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制度是人类最精巧、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发轫于19世纪末的欧洲，逐渐延展至全世界。作为由国家承诺、旨在应对老年贫困、体现社会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虽面临诸种难题，历经修正、改革，仍然是社会良性运转和文明进步的坚实后盾。

在中国，养老金制度始终争议不断。最近这场关于退休年龄延长的动议，虽迅速被有关部门宣布“推迟决定”，却不可避免引发人们对自己晚年的担忧——谁来保证、保护我们的养老金？

质疑并非空穴来风。自1992年国企改革倒逼养老金制度改革开始，养老金制度一直在逐渐改革，却始终未能面对、触动最根本的问题。

从建国开始，我国便采用养老双轨制，企业职工和公职人员的依据不同制度，公职人员的养老待遇优于企业职工。其间两者短暂并轨，195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出台，工人和公职人员的养老标准得到统一，养老双轨制暂时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因经济出现危机减少财政负担所致，一旦走出财政危机，公务员制度改革不健全，双轨制复活是必然之举。

“文革”结束后，恢复养老双轨制。初期采取赎买举措，因彼时政府机构臃肿、干部老年化严重，1980年高层决定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好让他们尽快退休，以赎买换取社会效率提升，虽然不是长久之计，却是改革初期摸石头过河、发展市场的必然之举。从此后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看，赎买政策不能算错。

但短期的赎买政策不能作为基础政策施之于久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深入、旧有养老制度改革、企业单位自缴自支，有了市场化养老制度的雏形。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职工养老需要交纳费用，改革针对的是企业，未涉及机关事业单位，“公家人”养老仍由国家买单。

事业单位养老改革无疾而终。

改革不成，尾大不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越来越多，改革越来越难，问题越积累越多，最终由纳税人买单。而弱势群体，那些在一次次历史洪流的宏大叙事中被牺牲、被遮蔽的沉默的大多数，则面对时光蹉跎、老无所依的惨淡晚景。

当经济上行、财政收入增加，水未落石不出，矛盾并不尖锐；而一旦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财政收入减少，矛盾则处于无解状态。养老警钟再次印证了二次改革的刻不容缓。

等待退休

他每天都幻想着退休。可是60岁看起来是那么遥远，他没法想象这12年里，时代、生活或是命运，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会把他带到哪儿去

没想到沦落成这样子

凌裕昌带我们走进他的屋子时，有些窘迫，坐在椅子上猛抽起烟来。碗里的土豆已经发黑了，依然插着勺子和筷子，脸盆躺在房中间，一块鞋垫漂在洗衣板边上。日历还停留在2006年8月19日，父亲去世的那一天。一切都很固执的样子。

他，一个57岁的男人，坚持着来自某个时代的尊严、价值传统，力争体面。在沈阳这座冬天气温可低至零下20度的城市里，这房子没有暖气。他说暖气不暖，所以停了，还说，冰箱有鱼儿呢。

从凌乱的杂物堆里，他翻出一本沈阳总工会给他颁发的“优秀积极分子”证书，上面写着他取得了“显著成绩”。那时，他是单位的技术骨干，中国职工技协会员证他还随身携带着。

“看，我的专业是焊接，不是水电焊。”在他的解释中，焊接是一项专业，而水电焊则是家常维修技术。他说，下岗后，自己从未上街挂牌从事廉价工作，而是被请去解决各种工程问题。

可如今，那些焊接工具，像是房子里那些枯萎的塑料花静静呆在角落。近年来，他的视力日益下降，身体被曾引以为傲的技术淘汰了，转而当上“大龄保安”。

去年9月，母亲也去世了。给他留下了国企时代的福利房，那几乎是他惟一的资产。钱，给母亲治病养病时花了，在做生意时被卷走了。曾经的妻子，早就离他而去。他孤身一人，终于意识到——自己老了。

这年晚些时候，他得知，补缴养老保险的窗口将在年底关闭——正如千千万万下岗工人，2002年企业倒闭时，也停止为他缴纳保险。他必须找到新的单位，否则就得负担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的缴纳部分——1992年，随着国企改革，中国开始建立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从前由企业负责的职工从此逐渐被推向了社会。

失去单位的凌裕昌再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金。2011年年底，他到社保中心来咨询，对方给他算了一笔账，单子上写明，必须缴纳欠款43311元。

