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盛世的启示
——为什么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
演讲人：曾枣庄　发布时间： 2008-03-27 09:54　来源：光明日报
2008年第5期　总第44期　双周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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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枣庄，男，1937年1月20日生，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编有《全宋文》、《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二十五史全译》中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全译。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从事三苏与宋代文学研究，先后出版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苏轼诗文词选译》、《三苏图传》、《论西昆体》、《宋文纪事》、《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北宋文学家年谱》、《三苏研究》、《唐宋文学研究》、《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苏轼研究史》、《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影印出版有《李香岩手批纪评苏诗》等。
▲　　曾枣庄，男，1937年1月20日生，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编有《全宋文》、《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三苏全书》、《二十五史全译》中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全译。早年从事杜诗研究，著有《杜甫在四川》。后从事三苏与宋代文学研究，先后出版有《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三苏选集》、《苏轼诗文词选译》、《三苏图传》、《论西昆体》、《宋文纪事》、《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北宋文学家年谱》、《三苏研究》、《唐宋文学研究》、《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苏轼研究史》、《集部要籍概说》、《宋文通论》，影印出版有《李香岩手批纪评苏诗》等。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是由中古转入近代的开始。宋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唐代，生产关系和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代文化辉煌灿烂，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科技以及学术文化的其他领域，都硕果累累，群星争耀。关于宋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朱熹认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这不是宋人自吹自擂，后人也几乎持同一看法。今人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为什么说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之世？宋代文化为什幺能够跨越百代，超过汉唐呢？这就是下面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华夏文化造极于两宋的种种表现
　　政治上，宋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乃至当时整个世界最完备的文官政治。宋代历朝不仅宰相及政府各部用文臣，而且用文臣掌军，担任各级地方官吏。太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天下，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宋王朝长达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堪称“三代以下治安所无”。这与宋王朝限制武将、宦官、后族专权等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是分不开的。但这些措施，有些也是双刃剑，特别是对武将的过分防范，既有利于结束晚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割据，又使南北宋实际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最后是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
