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胡杰和东北人沈云都失去了一个肾，他们的肾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在被摘除肾脏的过程中，他们遭到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他们遭遇的是横跨几乎整个中国的器官贩卖网络，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参与其中，各司其职又高效运作。

　　在警方立案后，器官中介们迅速消失，而相关医院回应：这是护士的个人行为。

　　筷子长的针管将液体注入体内后，湖南小伙胡杰失去了知觉。几个小时后，身体左侧的剧痛让他醒来，他意识到，那颗陪伴了自己25年的左肾，已经不在那里了。

　　类似的情形也曾发生在东北人沈云的身上。2009年底，在江西南昌找工作的他被稀里糊涂地骗到了手术台上，几个小时的昏迷之后，一颗肾脏没了。

　　他们的肾脏都是在正规医院被取出，并迅速移植到受体身上。在被摘掉肾脏之前，两个年轻打工仔遭遇过相似的诱惑、恐吓和拘禁。

　　在胡杰和沈云失去肾脏的过程中，地下中介、黑势力、正规医院与医护人员分处这条盗肾链条的各个节点，各司其职又完美合作，每一步都有着成熟高效的运作。胡沈二人遭遇的，正是在中国隐秘而一直活跃的地下非法器官买卖网络。

　　山东德州——卖肾中转营

　　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进行的手术耗时三个多小时，醒来后的胡杰已经无法言语。加了不止一床被子后他仍觉得冷。2011年1月6日，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绝望中胡杰觉得自己要完了。他说，我不行了。

　　作为一个有着7年电焊经验、日入百元的广东打工者，胡杰此前的生活还算平稳。他谈过女朋友，喜欢看NBA和其他体育节目。在同为广东打工的父母的愿景中，只要2011年每人年存一万五，他们就可以回到湖南老家不再打工。

　　变化发生在去年10月。平时喜欢赌博的胡杰加入了一些陌生人的赌局后，高利贷赌债已经积累到两万多。还债心切的他偶然在网上循着“卖肾”或“肾源”之类的词汇搜索，小心联系网络上隐现的多个中介。

　　没有人帮助他识别这些信息。回顾当初的想法，3月11日晚胡杰深深埋下头后悔异常：“卖肾之后不干重活就可以了，还债之后我还可以学驾驶。”去年10月末，他自认为像找到一个网友一样，在网上找到了靠谱的中介，前往山东德州，称为“刘哥”和“杰哥”的器官贩子们来火车站接他。

　　火车站同样是沈云的伤心之地。2009年年底，沈从东北到江西南昌找工作，在南昌火车站，一名男子号称能帮他介绍工作，但必须进行细致的“体检”。在南昌一家著名的医院内“体检”后，一颗肾脏没了。

　　在胡杰悄悄接洽中介的2010年秋天，失去肾脏的沈云的父亲和姑姑已经出现在南昌那家医院的办公室里。家人们愤怒地追问医院切除肾脏的合法性。

　　还债心切的胡杰完全预料不到他将遭遇什么，那是一张横跨山东、山西、湖南的盗肾网络，作为肾源提供地的德州只是个起点。在德州郊区的一个村子中，胡杰与十几个等待卖肾的人同吃同住，并被安排体检。当时的胡杰是幸运的，两次体检他因胆红素偏高而没有通过，因此无法卖肾。

　　但即便如此，他仍和其他卖肾者被统一看管，不得离开视线。有些害怕的胡杰想了一个办法。他把自己的衣服刮了个口子，借口补衣服逃离了德州的村子。此后“刘哥”们每天打他电话，在QQ上给他留言，催他赶到山西临汾，声称已经有了买家。

　　事后证明，器官贩子们此时已在山西为胡杰找到了一个匹配的受体。到了年底，胡杰终于经不住“刘哥”每天的催促，决定前往山西——这是他还债的惟一办法了。

　　山西，河南——多家医院参与体检

　　沈云在失去了一颗肾脏后相当绝望。对于沈云切除肾脏之前发生的胁迫，家人知道得不多。惟一可以确定的来自他为数不多的自述：身份证、手机、钱等被黑中介扣押，失去了人身自由。

