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大师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之后“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杜维明。
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教哈佛大学直至退休。曾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年至2008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是出任该职位的首位华裔。杜维明研究主题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众多西方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文化中国”、“文明对话”、“多种文明核心价值”等学术观点。
今年4月，杜维明所在的哈佛大学为庆祝他70岁生日，专门举办了“华夏世界的展望”学术研讨会。如今，他已从哈佛大学退休，出任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图/文 羊城晚报特约记者 陈竞
学术丑闻在西方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费”
记者：近年来中国文化界出现不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关注的“打假”事件，比如目前仍在发展中、尚未定论的“汪晖抄袭事件”和“朱学勤抄袭事件”。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杜维明：你提到的具体事件，因为我了解得很片面，基本没有发言权。而且我觉得可能也不信，因为这牵涉的不仅是学术界内部，还有互联网、媒体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在国外这种情况很少，学术问题都是在学界内部讨论的，因为比较专业，基本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抄袭等问题，我相信都存在。我们对人文学的理解和关注太欠缺，学术氛围非常紧张，采用量化标准，每个人都有非常大的压力。即使是一个博士生，如果没有地方发表论文，学位就无法得到，这样，各种不同的杂志势必成为大家争取的对象，也就造成了腐化的可能。人文学的发展是要给予足够的空间的。
如果要使学术界能够有所改变，能够逐渐把不健康的现象清除，就要把它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置于更宽广的学术环境里。有时候，被批判的学者反而是学术界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我记得以前有个例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这件事我认为多多少少是个悲剧，因为据我了解，王铭铭在他所在的领域是非常突出的。这其中是否有政治等非学术的因素纠缠在内？我们怎么把不同的问题分开？当然要把它分得很清楚非常困难。
事实上，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学术研究方向，不同的学派，不同关注点之间健康的交流和互动，现在不存在了。我们的公共领域没有开发好。1985年我在北大上过关于儒家哲学的课，那时候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辩论，大家有很多交集，这种情况在纽约、康桥、巴黎等其他世界各地都是最普遍的情况。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使得很多精力被耗费。这种情况要改变，就是要能够形成一个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讨论、辩论的氛围，观点不同不会影响友情，不会关系政治迫害。但在大的氛围里，这个任务还很艰巨。我还是希望能向这个方向努力。
记者：国内不少专家认为，建立独立的学风调查机制刻不容缓，也有媒体刊发评论，“愿汪晖事件和朱学勤事件共启学术转机”。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高校存在的学风监管体制的薄弱问题？
杜维明：至于如何建立独立学风调查机制，其实还是涉及学术界公共性的问题。有一定的公共性，独立调查机制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假如公共性没有建立，即使有独立调查机制，它起到的积极作用会很小。
人文学科与理科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同，理科有量化的指标，有客观评价机制，容易掌握规律。人文学科在写作、出版及社会认可度上都有难度。要达成它的公共性，有更大的困难，但是，公共性，或者叫相对独立的评判是可以建立的。比如，哈佛大学政治哲学领域的教授罗斯，十年没有出书，他还被升为教授，而且是非常有名的教授，因为他的同事认为，即使一篇演讲或是一篇评论，罗斯都达到了最高学术水准。公共性，就是大家建立一种通过讨论、辩论达成的共识，甚至是重叠的共识，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现在国内的评价机制需要扩大，要有更多人的参与，一个机制不应该完全是一个学校或一个集团。在国外，学术问题是学界内部的事情。如果政治化，下一步就非常难走。