　　哲学上形成了程朱理学。汉、唐儒学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故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后人又称为新儒学。《宋史》在《儒林传》外，专设《道学传》，就说明了道学与此前的儒学有较大的区别。程颐说：“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他所说的“谈经者”即古之儒士，“知道者”即宋代的道学。宋初陈抟的《先天图》、《太极图》已开宋代理学的先河，其后胡瑗、孙复、石介有“宋初理学三先生”之称。但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直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成。理学是宋代文化的突出特色，对宋、元、明、清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个领域无不打上理学的烙印，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宋代的史学特别发达。《春秋》之后，中国最重要的编年体史书为宋代司马光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从先秦至宋前，长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宋以前的编年通史。全书体例谨严，结构完备，文字质朴简洁，叙事清析，文笔流畅，不仅具有史学价值，而且富于文学色彩。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是编年史名著。中国史书的又一种写法为纪传体，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相袭，成为中国的正史。欧阳修撰有两部正史，即《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南宋还产生了纪事本末体史书，以重大历史事件立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撰写，这就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此书影响很大，继踵者很多，有《左氏传事类始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现已形成完整的系列。
　　宋代科技也很发达，沈括博学多闻，对天文、地理、典制、律历、音乐、医药等无所不通，所着《梦溪笔谈》被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北宋另一位大科学家是苏颂，他对中国的天文学和医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宋代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雕版印刷普遍使用，故宋代图书的撰著和流通均大大超越前代。翻开任何一部古籍目录，都不难发现，无论经史子集，一至宋代就陡然增多，宋人著作流传至今者有五千余种。正如《宋史·艺文志序》所说，当时“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累而数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宋代文学更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特色，王国维在《宋元戏剧史序》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别树一帜，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于唐诗的风貌。从南宋起在中国文学史上长期存在的唐宋诗之争，说明宋诗取得了可与唐诗抗衡的地位。中国是诗的国度，也是文的国度。宋文数量很大，《全宋文》现已出齐，全书共360册，8345卷；含宋文作者9178人，收宋文178292,字数达一亿一千多万字，是《全唐文》的十一倍，是先秦至宋以前文章总和的七倍。宋文诸体渐备，旧有文体有了新的变化，并出现了不少新兴文体，如诗话、词话、笔记、日记、楹联、话本小说、杂剧和南戏等。宋文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宋居其六就是明证。如果说宋词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特色，那么宋文则最能代表宋代文学的成就。
　　宋代艺术的各个领域颇富创新精神，书法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蔡襄，一说蔡京)四大家。绘画有以苏轼、文同为代表的文人画湖州画派。宋人对音乐也有深入研究。范镇在音律问题上曾同司马光反复争论，仅《与司马温公论乐书》就多达十四篇。徽宗专设大晟乐府，使词从民间和文人词取得国家乐府的正式地位，影响甚大。随着宋朝城市经济的繁荣，戏曲艺术也很繁荣。北宋京城开封是“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在开封城内，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上自皇帝近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喜观看杂剧，一台《目连救母》，连演七十八日，观者如堵。北宋灭亡后，部分艺人被掳北去，部分艺人流落到江南，杭州的勾栏瓦肆更是鳞次栉比，规模数量都远远超过开封。一些戏剧史说宋代只有宫廷演出的记载，没有民间演出的记载。而南宋周南的《刘先生传》生动反映了当时街头演出的盛况，为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南宋戏剧史料：演员共五人，三男二女，演出场所皆为市人会聚之地；演出带有娱乐性(“资旁观者笑”)、营业性(“自一钱以上皆取”)，这与今天民间艺人的街头演出很相似。
