下时痛，且向右肩放射，阵发性加剧，反复发作１年余，发时剧痛，呕吐黄水。到湖南省人民医院胆囊造影检查，发现胆囊肿大为７ｃｍ×４ｃｍ，诊断为胆囊炎，准备手术，患者不愿，于１９８０年５月来院就诊。
初诊时，除上述症状外，并见面色萎黄，纳差，体倦，小便黄，舌苔薄白，质红，脉弦数。此乃肝胆第四卷４０９郁热，气滞血瘀而痛。治宜和胃降逆，疏肝利胆，佐以益气活血，欲降之必先升之。方用四逆散加减：柴胡、白芍、枳实、甘草、太子参、沙参、丹参、女贞子、灵脂、蒲黄、郁金、金钱草，另加火硝（胶囊装吞)、鸡内金、隔山消。复诊：服前方３０剂，右胁胀痛缓解，停药。３个月后复查，胆囊缩小，但仍体倦，舌红，脉弦不数。仍用原方１５剂，以善其后。过１年反映，愈后未复发。
刘氏认为：胆附于肝，肝胆郁热，气滞血行不畅，故右上腹、胁下阵发性剧痛，呕吐黄水，小便黄，脉弦数。方用四逆散、郁金、鸡内金、隔山消疏肝利胆，太子参、沙参、女贞子益气养阴，丹参、灵脂、蒲黄活血化瘀。即《内经》所谓“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是也。
（四)养胃宁心法《金匮》曰：“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此多因情志抑郁，心脾受损，脏阴不足而成。宜养胃宁心法，此法常用于脏躁证。如万某，女，３岁。出生３个月后，夜啼，烦躁不安，哭无虚夕，服镇静安眠剂，缓解暂时，不能根治。白天精神不振，食纳一般，口干饮水，大便干结，小便夜多。烦躁啼哭时，手足乱动，汗出气急。经中西医治，已近３岁，无明显疗效，其父母轮流守护，疲惫不堪。因亲友之荐，自贵阳市远道来长沙就诊。细察体型瘦弱，面白无华，头毛作穗状，目有浮光，对周围事物敏感，性情乖戾，哭声尖锐。其父母代诉：近因秋燥，更夜不成眠，口干引饮，尿多便结，舌质红，无苔垢，脉细数，断为脏躁证。拟方：甘草、小麦、大枣、生地、丹参、龙齿、龟板、白蜜（蒸兑)。察其头热而足冷，嘱每晚用艾叶煎汤洗足，头部枕以凉席，即“上清下温”。其药甜，儿不拒，以小量多次喂服。服第１剂后，夜间能入睡两小时，在长沙坚持服１０剂，同时使用清上温下的物理疗法，能入睡４～６小时。复诊：头不热，足不冷，口渴大减而夜尿少，汗出止而大便调。舌质淡红，有薄白苔，脉数稍缓。带药回家，一月后来信，坚持服用上方２０剂（分１个月服完)已眠食正常。１９８８年元月，邮索一方：陈半六君汤加黄芪、丹参、炙远志、枣仁、生地、百合、大枣、麦芽、鸡金。健脾助化，益气养心，１４剂。１９８８年４月来信，服善后方疗效巩固。
刘氏认为：妇女有脏躁证，特别易出现于更年期。此儿出生几个月就患脏躁证，实匪夷所思。有些医家认为“子脏”发躁，推之于婴儿又如何解释？陈修园说：“五脏属阴，不必拘于何脏”，此言甚是。观甘麦大枣汤方后注“亦补脾气”，以脾为生化之源，乃五脏之阴根本所在，可以从中找出答案。
（五)养胃开结法噎乃膈之渐，膈乃噎之终。虽有五膈之名，多属食管痉挛、狭窄、肿块等的临床表现。病位常见于食管的上、中、下段及贲门。症见食不得入或食入反出，伴吐涎沫，大便如羊屎。病因多属忧郁、伤酒、过食咸菜等。病机属“津枯气结”，瘀血阻滞，治此刘氏常用养胃开结法。如：刘某某，男，６４岁，３个月前进食梗阻，厌油，腹部胀痛，逐渐消瘦，只能食少量糖拌稀饭。后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作食道镜检，诊断为“食道中下段癌”，患者拒绝手术，遂来我院求治。就诊时，食之即吐，日进２两流汁，厌油，腹胀，消瘦，口干喜热饮，大便干结，舌淡红，苔润白，脉弦细。此系阴虚气结，顽痰瘀血阻塞食道，结滞不行，治宜养胃开结，软坚化痰。方拟：太子参、沙参、丹参、制首乌、法夏、广皮、壁虎、急性子、蜈蚣、瓦楞子、草决明、肉苁蓉、杵头糠、白蜜（饭上蒸一次)兑服。每服一茶匙，细咽缓吞，１小时进药１次。复诊：服上方１０剂，食道梗阻感明显第四卷４１０减轻，大便亦润通，每日能进流汁５～６两，但食道仍有疼痛感，口干，舌脉同前，仍上方，加重丹参为１５克、水蛭１０克、海藻１０克，继续服１４剂。三诊：患者症状继续减轻，胸部痛感缓解，纳食增进，精神好转，口干减，舌淡白，苔薄白，脉弦缓，以养肝肾之阴之药白芍、女贞子佐之。另用单方鲜菝葜２４０克、猪肉６０克，炖汤服，始终坚持此方，服菝葜共３７斤，食道梗阻感完全消失，饮食如常，病者１年后反映情况良好。刘氏认为：食道中下段癌系中医的膈食证。《医述》引《会心录》云：“愚按膈证病在上焦，其源实在下焦……。而膈证之火，其根实发乎肾，右肾中水亏，不能摄伏阳光。故虚火上浮，火与痰结搏于食道，致使膈塞不通，食不得下。”余按“阴虚气结”瘀血阻滞论治外，单方菝葜味虽甘温，配伍瘦肉炖汤，能消肿软坚，润肠通便，始终坚持服药，与所拟复方相辅相成，济上焦之枯，润肠道之燥，因而收效甚良。加水蛭、海藻者，化瘀软坚以治其局部症结。
（六)清宣温化法刘氏认为：湿热之气触自口鼻，阻塞气分，不饥不食，便尿不爽，亦三焦同病。湿则太阴，热则阳明，湿热郁蒸，常致清窍不灵，发热不退。此湿遏热伏，邪在卫分、气分，治宜清宣温化，化其浊，逐其秽。若湿重于热，肺气失宣，热蒸多汗，头昏头重，胸闷不饥，口渴不饮，便尿不爽，午后发热，状若阴虚。胸闷呕恶，饮食不入者，与三仁汤加减（《温病条辨•上焦篇》)。若热重于湿，神识迷糊，尿短黄赤者，与甘露消毒丹加减（《温热经纬•方论》)。本法曾治一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症见发热（３８９℃)，胸背手足紫癜，新旧相同，散在出现，巩膜及皮肤黄染。其夫人代诉：头部眩晕重胀，胸闷不饥，恶心作呕，不能进食已一星期，口苦不欲饮水，出汗见于上身齐颈而还，腹胀肢重，午后发热，傍晚神志昏糊，大便微溏，小便黄短，舌质淡胖，苔黄白相兼而腻，脉濡带数。据脉证分析，属湿重于热的湿温证发斑、发黄。治宜清宣温化，渗湿除黄，解毒化斑。处方：白参须、苍术、土茯苓、法夏、广皮、藿香、薏苡仁、白豆蔻、杏仁、绵茵陈、苏丹参、牛角片（先煎一小时)、北山楂、鸡内金。服２剂体温下降（３７８℃)，呕止进食，服７剂热全退，未再出现新的紫癜，黄疸下降至１０个单位，汗止尿利，腹胀亦消，神志清醒，语言正常。
刘氏认为：本例西医诊断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出血紫癜”，中医辨证是“湿重于热的湿温证发斑，发黄。”按《温病条辨》辨证为“湿遏热伏”，用清宣温化法，不斤斤于治病的现象———紫癜，而是遵《内经》“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即抓住病的矛盾主要方面———湿温。这就是清代温热学家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
（七)益气宣窍法陈修园说：“上窍开则下窍泄”。刘氏认为：所谓“导水必自高源”，外窍闭则内窍塞，通便必注意皮毛，皮毛为肺之合，肺与大肠相表里，然而，调节升降又在脾胃中气也。如治某女，２１岁，患大小便秘塞不通，胀痛叫号两昼夜，医用硝黄等药，毫不为动，脉右手洪大，左手弦紧，舌上苔薄白而润，此属气闭，而非形结，故脉洪大而不沉实。仲景云：“洪则为气”，又其人不躁渴，舌无厚苔，且左脉弦紧，恶寒发热无汗，知病在太阳不在阳明。治宜散太阳之邪以启皮毛，升提脾肺之气以宣上窍，所谓“欲求南风，先开北牖”之意也。时在夏月，方用香薷１０克、荆芥穗５克、苏叶１６克、广皮５克、黄芪１５克、桔梗５克、葱白１握，煎汤乘热服之；外用葱白１握捣烂炒热布包熨脐，按法行之，一剂即愈。此乃仲师所谓“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第四卷４１１散”是也。
（八)调中疏导法《灵枢•本输篇》：“肺合大肠，大肠者，传导之府。”刘氏认为：大便阻塞不通者，古人有开肺气的治法，朱丹溪谓为“肠痹”。叶天士于《临证指南》中立“肠痹”一门，遵丹溪治肠痹，必开肺气，谓表里相应治法。亦《内经》所谓“肺主一身气化”，天气降，斯云雾清，而诸窍皆为通利，但“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又为肺气宣通之必备条件也。如治一肠梗阻，患者腹胀如鼓，大小便俱闭，进食则呕逆而吐出。诊为肠痹，阴阳交阻，气机逆乱。肺与大肠相表里，治宜调中疏导，先启皮气，后通地道。时在夏月，处方：陈香薷１０克、苏叶１５克、藿香１０克、防风１０克、荆芥５克、白蔻４克、法夏６克、广皮６克、厚朴５克、炙甘草４克、蒲公英３０克、砂仁３克、肉苁蓉５克、草决明１５克。当天下午开始服药，初服呕出腐秽的食物残渣，继服一剂，幸纳而未吐，半夜后汗出热退大小便俱通，泻满一瓷盆，患者酣然入睡，取消了手术决定。次日于香砂六君方中用白参１０克善后。
刘氏认为：粘连性肠梗阻，食入即吐，小便不通，大便闭结，属中医“关格”范畴。本例患者，乃阴阳交阻，气机逆乱所致之证，方用陈香薷、苏叶、荆芥、防风开肺气以启皮毛；厚朴、砂仁行气宽中和胃以宣痹；藿香、白蔻芳香化浊；法夏、广皮理气降逆；肉苁蓉、草决明温润肠道而通便；重用蒲公英，既可清热解毒，又可利尿而散交阻之结气；炙甘草调和诸药，所谓“观发知受”，表出则里和。此方寒温并用，“汗腺开则内窍泻”是也。健脾助化善其后者，以防其复发。
（九)养脾宁肺法程杏轩《医案初辑》云：“血证愈后，每多反复者，此由胃膜肺络损伤，须用法补之。订方用白芨、鱼鳔、绵丝、烧炭等分，为丸服之，永不复发。”刘氏对支气管扩张咯血病人，常用此法治愈多例。并认为：本病常因劳累、受寒、情绪激动而诱发，久病成损，不易根治。因经常咯血，血管更加脆弱，须按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卷二，补络补营原理，方能收到未雨绸缪之效。方中怀山、地黄，以养脾胃之阴；白芨、三七，止血化瘀有宁肺之效；鱼鳔甘平，性最胶粘；绵丝血染成炭亦甚凝固，二味补络补营，得生地、三七则不留瘀。此法具止血、消瘀、宁血、补虚之义（见唐容川《血证论》)。杨仁斋《直指方》云：“一切血证，经久不愈，每每以肺胃药收功。”用之得法者，此语屡验不爽。
（十)甘温除热法刘氏认为：“阴虚则生内热”，“阳气者烦劳则张”，此内伤发热之原理。甘温之剂能益脾胃之气，使阳生阴长，相互协调，则“阴平阳秘”而虚热自除。少气懒言，神疲体倦，长期低热，劳累则甚，气虚下陷，倦怠嗜卧者宜补中益气汤；眼睑、唇、舌俱淡，失血后心慌心悸者宜归脾汤；易感冒经常汗出发热者，宜玉屏风散。如治刘某某，男，８岁，因饮食不节，屡伤脾胃，忽感外寒遂发热咳嗽，医者用九味羌活汤，次用柴葛解肌汤，终用钩藤饮之类，其热不但不减，反继而增高，咳喘愈甚，腹胀便溏，肌热灼手，口渴时时饮水而不能多，脉数无力，舌润无苔，眼珠青色，无闪灼意。此证系内伤脾虚发热，断非外感。宜用甘温兼助消化之品，东垣曰：“甘温能除大热”，方用参、芪，于气陷者宜之，此证喘咳气升，黄芪不中与也，尤在泾曰：“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第四卷４１２火自除。”即对此证而言也。宜师之，方用：西党参１２克、白术５克、茯苓１０克、黑干姜３克、炙甘草５克、怀山１５克、麦芽１０克、生北山楂６克、砂仁３克、鸡内金３克。日服１剂。服药后，１剂热定，３剂热退，效不更方，继服１０剂，调理脾胃，兼助消化而痊愈。
刘氏认为：外感发热，“体若燔炭，汗出而散”，若内伤发热，多属脾胃虚弱，元气受伤，症见倦怠嗜卧，四肢不收。反复表散，则反而加重病情。东垣有甘温除热法，所谓“劳者温之，损者益之”是也。至于中虚且寒，“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火自除。”按法用之，效如桴鼓。