　　胡杰则愿意对外界讲述他的遭遇，他承认自己知道买卖器官违法，但抵挡不住的诱惑仍然源源而来：对身体并无大碍，还可以得到4万块钱。带着这些来自黑中介的美妙许诺，今年1月30日夜里在山西临汾火车站，一个叫王海强的供体中介接到了他。

　　第二天上午，供体中介王海强与受体中介小卢(音)见面后，便安排肾源“供体”与“受体”之间的会见。会见在一辆车内进行，胡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排是受体和受体的妻子、姐姐。

　　“受体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就看了我一会，也没有说什么”，胡杰当时没有感觉到命运已不在自己手中，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在掌控中被安排的人，“后来中介和他们互相谈”。

　　随后两天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即便是理发，身强体壮的中介王海强也亦步亦趋跟着胡杰防止他逃离。在两位中介的“看护”之下，胡杰在临汾市人民医院做了血常规、尿常规和肾功能等常规检查。

　　常规检查之后，临汾市长良医院随即接手。两个代表长良医院的中介把胡杰带到河南郑州，分别在郑州武警总医院和郑州三院，检查肾血管造影和淋巴毒配对、血液配型。结果在当天迅速拿到。在回临汾的路上，胡杰听到中介们用专业术语说：供受体配型配到4个点，属于百万里挑一——这将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配型。

　　从郑州回来后，胡杰晚上一直睡不着觉，他甚至有些希望检查没有通过。在临汾的几天里，一直在旅馆房间里看守他的中介王海强，总是摸着自己身体左侧的手术伤疤叫疼。

　　王海强本人也卖了一颗肾脏，为了向胡杰证明卖肾对身体没有伤害，他与胡杰扳手腕时赢了。胡杰有时候表现出反悔之意，他就叫嚷着要胡杰赔偿所有的体检费用。

　　第二天，一个叫做秋哥的东北人出现在胡杰的旅馆房间，一边叫骂，一边从胡杰手上抢过了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和行李。“别想走出临汾，只有做了手术才能拿回你的东西！”

　　临汾长良医院——肾没了

　　所有的检查都做完了，到下决心的时候了。中介们把胡杰带到临汾长良医院三楼病房，跟受体面谈。胡杰说不出什么成句的话，只是痛哭。

　　反倒是受体，那个高大的、因为索求肾源曾被骗过几十万元的山西年轻人，开始安慰胡杰，“你不想做就不做了。反正体检也就花了一万多块，我出得起。要是用你这个肾，我一共得花三十多万呢。”

　　器官贩子们一拥而上，当面给胡杰放下狠话，如果不做手术就“赔钱”，甚至“要了你的小命”。他们将胡杰带到临汾一个叫“天都水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中介们和主刀的医生聚满了一个房间，这时候一个穿红色羽绒服的黑中介强令胡杰面对患者要笑，不要哭。

　　大半是恐惧，小半是顺从，胡杰在1月6日晚再次被带到长良医院的三层。手术前的一段时间，他独自找机会跑下楼梯，发现医院的玻璃门已经锁了，两个门卫一男一女看着，红色羽绒服跑出来把他追回去。第二次他从医院楼宇的小门跑出来，迎面撞到两个器官贩子守在那里。红色羽绒服再次追出来。

　　刚刚被拉入三楼手术室门里，一名叫曲贤的护士和麻醉师迅速脱去了胡杰的衣裤，只剩下内裤时胡杰抗拒地躲到一边。两个守住门口的中介又把他堵了回去。胡杰被拉上手术台，一大一小两个针管的麻醉剂分别注入手腕和手背上。最多两分钟，胡杰失去了知觉。

　　主刀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周围的人都称他为“教授”，这是胡杰完全陷入昏迷前的最后一点记忆。