北宋时，沈括在太行山麓找到了蚌壳化石，确认了太行山是大海演变成高山的。
苏轼、米芾、蔡襄、黄庭坚的书法打破了以往一味讲求法度的格局，具有鲜明的文人个性。
　　二、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
　　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这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开拓是分不开的。太宗组织文臣校订经史群书，如《五经疏义》、《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并编纂新书，北宋编有四部大书，这就是《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收稗官野史、小说笔记多达四百七十五种，很多书早已失传、残缺，赖此书得以保存，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小说史的重要资料。《文苑英华》上续《文选》，广收南朝梁末至唐代的诗文，张说、李商隐等的很多诗文均赖此书保存，是清人编《全唐诗》、《全唐文》的重要资料来源。《太平御览》引书更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保存了大量古籍佚文。
　　今天我们读到的宋以前的总集、别集多含有宋人的收集整理、校勘笺注之功。宋人最推崇的前代总集一为《诗经》、二为《楚辞》、三为《文选》。《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被尊为六经之一。欧阳修、苏辙、范处义、王质、朱熹、吕祖谦、杨简、魏了翁等都有论《诗》注《诗》专著。宋以前奉毛传、郑笺、孔疏为神明，宋代兴起疑古思潮，认为《诗序》“不足信”，朱熹《诗集传》不录《诗序》，自行探究《诗经》各篇之义，成为《诗经》学集大成之作。汉儒解《诗》多附会道德化意义，宋儒多以人情说解《诗》。欧阳修说：“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之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遽失本义。”以人情说解释《六经》更是三苏父子的共同特点。
　　宋人特别推崇《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在汉代王逸的《楚辞章句》之后，唐代没有出现过重要的《楚辞》注本。而宋代的《楚辞》注本不亚于《诗》注，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之类。唐人有时对屈原的自沉汨罗似不理解，如白居易谓“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宋人却对屈原深表崇敬，苏轼的《屈原塔》诗颇能代表宋人对屈原的看法：“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苏轼还有《屈原庙赋》对屈原之死也深表理解。
　　对《昭明文选》宋人有不同看法。苏轼《题文选》批评《文选》“编次无法，去取失当……乃小儿强作解事者也”。苏轼对《文选》的批评，并不为宋人所完全认可，张戒《岁寒堂诗话》认为萧统“所失虽多”，但所得亦“不少”。因此，在苏轼后，宋人仍很重视《文选》。宣和年间无名氏曾仿《文选》，编成《宋文选》三十二卷。尤袤曾校刻《文选》：“尤公博极群书，今亲为雠校，有补学者。”可见即使在苏轼批评《文选》后，《文选》仍是宋人学习的典范。
　　陶潜诗自然质朴，富有抒情色采，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历代诗人所推崇。宋人在创作上学陶者更多，苏轼甚至尽和陶诗，对陶诗的评论也比唐人深刻得多。苏轼最欣赏陶诗的感情真挚，其《和陶饮酒》云：“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众叶惊。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朱子语类》对陶诗也有不少中肯的评价：“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来。”
　　宋人对李白集也作了很多搜集整理工作，宋初乐史所裒集的《李翰林集》，凡七百七十六篇。宋敏求后又多次辑佚，所得“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二十卷。”曾巩在京师编校史馆书籍时，曾校正考次李白诗先后，作《李白诗集后序》，称“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可见宋人对李白诗的辑佚、编年都下了很大功夫。