（十一)健脾升清法本法常用于糖尿病非胰岛素依赖型。刘氏认为：气阴两虚者不在少数。健脾以益气，所以制其消，养阴以升清，所以治其渴。但使方而不使于方，必须因人制宜。如治陈某某，女，４８岁。患糖尿病３年半，经江西医学院附属一医院住院诊治虽症状改善，但出院后血糖２５９ｍｇ％，尿糖＋＋＋，并有高血压病史，血压２２２～２７８／１２５～１６３ｋＰａ。初诊：“三多一少”症状明显，日渐消瘦，腹胀肠鸣，大便溏稀，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细，属脾失健运，清不升浊不降，治以健脾和胃，芳香助化，予七味白术散加减：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黄芪２０克、粉葛１２克、天花粉１２克、藿香５克、砂仁３克、怀山１８克、芡实１２克、生北山楂１０克、麦芽１０克、鸡内金３克。另木炭浇红淬水煎药。服药１４剂后，血糖１５６ｍｇ％，尿糖微量，腹胀肠鸣、大便溏稀有所改善。但全身骨节疼痛，手足发凉，舌质淡红，苔薄白，脉仍弦细，治法遵上，少佐附片以温经通络：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黄芪１５克、附片３克、薏苡仁１５克、蚕砂１２克、鸡血藤１０克、炒桑枝１５克、炙远志３克、枣仁５克、麦芽１０克、鸡内金３克。原方不去天花粉者，上浮之焰，非滋不熄，下积之阴，非暖不消，此花粉、附片同用，而并行不悖也。三诊又继进１４剂，尿糖消失，血糖正常，血压时有增高，口已不渴。仍形寒，四肢末梢冷感，眼底出血，呈飞蚊状，视物模糊，皮肤易出现疮疖，舌质淡红而苔润有白沫，脉弦小，治以健脾、养肝，通络散血之剂：条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土茯苓１５克、炙甘草５克、苍术５克、晚蚕砂１２克、夜明砂６克、蝉衣５克、白芍１２克、附片３克、夜交藤１５克、鸡血藤１０克、杜仲１２克、五加皮５克、炒桑枝１５克，２０剂。服后四肢已温，视力恢复、身痛痊愈，予六君子汤加黄芪、怀山药、生北山楂以善其后。３年复查，疗效巩固。
刘氏云：本例久患糖尿病，中西治疗未获满意疗效，初诊时“三多一少”症状虽然明显，但形寒肢冷，腹胀肠鸣一派脾胃虚弱，运化失司之象，此所谓“始传热中，末传寒中”，根据机能减退情况，予以健脾和胃，芳香助化，更以木炭烧红淬水煎药，使其肠内增加活性炭吸收作用，促使药物直达病所。盖人之一身以胃气为主，胃气旺则五脏受荫。故善后六君子汤加黄芪、怀山、生北山楂，仍是健脾胃致津液，以根治其受病之源。
（十二)健脾温肾法本法常用于哮喘，刘氏认为：哮喘为常见病之难治证，前人有发时治肺，平时治肾，治肺宜开，治肾宜纳的经验。哮喘多伴痰咳，肺为贮痰之器，脾为生痰之源，肾为五液之主，痰为病之因，亦为病之果，识病之机，索其病本而治之，则不中不远矣。刘氏用此法治易某某，男，４９岁。
素无哮喘病史，１９９１年７月因感冒诱发哮喘，住院治疗４个月，服消炎抗菌药及麻黄素、氨茶碱及中药苏陈九宝、定喘白果汤，止而复发，上午稍轻，下午加重，晚上更甚。哮喘发作时，语言第四卷４１３不能出声，喉中痰鸣，两肩上抬，汗出形寒。初诊：除上述病症外，食纳甚少，因发作夜剧影响睡眠，口虽干，喜热饮，大便带结而夜尿多，手有冷感，舌质淡红有齿印，苔薄白而润，脉弦小。此属肺气不肃，肾气不纳，脾失健运而升降失调，治宜润肺、健脾、温肾，以复其升降之常。方用：明党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炙远志３克、杏仁１０克、冬花６克、怀山１５克、白芍１２克、附片５克、杜仲１２克、补骨脂３克、肉苁蓉１２克。连服７剂，喘平汗减，四肢转温，眠食安而夜尿减。复诊，察其形虽肥而气不足，哮喘虽平而动则有汗，且易感冒。原方附片减为３克，加北黄芪１５克，继服１４剂，汗止而语言清亮。再拟参须３０克、蛤蚧（酥炙)１对，研细末炼蜜为丸如龙眼核大，每服１丸，日夜４次，以巩固疗效。
刘氏云：本例形肥气弱，外强中干，因连续感冒诱发哮喘，医见其形盛，屡用宣表治肺之剂，致汗多肢冷，而病转增。今改用真武合六君温中以暖下，辅以杏仁、冬花、远志润肺以祛痰，怀山、肉苁蓉、杜仲、补骨脂补肾以纳气，用整体调节以改善局部，不治哮喘而哮喘自平。善后用参须蛤蚧丸者，肺肾同治以固其本也。
（十三)健脾利湿法刘氏认为：脾主湿而恶湿，脾虚气弱则湿聚，凝于内则为痰为饮，泛于外则为肿为胀。痰与水同源而异流，其因虽有内外之不同，而其病机则脾肺肾三脏相关最为密切，故张景岳说：“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所以健脾利湿是治水的主要环节，也是开门洁府的关键所在。本法常用于水肿之证，刘氏认为本病与脾肺肾相关，理脾为正治之法，因脾主运化，重用白术或苍术，“脾土一旺，水有所制……”，故先以六君子加北黄芪、晚蚕砂、苡米、怀山、麦芽、鸡内金健脾益气以安其中土，中土安则水自有出路。而久病伤阴，终以益气养阴，育阴利尿为治，使湿去而阴不伤，邪去而正气复。
（十四)健脾平肝法刘氏认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木郁则达之”。然太阴湿土得阳始运，脾气下陷固病，脾气不运亦病，“当先实脾”，见在机先。肝脾不和，抑郁不舒，郁于上则胸胁隐痛，宜魏氏一贯煎（治在肝胃)，郁于下则小腹坠胀，宜逍遥散（治在肝脾)，低热不退者，叶天士加桑叶、丹皮。中气虚弱，健运失司，以致水谷不化精微，聚湿生痰，痰浊交阻，引动肝风，则头晕眼花，房屋旋转等症发作。治以健脾助化，平肝熄风，则眩晕停而呕吐自止，善后以六君健脾，天麻以熄风，黄芪以舒肝用，白芍以敛肝体而疗效巩固。
（十五)健脾化痰法丹溪云：“无痰不作眩”。刘氏认为：脾失健运，肝风内动，出现头重头晕目眩欲倒，恶心作呕，类似西医所称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又称内耳眩晕症)。东垣主半夏白术天麻汤：半夏化痰，白术健脾，天麻熄风。风无湿不恋，痰无湿不生，健脾以治痰湿之源，因而这三味是主药。
如治肖某某，女，１７岁，住南县机械厂。１年前开始发作头痛、眩晕，经常昏倒，头晕甚时，伴见呕吐，病情逐渐加重。后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一院摄片检查（照片号１６５８９０)，报告为：“右耳内听道扩大，建议临床进一步检查，疑脑肿瘤”。经西医降颅压治疗，头痛稍减，呕吐止，但反复发作，遂来我院。初诊：头晕，行动失去平衡，常欲仆地，晕甚时不能睁眼，躺倒则舒；纳差，精神疲第四卷４１４乏，眼睑浮肿，口不干，小便多，大便正常，舌质淡红，苔白而腻，脉弦小带滑。此乃脾胃失其健运，肝风挟痰，上扰清窍，致使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治宜健脾化痰，平肝熄风。方拟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明党参１２克、丹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天麻１０克、法夏６克、广皮５克、白芍１２克、珍珠母２０克、钩藤１０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草１０克、代赭石１５克、天葵子１０克。另以锈铁烧红淬水兑药。复诊：服上方１４剂，头痛眩晕减轻，眼睑浮肿已消，步履平衡。但仍纳差，食后腹胀，大便见溏，舌质淡红，苔润白，脉弦小。上方去代赭石、女贞子、旱莲草，加麦芽１０克、荜澄茄５克、砂仁５克、鸡内金５克，继服１４剂，健脾以助化。三诊：眩晕已止，头痛未发，纳食增进，口不干，二便如常，舌脉正常，仍以六君子汤健脾和胃，加白芍、珍珠母，平肝熄风以善其后，１年后反映，疗效巩固。
刘氏认为：本病乃脾虚失其健运，痰浊内生，肝气挟痰上扰清空，致清阳不升，浊气不降，故出现眩晕，经常跌仆、呕吐。治宜六君子汤健脾化痰，珍珠母、白芍、代赭石、锈铁平肝降逆，女贞子、旱莲草养肝肾之阴。用药得当，收效甚速，效不更方，故仍用此方加减善后。
（十六)健脾利水法刘氏曾用此法治疗一例“颅咽管瘤”。刘氏认为：“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入肾”（《素问•五脏生成篇》)，又“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素问•通评虚实论》)，“上病下取”已有治则。特别是健脾胃以利转输，边补边脱，此不治之治也。如治易某某，女，８岁，住醴陵瓷厂。１９８１年初，开始视力减退，视物模糊，同年８月份突现头痛、剧烈呕吐，经当地中西医结合治疗，呕吐即止。后经广州医学院神经科检查“心电图异常，Ｔ波改变”，又转上海华山医院ＣＴ扫描，诊断为“颅咽管瘤”，建议手术。开颅后，因肿瘤不能摘除，行抽水术，保留金属管于颅内，建议如发现颅压增高，随时来沪行抽水术。家长负担不起，遂来我院中医治疗。初诊：偶发头痛，手术部突出坚硬，心前区疼痛，烦躁不安，叫喊心胸不适，精神疲乏，偶见神志不清，乱摔东西，甚则打其父母。纳差，大便溏，日１～２次，睡眠不好，口不干，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带滑。此系脾失健运，水停心下，水气乘心则见心忡，脑内瘀阻，则神志不清。治宜健脾利水，养心安神，佐以活血化瘀，方拟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加减：土茯苓１５克、白术６克、党参６克、炙甘草４克、怀山１５克、丹参１５克、炙远志３克、枣仁１０克、琥珀３克（研冲兑)、白芍１２克、灵脂８克、蒲黄８克、建菖蒲３克、鸡内金３克、麦芽８克。复诊：进上方１０剂，头痛缓解，心痛、心忡、心胸不适等症状明显减轻，神志清楚，纳食增进，但仍烦躁，睡眠不安，脉舌同前，仍以上方加龙齿１５克（先煎)、柏子霜５克镇以安神。三诊：上方再进２０剂，头痛减轻，发作间隙延长，每夜能睡１０小时。但患儿两腿无力，烦躁，腰酸，不愿活动，舌淡红，苔薄白，脉弦小，仍以健脾利水，养心安神佐以强筋壮骨之品，仍上方去琥珀、蒲黄，加杜仲、巴戟天、牛膝，坚持服１个月，小儿腿已有力，诸症消失。为巩固疗效，给以养心安神，调理脾胃而收功。迄今已两年，情况良好，服中药后，未行过抽水术，上海复查，原医者叹为奇迹。刘氏认为本病由脾肾虚弱，水饮内停于心下，则心中抑郁不宁，时而烦躁，时而神志不清，水泛高位，脑内瘀阻，间歇性头痛头昏，治以健脾利水，养心安神，未斤斤于治颅咽管瘤，通过整体疗法，改善了局部病变。
第四卷４１５（十七)健脾解表法刘氏认为：辨病必须辨证，辨证必须了解其人素质，或云“解表无必要健脾”，此乃就一般而言。如病久脾虚，非健脾则无以为发表之地，此仲景用桂枝汤啜热粥即其义也。况屡表而寒不解，屡清而眼尚红，岂不考虑“始传热中，末传寒中”之变乎？龙某某，男，５６岁，住长沙市。据述２个月前往返于滨湖水灾区，患上当时流行的“红眼病”，经西医院眼科治疗，抗病毒、滴眼药，虽获好转，但未根治，近两周以来因劳累受寒，病复发而加重，仍用前法治疗效不明显。因请中医面诊，诉头重恶寒，四肢倦困，两眼结膜暗红成片，翼状胬肉侵及角膜，沙涩难开，无眵泪冷，眼胞不肿不红，口不渴，二便如常，舌质淡红而胖，苔薄白，脉弦小。据脉证分析，此属“寒沙眼”，所谓“眼疾无表不发”是也。方用明党参１２克、苏叶１０克、荆芥穗５克、防风１０克、苍术１０克、藿香６克、晚蚕砂１２克、夜明砂６克、白蔻３克、蒺藜１０克、蝉蜕５克，每日１剂连续５剂。
复诊：身得微汗而全体舒松，头如脱帽，两眼结膜潮红及翼状胬肉已消失９０％。症见舌苔白腻，纳化不佳，易方以六君子汤加苍术、藿香、白蔻、夜明砂、晚蚕砂、鸡金、麦芽，１０剂。眼结膜黑白分明，愈后未复发。
辨病必须辨证，辨证必须了解其人素质，得以审证求因。本例形肥多湿，往来于蒙蒙细雨中，内湿易招外湿，兼之表寒郁遏，邪走空窍，治以辛温解表，淡渗利湿，全身微汗不使如水淋漓，则寒去湿也去，此“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也。观于此，“火郁则发之”，切不可见热投凉，此案是从整体以改善局部。