　　坐在记者面前回顾这段经历时，胡杰承认自己恐惧之下的反抗不够坚定，但当时摘肾“绝非自愿”。他很后悔当初没有拼死抵抗。他的肾被切除后，没有任何痕迹，没有病历和法律规定的近亲捐赠和知情同意书。胡杰遭受的，是一次彻底的医学侵犯。他清晰地记得手术前，那颗肾脏的“受体”问医院的护士长曲贤是否签协议，曲贤回答说：我们医院做了很多例，从来不签协议。

　　沈云的情形略有不同。在南昌的医院里，当他的父亲看到他在手术同意书上的签字后，彻底蒙了。循着相关规定和法律，家长多次反问医院，沈云遭受的，到底是不是一次合法的移植？

　　沈云的父亲为此专门查过《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其中第十条为：活体器官的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赠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场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每例次人体移植前，需说明人体器官来源的合法性。

　　沈云家人从主刀医生那里得知，法律所需要的供患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双方户口所在派出所户籍证明、供体和受体的亲属关系证明、自愿捐赠同意书等材料，全部是伪造的。

　　沈家甚至找到了沈云的受体。在南昌的一家医院中，他们见到了那个接受了沈云的肾的陌生男人，沉沉地卧在病床上。家属告诉沈家，他们买肾的价格，远远超出沈云所得的4万元。

　　医院的回应——“护士的个人行为”

　　手术过后两周，胡杰回到广州番禺，他发现自己的虚弱远远超出想象。

　　原本120斤的体重降到了102斤，浑身乏力走路困难，疼痛之下总要弓着身子，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下床。大便带血，小便时腰部更疼。说话大声一点，伤口连带着整个胸腔一起疼痛。

　　春节之后他尝试联系长良医院请求治疗，但医院不予理会。他再次想到了网络，决定公开自己的遭遇，将自身的经历投掷网络。汹涌舆情之下，2月24日早晨8点多，临汾长良医院那个叫曲贤的护士长给胡杰的户头上汇了25000元。下午3点，这位护士长给胡杰发了一条让他“道歉”的短信，叫他依照原文，用快递向临汾市卫生局和长良医院表态：

　　“我供肾是经一山东中介介绍，开始安排到山西临汾长良医院做手术，去了后医院说不能做这种手术。中介就把我拉到南方另一家医院做了。在网上发帖我只想披露黑中介买卖肾源一事，为了不暴露真实的手术医院就用了没做手术的长良医院。后来有人向我调查我也是这么说的。现得知长良医院因此受到很严重处理，心里很不是滋味，连累无辜的人员受害深感抱歉，特此声明。胡杰。”

　　卖肾事件公开后，广东省的卫生监察部门主动为胡杰查体，确认了他的左肾已被取走。山西省卫生厅和临汾市卫生局先后介入调查，目前已知，长良医院被罚款三千元并停业整顿，曲贤被羁押，而医院院长陈新安、麻醉师和主刀医生不知去向。南方周末记者调查获知，器官中介们已被警方锁定但尚未归案。

　　按照山西省卫生厅的说法，去年10月两个“受体”举报长良医院非法进行器官移植，但调查未发现相关档案或者病历。此番胡杰案发后，已知长良医院并不具备进行人体器官移植的资质，但护士长本人具有行医资质。医院再次试图撇清责任，向调查的卫生部门出了一个盖有公章的文书，声明此番盗肾“是护士长个人行为”。

　　喜欢粤语老歌的胡杰将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挂在自己QQ签名档上，他决定维权到底。3月7日他再赴山西临汾，警方因此立案，但警方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器官中介们身上。

　　在仔细研读法条之后，沈云的家人却发现，类似器官被盗的案例，司法追究从未降临到医院和医生的头上。他们决定向医院讨个公道。在与医院谈判之后，他们向江西省卫生厅举报，要求追究医院的责任。

　　医院最终选择用合约的方式来化解危机。医方与沈云的家人签署协议：同意支付一部分钱，但条件之一是沈家不能公开维权。

　　胡杰却没有得到来自医院方面的任何说法，临汾长良医院在他向山西警方报案后的表现，与手术期间一样冰冷。在肾脏被摘除后的第4天，医生就拔掉了导尿管。在长良医院病房的那几天，他疼得无法忍受，上厕所10米远的路需要走10分钟。他的嘴唇干得开裂，但没有一个护士给他倒杯水喝。