然而，月薪仅1200元的他拿不出这笔款项。借钱，他开不了口，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拿着单子去追债，喊着我下半辈子全押在这了，仍收不回钱。后来，听说补交窗口又延迟3月关闭，他想到卖房子。可是，期限到了，房子还卖不出去。养老保险只能搁下了。

“我从未想到，我这一生，最后沦落成这样子。” 如今，他别无他法，惟有等待。再过3年他就退休了，尽管并不了解养老保险制度，但他以为这该也像其他许多政策一样，总是变幻莫测的。也许，船到桥头自然直吧，他想。

一叠福利彩票，散落在床边。

缴纳养老保险是件奢侈事

凌裕昌的房子坐落在沈阳第三粮库职工宿舍的院子里。这座曾经拥有三千多员工的粮库已经变成一座楼盘，据说房价已经涨到8000元一平方。楼盘俯瞰着隔壁低矮的职工宿舍。院子里，一群下岗工人呆坐着，蹙着眉头沐浴下午的阳光。

52岁的王继宏已经10天没有工作了。每个晚上都在下雨，他不能到空地上制造人们需要的器具。而随着新楼拔地而起，平房时代的烟囱被逐步抛弃，找他铸造的人日渐稀少。现在，年纪越大其他工作越不好找。可他得在丧失劳动力能力之前，给即将到来的老年做好储备。有时，整个冬天，他都呆在家里。闲下来的时候，失落感便裹挟着一股怨气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2000年，那天9点钟，我换上工作服刚要工作，厂里突然说召开大会。全场的人挤在一起，干部也都到齐。突然，他们宣布：你们快去办理失业证，签合同准备下岗了。突然间我们就集体下岗了，大家都哭了起来。”

王继宏越说越激动，简直要哭起来了。妻子拉住他，说，“别让人听见啦，整个院子都是你这样的人。”在当时，国家提出“3年内搞活国有企业”，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企业裁员、破产及倒闭。数以千万计的国企工人承受了这一切。根据政府统计，1998-2003年，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2818万人。沈阳铁西区，曾经集中了80%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辉煌工业区，一夜间成了有名的“亏损一条街”。 将近七十万下岗职工无所事事，群居在这个39平方公里的传统重工业区。他们揣着买断工龄的钱，有的几千，有的几万，开始艰难生存。

一切都和承诺的太不一样。关于下岗再就业保障，按政策规定的“三三制”经费筹措原则，企业是最薄弱环节，下岗职工集中的企业大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资金早就捉襟见肘。在政府安排的再就业中心，生活保障金难以分发。

一位民营老板还记得，他当时在派出所的朋友，中央领导来检查再就业情况时，就要到再就业中心扮演下岗工人，向领导汇报他所获得的社会保障以及对未来的信心。

再就业显得如此困难。当下岗工人被抛出社会，他们大多已迈入中年，难以找到稳定工作，只能零零散散、断断续续做点小工，或是在街边摆小摊，还得应付城管的检查——那些年里，还流传着下岗工人被逼刺死城管的故事。何况，都是失业工人，常常是“卖菜的比买菜的多”。

王秀增也是粮库的下岗工人。当年他接受了下岗的命运，积极学习开车技术。然而，好不容易才托关系成了出租车司机，不久却遭遇了抢劫，背部被戳了两刀，钱也被抢光了。一家温饱还得靠他来支撑，只能继续开着，没过几天，又在出租车里找到另一把尖刀。

如今，这把刀还收藏在抽屉里，妻子何文蓉拿起来向我展示，她至今还感到毛骨悚然。这个家庭，保持着卑微的温暖。想起这些年见过的家庭悲剧，她唏嘘不已。她说，在当时，女性就业如此艰难，一些女工只能陪人跳舞，10元3曲，“任人想做啥就做啥，丈夫不高兴，大多数人就这么离婚了。”她说，这些年来，自己就一心一意跟着丈夫吃苦。表扬自己有些不好意思，又补充道：咱姿色不好，也没法去跳舞。

生活给了这个家庭小小的馈赠。随着哥哥做起企业，王秀增也帮着打工，在哥哥帮助下，还补上了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那是下岗后，心里第一次有了踏实的感觉。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只能永远与当下周旋，缴纳养老保险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他们惧怕老无所依但却无力购买。