（十八)健脾益气法“眼胞下垂”，《诸病源候论》称“睢目”，《目经大成》称为“睑废”。刘氏认为：目为肝窍，目得血而能视，眼胞属脾胃，开合在于气机。患者展眼不开，易于疲劳，以肝为罢极之本，脾为肌肉之主，气至则力张，而开合自如矣。但用药使其由量变到质变，不可邀功旦夕。常用方：党参１８克、白术１０克、土茯苓１２克、炙甘草５克、黄芪３０克、当归６克、广皮５克、升麻３克、桔梗５克、苍术１５克、晚蚕砂１２克、水蛭５克、肉桂１克。煎服。每日１剂。本证北黄芪有用至６０克，苍术用至２０克而收效者，此方加减治长沙吴某某、津市钟某某均获捷效。
（十九)益气通络法刘氏认为：“建中央以运四旁”在于气，“培后天以养先天”在于精。中气一壮，百脉贯通，气行则麻木自已，养正则滞着自除，故立益气通络法。刘氏用此法治疗产后面神经麻痹，疗效甚捷。刘氏认为：面神经麻痹属中医“中风”范畴，即《金匮要略》所云：“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不遂”之证。曾治１例产后气血两虚、营卫失调者，因出血、流汗过多，腠里空虚，抵抗力弱，风邪乘虚而入，损伤络脉，以致面瘫口歪，眼闭合不全，麻木不仁，口水不收。治宜益气健脾，疏风通络。方用黄芪四君健脾以益其气；归芍、二至养阴以活其血；三五七散（怀山药、枣皮、附片)摄纳肾阳以固其根本；全蝎、蜈蚣疏风通络以治其标。《医学衰中参西录》云：“蜈蚣走窜力最速，内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外用蓖麻３０克，研细，鳝鱼血调敷患侧面部，服药１４剂，口眼歪斜明显好转，以六第四卷４１６君子汤合三五七散而收功。此诸药相配，以扶正为主，培后天以养先天，所谓“滋苗者必溉其根”是也。
（二十)温阳通痹法刘氏认为“阳虚则生外寒”，寒则凝泣而血行受阻。且“阳气不足则身冷”，形寒麻木即其表现也。脾主四肢，四肢为诸阳之本（末)，温其中而阳自通，畅其流则络自活。《内经》云：“冬，善病痹厥”，应参与考虑。刘氏用此法治愈雷诺氏病。胡某某，女，３０岁，四肢末梢如针刺感，晨起发红，旋即发凉，肢端苍白疼痛麻木，手指僵硬，右足比左足为剧，桡动脉扪不到，下冷水受风寒痛更甚，经西医院诊断为“雷诺氏病”，用谷维素、地巴唑、烟酸等治疗已６个月，无进展。
１９７２年１０月，步履困难，用车就诊我院。初诊：面色无华，四肢末端青紫，冷感麻木，血压１３９／８３ｋＰａ。口不渴，因痛晚上睡眠少，食纳可，月经及二便正常，舌质淡紫，苔薄白而润，脉弦细。属脾肾阳虚，气滞血瘀，寒凝络阻。治宜健脾助运以温阳，活血化瘀以通络。处方：北黄芪２０克、白术１０克、当归１０克、白芍１２克、附片５克、炙甘草３克、桂尖５克、鸡血藤１０克、鹿角霜１０克、水蛭３克、地鳖虫１０克、炒桑枝１５克、生姜３片、大枣３枚。服１５剂后，肢端青紫转红活，刺痛麻木均减，能步行五里就诊。复诊：晚上双腿（腓肠部)转筋。原方白芍加至１５克、附片加至９克，加怀山１５克、枣皮６克、杜仲１２克、巴戟天１２克、继服２０剂，病愈而上班工作。１９７３年７月患者又来就诊，自述双大腿在夏天烧灼痛，皮肤表面作麻，肢端仍见青紫厥冷，受凉则烧灼更明显。口微渴，大便干，小便黄，睡眠差，食纳少，舌质红，无苔垢，脉弦小带涩。病人问此病去冬寒，今夏热何故。此因去冬“阳虚则生外寒”，今夏“阴虚则生内热”。病不同，治法当异，此宜滋阴潜阳，活血通络。炙龟板１５克、炙鳖甲１５克、白芍１５克、生地１５克、丹参１２克、制首乌１５克、鸡血藤１０克、牛膝１０克、骨碎补１０克。连服１０剂，双下肢灼热感消退，痛未除，原方加黄芪１２克，防己１０克，再服７剂，良愈。后未复发，随访１０年疗效巩固。
肢端青紫症，从形象上反映络阻血瘀，肢端厥冷，但在同一患者身上，因不同时令，出现“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用健脾助运，温阳通络法而治愈。“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用滋阴潜阳、活血通络法治愈。前后临床表现不同，治法亦因之而异，可见中医治病，是因人、因时、因证制宜的，更要与自然环境相适应。
（二十一)温肾健脾法刘河间治“内夺而厥，舌喑不能言，双足废而不用，肾脉虚弱，其气厥不至，舌不仁（麻木)，声音不出者，主地黄饮子”（《宣明论方•喑痱证》)，或云“中风既为热甚，治法或用乌附之类热药何也”？刘完素认为：“欲令药气开通经络，使气血宣行而无壅滞也”，“慎不可但以峻热攻痹，反而绝其已衰之阴气也”（《原病式•火气为病•火类》)。刘氏据此用温肾健脾法，曾治疗１例中风后遗症。患者平素有头晕眼花，上重下轻，行步不稳的感觉。于１９８５年夏季，突然卒倒，人事不知，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诊为“脑血栓形成”，邀刘氏往诊。初诊：颜面潮红，昏沉失语，便尿遗失。右侧偏瘫，扪其两足冰冷，知为上盛下虚，此河间所谓“内夺而厥，舌喑不能言，双足废而不用，肾脉虚弱，其气厥不至，舌不仁……声音不出者，主地黄饮子”，宜上病下取法，乃按法加减：制首乌、白芍、丹参、炙远志、建菖蒲、杜仲、巴戟天、肉苁蓉、牛膝、附片、麦芽、鸡内金，锈铁烧红入黄连淬水兑药。外用艾叶、附片煎汤洗足，每晚１次。服药两个月后能下床活动，并第四卷４１７坚持锻炼，逐渐恢复正常，以六君子汤加黄芪、丹参收功。
刘氏认为：此即《内经》“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复返则生，不复返则死”之证。双下肢冷，两尺脉空虚，乃肾气厥逆之证。少阴之脉循喉咙夹舌本，“妇人重身，九月而喑”（《素问•奇病论》)乃胎压肾气不至，此证乃肾气上逆，至而壅塞，故麻木短缩而舌喑。地黄饮子为治此证之专方。恐其凝滞，故用首乌代地黄；嫌其酸敛，乃以白芍代山萸；防其滋腻，乃用黄连代麦冬、石斛。肾气一复，即从后天着眼，以脾司运化主四肢也。
（二十二)健脾补督法刘氏认为：人体损伤，轻微者常自然修复，超过了自然疗能的界限，就必须人为地调节、整理、补充。治损的原则莫如《难经》：“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治五脏如此，使全身修复亦莫不皆然。刘氏曾用此法治１例患脊柱骨摔伤者，病已２年，治无进展，颈顶僵硬，头不能竖起，坐倚墙壁，步履困难，需人搀扶，前俯后仰，失去平衡，面色苍白，神态悲观，诉腰脊痛，肢倦麻冷，懒于言动，眠食俱差，大便量少，舌质淡红而润，脉弦小无力。刘氏认为此属“督脉为病，脊强而厥”，损伤奇经，非常法可治，宜健脾胃以资化源，补督脉而营筋骨。给予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鹿筋、怀山、山萸肉、附片、丹参、黄芪、当归、白芍、杜仲、续断、狗脊、麦芽、鸡内金，每日１剂，煎３次，温服。
另用单方猪脊髓、鹿筋、红枣、桂圆蒸汤间服，并嘱其矫正姿势的锻炼，此方加减１０３剂而愈。
刘氏认为脊柱摔伤，原用局部疗法，病无进展反呈肌肉萎缩，患者及父母失掉治愈信心。
因改诊中医用全身疗法，结合血肉有情的食疗，并坚持功能锻炼，给以精神鼓舞，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不到半年达到恢复正常，并已走上工作岗位。
（二十三)健脾温肾变法刘氏认为：脾虚则湿聚，肾虚则水泛。湿聚水泛是相互影响的，故附子理中汤温脾阳以及肾阳，真武汤温肾阳以及脾阳，此脾肾相关之正治法也。其如兼气虚下陷，湿热瘀阻，必须标本兼治，但仍以治本为主，此变法也。刘氏治１例尿毒症患者，神志尚清，语言低微，呼吸急促，面浮肿，色白光白，口呼氨气，食入即吐，口干不欲饮，头晕心悸，大便溏薄，日三次，小便极少，日夜３００～４００毫升，舌质淡胖，苔白腻而滑，脉弦缓。辨为脾肾两虚，脾气不升，浊阴不降，肾机减退则三焦气化失常，治从健脾温肾，益气养阴疏通三焦。方拟补中益气汤加减：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北黄芪、桔梗、法夏、广皮、白芍、白茅根、腊瓜、杜仲、五加皮、女贞子、旱莲草、鸡内金、砂仁。连服上方１３剂，恶心止，大便成形。此方加减服５０余剂后，病已明显好转，仍以六君子汤加黄芪、玉米须善后。
刘氏认为“中气不足，则溲便为之变”。此病与肺、脾、肾三脏相关，其关键在脾。由于久病脾气下陷，清阳不升，故在上见呼吸急促、心慌；浊阴不降，而在下产生小便量少，大便溏薄。其治疗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方中黄芪、桔梗“提其气，气升则水自降，盖气承载其水也”；参、术、苓、草健脾扶中，脾气健运，则浊阴下行；白茅根、苡米利水化湿而不伤阴。如此一升一降，则气化得行，小便自通，湿浊乃化；杜仲、附片、女贞、旱莲，肾阴阳双补，“以平为期”，故病情迅速好转，而以健脾助化收功。
第四卷４１８（二十四)温中回阳法刘氏认为：中宫虚寒，上呕下泻，肢冷嗜卧，渴喜热饮，甚至脱水转筋（目陷声嘶乃脱水之征)。在温中回阳的同时，宜救津液之失。亦有冷积带下，治宜开冰解冻者，乃变回阳为通阳，法变而方不变也。如治１例慢性盆腔炎，患者时腰腹坠胀作痛，肢冷便溏，证属脾肾虚寒，长期吃白胡椒，符合中医远隔脏器的刺激疗法，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王太仆所谓“病寒而甚，热之不热是无火也”。胡椒辛热而散，只能暂开阴结，不能固护元阳，常服反有耗阴损目之嫌，故患者视力模糊。改用附子理中汤以温煦脾肾之阳，善后方用苍术者，雷?云：“苍术治目盲，燥脾去湿宜用”。其实本品敛脾精，止带浊，使水谷之精华上注，故明目。通过整体疗法，改善了局部症状。
（二十五)补气统血法刘氏认为：发斑分虚实二类：实证发病急，伴有高热，多为血热发斑与毒热发斑，宜犀角地黄及化斑汤之类加减；虚证低热或中热，《东医宝鉴》称为“内伤发斑”，如阴虚血热型，宜三甲复脉汤，脾气虚弱型，宜归脾汤补气以统血。如刘氏用此法治１例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张某某，男，７个月。低热不退，皮肤（尤以双下肢为甚)有出血点，经湖南医科大学附二院血象检查：血色素７５克％，白细胞４０００／ｍｍ３，血小板４万／ｍｍ３。诊断为“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就诊我院。
初诊：患儿面色苍白，神疲气乏，四肢无力，食减嗜睡，眼睑、唇、舌俱淡，双下肢散布陈旧和新鲜的出血斑点甚多，上部少见，指纹淡滞。此属脾虚气弱，不能统血的虚斑，治宜补气统血。方用归脾汤加减：党参１０克、白术５克、茯苓６克、炙甘草５克、怀山１２克、黄芪１２克、龙眼肉１０克、大枣５枚、鹿角霜５克、当归５克、黄精１０克、鸡血藤５克、砂仁３克、鸡内金３克。复诊：服上方１０剂，食欲增加，面色转红。复查：血小板增至８４万／ｍｍ３，未见新的出血斑点。原方去黄精，加熟地１０克、枸杞６克、制首乌１０克、女贞子１０克、旱莲草６克。三诊：继进１５剂，再查血象：血色素１２克％，白细胞６５００／ｍｍ３，血小板１２５万／ｍｍ３，出血斑点消失，精神活跃，眠食正常。３个月后复查，疗效巩固。刘氏认为：本例在哺乳期患“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外无热象，内不烦躁，据症征分析自非血热妄行。神疲、嗜睡、唇舌俱淡，证属祖国医学所指的“虚斑”，系脾虚气弱不能统血，血随虚火游行，显于皮肤所致。“温之则浮焰自熄，养之则虚火自除。”应注意脾为后天之本，用归脾汤加减以补气统血，坚持此方加减２５剂获效。
