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上海教育部门对私塾“孟母堂”举起黄牌，再次引发了舆论对“国学”的关注。本报对孟母堂进行了采访，而这次采访，最终将我们的关注引向了孟母堂的那些孩子们。

　　由于不堪应试教育的重负，放弃普通全日制教育，进入以诵读国学与西学经典为主的“孟母堂”，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选择有些无奈。

如果彻底全面的改革又不可能短期达成，那么施教一方可有温和有效的改善之策？

　　本次特别报道同时关注广州离休老教师郑千一的故事。她以国学为手段，在尊重现有教育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着人格教育的尝试，意图弥补学校教育的缺憾。

　　这两个故事都与国学有关，但我们无意借此进行价值层面的倡导。我们仅试图通过这两个事关国学的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反观现时教育体制中有待提升之处。

　　本报记者 曹筠武

　　星期天的晚上，9岁的男孩朱季被父母送到了上海市郊的一幢别墅的院子门口。朱季第一个从车里钻出来，跳跃着进了门。别墅内正在晚餐，十多个和朱季年龄相仿的孩子围坐在两张长桌旁，纷纷起身跟朱季打着招呼。

　　别墅的主人，33岁的吕丽委坐在饭厅的门口，看着孩子们吃饭。13岁的男孩儿刘晨认真地舔掉碗里最后一粒米饭，双手把碗筷放进旁边桌上的大盆里，鞠躬后从吕丽委身边跑出饭厅，还不忘回头响亮地喊：大家请慢用。

　　吕丽委微笑着对刘晨投以赞许的目光，“孩子们很快就会学会我们的礼仪。”她说。

　　吕丽委今年33岁，曾经是厦门市一家模范中学的英语老师。而现在，她在这间别墅里指导十多个孩子诵读《论语》和莎士比亚，并在客厅中高高悬挂的孔子像下教授孩子们礼仪。

　　作为这个学习场所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吕丽委把这里命名为：孟母堂。

　　“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

　　在进入孟母堂之前，朱季是宁波一间重点小学的学生。朱季在那里读到二年级，他本来被期望和其他孩子拥有一样的学习和生活。

　　但父母很快发现，他们的孩子无法和其他孩子一样。朱季可能有一点多动症，喜欢跟人说话，爱把细细的胳膊挥来挥去，眨眼的频率比其他孩子稍微高一点。

　　在进入学校前，大家都善意地觉得，这个小孩儿，只是过于活泼好动了一些。但老师们不这么看。朱季的父母被频繁地召到学校，老师警告说，在学校，没有人管得住这个孩子。朱季会在课堂上说话，老师训斥他的时候，又觉得他在挤眉弄眼，没有虚心接受批评。

　　同学也瞧不起他“老是眨眼”，在学校，朱季没有什么朋友。回到家里，朱季的痛苦也没有结束。尽管才小学二年级，每天晚上朱季都要到9点10点才能做完作业。做作业的过程令父母看了心疼，8岁的孩子，被成语造句或者加减乘除折磨得焦躁不安，不停地挥着胳膊。

　　“一想到他还要这样上十多年的学，我就背上冒冷汗。”父亲朱宏回忆说。

　　朱宏找到老师，想跟老师“谈一谈素质教育”。朱宏觉得，小孩子不用特别精通四则运算，如果能够降低学习的激烈程度，再发展一下兴趣爱好，比如“琴棋书画”，孩子会健康一些。

　　老师很直白，也很无奈：“现在不是素质教育，现在比的就是做考题。”老师还很坦诚的告诉朱宏，作为一所著名重点小学的老师，他被分配的主要任务是抓好尖子生，而对于朱季这样的问题学生，“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管”，“只能看他的造化”。

　　“我感觉我的孩子被抛弃了。”如今说起来，朱宏仍然语调悲伤。

　　13岁的刘晨在学校也不快乐。这个高大而清秀的男孩曾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中学，“小学的时候他成绩很好的。”刘晨的母亲张丽说，“但是到了中学，好的学生太多了。”刘晨开始变得孤僻，不愿意跟母亲说话，一提到成绩，他就脸色铁青。“我甚至觉得，儿子对我越来越没感情了，有时候很伤心。”张丽说。

　　上个期末，刘晨的名次有进步，张丽试图夸奖儿子，希望借此能跟儿子有些交流。但刘晨突然狂暴地撕碎了卷子，嘴里不停地大叫，“狗屁的成绩，狗屁的成绩！”