　　伟大诗人杜甫不仅在政治上终生潦倒，始终未能实现他那“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而且在文学上，也很少得到同时代人的应有重视。杜甫临死前一年在《南征》诗中沉痛哀叹道：“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即使在他死后，在樊晃、元稹、白居易、韩愈高度评价杜诗后，其诗仍不甚被唐人重视。北宋前期，杜甫仍被杨亿讥为“村夫子”。真正普遍重视杜诗是在北宋中叶以后，他们广泛搜集、研究杜诗，而江西诗派更把杜甫作为自己的祖师爷。苏舜钦编有《老杜别集》。王洙编有《杜工部集》，无论收诗总数、古近体篇数以及“赋笔杂著”的篇数都与今存杜集接近。后王琪又在王洙本基础上，参照“古今诸集”，作了修订，这一王琪镂版本就成了后世所有杜集的祖本。今天我们还能读到一千四百多首杜诗，应该感谢他们。宋代杜诗的注家很多，当时号称有千家注杜。为了做到知人论世，不少宋人又为杜甫作年谱，为杜诗编年。评点杜诗较著名的是刘辰翁。宋人对杜诗的注释、编年、分类、评点，充分说明了宋人对杜诗研习之深，这在唐代是见不到的。
　　宋人十分推崇韩愈，北宋古文革新就以韩愈为旗帜。钱锺书《谈艺录》认为：“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矣。”在北宋中叶以前却很难找到韩文，其后韩文大行于世。宋人还为韩集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文谠注韩集“积二十年之久”。方崧卿尝校正《韩昌黎文集》，著有《韩集举正》、《韩文公年表》。朱熹著有《韩文考异》，还选《昌黎文粹》。
　　宋代古文革新的另一旗帜为柳宗元。柳开“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指韩)，字绍先(指柳)”。穆修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镂板，在京城相国寺摆摊卖书。宋人曾多次刻印柳集，沈晦、常子正、严有翼、张敦颐都曾校正刊刻柳集，订正达数千余处。此外还有《韩柳音释》、《柳文切正》、《柳文音义》之类的专著。
　　宋初搜集李商隐诗文者，一为《文苑英华》的编者，李商隐《樊南甲乙稿》早已失传，今所存者，乃从《文苑英华》录出；二为钱若水，得李商隐诗“四百馀首”；三为杨亿，得“五百八十二首”，这已与今存李诗相近。没有他们的努力，今天我们就很难读到这样多的李商隐诗文。
　　李贺辞尚奇诡，宋代也有一些诗人效其体，范浚有《春融融效李长吉体》。薛季宣曾刊刻李贺集，有《李长吉诗集序》，谓宋代流传的李贺诗有蜀本、会稽姚氏本、宣城本，并对李的人品和诗品给了很高的评价。赵衍《有重刊李长吉诗》，称“长吉一出，会古今奇语而臣妾之。”宋末刘辰翁评点诸家集，亦含李贺诗。
《太平广记》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大型小说总集，北宋李昉等编辑。
　　秋声赋意图　青瓦白屋，瘦木飘摇，霜天渐晚，远峰朦胧，一派秋意萧瑟的景象。图中所表现的正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名篇《秋声赋》的意境。
宋蜀刻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
　　三、发展教育是宋代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
　　北宋在庆历、熙宁、崇宁年间曾三次大规模兴学，学校之设遍天下。中央设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地方有郡学、府学、县学，民间有书院、乡校、家塾。宋代书院林立，著名的有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濂溪书院、茅山书院、白鹿洞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它们成了当时学术的中心，聚集了一流的学者，培养了不少人才，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由于教育的发展，宋人的文化素质远远高于前代，出现了很多神童、才女和儒将。宋代科举设有童子科，“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宋代有关神童的记载更是史不绝书。神童也非人人成才，王安石的《伤仲永》就是感伤神童成了庸人的名篇。
　　宋代才女也很多，最著名的是李清照、朱淑真。宋代“妇女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王安石之妻吴氏、适张奎的妹妹、适吴安持的女儿、适刘天保的侄女皆能文工诗。据《宋诗纪事》，有诗存世的妇女多逾百人。她们在家中往往承担了家庭教育的责任，宋代的很多名臣都与他们母亲的教育分不开。宋太祖称美参知政事贾黄中之母说：“教子如此，今之孟母。”宋太宗称美苏易简之母说：“何以教子，成此令器，……真孟母也。”仁宗朝的参知政事宋绶也与其母“知书，每躬自训教”分不开。三苏之所以能成为三苏，更与苏洵之妻、苏轼兄弟之母程夫人分不开，她不仅促成了苏洵从游荡不学到发奋苦读，而且亲自教苏轼兄弟读书，教育他们要以名节自励。正如司马光《程夫人墓志铭》所说：“妇人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已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略高绝，能如是乎?”
　　由于宋太祖提倡武臣读书，故即使行武出身的武将也往往知书；狄青“博览书史，通究古今”；郭逵青年时代常“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王安石称美冯守信“自公在野，手不去经。率其所学，以抚戎兵”；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
宋代登封嵩阳书院
　　四、鼓励文人关心国是
