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建国之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黑幕交易、恶性竞争背后，医药代表们窘迫的人生境遇。但事实并非如此：万建国生活富足，是一个体面的中产家庭；医药行业最大的竞争不在医药公司而在制药厂，至少国企中的医药代表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压力。

　　记者◎吴丽玮

“2008年时，万建国觉得单位效益不行，他跟妻子吴佩奋说过，过了这一年要自谋出路。”万建国的一位亲属告诉本刊记者。但万建国最终没能跨过这一年。

　　2008年5月22日至28日之间，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生一起重大事故，6名患者使用了由江西博雅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后死亡。警方怀疑有人在这箱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液里做了手脚，制造了一系列命案。此案由公安部督办，江西省公安厅立案后，从南昌市抽调警力成立了专案组。

　　南昌县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万建国在7月5日凌晨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接受调查。“临走时他还不在意地安慰吴佩奋，认为一定没事。”万建国的亲戚说。万建国负责县医药公司在第二附属医院的业务，同他一起，其他公司负责该医院业务的100多个医药代表也同样接受了调查。

　　吴佩奋两次到看守所给万建国送衣服和日用品，但始终没能见到丈夫，8月8日晚上，正在家里收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吴佩奋接到了噩耗，万建国在审讯期间死亡。据检察院提供的法医鉴定结果，死亡原因为钝性外力作用于胸部致心、肺挫伤和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审讯过程中精神紧张、疲劳等因素作用下，其本身所患心脏病变引起急性循环呼吸功能衰竭。机械性损伤等因素在其死亡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其本身所患的心脏病变起一定的辅助促进作用。

　　万建国的亲戚说：“万建国根本没有心脏病，身体很结实。”吴佩奋曾在媒体上讲述她看到丈夫尸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眼睛都没有闭上，脚趾甲盖全都被拔掉了，浑身都是伤，隔着毛毯都打出那么深的伤痕。”

　　警方从万建国家里曾搜走一台消毒柜，怀疑万建国曾搬回一箱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液，并用消毒柜进行加热，导致这些药品变质。万建国的亲戚表示这种说法很荒谬：“消毒柜那么小，整箱怎么放得下？如果是一瓶一瓶分开往里放，打开和合上包装都需要特殊的工具，一般人家里怎么会有！”万建国的家人后来获得了一份南昌市公安局发出的会议纪要，最为核心的内容为，不能认定万建国与此次免疫球蛋白死亡事件有关。

　　2009年7月1日，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万建国被刑讯逼供致死案件。南昌市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中写道，万建国经受了长达17个小时的刑讯逼供，南昌市公安局的邓鸿飞、夏向东、郭松林、熊玉儿等人对万建国实施了反身吊挂、电击等刑讯逼供行为，拿毛毯垫在万建国身上，持木棍击打万的上臀部、背部；毛毯掉落后，又继续持木棍击打万的胸部、上腹部，之后，又按住万的头部撞击窗户栏杆。法院最终判决，邓鸿飞被判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夏向东构成刑讯逼供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郭松林、熊玉儿构成刑讯逼供罪，但免予刑事处罚。

　　受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张凯告诉本刊记者，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没有独立的上诉权，可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申请，吴佩奋提出了，但被检察院拒绝。作为被告的邓鸿飞等人，享有独立的上诉权，“邓鸿飞的律师提出，有新的证据要提交，要求终审，获得了批准”。

　　在今年4月1日的终审开庭后，张凯对邓鸿飞是否真的在监狱服刑提出了质疑，他回忆开庭时的情景：“邓鸿飞出庭时穿了带拉链的夹克衫，下面穿的是西裤，按理说在监狱里是不能穿带铁的衣服的，他在外面套了一个黄马夹，上面印着看守所的字样。同样很奇怪的是，明明应该在法院开庭，重刑犯人应该是从监狱到庭，结果却是在看守所里开了庭。”

　　截至本刊记者发稿时为止，法院还未做出终审的判决。万建国的妻子吴佩奋担心法院会为邓鸿飞等人减刑，她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因为这是她唯一能与公权力讨价还价的砝码，她决意先保持缄默，为了维持原判。而他的代理律师张凯则表示：“这明显就是判得太轻，但现在被告还有机会判得更轻。”

　　县城里的中产者

　　万建国生于1965年，从小就生活在南昌县莲塘镇上。莲塘镇是南昌县县政府所在地，是县城里最繁华的地区。这里距南昌市区并不算远，即使是坐公交车，到达位于市区的老福山终点站，算上堵车的时间也不过四五十分钟。虽然马路两边建筑物的密度不大，但沿途有不少新建的高档社区，房屋均价现在也已经飙升到了6000元以上。这其中最好的社区叫“梦里水乡”，即使是南昌市区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这个地方，“梦里水乡挺有名的”。万建国的家当时就在“梦里水乡”。