　　张丽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在学校呆下去了，“我承认我的孩子可能不如其他孩子那么会考试，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给那些孩子陪读，最后成为考试的牺牲品。”张丽决定给儿子“找一个能轻松快乐的学校”。

　　从“读经”到“孟母堂”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

　　在厦门做中学英语老师的时候，吕丽委就曾试图对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她试图减少对语法的讲解，增加阅读量。但很快她又发现，这对考试成绩并没有太多好处，相反甚至还会降低学生的分数。

　　“我们学校是模范中学，成绩是最重要的。”吕丽委停止了她的尝试，“我明白，在既定的规范里，我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

　　她转而训练她的小侄子。她教5岁的侄子背诵唐诗宋词，甚至阅读《论语》。小家伙并不能全部记住那些音调多变的语句，但是一天在一个朋友家做客，5岁的孩子在被禁止触碰陶瓷茶具后，用叹气的语调吟出了王维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客。”

　　吕丽委惊喜万分，她认为自己的训练终于显出了成效，“我觉得大量朗读和背诵经典，就是他说出诗句的原因。”

　　与此同时，吕丽委的丈夫周应之，一个熟稔金融资本运作的商人，也在经商之余发现了新的“人生乐趣”。

　　朋友推荐周应之阅读了台湾南怀瑾所著的《论语别裁》，并介绍周应之进入了“读经运动”圈子。“我受了很大的影响，发现了读经的好处。并且渐渐从乐趣上升成了人生的指引。”

　　同时周应之还发现了商机。他成立了“绍南”文化传播公司。“致力于推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开始，周应之希望在厦门的中学中推广“读经”。他先印刷上万本儒家经典简读本，分发到厦门一些重点中学，包括妻子吕丽委所在的学校。然后再请老师为中学生们讲解。

　　但效果并不明显，中学生们兴趣明显不高。一次经过学校的垃圾站，吕丽委发现，被揉烂的儒家读本在垃圾堆里四处散落。

　　“我们需要有另外的更好的方法推广读经。”吕丽委说，“这个方法，不一定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的。”

　　去年7月，周应之和吕丽委来到上海，连同自己5岁的女儿在内，加上朋友的孩子，最开始总共教授4个学生。吕丽委负责指导孩子们背诵《论语》、《大学》、《易经》和莎士比亚。那就是“孟母堂”的开始。

　　“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从朋友那里，宁波的朱宏听说了“孟母堂”，他的想法是，“姑且一试吧”。此时他的孩子朱季已经陷入了对学校不可抑止的焦躁之中，他对孟母堂本没有兴趣，但当听说那里没有考试也没有作业，就不再表示反对。

　　在孟母堂，吕丽委拿给朱季一本《论语》读本，书里用汉语拼音标注了每一句话的发音。朱季胆怯又很好奇，周围的孩子都端坐在课桌旁大声朗读，在短暂的迟疑之后，朱季也开始照着读本朗读起来。

　　“在那个环境里面，小孩还是适应很快的。”朱宏说，“周围的小朋友怎么做，自己也会学着怎么做。”

　　按照孟母堂的课程设置，每天除早晨的跑步晨练和傍晚前的体育锻炼之外，上午和下午各两个小时读背是学习的主要内容。每个孩子有自己的读本，还有一台录音机用以播放标准朗读磁带。背诵的材料有《论语》、《大学》、《易经》、莎士比亚戏剧和包括马丁·路德·金著名演说在内的英文经典名篇。吕丽委规定，每篇课文，每天必须朗读80遍，并背诵一遍。但老师们很少解释这些深奥的语句。

　　“讲解并不是必要的。”吕丽委说，“重要的是在孩子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把这些经典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自然会理解。”

　　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在孟母堂的地位并不高，孟母堂延请了上海一位老教师给孩子们教授数学，但只是“一周上两节课”。这位老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和孟母堂的文科学习一样带有大胆的想象色彩，他对小学适龄儿童们讲授从加减法到微分几何乃至拓扑学。

　　周应之对此有着比较个人色彩的解释，他认为孟母堂并非不重视自然科学，“我们学习《易经》，其实从易经里就可以发现包括所有自然科学的终极真理。”