（二十六)补气升阳法刘氏认为：劳倦伤脾，脾气既弱，则健运之力不行，生化之功能失职，而嗜卧疲乏所由生焉，法当补其脾。脾气既旺，则脏腑清阳之气升举，气虚下陷之疾愈矣。治宜补其中，益其气。此法常用于脘腹胀坠，内脏下垂，疝气脱肛，子宫脱出，久泻久痢，久崩久漏，陷者举之，均宜补中益气汤加减，宜重用黄芪。刘潜江云：“阳得正其治于上，阴自顺其化于下”，邹润安极赏之。刘氏曾治１例久患淋病，体劳即发，过用凉泄渗利之品，遂至缠绵不愈，溺时不痛苦，惟浊汁淋漓，前后二阴坠胀，精神萎靡，头昏眼花，不渴，尿清，脉浮软无力，舌质淡红，苔白润。此系慢性淋病。其治疗与急性淋病不同，宜反其道而行之。方用：北芪头３０克，白蜜３０克（蒸兑)作汤服５剂，二阴坠胀感消失，小便舒畅，淋漓已止。
第四卷４１９刘氏认为：《诸病源候论》“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本例系体劳患者，“劳伤肾气而生热成淋”，特点是“数起不出，引小腹痛，小便不利，劳倦即发”。医用苦寒泻热，淡渗通淋，热未去而中气已伤，故用《兰台轨范》玉屑散：黄芪以补中升陷，白蜜以滑窍通淋，肾虚是其根本，乃以益肾药收功。
（二十七)益气养阴法刘氏认为：元气郁则易于下陷，津液少则便尿滞涩，此尿路结石形成之机理也。故举陷达表以升其清，则气不郁，养阴利尿以降其浊，则结痛除，与运动以排石，喝水以冲击，理同而法异也。如治安某某，男，４０岁。左侧腰部隐痛已１年余，常稍劳累及受寒则诱发，呈阵发性绞痛，每至难以忍受，辄用杜冷丁以图缓解一时，曾住某部队医院检查诊断为“右侧输尿管中段结石”，治疗月余无变化，就诊我院。初诊：口渴引饮，小便黄赤，剧痛时尿检：红细胞（０～４)，血压偏高，肾区叩击痛明显。舌质红，苔薄黄带干，脉弦数。此系阴虚有热，治宜益气养阴、通络化石，方拟：北黄芪１５克、桔梗１５克、条参１５克、沙参１２克、玄参１２克、天花粉１２克、金钱草３０克、六一散１２克、火硝３克（胶囊装吞)、桃胶３０克（如无此品以阿胶１５克代)、鸡内金５克。复诊：服上方７剂，尿量增多，排出如绿豆、芝麻大小之白色结石若干枚，疼痛霍然而解。但患者仍感觉排尿有灼热感，舌淡红，苔薄白，脉弦仍数。上方加海金砂１２克、鸡眼草（人字草)３０克，继续服１４剂，灼热止，腰痛未再发作。后经三次Ｘ线摄片检查，结石已消失。刘氏认为：《诸病源候论》“石淋者，淋而出石也。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沙石，肾虚为热所乘，热则成淋……”。此病例乃阴虚热乘，症见口渴尿赤，舌红苔燥，属气液两虚，在清热利湿的同时，必须兼顾气液，以滋水之化源。火硝“性上升能解散阴中之郁热”，《本草纲目》谓“能化七十二种石”。本病服药前Ｘ光显影见结石如花生米大，而服药后排下石粒仅芝麻大，说明方中火硝确有化石之功，足见前人经验之可贵。
（二十八)益气托毒法陈实功《外科正宗》云“痈疽虽属外科，用药即同内伤”，“脉虚病虚，首尾必行补法；表实里实，临时暂用攻方”。刘氏指出内科辨证，外科亦须辨证。清热解毒，多见于始传；益气托毒，多见于末传，可谓点出了此法之真谛。如刘氏用本法治１例乳癌患者，右乳房肿块，疼痛溃烂，五个溃口，化脓流黄水，反复发作不愈，纳食不香，口干不欲饮，大便不爽，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小。刘氏认为此忧思气结，肝气郁而不舒，热毒内蕴，久而不化，则溃烂流水，治宜养胃疏肝，清血解毒，化瘀通络，托毒外出。方用：生黄芪、金银花、甘草、郁金、白芷、土贝母、土茯苓、法夏、广皮、紫荆皮、赤芍、丹皮丝、瓜络、麦芽，２０剂，并外用九一丹去腐引脓。经本方加减８０余剂，病灶消失。刘氏云：乳癌出于《丹溪心法》，又名石榴翻花发、乳栗，多见于中年妇女，多由情志郁结，肝失条达，胃热壅滞而成。蕴热不化，则渐溃烂，溃如岩穴，形似菜花，时流污水或出血，治此始宜清热凉血。方中黄芪治久败疮，祛腐生新，托毒外出；金银花、甘草、土茯苓清热解毒；赤芍、丹皮清热凉血；终用滋阴养血（久败疮伤阴伤血)。此病妙在外用九一丹。九一丹即：红升丹３克（陈久者良)，熟石膏２７克，收口时加珍珠３克，共研极细，过１２０目筛，外用，祛腐生新拔毒外出，故见良效，此为内外兼治而获成功。
第四卷４２０二、治疗内科疑难急症注重整体动态平衡和病机发展趋势刘氏认为治内科急症不难，治疑难急症较难。疑难急症有其特殊性，不同于一般内科急症，要体现“内外环境恒动的整体观”。在治疗上要突出一个“人”字，即治病必须治人，这样才能挽狂澜于即倒，体现中医治疗内科疑难急症的特色。
１整体认识，注意人体动态平衡对内科疑难急症，中西医各有不同的观点。刘氏认为“内科疑难急症的发生、发展，不是孤立、单一的病因作用于人体的反映，而是多层次、多因素、多变量、多模式的全部相互作用的集中表现”。鉴于此，刘氏强调：“对内科疑难急症的治疗，不应只见局部而忽视整体，只见现象而不究本质。应从整体认识，注意人体的动态平衡，才能避免治而不治，达到不治而治的目的”。
如刘氏治疗“关格”一案，颇有启迪。
谭某某，男，５５岁。阑尾炎切除术后３个月便闭，腹胀，呕吐渐重而住入湖南某医院，会诊诊断为“阑尾炎手术后粘连性肠梗阻”。采取保守疗法１０余天，因大小便不通停止进食，以输液维持，日夜腹胀，用胃管反复抽液，石蜡油灌肠，大便仍不通。医用甘遂粉３克调糊从口腔灌入，少顷即全部吐出，并呕出胆汁。故插着吸管，车载而来求诊。时发热，微恶寒，无汗，口不渴，腹胀，大小便不通，面色萎黄，舌质淡红，苔黄白而腻，脉浮弦滑，诊为“关格”。刘氏认为：此因阴阳交阻，气机逆乱所致。宜治病治人，从整体改善局部。宣肺气、启皮毛、化湿阻、通地道。
处方：西洋参６克、苏叶１５克、藿香１０克、防风１０克、荆芥５克、白蔻仁４克、法夏６克、广皮６克、厚朴５克、炙甘草４克、蒲公英３０克、砂仁３克、肉苁蓉１５克、草决明１５克，４剂。每日１剂，水煎３次，分３次温服。另方：番泻叶１２克、沉香２克、荜澄茄２克。共研细末，胶囊装（每粒含０５克)。第１天３次，每次２粒。第２天３次，每次３粒。服汤药２剂，胶囊１５粒后，大便先行，小便随利，诸证顿除。予以健脾助化之剂善后。
治此例疑难急症，非常法之所宜，故上、下求通而病反剧，此知常而不知变也。刘氏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紧扣治病治人，宣通上下内外，《金匮要略》云“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故以西洋参养阴益气，苏叶宣肺气，荆防启皮毛，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厚朴、砂仁行气宽中，藿香、白蔻芳香化浊，法夏、广皮降逆止呕，以和升降之枢；肉苁蓉、草决明温润肠道；重用蒲公英，既可清热解毒又可利尿而散交阻之结气；炙甘草调和诸药。妙在配以番泻叶、沉香、荜澄茄研末装胶囊内服，既可使药物不刺激胃壁，又可直达病所温通沉痼之积结，诚如刘氏所言：“治急症，特别疑难急症，须从整体认识，若为局部现象所惑，不注意人体的动态平衡，见病治病，必然有失，惟见病而推其所以然，不为现象所惑，则事半而功倍。”２察临界证，掌握病机发展趋势如果说真正的急症应是抢救“三衰”（急性循环功能衰竭、急性呼吸功能衰竭和急性肾功能衰竭)，这实际是包括在多发病、常见病的范围之内，按“履霜坚冰至”的道理，绝不可能脱离其它疾病而出现“三衰”。所以刘氏主张中医急症不仅要抢救危重病人，更要研究出退高热、止血、止痛、平喘、解痉、抗惊厥、开闭、救脱等防患于未然的高效手段，从而早期控制“三衰”。故对急症的诊疗，特别是疑难急症的治疗，刘氏的又一个突出的学术观点是“察临界证，掌握病机发展趋势”，这其实是“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预防医学思想在急症诊疗中的灵活运用。如晚第四卷４２１期血吸虫病肝硬化腹水，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大呕血是一种紧急证候，但刘氏认为：“如果摸索出大呕血的前沿状态和临界证，采取预防措施，出血是可以避免的。”它的“前沿状态”是什么？刘氏根据自己临床经验总结出：①有一定的信息量，但不足以确诊为何种证，如内在的食道静脉曲张，必然会有外在的腹壁静脉曲张；②若再出现佐证信息，症即形成，如患者近日多吃辛辣刺激之品，或情绪激动或感冒发热；③有病情的动态变化，如胃脘灼热、烦躁不安；④与边缘证有交叉关系，如腹胀更甚，舌下静脉怒张等。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沿预兆。孙子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抓住了肝硬化腹水大呕血的前沿状态，就可以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和抢救措施。刘氏的经验，是马上采取利尿消胀的“釜底抽薪”措施，则疏导得宜，堤防可固。如已出现脉细数（是血离经而心力弱的反映)，其人愠愠欲吐，则食道静脉已经破裂，血液流入胃中，胃满则倾囊而作呕吐，约在５００～１０００毫升左右，因为血在胃中逗留，吐出是黑色凝块。急救时可藉注射葡萄糖的针头抢住输液、输血的血管，避免血出过多。然后采用《本草纲目》飞罗面粉止血原理，用预制的白芨、怀山药、蛤粉炒鱼鳔珠、猪血浸透丝绵炒炭、蒲黄炭、田三七，研极细过１２０目筛，凉开水调如糊状小量呷服（制剂与服法是有效的关键)。在出血刚止时，西医主张禁食，恐食入影响出血点的血痂形成；中医不主张绝对禁食，恐因饥饿感引起胃气上逆而呕吐。刘氏的经验是，安卧、禁食２４小时后，渐进流汁，可收到两全之效。所以刘氏认为防患于未然，捕捉急症苗头，在未形成急症之前，以防微杜渐为上策。没有预见性的处理手段，则会着着被动失败，大出血如此，抢救“三衰”也是如此。这充分反映了刘氏临危制变的特点，这种抢救疑难危急病证的战略思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三、治疗老年病强调调理阴阳、善护胃气和谨察病机（一)调理阴阳，须察上下虚实，着眼于肾阴肾阳肾为先天之本，与人体生长、发育、衰老有密切关系，故《难经》曰：“人之有尺（肾)，犹树之有根，枝叶虽枯槁，根本将自生”，所以“五脏之真，惟肾为根”。老年人的机体在长期生活过程中，因受各种因素影响，易出现阴阳失调，而呈现上盛下虚，阴虚阳亢之证。治疗宜从调理肾阴肾阳着眼。
如治刘某某，男。患高血压病，经常头痛、头昏、耳鸣、心烦、失眠，自感上重下轻，腰酸腿软，行步?然，血压波动在２６４～２５／１６３～１５３ｋＰａ之间，服降压药每降而复升，眼底动脉硬化，胆固醇２６０毫克％。面有油光，颞动脉搏动明显，眼结膜微红，大便干结，四五日一行。舌质紫暗、苔薄微黄，脉弦劲有力。此系肝肾阴虚，肝阳上亢所致。治宜滋水涵木，和阳熄风。药用：制首乌１５克、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５克、丹皮１０克、泽泻１０克、女贞子３０克、旱莲草１５克、草决明１５克、珍珠母２５克、龟板１５克、鳖甲１５克、桑叶１０克、菊花３克，另以锈铁烧红淬水兑药。
复诊：服上方１５剂后，自觉症状减轻，晚上能入睡４～５个小时，大便已畅，面部油光消失，步行渐稳，但晨起有恶心感，舌质红苔薄白稍腻。原方去生地、草决明，加法夏、广皮各５克。
继服１５剂后，头晕缓解，睡眠转佳，血压稳定在２０８／１２５ｋＰａ。
此例老年高血压病为肾水亏虚，肝阳升逆无制，表现为头晕、耳鸣、心烦、失眠、头重脚轻、第四卷４２２面有油光、腰酸腿软。刘氏予以滋水涵木，养阴和阳，方用六味地黄丸和二至丸加减。本例大便干结，四五日一行，而非峻剂所宜，草决明有大黄通便之功，而无大黄攻伐之弊，不失为老年便秘的一味良药，吴兴叶橘泉常用之。
（二)善护胃气，要在缓补慎攻经云：“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刘氏善察脾胃盛衰，调脾胃虚实，每遇沉疴，权衡在握，常言道“王道无近功，坚持自有益”。