　　在万建国的中学同学老金眼里，他必然是同学中的有钱人。“他是我们中间唯一一个买车的人，灰色的雪铁龙。他是在南昌做生意的，不像我们一天8小时坐班，都是在单位挣死工资的人。他在市区还开了一个药店，在师大附中旁边，我从那路过两次，两个门面房中间打通，门脸大概有8米宽的样子。不过他并不是那种说很多话、爱显摆的人。”

　　在这个小县城里，万建国一家人绝对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万建国的妻子吴佩奋是中学老师，工作稳定，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小学。万建国虽然是做销售的，但平时工作并不算忙，在家的时间很多。他的家人告诉本刊记者，平时他上午会睡个懒觉，9点多钟起来，去单位转一圈，没什么事的话11点就回来开始准备午饭，15点左右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身体，晚饭后还要绕着澄碧湖跑四五圈，晚上还要在电脑上玩扑克牌，一种当地的打法，叫“二七王”。

　　万建国家周围的环境不错，澄碧西路旁边的澄碧湖四周围着白色的围栏，湖心岛上一座凉亭雕梁画栋，围着湖走一圈，至少有两公里。从2007年开始，他到一家名叫“兄弟连健身会所”的健身中心锻炼身体。这家健身中心刚开张时，他就来这里办了会员。虽然地方不大，但这已经是镇上最好的健身场所了。门脸的大玻璃上贴着绿色的标语：动感、激情、性感、活力，里面墙上也贴满了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欧美健身明星的招贴画。万建国身高1.70米，本来就很壮，在这里练了一段时间后，体重达到了170斤。他似乎也把招贴画当做自己的目标，曾举着胳膊对朋友炫耀说：“看我的肌肉练得多结实，像不像健美运动员？”健身中心的老板告诉本刊记者，万建国来的时候会员的年费是360元，现在已经涨到600元了，是镇上最贵的健身房。“他几乎天天下午都来，有时候练练器械，有时候跑跑步，运动量不大，他很胖，只是为了来活动活动身体。有时候几个常来的客人会坐在一起交流一下，万建国也会和其他人分享如何使用器械才能练得更好。”老板和他混熟了，也知道他在镇上算是个体面的有钱人。“不过他很低调，经常是骑着自行车或者摩托车来，基本不开车。穿的运动服也非常普通，走在外面比普通人还普通。”

　　“吴佩奋的家庭其实挺让她的同事羡慕的，但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建国家里条件并不好。”万建国的亲戚说，1983年，万建国的父亲得病去世，那时万建国刚满18岁，3个姐姐已经出嫁，他下面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弟弟在中学读书。万建国高中毕业后进了医学技校，技校毕业后通过了南昌县医药公司的招工考试，成了一名仓库保管员，业余时间他还拜了师傅学习维修电器的手艺，“给人修得好了，人家会给点钱。有时候去乡下修，人家会送些米、拿些菜给他”。吴佩奋的姑姑与万家是老邻居，乡下姑娘吴佩奋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南昌县的中学教书，姑姑把万建国介绍给她。“吴佩奋就是觉得他会做饭，有稳定的工作，人也老实，因为她和大学同学当时都很怕结婚以后老公会抛弃自己。那个年代其实还是很看重学历的，技校学历没法跟吴佩奋的大专学历相比，但吴佩奋并不在意这个。”

　　1993年春节后，单位提出要搞活市场，鼓励员工去做药材推销员。原县医药公司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刘宗主对本刊记者回忆道：“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当时只有南昌县医院、乡镇卫生所和药店是我们的责任市场，单位想开拓责任市场以外的新销售途径。原来的业务你不能拿，只能去新的地方。以前是单位派去的，现在都是个人去闯。”万建国决定去试一试，没想到做得很成功。他的亲戚说，开始那半年，万建国做得也很不顺利，但他朋友多，尤其是在技校时的同学有些分到各大医院去做保管员，朋友托朋友，一来二去慢慢打开了局面，在第二附属医院站住了脚。刘宗主说，当时一共有20多个人报名，最后大多数人都做不成，回到了原岗位，只有两三个后来一直做得不错，万建国是其中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去做推销员是要有勇气的，因为推销员没有工资，光靠提成。当时工资普遍不高，一个保管员每月也就五六百块钱，如果销售做得好，收入可以成倍地增长。”万建国成功地转型成单位的业务骨干，家里条件也迅速好转起来。

　　亲戚说，两人结婚后感情很好，偶尔有争执，多半是因为婆媳关系。结婚后，万建国夫妇与婆婆同住在医药公司的家属楼里。1992年，吴佩奋生了一个女儿，结果被婆婆赶了出来。每次吴佩奋跟万建国抱怨，万建国都让吴佩奋多包涵。“他跟吴佩奋说，我妈年轻时就守寡了，很不容易，所以她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在家里，唯独这点你一定要多体谅。”2003年，婆婆领着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来到家里，开始的时候，说这是亲戚的孩子，结果住在这里就再也不走了，夫妻俩明白，这是要让他们再养一个男孩。“万建国跟吴佩奋说，没办法，这个你必须得接受。”