“我们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实还排在世界140位以下”
大国崛起不能光考虑经济政治
记者：有人用“盛世”形容当今中国。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日益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取得世界的公认。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中国建设面临怎样的问题？
杜维明：中国现在在世界上所占比重非常大。就经济本身来看，不仅超过日本，而且这段时间能够跟美国相比，可是，我们的人均所得，也就是一般人的生活，其实还排在世界140位以下。我们的资源非常丰厚，但是因为平均分配太差，所以一般老百姓生活非常艰苦，这种不公平应该有所改变。
所谓的大国崛起、盛世，必定对国际社群进行重组，但是在重组过程中，只靠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绝对不够，还要靠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常常是从公关、宣传、广告层面来谈的。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用各种不同方法打造我们的品牌，但是背后不能没有核心价值做支撑。以前我就说过，文化中国资源积累不厚。另外我们应该开发的领域，除了政治、经济领域外，还应该有文学、艺术及各种民间宗教传统价值领域。我们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可以做到。
现在需要改变的不仅是行为，还要改变态度。中国的现代化历来是一种“学习”文明，如果各种不同的对话能形成一种所谓的“对话”文明。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加知识、汲取智慧，同样也要注重人的素质发展本身。特别对下一代的教育，我不希望用非常狭隘的职业观念来塑造，让他们一定要出国，一定要到美国最好的大学，这个观念可以理解，但是太狭隘，我们要对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给以足够的关怀。以前有种调查，关于第一流大学的学生，对知识、智慧、权力和金钱所占比重的排列，在很多西方的大学，把智慧和知识置于权力和金钱之上。假如我们没有这种理解，以权力、金钱、智慧、知识这种序列，就很有问题。我们年轻人的素质或者视野需要提高。
被异化的精神信仰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应该是不同领域知识分子的共同责任，然而，现在所有这些都彻底商业化了”
记者：近年来，中国学界一直在担忧“人文精神、价值信仰的缺失”，并呼吁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对此您怎么看？
杜维明：我们除了积累经济资本以外，还要有社会资本。除了科学技术能力以外，还要有文化的能力。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要有精神价值。我们不能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无情无理的批判，我常常说以前我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化中精华的精华相比，这当然会使我们的自信心完全丧失。现在应该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这是一种关于核心价值的文明对话。除理性外，应该也发展一种慈悲和同情；除权利外，还有责任；除了自由，还有平等、公正；除了个人尊严，还有社会的整合、和谐。这些都是丰富的传统资源。开发传统资源的内在价值，就是可以使我们的身心挺立，使我们与他人进行互惠交谈时可以有所“本”，也就是有的人所说的主体性。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应该是知识分子，特别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精英，比如政府、学界、媒体、企业、宗教等，共同的责任。然而，现在所有这些都彻底商业化、市场化、物质化，从一个领域本身发不出重要的精神力量。学术界不能，媒体不能，甚至宗教也不能。我觉得最难过的是宗教的市场化，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一起负面事件，比如一罐毒奶粉，就可以毁坏整个中国形象”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如何落实在当代世界？
记者：正如您所说，在这样一个强势的氛围中，大家也在忧虑，不光是对未来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发展，还有社会心理层面：这个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民族要复兴，她所需要塑造的文化认同是什么？
