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唐，盛于宋明，衰于清末，中国传统书院已走过漫漫千年历程。当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等逐渐转变为旅游景点时，却有另一些书院悄然建立——它们背靠传统，却无法回避现代；它们身影默默，却依然引得或崇敬或质疑的目光。
　　“书院和希望小学不同，不是一般的普及型教育，而是高端教育。它代表了中国文化传播的多元、多层次。”　
　　“它不可能门庭若市，不可能高朋满座。书院依然是一个素心人问学论道、清心寡欲的地方。”

　　“古代书院以私学为主，所以它是一种仁人之学，大家同气相求。比如岳麓书院，是一个高端学者争辩真理、讨论问学、自我修养、广收门徒的地方。”受聘于中国文化书院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岳川教授如此理解书院。

　　历史上，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私人讲学风气兴起，及至宋代，书院进一步发展，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当时著名的有河南嵩阳书院、睢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四大书院等。明时，书院曾因科举加强沉寂百年之久，后由于一批儒学大家的推广而再度兴盛。至于鸦片战争后变法图强，改革教育，书院教育在现代语境中再度陷入低谷。

　　进入新世纪，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张炜在山东创立万松浦书院，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与西安思源学院联手办白鹿书院，天津市文联主席冯骥才则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研究院改名“北洋书院”。他们与上世纪80年代创建的中国文化书院、转型完成的千年学府湖南岳麓书院一起，基本构成了中国现代书院东南西北分立的格局。

　　传统与现代结合

　　“白鹿书院”，是一个从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中“走”出来的地方。

　　在陈忠实决定建立西北地区第一所现代书院时，所有创办人员都去湖南岳麓书院考察了一番，他们要看看这座可追溯至唐末五代的书院，穿越千年学术纷争，如何在现代立足。让常务副院长邢小利等人惊叹的不仅是它跨越古今的内秀，还由于，“在与现代大学结合方面，岳麓书院做得非常好。它将中国传统与现代教育连接起来。”

　　年近知天命的岁数上，张炜在找一个地方，让他的书院梦落地、生根。他想到了孔孟之乡曲阜和邹县，却最终选择了龙口海边——因为这里面对海洋，是一个“开放”的地方。传说公元前210年，方士徐福曾奉秦始皇之命，率“童男童女三千人”和“百工”，携“五谷子种”，从这里登船泛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从此一去不回。

　　万松浦书院的网站上，关于徐福的独立网页极其显眼。这个在万松浦书院、甚至在张炜的小说中不断提及的名字，宣示着万松浦的远大志向。“全球化时代不是我们的理想，却是一个潮流。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将有自己的对应，所以还是要听到窗外的风雨之声。”在《书院的思与在》一文中，张炜写道。

　　书院具有的历史厚度毋庸置疑，然而，现代书院创办者在设想它的未来模型时，都没有忽略它所生存的这个时代。“在方向上，我们不想完全走传统文化的路子，我们的设想是：一方面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注重与现代社会的接轨，关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邢小利介绍说，白鹿书院的主事者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不会做故纸堆中人，因为他们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有担当精神”。

　　1984年，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岱年、季羨林、汤一介等学者创办中国文化书院时，就以开阔的目光，吸纳国内外大批学者加盟，成为实践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接”的先行者。《神州文化集成》、《国学举要》、《跨文化对话》的书籍的编撰、出版，一再重申书院的宗旨：“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海外文化的研究、介绍和学术交流，提高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按张炜的话说，“有人以为现在的书院会完全和古代的书院接轨，会继承他们，这是极好的心愿，但却是难以办到的”。书院，注定要在时代的转型阶段，摸索自己的道路。

　　书院合作之路

　　张炜很明白以传统书院方式办学将在当代遭遇困境。“现代书院不再依赖于一种学术思潮和少数人的思想，而应该是主动与大学教育进行高端对接。”创办之时，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等5所大学就已纳入万松浦书院的共同创办单位之中。它还实行自己的“院士制”，从国内外聘请了50名一流学者担任“院士”，组成“万松浦书院院士委员会”。迄今为止，“烟台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分部已在万松浦设立。2007年，万松浦书院还将开始招收研究生，张炜将出任文学写作和文艺批评专业硕士生导师。

　　传统高端教育方式的书院与现代高端教育方式的大学合作，是书院文化叩问当代的主要方式。白鹿书院在与西安思源学院达成共识后才逐渐落实，由思源学院拨款维持。作为思源学院的文学院，白鹿书院自己不招收学生，接受思源学院所有学生的自由选听。据邢小利介绍说，“白鹿论坛”的讲座“很受学生欢迎，几乎常常爆满。因为是面向社会的，还经常有一些从市区赶来的听众。”和万松浦书院一样，白鹿书院的工作人员很少，开设讲座的多为“两院院士”——白鹿书院自己聘请的“文学研究院”和“艺术研究院”的院士。“他们是兼职的，我们是利用社会上的力量。”邢小利坦言。