　　中介们在他昏迷的时候归还了他的手机、银行卡和行李，就放在他长良医院病房的床头。他打开手机，看到银行的入账短信。中介们没有如约给他打4万块，只是给了2万7千块钱。自己的肾，连同它的价格，一切都不在他的掌控之中。

　　手术后不到一周他就被“请出”医院，自己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手术后第10天拆线；手术后第12天，他买了一张火车票，回到了打工地广州。而今15厘米长的伤口连同粗壮的缝合痕迹，像蜈蚣一样盘踞在他腰间的左前方。

　　胡杰的父亲在2月底才知道他的遭遇。胡父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他惟一能做的，只是跟胡杰抱头痛哭。

　　手术之后，胡杰再也联系不上自己肾脏的受体——那个年轻的山西人；他更找不到那些曾经诱骗、威胁和拘禁过他的中介。山西警方最近给他的回应是：“器官贩子们都逃了，案子还在查”。他要找个说法的希望，似乎跟他已经失去的肾脏一样难寻踪迹。

　　
(根据受害者的要求，文中沈云为化名，相关医院隐去具体名称)

来源：南方周末


－－－－－－－－－－－这些人死后会变成孤魂野鬼，可恨
－－－－－－－－－－－全是利益在作怪，

问个问题，移肾的人能活多久？？


－－－－－－－－－－－山西首次公布对医院“强行取肾”事件处理结果


中新网太原4月1日电(范丽芳)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山西一医院“强行取肾”事件有了最新进展，山西省卫生厅1日对中新社回应：临汾市卫生局现已收回临汾长良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医院总护士长曲喜爱的《护士执业证书》。

　　26岁的湖南小伙胡杰，因还不起18000元人民币的赌债，想到“卖肾”，尽管后来他表示“真的不想做了”，却遭山西省临汾长良医院强行非法取肾。

　　山西省卫生厅介绍，2010年11月25日山西省卫生厅接到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报告，该院接诊两名肾脏移植术后转诊患者，患者均拒绝提供手术有关情况， 经主管医师反复追问，其中一名患者称在临汾长良医院实施的手术。

　　山西省卫生厅立即通知临汾市卫生局组织人员进行调查。对该院2010年3月至11月25日的所有手术病历进行封存核实，核查11月份门诊、入院收入，未发现上述患者在该院实施手术的任何记录。该医院领导和相关人员否认实施过肾脏移植手术。临汾市卫生局根据患者由临汾市急救120车辆转送线索， 对临汾市救护车辆出车情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在临汾市急救中心11月24日的出诊记录中，有从临汾长良医院接患者送往省二院就诊的相关记录信息。根据 调查情况，山西省卫生厅将《关于涉嫌非法器官移植报案的函》报至山西省公安厅。

　　2011年2月11日，山西省卫生厅在互联网看到胡杰发布在互联网上有关在临汾长良医院被黑中介摘除肾的一文后，立即与胡杰联系，根据胡杰提供的线索，要求临汾市卫生局立即对新线索展开调查。临汾市卫生局在胡杰现打工所在地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局、番禺区卫生监督的协助下，对胡杰进行了询问 ，并对胡杰手术切口进行查验及超声诊断。协查结果已证实胡杰所述。2月15日临汾市卫生局对长良医院作出了立即停业整顿的决定。胡杰在临汾市卫生 局协调下到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报案，公安部门介入侦查。

　　山西省卫生厅将临汾长良医院从事非法器官移植活动有关情况报告至卫生部，临汾市卫生局现已收回临汾长良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医院总 护士长曲喜爱的《护士执业证书》。


来源：中国新闻网
－－－－－－－－－－－“卖肾案”开庭胡杰不知情  庭审现无受害人一说



■《胡杰卖肾记》追踪

    “胡杰卖肾案件”8月18日在山西临汾开庭审理，而案件当事人胡杰却未被告知。8月21日，当胡杰再次抵达临汾时，当地检察院却告知他，说他“不是被害人，所以不需要告知”。