杜维明：首先要使传统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化为我们的内在价值，而不是通过外来宣传获得；再次，要有宽广的至少是全球性的视野，这一方面是个人修养问题，另一方面是人与社会如何整合、人与自然如何维持和谐的问题。中国传统里有畏天、敬天、祀天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囿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视野宽广，基本的核心价值是能够内化的。再者，也能够使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向现代化学习，也要向其他民族学习；我们不仅要向过去学习，还要建立未来的记忆。建立未来记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我们希望传给下一代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的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民族，同时是一个自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飞速发展的民族，
健忘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历史受到不同程度的扭曲。几千年的历史如何落实在现在的世界，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我们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付出的代价非常深刻，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社群的解体，再加上严重的贫富不均。还有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使我们的社会成了市场社会，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存在了。道德理想比如诚信，已成了稀有价值。在儒家传统中，诚信问题最重要。如果没有诚信，经济再发展，社会再安定，也不够。
一起负面事件就可以毁坏整个中国形象，尤其是一罐毒奶粉，不能原谅。
来源：羊城晚报
－－－－－－－－－－－说得真好！重塑中国，任重道远，匹夫有责！
－－－－－－－－－－－南都周刊记者_ 洪鹄 发自香港 实习生 朱江燕 摄影_孙炯
著名儒学思想家。1940年生于云南昆明，9岁举家赴台，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哈佛东亚系主任，1996年至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10年，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这之后我决定只做一件事。既然决定办高研院，就回国去一门心思把它办好。”杜维明风尘仆仆，阔别大陆数十年，如今以七十高龄，回国主持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希望为中国开辟新的人文领土。
杜维明数不清32年来他来过大陆多少次了。
“1978年，是我9岁离开大陆后第一次回来。当时我参加的是美国科学院组织的一个海洋代表团，他们希望有个对中国文化比较了解的人随团去，我就自告奋勇来了。”坐在飞机上，杜维明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主动要求身旁的美国同事跟他换位置，“靠窗的给我坐吧，让我好好看看神州大地！”
今年4月，哈佛的同事为杜维明开生日会兼告别会。70岁的杜维明即将从哈佛退休，远赴北京任新成立的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老友王德威打趣地告诫杜先生：“小心被harmonized(和谐)！”
老友们普遍对杜维明的赴任表示担忧。留在哈佛，继续教课、写书，这条路平顺笔直，杜维明也已一路欣然走过。而离开会碰见太多的未知数。“已经七十了，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
“如果您受不了北京的沙尘暴，新英格兰的暴风雪，那么伯克利的大门永远为您敞开。”杜维明曾经的学生，现任伯克利东亚所所长的叶文心写信来说。
五六年前，杜维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后期，逐渐有了和北大创造一份“共业”的念头。由美国铝业大王马丁·霍尔捐赠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80多年以来，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杜维明在想，能不能再建一个类似的跨文化交流中心？
2008年，杜维明申请的高等人文研究院本来已亟待成立，具体的办学方式杜维明“还在摸索”，哈佛方面希望他能留任，提出和北大“一半一半”——让杜维明半年在北大、半年回哈佛。杜维明也有点犹豫，毕竟他的家人朋友都在这里。年底，他突然查出了肿瘤。医生认为是很严重的癌，大家的预期都很坏。然后开刀，很大的手术，化验结果是良性。杜维明深深觉得，这条命是捡回来的。
“这之后我决定只做一件事。既然决定办高研院，就回国去一门心思把它办好。”