　　当然，9岁的朱季并不能理解这种终极真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至少可以在提供的课本中自由选择他喜欢的内容进行阅读，而不用像在小学，“一定要学讨厌的成语造句。”朱季习惯了在孟母堂每天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时间一到，他就往楼上宿舍跑。“晚上我不学习。”8月19日，他站在楼梯口说，“因为天一黑我的思想就睡着了，第二天再醒过来。”

　　对于其他孩子来说， 5岁的佳丽喜欢读《论语》，而10岁的小文居然喜欢“看上去很奇怪”的《易经》。13岁的刘晨比其他小朋友的英文程度更好一些。他更多地阅读了“英文名篇选读”。在包括了萧伯纳、丘吉尔、马丁·路德·金、肯尼迪等人的名篇中，他最喜欢柏拉图的《论正义》。他可以对照课本后附的汉语翻译弄懂这位先贤的思想。

　　孩子们同吃同住同学习，还一同欢天喜地地扫房间和庭院，尽管大多数时间需要勤杂阿姨重新打扫。老师要他们对每个同伴使用礼貌用语，对帮助自己的人鞠躬称谢，还要每天晚上开个小会，反思自己一天的不足，推举出今天表现最好的同伴。

　　身材高大的刘晨由此成为了孩子们尊敬的对象，因为他总是像个大哥一样在篮球场和游泳池照顾弟弟妹妹们。心情放松的刘晨，还开始主动和母亲沟通，周末回家前，他会先打个电话回家，询问家里有什么安排。“我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高兴得快哭了。”张丽说，“他多久没主动跟我说话了！”在张丽眼里，刘晨越来越礼貌和富有责任感，“这在学校里不会教授也不会受重视。个人品性的提升是我本来没有预料到的收获。”

　　朱宏并不觉得自己年龄尚小的儿子在短时间内能学到多少东西，但他的确看到孩子脸上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笑容。“我只能说，我的孩子的确不适应现行的教育体制。无论如何，在这里，他可以轻松一些、快乐一些。其他的以后再说。”

　　“我的孩子只能去孟母堂”

　　“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

　　“我们认为，孟母堂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是不科学的，是不适宜儿童身心全面发展的。”在上海本地报纸于今年8月报道孟母堂之后，孟母堂所在的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对媒体公开表态说。

　　孟母堂的教学地点原本设在上海城区内桂林路一幢别墅内。在上海市食品监督局的检验员坚持要求进入孟母堂对学生伙食的卫生标准进行检测后，周应之把12个学生搬到了如今的城郊锦轩别墅区内。如今的别墅3楼，卧室内相当局促地摆放着七八张双层床。“我们这里都住不下了，只能让他们走读。”周应之说。

　　在开办初期，学生主要来源于周应之和吕丽委的朋友圈；在媒体报道之后，陆续有自寻上门者。按照吕丽委的说法，“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满身伤痕地从学校来到这里。他们只能是一小部分优秀学生的牺牲品，最后就成了我们现行高淘汰率教育选拔机制的残次品。”

　　8月初，松江区教育局下发通告，把“孟母堂”定性为非法办学，并要求周应之和吕丽委停止孟母堂的授课。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还向媒体表示，将在9月1日新学期开始之前，采取措施取缔孟母堂。

　　教育局的依据来源于义务教育法。一位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管理部门必须为每一个孩子接受合格与适合年龄阶段的教育负责，而有关部门经过调查，认为孟母堂并不能提供完整的科学的教育。例如，孟母堂几乎不讲授自然科学，所传授的社会科学知识，也与现代文明社会脱节。

　　但周应之认为，这种论断是“对传统文化无知的表现”。“我们中华民族依靠这些知识生存了几千年。”他说，“我们缺少的是从中吸取营养，而不是用所谓的现代文明来片面否定。”

　　然而，如何让孩子们在背诵“男女授受不亲”的同时，又理解“罗米欧与朱丽叶”？如何实践“君子讷于言而敏与行”，又学会向现代社会推销自己？或者，易经中的“上九，潜龙勿用”，又该运用在生活中的什么地方？

　　吕丽委仍然将这个问题抛给时间，她坚信时间的沉淀，会让孩子们建立融会贯通的世界观。

　　对于快满14岁的刘晨来说，现实的问题显得更加紧迫一些。与他同龄的孩子就要升入高中，高考、大学、择业即将接踵而来，刘晨的母亲张丽，不能不比其他小孩的父母考虑得更多一些。“今后应该还是要读高中。”张丽说，“我现在既高兴，又担忧。孟母堂不能发学历怎么办，对以后重新回到学校有多少实际帮助，这些我都还没想明白。”