“在制度的安排中，他们一再被剥夺。由于结构性问题，他们难以再就业，而社会保障制度又寄希望于再就业，希望就业后就能有养老保障。社会保险安排和生命周期都发生了错乱，困境就会很大。” 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说。2004年，作为清华课题组的成员之一，她来到长春和沈阳对这一群体进行调研。

历史的负担

“儿子上大学就不能交保险，交了保险就上不了大学。”离退休年龄只有3年的何文蓉这么概括她的矛盾，在儿子的前途和自我的保障之中，她选择了前者。事实上，2006年，儿子上高中时，她就中断了参保。那时，一家三口和老母亲挤在35平方的房子里，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未来的大学生身上。何文蓉心疼儿子，缩衣节食照顾他。

后来，儿子考上三本大学，每年须缴纳1万块的学费。老人家咬咬牙，把多年积蓄的养老金拿了出来，供孙子上大学。生活费则由姑姑阿姨和父亲共同负担。王秀增2000元的生活费是这样分配的：老保和医保费500-800元， 400元给儿子作为生活费，剩下和妻子每月六七百元的收入一起负担家庭的开支。

3年后，老人查出癌症。王秀增只得拿出下岗时近万元的买断工龄费，也给儿子交了学费——多年以来，那都是他们的不动款。缺乏保障和稳定的收入，他们得随时准备着应付生活中的危机。

这家人的命运和他们的账目一样精打细算，总和危机擦肩而过。儿子毕业没几个月，老人去世了，为母亲办丧事，王秀增踢到了门。难以忍受的疼痛让他上了医院，这才发现，3年前一场忍着不看的病意外地让脚骨头坏死了。他再次失去了工作，住院看病，养起身子来。好在，儿子总算找到工作了，虽然只能拿上一千多块的工资。

阳光下，48岁的王秀增坐在院子里养伤。他每天都幻想着退休。那时，他不必为工作、为明天忧愁，能有稳定的养老金收入。尽管没有一个人知道，也没有人为他们算过，自己将来能领到多少钱。只有到退休那一天，答案才能揭晓。可是60岁看起来是那么遥远，他没法想象这12年里，时代、生活或命运，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会把他带到哪儿去。

对于灵活从业人员，养老保险金是以在岗职工月均工资为基数来收费的，这些年，他应缴的保险金不断上涨，因为月均工资不断上涨——沈阳市这一数据从2006年的1949.3元上升为2011年的4189.9元。而物价也在不断飙升。

而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率也随着涨。2005年国务院的38号文件，把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的费率从18%提升到了20%，把缴费基数从在岗职工工资的60%提升到了100%。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资深顾问研究员陈仰东看来，“这个调整对灵活就业人员的续保能力造成了很大影响。虽然制度上是多交多得，但是这么高的费率和费基，同下岗人员的缴费能力是不适应的。”不过他又补充，有些省市自作主张地规定可以选择按社会平均工资的60%、80%来交，“虽违背中央，但有合理性”。

陈仰东认为，政府的负担重，造成了现在费率高。“已经达到了警戒线，不能再升了，但是由于统筹的部分还是不够，这也是历史的负担造成的。”

1992年后，国家将国企职工的养老推向市场，给社会保险带来巨大的养老成本。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写道，在1998年前后，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分别对社保欠账的数目进行过估算，比较接近的数目是两万亿元。

一些经济学家和官员，包括吴敬琏、周小川、林毅夫以及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刘仲藜等人便提出，“这笔养老保险欠账问题不解决，新的养老保险体系就无法正常运作，建立社会安全网、保持社会稳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2000年初，国家体改办曾设计了一个计划，拟划拨近两万亿元国有资产存量“做实”老职工的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然而，几经波折，这一计划最终还是流产。反对的理由是，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

然而，吴敬琏早在1993年就说过：在国家承诺包揽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实行现收现付的情况下，职工的社会保障缴费在发放工资以前已经作了扣除。这笔钱积累在国家手里，用来兴建国有企业，职工不需要也没有个人账户积累。因此，当老职工的养老保障由现收现付制转向统账结合制时，政府就必须履行原来的承诺，按照国家与职工之间的隐性契约，将原来上缴给国家已移作他用的这部分本属于职工养老、医疗等的费用返还给他们，一部分用于增加社会统筹基金，一部分用于做实“老人”和“中人”的个人账户。只有这样才能正式启动和正常运行新的制度。到了2006年7月，吴敬琏仍在呼吁：“另外一件事，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这件事也是目前的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他点评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到了王秀增这里，一切都只能现实地去承担。他最清楚的一点是，自己的劳动力越来越贬值，近一年来，它几乎回到了原点。所以，当不久前听闻延迟退休的消息，他惊叫起来，那简直是要我的命！他开始后悔自己重新续上保险，开始觉得那像是巨大的无底洞，不知何时把他吸干。他还试图算清楚，这是一笔怎样的账，但很快就放弃，因为，对这套体系，他知之甚少。