在今年香港书展位于会展中心面海的会议室里，杜维明坐在记者面前，语气沉着稳健。70岁的杜维明风尘仆仆，比想象中年轻，且仍然高大、挺拔。9月28日是孔子的诞辰，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选择在这一天正式挂牌成立。
这一次，杜维明知道他会在大陆呆很久。
对话杜维明
办高等研究院，是为了保持人文传统
高等研究院的四大目标
南都周刊：是什么让您想创造一份“共业”，让哈佛和北大密切合作？
杜维明：中美两国现在的交流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商业、军事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对话很欠缺。严格来说，哈佛至今都很封闭。它对印度的研究、对伊斯兰的研究多少年来几乎没有，都是这几年刚刚开始。而哈佛对中国的理解也很狭窄，很长时间里它都只能在香港获得所谓的“难民经验”，剩下来的就是大陆官方的声音，完全缺乏个体的、普遍的了解。这样的情况1978年之后开始慢慢改变，但是真的很慢。
北大呢？我觉得北大应该有创意。清华率先重建了国学研究院，北大给人的感觉是一直扎实地做基本工作。几年前我和北大校长许智宏先生聊，他搞生化研究的，吴志攀副校长也在，他是法学出身，他们都认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说这是北大的传统不能丢，问我能不能多来上上课。我就提出了办高等人文研究院的想法，希望能在人文这一块开拓出新的领域。
南都周刊：高等研究院和一般的研究机构有什么不同，它的主要特征和理念是什么？
杜维明：高等研究院这个模式最初发源于19世纪的德国，20世纪在美国盛行。最有名的就是普林斯顿的Advanced Institue，其中最有名的是它的物理，爱因斯坦他们都是那里的。它目的不在教书，提倡做高端学术研究，直接说来就是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领域。
南都周刊：能否具体讲一下您打算开拓怎样的新领域？
杜维明：我现在有四个议题。第一是“文化中国”，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各个海外华人社群，主要是想探索“文化认同”这个理念。
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文明对话”。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往就是东西方之间，中国和北美，中国和西欧，当然这一块会继续对话下去，以前我们总习惯拿自家文化的短处和西方文明的精华去比，这不公平。现在我希望看到——西方经过启蒙发展出来的核心价值和中国传统儒家核心价值，能不能进行平等对话？除了东西方之间，我还希望能开展中国和拉美、中国和伊斯兰的对话。在哈佛的时候，我们曾经举办过一次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对话，从哲学角度讨论知识社会和精神性的感知。中印自上世纪60年代边界冲突以来，还没有过真正的文化交流，现在这个对话将会继续下去。
第三个议题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最后一个是21世纪儒家、儒学的创新。
南都周刊：儒学将是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的基础吗？还是说只是其中一个话题或者方向？
杜维明：不是。儒学不是一个基础，儒学只是在面对问题时的一个选择。
南都周刊：高等研究院的模式似乎正在国内兴起。
杜维明：五年前我刚提出要办高等人文研究院时，大陆还没有一个大学有自己的高研院。如今几年时间过去，已有一批高研院飞快地成立了。今年年后我开始频繁地来北大，就这六个月的时间，北大就成立了好几所。其中最大的要数汉学基地，北大拿出几千万做的一个汉学研究中心，由袁行霈先生牵头，希望能把国外资深的汉学家请过来，更要让北大培养出自己的年轻汉学家。还有汤一介先生任院长的儒学研究院，以及宗教文化研究院等等。
之前北大也有各种“中心”超过两百个。有人开玩笑说，北大一个教授就是一个中心。但那些基本是虚体，不给你经费，也没有房子，你要成立就成立，成立了就自生自灭吧。现在高研院不一样。我们有目标，有北大给拨的经费，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有些弹性的。
南都周刊：除了北大拨款，高研院的经费您考虑接收个人捐赠吗？
杜维明：当然（笑)。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到处在化缘，这是之前我在哈佛从来没做过的事，是个大挑战。
南都周刊：之前您所在的燕京学社，除了霍尔先生捐赠的初始基金，它每年的经费是怎么运作的？
杜维明：我在燕京完全没有筹款的经验，也没有筹款的必要。燕京的经费是靠投资，我们把资金摆到哈佛，让哈佛来帮我们投资，但这笔投资是我们的，完全独立于哈佛。我们有一个燕京学社九人董事会，其中三个人代表哈佛校方，三个代表以前的燕京大学，三个是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哈佛燕京学社本身的基金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美元，每年拨给你用4%，就是500万到600万美金，足够用。
南都周刊：这样的模式在大陆有吗？
杜维明：完全没有。
如果对大陆无知，那我就在边缘
南都周刊：说说您1978年第一次来大陆的经历吧，那一次大陆给您什么印象？