　　国企里的医药代表

　　甄越(化名)是江西省最大的国有医药公司——南华医药有限公司的一名医药代表，得知万建国的死讯，他非常惊讶：“我跟万建国是在酒桌上认识的。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销售朋友，有时候大家会坐在一起吃吃饭。万建国看起来很随和，蛮忠厚的。”甄越绝不相信万建国恶意竞争。“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竞争，尤其是我们这种大型国企，实力强，平时都不会去请客吃饭、跟医院联络感情的，我们有实力在这。”他告诉本刊记者，江西省每年都要开招标会，中标的药厂才能在江西省内销售药材，无论是省级医院、市级医院还是小医院都应该使用中标药厂生产的药。按照不同的品类，应该每种只有一两家企业的药品中标，虽然数量少，但像南华这样的大国企从药厂拿药非常容易，他们不但采购的是招标药厂生产的药，还要看药有没有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认证，这样的药往往更值得信赖，医院的需求量更大。

　　南昌县医药公司是南华医药公司的子公司，也是国有企业，虽然没有南华的实力雄厚，但比一般的民营企业还是要强不少。万建国是单位里唯一一个负责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销售代表，在他的同事看来，这是个肥差。县医药公司的医药代表刘克义对本刊记者说：“生意做得大不大，不是由你能联系多少家医院决定的，要看医院对药的需求量有多大。省级医院，每次至少都要几百万、上千万元的药；小的乡镇卫生所，可能只有几万元的药，做得再多又有什么意思呢。省级医院一个月至少要出两次计划，有时候三四次都有可能。”刘宗主对单位里销售人员的处境比较了解：“二附院的确是业务量比较大的，他们只要稍微照顾点，给个边角废料就够你挣的了。医药公司的利润现在大概在5%～6%，销售员的提成比例这些年都在不断调整，现在公司只从他们的利润中间抽一点，大概2%～3%，剩下的都属于销售员，他们只要负责把税交了就行。不过现在药材价格放开了，已经没那么高的毛利了，但万建国每年赚十几万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万建国做不到甄越那么牛气，请客吃饭还是必要的。他的亲戚说，万建国有时会跟二附院的人钓钓鱼、吃吃饭、打打牌，“但他说送钱的事是绝对不会做的”。医院的计划出来后，哪些药划分给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刘克义说：“医院需要哪种药，可能会分给不同的医药公司来做。药本身的批发价是招标时就确定了的，每个公司和医院谈生意时，其实价格也都差不多。有时为了多赢得一些计划，只能少赚一点，多花点费用在请客联络感情上，这样自己的利润空间就减少了。”

　　对于这种同行恶性竞争的质疑还有一个有力的说法。刘宗主告诉本刊记者，现在竞争最激烈的是药厂，而不是推销员。虽然医院并不能直接和药厂见面，必须通过中间的医药公司来流通，但医药公司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医院同意用哪个药，药厂暗中就会给医生付临床费，比如同一类的抗生素药，你返20个点，别的药厂可能就返25个点。药厂之间先竞争完毕后，再选择服务好、回款快、税收低、返利低的医药公司来进行批发，但这个过程其实只是走个形式，哪个医药公司和医院关系好，医院可以直接与厂家说，让厂家把货交给这个医药公司来做。”

　　刘宗主说，医药公司的高利润时代已经过去了，南昌县医药公司早已举步维艰，2010年，该公司以2040万元的价格实现了企业整体产权转让，这是该县第一个整体产权转让的国有企业，公司的员工均以买断工龄的形式失去了工作，单位原址已经大门紧闭，两个仓库租给了做电器生意的商人，租期为3年。以前与万建国同为单位销售员的李银德早已转了行。“公司其实2003、2004年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倒闭了，有一次我遇见了万建国，我还劝他说，别做了，还有什么好做的。他说，别的也没什么可做。他还是要接着做。”万建国无疑在这一呈现颓势的领域里依然滋润，生意不停。他的外甥朱晋杰从2007年开始帮他运药去医院，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每个月会叫我一到两次，每次基本上都是感冒药、葡萄糖注射液和地塞米松注射液。感冒药一件，200多盒。葡萄糖注射液和地塞米松注射液大概各有四五件，每件1000多支。每次租一辆昌河面包车，来回也就两个多小时足够了。”到了第二附属医院，面包车直接开到仓库门口，每次负责接待的都是仓库的保管员李玲。朱晋杰说，李玲抄下药品的批号、保质期之后，自己就帮着万建国搬药，搬完两人马上就走，也不多逗留。那个仓库大概十几平方米，里面都是和他们搬来的差不多的药。而这个朱晋杰唯一认识的二附院的员工李玲，在公安机关的调查阶段，同样接受了警方的质询，他与万建国两人被直接怀疑为相互勾结，对免疫球蛋白进行加热，导致其变质。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