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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古文《尚书》案
张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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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7-101-05386-6/K?2413
出版日期：2007年1月
定价：28.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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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尚书》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第一经典，同时也是记录中国古代历史最为重要的史料性文献。清初著名学者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将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占今本《尚书》总篇数五十八篇的将近一半)“定案”为“伪书”。上个世纪前期的“疑古之风”更强化了人们这种认识。本书是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举证和论证的一次全面甄别，涉及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旨在为学术界“走出疑古”后的重建中国古代史提供更加科学的史料基础。本书结论： 阎氏关于“伪书”的指控不成立（经查证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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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张岩 , 祖籍江苏阜宁，1954年出生于北京。现就职于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从事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先后在《文艺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刊物发表《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误解》（1991)、《外婚制与人类社会起源》（2006)等论文 十余 篇。主要著作：《图腾制与原始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从部落文明到礼乐制度》（上海三联书店，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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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录 |
序言
第一章 引论
一、为什么选择阎若璩
二、阎毛之争
三、《疏证》支蔓考
四、锻炼成狱和多闻阙疑
第二章 文献流传篇（上)
一、晁错传本与承诏作传
二、孔安国蚤卒、家献
三、东汉杜林本古文《尚书》
四、谁是作伪者
五、唐人义疏文献条件和学术能力
第三章 文献流传篇（中)
一、十六篇与二十四、五篇
二、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三、阎氏《疏证》根柢所在
四、虞夏书之分
五、《尚书》载岁祀年
六、《尧典》帝曰、佥曰
七、二典分合
八、古帝名号
第四章 文献流传篇（下)
一、《史记》多古文说
二、《说文》引《尚书》异字
三、《说文》引《尚书》此有彼无者
四、《书序》益稷、弃稷
五、孔注《论语》《尚书》比较
六、《孔传》舍《鲁》用《毛》
第五章 史地篇
一、金城问题
二、瀍水、孟津、驹骊问题
三、济渎改道
四、《孔传》注《禹贡》三江
第六章 史实篇
一、《大禹谟》不让稷、契
二、太康失国其母存否
三、《太甲》三年、六年
四、《泰誓》声纣之罪
五、血流漂杵与孟子不信《书》
六、《孔疏》注《武成》式商容闾
七、六师、太保是否追书
八、《书序》西旅献獒
第七章 历法篇
一、《武成》篇日月书法
二、《胤征》日食、历法（上)
三、《胤征》日食、历法（下)
第八章 制度篇
一、太甲稽首，伊尹称字
二、古未有夷族之刑
三、诰誓不及五帝
四、《武成》商郊牧野
五、《孔传》解官制大驭、太仆
第九章 引文篇
一、九夷八蛮与引文问题
二、虞廷十六字
三、《左传》德乃降
四、《史记·河渠书》引《夏书》
五、《尚书》为山九仞四语
六、《泰誓》于汤有光语出何人
七、《孟子》引《书》天降下民二语
八、《论语》孝乎惟孝
第十章 结语
一、纪昀与古文《尚书》定案
二、钱大昕《疏证》最精者
三、《疏证》方法辨析（上)
四、《疏证》方法辨析（下)
五、学问贵诚，真在诚中
六、辨伪学的合法性
七、无罪推定与大胆假设
八、辨伪学证据审查
九、我的自向证明