“过一天算一天吧，慢慢熬吧。”这是他给出的终极答案。生命有时如此脆弱，在他的同学中，去世的病重的，竟占了一半。而每一个随时来临的意外，都能把眼前的平衡击碎。

看到大家在诉说生活的烦恼，76岁的李奶奶凑上来展示她的伤痕。人们多半听够了祥林嫂的故事，纷纷兴致黯然地散开。

她的故事很悲惨。儿子下岗后，打工遭遇瓦斯爆炸，浑身被烧伤，丧失了劳动能力。以后他常和妻子吵架，又惧怕离婚而被抛弃。贫贱悲哀的生活中，一家人吵架不休，甚至还动起手来。

她把退休金一点点积攒起来，靠捡垃圾维生。她说她一千多元的退休金得供养孙女上学，得随时准备着给儿子交养老保险，以抵御他被抛弃的风险。

老人边说边哭，如今，她担心养老金和房子成为争夺的对象，她甚至总想象自己被迫害。她一心等待儿子的退休，那一天到来，便是她的解脱。

没底儿

等待退休，对于这一群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对于董阿姨来说，等待从一下岗就开始了。在她所描述的年轻时代，她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而骄傲。那时她简直想着永远干下去。退休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衰老和自我价值的丧失。可是，下岗那些年里，丈夫有一天没一天地干着搬运活，自己则做保姆、搞清洁，受过冷眼也遭遇失落。现在她甚至觉得只要有保障，衰老也是一件值得等待的事情。

当然，她也会保持着容颜的体面。她会化上淡妆，戴着黑丝手套走在马路上。她以自己的理解试图和这时代显得匹配，可她看着城市在发展，自己和它却变得发陌生。她忘了这座工业城市是什么时候怎么变成今天这样子的，依稀记得2008年之后，感觉就不大一样了。统计数据显示，这一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高达1010.91亿，比上一年多了接近三百亿。

媒体也在传播关于这个城市的美好现状，2011年《华商晨报》的文章称沈阳人均GDP近一万美元，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可是对于董阿姨而言，城市越发达，自己越窘迫，越开发，自己越狭小。“过去吃烂苹果，现在还是吃烂苹果，过去挤在30平的房子，现在也还是。”她说风水轮流转，甚至羡慕起农民来。如今她的世界几乎只有女儿了，她会对女儿说：妈妈就是为你而活的。

2006年，辽宁省实行“4050”(女满40岁，男满50岁)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财政按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60%给予补贴。她那时刚过四十岁不久，终于享受到这一政策，将养老保险补办了。如无意外，再过两年，她梦寐以求的退休生活就要到来。那时她领着退休金，女儿也将考入大学。命运安排得刚刚好。她只能祈求一切都平稳地抵达。

祈祷之余，董阿姨也为好朋友李英俊惋惜。李英俊54岁，没等到50岁，“4050”政策便关上了大门。1992年，李英俊并不知道办养老保险的政策，等到1998年下岗，单位已经不愿意帮他补交了。而他也就从未缴纳过保险金。

在他看来，领到退休金，意味着“重新有了单位”。下岗这些年，他一直琢磨着为自己购买未来的保障，然而，排在那前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他努力挣钱，卖过鸡蛋，卖过皮鞋，做过木匠……他供儿子上大学，甚至供完大学还为他买房结婚。当他开始为自己考虑的时候——妻子查出了白血病。很快，所有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净。

妻子死去那年，他还没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就发现自己也患上了丙肝。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工作了，医生说他再不休息，就会发生生命危险。

此后便是漫长治病。每个月治病就要花掉一千多，儿子拿出1000，母亲拿500，开始供应他。拿着母亲的钱，他心里不是滋味，毕竟，父母还要照顾他病退弟弟。

治疗持续了一年多，他就终止了。年后，他去复查，自己不敢面对结果，让董阿姨帮他取结果。他站在医院门口等待。取结果只需10分钟，可是董阿姨去了半个小时也没出来。

那30分钟无比漫长，他抽了一支又一支的烟，他想，估计病白治了。他心里快速算着几笔账，过去的投入，以及以后的投入。算到后来，他狠下心，决定不治了。一种绝望感涌了上来，立刻，牙龈肿了，眼睛也红了。

