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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专栏:精神病人养活了精神病医院,弱势群体养活了弱势医院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面对调研精神卫生工作的全国政协专题考察组,湖南省邵阳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吕春江心中五味杂陈。

  在精神卫生防治中,精神病医院位于最前沿,也是矛盾最集中之地。邵阳市精神病医院,始建于1959年,作为湘西南地区最大的精神病医院,精神卫生防治的各类问题在此均有体现:经费不足、病人欠费、曾伤害他人的病人无法出院、地方政府送来“精神病人”、医护人员人身受到攻击等。

  邵阳市精神病医院且战且进。然破解有限,无奈颇多。《精神卫生法》将出,求解是否有望?

  入院难出

  已在精神病医院呆了6年的袁小军威胁医护人员:“要么送我出去,要么我就死在这里。”

  7月7日,邵阳市精神病医院封闭病房内,袁小军(化名)再次要求出院。

  他手指头顶的伤疤,意指要撞墙去死。伤疤是他此前为求出院而两次撞墙后留下的:“要么送我出去,要么我就死在这里”。袁小军在医院已经6年了。医生舒卓说,从病情上讲,袁小军可以出院了。但是,没人愿意接他。

  事实上,袁小军入院时,其父母、哥哥已举家外逃,再无联系。

  2005年秋,27岁的袁小军突然提刀连砍5人,其中3个是孩子。后果是,3人死亡,2人重伤。而被害者跟他无冤无仇。

  多年后,袁小军形容当时的自己“分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就像在做梦”。

  精神鉴定结果显示:袁小军患精神分裂症。2005年10月,他被警方送至精神病院治疗,两个多月后,其精神分裂症基本治好。

  为了袁小军出院一事,医院作出了很多努力,联系警方,民警说这事得找政府;医院联系当地县、乡政府和村委会,说明袁小军只要坚持服药,病情复发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没有一处愿意接收他。

  《精神卫生法》草案规定,“有违反刑法行为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需要政府实施强制医疗的,由公安机关执行”。而此类病人治好后,能否出院?如可出院,什么部门接收?该法未提及。

  欠费难结

  为了能将欠费病人送回去,医院特批每个科室可免费使用救护车3000公里。

  病人的“只进不出”影响着医院的接诊能力。

  舒卓说,袁小军住院的费用,由有关部门按最低标准支付。另有一类病人,不出院并欠费,让医院更为难。

  病人欠费到一定程度,医院的办法是在其病情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将其“遣送回家”。医院院长吕春江说,每年送回去的病人有50多个。这些病人,少的欠费一两千元,多的欠费5000多元。

  为能将欠费病人送回去,医院特批每个科室可免费使用救护车3000公里。因为如果住在医院里,“要吃饭,要吃药”,欠费会越来越多。这有些不近人情的举措,其背后是吕春江的困局,医院每年获得当地政府财政拨款190万元,只够给全院300多名员工发3个月工资。其他的支出都要靠自筹。如果不能从病人身上收取费用,医院就要关门。

  去年7月,向全国政协专题考察组汇报时,吕春江说,“弱势群体养活了弱势医院”。

  《精神卫生法》草案提出了对欠费的保障方案,“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所在地县级政府应当对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给予资助。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的,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国家给予救助”。

  这让吕春江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等部门制定”的条款,表明最终实现还需时日。

  “被精神病”

  一些重要时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压力会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来个。

  邵阳市精神病医院的前身是1959年10月创办的“邵阳专区精神病疗养院”,当时是“收容管理为主、治疗为辅”。9年后,疗养院被卫生局接管,成为真正的精神病医院。

  作为湘西南最大的精神病医院,到邵阳市精神病医院就诊的病人,除了来自本地区外,还有来自周边的娄底、永州等地,甚至还有安徽、广西、贵州等地的患者。今年6月,医院最高的日住院病人达到850人,超出医院接诊能力,只能通过加床的方式解决。