　　朱季的父亲要宽心得多，他希望朱季能在孟母堂养成良好的品德和生活习惯，“大了之后再进学校，希望学起来能省力一些。”

　　周应之拒绝用任何带“学校”、“机构”的词语称呼孟母堂，他坚称，“孟母堂就是家长们联合自发举办的家庭教育。”对于绍南文化传播公司对于“孟母堂”式教学的推广计划，他也避而不谈。对于家长们每月缴纳的2000余元费用，周应之解释说，这是必要支出的平摊，不能认为是收费。

　　刘晨的母亲张丽还没有交费。刘晨加入的时间正是“取缔风波”时期，周应之对张丽说，先进来读着，“费用最后再说。”

　　张丽对孟母堂的老师们感觉非常好。她第一天来孟母堂，吕丽委热情地亲自下厨做了晚饭。“这里的老师让我感觉到尊重。”张丽说，“以前学校的老师，说实话看不起成绩不好的孩子的家长，总是呼来喝去。我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到尊重我的老师那里去学习。”

　　对于孟母堂课程的设置，张丽并不完全认同，“毕竟我的孩子已经大了，需要学知识。以后还是需要去上高中的。”但张丽并不愿对记者完全说明她的意见，“孟母堂总体对我儿子是有益的，其他问题可以慢慢协调。”

　　稍稍迟疑，张丽还是补充说，“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不像其他孩子一样考高中考大学找好工作，但至少他要健康快乐地长大，今后有份谋生的职业就可以。”

　　看着陪同孩子而来的家长们，周应之少有地对孟母堂的发展前景流露出了乐观，“看这些家长，这么不离不弃，孟母堂就一定有发展空间。”

　　张丽则一语道出了“不离不弃”的原因，“至少现在，我的孩子，只有孟母堂可去。”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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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老太太的“爱人”奔波

77岁的老太太郑千一，戴着黑框老花镜，佝偻着背，一步一拐地走进书房。“老了，全身是病，日子不多了。我要赶在太阳落山前，多撒下些诗书的种子……”

　　这个广州华南师大附中的高级离休教师，从2001年来，先后自编“养正”讲义等十余套，经典诵读教材，拖着病躯病腿，义务讲学于广州、深圳、北京、湖南、甘肃等11省市的中小学、幼儿园。被周围人们称为“国学老太太”。

　　但这样一位老太太，却出人意料地反对上海“孟母堂”推广国学的做法：“他们的意图不错，方法却极端了。为什么不可以在尊重现有教育秩序的情况下推广国学呢？”

　　“经典诵读的目的不只是知识的教育，更是人格、心志、仁爱的教育，这正是常规教育里缺乏的。和现存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两者相互补养，才能达到易经里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目的。”老太太一谈起国学教育就立马来了精神。

　　“爱人的教育”

　　“他们提倡的国学和新学，是尊重生命的教育，尊重人的教育，爱人的教育……”

　　郑千一自况一生，深受家学的影响。

　　她生于湖南隆回的教育世家，外祖父母均在清末留学回国后创办男子、女子学校。音乐家贺绿汀即启蒙于外祖父办的循程中学。“他们提倡的国学和新学，是尊重生命的教育，尊重人的教育，爱人的教育……一百多年来，都成了我家四代八十多名从教者必须遵循的祖训。”郑千一说。

　　回首幼时尚不能让郑千一忘记的是一年春节，“在我七八岁的一个年三十夜，我和弟弟在家，爸爸妈妈没有回来吃年夜饭，急得不得了。原来爸爸妈妈给一个穷学生家送钱去了。那户人家如果没有我家的支援，年都过不成。”

　　“文革”期间，身任化学老师的郑千一在被批判的状况下还托香港的朋友花20元(当时她月工资不到50元)买了一套《三国演义》和一套《红楼梦》，偷偷让四个有家学根底的学生阅读。那位香港的朋友被郑千一的勇敢所感动，特意加送了一本《唐诗三百首》。