十、评张荫麟再鞠古文《尚书》案
十一、胡适：用证据法审核考据学
附录一：《大禹谟》引文、用文示例
附录二：《尚书》字频特征分析
附录三：评戴震考据“光被四表”
附录四：本书主要征引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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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自序 |
自 序 （一) 《尚书》在中国文化史和学术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我从事先秦历史文化研究多年，随着对三代史认识的深入，逐渐认定所谓“伪古文《尚书》”的“定案”无法成立。本书是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次全面甄别，涉及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本书结论：阎若璩 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不仅如此，阎氏书中还包含许多刻意捏造的伪证。如果中国学术史中这一绝大问题的“定案”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结论，能否以及何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对当代中国历史学界学术水平的一次检验。
阎若璩是清代学术主要奠基者。梁启超说：“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孔传古文《尚书》是历来“证伪”对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经阎氏《尚书古文疏证》“定案”为“伪书”。所谓“伪古文《尚书》”。时至今日，如果有谁在文章中引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内容，在大部分专家看来，这样的引证已经违背最起码的“学术常识”。所谓“铁案如山”。
汪中将阎氏列为“国朝六儒”（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之一，认为阎氏《疏证》是“千余年不传之绝学”。梁启超一方面赞同汪中见解：“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另一方面将其约减为四：“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胡”。清代和民初重要学者对阎若璩及其《疏证》多给予非常高的评价。详见本书开篇“为什么选择阎若璩”。
阎氏《疏证》对清代学术走向具有极大影响。
第一，直接推动清代“汉学”的形成。下面是 梁启超对这一过程的描述：“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由于这个原因，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将阎氏列为清代汉学家第一人。《大禹谟》“十六字心传”是宋明理学的核心命题，阎若璩对“伪古文《尚书》”的“定案” 使之失去依据。这也是清儒背离宋学的重要契机之一。
第二，开“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禹贡锥指》等著述树立了考据学旨趣和方法的范例，背离清初诸老通经致用的为学宗旨，形成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此风大盛于乾嘉汉学。
第三，开三百年来疑古之风，由疑诸子传注进而疑经。梁启超指出：“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按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刘歆伪造古文经传之说实为谬说，参阅钱穆先生《刘向歆父子年谱》。
（二) 梁启超概括中国学术（秦以后)时代思潮“四者而已”：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或谓汉学、朴学、实学)。宋明理学援佛入儒，非甲非乙，注释经典常“恃胸臆为断”；其学属哲学范畴，处理形而上问题，“游谈无根”，“虚”多“实”少。由于理学旨趣不在史实，故对当代史学研究影响甚微。
清代学术“由虚转实”，“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研究具体问题，“实”多“虚”少。再向后，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理国故” 。这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形成过程。其主流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运动”。 清代学术是民初学人的知识基础。只要身处这个时代，谁也无法摆脱其影响。
由于梁启超、胡适等重要学者对清代学术“科学方法”的充分肯定（包括他们对阎若璩的倍加推崇)，导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和一些重要学术结论直接进入现代史学。比如，从阎若璩、崔述到康有为的“辨伪学”，为“古史辨运动”兴起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疑古成果”基础；又比如，“古史辨派”学者的治学方法大多直接来自清代学术。