　　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是宋代文化发达的又一重要原因。宋太祖夺得天下后不久，建隆三年就立下戒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除南宋初年的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被杀外，宋代诸帝基本上是遵守了这一遗训的。宋王朝十分重视广开言路，鼓励士人关心国是，批评时政，提出改革建议。唐宋都以诗赋考试进士，但唐代科举考试重诗，宋则重赋。姚勉的《词赋义约序》极论赋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国初殿廷惟用赋取状元，有至宰相者。”而赋乃“规谏之文”，古赋多曲终奏雅，赋的主要内容为铺陈排比，仅结尾点明规谏之意。但宋赋多以赋的形式议政，仅从题目就不难看出是议政议军之作，如田锡的《开封府试人文化成天下赋》、《南省试圣人并用三代礼乐赋》、《御试不阵而成功赋》之类。宋代还有非常设的制科考试，应此选者，一要缴进论、进策共五十篇，二要试六论，三要对御试策。进论和试论多借古讽今的经论、史论、政论；进策，特别是御试制科策更以议论时政为主要内容。苏轼的《御试制科策》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辙的《御试制科策》比苏轼更激列、尖锐，矛头直接对准年老的仁宗。他指责仁宗怠于政事，有“忧惧之言”，“未有忧惧之诚”，“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之乐；“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策入，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反对录取苏辙。仁宗不愧为仁厚之君，他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仁宗同时还读到苏轼的《制科策》，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苏轼《上神宗皇帝书》说：“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
　　但宋代毕竟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王朝，文祸之多远远超过唐代。杨亿诸人的《宣曲二十二韵》，讥刺真宗昼幸宫女，引起谗臣告密、真宗下诏，但也仅仅是警告而已，杨亿诸人并未因此而获罪。宋代有三大诗案，即乌台诗案，因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两句牢骚而起；车盖亭诗案，因为吴处厚曲解诬告蔡确《车盖亭》诗而起；南宋江湖诗案，因陈起所编的《江湖集》而起。这三大诗案基本上都是党争的产物，以个人恩怨为诱因，而成为政治斗争中打击异己的工具，但也只是贬谪而已，并没有杀过一个人。
文人们的聚会休闲活动
　　五、重视学习邻国文化
　　宋王朝不仅注意承传传统文化，也很重视学习邻国文化。宋代的民族矛盾一直很尖锐。为了防止泄漏国家机密，不仅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文化交流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而且对同中国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密切的邻国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即使如此，宋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仍有很大发展。
　　中日文化交流，宋代远逊于唐。在唐代，日本常派遣唐使来华，其成员有不少为世俗、僧侣学者。中国的著名文人如王维、储光义、李白、刘禹锡等，都曾与日本人唱和，留下了不少佳话。但从唐末五代起，直至整个宋代，日本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但中日民间的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太平兴国八年日僧奝然来华，献日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又携来《孝经》一卷、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孝经新义》十五卷。《王年代纪》是日本史书，有助于中国了解日本天皇的承传。太宗召见奝然，感慨本国之不足及日本的长处说：“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奝然说：“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并求印本《大藏经》，诏给之。除日僧来华外，也有中国僧人去日本传法。淳佑六年(公元995年)，宋僧道隆应日僧的邀请，率弟子数人东渡日本，创建长寺，宣扬禅风，颇受日本幕府及僧众的欢迎。