　　同样，作为湖南大学书院文化研究所的岳麓书院也是通过与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密切合作，确立了自己在现代教育中的地位。

　　与张炜、陈忠实等人的书院不同，冯骥才戏称自己的书院“只有书院之名，并无书院之实”。天津大学为其设立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共分三个中心：文学研究中心、艺术研究中心和文化研究中心。冯骥才还将自己约十分之一的艺术收藏搬到了研究院，举办“意大利绘画巨匠原作展”等多个展览，让学生们知道，“人类有一个神圣的精神殿堂”。　

　　“我不想用我的名字，想给它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冯骥才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天津大学原名“北洋大学”，“书院很有历史感，书院冠以北洋之名，就是理工之上加一点人文的因素。在理工科大学中建一个人文场所，留人文艺术一块净土，也是我到天津大学的想法。”

　　现代书院形态

　　现代书院中，不少书院是像中国文化书院那样的虚体，借用场地，不定期讲学、研讨。但很多书院办学者期望像传统书院那样，在一个相对宁静的世界中体验夕落之间万物的变化，将“天人合一”的理念贯彻于现实。

　　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在张炜看来，这是书院的基本要素和功能。他因而试图将万松浦书院办成一个“高级形态的科研、教学、藏书机构”。万松浦书院坐落于山东省龙口市港栾河畔，依靠万里松林，是名副其实的万松之浦。对于张炜而言，“古代的书院都有独立的院产，大半建于山中大野……这种僻远的环境有利于大思大悟，有利增生长真正的见识。”

　　“有契合书院感觉、格调的中国古典园林式的建筑。”邢小利介绍说，白鹿书院目前办学的地方虽然不大，但却是典型的关中四合院，位于西安市东边的半坡上，“周围是一片园林，原上的空气相当明净，环境比较清静。”

　　另一方面，书院创办者对于古代办学思想有着严肃的思考。“像中国文化书院，依然保持着传统书院的精神风貌，如自由讲学、自由辩论的精神，高人如云的态势。”王岳川教授说，正因书院属于民间办学，不在体制之内，可以广请高人。历史上，书院向来重视学术交流和论辩，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宋代两派大儒朱熹、陆象山曾于鹅湖书院激烈论辩，是为著名的“鹅湖之变”，向为史家美谈。类似的思想论辩，在书院历史上并不少见。特别是南宋后盛行“讲会”制度，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争辩，而且常与地方上的学术活动紧密结合。同时，书院还主张“门户开放”，学者、学生往往不限于一个书院，常有慕名师而远道前来者。

　　岳麓书院的“千年讲坛”通过电视等媒体的传播，已经负有盛名。白鹿书院的“白鹿论坛”每半月开讲一次，目前已开展十余讲。邢小利认为，他们开设讲坛的态度依然是“兼容并包”、“有容乃大”。“比如说，我们刚邀请了一位学者讲鲁迅，下一讲的主题将是吴宓。鲁迅是20世纪激进文化的代表人物，吴宓则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此讲学，或许将帮助学生在各种文化流派中有所分析、比较和选择。

　　王岳川在中国文化书院讲学的感觉是，因为学生都是带着自己求知若渴的心情来听课的，“和大学生、研究生想完成学业不得已要学习的感觉不一样，普遍比较努力，想听到一些真知灼见。”

　　“研讨会”，也是书院集合外部智慧的方向之一。万松浦书院在建成后各类学术研讨活动不断，“现代书院与当代文化”、“书院立场与边缘声音”研讨会等学术活动，吸引了李锐、方方、阎连科、张承志、陈思和等作家、学者。白鹿书院2006年举办的“首届文人书法论坛”，广泛延请国内书法大家。书院自身的关切，亦在这些研讨活动中呈现。

　　“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今天的坚守十分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似而实非。”张炜说。在他看来，书院要有自己的专门计划，不能太大，要内在、切实，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冯骥才认为，创办书院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可以仿效的，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发挥想象力自由创造。对此，邢小利也表示赞同。他还想在合适的时候将各大书院主事者聚起来，“就书院发展的模式、方向进行探讨。”

　　人、财的问题　

　　对于书院来说，千年传统既是一笔财富，亦是沉重的负担。现代书院因其所处的转型时代，传统与现代、名与实等问题一再凸现，它艰难成长的过程中也始终伴随各种非议与质疑。当岳麓书院“千年讲坛”上响起余秋雨、金庸、张朝阳和樊纲等主讲者的声音时，由于已经1031岁的岳麓书院具有的“神圣性”，他们的资格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承认，他所请的大多数人都有争议，但“来讲学的不一定是大师，但不请人来讲学，岳麓书院就永远出不了大师！”　