杜维明：我记得那是九月，正赶上中秋，我们还去了钱塘江观潮，太壮观了。那次来我非常激动，大家从广州上船，我高兴得喝了很多茅台。结果一出港我就晕得一塌糊涂，一生没那么痛苦过啊（笑)。
在北京我碰到了余英时，他是我博士论文的三个审核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史华慈和杨联陞。我和余先生是一种师友之间的关系，能在北京碰面，特别高兴。他和张光直一起来的，属于另一个代表团，那时候刚开放嘛，大家都急着来大陆看看。我跟他们一起去了北大、北京图书馆，看了刚出土的马王堆，一路上非常愉快。那是余英时（1949年后)第一次来大陆，也是最后一次。
南都周刊：您说您那趟来之前曾经想过——如果大陆真的是无知的，那么不管您做什么研究，在香港、台湾、美国或欧洲，您都觉得您是孤独的。
杜维明：是边缘的。当时北京历史学会刚刚成立，第一次开会，我作了个报告，讲《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我还提到了马克斯·韦伯。我说，我们不但要知道那个马克思，还要知道这个马克斯。在北师大的礼堂，台下坐满了人。历史学家何兹全老先生告诉我，还有一千多号人呢，在外面用扩音喇叭听。
后来我在北师大做了一年访问学习，他们的历史系非常强，白寿彝啊，刘家和啊，很多1949年以前的老教授。1949年后是没有教授的，四十岁和我差不多年纪的都是讲师，一个月拿36块钱工资。我那时候在伯克利已经评上教授，年薪4万美金，虽然在美国也不算多。
我听了赵光贤先生一学期的课，就讲《尚书》，他是清朝乾嘉学派的，考据为主，也有很深刻的人文关怀。赵先生很想见梁漱溟一面，得知我和梁漱溟有过往来后很高兴，后来安排大家见了。我们还一起去了
山东大学，他们有份很重要的刊物叫《文史哲》。《文史哲》的人看到我们就说，哎呀，北师大的，这次敢欢迎你们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文革”时北师大历史系的造反派跑到山东把孔子的墓都砸了。
南都周刊：上世纪80年代海外以成中英、刘述先和您为代表的新儒家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期，当时国内对儒学的研究情况如何？
杜维明：1985年有个基金资助我到北大来作一年研究，北大找我上课，说你能不能讲一下海外研究中国的情况。我说这个我不讲，要讲我就讲儒家哲学。他们很惊讶地问我：儒家还有哲学吗？后来有人告诉我，在你之前也有一个人讲过儒家哲学：梁漱溟，1923年讲的。
从1923年到1985年，没有人讲过儒家哲学。讲到儒家如果不是批林批孔，最多也就是历史文献。大家对儒家的态度是痛恨、申诉，可能有很小很小一部分人有一点好奇。但你说想要同情的了解，没有。
南都周刊：您在哈佛The Sanders礼堂讲儒学曾引起轰动，一堂课有六七百人来听。在1985年的北大讲儒学的反响呢？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对儒学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杜维明：对儒学的疑惑是普遍的，谁让黑格尔说《论语》就是一片道德说教嘛，至于孔子，是“一根哲学的神经都没有”。但中国学生还有个问题，因为熟——即使他是反孔的，熟了以后多半掉以轻心，《论语》么老早就会背了，孟子是唯心主义，朱熹是客观唯心论，王阳明是主观唯心论，这么简单地一标签，就很容易把这些当糟粕。西方人对这些一无所知，反而好奇，反而恭敬，得以“同情地了解”。
我在大陆讲完去香港见了几位老师，我告诉牟宗三先生：大陆对儒学的兴趣不能说没有，我们将来在大陆应该是可以好好作研究的。他看了我一眼说，哎，你简直是荒唐。我又问唐君毅先生，他是非常想回国的，花果飘零、灵根再植啊，但他也觉得可能性很小。徐复观先生和我特别熟，说话也比较直截了当，他说：维明啊，我以前只当你是乐观主义者，没想到你根本就是个幼稚的人！居然想跑到大陆讲儒学。
儒学是哲学传统，是一套伦理
南都周刊：时间证明，并非是您乐观过头。
杜维明：这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了。其实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质疑儒学院在中国有一个发展的前景，虽然谈“反孔”还是很多，但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和儒家的传统太密切了。我在心里问，一个是儒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一个是会不会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群体在大陆出现，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上世纪80年代末期出现了低潮，当时自由主义思潮非常厉害，提出中国要离开这片黄色的土地，走向海洋文明。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儒家封建的积习糟粕和专制、威权的结合，是中国走进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这个时候肯定没有办法再讲儒家了。
南都周刊：所以您中间五年没有回到大陆。1994年您回来是因为要接任燕京学社？