　　1988年她和丈夫王念双双离休，郑千一夫妇长期只能在小范围给一些朋友的小孩教授经典。王念的国学与音乐修养均很深，郑千一给孩子教授《老子·水》，王念就给她配上舒缓如水的舒伯特小夜曲，郑千一诵读苏轼怀念亡妻的《江城子》，王念就给她配上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末王念的癌症晚期。

　　“他死后，我已经知道，我剩下的日子一定会全部奉送给经典教育的。”

　　读经改变的社区

　　“你相信吗？我们每天10分钟的读经活动，不但改变了孩子，还开始改变石牌这个社区。”

　　郑千一的国学推广是从更远的深圳开始的。2001年前后，郑千一在广东省原副省长王屏山的推荐下，到深圳一些中学去义务推广“每天读经15分钟”教育。往返广深18次，自掏腰包近3000元，直至手在途中跌断。

　　“那时挺难的，不少人不理解国学的意义，一些老师说：现在课那么多，我们为孩子减负还来不及，你还办这种班。 ”郑千一回忆。

　　2002年，她就近推广，说服了石牌社区113中校的校长朱化平，让她试点“每天15分钟读经教育”，既不加重学生负担，也不打乱现有教育秩序。

　　2002级(6)班是试点班，从《大学》、《老子》一路读到《论语》、《孟子》。两年坚持下来，班主任尹健发现学生的表达能力大大提高，尤其是德性在潜移默化中被改善。毕业时，全班签名给郑千一送了一副感谢的对联。

　　初捷后的2004年，郑千一又去说服时任石牌小学校长的朱吉伦。石牌村离郑千一在华师附中的住处一步之遥。

　　朱回忆：“郑老师很执著，不要一分钱，免费给学校给老师们讲国学，她是真心想推广经典。”郑千一的新想法是以古代经典为载体，让学生、家长共同参与诵读，通过改善家长的道德素养来改善教育，这和朱吉伦一拍即合。

　　石牌村是广州典型的城中村，村民从过去的农民洗脚上田，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现多以收房租为生。部分村民曾无所事事，一度赌风盛行，学校、社区深感头痛。朱吉伦认为，不良的家教与村风是影响教育效果的原因之一。

　　一开始，两个试点班只有四名家长愿意参加这一活动。石牌村村民、贫困的钟点工何兴燕就是其中之一。她只有小学文化，“一开始我根本不懂，和孩子一起学，孩子用拼音教我读字，从《弟子规》、《三字经》到《笠翁对韵》，越来越有兴趣了。”一段时间下来，这四名家长的孩子成绩奇迹般地提高，“特别是在诵读《三字经》、《弟子规》后，孩子们慢慢懂得孝道和不浪费钱了。”全班41个家庭逐渐都加入了读经活动。“我们农民最实际，只要真的能让孩子好，就愿意做。”另一家长池炽强说。

　　何兴燕回忆，如此持续一年余，即使一些有世仇的家长，也因为读经活动经常聚在一起，慢慢和解了。这些家长不但参加学校安排的诵读，还每周五到村祠堂里诵读经典，或分组外出带孩子户外活动，甚至组织军训。何兴燕成了家长中最活跃与最受尊重的诵读积极分子。她家里辟出了书房，全家养成了读书报的习惯。“村风开始变了，过去经常有家长骂老师，现在老师和家长关系变好了。打麻将、买六合彩的人减少了。”

　　有一次，郑千一病重住院，几天后却瞒着医生跑出来给这些家长们上课，“一心推广国学，总想改善人心。在我心里，她是个伟大的老太太。”一直支持此事的饶洁怡感叹，她是石牌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原主任。此后她把郑千一特聘为石牌关工委第一副主任。

　　“要把那条腿长出来”

　　“要把那条腿长出来，才成为顶天立地的人。”

　　在西部的讲学曾差点让郑千一丢命。

　　2004年5月初，郑千一应大西北经典诵读会之邀，在北京作完五场报告后，直赴兰州、白银等地讲学。同年5月 10日，又驱车前往渭源县会川镇福和希望小学看望那里的贫困生(注，去年本报报道的西部代课教师问题即是郑千一反映给本报的)。到了渭源，她发现用以控制糖尿病的胰岛素用完了，这个偏僻的山区县买不到药。“48小时吃不下饭，心跳，气喘，难受，不清楚还能不能熬过去。”郑千一事后在笔记里写道。