  纷至沓来的病人中,也有一类是被“送来”的。

  吕春江说,在一些重要时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压力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来个。

  吕春江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当年,地方政府送来了十多个“精神病人”。

  这些人因各种问题反映情况,“有些偏执,有心理问题”。但吕春江坦承,他们不算精神病。

  这些人被强制送到医院后,坚决不愿意就医。

  吕春江说,这些人有部分自知能力,原则上不能接收;但他们是当地政府送来的,能不收吗?这是一个难题。

  解决方案是,“病人”家属会被“请”到医院。

  一方面,“病人”确实有一些偏执、固执、人格障碍等“病”;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出钱治,“你不花钱看病呢”。

  游说的结果通常是,这类病人被收治一周或半个月左右。当重要时点结束后,他们就出院了。

  这种类似“被精神病”的状况,因为操作的“短平快”,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

  《精神卫生法》草案有一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知情人士介绍,上述人被送至医院的理由,就是“扰乱公共秩序”。

  然而,这种情况与《精神卫生法》草案强调的一种理念相悖:有自知能力的精神病人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入院。

  作为精神病人权益保护的重要方面,入院、出院程序干系重大。

  吕春江认为,无论是精神病人的入院还是出院,都应该由专业的精神病学专家组来决定,完全出于专业的需要来确定。为避免利益纠葛,这个专家组应该独立,不受精神病医院等机构干扰。

  护士之死

  工作环境不好、医护人员待遇不好、工作风险大。

  吕春江自称他们是“弱势医院”:工作环境不好、医护人员待遇不好、工作风险大。

  舒卓记忆犹新的,是袁小军制造的“飞越疯人院”事件。

  200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两名女护士在病房巡视时,袁小军带领另外4名病人,突然抱住护士,威胁她们不能喊叫。接着,袁小军从护士身上搜出钥匙,逃离封闭病房,直奔医院外。

  护士按响了警铃,袁小军等人被拦下了。

  两位护士受到了惊吓,而她们的前辈付出了生命。

  1995年,一名护士在病人活动场所洗手时,被一名病人用凳子砸死。这名病人患有“被害妄想症”,此前,这名护士给他打过针。

  “飞越疯人院”事件后,很多家境好点儿的护士办理停薪留职。医院招聘护士格外困难。当其他医院招聘护士时,吕春江总要担心,这次又会有多少人跳槽呢?卫生部一项调查表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到精神病医院工作的本科医学院校毕业生流失率达50%。

  对这些不确定的风险,医院的因应之策渐多。医护人员巡视病房时,要背靠墙走,防止来自背后的攻击;医院聘用了20多个男护工;每天对病房进行安全检查……

  吕春江说,当病人被送进精神病院时,医院就负起了监护病人的责任。这种监护权过渡后,医护人员的权益并没有相应得到特殊的保护,怎么办?

  令他失望的是,这一点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并没有被关注。

  面对精神卫生防治日益艰巨的现实,吕春江赞成的解决之道是:将精神病人的治疗和康复分离,精神病医院负责精神病人的治疗,社区、乡镇康复中心负责病人的康复。精神病人发病时,送往精神病院救治;病情稳定后,再送回康复中心。

  吕春江期待的设计是,精神病医院由财政全额拨款支持,不再依靠精神病人养活;病人出院后的康复、维持治疗费用,则由病人家庭出钱。

  这种设想的理由是,当精神病人发病时,不仅危害自身或其家庭,还会对他人、社会造成危害;对严重精神病人的救治,不仅对精神病人有好处,也对整个社会有好处。

  这方面的转变正在进行中。邵阳市精神病医院被纳入国家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建设中,获得国家财政投入2400万元,新建一座门诊医技大楼和一座综合住院大楼。

  这是这所医院获得的最大一笔财政投入。

  在医院的北侧,新楼已经动工,将在明年建好。


记者:易靖

来源:京华时报 

-----------财政收入都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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