杜维明：是一个原因，1994年他们已经跟我说要做下届燕京社长，那就必须要和大陆沟通了。但1994年我回来其实是因为一个很有趣的契机。上世纪80年代我在山东认识了一位叫王轩的先生，是位工人，对儒家特别有兴趣。他是孟子老家邹城人，二十多年来他努力把孟庙里被农民拿走的砖砖瓦瓦，拿去砌猪圈镇房梁的，一块一块找回来，有的他是买回来的。那时候孔子碑都砸成几千块了，孟子的庙更是一片凋零。1994年，王轩写信到美国，告诉我他们邹县要开个孟子的研讨大会，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啊。我当时什么都没考虑就飞回来了，从北京一路坐黑车到邹县，到的时候是清晨五点，县里的人看到我来很高兴，直接安排我作八点的第一个讲座（笑)。
南都周刊：当时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什么人，学术界的还是民间的？
杜维明：有政府官员，学术界的话应该就是曲阜师范学院这样的，有没有山东大学都很难说。都是当地的，外面来的人除了我大概没有。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
南都周刊：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读书》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占很大篇幅，相比之下新儒学当时在大陆算是受到冷遇的。
杜维明：不要说热了，基本没有，“五四”把孔子糟蹋到底了，而对孟子的研究一直都很少。儒学在国内被重新重视起来是21世纪的事。
南都周刊：和您这些年的宣讲有很大关系。
杜维明：这对我是个误解。说我是儒学的宣传者、信徒，希望扩大它的影响力，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儒学不是我的信仰，信仰不允许怀疑。我在台湾东海大学学习儒学的时候批判精神就很强。1962年去美国念书前，我想过，我去哈佛是要寻找真理的，你知道哈佛的校训就是真理二字。如果我在美国接触到了更有力量的知识和思想而它们跟儒家传统背道而驰——我是会选择真理的。
我现在也这么想。所以上次汤一介先生说我，杜维明教授他宣扬儒学最有影响力，他应该是在赞美我，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批判了。我本该做的是哲学分析啊。
南都周刊：这种误读可能和您写过的一本小册子《儒教》有关，读者以为你是把儒学当做宗教来研究的。
杜维明：那本书是一位印度学者想编一套世界宗教入门，我是用英文写的，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彭国祥教授把这篇长文翻译为《儒家之道》，我觉得是确切的。后来上海古籍要把这套书一起出，请了社科院的陈静教授翻译，为了统一就译作《儒教》了。
当然作为一个儒学研究者，多多少少你是要认同这个传统的。然而儒学和基督教不同，儒家传统里没有任何的教条，孔子也好，五伦也好，仁义礼智信都是可以拿出来质疑可以辩论的。我认为儒学是哲学传统，是一套伦理，它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资源，它也有它的精神性和宗教性。如果你把儒家只当做一套凡俗的伦理：人际关系、甚至是搞人际关系，不了解儒家身后的“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精神关怀，那你不能了解儒家。
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
南都周刊：您在美国呆久了，对中国高校繁琐冗余的行政程序还适应吗？
杜维明：我有一位朋友，是很好的教育家，他说，一所大学成功不成功看什么？不是看教授，不是看学生，而是看governmance（行政)，行政运转不灵，这个学校就没有前途。在哈佛如果我想借一万块钱，早上申请，下午就可以到手。在中国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现状确实很差，但我是个乐观的人。以前在北京机场过关时，出入境手续麻烦到不可想象，现在几年时间过去，北京海关效率之高已可达到世界前十名。我希望高校行政效率的改变也能这么快。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中国潜规则太多。靠潜规则，可以让有些人效率非常之高，同时让另一些人完全没效率。这个问题比行政系统本身没效率更严重。
南都周刊：今年上半年的“汪晖抄袭”事件至今尚无定论。上个月国内63位学者联合要求清华、中科院调查此事，两机构至今没有回应。在美国学术界，这样的情况会被怎么处理？
杜维明：具体这件事我没有发言权。在国内，这件事从学术界内部，蔓延到互联网、媒体等不同领域，美国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学术问题都是学术界内部讨论的，因为比较专业，所以基本不会演化为公共事件。
事实上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之间到底能不能健康地互动交流？1985年我在北大讲儒家哲学课，不同“派系”、不同观点的学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热烈辩论，大家有很多交集。这种情况现在不存在了，现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很多精力被耗费，要改变的是这种情况。必须形成一个在公共领域中互相讨论乃至辩论的氛围，观点不同不会影响友情，不会变成政治迫害，现在这个任务还很艰巨。
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