　　2007年，白鹿书院将面向社会上对国学感兴趣的人，“特别是企业家”，开设“国学研修班”。邢小利看到很多企业家成功后希望在文化形象上进行提升、包装。“他们多已人到中年，可能渐渐趋于保守，对传统文化、对国学特别感兴趣。”

　　不同于日常免费的讲坛，国学研修班希望收费招收学员。邢小利认为这是无奈之举，“书院本身要生存、发展，也希望得到企业家的支持”，但这也是一种主动出击，因为“企业家从经济角度对中国目前社会影响比较大。他们从经济角度影响中国社会，我们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影响，这是一个良性的文化影响的链条。”

　　确实，创办未到两年的白鹿书院，面对捉襟见肘的困境。白鹿书院目前由思源学院每年拨给四五十万元人民币，加上去年的社会捐赠一二十万元，维持着整个书院的运转。邢小利说，由于资金不充裕，很多活动不能尽善尽美，很多想法还未展开。资金也牵涉人员的设置，目前十几位工作人员都是“一专多能“，主要精力用于组织活动。

　　陈忠实曾一心想将书院办成“做实事”的地方。他渴望做的实事，即是图书的编撰、出版工作，“扶持青年作家”。白鹿书院中，也确实设立了一个编书、出书一条龙的“书坊”，但一年半过去，书坊只出版过一本收录论坛文稿、“首届文人书法论坛”成果、陈忠实研究与陕西文学大事记资料、白鹿书院活动纪要的《白鹿论丛》，资助青年作家的计划，短期来看依然步履艰难。邢小利认为这主要是资金上的问题，“图书的编辑、出版、稿费都需要资金支持。”“有了资金，我们也可以聘用更多专业人才到书院工作，使工作开展得更有力度。”

　　张炜则认为，书院的困难主要在“人员”上。“因为书院不是靠一两个人去做，要有更多的立下恒志的人去守护。高素质的人守护她，她也就有了一切。”

　　现代书院思考

　　历史上屡经兴毁，但书院所代表的独立办学精神缕缕不绝，在今日，它或许依然能予现代教育制度以补充和启示。

　　“书院和希望小学不同，不是一般的普及型教育，而是高端教育。它代表了中国文化传播的多元、多层次。”王岳川教授认为现代书院兴起是一种良好的现象。就中国大学教育而言，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授予等方式受英美影响，而学科分科方式曾受到俄苏方式的影响——如将学科分为考古、历史、文学，又将文学分成古代文学、当代文学、文艺理论、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专业。“中国文化书院和其他书院，一般采取比较松散的授课方式，主要特点是因人设教，有什么样的大师就开什么课。”

　　书院授课是极具个性化和特色的。“如请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来讲，就不会讲什么考古学原理、文字学原理。他们可能直接进入学科的前沿话题，让学生接触学科前沿思想。”王岳川说，书院虽没有现代教育制度那般全面的课程，“但一般综合性大学也可以向书院学习，突出人文精神和人文特点，把课程开得更有特色。”“在自由教学，思想交流、探讨和传播等方面，书院的自由度和空间比较大。”相对较为死板、按部就班的大学课程，邢小利认为书院在自由精神、深度研究、向高端发展等方面给予其启示。

　　书院的雄心依旧很大。“要走向全国，和世界保持对视的胸怀。”邢小利谈及书院的立场时，态度始终是积极的。而对张炜而言，面向世界的基础仍是传统，“书院如不守住中国文化之根，那就可疑了。”

　　无论形式如何、方式如何，书院的出发点都是护卫中国文化，让传统在西方文化强势的体系中不要“失语”。“西方现代性虽不会因为几个书院的存在而停止其步伐，但不能低估书院的作用，因为它影响的是高端。”虽然让西方人认同、甚至欣赏这种差异需要很长时间，但王岳川认为，只要有一部分人在做，“书院的意义就能体现出来”。

　　他们明白，这终将是寂寞的事业。“大学和研究生院可以发学位证书，在现实的吸引下，绝大多数青年会在那里扎堆，至于怎样修自己的学问，那是另一回事。”远离喧嚣，张炜始终明白、也希望书院是一个清静之地，“这儿首先是一个拒绝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接纳的地方；这儿是一个寂寞的地方，而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书院这样的地方如果热闹了，人的头脑也就热了。”

　　“它不可能门庭若市，不可能高朋满座。”王岳川认为书院，“依然是一个素心人问学论道、清心寡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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