清代 考据学主治经学，旁及史、子，其主要内容包括：训诂（诠释字、词音义)、考据（探究经典中的疑难内容，如史事、名物、山川、地理、天文、历算、术数、典章制度等 )、校勘（比对不同版本，推断经典中的正确字词)、辨伪（研究文献真伪)、版本（鉴定古籍年代)、辑佚（从文献引文中辑录佚书内容)、目录（文献分类) 等等。
中国现代史学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清代传统学术和 西学东渐成分。考据学解决形而下问题，研究方向是查明事实真相，研究结果是确定古史和古文献的有无和真伪，故其方法和结论仍在直接影响当代史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宋明理学属于“古代学术”，则清代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当代学术”。
（三) 清代考据学（汉学)形成的外在原因，是满清征服者的文化 高压政策，及其对文人士子的利诱笼络；其结果是“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再有，就是康雍乾对经学的提倡，及其组织对经典的注疏和大规模编书。弘历编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其禁毁典籍的数量相当于《四库全书》收书总量。康雍乾三世大兴文字狱，大规模禁毁“违碍”书籍，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中国历史上这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相 同步。
后人或谓清代学术始 于“宁人（顾炎武)百诗（阎若璩)之风”，实则二人学问人品已大不相同。钱穆先生说：“此种变迁，洵可叹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明末遗老多为 刚正不阿之士，阎若璩、胡渭则是 柔媚名利之徒（二人都曾主动向玄烨献颂诗以邀宠 )。 近读钱大昕《皇太后七十万寿颂》，颇有感触；一篇序文加十四首颂诗，约一千字，二百三十八句，每句都有出处，且全都出自神圣经典《十三经》。虽是残言断语杂凑而成，妙在文意贯通，诗有韵脚。如此才华文章，阿谀重礼，百世罕有。
诚如梁启超所说，清代学术走向是“节节复古”，由宋明复于六朝、唐，再复于东汉（古文经学)，又复于西汉（今文经学)。至于是否如梁氏所说“节节复古”可以实现 “以复古为（思想)解放”，则须另当别论。在满清征服者文化高压政策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避祸于故纸堆中。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粮谋”。残暴严密的思想言论钳制，导致乾嘉时代考据学独盛，其学风就事论事，支离破碎 ，门户壁垒，思想贫乏；这是病态扭曲的“学术状态”，是刚正人格和创造能力被“剃发”的结果；这个过程十分郁闷可悲，与“思想解放” 背道而驰。
在清代学术演化脉络中，黄宗羲、顾炎武开其先河，阎若璩和胡渭是汉学（古文经学)的“直接奠基者”。乾嘉时期的汉学主要有：以惠士奇、惠栋父子为首的“吴派” （其代表人物如：惠氏弟子王鸣盛、钱大昕、江藩等)和以戴震为中心的“皖派”（其代表人物如：戴氏后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二者都属于梁启超所谓清学“全盛”期的“正统派”。此外，尚有以 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等等。
乾嘉汉学乃至整个清代学术的主要工作，是对古代典籍的注释、整理，以及史实考核、史料补订。这是清代学术的“朴学”部分，其建树多系于此。名家辈出，著述宏富，成就斐然。有必要指出，朴学成就中较少创造性成分，烦琐细碎有余，缺乏宏观视野中的分析综合。故今人于清学须作两面观。
（四) 考察清代学术得失的角度，在门户，在方法。乾嘉汉学（古文经学)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搜罗东汉经说几无遗漏，此其得；由于偏重东汉，两晋六朝唐宋以来千余年经学成就多被忽略，此其失。晚清今文经学舍弃贾马许郑而复古于西汉，且专主《公羊》学，以微言大义援经议政，其旨趣不在史而在用；其失在附会经说。门户局限，各有所失。
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以较大篇幅分析戴震关于《尧典》“光被四表”当作“横被四表”的考据，将其作为清代学者以“科学精神”进行“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的重要范例。此一字训诂虽无关要旨，由于有钱大昕、姚鼐和戴氏弟子洪榜、段玉裁等著名学者参与寻找证据，因此成为清代文字考据中的经典例证。我对此专门下过一番功夫。（参阅本书附录三：《评戴震考据“光被四表”》)结果发现戴震的结论不能成立，他的“大胆假设”已经超越文字训注方法合理使用限度。实为清代考据学不够严谨的“经典例证”。