后来证明，不过是命运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结果显示他康复了，只是那天，医院恰巧人太多了。后来李英俊想起这一幕，觉得它集中体现了过去十余年的生活——没底儿。他开始想过上有底儿的生活。于是，在家休养的日子，他琢磨起养老保险制度来，他想算清楚，自己该借多少钱？何时能真正受益？自己还能活多少年？可似乎，他也弄不清楚具体的计算方法，而政策，似乎总在变化，数据也在不断地飙升。比方说，他看着平均工资涨到三四千，他琢磨自己是零收入，别人怎么能那么高？他并不知道，月均工资是不将他这样的人纳入其中的。比方说，他看报纸，说老龄化给制度带来的压力，说空账运转，他又担心，空账了，钱都哪去了？现在的年轻人交保险吗？以后能把钱拿回来吗？系统会崩溃吗？自己的老父母拿的也是社保发的退休金，但他们并没有买保险，钱从哪里来呢？一系列的问题，他没能搞懂。

事实上，支付老职工的这笔养老费用，形成了对老职工的巨额社保历史欠账。由于“老人”、“中人”的“视同缴费”账户是“空账户”，社会统筹基金中也没有他们的份额，所以不得不使用转制后为“中人”、“新人”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为退休职工发放养老金。统筹基金不足部分，被迫挪用“中人”和“新人”个人账户的资金，从而又造成了大量新的个人“空账户”。据称，截至2008年底，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4万亿。

陈仰东说，2000年以后提做实个人账户出来的，其实就是用国家财政去还历史债。“已经试点10年了，还在试点。这就证明背后是有问题的，国家当年的承诺就很不清晰，没有说补一个明确的数字，也迟迟看不到明确的效果。”

2000年在辽宁省、2005年在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先后实行了做实个人账户试点改革，以期实现部分积累制。但8年以后，辽宁省又允许借支账户基金，似乎做实个人账户难以实行，恶性循环难以打破。

于是，李英俊又糊涂了，一会报道说存在空账，一会又说没空账，一会说延迟退休，一会说不延迟。在找“底儿”这事上，他又重新“没了底儿”。

“你说，真的能延迟吗？”他问。

两眼一抹黑，完了

“不会延迟。”朋友王绍刚回答他。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有很多人反对。”王绍刚似乎更愿意相信电视上的民意力量。

这天，在王家，李英俊还得知了2012年3月后再也不能补缴养老金的信息。李英俊一拍桌子，说，我更不要交了！ 可过了一会，他又怀疑，这兴许只是吸引人们缴纳保险金的策略呢？

王绍刚表示赞同。但他当时仍是害怕没法补上。作为特殊工种的工人，那时他离55岁的退休年龄只有两年，自己又得了糖尿病，视力模糊，劳动能力几近丧失，便向母亲借了5万拆迁得到的赔偿费，将保险补齐了。

瞅着眼下养老保险金又涨到了七百多元，连同医疗保险和看病，一个月要花1500元，所幸妻子还有1800多元的退休金和1000元的保姆收入。他想着，咬牙再撑上一年多就好了。

刚听到延迟退休年龄的说法时，他两眼一抹黑，只跟李英俊说了句：完了，哥。这意味着还得多熬5年。5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概念，还不知保险金涨到哪里是尽头。

“延迟退休，说学国外的。什么不学，就学这个？”王绍刚说，他想起下岗这些年所受的委屈，想起自己的身体，“不知还能活多久呢”，可过一会又宽慰起来，“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大家不都这样？”

“延迟退休无疑将加剧下岗群体的困境，”郭于华想起2004年的那些调研结果，不仅没有过时，所提出的问题，还一一应验了。“政府做得不好的地方，要通过制度的变革纠正过来。养老金有缺口，前期社保有问题，不能说去剥夺那些弱势群体。目前国家实行养老双轨制，延迟退休只会进一步让下岗群体处于更不利的位置，而对政府部门更有利。养老保障不能双轨制，不能让强越强，弱的越弱。”