　　以佛教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超过唐代，出现了由政府资助的大型赴印取经团。由于《西游记》，特别是电视剧《西游记》的影响，唐太宗派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玄奘虽曾正式表请赴印，但未蒙许可。贞观三年因连年灾荒，朝廷允许僧俗四出就食，玄奘才利用这一机会随商人赴印。历尽千辛万苦，于贞观十九年返回，才得到唐太宗的召见，并要玄奘翻译佛教经典。在整个唐代似乎从未出现由政府派僧赴印取经。相反，宋太祖曾派继隆等三百人赴印度求佛法。后又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法，诏许之，并赐钱三万遣行。非政府派遣的宋僧个人赴印取经，较之唐代也要多得多。天圣中僧人怀问曾三往天竺，这也是唐代所没有的。淳化四年诏西边诸郡，梵僧来，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所持梵经并先具奏，封题进上。这既表明宋王朝十分注意搜罗梵经，又表明梵僧来中国及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数量一定十分可观，因为政府不可能为个别僧人下此诏令。印度僧人来华者也很多，有的还在中国担任僧职。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吴越王钱俶曾遣使向高丽求取佛典。次年高丽即遣僧谛观送诸教典籍来吴越。宋代还从高丽回流一些儒家典籍，如《京氏易传》。高丽的文化用品也广泛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士人所喜爱，常常作为礼品赠人，如高丽纸、高丽墨、高丽猩猩毛笔、高丽松扇、高丽饮器、高丽磨衲(袈裟)之类。苏轼曾被命出使高丽，后因大臣“惜其去”，未能成行，秦观《客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可证。高丽常派留学生来中国求学，金行成在中国进及士第后，留在中国做官，累官至殿中丞，通判安州。元丰末和元佑初，高丽文宗第四子、僧统义天来华问法学道，中国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完全是破格接待。义天带来中国当时已失传的《贤首章疏》，还以金书三译《华严经》一百八十卷赠杭州慧因寺，慧因寺特为建阁藏此经，故俗称慧因寺为高丽寺。
　　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汉籍的大量外传。宋以前，中国典籍基本上靠手抄流传，连中国人自己要得到一部书都很困难，对外传播更微乎其微。宋代刻书业很发达，大量图书通过公私渠道流传到国外和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辖的区域。宋王朝对此虽有一些限制，但限制未必生效，主要是限制涉及国家机密的诏令、奏议、策论等的外传，对各国索取其他图书，宋王朝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流传到高丽的宋代典籍，包括了宋以前的主要典籍及宋代编印的重要图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蜀版《大藏经》等。没有印刷术的发展，这样大部头的图书很难外传。
苏东坡题扇图
　　六、儒释道三教并重
　　宋代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还表现在儒释道三教并重上，五代战乱频仍，儒学衰落，太祖建国，即命增葺学宇，塑先圣先师像，优待孔子后裔，以孔子四十四代孙为曲阜主簿。以后宋代诸帝都以优待孔子后裔来表明他们的崇儒。太宗以孔宜袭封文宣公，免其家赋税。真宗幸曲阜，谒文宣王庙，赐钱三十万。仁宗改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以后代代沿袭。各类学校都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要肉容，普及教育是重视儒教的集中表现。
　　宋代诸帝从尚文抑武出发，对儒释道三教都扶持，大大推动了融儒释道为一体的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周世宗鉴于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人口，曾下令废除寺院三万余所，仅保留二千七百余所。太祖建国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修废寺，禁毁佛像，派人往成都监雕《大藏经》，这就是著名的《开宝藏》，亦称《蜀藏》。河南府进士李蔼作《灭邪集》反对佛教，太祖以非毁佛教，诳惑百姓的罪名把他流放沙门岛。太宗特设译经院，分为译经、校经、印经三部，由印度僧人天息斋、法天主持，大量释译佛教经典，并亲自为所译佛经作序，还撰写了《莲华回文偈》，称“朕机务之暇，留心释典，乃构回文之偈，精求玄妙之源”。他大建佛寺，广席僧尼。真宗撰《崇释论》，称“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异迹而道同，大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认为“释道二门，有补世教”。宋代以后诸帝，除徽宗崇道抑佛外，其他都是扶持的佛教的。
　　宋代诸帝也崇奉道教。太祖征北汉途中，特地召见真定府龙兴观道士苏澄隐，赐以茶绢银器。太宗厚待陈抟，认为他“独善其身，不干势利”，令居阙下，增葺其所居云台观，与之赋诗唱和。真宗为伪造天书符瑞，对道教更加尊崇。他令天下普建道观，在京城大修玉清昭应宫。他亲率文武大臣到亳州进谒太清宫，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他把秘阁道书和太清宫道书悉数送往杭州，以苏、越、台州的旧有《道藏》加以校定，编成《新校道藏经》。徽宗崇奉道教更到了疯狂的程度，下诏访求道教遗书，刻成《万寿道藏》，这是我国第一部镂版的《道藏》。他设道阶，置道官，给俸禄，宫观皆赐田。他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企图以道代释，改佛寺为宫观。又诏道士与郡县官以客礼相见。徽宗把道教的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也加剧了释道矛盾。因此，钦宗一继位就下令一依祖宗旧制，道士官阶并与追毁，特权也渐被取消。南宋诸帝仍保护道教，但再未出现真、徽二帝时期那种畸形兴盛。