    2011年1月6日，在广州谋生的湖南小伙胡杰，在山西临汾长良医院被强取了一颗肾脏。胡杰这一遭遇经媒体报道后，警方介入调查，参与胡杰卖肾的地下网络及长良医院相关人员被警方控制。

    突然的开庭消息

    8月18日的前几天，一名茂名男子联系上胡杰。男子称，自己也曾在长良医院卖肾，通过网络上胡杰留下的联系方式，他才得以找到胡杰。

    随后的联络中，该男子称临汾市相关部门曾前往茂名取证，因此他对长良医院及参与卖肾的地下网络接受调查的信息，也略知一二。

    8月18日下午，男子致电胡杰。电话中，他告诉胡杰一个突然的消息：长良医院的案子上午开庭审理了。

    胡杰称，自己肾脏被取后，他曾接受了临汾警方的调查，也一直与对方保持联系，“我一直期待能宣判，但没想到他们居然会不通知我。”

    考量再三，胡杰决定再次前往临汾。与他同行的还有那名茂名男子。8月21日晚11时许，两人抵达这个曾让他们伤身、伤心的地方。

    “我不是受害人？”

    8月22日两，两人前往临汾市法律援助机构。

    “找到了一个律师，但律师说事情太敏感，他不想介入。”这名律师向胡杰他们推荐了另一名律师，但这名律师也同样婉拒了两人的请求。

    为了了解案情及审判进展，8月23日上午，两人再次前往临汾市尧都区法院，法院让两人前往检察院询问相关信息，“检察院说公安部门已对案件定性，长良医院等相关人员涉嫌非法经营，胁迫卖肾不成立，案件只涉及刑事诉讼，没有民事赔偿这一块。”

    咨询中，两人得知共有13名嫌犯被控制，案件确已于8月18日上午开庭审理，但结果尚需等待。

    胡杰对自己身为案件当事人之一，为何没有接到开庭通知提出质疑时，临汾市尧都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称“这个案子没有受害人，你们不是受害人，可以不告诉你们。”

    检察院工作人员并称，是根据公安局的材料进行的判断

    对方的这个回应，让胡杰无法理解，“这个案子怎么可能没有受害人？我不是受害人？”

    南都记者随后联系到尧都区检察院一名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称其不接受采访，随即挂断电话。而一直负责胡杰案件调查的一名警方工作人员，在得知南都记者致电来意后，以“信号不好”为由，也挂断电话。南都记者随后又两次拨打其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来了四次临汾。

    ●卖肾，举报，再举报，开庭。这是我在临汾所做的一切。

    ●起始于“肾的丢失”，希望它不是以“心的死去”结束。

    ●少一个肾已是事实。走在街上，意识到残瘦的自己，已经被一颗自卑的心包裹。于是，我总不敢正眼看别人。如今，身体的种种不适已渐渐显现。我不知道以后是否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

    ●长良医院的涉事医护人员、地下肾脏网络的黑中介，无论我们自愿或是被胁迫，他们的非法行为，对我们的伤害也确确实实。但8月18日，我得知的消息却让我心冷。    ——— 胡杰在Q Q上写给记者的话

    ■ 律师说法

    检察院提起诉讼前应告知胡杰

    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朱永平主任认为，即使当地检察院只提起刑事诉讼，即长良医院和肾脏交易地下网络成员涉嫌非法经营罪，胡杰依然有了解案件进展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权利。朱永平称，被告方非法经营活动以肾脏买卖为客体，而胡杰肾脏正是在他们的买卖网络中失去，因此，被告方的非法经营活动损害了胡杰的利益，胡杰有权了解案件调查及审理进度。

    朱永平说，非法经营罪是一个框架罪，有时不一定有受害人，但具体到胡杰卖肾案件，“应该是有受害人，因为卖肾者的人身健康权收到损害，受害人有权提出民事赔偿。”

    他建议，胡杰等人可以去法院直接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诉求；而法院也应主动行使告知权，“询问当事人是否需要提起民事赔偿。”

   
记者：许方健 罗燕婷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