如治韩某某，女，６０岁。患者因持续性脘腹疼痛，恶心欲呕，时吐血，胃镜检查报告为：“慢性浅表性、萎缩性胃炎，胃底糜烂”；Ｘ线检查报告为：“降结肠呈腊肠病变，结肠袋消失，降结肠粘膜显示不清”。现面色白光白，神疲言微，行走困难，恶心呕吐，纳差，腹胀鸣痛，得食则腹胀加剧，舌质淡、苔薄白，脉细涩。此系脾胃素虚，瘀血阻络所致。治宜健脾助运，和胃降逆，化瘀通络，以六君合失笑散加减治之。药用：条参１２克、沙参１０克、丹参１０克、怀山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炙草５克、白芍１０克、灵脂炭１０克、炒蒲黄１０克、煅瓦楞１２克、白芨１０克、谷芽１０克、鸡内金３克。
上方共服４０余剂后，胃脘痛止食欲增加，每天能进食３００克左右，并能稍事家务。仍以上方去失笑散，加二至丸善后。
脾胃在人体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老年人更显重要，刘氏临证中十分注意脾胃的调理，认为“元气的盛衰，取之于脾胃的强弱”。本例脾胃素虚，乃至元气不足，然而亦不能见其虚而妄投温补，只宜甘平甘润之品，勿操之过急。方中条参、沙参、谷芽、鸡内金养脾胃之阴以助运；丹参、蒲黄、灵脂、瓦楞子化瘀通络；芍药、甘草解痉止痛；山药、白芨生肌愈合，云苓、法夏、广皮和胃止呕。用药入扣，所以见效甚速。
（三)谨察病机，求病因之所在老年人阴精耗损者居多，所以老年人要慎用温燥。刘氏认为：“老年人常阴不足以配阳，孤阳外越，多呈现上盛下衰之证，此其常也。亦有下实上虚，阴寒偏盛之变证，不可不审”。主张对老年病须谨察病机，求病因之所在而治之。
如治刘某某，男，患小便淋沥，排尿疼痛、坠胀已４年，遇冷后病情加重，小腹部坠胀，小便点滴不出。某医院诊断“前列腺炎”，曾使用消炎药及性激素，致使双乳部增胀。小便化验：红细胞（＋＋＋)，白细胞（＋＋)，脓细胞（＋＋)。现排尿困难，甚至点滴难出，会阴部坠胀，痛苦不堪。纳差，口苦口干，大便秘结，睡眠不安，舌质淡紫，苔白黄稍腻，脉弦缓。此系阴虚气陷，膀胱气化失司，下焦湿热蕴结所致。宜养阴益气清热利湿。药用：太子参１５克、北黄芪２０克、桔梗５克、制首乌１５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草１５克、苡仁１２克、白茅根１５克、徐长卿５克、赤小豆１０克、甘草５克、蒲黄１０克、荆芥炭５克、广皮５克。
二诊：服上方７剂后，小便量增多，小腹坠胀减轻，口渴亦减，大便通畅，舌质淡紫、苔薄白，脉弦小。上方加八月札１２克，１４剂。
三诊：小便时已不痛，口亦不干，食纳增加。小便化验：红细胞（－)，脓细胞（－)，白细胞（＋)。舌淡紫、苔白滞滑，脉弦小。予以六君子汤加黄芪１２克、桔梗５克、菟丝子１２克、八月札１２克、徐长卿５克、鸡内金３克、小茴香５克。继服２０剂，以善其后。
第四卷４２３慢性前列腺炎为老年人常见之病，属祖国医学淋闭范畴。刘氏认为：“淋病初起多湿多热，常以通利为主，八正、五苓之属。此例年事已高，病久伤阴耗气，膀胱气化失司，非常法可治，宜补气升阳，养阴清热。”方中太子参、黄芪、桔梗益气升陷，气升水自降，为提壶揭盖之法；苡仁、白茅根、赤小豆清利湿热；女贞子、旱莲草、蒲黄、荆芥炭养阴止血；徐长卿、小茴香化膀胱之气，八月札疏肝益肾，健脾和胃。
名案评析
一、脱发脱眉案骆某某，男，３８岁。患满头油垢奇痒，梳洗则发落纷纷，脂浮水面。病已两年，曾去西医院皮肤科检查，诊为“脂溢性皮炎脱发”，给服胱胺酸，注射维生素Ｂ６效不明显，且眉发俱落，忧心忡忡，以其失眠叨絮，认为忧郁所致，日给氯丙嗪５００ｍｇ，连服３个月，其人消瘦，眉发脱落如故，乃就诊我院，视其面有油光，脱帽发稀疏如绒毛，几乎脱光，眉毛亦脱１／３。精神紧张，类乎神经质，睡眠差，食纳少，二便如常，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小。据脉证分析，脑为髓海，发乃血之余，肾不足则髓海空虚，血气虚则发根失养，多脂责湿，奇痒责风，但发非血不荣，风无湿不恋，治宜补肾养血，滋苗者必溉其根，但必须结合渗湿疏风之品，则毛囊不腻而发根植，脉络宣通而风痒除。方用西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土茯苓１５克、炙草５克、黄芪１５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制首乌１５克、黄精１５克、枸杞１２克、菟丝子１２克、蒺藜１０克、桑叶１０克、苍术１０克、晚蚕砂１２克、皂刺炭５克。服１４剂。
外用艾叶３０克，皂角针５克，文合１０克，煎水洗头部（一剂用两个晚上)。
复诊：面有喜色，能入睡，氯丙嗪嘱减１／３。发落虽减，但仍有脂垢，口不渴，二便如常。原方苍术加重至１５克，加荷叶一张，续服２８剂，停氯丙嗪１／２。
三诊：发已驻而不脱，但眉毛仍稀疏，另用皂角刺１０克、生姜１０克熬汁搽之。又按复诊方再服２８剂。氯丙嗪全停。
四诊：发满布，眉毛增生，面色红润，体重增加５千克，惟觉大便干燥，改用归芪六君子汤加制首乌、肉苁容、女贞子、旱莲草、鸡内金善后以巩固疗效。
［评析］脱发的一般治法，以补气养血滋肾为主。然而脾失健运者，服滋腻而腹胀肠鸣，甚至便溏不化，药虽对症而难生效，所以本案在健脾助化的基础上以发挥滋养的作用。但太旱物不生，太潦物亦不生，故复诊时发虽落少，而痒垢未除，即以原方重用苍术，加荷叶，则祛湿去垢之力强，更利用皂刺炭开无孔不入之路，药效既著，患者精神负担一松，故眠食安而事半功倍，本案始终用黄芪者以《本经》主“大风癞疾”；善后方中用鸡内金者，既以助消化，又据《积验良方》的记载：鸡内金能治“鬼剃头”，且其治愈后远期疗效巩固。
第四卷４２４二、癃闭案罗某某，男，６１岁，住湖南电视大学。患者于１９８１年开始，偶因劳累即出现小腹胀满，小便点滴难出，反复发作至１９８８年４月，越发越频，经西医院检查：诊为前列腺肥大，卵磷脂＋＋＋，伴有炎症。消炎后患者不同意手术治疗，乃就诊我院。诉疲乏无力，立则小便胀闭，卧则点滴自流，虽渴不敢饮水，大便亦因之不行，从而不敢多食。且少气懒言，甚以为苦。舌质淡红略胖而润，脉两寸软弱，两尺弦坚，此属气虚下陷，肿块阻塞，导致“膀胱不利为癃”。治宜益气升陷，消肿利尿，处方：太子参１５克、沙参１２克、北黄芪３０克、桔梗６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茯苓１２克、炙草５克、腊瓜１２克、菝葜１５克、隔山消１２克、蝼蛄５克（焙)、水蛭３克（生用)、肉桂１克（同煎)、海藻１２克。水煎小量分服。初服尿未通而胀更甚，嘱令以手指探吐取涎，随呕随服本方，几次吐出痰涎宿水后，腹胀减，药亦纳而不吐，尽三剂腹部软而小便利，连续排尿一痰盂，大便亦随排出，其人疲困入睡，醒后信心百倍，日服本方一剂，两星期复诊，尿利胀消，精神复振。原方去蝼蛄、水蛭、肉桂、海藻，加女贞子１５克、旱莲１２克、白茅根１５克，再服１４剂以巩固疗效。
［评析］本症“膀胱不利为癃”是病的现象，前列腺肿块压迫膀胱影响排尿是病的本质。
多见于老年人，常因劳累诱发，劳则气耗故症见神疲力乏，腹部有坠胀感，呈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之规律性，症见于形，治在于气。仿丹溪治妊娠转胞法，益气升陷整体疗法则同，消肿软坚局部疗法则异，但借用前人方法如拆旧料建新屋，不能机械从事。
三、热入血室案杨某，女，１５岁，住长沙市。于１９８８年７月底，因突发高烧至４０℃，开始出现精神紊乱，举动失常，夜间歌唱不停，甩东西，丢物件，因而住入精神病院，诊为精神分裂症，连日静注抗生素，退热后，不食不眠，狂妄如故，住院两月，日给氯丙嗪５００ｍｇ予以控制。出院后又值月经周期，服中药养血安神无效，其父母强持来院就诊。诉鼻衄频作，症见颜面潮红，两目炯炯有神而惊视，已五日夜未曾入睡，乱说乱动，不服制止。诊脉弦劲有力，舌质紫红，舌尖有芒刺，苔黄浊，口干不欲饮，大便结而未行，小便赤涩而短，此热入血室之候。其母反映，前几次月经来潮时量不多，亦出现鼻血而烦躁。刘氏思之，此次则蓄血如狂矣。拟方：犀角５克（现用水牛角５０克代)、生地３０克、赤芍１５克、丹皮１０克、锦纹大黄１０克、牛膝１０克、白茅根３０克、女贞子１５克、旱莲草１２克、甘草５克、麦芽１５克、大枣５枚。父母爱女如珠，竟用犀角以牛角相佐，连服五剂（每日一剂)，携来复诊，其母云：服药三剂排出凝块如猪肝数枚，即安然入睡，呼之不醒。
服完五剂大便松动，神志清醒，应对正常，诉月经已净。饮食虽进，但有恶心感，舌质已淡红，黄苔已去，脉弦小，易方用温胆汤加明党参、枣仁、麦芽、砂仁、鸡内金，将锈铁一块烧红入川连１克，淬水兑药。和胃降逆，静脑安神以善后。
［评析］本例女孩一直好学苦读，名列前茅，在这次发病之前，常深夜构思，作业紧张，因而一发高烧即神经错乱。出院依靠氯丙嗪维持现状，偶一减药病即加剧。在服中药的过程中，嘱其递减氯丙嗪，服至５剂，西药已全部停服，病情顿挫而无反跳现象，可见“下焦蓄血其人如第四卷４２５狂”按桃仁承气方意而用大黄，索其病根而治，不失为中医特点。尤在于善后方和胃安神，并嘱其劳逸适度以巩固疗效。１９８８年１１月检查，治愈半年后未复发。
四、高热吐泻案王某某，女，年４６岁，老干部家属，住财经学院。
患者去张家界旅游，因天热恣饮冷泉水，旋即汗不出而身体不适，急回长沙，当晚恶寒发热，上呕下泻，住入某部队医院，诊断为急性肠胃炎。水入则吐，日泻１０次左右，５天未进饮食，高烧４０６℃，反复输入氨苄青霉素、柴胡注射液及体外补充营养等，体温降而复升，每日下午晚间发热加剧。一星期后体温又升至４０６℃，而神识昏糊，吐泻仍不止。会诊决定施冰罨退热，病家惧，傍晚用车送我院就诊。诊其面色淡黄，而有油光，眼眶微陷，仍饮水即呕，作喷射状，日夜腹泻１０余次，量少肛红，诉头昏脑重，胸闷不饮，粘汗腹胀，小便黄短而臊，体温３９６℃，但两足不热，口虽干不引饮，试与水则随即吐出。腹虽泻而仍膨胀灼热，以手按之则软。舌质淡红苔黄白而腻，脉弦小带数。此属湿遏热伏之上呕下泻，药食不能进，解决入水则吐是关键。用灰面３０克，调入鸡蛋白，用白酒和匀作团，顺手揉胸脯，数十转后，将面团扯碎，中见白色丝状物如羊毛，此清代隋万宁所发明之羊毛疔也。其实因呕吐气逆，胸淋巴总管的淋巴液郁结，所以有胸闷的感觉，频次摩擦，则郁结之淋巴液稀释，挤压出于体表，则液体见空气而氧化成固体，此羊毛痧形成之近人解释也。揉后进药，拟方明党参１５克、苍术１２克、茯苓１２克、炙草３克、法夏５克、广皮５克，此吐泻中气受损，扶正以固本；藿香１０克、茵陈２０克、苡仁１５克、杏仁１０克、白蔻５克，此针对湿遏热伏之邪，以寓清宣温化之法；牛角３０克（先煎)，锈铁一块烧红入黄连１克同淬水兑服，以降胃平肝，止其呕逆。患者迳回财经学院，当晚以少量多次喂服中药即受而未吐，半夜汗出稠粘，体温渐退，晨起索粥，纳而不吐。连服三剂，汗出不粘手，小便利而腹泻止，热退后未反复。不再住院而疗效巩固。
［评析］此例，湿遏热伏而高烧，受病因素既非雨袭，又非水淋，而是由于恣饮泉水，可见湿遏热伏引起高热因素是多方面的。当然首先考虑的是感冒、感染，如一般抗毒、抗菌解表药治疗，体温降而复升者，就要考虑外因的复杂性和内因的素质不同。本例吐泻由于中虚，高热由于湿热郁遏，法用健脾和胃，以治其本，藿香、茵陈清宣温化以治其标。“食不得入是有火也”，以牛角、黄连、锈铁降胃平肝，与揉胸法协调，此“以正合，以奇胜”，在于临证察机，不为现象所惑。
医论医话
谈养身保健的自我体会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中，世界性的人口老化，这一社会问题，如何从科研的角度提高老年人口的素质，已是当务之急。在８０年代中期提出的五个“老有所为”的组织措施和方法，第四卷４２６是符合老年人身心要求而行之卓有成效的。在这方面我谈一谈自我体会：１老有所学要放在首位，因为脑神经是用进废退的，我常观察到一般老干部在离退休前，日常接触事物，动用脑筋而智力倍增，离退休后，闭门谢客，不用或少用脑筋则智力减退而神衰健忘。有鉴于此，我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写政、经、文、史、哲日记和教学笔记，累积３００多万言，经常回顾更能帮助记忆。周总理说“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这是至理名言。因为“活”是物质文明，“学”是精神文明，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使我们活得更好，干得更好，所以学是首要的。