　　就主流说，宋代儒释道并崇是有利于宋代文化的繁荣的，是宋代理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背景之一。宋代士子好自称居士，僧、道文人化，文人僧、道化，都是宋代诸帝儒释道并崇的产物。真宗谓“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实际得到了三教多数人的拥护。僧人契嵩既通佛典，又悉儒经，其《镡津文集》多论佛道与王道合。天圣中东京上清宫道士说：“非道教无以升君子，非释教无以化下愚，非儒教无以理国家。”由此可见，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宋代是何等深入人心。
出土于河南巩义的莲蕾佛手
　　七、崇尚文化的社会风气
　　华夏文化为什么能够造极于两宋之世呢？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很多，中唐以来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庶族地主取代门阀地主而登上政治舞台，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唐代文化的繁荣，都是宋代文化繁荣的原因。而宋代社会崇尚文化的风尚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开国之君赵匡胤，曾经历了一个从轻视儒生到重视儒生的过程。他扩展汴京外城，亲自规划，到朱雀门察看，指着“朱雀之门”的匾额问宰相赵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着‘之’字安用?”赵普回答道：“语助。”太祖笑道：“之乎者也，助得什么!”后来南唐词臣徐铉因修职贡入朝，需差伴臣，赵匡胤却差一个文盲去作伴臣。徐铉词锋如云，伴臣唯唯诺不能答。徐铉高谈数日，如对牛弹琴，后来也只好默默无语。这既是太祖的机智，也是他对文士的轻蔑。
　　但有一件事刺激他重视文士。干德改元，他曾告喻宰臣，年号需择前代所未有的。后平蜀，蜀宫人入宫，其镜竟有“干德四年铸”字样。太祖出示宰臣，皆不能对，而学士窦仪说：“蜀主曾有此号，鉴必蜀中所得。”太祖感慨道：“作宰相须是读书人。”从此大重儒臣，并劝臣子读书。
　　在宋代，汇聚图书也成为上层社会的喜好。宋太祖虽在军中，也会不惜千金购买版本少见的图书。他随周世宗平淮南，有人谗毁他，说他攻下寿州，所载数车皆贵重之物。世宗遣使检验，只有书数千卷。宋太宗也致力于聚书，他在位期间曾多次下诏求书，大建藏书之馆，栋宇之制，亲作规划，轮奂壮丽，甲于内庭，赐名崇文院，藏书八万卷。
　　购买收集图书，自然也使读书的风气盛行。宋太宗曾多次说：“朕万机之暇，不废观书”、“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因为读书多，宋太宗很有一些读书的经验。比如人们见到大部头的书常常畏惧，认为无法读完。《太平御览》一千卷，宋太宗日读三卷，“因事有阙，则暇日追补”，并由此得出读万卷书也不难的结论。这对我们很有启发。
　　收书、读书的风气还促进了还促进了图书的整理和出版。宋代士人喜著述，喜收藏整理古籍。时至今日，在学术研究上，宋版书的地位和价值是无法替代的。景德二年五月，宋真宗到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昺有多少书板。昺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从宋初建国到景德二年仅四十余年，书板增加了二十几倍，从“具经疏者百无一二”，变成“士庶家皆有之”，发展之速实在惊人。以后宋神宗继续访求遗书，得书近万卷。徽宗也多次下求书之诏。靖康之变，藏书散失。宋高宗南渡后，诏定献书赏格。自绍兴至嘉定，散佚之书搜得十之八九，加之著书立言之士更多，藏书反多于北宋。淳熙中编《中兴馆阁书目》，比北宋编的《崇文总目》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
　　现在人们常常将唐诗和宋词并称，可见宋词水平之高。在宋代，写诗填词也是士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依然能见到王安石、陆游、朱熹等人的书迹，发现他们是在多么愉悦地书写自己的诗词作品。在宋代，就国家文化建设成就而言，以太宗为最；就个人文学艺术成就而言，则当以徽宗为最。宋人传说徽宗是南唐后主李煜后身，这自然是迷信，但他们确有很多共同之处：文学艺术上都是天才，政治上却是庸主，是亡国之君，都从君主变成了阶下囚，最后都身死异乡。宋徽宗在被金人俘掳后，有《眼儿媚》词，上阕忆玉京繁，下阕叹胡沙萧索，很有李后主风味：“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
　　此外，在宋代，诗词唱和也成了主流社会的一种风尚。苏轼的许多重要作品，如《赤壁赋》，都曾在他的书信中抄写示人。中宋太宗时，每进士及第，赐闻喜宴，必制诗赐之，其后累朝遵为故事。而宋真宗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
　　由于宋代社会风气崇尚文化，即使是皇帝也愿意亲自写一些文学作品，以表示自己的文化素养。宋代诸帝都编有所谓《御制集》，动辄数十卷，甚至数百卷。据记载，宋高宗曾作过一篇《春赋》，命徐本中校订。有人想谗害徐本中，就对高宗说，《春赋》是您作的，可是徐本中却对别人说是经过他修改润色的。高宗听了颇不高兴。堂堂君主与臣下相争，未免有些心胸狭隘，但也说明宋代皇帝不愿假手于人，并十分看重自己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