可是，王绍刚似乎对双轨制并不很愤怒，毕竟，自己的孩子去年考上公务员了。那个岗位只招了两个人，王为这“全省第一名”而骄傲异常。

这些天，听到反对声后，他又觉得，推迟退休是迟早的事情，但也许他能侥幸躲过，“90%以上的人反对延迟，他敢公然实行么？政府不也说了暂时不会延迟吗？”暗示的声音越来越强大，离退休只有一年半，他想着一年半应该在“暂时”的范畴内。

还有一年半，就要熬到头啦。甚至还窃喜，到那时，不仅不用缴纳1000元，还能拿到2000元，等于是挣了3000元啊。一生中最幸福时刻就要来临了，那将是送给自己55岁生日的礼物。

他还盘算着，也许搬离这破落潮湿的小平房的日子也不太遥远了。整个城市在以空前的速度刷新面貌，高楼的步伐正在朝他逼近，等待他的 ，将是一笔拆迁补偿，或是某个崭新的房间。

那时，他将告别这一切，告别所有痛苦的过去。过去10年，他努力维持着外表的体面。“你到这条街看看，谁都体体面面，因为谁也不会诉说痛苦，说了也没用，痛苦只有自己才知道。”他说。

新楼房，新面貌，当工厂拆迁，旧房拆迁、人群散去，他们就都消失在各自的世界里，一代人的记忆似乎也便随着消散。

在铁西区，曾经密密麻麻的烟囱被密密麻麻的楼房所代替。从某些角度望过去，你会以为到了香港。只有广场上两个举着钥匙的工人塑像，只有冷清的博物馆，提醒着曾经有过的辉煌。而那些只在10年前上演的悲欢离合、一望而尽的萧条、被抛弃的生命、等待的煎熬，也被拆迁到不为人知的角落。

眼下，人们在这里打麻将、跳舞、耍杂技。随便的表演，都能吸引为数众多的人群面无表情的围观和漫长的等待。

我想起凌裕昌，这个还没从骄傲里走出来的工人。这天，他带我们来到过去的工厂，那里只剩下一个锈迹斑驳的铁门及一排小平房，还遇到从前的同事。两人一下热络起来。而几年前，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因为这前同事对他“不客气”，他还把人家修理了一顿。

在过去，他遭遇身份的失落，如今，他要面对身体的失落。可他得接受这一切，想法安置无法避免的衰老。他还得工作。他小心翼翼走过一段泥泞的被掀开的地面，来到一栋空荡荡的旧楼。看不到一个人，甚至听不到一点声音。大多数时光，他在这里度过，只有一台收音机和一只电饭煲陪伴着他。他和另一个看守的人交了班，在门口走了下来。我们约定，第二天交完班后，和其他工人去拍照。

第二天，他没出现，他仍得在那空楼独自看守。他没有等到来接班的人。

(感谢杜强先生、冯翔先生、张启亮先生提供的帮助。应受访者要求，王继宏、王绍刚为化名)

和母亲一起养老

再干5年，体力活我就干不动了，如果国家不管我们养老送终，那还是得靠儿子啊

本刊记者 赵佳月 实习记者 魏奇琦 发自湖南娄底

朱

家岭的山腰上剩下78岁的李凤鸣一个人。3个儿子相继搬离，房子空了下来，她的心也空了下来。

时常来探望她的只有大儿子阳社成，他在一家建材工地做大理石抛光，自1999年下岗以来，临时工是他的常年状态。他57岁了，越来越苦恼：如何让老母亲安度晚年，也让自己安度晚年？

上岗下岗

1975年，20岁的阳社成有了第一份工作，在湖南冷水江市玻璃厂当学徒工。在这家厂他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工资，20元。他花了5毛钱给弟弟妹妹买雪糕，剩下的悉数交给了父亲。1976年，他被单位派往哈尔滨考察，那是他一生中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1979年玻璃厂亏损，阳社成调到了冷水江市第三水泥厂。水泥厂和玻璃厂一样属于集体企业，是冷水江街道办事处的下属单位。在水泥厂，阳社成进入煅烧车间，负责给立窑添煤加炭。

“那时工作实行三班制，早中晚三班，一个星期休息一天。”阳社成在上千度的高温立窑前干了19年，眼睛受不住炙烤，渐渐抬不起眼皮，最终变成了一条缝。眼皮常年耷拉，让他形同盲人。