２老有所为。纵观历史，老年人是有所作为的，如吕望兴周，廉颇存赵，四皓安刘，马援卫国……左宗棠６４岁抬棺出师，收回了伊犁，保住了新疆，而新中国的元老，更没有离退休的界线，仍然忠诚谋国，再造辉煌。这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拿我来说，要继续钻研发展自己的专长，为临床、科研、教学再作贡献，努力完成传帮带的任务。
３老有所养。首先是精神之养，因为老年人的特点，“一旦不如意，容易发脾气”，使周围的子女不敢接近，这样，就影响了物质及精神之养。清代陆润庠写了一个《百字铭》，其中有一句话对老年人很重要，“涵养怒中气，提防顺口言”。唐代的张公百忍就做到了这一点，他一门和气，五代同堂。现代虽不主张“五代同堂”，而一家之计在于和，仍然是可贵的，这样，才能达到“有酒食，先生馔”，那又何愁于物质之养呢？然而不论自养、他养，自我保健是很重要的，我行之几十年有效的是“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精神愉快”，最重要的是“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所以前人总结一条经验：“欢笑是长寿妙品”。
４老有所乐。“心中要有忘忧草”，她就是我们自己在心中开掘的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乐观、自信和希望。但精神之乐常来自淡泊物质之乐，在于经常培养自己的正当爱好，如吟诗、作画、写字、弹琴、下棋、种花等，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皆有助于精神物质文明之乐。我最喜欢的业余爱好是吟诗、写字、种花，它既可以陶冶性情，又可以增添活力，但“甘脆肥浓是腐肠之药，蛾眉皓齿为伐性之斤”，这是“死于安乐”之乐，是要引以为戒的。
５老有所医。主要是自我保健，有病早治，无病早防，要以预防为主，不抽烟，不喝酒，不仅能缓解高血压、冠心病，而且对各种肿瘤特别是对肝癌、肺癌的发生与发展有直接影响。但治病必须治人，治人在于调整机能，自我提高免疫力。我坚持的是宋代苏东坡的养身保健经验：“头宜清凉，足宜温暖，导引关节，吐故纳新”。我根据长沙马王堆出土《五十二病方》一年四季以凉席枕头，每晚以暖水洗足，以太极代导引，以静养功行吐故纳新。更重要的是不轻易服药，小有不适，即以艾条自灸关元、足三里谓之保健点，连年健康检查，体检表上都是（－)号。
今秋去张家界、炎帝陵，同志们都关心我，怕摔跤骨折，我说我有个秘诀不会这样的，宋代的司马温公云：“重足而立，视地而行”，则安然无恙，趁此机会把自我养身保健体会和盘托出，以供同志们参考。
第四卷４２７经验方
一、首乌奇良汤
组成：生首乌１５克、赤芍１２克、丹皮１０克、荆芥穗５克、白蒺藜１２克、蝉衣５克、苡仁１２克、晚蚕砂１２克、土茯苓１５克、藿香６克、苦参１０克。
剂型：汤剂。
用法：每日一剂，先将药物用冷水浸泡半小时，浸透后煎煮三次。第一次煎沸后改文火煎１０分钟；第二次煎沸后改文火煎５分钟；第三次煎沸后改文火煎５分钟。分早、中、晚饭后２０分钟至３０分钟温服，每次服２００毫升。
适应证：湿疹、剥脱性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
注意事项：服药期间，忌酒、鱼虾、笋子、雄鸡等物。若初服此方一、二剂痒更甚，继续坚持服则瘙痒渐止而病愈。
随证加减：皮肤干燥加生地１５克、黄精１５克；舌苔白腻者加白蔻３克、苍术１５克；顽固性瘙痒加皂角刺５克。
验案举例：戴某某，男，３５岁，患湿疹已１０余年，四肢起红色皮疹，下体部尤多，奇痒难忍，搔破后渗水结痂，夜卧加盖被服，瘙痒更甚，虽影响睡眠，但食欲甚旺，舌质带红，舌苔薄白微腻，脉弦稍数。予上方１０剂，嘱忌鱼虾发物，初服２剂，皮肤隐疹发出更多，因交代在先患者不疑，继服８剂，痒疹已消，皮肤开始脱痂，效不更方，再服１５剂，愈后未复发。
二、健脾止咳汤
组成：明党参１２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法半夏５克、广陈皮５克、冬桑叶１０克、光杏仁１０克、川杜仲１０克、补骨脂３克、款冬花５克、怀山药１２克、蝉衣３克、木蝴蝶３克。
功能：健脾化痰，润肺止咳，补肾纳气。
主治：咳嗽经久不愈。
用法：上方用冷水浸泡后煎煮。文火煎煮三次，每次１５０毫升，分三次服用。
方解：《内经》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医方类聚》云：“治嗽正当养脾，以土生金，而肺病自安矣”；周慎斋云：“诸病不愈，宜从中治”；李念莪云：“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
故治痰先补脾（脾为生痰之源)，脾复健运之常，而痰自化。故用六君子汤健脾祛湿，以化其痰。
其中桑叶、杏仁、冬花润肺止咳；久咳伤肾，导致肾气虚弱而出现气促不足以息，故以杜仲、怀山药、补骨脂补肾纳气；木蝴蝶润肺舒肝，蝉衣散风热以宣肺，又可清利咽喉。方中明党参一味，《本草从新》曰：“补肺气，通下行，补气生津，治咳嗽喘逆”。既有清肺化痰之效，又具益气生津之功。诸药配合，共奏健脾、润肺、补肾之效。
第四卷４２８加减运用：咳嗽吐白泡沫痰属外寒夹饮者，加干姜３克，桑叶易苏叶以温肺散寒化饮；阳虚不达四肢而出现脉微肢冷者，加附片３克以温煦肾阳；湿阻脾阳导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而出现恶心欲吐、胸腹饱胀者，加砂仁３克、白豆蔻３克、鸡内金３克以芳香化湿，和胃降逆；气滞于肠胃而出现脘腹饱胀者，加荜澄茄３克以行气导滞。
注意事项：忌油腻、生冷之物，宜吃清淡食品，勿受风凉。
验案举例：易某某，男，５２岁，干部，住湖南省农经委宿舍。患者因体虚感寒而诱发咳喘，近两年来反复发作，逐渐加重，不能工作。乃于１９８８年３月住入本院，检查诊断：支气管哮喘。
治经月余，病无变化，邀余会诊。咳嗽吐白粘痰，胸闷气短，阵发性喘急，喉中有痰如水鸡声，每晚发作加剧，头汗出，语不成声，取斜坡式卧位，仍不入睡，因而纳少，神疲力乏。察其舌质淡而胖，有齿痕，苔白滑，脉弦小，并伴有形寒肢冷，气短自汗，腰痛尿清，口干饮热，此属脾肾阳虚，卫外之阳不固。治宜润肺止咳以治其标，健脾制痰，温肾纳气以治其本。处方：明党参１２克、漂白术１０克、白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法半夏５克、广陈皮５克、北黄芪１５克、炙远志３克、白芍药１２克、制附片３克、光杏仁１０克、款冬花５克、怀山药１５克、淡大云１２克、川杜仲１２克、补骨脂３克，水煎服每日１剂，煎３次，分上、下午、晚间呷服以代茶。
连服上方５剂，晚间发作减轻。原方再服５剂，发作次数减少，能安睡。复诊舌淡苔润，脉弦带缓，咳喘虽平，但仍肢冷汗出。原方附片加重至５克，怀山药加至２０克，加山茱萸５克，连服１４剂，汗止肢温，哮喘止而未发，眠食俱佳。带原方去附片、山茱萸１４剂出院。
按：哮喘因素虽多，但成年人因房劳损肾、烟酒伤肺为常见。本例无结核病史，曾嗜烟酒但两年前哮喘初发时已戒绝。接诊时无外感现象，故前医用疏散风寒、消炎定喘之剂，不愈反剧。
先哲王应震云：“见痰休治痰，见咳休止咳”。处方从肺、脾、肾入手，用六君健脾以治生痰之源，杏仁、冬花润肺以治气逆之咳，重在怀山药、淡大云、川杜仲、补骨脂补肾以纳上冲之气。形寒汗出，心悸不宁，则用芍药甘草附子汤加黄芪、远志以复心肾阳虚之本。若此治病治人，针对机体的薄弱环节，使正气存内而疗效巩固。
方歌：健脾止咳用六君，桑杏冬花蝉蝶从；杜仲骨脂怀山药，润肺补肾久咳平。
三、归经汤
组成：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北黄芪２０克、当归１０克、大枣５枚、桂圆肉１２克、炙远志３克、枣仁１０克、灵脂炭１０克、蒲黄炭１０克、荆芥炭５克。
功能：益气宁神，化瘀止血。
主治：月经过多，形成崩漏，腹痛有凝块，淋漓不断，或经期延长出现气血两虚症状。
用法：上方用冷水浸泡后煎煮。文火煎煮３次，每次１５０毫升，分３次服用。
方解：脾主统血，脾旺则水谷精微充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即所谓“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脾虚则运化失常，五脏受累，冲任失养，即所谓统摄无权，不能制约经血。故本方用四君（参、术、苓、草)健脾以增化源，脾旺则经行流畅；然有形之血不能自生，须赖阳气之温煦而后才能补给，故以当归补血汤（归、芪)益气生血；气耗津伤，心气受损，故以大枣、桂圆肉、远志、枣仁以养血宁心；高凝出血最忌见血止血，以失笑散（五灵脂、蒲黄)加荆芥，三味炒炭（外焦内黄)活血以止血，即“通因通用”之法。其中五灵脂一味，朱丹溪最为赏识，半炒半生，每服第四卷４２９三钱，水酒调服，名独行丸，治妇人产后“血冲心动”。荆芥一味，华佗取其炒黑名“愈风散”，治产后血晕。清•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载：“本品能助脾消食，通利血脉，治吐衄、肠风、崩中、血痢、产后血晕。”刘氏行医以来，常以之与失笑散合用，取效颇多，故表而出之。
加减运用：心主血脉，出血过多，四肢厥冷，脉微欲绝者，加人参５克、黑附片３克，以防其虚脱；女子以肝为先天，肝主藏血，如郁怒伤肝，情绪易激动，宜加生地１５克、白芍１５克，养血柔肝；如尿频、尿急伴阴虚有热者，去远志、当归，加女贞子１５克、仙鹤草１５克、白茅根１５克，养阴以清热；如少腹胀满，冷痛，舌质淡，苔薄白，脉缓，加炮姜３克、砂仁３克，以温中暖下，助消化。
注意事项：月经期间忌冷饮，注意保温，情绪勿激动。
验案举例：唐某，女，１６岁。患者１５岁月经初潮，量多，色黑成块，淋漓不断，腰腹胀痛。
每次经后面色苍白，神疲力乏，常需用止血针剂止血。平时纳食较差，睡眠尚可，二便正常，舌质淡而润，舌苔薄白，脉弦细涩。此系中气下陷，脾不统血，络虚瘀阻，治宜补气健脾统血，活血化瘀，通络止血，方用归经汤加减：党参１５克、白术１０克、茯苓１０克、炙甘草５克、黄芪１５克、当归１０克、熟地炭１２克、灵脂炭１０克、蒲黄炭１０克、荆芥炭５克、枣仁１０克、大枣５枚、桂圆肉１０克、砂仁３克、鸡内金３克。
二诊：服上方２～３剂时，阴道排出紫黑血数块，腰腹痛即渐缓解，仍坚持服完原方７剂，已无瘀块，色转淡红，淋漓已止。嘱其依原方于每次月经期服用３～５剂，３个月后，行经正常，精神正常。
按：脾主统血，脾气充盛则能统摄血液不致妄行。此例因脾虚气弱不能统血，致血下行不止。治以归芪四君健脾统血，四炭活血止血，为治疗崩漏之要药；更配以熟地、大枣以养脾肾，桂圆肉、枣仁以养心血，砂仁、鸡金以助脾之运化。此即所谓辨证用药，存乎一心，非独此也。
方歌：归经汤用四君从，芪归大枣远志行；圆肉枣仁兼三炭，专治妇女血淋崩。
－－－－－－－－－－－刘炳凡:学医"五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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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剐研究员刘炳凡