考据学方法有其合理使用限度，过犹不及。当认识对象比较复杂，认识素材极不充分，此时提出“大胆假设”难免主观武断；如果在“小心求证”时只收集有利证据，见到相反证据却只字不提，这样的考据已经背离“科学精神”。严格说，“通假”等因声求义（包括引用字书音义标注)的训诂学方法是或然性的解释依据，只提供可能，不提供确证。戴震“光”字考据就是对此类方法的过度使用。清代考据学中这种现象比较多见。这是朴学之内华而不实的成分。最终成为六经注我的重要工具。民初学人大多使用过这种方法，且十有八九是过度使用。相关例证见本书附录三《评戴震考据“光被四表”》第十部分：“考据学方法的使用限度”。
清代学术的朴学部分，薪火相传，不分今古，始于顾炎武，终于孙诒让。朴学大部分基础性工作比较严谨求实，但由于其中存在方法缺陷，故有必要作一番得失考察。在问题比较复杂的场合，对“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尤须细加核实。朴学中问题最复杂，采用“大胆假设”方法最集中的场合是“辨伪学”。这项研究的结果，直接决定古史和古文献的有无和真伪。
史料是史学认知的素材。史料之于史学，如同走路要有路径。如果发生将重要且珍贵的 真文献“误判”为“伪书”，是对史学研究条件的恶性破坏。换言之，“辨伪学”一旦出错，其后果十分严重，是历史学家作茧自缚，是“没过河，先拆桥”。比酷吏枉罚无辜更加愚蠢荒唐。因此，有必要将其从朴学之中区分出来，对其理论、方法、证据、证明步骤和主要结论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严格甄别。
（五) 当代学人的古文献研究条件已经发生质的改变，这里主要指借助计算机软件的文献检索条件。在古史和古文献研究中，任何一个具体研究结论是否成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据（书证)的质量。古代文献学大家无不记忆超群，即使如此，由于典籍浩如烟海，其全部工作量一半以上要用于翻阅文献、查寻书证。
毫不夸张地说，仅本书所举书证，若以传统方法翻检文献，且以一人之力专行此事，至少要用数十年查找功夫。借助计算机软件的文献检索条件，可以迅速准确处理海量信息，可以在数年内完成传统方法数十年才能完成的检索。极大工作量的文献查寻困难由此迎刃而解。
对于古代文献学家来说，这种效率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如果郑康成再世，这样的技术手段会令其欣喜若狂；如果顾炎武 复 生，他一定会对《日知录》做出许多修订（顾氏所谓：“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从“大海捞针”到“一网打尽”，古史和古文献研究领域这场“操作技术”的革命悄然发生于最近十余年间。
我国的古籍数字化建设速度很快，目前已经有了几个大型古籍全文数据库（比如《国学宝典》、《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等)。这是当代学人一大幸事，也是“国故学”基础研究发展健全的重要转机。当代学人拥有检索效率的巨大优势，同时拥有相对成熟的证据学作为参照，还有严格的逻辑学甄别标准。“汽车”已经取代“牛车”。我们驾驶“汽车”超越“牛车”上的清代学术以及近代疑古学派，实乃以逸待劳，以强凌弱，多少有些胜之不武；但是，如果我们驾驶“汽车”尾随于“牛车”之后，惟其牛首是瞻，则是十分的不可取。
（六) 在清代考据学中，“辨伪学”对中国现代史学知识结构的影响最大。三百年来疑古之风一脉相承，阎若璩是其第一人。在 孔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被“证伪”之后，更多的古文献（包括 《尧典》、《禹贡》等今古文《尚书》共有篇章)被判定为“伪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被“缩短”。
所有这些“疑古”研究及其结论，均以阎氏《疏证》为其釜底之薪。因此，本书对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甄别，不在学术史范畴，而是当代史学批评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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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论 |
当代学者对古文《尚书》疑案的审核 刘瑞 《尚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第一经典，也是记录中国古史最为重要的史料性文献。秦汉以来的《尚书》流传过程十分复杂，古文《尚书》的真伪逐渐成为中国学术史中最重要和艰深的课题。
秦火之后，《诗》、《书》等典籍丧失几尽。汉初广开献书之路，一些先秦典籍得以再现，其中《尚书》主要有两个传本：秦博士伏生保存到汉代的二十八篇（后分为三十三篇)今文（秦汉文字)《尚书》，出自孔子旧宅并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整理和注释的五十八篇（比伏生本多出二十五篇)古文（先秦文字)《尚书》。
今文《尚书》于汉文帝时立为博士学官。此后今文博士一直排斥古文《尚书》等文献立为学官。这是历史上著名的汉代经学“今古文之争”，其实质是利禄之争（西汉太常博士学官一直是“读书做官”之阶梯，是谋取利禄的重要资源)。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很快立为学官，并逐渐盛行于世，成为历代王朝科举取士乃至国家意识形态中最为重要的“官定本”经典文献。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唯一《尚书》文本。