26岁那年，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位邻县的农村姑娘。条件是，解决女方的城市户口和工作。那个冬天，阳社成提着礼品，徒步一百多里山路，来到了新华县吉庆乡梅花洞村，从山沟沟里将那个从未谋面的姑娘带回家。

80年代是国企职工最美好的时光，妻子鄢云也顺利地拿到了城市户口。这段婚姻还给她带来了一份国企工作——冷水江市耐火材料厂食堂炊事员。

1981年，阳社成与妻子鄢云生下一子，取名阳希，寄意阳光与希望。每个月拿着固定的薪水，享受着国有企业的各种福利，生活颇感优越，“小的时候，我吃得最多的就是蜂皇浆，那时候独生子女都可以去工厂里领。”

但是这种优越很快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急转直下。阳社成所在的水泥厂开始走下坡路，“厂里的活越来越少了，假放得越来越多，开始延迟发工资，后来干脆就不发了。”

初到水泥厂时，阳社成的工资是42元。1999年，水泥厂破产倒闭，他拿到的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是208元。他工作勤奋，但也逃不过下岗的命运，和全厂207人一起，回家待业。

这一年，儿子考上大学。本是一件喜事，但是阳社成高兴不起来，他要为儿子缴纳近三千元学费，而当时家里所有的积蓄只有5000元。

生活陷入停滞。阳希记得中学6年，家中不曾添置一件家具，“好不容易才买了一台二手的熊猫牌彩色电视机。”这段婚姻也终因妻子不堪穷苦生活，于2003年画上句号。

从1995年开始，工厂给他缴纳的社保金，也在两三年后停掉。和众多集体企业一样，由于效益问题，先是停缴了员工的社保，倒闭、破产、变卖随后而来。

为供儿子上学，下岗后阳社成到工地打零工，“一天16元，一个月480元，每天工作最多10小时，没有节假日。”阳社成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每个月要给正在上大学的儿子汇去400元，自己剩下80元生活费。

2003年阳希考上研究生。虽然生活清苦，阳社成鼓励儿子继续深造，自己则继续干苦力换取儿子的学费。

2004年，倒闭的水泥厂卖给当地最大的一家钢铁企业，改造成废水处理厂。“有人说卖了300万，也有人说卖了900万，反正我拿到手的只有18000块。”

阳社成从这笔钱中拿出8000块，补缴了停交多年的社保金。“我的社保金从1995年开始算起，之前没交的钱都得由自己补上，”他到当地社保局询问了国企职工补缴社保的政策，“我一共要交纳15年的社保金，60岁退休后，根据现在的政策，可以每个月领取1400元左右。”之后几年，阳社成每年都去社保局缴费，从2000到3000。2008年到2010年这3年，一度还享受了个人交纳40%、国家代缴60%的政策。

2011年本是阳社成交纳社保金最后一年。“按15年算，这是最后一年。”2012年初，他又从社保局获悉，如果再交5年社保，到了退休年龄可以每月领取1800元。

阳社成算了笔账，“再交5年，得再交三万多块。从60岁开始领取退休金，就算活到80岁，每个月可以多领400元，20年下来可以多领九万多。”他决定再交5年。3月，他续交了3750元。

此时，阳希已经工作6年了，每月给父亲500元生活费。虽然每月有这笔汇款，阳社成还是在大理石厂打工，“给人修灶台，做橱柜，还要给死人修坟台。每个月能赚将近两千元。”

再过3年60岁，可以每月按时领养老金度晚年了，阳社成却从电视新闻听说退休年龄要延迟5年。“这样的话，我要到65岁才能拿退休金，再干5年，年纪大了，这样的体力活我就干不动了，负担可能会落到儿子身上，如果国家不管我们养老送终，那还是得靠儿子啊。”阳社成对国家养老政策的变动表示担忧，但更让他担忧的是母亲的赡养问题。

四儿养母

母亲李凤鸣78岁了，独居在冷水江朱家岭半山腰上。

二十多年，这里的房子拆了盖盖了拆，这里的人走进走出。2008年老伴去世，母亲开始独居。

李凤鸣不识字，不识路。在娘家的时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直到出嫁，才迈出了家门，她知道沿着家门口那条长长的铁轨一直走，就到阳家了。这是她此生惟一认识的一条路。

1955年，大儿子阳社成诞生。随后又得一女两子。在社会主义如火如荼的年代，丈夫阳家腾给3个儿子分别起名为：社成、定成、祝成。这3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名字寓意是：社会主义成功，社会主义一定成功，以及祝贺社会主义取得成功。