    【作者简介】刘炳凡(19lo～)，湖南汨罗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现任全国血防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湖南省中医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研究生班主任。对于金元四家学说有较深入的研究，对于血吸虫病的中医防治也有一定成绩。著有※晚期血吸虫病辨证分型论治》、《脾胃论注释(卷下)p、《刘完索学说研究》、《朱丹溪学说研究》等。

    我生于汨罗江畔桃花洞的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

    父亲是个篾匠，靠着手艺在长沙市勉强营生。我六岁时，随母亲来到长沙，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一把篾刀维持一家生计虽甚觉拈据，但他唯恐后辈又成"睁眼瞎"，就节农缩食供我上学了。我读了四年小学，又念了i年"予曰诗云"，习作木E虽然州下了"甲上"连"甲上"的评语，十四岁时也就不得不操起篾刀跟着父亲去"赚饭"了。

    我不甘心学业的中断，一边做工，一边自修，生活迫使我走上了自学的道路。我恳求父亲买来《康熙字典》，它便成了我无言的老师。我坚持做到四个"一点"：起早一点，睡晚一点，闲谈少扯一点，分心的事少干一点。这样，三年的工余时间，读完了《古文观止》、《资治通鉴纂要》、《古文辞类纂*、《唐涛三百首》、《史记精华》等等，然后走上了岐黄之路。

    从师要讲"诫"

    十六岁了，街坊邻舍有的请我击编编竹器，也有的邀我帮忙做做"文笔功夫"。于是我被闾巷称之为"篾匠秀才"。不少的公公婆婆向我父亲进言道："这伢子做篾匠真可惜了，何不叫他去学门斯文艺呢?"父母要我自已拿主意。思忖再三，我认为至善至乐莫过救人一命，于是表明碌学做医生。可怜天下父母心!父亲终于咬咬牙说："好，再贴几年本l我去跟你寻个师傅吧!"次日清晨，父亲特意去拜访了当时一位比较著名的老中医。回来后，垂头丧气地对我说："你生错了人家，没有那个命!"原来那位老先生说："穷不学医，富不学道。李东垣跟张元素学医花了一千两银子。你儿子要学嘛，看在街坊面上，师傅钱就算四百块光洋吧f"这对于一个篾匠来说，那是全家不吃不穿也办不到的!。事有凑巧，我母亲患病了，请那位"大郎中"来诊视，用了十几块光洋，病却越来越重。有人说，不如请寄居在静乐庵的柳四公来看看，花两百文的"包封"也请得动的。果真，仅仅花费几百文就药到病除。母亲说："这位先生心地好，本事强，你能拜他为师该多好!"父亲立即托人去求，柳四公哈哈一笑，说："我袖口都开花咧，还带什么徒弟?"反复说明原委后，他问：人沉静吆?好学吆?读了多少书?了解这些以后说："现在还不谈什么师和徒，先把人带来试试，三个月后再定吧!"于是，我解下腰围裙，掸去浑身的竹屑，步入了幽深的静乐庵。

    柳四公名缙庭。只见他端坐在庵堂的太师椅上，虽衣履敝褴，却古貌昂然。他看了看我，又问了几旬为人治学的话，就当即点了几篇"药性"、"汤头"，叫我每天夜里去庵中背诵。

    三个月过去了，点的书都能背能讲了。他才通知我父亲正式"收徒"。父亲问他，究竟要多少师傅钱，他说："立张投师字吧。"

    一张奇特的"投师字"：除了双方和证人的签名及一般套话外，就只写了一个"诚"字。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十分严肃地说道；"今日你拜我为岬，不要你一分师傅钱，只要你一个诚字。"

    仆么就是"诚"呢?他说了三条。这对于今天的新型的师生关系而言，大概是不必要了。但就其时其人而言，我认为义正理明、言简意胲，有的仍然有着借鉴的价值。站且录之如下：

    一是对医道要诚：终生只为此业，任凭有何艰难，有何风险，不得见异思迂。

    二是对学问要诚：触疑即询，遇惑即问，不得不懂装懂，浅尝辄止。

    三是对师要诚："我乃孤单一人，年老力衰，设若四体不用，需得朝夕服侍；寿尽之后，应妥为安葬，立碑为记。"

    顿时，我们父子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学医也就在这一片赤诚中开始T。

    为了照顾我的家庭生计，柳老师让我由天仍然做_T，夜晚去庵里由他考核功课，每隔七、八天，集中疑难问题讲解一次，这大概就是"勤工俭学"吧l三年业余时间，他指点我按部就班地精读了下列书籍；

    第一、方药类

    《雷公药性赋》、《汤头歌诀》、《本草备要》、《医方集解》。

    第二、咏法类(<濒湖脉学》、《脉经》。

    第三、医经类

    《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金瞬要略》。

    第四、临证类

    《医宗金鉴》、《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劫幼集成》、a济阴纲目》、《外科正宗》。

    第四年春节，柳老师要父亲给我做了一件长袍，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今年起，跟我去看病。"

    柳老师出门没有车马，看病不要招待，诊费便宜，药费也轻。辨证论治相当准确，处方用药法度甚严。

    可是，豪门大户嫌他人穷药贱，不大请他。因此，我们师徒经常出入在小吴门、流水沟、火西门墙弯子一带穷苦人家。接触的病例很多，病种也很复杂，而且遇到不少大症，险症，这可真是十分宝贵的实践条件。

    在跟师应诊中，柳老师反复强调"一证一得"。有一次，出诊天心阁，患者是一对姐妹，同时患麻疹。

    其蛆发热面红，目赤畏光，苔黄纹紫，疹点己现而色红；其妹面白身冷，微微汗出，偎在母亲怀中，苔白纹青，疹点隐隐可见而色淡红。我当时认为部应透疹，都可给以宣毒发表汤。柳老师却说，前者固可，后者断币可l而改用了挂枝汤，并且再三叮嘱病家，只能煎服一次。走出门米，他说这两个孩子当晚都可以出齐疹子，次【=I果如其青。我对用桂枝汤思而不解。柳老师道："善诊者，先剐阴阳；临证时，须知项逆。慎思之，明辩之，而后方可育立法处方用药。"接着他剖析道：其姐顺证显见，法当辛凉宣透，故崩宣毒发表汤以助之，其疹自透；其妹正气不足，营卫失词，袁邪朱解，疫毒内攻，故用桂枝汤解肌发表，调和营卫，则阴证见阳，其疹必透，若再服一次，就会助热伤网。

    这样"一证一得"的学与缘，事半功倍，效益明显。

    有时在化险为夷的病例的"思"与"辨"的过程中，真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不幸的是，那年冬天柳老师一病不起，我晨昏侍奉，心中惶惑。一天，他脸色蜡黄，喘息不止，断断续续地叮咛着："我不行了，最后教你几句话：要熟读d伤寒论》，掌握散温(麻桂)、造温(姜附)、清温(白虎)、泻温(承气)、保冒气、存津液。1。四字诀。"随着，亲手将他珍藏的书籍以及平时使用的杵钵交给我，并说已经托了另一位老师继续教我，希望学而有成。这位具有真才实学而祁不得志的老中医，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人世。我虔诚地殡葬了他，并年年清明节都去祭扫一次，以不忘为我业医奠基的那个"诚"字。

    求知必讲"勤"

    正在为失去良师而悲伤之际，在落星田开设"红十字医院"的杨春园医师找到了我的家，i兑他是受柳四公的重托而来的，邀我去他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协助应诊。

    来到门庭若市的小小医院，抬头一看，大门上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疆额，上书"有仲景风"四个大字。原来这里是当时长沙中医界名流聚会之所。进了书房，看到一个连着一个的满满的书架，我又意识到这里是老师多、病例多、书籍多的求知的好地方。

    跟随杨先生仅仅一年，但这是使我大开眼界的一年。很多前辈，如吴汉仙、曾觉叟等，都是在那里拜识的，很多疑难杂病是在那里见识的，《伤寒广义》、《皇汉医学》、"全国名医验案》、《中国医学大成》等很多医籍是在那里读到的，在当年《卫生报p发表的一些文稿也是在那里撰写的。

    一九三三年，我二十二岁，家里要我单独开业。

    通过伍春辉先生的介绍，我加入了国医公会，获得了处方权，就在东长街的篾店里应诊，自题为"仲山医社"。

    次年七月，滨湖大水，灾民成千上万逃到长沙，聚居在韭菜园、孤儿院一带。饥寒交迫，伤寒，霍乱痢疚蔓延不息，尸暴于道，H不忍晰，哀鸣之声，惨不忍闻，反动政府视而不顾。民众激于义愤，自发纰织娠济。国医公会立即响应，决定派我与另两位医师组成"巡回义诊队"，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一连三个月，早出晚归，看病不少，记得每隔两天公会就要进一叠百页一本的"义诊处方笺"来。每天诊务结束之后，就把当天遇到的典型病倒记录下来，并且力求理、法、方、药记载完备。现在有一部分临征笔记就是当时留下的。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本帝国主义入寇岳阳，长沙一片焦上，迫使我只携带着部分书籍和读书随笔匆匆返回故乡，并在乡里开业。可恨日寇连穷村僻壤也不蔽过，整天狂轰滥炸。只好天天和老老少少一起钻岩洞，在洞里我常找个透光的角落坐下来，边看边写，坚持学习。在家乡四次沦陷期间，我蹲在岩洞里不仅温习了和新读了大黾的医学书籍，而且还涉猎了不少文学书籍，记下了十二万字的读书笔记，写成了《医著菁华》初稿。

    我体会到，求知必须具备"勤"字和"恒"字。求知的途径无非有三条，而这三条途径都要用"勤"字去开辟。

    第一是向书本学。不仅要系统地精读中医经典著作，而且要广泛地阅读各家学说及各地书刊杂志，以便能理清源流，增进新知，了解学术动态。每读一应将要点、疑点、难点简明标记，获得解答即时笔录。

    运用于临床后，有所心得，又随时小结，分门别类加以整理。步入医林以来，我共写下学习笔记近一百万字，有一部分取自绝版或孤本。凡是已经摘录的资料，能够一翻即得。这样做，就不至于临阵磨枪了。记得逃避日机轰炸时，很多小孩因躲进山洞几个月而致_圾日失明。我一查资料，立即认识到病因是"湿蒙清窍"，就重用"治日盲，燥脾去温宜用"的苍术为主组方，便绝大部分患儿复明。如果平时不积累资料，猝然以杞菊之类投之，是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第二是向老I师学。谁是老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仅要向前辈学，也不妨向后辈学，不仅要向同行学，也可以向群众学。要有"不耻下问"的精神，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我是随身带着笔记本的，以便有师即学，有闻即录，学习"博采众方"的办法，曾积累秘方、验方、偏方、单方十余本，后来编成了《民间单方验方选辑》。有许多经济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方药，确实是医典未载，师道难传的，并且绐人以启迪。

    例如，在搞血防工作时，潮区老太太传授的吊坳黄泥水调湿敷的"泥疗法"，可以速遇小儿高热，到云南参观中草药展览时，我向老专家请教获得五种秘传白药配方受到启发，自制"三藤汤"(常春藤、鸡矢藤、鸡虹藤)对肿瘤之气滞血瘀的疼痛和风湿阻滞的关节剧痛，均能收到良好的止痛效果；从一位老草医那里学来的治白喉的经验中，我推演出用蛞蝓、地虱婆治疗上颚混合瘤及唇癌，不仅使病者免受手术之烦，而且疗救巩固。如果固步自封，而不勤于学爿和采集，又怎能扩大自己所知的领域呢?