宋代吴棫、朱熹开始怀疑古文《尚书》的文献真实性，清初学者阎若璩在吴澄、梅鷟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撰《尚书古文疏证》（下文简称《疏证》)，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定案”为“伪书”。黄宗羲、纪昀、钱大昕、戴震、梁启超、胡适等清代和民初重要学者对阎若璩及其《疏证》多给予非常高的评价，阎氏因此被公认为清代学术主要奠基人之一。上个世纪前期的“古史辨运动”进而将《尧典》、《禹贡》等今古文《尚书》共有篇章也判定为“伪书”。所谓“铁案如山”。
近年开始有学者对古文《尚书》“定案”提出质疑。李学勤在陈梦家《尚书通论》基础上论证了古文《尚书》和《孔传》在魏晋间的传授和流传情况（参阅李学勤：《论魏晋时期古文〈尚书〉的传流》，《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尚书孔传〉的出现时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杨善群以一组文章从多个角度论证古文《尚书》是西汉以来长期流传的真古文献（参阅杨善群：《古文〈尚书〉流传过程探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齐鲁学刊》2003年第5期；《论古文〈尚书〉的学术价值》，《孔子研究》2004年第5期)。
2005年初，张岩在国学网首页发布6万余字长篇论文《阎若璩〈疏证〉伪证考——清代考据学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下文简称《伪证考》)。该文是迄今为止这个方面最有分量的专题研究。其结论是阎氏关于“伪书”的“指控”不成立。张岩又于同年3月15日在《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发表《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国学研究——以检验阎若璩古文〈尚书〉证伪为例》，对其研究成果和方法作出具体说明。
《伪证考》一文已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孔子文化学院（属曲阜师范大学)刊物《孔子文化》发文评介：“张岩……文章引论部分揭示了阎若璩论证上的致命缺陷，一是以‘有罪推定"的态度进入研究，二是加入大量的‘枝蔓"。可谓切中要害……伪证考略上中下三篇针对《疏证》中的谬误各个击破，非常精彩。特别是作者对于古文《尚书》进行的计量统计，更是令人折服。正如张岩在结语中所说：阎氏《疏证》的‘科学方法"决不科学。”（刘义峰：《走出疑古后的古文〈尚书〉研究》)
国内著名《尚书》专家钱宗武撰文《〈梅氏书平〉与丁若镛〈尚书〉学》（清华大学主办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对《伪证考》的论证提出批评。张岩于2005年底在国学网首页发文《回应〈尚书〉专家钱宗武》（3万余字)，对其考据漏洞较多的文章逐条分析。时过一年，尚无应对。
《伪证考》的成文是一个过渡，张岩这项研究的专著《审核古文〈尚书〉案》（30万字)已于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对阎若璩《疏证》举证和论证的一次全面甄别，涉及历代古文《尚书》研究中全部主要问题。张岩充分借鉴现代法学中的证据学（证据审查)方法，采用比以往更加严密的逻辑学审核标准，通过深入细微的分析和大量相反证据的提出，其研究结果表明：《疏证》中没有一条确凿有效的“作伪”证据（经查证不属实)。张岩还在该书中具体剖析了阎氏《疏证》的各种偏颇和谬误，包括有罪推定的论证前提，捕风捉影的强行立论，对相反证据的隐匿或悍然否定，无法自圆其说时的闪烁其词，深文周纳、牵强附会的“主观糅合史事”等等。
一些学者认为，张荫麟的著名论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燕京学报》1929年第五期)是上个世纪中国学术界对“伪古文《尚书》案”的又一次“定案”。张岩因此在该书中还对张荫麟的举证进行了甄别。结论是：经查证不属实，指控不能成立。除史料考据外，张岩利用计算机对今古文《尚书》和先秦两汉数十种参照文献作字频检索、统计（万字含量)，并对１万多个字频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由此获得坚实可靠的科学依据，证明古文《尚书》是真实可信的古代文献。
张岩的《尚书》研究成果，既是对三百年来“疑古之风”方法和结论的纠谬，也可以为我国学术界在“走出疑古”后的重建中国古代史提供更加科学的史料基础。张岩在该书中指出：三百年来疑古之风一脉相承。从阎若璩对古文《尚书》的“定案”，到“古史辨运动”对中国古史系统的全面否定，更多古文献被判为“伪书”，乃至整个中国历史被“缩短”。所有这些“疑古”研究及其结论，均以阎氏《疏证》为其釜底之薪。因此，该书对阎若璩《疏证》的甄别，不在学术史范畴，而是当代史学批评的起点。
来源：载《中国文化报》（理论版) 2007年2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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