5月，江南进入梅雨季节。连下了好几天的雨，李凤鸣睡到半夜，迷迷糊糊感觉到蚊帐上面在滴水。连日小雨，老房屋顶的石棉瓦被风吹落，床全部湿透了。

阳家的老房建于1982年。当时身为村支书的阳家腾，要了块最狭小，最偏僻的宅基地，盖起了一层红砖屋。3个儿子分而居之，小儿子居东，老大居中，老二居西。后来小儿子阳祝成外出求学，他的房子由老两口居住。

阳家腾还在的时候，李凤鸣从不上街，只在家里做家务，或者上山种菜。所需的物品都由阳家腾操办，财务也由老伴来管。

3个儿子当中，李凤鸣对小儿子阳祝成最疼爱。

阳祝成是兄弟姐妹4人里学习最好的一个。他天资聪颖，虽整日好玩，成绩却不差。1990年，初中毕业的阳祝成考入长沙冶金技校，3年后毕业分配到长沙一家冶金厂工作。他成了阳家出走得最早最远的人，被认为是“最有出息的人”。

2008年9月底，阳家腾因病去世后，李凤鸣开始学着认路，学着看懂数字，学习如何跟人讨价还价。

人老多病。李凤鸣身材略胖，2008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身体慢慢消瘦下去，每月服用药物需要百元左右，没有医疗保障，自掏腰包。2011年，由于身体器官衰退，李凤鸣有时候会大小便失禁。

此时，儿女却陆续离她远去。

2005年3月，大儿子阳社成再婚，妻子在城里开了一家小百货店。婚后，阳社成搬离朱家岭，住在百货商店里，工作之余帮妻子照看店铺。

二儿子阳定成原是耐火材料厂职工，也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年代买断工龄，随即下岗。

阳定成是阳家惟一一个大酒量的人。其他的兄弟姐妹滴酒不沾，他能喝一斤白酒。后天“锻炼”出来的酒量，让他在下岗后迅速融入市场。2000年后阳定成在弟弟阳祝成的介绍下到长沙做销售，酒桌上的“本领”让他在短时间里积累了第一桶金。2010年6月，阳定成在县城买了新居，三室两厅，140平米。

山腰上的阳家老宅终于只剩下李凤鸣一个人，住在最东侧30平方不到的小房里。其他空房，偶尔会有商贩租上一年半载。

小儿子阳祝成于2003年辞去了冶金厂的工作，在长沙游荡3年后，远赴天津，在一家建筑公司打工。一年到头连妻儿也见不着几次，更不用说寡居家中的母亲。

女儿偶尔会接李凤鸣去她那儿住，有时也劝她，“你一个人在老屋里住着，也没人说话，要不就在我这儿长住吧?”李凤鸣没有答应，也没有否定。在女儿家住了几日后，她便觉不自在。崭新的被子盖在身上，她怕弄脏；干净的地板，她踩在脚下怕滑倒；好吃的饭菜摆在眼前，她却提不起胃口。

李凤鸣还是回到了老宅。小儿子阳祝成提出要带她去长沙，她也只是去待几天，看看小孙子。10天不到，还是回到老宅。

“老人年纪那么大，万一哪天真走了，在屋子里臭了，我们都不知道。”阳社成每次提起母亲的事情都很生气。虽然他住在店铺里，离母亲最近，也是照顾母亲最多的人。2011年以前，他每星期回家看一眼李凤鸣，2011年后，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去看看，给母亲买点药、买点菜，他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2012年春节，家人相聚。弟妹3人提议每人每月给大哥200元，让他全权负责照顾母亲。阳社成觉得不妥，“我现在还要交社保，600元仅勉强够吃。”阳社成还想趁自己有力气，再干几年。思前想后，兄妹4人最后决定，“每人一个季度，大家轮着照顾母亲。”

2012年2月，阳社成首先开始照顾母亲， 5月将照顾母亲的“接力棒”交给老二阳定成。阳定成忙于销售，照顾李凤鸣的事情多由其妻代理。

为了照顾李凤鸣，阳祝成辞去了天津的工作，回到长沙。但是他还没想好，到时是接母亲去长沙住呢，还是自己回冷水江，“不是折腾母亲，就是折腾自己。”


记者：林珊珊 詹青云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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