    第三是从实践中学。如何辨证，_直u何施治，徒有理论而无实践，那是海市蜃楼，顶霸不顶用。l伽】如，对于子宫功能性出血和某些恶性肿瘤出IIIi曲治疗，医家见仁见智，各有所长，而我采用归脾汤加蒲黄炭、灵脂炭、荆芥炭，临床医岬们重复运用后确酞疗效显著而称赞为"刘氏三炭"。其实，这个方法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比较、分析而得到的。

    临证要讲"精"

    临证五十年来，我深深感到，要成为一个知深坦博、得心应手的中医，除了学好四部经皿著作，使学有根底外，还必须在临证中孜救不倦地追求一个"精"字。要精于求理，精于立法，精于组方，精于择药，而其根本是精于辨证。

    任何一个病症的产生，必有其因{任何一个病症产生之后，必具其症。如何在四诊台参中准确地抓住证征，进而无误地审证求因，明阴阳，分表里，别譬热，辩虚实，分清标本，明确诊断，这就是临证的关键。

    怎样透过复杂纷纭的症状来明确诊断呢?个人的心得是：在比较牢固地掌握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可以按如下四个步骤进行t!第一，抓住主诉，联系诸症；

    第二，详询病史，追索病因；

    第三，细探四诊，逐一排疑；

    第四，纵观整体，反复求证。

    也许，这是老生常谈。但这恰恰是晟重要的基本功，也是最易疏忽，最难精通的基本功。因此，应十分认真的苦练，切忌主观臆断，自以为是。

    有一次，病人以"日目喉疼痛有异物感"的主诉求治。检视前医用药，均系一派寒凉的除热祛风之剂，连投不效。追询病史，便溏、遗精、渴喜热饮而下肢冷。察其碰色无华，脉细，舌淡红，苔薄白，啊峡并不红肿，口流清涎。此乃脾肾两虚，是所谓"不肿不红不壅塞，忌寒总刺忌攻风"的"虚火喉痛"，寒凉之品岂能独擅其功?法当引火归原，补肾益脾。主以八昧桂附丸，重用健中之准IU，加以温脾之自术，连服数剂，诸症悉除。用"八味桂附丸"者，乃"柔剂养阳，炉中复荧"之意}加自术者，乃健脾燥湿而脾肾同治。由此可见，小恙尚须明于辨证，大证、险证更应精于辨证。

    除了辨证求"精"之外，立法、处方、用药等也要求"精"。例如，白术是补脾益气摊湿之品，陈嘉漠却指}I；，占"善闭气而痛症忌投"。多年来，我摸索着当用自术而肓禁忌者，若与陈皮同用则气不滞，若与藿香，白卷为伍则能纠白术之壅，若与丹参归芍相配则大便不闭，若用灵脂、蒲黄相雎则痛症可投。这就打破了『≈术的禁忌框框，使它也"扬长避短"了。

    甚至，在药物的荆型、服法上也要求"精"。例如，治疗口腔恶性肿瘤，我常用蛞蝓(鼻涕虫)、地虱婆(鼠妇)以化毒；治陧主动脉瘤、闭塞性脉管炎，常用水蛭、地鳖虫、蜈蚣等虫类以通络，其疗效虽然满意，但其气昧难闻，患者入口即吐，只要加入一克巴桂同煎，取其芳香以辟秽，即可达到安胃的目的。又如昼日恹恹欲睡、使则烦躁不眠的患者，给归脾汤加熟地，令其上午服第一煎发挥参苠之力以解其困乏，晚上服第二煎显示归地之功以助其睡眠。不探究这种因气味厚薄而制宜的服药方法，就不能获致益气安神各擅其功的疗效。

    为匡勿忘"德"

    为医，不仅要具有精良的技术，而且要具备高尚的品德。这里，只想谈谈个人感受较深的两点：

    第一，为病人服务要全心全意。这，既非#)饰之词，更非政治口号，而是必须毕生身体力行的医德。在应诊中，应该要求自己做列：耐心地倾听主诉，详细地询问病史，专心地进行四诊，精心地求出诊断，细心地组方用药，详尽地交代眼药宜忌。更重要的是，无论病人地位之高下，性别之男女，年岁之长幼，外貌之妍媸，家境之寒裕，关系之亲疏等，均一视同仁。否则，不败于医之技，而将败于医之德。

    另一方面，不要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接受病人的礼物。为什么?接受了一次礼物，就暗暗滋生贪婪之心；接受了一个病人的礼物，其他病人也会或出于感激、或出于有所需求，甚或出于迫不得已来投其所好。这样，把救死扶伤的高尚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卑贱的利已行为。所以，医者和病者之问，是千万搞不得"物质刺激"的。去年，我治愈的一位疑难症患者在春节前寄来了一个包裹，并附上一封热情洋溢的恳求收受礼物的信，我当即原物寄还，并附了一封婉谢的信。今年，一位国外侨胞之子久患精神病，在海外遍冶无效，寄养于长沙，由我治获初验。其父不但写信给我所领导表示感谢，而且致函于我，问需要什么。我复函说："一根灯草也不要!"我相信，凡是立志为病人眼务的同志们，都是不会把医疗技术当作变相的商品的，都会是不以受馈为荣而以受馈为耻的。

    第二，处世持身，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同行生嫉妒"这句话，是自私自利看的真实而典型的写照。我们的国家要实现四化，我们的中医事业要发腱，就必须坚决地、彻底地讯除这个i日社会遗留F来的恶习。其宴，嫉妒别人，对己、对国家、对事业均有害无益。韩愈早就指出过："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个人体会到：处世持身，"不性不求，何用不臧"。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格言。

    立业贵在"专"

    解放后，我曾担任过从乡垒地区的中医教学、科研工作，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临眯中医。我深深地感受到：术贵专攻。

    当然，找服从了党的分配，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是，在于的时候，结合自己的专业，努力钻研，坚持不懈。五十年代，刚刚参加革命工作，党派我搞防疫，我即从軎了旧社会遗留下米的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痢疾、乙晌、白喉等)的中医防治研究，总结民间经验写出了各种《防治手册》，因而获得人民政府的奖励。六十年代，党派我担负晚期血吸虫病的治疗研究，我件到湖区，挖掘民间导水验方，用"九头狮子草"及自制的"复方防己黄芪丸"治疗单纯性腹水，用益气、养肝、健脾、利尿的方法治疗复杂性腹水，并且搜集血防战线老中医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将积累九年专题研究之所得写出了《晚期m吸虫病腹水分型辨证论治>)，因之有幸获得了中央卫生部的嘉奖，七十年代初期，党派我研究恶性肿瘤的中医治疗，我从"治病必须治人"悟出"留人治病"的道理，坚持"脾(胃)为后天之木，肾为先天之本"的学术思想与治疗原则，着重探求《内经》广义的治本思想和李东垣的《脾胃论》、朱丹溪的《格致余论》，赵养葵的g医贯》，以穷其源而畅其流，用之于临床，从而提高了恶性肿瘤患者的机体免瘦力。例如，有一脑丘巾瘤患者，头剧痛，眼复祝，且其顽固性呕吐。西医确诊后，认为必颓手术切除，并告患者家属，手术的结果可能是"一死二残i苟延"，患者不愿手术而来就诊，我用中药和胃降逆、滋阴养肾、平肝潜阳，坚持服药五个月，现愈已三年，疗效巩固。

    这些经验使我明白：树立热爱中医专业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处于无论如何繁忙的时候，千方百计不要丢掉了这个"专"字；任何妹荣，任何挫折也不要．止自己动摇了这个"专"字。我为了督促自己做到这个"专"字，曾刻了一枚印章盖在自己的书籍上，其辞是；"学问思辨"，目的是笃行不懈。我毫不怀疑t任何一个有志于中医事业的青年医者，不管资历如何，条件如何，只要专业、专心，"锲而不舍"。则"金石可镂"。
－－－－－－－－－－－李斯炽——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
    李斯炽(1892～1979)，名煐，男，四川省成都市人。1915年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现四川大学)理化系，，留校任理化助理。早年师事成都名医董稚庵，尽得其传。30年代初，有感于医道衰微，且慨于国民党政府扼杀中医，遂立志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己任，乃辞去所有教职，一心以医为业。积极参加反对“废止中医提案”的斗争，倡导并组建医药学术团体，创办中医刊物，举办国医学院。曾担任四川医学会主席、四川国医学院教务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建国后，历任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宣教部长、成都中医进修学校一、二，三、四班班主任，四川医学院（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中医教研组主任、农工民主党成都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58年，国务院任命为成都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顾问、中华医学会四川分会副会长、四川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医杂志》编委、农工民主党成都市代主任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入选大会主席团。1959年，“因对发扬祖国医学工作积极，成绩卓著”，获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1978年，被授予我国第一批中医教授职称。  

    早在1936年，就致力于中医人才培养，联合四川省国医馆和成都中医界同仁，创办了四川国医学院。除主持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编写教材，讲授《内经》《金匮》《中医内科》等课程。他编写的《金匮要略新诠》《内经类要》《中医内科杂病》等教材，善于用现代科学知识诠释中医医理，内容深入浅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四川国医学院不予注册，学生毕业不发给行医执照，他为争取学院的合法地位而四处呼吁，并通过法律途径，据理力争。又因办学经费不能解决，与同遭采取社会筹募、个人捐献、义务上课、借贷典当等办法，将学院一直办到解放前夕，为四川地区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中医人才。成都中医学院开办时的师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四川国医学院的毕业生，其中包括后来担任成都中医学院副院长、名誉院长的凌一揆教授等知名中医药专家。解放后，尽管有繁重的行政事务及社会活动，仍坚持为学生讲授《内经》等课程，批改作业，评阅毕业论文。重视中医教材建设，组织本院参加第一版教材编写的教师，反复研究讨论编写提纲及编写方法，并于1960年亲自带队参加全国中医教材审定会，会后指导教材修改工作，为中医教材建设，为我国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30年代起，即悬壶蓉城，诊治疾病，多中肯綮，求治者络绎不绝。他医德高尚，贫者问病，为之尽心教疗，且不取药资，还每周设义诊一天，为贫穷者送医送药。1932年，成都霍乱流行，与医界同仁组成“壬申疫症救护队”，自制药品，深入疫区救治患者。“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闲居于家。时年事已高，仍每日义务为人诊病，门庭若市。此间。在其子协助下，还整理出了生平治验之《医案》。诊病问疾，不拘一家之言，惟取药与病合，主张“理宜精，法宜巧，方宜平，效宜稳”，在运用调气疏肝法治疗多种内科杂病，以及运用养阴而不腻之药治疗阴虚湿热证等方面有独到之心得。尝治一患者，因冒雨发热，目眩欲吐。前医以病属少阳，投小柴胡汤而病益甚，又以为里有实滞，以大柴胡汤下之，致汗多尿少，神识昏蒙，喉间痰鸣，几致危殆。诊为湿温之病，以黄芩滑石汤加郁金、菖蒲，一服病减，再剂而愈。又治一鼻衄患者，前医投以金匮柏叶汤加童便，致血出不止。诊为阴虚肝旺，血热上溢，仍用柏叶汤去干姜，加生地黄、藕节、艾叶，一剂血止。其治多类此，看似平淡，每多奇中。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曾为毛泽东主席诊治，取得良好效果，成为医界广为流传的佳话。次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再次见到毛主席，被主席誉为“名医”。

    素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潜心于中医理论及临床研究，早年即主张开办中医医院，系统观察临床病例。1957年，主持进行了中医治疗肺脓肿的专题研究，著有“治疗肺脓肿的初步报告”一文，率先在全国报道了用中医中药治疗这一急重症的疗效，其治法及方药至今仍被广泛采用。1958年，深入成都附近疫区，开展中医药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的研究，筛选有效治法及方药，进行分型论治，取得良好效果，著有“中医治疗瘟疫(钩端螺旋体病)的初步报告”一文。在用中医中药治疗急性热病方面，也取得了成功经验。1961年，开展了水肿病的专题研究，著有“水肿病的分型及治疗”一文。此外，对中风、血管疾病、阿狄森氏综合症等的中医治疗，均有专门的研究和报道。其主要著述尚有：《医学三宇经简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实用内经选释义》《五脏辨证论治歌诀、杂病证治歌诀合编》(成都中医学院，1977)及“《素问玄机原病式》探讨”((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59)、“运气学说管窥”(《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6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