　　此前，乡村老师杨步文已把郑千一编的《弟子规》教材自费翻印了5000本让孩子们朗诵，郑千一深为感动，竟然还撑着病体为学校作了经典诵读讲演。在返回兰州的路上，郑千一的病情继续恶化，为了不牵连陪同的杨步文等人，她在一张小纸条上写道：“我是自愿来渭源的，已发病，万一有不测，在兰州就地火化……让我的儿子将骨灰捧回，和爸爸的骨灰拌和，海葬。”

　　去年，记者赴渭源调查西部代课教师一事时，得知老太太又自掏退休金捐助3万余元的书与钱，甚至还为该村捐助了一座小桥，以使孩子们在雨天上学时不用趟水而过。

　　广东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教育科科长刘建斌一直对郑千一心存感念。

　　刘建斌记得，2005年郑千一刚到少管所讲课时，孩子们都是心不在焉的。老太太给他们讲人和仁的关系：“人通 ‘仁’，仁拆开看就是‘二人’，二人要相互爱护才能成为人。为什么你们会被关在这里面，就是因为没处理好爱别人的问题，跟我一起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有少年犯刁难：“我还没成人(仁)，我是少儿。”老太太笑了，忽然勾起她那条病腿，在讲台上单足独立地看着孩子：“少儿就像这样少了一条腿。怎么跑，怎么跳，怎么成人？要把那条腿长出来，就需要家长、社会的关心，才成为顶天立地的人。”

　　郑千一让他们一起诵读《老子·自知者明》里的章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讲完一课后，一些孩子拉着老太太的手很不舍：“奶奶，你什么时候再来？”她走时，孩子们全部起立，唱歌为她送行。

　　去年年末，身体虚弱的郑千一和弟子方引去看守所授课。原计划方引授课，郑千一旁听。但因为孩子们要郑千一上台讲几句，她一讲就忘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连讲数小时，回来就躺进了医院。孩子们知道了，集体为郑千一做了一张健康卡，还织了一串纸风铃送她，至今还挂在郑千一的书房里。

　　“你看，这些孩子都可爱啊，国学是可以教化人心的。”


来源：南方周末
－－－－－－－－－－－昨日，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张文明确否定了早些时候在上海诞生的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的教学形式。这也是“孟母堂”事件以来，来自教育部的首次回应。张文称，最近在京、沪等地出现的打着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名义的全日制私塾违背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精神。

　　不过，孟母堂发言人昨天仍坚持不会放弃，并将提出行政申诉。

　　义务教育必须入学

　　张文是在沪上为教育部门负责人作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专题辅导报告时作上述表示的。

　　她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不能与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相抵触。张文特别强调了“入学”两个字，她表示，在美国的几个州，州政府确实允许有条件的学生在家接受义务教育，但在中国，实施义务教育就必须入学，进合法的学校。

　　“中华传统文化需要发扬继承。”张文说，家长是可以在节假日把子女送去学习四书五经，对此，有关部门不会进行干涉。但是，一旦有人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进行全日制的私塾教育，政府就一定要干涉。

　　“普及十二年教育，不带强制性。上海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可以普及十二年教育，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是要严格保障的。”张文强调。

　　私塾教学方式过于封闭

　　针对“孟母堂”的私塾教学方式，张文认为，在如此封闭的家庭环境之中，是学不到许多爱国主义的教育内容，也不能保证学生军训等活动，更重要的是，许多需要孩子在学校里养成的自立以及与人相处等能力都将会缺失，这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

　　张文最后表示，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是广泛征求人民意见的产物，对于其中的具体内容，即便是反对者也必须遵守，“不论家长再有本事，也必须进学校。”张文说。

　　孟母堂坚持申诉

　　“本周我们就会向上级教育部门提出行政申诉。”昨天，孟母堂的发言人周应之并不认同各方哪怕是各级教育部门对于孟母堂的否定。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孟母堂完全能够对学生们传授爱国主义教育，一样也能组织军训，达到义务教育的要求。

　　周应之说，孟母堂的家长们并不想违背《义务教育法》，而是他们觉得在上海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人们可以对子女教育有自己的选择权，家长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

　　而对于即将提起的行政申诉，周应之透露，申诉的矛头将直接指向此前上海教育部门认定孟母堂为非法教育机构的行为上，对此，家长们都站在支持孟母堂的一方，“虽然，教育部门一再喊停，但是家长们没有一个愿意离去。”周应之说。(早报记者 俞立严 夏正玉)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